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击碎我的梦

（六四23周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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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s://goo.gl/RHsJUM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1989年六月，北京一条街道上，一名戴手铐的男子被士兵带走。警察和士兵在搜寻从4月到6月间参加民主抗议的人。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 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 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 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 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 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 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 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 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 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 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 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 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 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 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 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 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 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 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 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 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像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 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
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像坟场一样死寂。
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像冰川徐 缓而沉重的移动，像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 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像――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 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 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
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
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 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
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
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
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 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 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
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
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像。
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 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
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 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 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 作声。
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
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 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 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
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
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
“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
“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
“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
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
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
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像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 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 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像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 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
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 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 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 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 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
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
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 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 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及，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
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 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 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担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 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 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 等悲凉！
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 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 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 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 了的宫闱剧。
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像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
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 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 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
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 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 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
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
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像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们死了是白死。
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 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 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

居住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位北京市民在展示一个自动步枪的弹头，他是从他家的窗子上取下来的。
七、
六月十日。
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
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
……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 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 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丬 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像，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 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 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 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像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像已没什么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 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
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像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 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 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 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像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 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 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 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 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 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像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 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像是――六四当日并无大 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 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 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 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 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 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 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 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 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 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像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 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 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 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 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 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像。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像。即使是我目 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像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 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 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 《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像，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 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 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 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 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像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 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 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像熟视无睹，事不关 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 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 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 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 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 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像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 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 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像，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 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 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 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 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 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 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 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像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
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像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 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 然后大家再无对话。
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
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
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
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 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 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
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 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 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 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 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于是，号角惊天，革命像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文章来源：  http://goo.gl/CbXX3V

89年6月1-10日北京军队镇压处决人员统计

以下的数字出于中共内部，时间为2004年1月11日，其本人已于2004年11月21日在北京被杀。其姓名不详，只知道是总参的高级官员。

1989年6月，在中国下达武力镇压的命令后，由于内部指挥问题导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与南侧镇压时误杀了混在示威人群中的近百位便衣人员。许多示威人 员在被从 纪念碑上清场并向东西长安街方向退散，但是为了斩草除根，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消灭未来威胁统治的动力，对仍在现场的近四万人进行了血腥屠杀，由于解 放军在人数上的安排，为了避免内部一些军队的不满，导致不同番号的部队协同镇压，线行推进，造成了千古奇冤，被杀后的许多人员在死后，尸体被堆成小山，除 一小部份被允许象征性摆放家属领回或认领外，大部分被强行火化，死无对证，天安门镇压地区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及修复工作，清除血迹及弹痕，由于在 镇压时采用分割方法，许多示威人员是被群体分割后以群为单位处决的，许多受伤人员后被补杀，这也就是为什么初期死亡人数很少的原因。许多离场的人员只见到 小部死亡，大量受伤的情况，事实上在完全包围后，现场的人员均被处决，或被补杀，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人民的预期。

在中国军队内部有许多人保存有六四镇压的文字资料与影片及图片，甚至有许多远距离的天安门地区的镇压资料，或许在六四平反或中共垮台后，那些如日本法西斯 的南京大屠杀一样的血腥一幕会展现在国人面前，以下是在1989年10月12日总参统计的部份资料(不含受伤人员):

1989年6月1-10日 死亡总人数 31978人：

1、 其中学生(身份确认) 10974人
2、 普通人员(身份确认) 7992人
3、 不明人员(不予确认) 11865人

(2类3类人员含工人，农民，教授，医务人员，武警，公安人员，便衣警察，国家部委人员，离退休干部，僧尼，教会人士，外国人等)

