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宣判在即,《柏林日报》发表文章《扰乱公共场所混乱》。另外,《南德意志报》发文介绍其公开离岸解密后的被墙遭遇。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参与”离岸解密”的调查报道项目的《南德意志报》以数版篇幅爆料中国高层与 非法离岸经济的
紧密关系。该报1月25日在其经济版发表文章《中国审查并讨论着》。文章注意到,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公布了一份中国国信办下达的内部指令:”紧急查
删境外媒体炒作的’中国秘密离岸避税港’报道及有关内容。互动环节要严密把关,相关图片和对领导人和体制的攻击性评论一律删除,影响恶劣者立即封号并配合
有关部门落地追查。”
文章评论称:”中国官方尽力使高层的离岸生意保密。想要公开讨论此事?没门。大量有关中国官员家人和避税港公司关系的文章在中国被墙。中国许多地方连《南德意志报》网页都无法登陆。网站Greatfire.org的反审查活动人士观察到此次审查可谓’不同寻常的严厉’。”
文章继续写道:”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也难逃审查。《南德意志报》的微博账号也在发表首篇离岸解密报道几个小时后被封锁。从那时到现在输入’ 离岸‘和’太子党’等关键字,都无法显示搜索结果。然而在提供不受屏蔽的新浪微博搜索的‘自由微博’网站上,‘离岸’目前是位居热门搜索榜的第二名,仅次’许志永’之后。”
“防火长城”封不住的消息
《南德意志报》另外注意到,尽管审查几乎无处不在,中国权势富人秘密离岸避税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逐步传开。有关离岸解密的文章复件不断出现在’
防火长城’之内。《南德意志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份中文版的离岸解密文章,并提供PDF下载。发布当天就被下载了数千次。”中国数字时代也为此文加了一
个中国网管难以封锁的链接。记者无疆界则公布了组织此次调查项目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一篇文章。另外,周四晚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设置了一个包含
所有皮包公司和中国持有者姓名的数据库。……就在北京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试图大事化小地指出报告的’逻辑’并不’令人信服’的同时,中国的博主们却对报道表
示赞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组织争取官员财产公开的新公民运动人士许志永继续受到德语媒体的关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将在周日对周一开庭的许志永”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作出判决。《柏林日报》以《扰乱公共场所混乱》为题在其经济版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
“中共害怕公开透明的要求,今天可能比过去更害怕。今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六四屠杀将迎来25周年纪念日。中共领导人并未忘记,早在1989年腐
败就已激起民愤,抗议者就要求公开透明。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居民逐渐富裕起来,腐败现象却泛滥成灾,社会不公也日益严重。自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 贫富差距早已远大于美国。
中国没有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体制里没有企业家可以在没有党的支持和包容的情况下做大变富。权利与金钱在这里密不可分。所以富人和权势统统被民众质疑。这也是离岸解密为何会激怒中共的原因。”
中国正愈加紧张不安
文章继续写道,也许审查可以阻止大部分群众获悉离岸解密和《纽约时报》揭发的温家宝家族巨额财产等报道,但是中共自己对诸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的公审也无法挽回早已会挖苦嘲笑的民众的信赖。
“资本外流日益严重,包括流向离岸中心,都标志着中国正愈加紧张不安。……习近平虽大规模大力度地反腐,但是却有致命的弱点:他们高喊口号、发起运
动,使用老一套中国人称’杀鸡儆猴’的方法。但是习近平却不敢对自己人、对那些掌控中国命脉并把国家看成自助店一样的人、对那些大多名字出现在离岸解密库
中的人、包括自己的姐夫动手。” 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所长海尔曼(Sebastian Heilmann)在文章结尾处向
《柏林日报》表示:”虽然习近平曾许下诺言,但中共仍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因此这些法律也无法具有实效性。”
文章来源: http://goo.gl/Bbdk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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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日星期日
2014年2月1日星期六
ICIJ的移动硬盘
1月22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调查报道,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胡锦涛的侄子胡冀时、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李鹏的女儿李小琳,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诸多太子党在列。
2013年初,海外英文媒体开始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隐秘财富,典型报道即彭博社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和《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的调查。
熟悉北京外媒圈的驻京记者一般的印象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阵容强大,有普利策奖得主多名,写作华丽视角独到,但长期以来,并非以拿料调查见长。
有香港媒体评论认为,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张大卫做了许多的调查查证工作,但报道的核心财务文件,是作者张大卫在海外与爆料者见面后获得,而这些核心文件,至少有多家媒体记者曾在不同场合读到过。
