华人在南洋

 冷月孤星剑
 2007.4 于[世界军事论坛]
　　
　　　　最近军坛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话题好像很热。但似乎这里没有多少人对东南亚的华人情况有多 少了解，所以趁这几天难得的空闲，简单写点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然很多人和大马赵总是鸡同鸭讲，不会有交集。如果本文能让各位对东南亚的 华人的现状和心理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对这里发生的事就不会很奇怪，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行为也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期望了。我想老毛比他同时代的人 都伟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了解中国农民的心理，也能了解他的对手的心理。同样如果大家不能了解东南亚华人的心理，就会连大马赵这样还算爱中国的人都无法 交流。
　　
　　　　由于时间有限，很多资料仅凭记忆，难免错误，欢迎拍砖。

华人在海外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约一千万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约六百万华人；泰国六千五百万人， 约九百万华人；新加坡三百万多人，华人占90%；菲律宾九千万人，华人大约一百万，不到 1%，但有华人血统的要占大约20%。
东南亚华人，给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被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自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取消了中国的双重国籍政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开始积极融入本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已经很 少，从姓名和语言上，中国人已经分辨不出谁是华人，不过，本地人对那个家族有华人血统，都一清二楚。人们都知道菲律宾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的他信是华 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但这些华人，已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仅仅只是血统上是华人而已了。在东南亚，真正能以 一个大族群的规模保持华人传统的，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这三地的华人分为两种：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 报(英文)，亲西方，甚至以自己的华人面孔为耻，以李光耀为代表。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
说到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分别，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兴衰史，也就是南洋传统华人的兴衰史。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有这所大学的精神肃然起敬。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叫陈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他是陈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到新加坡。 1953年，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倡办南洋大学。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新加坡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此后，连瀛洲宣布献捐廿 五万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义捐建双连学生宿舍一座。马来西亚的李光前赞助1953-1957五年总捐助十份之一(此数超 过一千万元)，鼓励社会人士参加献捐运动。槟城林连登捐出五十万元，建筑南洋大学图书馆(行政楼)。陆运涛献捐南大理学院全部建筑费(约卅万元) 。
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商界，学界，出租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吧女和理发师，都先后参加乐捐，义驶，义踏，义卖，义演等活动，响应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的呼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机会读书，但都希望能进点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后代有机会进一所华人自己的大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育。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
很显然，这种想法和海峡华人以及殖民当局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海峡华人，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在当时是英国。这种区 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是靠给西方人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 文比中文说的好，甚至不会说中文，比如李光耀。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 的最英国的人。而李光耀本人，几年前被英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虽然 到他儿子的年代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以美国为荣。
所以，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后，新加坡当局一直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也不承认南洋大学，认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学环境不能 被认可。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一直到1968年，新加坡政府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一直对南洋大学的中国化教育如鲠在喉，到 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从此，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南洋大学建校25年，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这些人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 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人能看出差别。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 校，叫南阳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几年前，该校的新校长想借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已经身居高位的南洋校友的资源，提 出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南洋校友的反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南洋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和南洋理工大学现在的英文环境风马流不 相及。的确，现在的所谓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从亿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们齐心合办的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 南洋大学是根本不能比的。
南洋大学的停办，也意味着在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失败。李光耀上台后，很多有影响力的传统华人被赶出了新加坡，他们大多到了马来西亚，有的回到了中国， 有的到了美国。从1980年开始，海峡华人的思想开始在新加坡占了上风，到了今天，传统华人的思想在新加坡基本灭绝了。1980年前，新加坡80%以上的 家庭平时的家庭语言是中文，而现在，70%以上的家庭使用英文。80年以后，新加坡的学校就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来学。 很显然，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加坡人，很多国人试图想和他们找到中华文化的相通之处的话，结果显然就是自讨没趣。在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心目 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迁，这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有直接关系。80年以后，新加坡就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这样过了一代人，李光耀终于成功了。如 今在新加坡，能流利说中文，喜欢中国的，大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这些人，大都因为英文不好，无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只有开出租或自己做小生意，现在 已经是快被遗忘的角色了。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去中国化，二是推行英文环境，吸引西方投资。这两点他做的非常成功。在南洋大学的年代，南洋的学生给了李光耀 很大的麻烦，他们基本上以北京为自己的方向，对政府跟着西方走的行为很不耻，并且南洋大学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当然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出发点)，加上他 们在新马华人中的号召力，所以，被以铁腕著称的李光耀关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李光耀成功吸引到的西方投资，也客观上形成了英文的强势环境，那些华校生 由于中文没有英校生好，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也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势衰。
但是，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 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 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 统华人的自信根源。虽然英文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缺乏李光耀希望的那种自信和团结精神，但目前这似乎还没有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毕业后工作的环境，不是 西方公司，就是新加坡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有多少创造力，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要李光耀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 人要走的路，他都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客观的说，李光耀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尼克松曾说李光耀是他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这句话绝非虚言。他不单一手创立了新加坡，还创立了东南亚华人，也许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也许国人没有几个能了解。
1974年，李光耀创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 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 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但事实远不止此。
1， 新加坡电信是马来西亚电信的大股东，也控股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三年前和李嘉诚的老二李泽楷竞争香港电信，在中国政府干预下失败。
2， 新加坡航空的服务世界排名第一，同时控股新西兰航空公司。
3， 新加坡港务局集装箱年吞吐量2006年达到22百万，连续十年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可以对比的是八年前它的吞吐量是一千五百万，而当时排名第三的高雄，只有六百万。
4，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之一，控股印度的ICICI银行。可以对比的是，外界认为的新加坡首富黄庆昌的大华银行，两年前也差点被星展银行收购。
5， 吉宝集团，其旗下吉宝船厂，占有有世界近海船台市场的80%。而旗下的吉宝置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6， 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晶元制造厂商，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赔钱，只有2006年才微有盈利，2007年可能还要赔钱，但该厂从不裁人，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投 钱。李光耀坚持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它能跟踪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工艺就行。目前，它的半导体加工工艺号称只落后英特尔半年。李光耀的这一思想和眼光，比 从刘少奇到赵紫阳等人要高明地多。
这些公司，都是李光耀一手创立的。
2003年，淡马锡控股回报率达46%。2004年，其总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和GE相当。可以对比的是，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五国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 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 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 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 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 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
2002年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公司CEO，李光耀则专任自己1981年建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的董事长。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约1730亿新元)，它的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2000多间上市及未上市 公司。其中北美占50%、欧洲占25%，东亚及东南亚占25%。GIC于1995年即进入中国大陆，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在台湾，GIC 也是其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史上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月，GIC购得台湾《蘋果日報》主要股份。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新加坡建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初加工中心，运往远东的石油，都要在这里初加工后再运往目的地。
所以，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在李光耀的安排下，还是很优越的，至少工作机会非常充足：新加坡现有公民和绿卡约330万人，另外还有约120万外来打工者。 而在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一样，只要有点学历有份工作，买房养车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前两个消费上，政府都会刮走一大笔油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出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富裕，大半是靠当中国的窗口挣的代理费和贸易 费，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产发财，其结果除了造就几个富豪之外，绝大多数香港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只能蜗居在鸽笼大的 房子里当房奴。很讽刺的是，现在香港人的就业，有近一半是靠大陆来的中资公司提供。客观的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只不过大多数香港人还看不到这一 点，还在很无知的为很虚无缥缈的所谓投票权愤愤不平。本来，香港可以借港币作为人民币窗口的特殊作用向金融中心发展，但对着一半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 人，北京政府可能会很无奈地丢掉这个想法，看看李泽楷父子在香港电信的买卖上的表现就明白了。李嘉诚应该可以算传统华人，而从小在美国读书的李泽楷，已经 是海峡华人了。
但是，新加坡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李光耀。正如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国，却后继乏人一样，新加坡的危机，就在于，李光耀之后怎么办？
内的媒体常提到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退而不休”，而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只是感慨其工作的热情而已，可能很少人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
1990年，李光耀决定让出总理一职，让位给一个接班人，自己则任了个新职务叫“资政”。在国人和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和台北的 “总统府国策顾问”差不多。当时他挑选的接班人叫陈庆炎，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此人的性格很像李光耀，性格很强悍，当时李光耀的大多数手下：国会议员和部长 们，都不喜欢此人。在投票时，大多数人都投给了性格随和，人缘很好的吴作栋。李光耀对投票结果很不满意，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李只好让 吴作栋来做总理。而吴作栋刚上任时，很不能上台面，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也不会讲话。于是李找人专门对他做了三个月的礼仪培训，然后吴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 到的样子，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对此，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新加坡老人评论说：世界上什么行业都难做，只有新加坡的总理最好当。
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2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吴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因为要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有一个人帮他决定了，他只需要在台上表演 一下而已。另一个意思是，吴只是新加坡版的严家淦，蒋经国翅膀硬了，他就该下来了。2004年八月，在所有人的意料中，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
2005年7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新加坡航空的飞行员协会因为不满管理层对其工资的削减，决定罢工。其时，李光耀已经专任 GIC的董事长，专门负责海外的资产。儿媳何晶是淡马锡的CEO，李显龙任总理已有一年，而其之前长期担任部长的财政部，是淡马锡控股100%的控股股 东。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关系，是因为在飞行员协会威胁罢工之时，发生了外界很疑惑但对新加坡人很正常的事：李光耀跳出来发表强硬讲话。他很简单的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一点，非典期间吴的言论，李显龙就职前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奉命行事。
对比一下小说教父里的表现，教父的老三麦克在接任教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手下布置任务，老教父也列席，但一言不发。会后他的两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对麦克的决定有意见。老教父的回答是：那是新教父麦克的决定，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由此看来，李光耀在接班问题上，似乎要走诸葛亮的老路。而新加坡人，这个他一手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南亚海峡华人群体，可以在他之后安全平稳地按照他的安排的方向走下去吗？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 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 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 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 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 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 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 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 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 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 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 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 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 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共产党结 盟，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 联盟分裂，人民行动党一度在议会中只比共产党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共产党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 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共产党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1965年，新加坡共产党响应中共产党的世界革命路线，放 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 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共产党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共产党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 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 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 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 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 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 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 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 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 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 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 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 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 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反共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 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 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 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 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 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 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 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 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 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 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 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 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 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 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 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 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 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 人，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 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 当国王。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共产党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 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 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 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 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 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 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 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 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 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 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 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 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 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 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 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 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 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 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 团，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 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 盟。
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 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 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 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
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 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 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
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 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 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
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 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 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 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 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 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 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
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 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 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 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 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 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 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
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6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3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 江学院)，学生1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 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 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 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 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 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 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 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 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 是马来华人。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 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 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 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 答：移民吧。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 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 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 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 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 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 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 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 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 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 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2007年4月17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 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 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 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 “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 (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