被袭军队死亡(身份确认) 113人
军队内部误杀(身份确认) 197人
因伤过重死亡人数(医院) 837人

死亡地区:(以下含军人)：
颐和园地区 12人
北京大学地区 17人
清华大学地区 23人
万寿路地区 39人
木樨地地区 11人
燕京饭店外 27人
民族饭店外 57人
西单地区 113人
西单至新华门地区 389人
人民大会堂北 271人(尸体堆群)
南长安街至南池子大街 933人(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一侧 3569人(大的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一侧 5781人(大的尸体堆群)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南侧 2544人(大的尸体堆群)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北侧 4633人(大的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侧 9531人(大的尸体堆群)
金水桥 289人(尸体堆群)
午门 812人(尸体堆群)
前门大街 53人
崇文门地区 29人
北京饭店外 21人
建国门外 19人
二环建国门至朝阳门 33人
红庙地区 17人
进入居民宅及办公区处决 1918人
医院 837人
合计 31978人

许多人员被杀后尸体被集中，并由所在部队进行数字统计作为军队业绩的表现，许多外地及尸体破损的人员由于身份不详，无法确认。

在89年6月10日后被杀及逮捕的人员不详。

 

（本文由读者推荐自《明镜新闻网》，仅供参考）

 

文章来源: http://goo.gl/osz0vk

天安门广场：25年的阴影

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屠杀，导致几百人、或许几千人丧生。至今，它仍然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最惨痛的事件。
就在人民军队将枪口转向人民那一刻，共产党的合法性被动摇，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式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
继这次事件之后，柏林墙倒塌，苏联垮台，重整后的中国教育体制更加侧重民族主义的灌输，共产党与其领导的民众订立了新的契约，即允许致富、但政治免谈。
尽管共产党试图抹除有关这次事件的记录，但伤疤仍然留在民众的集体意识中。对于当年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与年事已高的独裁者们对峙的理想主义学生领袖而言，创伤、负罪感和愤怒一直在之后的岁月中挥之不去。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教授、《中国“六四”真相》(Tiananmen Papers)联合编者林培瑞(Perry Link)表示：“这些学生被号召登上国际舞台时都还非常年轻，许多人对经历这样的事情还未做好准备。对于中国原本可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如何成了今天的 样子，他们也仍感觉承受着巨大压力、负有重大责任。”
这些学生领袖几乎没有一个获准回国，即便是奔丧、或探望年迈的父母也不行。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变成了不相干的人，只能在避难地漂泊。
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这些年轻人被驱逐出自己的生态环境，被剥夺了氧气。不得不说，共产党将他们这样的人放逐出去，其实是聪明的做法。”夏伟1989年也在北京。
今天的中国政府是当年那个下达屠杀命令的政府的继任，许多高层领导人当年要么直接参与了政府的清场决定，要么从这一决定中受益。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许多学运初期的抗议领袖，仍然坚持着最初的事业和理想。较晚加入学运的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以及她的“副手”李录，后来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如果这些曾经的学生领袖被允许回国，他们可能会不认识那些象征着物质至上、财富和权力的各种事物——这些都是在中共25年相对平稳的持续统治中发展起来的。但中共仍然压制异见、思想和记忆，这或许会让他们感到相当熟悉。
吾尔开希：“我不后悔我的行为，但代价太惨重”

1989年5月，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这样一幕：绝食抗议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身穿医院病号服，斥责并粗鲁地打断当时的中国总理。这一场景让聚集在广场外的抗议学生群情激昂。
天安门运动的许多参与者和研究者认为，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成了压在中共强硬派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20日，在吾尔开希与中国总理李鹏当面对峙两天后，李鹏宣布戒严。因下达屠杀指示，李鹏后来被称作“北京屠夫”。两周后，坦克开进广场，彻底镇压了这场运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奉行改革立场的赵紫阳从此被软禁在家，直到2005年去世。
事件后，政府公布了一份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和模糊不清的照片。当年仅21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在名单上排名第二。
现年46岁的吾尔开希表示：“我得知人民解放军接到了秘密指令，说吾尔开希不用抓活的，所以我决定离开北京。”
在普通市民、黑社会和蛇头的帮助下，他被秘密带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最终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Harvard)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去了旧金山的多明尼克大学(Dominican University)。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一直生活在台湾。回首往事，吾尔开希非常清楚四分之一世纪前，他参与领导的那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吾尔开希是维吾尔族，最近一连串的恐怖袭击被中国政府归咎于这个少数民族。
他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运动之一。它标志着冷战结束、共产极权主义的消亡，也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在1989年4月的首次学生大游行中，以及在博得全国和全世界同情的大规模绝食抗议中，吾尔开希都是关键组织者。
但在屠杀发生前的几天，他被驱逐出了学生领导层，因为他主张撤离广场，被视为不够激进。
与一些同代人不同的是，直到今天，他仍然坚决主张中国应实施政治改革。
他说：“我决定继续当一个民主活动者和异见者，原因有很多，但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做了件勇敢、光荣的事情，我不后悔我的行为，但对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而言，代价太惨重了。”
柴玲：“一定会有民主的”