对该机构发布的这一调查,政经新闻圈有怀疑,是否和传说中所谓周永康掌握政法机器十年间收集掌握的高官财富图谱有关?这一猜测原因很大程度上因为, 目前披 露的掌控海外公司的高官子弟,除了习温等此前已被披露过的亲属,其他派系相关人实质性的信息很少,江曾贾等大家族的子弟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随后继续刊发了关于石化业界的调查报道,似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这一猜疑。该报道叙述了石化巨头孙天罡和在新疆石油,和中石化发生冲突后被拘留关押五年,旗下离岸公司被变卖转手的故事。
2005年,孙从香港过关深圳时被捕,2007年,孙在大陆被控合同诈骗、虚假出资、行贿和挪用资金四项罪名。控方其后撤销控告 。2009年,孙第二次被起诉受审,罪名是挪用资金和行贿。法院没有判决,延期再审,没有判决。
2010年末,孙从拘留中心获释后,又被软禁了两年。他住在北京一间出租公寓,被24小时监控,没有电话,妻子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探访,他只能在官方人员陪同下偶尔外出。
2012年3月,第二次起诉正式撤销,孙重获自由,随后,孙来到美国居住。目前,孙天罡正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控告国企中国石化和中国的公安机关串通,非法拘禁他长达五年;在他被关押期间,中石化伙同孙的员工抢走他用来控制石油资产的离岸公司。
这篇报道提及,ICIJ密档显示,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石油三巨头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关系密切。从1995年到2008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及其高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等地成立了几十家离岸公司。
这些石油公司以子公司的形式成立离岸公司,在母公司下属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作出过披露,但看来也有很多离岸公司没有公开披露。这些国企有否按官方规定 向上级 政府提交内部报告,不得而知,离岸公司的隐秘性使人无从知道其成立的目的,也无法得知高管设立海外公司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当作个人资产。
ICIJ数据库中的石油高管名单里有中石油子公司昆仑能源董事长张博闻。张去年12月起任董事长,是BVI公司Adept Act Enterprises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6年注册,2008年解散。
中海油的首席执行官杨华也有一间BVI叫Garl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样是该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杨华的同事、中海油执行副总裁方志是两间BVI公司Xin Yue Lianping Company和 Xin Yue (BVI) Company的董事和股东。
昆仑能源、中石油和中海油都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报道还特别提及了和周永康案关联的惠生和中旭系的海外离岸公司。
ICIJ的成员包括160名记者,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协作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有业界传闻,公开的中国籍的成员包括财新总编辑胡舒立、港大教授陈婉莹等三人。
这次中国报道项目组中,除了《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南德意志报和汉堡北德电台的记者外,还有中国大陆的记者。
中国调查开始几个月后,参与项目的中国媒体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这一家被迫退出的媒体应该是胡舒立的财新传媒,他们的解释是,“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报道人员正被密切监视,而且当局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18大后,官方对海外媒体的监控和渗透高度重视,直接动因就是阻止报道至少获得报道的预警。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上述调查过程中,曾多次向被确认身份的被调查者发函求证,财新从项目推出,可见北京对上述报道早已知情,应有预案。
有香港媒体传言,胡舒立在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任《工人日报》驻厦门记者,与习结识;有传言更说,胡在和财讯传媒的《财经》分家时,就曾得到 习的协 助,在浙江取得了刊号;目前胡的杂志转往上海,胡和习的沟通渠道应该是存在的。很难相信,胡舒立之前的参与和随后退出这一调查,未得到北京的首肯。
目前来看,没有北京试图阻止这一调查报道刊发的可信的消息,但官方监控和影响这一调查报道应该符合逻辑。
ICIJ此前曾宣布,将在1月23日,公布他们整理的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37,000多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离岸资产持有人名单,在ICIJ网站数据库搜索人名,就可以看到与此人相关的离岸网络。
根据他们的说法,目前,这一数据库里还有很多名字没有特定地址,加之中文拼音拼写方式不一,许多人“未被确认身份”。ICIJ说,希望公众从数据库中挖掘信息,协助记者找出更多新线索和联系,并预告,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报道中国精英们和避税天堂的故事。
一个多星期过去,这一数据库目前仍未上线。
文章来源: http://goo.gl/5BWOSm
2013年初,海外英文媒体开始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隐秘财富,典型报道即彭博社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和《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的调查。
熟悉北京外媒圈的驻京记者一般的印象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阵容强大,有普利策奖得主多名,写作华丽视角独到,但长期以来,并非以拿料调查见长。
有香港媒体评论认为,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张大卫做了许多的调查查证工作,但报道的核心财务文件,是作者张大卫在海外与爆料者见面后获得,而这些核心文件,至少有多家媒体记者曾在不同场合读到过。