　后记：
　　
　　　　由于时间有限，本人假期也接近尾声，所以只能匆匆结束此文。很多话题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希望大家见谅。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对于南洋华人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展望，因为现在看来，很多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们，对南洋某些国家的认识是颇有偏差的，因此，对这里的某些行为，由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反应。
　　
　 　　　感谢大家对本文的如此关注，其实很久以来都想写点关于南洋华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这里的传统华人们以他们的方式为着中国复兴做着自己的贡献。 如今中国在海外的移民越来越多，如何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随着东南亚日益成为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他们也必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强调了南洋两种主要华人不同的历史变迁，很显然，他们生活的变化，一是和中国实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另一个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否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个人觉得艇长的评论最为独到，为此特别摘录如下：
　　
　 　　　“关于南洋华人的争论，让我想到明清之争。其实两场争论，都涉及一个误区，就是人的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可以分裂的。认同自己是华人/汉族 的，也可以忠于某个外国。不仅新加坡人如此，大马赵的公民忠诚应该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有些把新加坡当作华人之光所以说不得碰不得的朋友，在国家认同 上也是更倾向于新加坡。
　　
　　　　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也可以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大马赵念念不忘的大明，也是多民族共同体。太祖成祖手下连蒙古官员和军队都有。今后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大量华人以外的效忠者，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可能达到强权的目标。
　　－－－－－－－－-潜水艇那么长”

文章来源:  http://goo.gl/AZRgCQ

中国的挨打史 其实是一部讨打史

落后就要挨打忽悠人们太久了，大匣不想让这个谎言再忽悠别人了
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上历次被侵略，其根本原因都不是因为落后挨打，所以中国人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避免挨打的问题，而是要思考如何避免讨打的问题。
中国的挨打没有一次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专制、腐败和盲目自大
烽火戏诸侯告诉我们，匈奴侵中原，是因为中原政权腐败，而不是因为中原科技、生产、经济、军事、文化落后；五胡乱华是因为中原自乱，人家才有机会，而非中 原落后；唐玄宗不是挨安禄山打而是讨安禄山打，一个强大帝国的命门被野心勃勃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只能用讨打来解释；蒙古灭宋是因为宋落后吗？恰恰相反，当 时的南宋不仅经济发达、文化领先，而且科技领先，南宋国民自己掌握着火药的生产技术，却不能用来抵抗蒙古入侵。
清入关统治中原是典型的落后打先进，是典型的落后统治先进。而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京，这些都是讨打，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完全是因为中国那些当权者无视 中外教民的生命人权、无视外国使节的尊严和生命，是十足的讨打。是因为这样的讨打才使两个恶邻产生了强烈的非份之想，才有了日本占我东三省，俄国掠夺我一 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甲午战争、中俄的多次战争都不是中国落后，而是中国政治腐败，致使军队无战斗力。
当年民国与苏联签订第一份中苏友好条约都能够要回来的海参崴，共和国再订第二份中苏友好条约时却永远地弄成符拉迪沃斯托克（让它控制东方）了；六十年代印 尼屠杀华人老蒋还有营救行动，而1998年印尼屠杀华人，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于一身的江政府连强烈谴责都没有发出过，弄得华人发誓“宁做美国狗，也不 做中国人”，狗可比人落后千万年啊。最近越菲马尼在南海很拽，连文莱都敢跟你拽一把。六十大寿也过过了，难道现在更加落后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赶快跑开， 管它邪路老路跑掉再说，自己既无金刚钻就赶快放下瓷器活。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被侵略从来都不是落后挨的打，从来都是政治腐败挨的打或不守规矩而讨来的打。而且就目前来看，还在冥顽不化地叫板和对抗普世价值，这也是说，直到今天中国有些人还在继续讨打。
金钾大匣，一五一十部落

文章来源: http://goo.gl/8VxM82

南华早报 | 骆家辉在中国的28个月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骆家辉（右一）陪同陈光诚到北京朝阳医院