1989年5月末，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抗议活动即将以流血收场之际，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成为了这场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总指挥”。
23岁的心理学学生、身材瘦削、拥有圣女贞德般热情的柴玲，成为了那场举世震惊的革命的标志性人物。
柴玲上周在美国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有记者问我们是不是要民主？我们真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挺好的。所以在广场建立起了民主的雏形。”
柴玲或许是那场学生运动的幸存者中最富争议的人物。这场学运曾撼动中共的统治，改变了中国当代史进程。
柴玲在屠杀发生前几天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至今仍然让许多中国异见者感到愤怒。采访中她的情绪非常激动，话说得有点混乱。
她当时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她的这些话，也许要放在当时的情境下理解——她当时面对极大的压力，因为她刚刚得知自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军队正在北京郊外集结。
柴玲说，自2009年信仰耶稣后，那种自责、内疚和抑郁感就都消失了。
她怀着热枕皈依了宗教，这种热忱与当初那股狂热如出一辙，正是那种狂热推动了革命的爆发，也促使她坚守到最后一刻，直到坦克和军队突袭广场。
6月4日凌晨，几千名坚守广场的顽固学生终于决定撤离。
柴玲走在最前面。他们得以撤离，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刘晓波与当局的谈判。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因倡导在中国进行和平政治改革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目前仍在狱中。
在“黄雀行动”(Operation Yellow Bird)的帮助下，柴玲得以取道香港，逃往法国，后来获得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她曾是虔诚的佛教徒、女商人、活动家和慈善家，但从未返回过中国。
中国在她看来已成现代版的所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这里的人民只在乎金钱和肉体享受。
“一定会有民主的，一定会比民主更好，像天国一样。”她说，“我们所有的眼泪都会擦干，没有不幸福。”
王丹：“年轻一代迟早会挺身抗争”

王丹在Google Plus上的个人资料很能说明他的经历。他从北京大学肄业，在中国三座监狱完成“进修”，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25年前，王丹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大一学生，他主办“民主沙龙”，并担任一本杂志的主编。但他率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场景，通过电视画面传遍世界，让他突然成名。
镇压过后，他被共产党列上黑名单，排名首位。他随即出逃，但不久被捕。二三十岁这段年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终于在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华之前保外就医。
二十多年前，王丹的娃娃脸成为天安门抗议事件的标志。直到今天，王丹仍然对这场将共产党阴暗面暴露在国际聚光灯之下的运动感到自豪。
“我为我的公民同胞深感自豪，当时有那么多人为民主挺身而出，”他在台湾表示。王丹现在台湾教授历史，他无法回到中国大陆，但从远处——他有时在台北住，有时在洛杉矶住——观察中国，他对中国新任主席的政治改革表示悲观。
“习近平在政治方面将更保守，可能比胡锦涛还要保守，”他说。“从‘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的种种情况就能看出来——许多人被捕了。”
但和来自大陆留学生的交谈，让他感觉到中国年轻人了解1989年事件真相的渴望（这在中国还是禁忌话题），这让他稍感乐观。“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于了 解……25年前事件的真相，”他表示。他解释道，许多学生在抵达台湾之后立即访问在中国大陆被禁的Facebook，了解天安门事件。“他们仍然有好奇心 和求知欲，这很重要。”
但他认为，现在这代人将以不同的方式抗争——他们会运用互联网这一强大工具——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也与1989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们不同。
“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的利益而斗争。对我们而言，民主是为了中国，”王丹表示，“对年轻的90后一代而言，他们迟早会挺身抗争，但他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斗争。”
李录：“我们不为政府工作，而是成了企业家”