对该机构发布的这一调查,政经新闻圈有怀疑,是否和传说中所谓周永康掌握政法机器十年间收集掌握的高官财富图谱有关?这一猜测原因很大程度上因为, 目前披 露的掌控海外公司的高官子弟,除了习温等此前已被披露过的亲属,其他派系相关人实质性的信息很少,江曾贾等大家族的子弟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随后继续刊发了关于石化业界的调查报道,似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这一猜疑。该报道叙述了石化巨头孙天罡和在新疆石油,和中石化发生冲突后被拘留关押五年,旗下离岸公司被变卖转手的故事。
2005年,孙从香港过关深圳时被捕,2007年,孙在大陆被控合同诈骗、虚假出资、行贿和挪用资金四项罪名。控方其后撤销控告 。2009年,孙第二次被起诉受审,罪名是挪用资金和行贿。法院没有判决,延期再审,没有判决。
2010年末,孙从拘留中心获释后,又被软禁了两年。他住在北京一间出租公寓,被24小时监控,没有电话,妻子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探访,他只能在官方人员陪同下偶尔外出。
2012年3月,第二次起诉正式撤销,孙重获自由,随后,孙来到美国居住。目前,孙天罡正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控告国企中国石化和中国的公安机关串通,非法拘禁他长达五年;在他被关押期间,中石化伙同孙的员工抢走他用来控制石油资产的离岸公司。
这篇报道提及,ICIJ密档显示,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石油三巨头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关系密切。从1995年到2008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及其高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等地成立了几十家离岸公司。
这些石油公司以子公司的形式成立离岸公司,在母公司下属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作出过披露,但看来也有很多离岸公司没有公开披露。这些国企有否按官方规定 向上级 政府提交内部报告,不得而知,离岸公司的隐秘性使人无从知道其成立的目的,也无法得知高管设立海外公司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当作个人资产。
ICIJ数据库中的石油高管名单里有中石油子公司昆仑能源董事长张博闻。张去年12月起任董事长,是BVI公司Adept Act Enterprises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6年注册,2008年解散。
中海油的首席执行官杨华也有一间BVI叫Garl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样是该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杨华的同事、中海油执行副总裁方志是两间BVI公司Xin Yue Lianping Company和 Xin Yue (BVI) Company的董事和股东。
昆仑能源、中石油和中海油都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报道还特别提及了和周永康案关联的惠生和中旭系的海外离岸公司。
ICIJ的成员包括160名记者,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协作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有业界传闻,公开的中国籍的成员包括财新总编辑胡舒立、港大教授陈婉莹等三人。
这次中国报道项目组中,除了《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南德意志报和汉堡北德电台的记者外,还有中国大陆的记者。
中国调查开始几个月后,参与项目的中国媒体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这一家被迫退出的媒体应该是胡舒立的财新传媒,他们的解释是,“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报道人员正被密切监视,而且当局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18大后,官方对海外媒体的监控和渗透高度重视,直接动因就是阻止报道至少获得报道的预警。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上述调查过程中,曾多次向被确认身份的被调查者发函求证,财新从项目推出,可见北京对上述报道早已知情,应有预案。
有香港媒体传言,胡舒立在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任《工人日报》驻厦门记者,与习结识;有传言更说,胡在和财讯传媒的《财经》分家时,就曾得到 习的协 助,在浙江取得了刊号;目前胡的杂志转往上海,胡和习的沟通渠道应该是存在的。很难相信,胡舒立之前的参与和随后退出这一调查,未得到北京的首肯。
目前来看,没有北京试图阻止这一调查报道刊发的可信的消息,但官方监控和影响这一调查报道应该符合逻辑。
ICIJ此前曾宣布,将在1月23日,公布他们整理的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37,000多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离岸资产持有人名单,在ICIJ网站数据库搜索人名,就可以看到与此人相关的离岸网络。
根据他们的说法,目前,这一数据库里还有很多名字没有特定地址,加之中文拼音拼写方式不一,许多人“未被确认身份”。ICIJ说,希望公众从数据库中挖掘信息,协助记者找出更多新线索和联系,并预告,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报道中国精英们和避税天堂的故事。
一个多星期过去,这一数据库目前仍未上线。
文章来源: http://goo.gl/5BWOSm
2014年1月27日星期一
何清涟 | 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
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虽然该报告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某些海外中文媒体
锁定成焦点的“权力斗争产物”的范围。因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集团的合法性。