骆家辉到访西藏与当地僧人交谈

骆家辉回乡祭祖与乡亲握手

从炸酱面到王立军陈光诚风波，从北京到新疆西藏，本网回顾骆家辉两年多驻华时光，捡拾这位“平民大使”的点滴印象。
11月20日，骆家辉发表声明称辞去美国驻华大使职务，并于明年初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本网回顾骆家辉这两年多驻华时光，捡拾这位“平民大使”留给中国民众的点滴印象。
吃炸酱面测PM2.5 平实风格得民心
2011年7月27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名宣布仪式上说，“作为追寻美国梦的中国移民的后代，骆家辉是继续这种合作的合适人选”。 “没有人比骆家辉更有资格”。
2011年8月12日晚，骆家辉一家从西雅图抵达北京，展现低调朴素的上任“三细节”：自己拎行李、没有警卫、不坐专车，他在西雅图机场带着女儿到 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还用优惠劵。这些“平民”风范马上吸引了中国传媒大众好奇而积极肯定的目光，并将他与中国官员的架子排场相对比。
14日，骆家辉在北京的大使官邸首次举行媒体见面会，在讲话中称“能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国……感到既谦卑又荣幸”，并表示会以官方身份代表美国“自由、平等、机会之地”的价值。
骆家辉到任之后一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和成都。在北京，拜登在骆家辉的陪同下，和孙女一起吃炸酱面、包子等地道食品，一行五人早餐费共79元人民币，拜登自掏腰包结账。
对于赢得“平民大使”的称号，骆家辉表示，他成长于一个中式家庭，勤俭持家是传统，过去做州长的时候，也非常坚持节约，因为政府运转的钱是人民的钱。
2011年11月，骆家辉以新任驻华大使的身份回到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祭祖，受到乡亲夹道欢迎，骆家辉也热情地与他们握手。
11月22日，骆家辉访问重庆，会见时任市委书记的薄熙来。
骆家辉上任之初的有一大“民心举措”，就是让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始公布空气中PM2.5的自测数据。这一数据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空气质量的“可靠”指标，也让北京市和中国政府在尴尬中不得不加紧步调，开始公开PM2.5的空气数据，并调整空气质量标准。
骆家辉曾说，当初公布数据只是为在中国的美国人社区提供参考，国际学校也需要这个结果决定是否让孩子待在室内，但他很高兴看到，中国环保局已经改变了对空气质量测试的标准，中国人民更关注空气质量和对健康的影响。
王立军陈光诚 顺利调解连环风波
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私自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提出政治避难申请，被中国官方认定是“叛逃”。王立军出逃也成为薄熙来案、谷开来案的导火索。王立军在成都美领馆滞留36小时后由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带走，前往北京接受调查。
当时距离骆家辉上任才半年，他自称这是“最严峻的时刻”，“压力非常大”，“情况非常敏感”。骆家辉说，北京美国大使馆与成都的领事做过很多沟通，也要和华盛顿协调，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处理也要非常小心。
《华盛顿自由灯塔》电子杂志资深记者比尔•戈茨曾报道，美国总领事何孟德将王立军的政治庇护要求汇报给骆家辉后，骆家辉上报华盛顿，并主张给予王立军政治庇护，但华盛顿没有采纳骆家辉的意见。
戈茨后来再次报道称，决绝骆家辉建议的主力来自美国副总统拜登办公室，因为担心影响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出访美国。但白宫方面坚决否认戈茨的说法。
骆家辉表示，王立军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意愿选择，离开美领馆的。王立军事件并没有影响习近平访美。
这次风波之后，骆家辉并没有太多时间喘息。
两个半月后，陈光诚事件爆发。长期被软禁甚至暴力对待的维权盲人律师陈光诚逃出山东临沂，于4月下旬进入美国大使馆，骆家辉从印尼休假中被急召回京处理。
5月2日下午，骆家辉亲自陪同陈光诚，乘车进入北京市朝阳医院。《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证实正在保护陈光诚。
同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北京，准备开展中美高层对话。
《纽约时报》报道称，参与协商的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指出，陈光诚曾多次表达留在中国的意愿，而中国政府也对此作出了让步。陈光诚曾表示，中国官员威 胁他，除非离开，否则将打死他的妻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承认美方知道如果陈光诚继续留在大使馆，其家人就会被送回山东，但没有收到过关于人身安全的威胁。
5月3日，骆家辉否认逼迫陈光诚离开大使馆。他称，陈光诚与太太通完电话之后，决定离开，有指陈光诚说使馆人员骗他离开的说法不实。
陈光诚的去留意愿和中美双方的谈判过程扑朔迷离，但最终，陈光诚获得签证，以及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于5月19日与家人离开北京，飞往纽约。
被批作秀捣乱 中国网民维护声援
骆家辉也受到中国媒体的不少非议。《北京日报》称陈光诚是美国抹黑中国的工具，骆家辉的行为与其职责不符，“小动作不断”，让人怀疑是否处心积虑要 找茬捣乱。《北京日报》指责的范围更延展到骆家辉的“贫民生活秀”，监测大气数据等，结论说骆家辉“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 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
之后，《北京日报》官方微博又请骆家辉公布财产，三天后，美使馆认证微博连发三条信息，公示骆家辉及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少网友要求《北京日报》社长公布财产，甚至中国领导人公布财产。《北京日报》再无回应。
骆家辉曾就媒体对他的报道表示，如果他被中国媒体利用，政府应该告诉那些媒体不要再写他坐经济舱的故事。他也没有让报纸去报道那些事情，无法控制媒体的所作所为。
让“唱衰”的媒体无能为力的是，骆家辉的风范已经赢得了不少中国民众的心。当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他的微博上说骆家辉“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 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运用传媒展示自己、展示美国的时候，网友们并没有附和，著名地产商潘石屹也评论说：不夸大别人的错误，自己错误就不会被夸大。
两次风波之后的骆家辉似乎并没有变得如《北京日报》所要求的“谨言慎行”，反而在中国的民族和人权问题上表达了更多的关注。
进新疆走西藏 关注民族人权议题
2012年1月，骆家辉回美国述职，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中国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倒退，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9月，骆家辉走访中国西部，与穿僧袍的藏人合影，并对中国人权问题表示关注。
不久之后，因为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言论，中国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骆家辉的座驾也受到攻击，最终在安保人员的护卫下进入大使馆。
今年4月，骆家辉率领一组由美国28家主营能源铁路的公司对新疆进行历史性首次正式访问，并在新疆大学发表演讲。
6月，美国驻华使馆副发言人表示，骆家辉与家人访问西藏，与当地居民和官员会面，期间呼吁中国当局容许更多的外国外交官、记者和游客到访西藏，并且强调“保留西藏人民的文化遗产包括其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发言人称，这是自2010年9月以来，中国官方首次批准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到访西藏。
推赴美多年多签 事未成人先走
今年8月，骆家辉透露，下一步美国大使馆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为中国公民提供“多年多次”签证上，“现在签证是一年多次，我们希望对中国的商人、学生和游客给予5年多次往返的有效入境签证。” 还将考虑将签证直接寄送至申请人家中。
11月14日，骆家辉在北京举行的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称，中国面临严峻的知识产权挑战，削弱了中国推进创新的努力。他表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8日，在《财经》年会上，骆家辉发表演讲，称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改革和开放信号感到很受鼓舞，期待更多改革细节。他认为，中美两国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避免(进入)一个新兴强国和历史强国之间抗争的历史性陷阱”。
2天后，骆家辉宣布辞职。
骆家辉洪博培 谁更“惹事”？
与其前任洪博培相比，骆家辉虽然是华裔，但不会说普通话，2009年，洪博培是以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州长的身份就任驻华大使。洪博培夫妇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当女儿，名叫杨乐意，09年上任时带着她回到扬州“寻根”。
至于谁更“惹事”，则见仁见智。有人称洪博培对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关注，可能超过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
据报道，洪博培还曾会见数位维权律师，讨论世界人权、宗教自由等敏感问题，并在2011年探望被断电54天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
美国之音曾报导说，2010年3月中国全国30多所法学院校的学生到北京参加大学生关于人权和法治问题的辩论会，洪博培出席了辩论会并发表了演讲。10月，他在北京三味书屋参加沙龙并发表讲话，向听众介绍美国的草根民主，并鼓励两国人民更多地互相倾听交流。
今年6月，已经离开大使职位仅两年的洪博培接受《纽约时报》访问，还谈到中国互联网封锁的问题，他说，中国不能一边封锁了互联网，一边还希望从长远上把中国变成一个创新、繁荣的国家，领导人必须理清互联网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文章来源: http://goo.gl/CJEaiZ