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只把家族财富托付给一个人：他曾是中国头号通缉犯之一。
芒格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副董事长。李录是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逃出中国，1996年同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经济学、法律和工商管理等三个本科学位，之后遇见了芒格。
在投行帝杰(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短暂供职后，李录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经过两人共同的朋友牵线认识后，芒格对这个年轻人的“可怕”智慧产生了深刻印象。
“‘我把芒格家的钱交给你打理’——这句话我一生中只说过一次，”芒格回忆道，“我之前从未这么做过，之后也没有。这是一次很棒的投资。”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李录听到了巴菲特的一次讲话，这场讲话让他深信，他的前途在金融业。“由于天安门广场的悲剧，我这一代不为政府工作，而是成 了企业家，”2012年他在母校演讲时说。“今天，中国所有的主要私人企业都由我这一代人领导或出资。这是企业家精神最强的一代。”
李录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中国电池和电动汽车厂商比亚迪(BYD)的投资。虽然比亚迪目前处境艰难，今年一季度销售额下滑30%，但他最初投入的4000万美元如今已增值到逾2.8亿美元。
他的基金是比亚迪的第二大投资者，占7%的股份，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则持28%股份。芒格表示，对李录的基金的投资已经获得“百分之几百的回报”。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录的魅力和英文天赋（他在抵美之前还不会说英语）很快让他成为人权领域的明星。那时美国每年都会辩论是否应当因为天安门事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李录在辩论中的表现引人注目。
李录现在很少谈及天安门事件，并且拒绝了采访请求。如果接受采访，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可能受阻。他目前经常往返中国。
“你可能会以为，从李录的革命背景来看，他身上会带有我们常见的那种仇恨，”芒格表示，“但恰恰相反，他被现代中国深深打动。我要说，他身上既有美国人的气质，又有中国人的气质，但他现在基本上是个资本家。他的身体里已经没有一根骨头带有革命气概了。”
“黄雀行动”如何帮助800名异议者逃出中国？
在坦克驶入天安门、政府公布“反革命”通缉名单几天后，营救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的行动便告开始。
行动命名为“黄雀”，出自中国谚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行动目的是将学运的知名人物转移至西方，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行动大获成功。普通的中国百姓、同情抗议运动的中共官员、香港活动人士、西方情报部门、外交人士和香港三合会黑帮看上去没有联系，却在这次行动中联合起来。
在21名被通缉的运动领袖中，包括吾尔开希、李录、柴玲和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等15人借助伪造的身份证件、护照，乔装从中国大陆逃往香港，再被送往国外。先后共有800人逃脱。
许多人先去到法国，但大多数人后来拿到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大学的奖学金，转赴美国。
诸多记述表明，解救行动获得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军情六处(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帮助。行动中用上了干扰器、红外信号接收器、夜视镜和武器。
同情人士利用公交车、船只、火车、汽车、驴车和储油罐，帮助学生领袖辗转两千多公里，从北京来到香港。
很多人躲藏数月，然后被走私者和蛇头（不少拿到了高额报酬）送到香港。
柴玲在逃亡近10个月后，藏身于货箱中抵达香港，身边满是已经腐烂的臭鱼。营救吾尔开希的行动两度失败，之后他才成功逃离。
由于存在额外风险，平均每人的营救成本在5万至10万港元之间，比将普通人偷渡出中国的成本多出一倍。吾尔开希的营救成本在60万港元左右。
营救资金来自商人、黑帮头目、捐款和外国政府。英国殖民政府协助了将异议者转移出中国的后续行动，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在回归中国后，香港有关“黄雀行动”的所有记录被抹除。