关于“外媒沦为中国权斗的工具”之说是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所起的巨大“扒粪”作用都高度认同,但中文世界对资料来源的一种看法却妨碍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识这份报告的意义。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因此受到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者的质疑:为何独缺江泽民、 曾庆红与周永康这三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并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外国记者被诱导而沦为中国权力斗争的工具。
国际新闻行业对于消息来源有一个重要行规,只要新闻源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提供者的动机是否高尚一般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国政府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 家属的所有信息都视为“国家机密”,如果不是因为高层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根本不可能出现2012年以来各种相关信息外泄给国际媒体之事。因此,在获 得相关新闻线索后,记者的责任一是保护新闻来源的安全,二是做必要的资料核实工作。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源生地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 (Portcullis Trust 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 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以下笔者尝试回答为何独缺江、曾、周这三家的资料。我认为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代理注册离岸金融公司的中介公司有许多家,保得利信誉通与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不可能垄断所有的中国业务,让每一家红色家族成员必须将 业务交由上述两家公司代为办理,更何况这两家公司代理的是全球业务,非止中国一国。因此,无论谁是信息截获者,这些资料到记者手里都是原生态。
第二种可能是: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 科”,外界可以将周永康系势力提供信息源作为一种假定,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 删除江泽民、曾庆红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
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这群记者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这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其 时,审薄的时间表已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这个硬盘的提供者与其说是为了影响中国高层的人事安排,不如说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即打击政治对手。
那么,《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习、胡、温、邓、李等五家的金融资料分析,是否冤枉了他们?至少当事人未出来就此喊冤,外部评论者有什么理由对这种泄 密抱着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态度,即是自己钟情的政治领导人,腐败就算是事实也不能曝光;不是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曝光其腐败才是合理的。这种态度, 是政治斗争中常见手法,但不符合媒体伦理,更不是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就算ICIJ得到的资料硬盘真是周永康派系有意放出来的料,并且删除了与江、周有关的资讯,但只要其余的资料是真实的,就丝 毫不影响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即让世界看到中共就是个赤裸裸的盗贼型政权,从权贵到普通官吏,均采用一切手段掠夺公共财产,然后将巨额资产转移国外。
如果北京为了报复周永康,大可以将这些“被删除”的资料复原并公布于世,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
ICIJ做了中国该做却不做的事情
调查记者联盟拿到的资料涉及世界多国,但只有中国项目遇到的难题特别多,有关中国当局的政治恐吓、阻挠等不算,项目组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数据分析本 身。报告如此阐述,“如何跳出常规,从37,000多名离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到关切公众利益的新闻?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列出与中国公众人物有关的详尽名单,如 政治局委员、部队军官、各大城市的市长、俗称‘太子党’的中共领导人亲属以及《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们。”
我在中国既从事过新闻调查,更积多年研究中国之经验,自然知道几十位调查记者们在这份报告上花费的巨大心血及付出的辛苦劳作,当然更理解他们所受到 的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是中国记者为何要退出的原因。因此,我谨向他们表示一位前同行的敬意,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中国政府与中国记者本应完成却未完成之 事。
中国的资本外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 革》杂志1996年第5期),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将贪官携大量资 金外逃这一中国问题带入中国公众视野。此后中国媒体有关这一话题的报道甚多,但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则由于严苛的政治限制,不是中国任何媒体团队能够完 成的,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这是责任所系,因为了解中国资金外流动向,是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在中国,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相关 信息,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 分”,结论是“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此后,这 份报告的内容成为中国媒体报道反复征引的权威内容。但奇怪之极的是,6年之后,梅新育于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 始末”,说那是有关记者造谣。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 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 》,对资本外逃的研究与相关报道做了一番详细考证。