183项目立项申请书

项目背景：

公司目前的收入已经到了一定水平，各项业务在同行中名列前茅，但效益不高。同时公司内部分配很不合理，一线员工怨声载道，管理人员在外开皮包公司，转移公司资产非常严重，骨干分子纷纷跳槽。公司有面临解体和崩溃的风险，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越来越大。

项目目标：
首要目标：避免公司解体或崩溃。
次要目标：避免发展陷阱，消除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最终目标：做大做强。

出资方：
全体股东

项目经理：半片羽
（不解释）

总架构师：文刀鹤
（此人仍半片羽的同学，背景深厚，干过工农兵，又留过洋，懂经济，又干过信息化，顶层设计一词就来源于信息化中的架构设计。此人曾准确预测北极熊公司的解体，并对公司拉美化做过大量调查。）

项目团队：
研发团队：全深组，负责详细设计、具体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保障团队：司安会，由于本项目涉及原有管理层利益较大，预计反弹力度较大，成立司安会负责铲除一切阻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技术手段：
一、改变分配机制，提高一线员工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临时工的待遇。
二、改进规章制度，广泛听取各类骨干分子的意见，改革旧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公司能够与时俱进。
三、加强意识控制，加强对反公司言论的监控和处罚。
四、促进业务开拓，提升公司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
五、加强员工招聘。
六、加强信息化，加强对管理层员工的监管。
七、.......

生命周期：
预计6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架构设计。
预计17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详细设计、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项目受益人群：
最终：全体人群。
短期：临时工为最大受益人群。（农民和农民工）

项目受益部门：
最终：所有部门。
短期：拥有非矿产自然资源的部门为最大受益部门。

项目ROI（投资回报率）：
非常非常高。

项目风险：
风险一：原有管理层利益集团抱团反扑，干扰项目执行方向，或者故意错误执行。
应对策略：稳定和团结一线员工和临时工，分化抱团，实在不行，用司安会强行开道。

风险二：别有用心员工借部分员工的不满情绪，攻击和诋毁项目组。
应对策略：加强公司言论以及意识形态监管，加强打击力度。

风险三：......

testgame 原作

文章来源:  http://goo.gl/1E7huK

习近平上台一周年 政策得失如何评说？

习近平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改革走向受到关注。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一年过去，一年来他的政策得失几何？中国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习近平和李克强成立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的过去一年来，频频出台各种政策，但外界对其政策方针、战略意图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解读。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一年来习近平已经显示了大刀阔斧、有所作为的风格。
曾长期担任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现为该报资深编辑的黄忠清表示，习近平和他的前两任江泽民、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一年比较起来，让外界感到他在作风上明显要更雷厉风行：一上台从内政到外交即有密集的政策和措施，不停在走，在做。但似乎经济和政治并不同步。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和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也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比，上台一年施政“可圈可点”。集党政军大权，在外交内政上均有建树。三中全会公报虽然在很多方面还语焉不详，但点明了今后改革发展方向：司法独立、公平竞争、市场主导、精简机构、国企税务等等。
“左灯右转”
黄忠清说，国际国内一年以来对习近平的很多动作和发出的政策讯息印象却感到矛盾和困惑。在经济改革方面，比如说包括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习近平还是进行着实际性的改革和进步。
黄忠清表示，在政治方面，却搬出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左”的做法，很多人认为他在倒退，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左，打压更厉害，更加集权。
黄靖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新法未立，旧法不除。”习近平的改革成功，必须有两个条件：现在政府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这就形成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集权。
黄靖说，看待习近平政治集权应该一分为二。举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为例，中国已经逐渐 演变成世界性大国，习近平对外需要政策协调统一；对内要解决胡温十年积压的大量社会矛盾。因此上述被外界人士批评为集权和压制的措施，还需要继续观察其效 果，但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为了加强他的权威，保证“深水区”改革触动利益集团的必要手段。
黄靖说，不能光听口号，过去邓小平也喊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更向左转，而是更开放。
“有思路”
黄忠清说，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政左经右”，这是一方面的解释。但习近平有自己的思路。
黄忠清说，习近平自己总结3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对制度、理论和道路更加自信”。他可能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所谓中国特色的政制专制、经济发展的道路。但事实上，理论上或者科学上，这是没有先例的。
他指出，如果习坚持政治专制、不尊重法治的制度，同时搞经济现代化，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
黄忠清说，李克强自从上台以来，中国政府明确一致地在进行经济改革， “政左经右”这种方式好像和李克强政府大幅经济改革有点不配调。习近平的道路是当今世界上没有的一条路。对他做出评价现在为时尚早，仍需要继续观察。但是 这种一党专政下的“政左经右”可能会导致政策矛盾，结果不佳。
黄靖赞同习近平有思路的说法。但他强调说，中国过去没有沿袭外国的变革制度，即使是中国革命走的路也和马列苏联革命理论不一样。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没有前例可循。
黄靖认为，社会多元化和民主化，首先是从执政党内部开始的，日本、韩国、台湾等等都是如此。从中国过去 30年的改革开放看，形势比人强，不论领导人可能说出什么政治言论，实际上社会更加多元，经济更加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司法独立、社会 公正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他强调认为，中国改革不是革命，不是打破一切现存制度。而中国改革开放最危险的不是慢性，而是过快失控，由此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对中国国内的，也会造成国际灾难。