文章来源: http://goo.gl/Jd791I

把一切敏感詞連起來

很久沒有上微博，也沒有心情和微博小秘書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六月四日上微博，只為了試試微博搜尋器，過濾了什麼敏感詞、清除了什麼回憶。

主場新聞發現，「今天」消失了，「今天」，在六月四日，是敏感詞。

消失了的，還有很多，消失了「一九八九」、消失了「六月四日」、消失了「六四」、消失了「五月三十五日」、有人寫「五月三十四日與五月三十六日之間的一日」，倖存。

消失了「二十五年前」、消失了「二十五周年」、消失了「二十五年」、消失了「二十五」。

消失了「天安門廣場」、消失了「天安門」、消失了「北京屠城」。「屠城」二字，倒還有些搜尋結果，那就只剩下其他國家的「屠城」與清朝的「屠城」。

連當權者定性的「暴亂」二字，都是敏感詞；當權者淡化暴行所用的「六四風波」、「六四事件」，都是敏感詞。其實，舉凡「六四」二字，都消失了，如九因歌裡的「六四二十四」、亞洲電視的重大發現「收視六四開」，好敏感。

「王丹」消失了、「吾爾開希」消失了、「劉曉波」消失了、「艾末末」消失了、「李旺陽」消失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李旺陽”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微博小秘書會提示你。

「相關」二字，很妙，什麼是「相關法規和政策」？什麼法規、什麼政策，誰訂的、具體為何，從來不說，這就是「依法」的虛偽。

曾經有段敏感期，「溫家寶」消失了、「胡錦濤」消失了，現在總算能搜尋到。今天，「憲政」還是敏感詞，「人權」、「自由」，倒還搜尋到。進步啊。倒退了一千步，前進一步，中國式進步。

消失了「維園」、消失了「燭光」、連「悼念」二字都是敏感詞。

把一切敏感詞連起來，是一個異域，那是劊子手刻意淘空的時間與空間，要鏟除記憶，要人們遺忘染血的暴行。

把一切敏感詞連起來：「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北京屠城」，「今天」「維園」「燭光」「悼念」。

把一切敏感詞連起來，就是他們要抹去的歷史，他們恐懼人民詰問的事。

這夜，在自由的一角，我們高舉燭光，燃起記憶的火炬，照亮被隱埋的黑暗。二十五年了，我們不會忘記，就看誰長命。

文章来源：http://goo.gl/88tR8G

天安门：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

作者: 