文章来源: http://goo.gl/daLQLI

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关于中国经济的讲座

本文为朱云汉教授2012年9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讲座文字内容，讲座原题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观察者网全文整理首发。
朱云汉：我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报告，我希望它产生的作用是给大家进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就算我失败了。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 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那么它也扣紧了今天的主轴议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我必须说，我面对的各位都是二十岁上下，最年轻的时代。各位是生逢其 时，也生不逢其时，就看各位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人类的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即将迎来的二十一世纪，它可能是我们记忆所及一 个变动最为剧烈的世纪。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持续出现。也就是说，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个非常平稳的、安逸的大环境。这个是各位 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那么我就要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趋势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中国的兴起及其未来的角色
我先从这本书开始谈起。这是去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在美国华盛顿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库， 是非常资深的研究全球经济的学者，叫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他写的这本书叫Eclipse，《日蚀》，副标题叫做《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应用下》。这本书非常严肃地对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 做出了分析预测。他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在一开始以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假设情景作为开场白。他的开场白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美国总统从白宫 驱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它是经过白宫前面一条大道——到了另外一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位中国籍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然后取得了紧急融资3兆美元的 贷款，同时承诺美国要遵守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腊、西班牙在寻求纾困时所必须要接受的城下之盟。他对这个情景——当然 这是一个假设的——下了一个句点。他说：“此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这是这本书的开场。
这是一个虚拟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谭的场景。萨勃拉曼尼亚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构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分析。他根据从1870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 化，包括各国的GDP、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阶段。他的预测是，2030年 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宰制地位将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的美国和1870年代的英国。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 快。并且他认为作为分水岭的时间，2030年，还可能提前。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所有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学者或者专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包括《伦敦金融时报》非常有名的作者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他也特别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书评，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观点。并不是说他完全否定这本书，不过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强权还有很多内在的先 天上的限制和缺陷。美国仍旧在某些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军事、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美国的综合实力、英语的优势，还有民主制度的软实力优势。这些可能 构成中国要超越美国并且要取得全球主导权地位不那么容易克服的障碍。但是我相信这个论点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暂时也不必再做细节讨论。
但是，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带大家去看。刚才的评估都是以国家为单位。事实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经济的动能——它的主要的发动机——并不是 真正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而是在世界层次能够进行国际分工、进行非常繁复的跨国交换、合作。那样一个经济的发动平台事实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们是创建 中心、资讯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主导全球的产业链、产链、管理、设计，以及融资，等等。最重要的平台是层次。因此，从全球性层次未来可能的变化来看， 同样可以得到刚才那本书《日蚀》那本书给你刻画的情景。
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他们根据模 型，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75个most dynamic cities of 2025）。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不包括台北。根据推测，到那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 个。美国拥有次多，仅此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如果把台北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 根据这项估计，到2025台北会在第50名。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会排名第10。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 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可以发现未来的不到15年里会出现那么大的剧烈变化。
在这29个城市里，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上海、北京。有些可能是大家不会想到的，但却会变成全球名列前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比如沈阳、重庆。 在作为世界级的城市前20名里，事实上只有7个城市不在大陆，其余13个都在中国大陆，而且你会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经可以想象了，虽然它 25年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已经是一千万人的城市。武汉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里吗？广东。佛山还算有点名气，很多武打片常常会提到 佛山，是“武术之乡”。它其实是个卫星城，但现在已经是一个五六百万人的都会区，而且还在快速成长。东莞？大家很难想象东莞，一个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备 世界城市的条件。香港在这个排名里已经看不见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兴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社会精英21世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兴起的历史意涵。这个功课做不好，台湾整个社会根本不知道 怎么面对未来。我从一个最宏观的历史角度讲，就是中国大陆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过去三百年的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三 个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再一个是十月俄国共产革命，还有一个是十 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可以说，过去全球秩序的大变化在引导中国发展模式演进，但在未来，中国大陆兴起会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那么我们要理解中国大陆兴 起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冲击，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全面的理解。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的台湾社会精英还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 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认知落差、知识匮乏？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容易用我们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这一倾 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让我们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因为我们的认知基础中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而我们自己浑然不知，因为我们很习惯这种思 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
美国自己也会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大陆？不了解它的体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阵， 《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个封面，设计得非常挑衅、刺激。它把毛泽东像倒挂，然后把部分标题也倒挂，念下来就是“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过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的中国都抛开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新闻周刊》能有这种反省，它也未必能 够以一种非常可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大陆。我们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的、形成我们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 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三十年或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有人把它叫做“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 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的持续性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东亚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内战以后美国的崛起过程，更超 过了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不仅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 大的范围开始进行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有三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 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晋升。今天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 端的，整个横跨。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两岸是垂直分工。对不起，这个选项早就没有了。
中国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但是同时，它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 以帮别的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华为的通讯设备、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相竞争。所以它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又继续在劳力密 集的层次。
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有着非常巨大差异的庞大体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坐标，2001年，到现在只有11年 时间。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而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OECD国家，尤其是看关税的话。也从来没有开放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 那么巨大的资金，还可以参与金融全球化。并且中国直接就发展建构出了二十一世纪水平的通讯和基础建设。很多人发现，在三十年中，中国在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 角色——这个角色过去是美国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如果中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就会减慢。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兴起 从历史坐标上来讲的客观历史定位。
由于我们常常会执着于名目性的GDP的计算方式，所以中国大陆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均等，即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最权威的刚刚过世不久的荷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计，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PPP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 美国的86%了。所以按照这个估计，三年之后，它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是印度的2.5倍以上。当然，有人会质疑和挑 战这些估计，但有更多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这些估计还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现金融海啸之前。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成长的估计可能还 过于乐观。
中国如何实现史无前例的兴起？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学期的课去回答，我在这儿 就压缩给大家三个简单的理解切入点。一个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1949年到改革开 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其实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时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 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开放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 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并且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 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 多国家没有走这条历史道路，就很难有这个历史条件。
另外，中国充分发挥了“大”的优势。我在政治系给一些研究生开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变迁”课上，开宗明义跟他们讲，理解中国大陆时，有三件事情你要 记得，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是以台湾看世界这种角度的话。第一个是中国非常大。第二个是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个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大”也可能是负担，是 巨大的包袱啊？但也可以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第一，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可以完全发挥它的磁吸效应。现在很多关键性核心产业，没有规模是没办法发展 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湾不可能建立一个航天工业，台湾也不可能建构一个高铁动力火车的产业体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和规模。全世界航空集团严格说起来到今 天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欧洲所有国家的资源、人才、市场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么第三个最有可能的就是中 国大陆。如果把这个巨大规模的潜力展现出来了，那它就产生巨大的磁吸效应。
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先插个旗、占个位置的。不止CEO，连美国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学校的校董都会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大中华战 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须要回答出来。你没有回答出来，就代表你的大学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个潜在性的规划。世界500强（Fortune 500）的CEO也是一样。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就可以对所有外资要怎么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在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答应的条件。比如，美国通用汽车 进入中国，就把它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国家说“你得来我这儿设研发中心”，通用汽车根本不会理它，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谈判筹码。也因为有 这个规模，中国就有完整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大家会说，台湾怎么总是代工，总是只能在生产阶段做一些创新。因为坦白说，我们的规模只能说是美国的所有科研体系中的一个分工小组。中国大陆要发射 一个人造卫星，里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它都自己具备，但台湾不可能。而且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体系的水准可 能参差不齐，有些很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些还很落后。但没有关系，因为一旦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要追赶、要学习、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国把整个火箭设 计的蓝图交给台湾，台湾也无法复制，因为台湾没有足够的队伍去吸收、理解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另外，日本人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就是说它有一个垂直分工，领头羊是日本，后面跟着四小龙，再后面跟着东盟——第二批新兴工业 体。但是我们讲，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雁行效应，它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说，它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 部，其中有好几个层次，因为中国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价格、土地价格，等等。它在改善生产力的时候，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另外也可以看出， 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充分掌握着后发优势。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后发优势有很多要诀，譬如说第一，你可以学习过去的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可以少走很多 冤枉路。特别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这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的话，那你可以进步非常非常快。