周洁

Jonathan Mirsky

1989年4月22日北京，20万参加民主示威的学生面对人民大会堂外的军警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敢于责骂他们的领导人。有的人高喊“李鹏下台”。甚至 有更勇敢的人高呼“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此后不久，在6月3日夜间进入4日临晨的那个夜晚，军队冲入广场，撞倒了由参加抗议的产业工人搭起的帐篷， 扫倒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几十年来，那些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民众被指示站在特定的地方，高呼规定的口号。但在1989年5月，学生和普通民 众做了让共产党无法容忍的事：自发的示威游行。
那种自发性蔓延到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在北京，熟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所说的“吃过了吗”变成了“去游行了吗”。警察和士兵似乎都不见影了。一些党 媒报纸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高举一面横幅，写道“我们不想再撒谎”。就在杀戮前的几天，成千上万没有武装的士兵朝广场进军，他们遭到了老年妇女的责 骂，羞愧地调头返回。在北京城的边缘，一组坦克遭到阻拦，年轻的男子往履带上撒尿，而当地的妇女给士兵提供茶水。5月下旬，我与另外几名记者看到那些坦克 掉头离开，还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在郊区遭到了市民的阻拦和斥责，也离开了。
那时我是《观察者报》的记者，我真的认为这个党完了。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海外的中国观察家和许多中国人自己的判断是多么的错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 个电视采访中，我是这么说的，虽然我无法预见，但我有信心“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我为自己的报纸写了几篇评论文章也说的是这个观点。
在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下方的一座金水桥上，面向天安门广场。枪声听起来更响了。当军队在暗红色围墙下行进 时，我身边一名年轻的男子高喊那些划过夜空的火花是“空包弹”。几秒钟后，他猛然掉下了栏杆，他的T恤衫上一个红色的圆圈在扩大。我不再是什么中国专家 了，转身离去。一些武警阻断了我的退路。“你他妈的外国记者”，他们说着，打掉了我5颗牙齿，还折断了我的左胳膊。他们的长官在朝被他们打倒在地的那些人 开枪。若不是《金融时报》的Robert Thompson勇敢地过来把我带走，我也会挨他们的枪子儿。
第二天早上，6月4日，星期天，我回到广场边，恰好看到士兵撂倒了前来寻找孩子的学生家长。他们担心一夜未归的孩子被杀害了，尸体被焚烧。当我卧在 大街一侧的草地上时，北京协和医院（我父亲曾在那里短暂工作过）的医生和护士乘坐一辆救护车赶到，他们穿着带有血迹的白大褂查看倒下的人时，士兵也朝他们 开了枪。那天晚些时候，我设法飞回伦敦。
在那个夜晚和接下来的上午，广场上有数百人中枪，或遭坦克碾轧。在北京的大街上，枪声持续了几天。悬挂在大楼外红底黄字写有“支持学生”的条幅很快 被换成了宣称“拥护党”的字眼。在主干道上，一年后仍能看到坦克履带的痕迹以及沿街建筑物上的子弹弹洞，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才清刷干净。
“六四”开枪后，立即出现了全国性的抓捕；在上海，工人被处决。就在“六四”后，现在监狱里服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首次被判刑7年，因 为他鼓励广场上的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终止腐败。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敦促应尊重学生被软禁，直至16年后去世。5月19日，当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示威者 道歉时，我就站在一旁。赵紫阳道歉说“我们来太晚了”。随行的有后来成为总理的温家宝，他就站在赵紫阳身后。
天安门屠杀至今仍对共产党是最具破坏性和揭示性的困局。中国专家林培瑞在最近的文章中解释说：“中国政府使用致命性武力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选择，是 经过计算后的结果。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从当局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从《天安门文件》知道，1989年春天，中共最高层的那些人感到了 他们面临生存威胁。街上的大型示威不只是在北京，而且在几乎各省省会，这令到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和统治圈子中的其他人得出结论：他们的政权有生存不下去 的危险。”
邓小平设计了那场镇压。事后几年，在“六四”纪念日那天晚上，你在北京或许能听到摔小瓶子叮当的声音（以此表达对镇压的不满）。
现在，随着“六四”屠杀25周年临近，那些通常的“嫌疑人”被控制了起来，包括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教授。当局还拘捕了人权律师浦志强。“六四”那晚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许愿，如果能够活着出去，以后每年他都要回来看看。
中共领导人是否仍被25年前发生的事吓坏了？是的。的确，我在1989年5月说的“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可能无意间竟是对的。中国现在更时 尚、更富有，在国际上更莽撞，更腐败，其领导人也更惊恐。他们刚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把敢言的记者高瑜关进了监狱。现在，在全国各地党的关门会议上宣读 冠冕堂皇的“九号文件”，包括谴责“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都象具有放射性。
我想起了1990年在北京一个角落一名老年街道清洁工的话。当时她正在往桶里铲驴粪蛋。我问她是否觉得事情变得更好了。她答道，“这个城市就象驴粪蛋，表面干净光亮，但里面依旧是屎。”
（本文译自Jonathan Mirsky于5月20日发表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文章，题为“天安门：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译文有删节。）
原文Tiananmen：How Wrong We Were

文章来源:  http://goo.gl/yi4Ixu

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

1989年6月3日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英勇的人力车夫脸上的眼泪让时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的纪思道永志不忘：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Getty Images）
本文原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原题是《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 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文章来源: http://goo.gl/D7cETT