同时，中国大陆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当中国大陆要安装一个有线的座机都很困难的时候，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举先跨入了无线通讯、数位通讯。同样 地，中国大陆可能第三代通讯这一块儿的技术方面输给韩国、西欧，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布局它的第四代通讯。这就是我们讲的蛙跳式技术更新。另外，中国大陆改革 开放的时机让它成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产、产品行销、金融整合，全球经济都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所以你现在很难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湾刚开 始要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永庆可以去华尔街融资？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纳斯达克（NASDAQ）上线？也不可能。这些都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有一个可以 进行全球生产布局的供应链。当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贸易自由化、通关的便利、后备运输、数位通讯。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大陆都在这个时期充分地掌握并发 挥后发优势。
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理解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都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词，有的人会说它是国 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但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大陆官方的对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界定其实应该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宣传品，或者 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其实它真正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体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料中间原料以及劳动市场供 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这个方面讲，它是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其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正面作用。另外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 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有共同发展、相互引导。它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其实是中国现在仍旧占据着整个经济最骨干、最核心的那 些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不管是银行，不管是钢铁，不管是运输。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它认为它绝对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了，会出 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是斑斑可考的。所以这不是从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这个问 题。我刚才讲过，国有企业占据战略部门，金融、能源、运输、通讯、基础工业，包括钢铁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但是它也在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社会不 均衡问题，当然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动力还是在的。它不断要追求平衡发展，包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性地支付来化解 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你从中国自己的意识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农业的税收全部取消了，对于农村 的医疗、农村的教育，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我们刚才讲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另外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其中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实际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 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一 般我们说一党专政或者威权体制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至少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再过 不到三个星期，中共十八大就要举行，就会展现它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这一体制也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常委就 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九个人一起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个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政能力问题。共产党就扮演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即人才筛选和创造人才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能力的人， 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它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断创新。中央本身还扮演一个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 协调和制衡的权力机制在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控制宣传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权。这是它面对地方的一 些重要节制。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联邦制，省这一级的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美国的州还要大。它没有宪法做依据，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就是让各 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而且它让中国大陆整个巨大板块能够进行区域竞争，不仅是省和省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资 金，甚至一个县和一个县之间都要竞争。所以像苏州下面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来旁边的那些城市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 另外一个昆山。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所以它能够调动所有的资源。 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
这个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怎样进行人才选拔、淘汰不适当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能够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的话，这是全球最艰巨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挑战当然超过任何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还是微软。它事实上也可能 超过过去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体制——美国的国防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整个内部对于人才的筛选、定期淘汰、选拔竞争，很像美国国防部 内部的一套人力管理。为什么？第一是因为它的封闭。你要做总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须至少从少尉开始做起，必须在体制里上来。但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 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金字塔最后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只剩下不到三十个 人。同样，美国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塔。
但是它同样要确定，为什么将来不是张凤强，而是另外一个海军少将会做到海军司令呢？用什么机制去管理、筛选？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倒 过来讲，其实其他人类社会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如果你到北京去长安街，看到一个不挂牌的、看起来非常隐蔽的大楼，就是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的总部，中央组 织部。它要负责1300万人的党员干部，从选拔开始，到训练、到考核、到晋升、到淘汰。另外，虽然它没有我们一般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 主机制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它有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干部选拔与考核。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学术机构或者民调中 心，针对这个市的所有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对它表现满意不满意。凡是掉车尾的部门都会被警告。第二次再掉车尾，任职人会被撤职或降职。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 运用的机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国大陆城市，尤其沿海比较发达的城市，它们的市民参政要求比较高，都有利益相关者咨询与协商机制。它们重大的建设必须要 让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业或是不同的专业团体进入其协商机制。另外，它也发现，地方政府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贯彻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所以事实上它也允许适 当的矛盾和压力释放，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来讲，它其实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因为抗争是让很多地方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措施，这种巨大的反 弹可以曝光，曝光以后就会派人下去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正好会揭露弊端。而且它现在有非常严格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亲自 处理，而且绝对不能随便动用武力。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中国大陆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 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叫“问责”。它最近也引进责任审计。任何一个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在卸任以后，他任期内所经手的所有的经费、预算要经过审计，这样 才算真正完成交接。在这个过程中也常会发觉问题。这个是中国大陆内部不断在进行制度调整的一些很明显的与时俱进的机制。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一党专政体制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本来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 而不是“民治”。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得民心”，就是原来中国传统当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 家本身的“民本”其实也是一个精英政治，用这个精英政治手段试图来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当然，不是有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的。事实上它可能面对各式 各样的障碍，甚至面对无法跨越的难题。总之一句话，这个政治体制的政治正当性的建构不是没有它论述的基础的。
也因为这样，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用那么快速的工业化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 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大陆学者可以问你这个问题：菲律宾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另外西方学者也发 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大陆三十年的具体成果。他们观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出来的统筹兼顾的能力，让很多国家 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所以前一阵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写过《地球是平 的》这本畅销书，叫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为他觉得他也看到了美国的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他很担心美国的体制会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二十一世纪 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气态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预算。但他发现，美国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了，他们在国会可 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纪需要颁布的立法全部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回去做美 国。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但他用戏剧化的论述来说明这两个体制的不同。我先举个例子。这是四川汶川地震地区的住房重建（下图），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时间。在重 建中，基本上完成了540多万户的新建或整建（以新建为主），解决了该地区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大家知道540多万户是多大一个数字吗？全台湾所 有的住宅的户数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万户。在三年里，盖了70%的台湾所有的住宅面积。这种规模的重建数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日本东 北海岸的垃圾都还没完全清理完毕。
解读中国崛起要有大历史观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解读中国崛起一定要大历史观。没有大历史观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用“兴起”而不是“崛起”，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应 该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因为在乾隆时代，用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方式，即购买力等值的GDP，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额占全球经济体系四分之一。它在二 十世纪初期一度降到最低，只有百分之三，一蹶不振，也因为其他国家进步太快，尤其是西欧，还有美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只是在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 也在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在恢复过程里面的一个插曲而已。这个插曲现在不见得会马上落幕，但是在十年内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大家 可以看得到。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但这不是它第一次塑造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行动者和成员。大 家可能不知道，600年前，明朝的时候，中国曾经占全世界贸易有多大？50%。西方国家的白银基本上都汇集到中国了，因为有大量贸易顺差，有茶叶、丝绸、 瓷器这几个出口大项，而且它自己内部的制造业也很强，所以不太需要进口。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大历史观的话，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或者说“崛起”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很重要。我把它叫做怎样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全 面崛起，而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历史巨大变化的主轴。你现在看到的欧洲面对的所有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 脉络里面。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南北关系”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一般我们讲“北”，就是指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它们不一定都 在北半球，但大部分都在北半球，有少数例外，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传统的被殖民的或者是低度开发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南半球，尤其在非洲和南亚，还有拉 丁美洲。什么叫传统的“南北关系”？就是说北方的工业化国家永远掌握科技、军事的优势，宰制了全球，制定全世界的各种游戏规则。而且他们一直以各种手段， 有时候是自由贸易，有时候是掠夺，来维持他们永久的优势。他们有和这些南方国家比差距非常悬殊的生活水准。全世界的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手段集中在他们身 上。最典型的是他们出口非常高价值的工业产品，换取非常廉价的工业原料、农业产品和能源，可以出口几吨的香蕉，去换一部收音机。常常有人把这叫做南北的不 对称交换。