马建：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军人

Ma Jian：各位文友，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将临之际，政府不但不准纪念和反思，却迎来了比往年更可怕的大抓捕，原本接受了瑞典笔会召开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的记者高瑜，连同帮她打电脑的儿子和五只猫都被从家里拉上警车拘捕了。二十五年前她是天安门广场知识界声援学生的总指挥。我会在会场为她放一把空椅子。紧跟着警察把在家举行纪念和研讨的十五位社会贤达，历史学家秦辉、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抓进了警察局审讯，哲学家徐友渔、电影导演郝建等再也没回家。

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的军人，是他亲自押着一辆巴士的枪械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他还把自已拍摄的天安门军人清场的照片给了我配文发表。和他被抓走的同一天，在杭州从饭馆里抓走了温克坚，王五四，莫之许，华春辉夫妇，庄道鹤，姚遥，余怀谦等人，其中政治学者刘军宁是中国最优秀的政论家。听说还将有175人的逮捕名单……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再成为专治者手中的屠刀。本想毛泽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习醒狮看来是老毛和普京的混合体了，麻烦大了。
一方面朋友们飞黄腾达，或当了新闻学院院长、美术馆馆长、或有自已的农场，名车……，正联系着七月来伦敦渡假。一方面的朋友正双手被铐着，仅仅因为保持着历史记忆，这些记者、作家、画家、学者一个接一个被警察抓走了。
我真该分裂了。
算了，对不起生活优雅的朋友们了。这些一天我决定先把陈光兄拍的六四清场照片当网图贴上，这些天就是纪念六四专集吧，直到六月五日。也会贴上我描写天安门事件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请文友们下载传阅。没时间的六月三日抽半小时看个三十页结尾也行。
马年真成了耗子兔子羊年了？那之后呢？友人放了，可文字狱还在，生活又正常了吗？

 Ma Jian 今天介绍一下陈光，他前几天写了个25周年又用白漆刷盖，己被警察抓走，目前是刑事预审阶段。友人巳给他送了秋裤牙刷……

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1989年参加了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

1991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看看，一小当兵的努力上大学成了画家。但八九年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痛痕。他不断地和女人上床，甚至找了老头干他屁眼，疯了二十五年还是单身一人。烟、酒和变态的行为艺术和架上画都救不了他。我就奇怪了，那么多人都发财幸福地活着，就他在记忆着。不说了，选几段他的日记公布如下，再选几张他的作品，供大家了解。(说明: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1989年6月1号星期四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指导员到排里来看，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

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1989年6月6号星期二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

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

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

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

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

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

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未完〕

 

Ma Jian 照片是六月四日早晨。十八岁的陈光没有完全上交胶卷，留下了几张。这张他站在坦克上拍的。

陈光作品选：

长 篇 小 说 肉 之 土
英文名〔《BeiJing Coma 北京植物人》〕

马 建

谨 将 此 书 献 给 我 的 母 亲 和 母 亲 们 的 中 国
自 序一九八九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我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求自由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但五月底，哥哥摔伤住院，我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他病房里听到的。

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巳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

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通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十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六四”大屠杀之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巳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却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

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2007.10.9.１９８９年六月，北大学生戴伟（Dai Wei）在天安门抗议时被军方子弹击中，从此陷入深度昏迷成为植

物人。不过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他开始逐渐恢复意识，并感受到他的国家发生的巨变。在马建的震撼之作《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也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年度好书推荐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
《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一本大师级别的小说……马建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重拾灵魂之路。”
——贝尔•杨(Belle Ya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一本非凡之作，它对天安门事件动人心魄的描述可以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描述媲美……马建把读者带回了那个年代。”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 “一本史诗般的巨作，让我们感受到小说唤起良心的魔力，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如此有力。”
——汤姆•库珀(Tom Cooper) 《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很有说服力……《北京植物人》让我们看到了马建的满腹热情，也让我们相信一本小说的力量可以帮助和改变世界……”
——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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