这种不对等关系可以让非西方世界很多国家全面崛起，不仅是四小龙，还有更多的新兴经济体系。它们也进入快速工业化国家，也进入过去北方国家最擅长的 科技尖端领域，也会去挑战原来北方国家所支配垄断的先进产业。这时候南北的交换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很简单，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凡是中国和印 度会生产的，或者自己国家生产无法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会上升。凡是中国和印度——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巴西等等——会制造的，其价格就会不 断下降。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五年前买一个鲑鱼便当，鲑鱼越来越小，便当越来越贵，因为它的总产量要增加起来很难，虽然它一部分是养殖的。反过 来，一个DVD播放器，你到夜市去买，2000台币，1500也可以买得到。再过几年，iPhone这种智能手机，在1000人民币以下是家常便饭。这就 是南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重心会快速向西方世界转移。什么叫“西方”？传统西方，就是西欧，加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当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里面，这是另外一种定义，传统西方不包括日本。不过日本在心态上常常自以为是那个集团里面的一个成员。全世界财富与权力快 速重新分配，也不过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复他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份额，如此而已。我刚才也讲过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体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大家知不 知道，其实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还没有把它纳入殖民地势力之下时，它根本就是全球经济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过去，最多两百多 年，世界经济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生说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不会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儿。事实上它已经起了剧烈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敏锐的观 察家已经看到了。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前《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书，叫《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讨这个大历史变化和大趋势。他描绘说，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 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这是他的原话。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学者，也写了一本书，叫《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为历史学家把美国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这个概念，说亚洲自己就是一个“亚洲半球”，它会变成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新的要 角。这本书也讲到，其实中国、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经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没有阿拉伯人把天文、医学、数学，还有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传回欧洲的话， 欧洲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有很多学者都是在对这个大历史做分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参考。像安格斯·麦迪逊这本对人类经济两千年的最宏观的经济史的研究。 我想到大陆有一个学者叫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是麦迪逊做的非常精致的历史估算，对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个经济体时值规模的估算。这个估算需要收 集大量的材料，运用很多不同的估算法。
我们看1500～2000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大的历史变化。中国最迟到乾隆末年、嘉庆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始终是超过四分之一。有时 候稍微小一点，可能正好有战争，有时候会大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四分之一上下。印度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大的经济体，随后它就全面纳入英国 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开始被殖民被掠夺的过程。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内战结束以后突飞猛进，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顶峰。但是我们要 想，美国、欧洲这两个总人口不过占全世界十分之一多一点，曾经能够享有全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生产力。坦白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不是一个 常态。这个特殊的例外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因为其他国家一旦独立、一旦不挨打，就可以开始发展、模仿、追赶。有些成功，有些没那么成功，但是大趋势还是在 的。要维持科技永久的大幅领先，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欧洲原以为美国都是一些剽窃、模仿的非常不上轨道的殖民地，怎么可能可以追赶？但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 代以后开始全面追赶。在追赶过程中，美国其实也是山寨大国。所有欧洲有的东西，一两个月以后，在纽约、在波士顿就会有复制品了。美国干嘛要尊重欧洲知识产 权？我因为这样做，还要支付你那么大的权利金？它在追赶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美国今天领先了，就反过来要求你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等等， 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手段。其实这个追赶过程都很类似。反过来讲，其实中国输出很多重要的发明，从来没有向其他国家收过任何权利金。
大历史有很多角度。大家千万不要被现存流行观念所捆绑，全部思维观念其实已经定势，而忘了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角度。你作为台大的学生，就是应该要有多元的视角，要有批判性的思维，要能够超越流行的看法。
非西方世界崛起 呈现多元现代性
安格斯·麦迪逊根据这个模型对未来做了估算。这个估算跟我之前讲的《日蚀》那本书其实很呼应。虽然他的重点主要放在GDP，而萨勃拉曼尼亚的重点是 全球经济活动的比重，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他们侧重的面不一样，但是整个大趋势是非常类似的。按照这个模型估计，西欧2030年占全世界的比重会从过去最高 峰，石油危机之前的四分之一多一点，降到13%。美国相对来说减缓速度会比较慢，因为美国还会有新移民，人口还会增长，它的科技创新整体来讲是优于西欧 的。从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数据的看法来看，中国大陆的比重应该是一个保守估计。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在石油危机之前曾经是占51%左右，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大 概占56%多一点。美国、英国、法国等重建战后世界，建构国际体系中所有重要的制度和规则，也不奇怪，因为它们站在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领先支配性地位。但 是整体来看，西方到2030年会低于三分之一，而广义的非西方会超过三分之二。这个世界就绝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个世界了。历史一定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 化。其实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不过它的终局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
譬如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把G8当一回事了。几年前G8不得了，不要说G8峰会——严格来说是G7，其中俄罗斯是很勉强作为第八个成员，而且它和其 他七个董事格格不入——即使G7财长碰面都是一件大事，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投资人都会关注。现在呢？G20。为什么要出现G20？为什么G8、G7要把舞 台让出来？因为形势使然。我们现在讲金砖五国，包括南非在内的BRICS，开始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了，并且已经在西方主导的既有的合作体制和规范外设 立一套自己的合作机制，当然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已经有一定的动能。
中国崛起带动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变了工业产品和原物料之间的交换条件，加速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当然，这个重新分配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相对来 说在走下坡，也有幸运者，比如说天然资源非常丰富的人口又很少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有很多森林、铁矿、油页岩，还是可以受惠于非西方世界的 全面崛起。
但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西方代表最先进的，其他国家就是慢慢模仿和靠拢，进步和落后的 坐标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就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而且它们成熟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模样、组织原则中，有现代性 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不是每一个国家最后都会演变成美国，或者演变成德国。事实上日本就不是。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国家，其实它的 社会、政治运作模式和美国、欧洲很不一样。不过我们有时候忽视其差异，只看它们共通的地方，勉强去运用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格局。
非洲这十年来巨大的变化，是非洲独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全面加速和中国大陆、印度、巴西的关系，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互 惠关系。中国大陆和非洲贸易额在2011年就达到1600亿美元，占非洲对外总贸易的18%。反过来，中国也更依赖非洲的能源。中国也开始进行各类投资， 到2010年底有400亿。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很多金融机构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上一个十年，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给非洲提供的各 种不同形式的贷款，短期、长期、融资，是67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这个过去全世界最重要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性贷款的机构，在这个时期只不过进行了 500多亿美元的融资。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中国也减免了35个贫困国家300亿美元的债务。现在一个新的重要金融机构在非洲发展，开始在非洲扮演角 色，就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它的总资产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产总和，它要和跟非洲合作的中国中小企业开始对非洲进行融资。 在拉丁美洲，你会看到同样的景象。细节我就不多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 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前这些机构知道它们认为应该怎么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怎么发展，怎么进行 政治改革，怎么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它们过去的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也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林毅夫才可能变成世界银行的副总裁。
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上的，当然在台湾我完全没有感受，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在美 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 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最近，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大陆体制不太愿意用官方的名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给它取了另一个名 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但它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说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体中变成一 个主流思想，不仅是在中国大陆，而且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
所以如果要我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做一些揣测、描绘的话，我会认为，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代言人，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 权，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规范的主导权。当然并不是明天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而且在十年、十五年，甚至在更短的 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因为其相对位置开始下降，经济的挑战压力开始上升，除了像德国可以维持很好的竞争力以外，它们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反 而新兴经济体会变成维护全球贸易的主角。二十年前，它是完全反转的景象。我也预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更 紧密合作。金砖五国在新德里召开最近一次的峰会时已经达成协议，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开发银行。这个开发银行一旦成立的话绝对会侵蚀现在世界银行的地位。同时 我也认为，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国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 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操作和结算的货币。当然欧元也会有它的位置。人民币成为东亚主要货币的可能性看起来与日俱 增。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G20。很简单，它要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第一，希望它们能够扩大支出、扩大消费，带动西方国家的出口。 而且希望国家能够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全球性的金融或财政援助方案，动用它们的储蓄、外汇存底。你要人家贡献，你就必须在饭桌上给人家 多一副碗筷，多一个席位。
在很多不同领域，除了经济以外，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怎样完成一个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这个游戏规则过去是西欧在主导的。因为 美国非常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变成一个被动的大国，所以欧洲变成领头羊。欧洲在设计游戏规则时，其实在 很多方面还是以自己利益作为第一位考虑的。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就被挑战，从此以后不可能恢复——必须要协商，必须要面对以东亚、印度、巴西这些国家 为代表的非西方集团对全球气候变暖公约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剧烈变化。虽然说金砖五国作为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还谈不上，内部还有很多矛 盾，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过今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可以从政策宣言里看出，他们也找到了对全球性议题共同的立场和看法。因为它毕竟还 处在一个急起直追、相对落后的位置。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 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这是一种正面表述的方式，来说它们对现存体系的不满。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裁，永远是一个美国人做，一个欧洲人 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如果你内部不 改革，那我从外部改革，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东亚的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也很清楚。中国和印度就会变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带动东亚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东亚国家整体上来讲会降低对美国与 欧洲市场的依赖，并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包括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中国大陆也会成为带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龙头，不会是日本，日本看起来可 能性比较低。而且我们常常不太关注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我们会以为面海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没有错，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陆上战争很多、贸 易障碍非常严峻的时候，海上通路是最通畅的、无远弗届的。但是一旦政治障碍可以克服的时候，陆上运输的经济效益比海上还要高。现在已经在进行这样一个新的 变化。泛亚铁路系统会变成整个区域经济整合的加速器。不久之后，就会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速铁路，从昆明直接到新加坡。如果朝鲜的改革速度真的加快的话，高 速铁路从长春经过边境到平壤，再到首尔，也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样，整个中亚这条传统陆上丝路就透过现代的运输体系被重新建构。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要去面 对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国家即使不是形成正式的、有形的货币同盟，也会是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包括他们自己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以及相互增加持有对方的国债， 人民币也会变成这个区域里面日渐重要的一个结算货币和亚洲债券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这就是我讲的泛亚铁路系统的建构。这个建构是在不断加速、进行的。今天 一个货柜从重庆——一个过去认为交通极不方便的落后山城——花不到十五天就可以到达德国汉堡，中间不需要通关，因为沿路的所有国家都签了一个协议，可以让 一个封关的货柜可以直接到达欧洲。同样一个货柜，如果要从上海运到鹿特丹，需要二十一天以上的时间，而且要确定海向、马六甲海峡的海道都不是问题。很多新 的变化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台湾的国际策略
总要讲台湾吧。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开始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超越单一现代性的坐标，适应多元现代性的格局。台湾要准备重新融入亚洲、重新连结 非西方世界。我们对南亚太陌生，我们对中亚一无所知，拉丁美洲非常遥远，非洲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充满着风险的大陆，但很可能是台湾很重要的未来要在经济、文 化和其他领域拓展的新空间。可是你要在这个地区进行新的合作和交流，你的心态就要非常开拓，要摒除文明优越感，要接纳包容多元价值。不要以为你知道什么是 进步，什么是落后，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可能有时候对自己的印尼佣都不够包容。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面对中国大陆，要学习以小事大。如果没 有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台湾会吃足苦头。
我认为，台湾最重要的策略和指导思想是“得道多助”，就是你每天不是去埋怨别人对你不好，而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价值。人家为什么对你好？为什么重 视你？台大毕业生为什么可以得到比北大、清华毕业生更高的薪水？凭什么？凭你父母亲过去的努力吗？还是凭你天生就享有这个权利？都没有。在现在这个世界 上，要打破这种思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整个台湾更是如此。台湾必须在国际分工上扮演或不可缺的角色，尤其在开发新市场经济体的过程中。帮欧美名 牌高科技代工这条路看起来已经走不下去了。台湾不仅在经济上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体的开拓上、在国际社会也要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包 括协助化解大国矛盾、引导和谐，不制造问题、不激化矛盾，不要成为其他国家的负担，而且要对全球地区性问题扮演最起码的该扮演的角色。台湾连温室气体排放 可能都不愿意去承担责任，这样很难去获得别人对你最起码的尊重。
还要运用自己既有的优势，补偿弱势。事实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生产资源整合能力，可以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运作全 球生产和供应的链条。我们在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有我们的深厚传承。我们和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都有特殊的关系，怎么样把这种特殊关系变成我们的一种发展 优势或者立足点。而且我们可能需要依赖企业或者民间组织作为参与国际的最有活力的主角。另外要避开自己的劣势，要避免在主权议题上硬碰硬，避免掉入大国对 抗的漩涡，更要避免在军备竞赛上虚耗资源。
最后是结语。我最近看了一个部落格很有感触，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叫“野武士部落格”，它在讲日本失落青年的心声，十年薪资停滞，十年能不能保 有工作的提心吊胆，十年成家买不起房子，父母能够接济他的能力不断萎缩，社会整体往前看都是荆棘满布，看不到起色。台湾一定要去避免这样一个困境。
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  http://goo.gl/MwzlTW

中俄口水仗“裤子”典故两现的背后

最近新华社刊登王小石的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为了证明中共不政改是英明睿智，作者用了90年代初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民生活远比中国人民悲惨，这下惹恼了俄罗斯之声，反唇相讥这篇新华社登载的文章“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两用“裤子”是偶然也非偶然*
“裤子”一词，在中苏（俄）两国的口水仗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使用这词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毛泽东为了与世界共运领袖苏联 争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年5月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同年9月初，毛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 国” ，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让苏联老大哥不以为然。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三大的同时，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6月22日下午，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嘲笑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 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 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这番话大大触怒了 中共，1963年毛泽东策划制作了“九评苏共”，赫鲁晓夫这番嘲讽中共的“裤子论”实为因由之一。
也许赫氏的“裤子论”在中苏外交史上太有名，不仅中共耿耿于怀，这次俄罗斯之声记者愤慨之余，也立刻想到这一词汇。不同的是，以前赫鲁晓夫指的是事实，嘲讽的是毛泽东与中共不顾中国贫穷的现实想成为世界强国与共运领袖的不现实；而这次却是嘲讽王小石奇文罔顾事实不知羞耻。
*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离“悲惨”二字很遥远*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美、加等国比肩，政治上已经高度民主化，人权状态追比西方诸国，那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要与中国相比，优越之处实在太多。
先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的无非是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环境质量。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4037美元，排名第50位；中国人均收入为6091美元，排名第90位。 再看标示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4。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已由2008年最高值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 0.474。但就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当面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
社会福利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中国政府将这三项“市场化”的结果，是变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沉重让国人怨声载道。俄罗斯至今仍 然实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以教育为例，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学生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住房方面，转轨 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 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 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基本不介绍，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 绍这些差别。
至于俄罗斯的环境质量之好，资源之多，不提也罢，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地球人都知道。
以上是俄罗斯人民在转型后的“悲惨生活”，可以说，这种“悲惨生活”眼下中国人梦寐以求而不得。也就是说，在苏联崩溃后最初几年，俄罗斯确实曾经悲惨过一段时期，但目前早已走向新生，只有中国官方媒体与写手的“苏共崩溃经验”才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政治自由度方面的比较*
俄罗斯人民被西方世界视为真正“悲惨”的一面，即以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为标志的政治自由，王小石的文章倒是一个字也没提及。
维基百科综合近三年以来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经济学人信息社的 “民主指数”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自由度排名，结果是：民主指数，中俄两国均是独裁政权；世界自由度调查，两国都是“不自由”；经济自由度指数，两国都 是“比较压制”；新闻自由度指数，俄罗斯是“情况困难”，而中国则是“情况非常严重”。
两国新闻自由度上的差别在于：尽管俄罗斯也管制舆论，但远不如中国严重，也有少数私营媒体（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存在；尽管俄罗斯也控制网络，但程 度却较中国宽松，因此，中国自无国界记者公布“互联网公敌”榜单以来，中国不仅上榜，而且在十几个公敌当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时还成第一，但俄罗斯并未上 榜。
即使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集会结社等权利，只是越来越受到普京政府的严重操控与管制；而中国人目前连选举乡镇长与居委会的 权利都没有，集会结社更是被视为非法活动。即使在反腐败上，中俄两国政府也持不同的态度。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正在建立一个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 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拥有海外资产。而中国政府的反腐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对 于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还施加严厉打压。4月中旬以来，北京先后刑拘了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人。最近许志永被刑拘，其罪 由之一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借丑化他国或者政治对手来抬高自身或者证明自身正确，是中共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宣传惯技。以前毛时代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传播技术也落后， 国人读取信息的管道单一，所以那些“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之类的宣传有不少人相信，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 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同步性已非当年可比，中共还袭用这套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不能愚民，反而自曝其顽愚。今年5月《人民日报》开了一个“无德无信美国 人”栏目，美国朝野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却遭到国内网友痛批，不到一个月就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这次王小石奇文甫出，不仅遭到国内网上舆论痛 批，还遭受俄罗斯之声记者强烈的反击，颜面尽失。

文章来源：VOA

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 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 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 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 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 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 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 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 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 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 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 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 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 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 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 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 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 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 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 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 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 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 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 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 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 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 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 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 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 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 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 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 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 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 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 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 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 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 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 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 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 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 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 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 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 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 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 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 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 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 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 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 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 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 间或许不会太久。

—— 原载: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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