如果说梅新育的否定经过了6年时间,另外一份署名为“中国金融学会研究报告”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就没这么幸 运,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出来才两三天,就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 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发布后,联想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前世今生,或许可以知道这项工作为什么只能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来完成,这是由这项工作的两 个特点所决定:一是工作繁重,需要一个获得足够经费资助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一项目;二是承担者必须能够抗拒来自中国政府的种种压力。
中国人应该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因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这一盗贼型政权的本质,这份报告被中国当局在网上严厉封杀这一事实,还让世界再次了解到习近平反腐的“诚意”。
文章来源: http://goo.gl/SSBUf9
关于“外媒沦为中国权斗的工具”之说是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所起的巨大“扒粪”作用都高度认同,但中文世界对资料来源的一种看法却妨碍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识这份报告的意义。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因此受到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者的质疑:为何独缺江泽民、 曾庆红与周永康这三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并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外国记者被诱导而沦为中国权力斗争的工具。
国际新闻行业对于消息来源有一个重要行规,只要新闻源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提供者的动机是否高尚一般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国政府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 家属的所有信息都视为“国家机密”,如果不是因为高层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根本不可能出现2012年以来各种相关信息外泄给国际媒体之事。因此,在获 得相关新闻线索后,记者的责任一是保护新闻来源的安全,二是做必要的资料核实工作。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源生地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 (Portcullis Trust 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 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以下笔者尝试回答为何独缺江、曾、周这三家的资料。我认为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代理注册离岸金融公司的中介公司有许多家,保得利信誉通与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不可能垄断所有的中国业务,让每一家红色家族成员必须将 业务交由上述两家公司代为办理,更何况这两家公司代理的是全球业务,非止中国一国。因此,无论谁是信息截获者,这些资料到记者手里都是原生态。
第二种可能是: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 科”,外界可以将周永康系势力提供信息源作为一种假定,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 删除江泽民、曾庆红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
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这群记者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这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其 时,审薄的时间表已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这个硬盘的提供者与其说是为了影响中国高层的人事安排,不如说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即打击政治对手。
那么,《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习、胡、温、邓、李等五家的金融资料分析,是否冤枉了他们?至少当事人未出来就此喊冤,外部评论者有什么理由对这种泄 密抱着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态度,即是自己钟情的政治领导人,腐败就算是事实也不能曝光;不是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曝光其腐败才是合理的。这种态度, 是政治斗争中常见手法,但不符合媒体伦理,更不是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就算ICIJ得到的资料硬盘真是周永康派系有意放出来的料,并且删除了与江、周有关的资讯,但只要其余的资料是真实的,就丝 毫不影响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即让世界看到中共就是个赤裸裸的盗贼型政权,从权贵到普通官吏,均采用一切手段掠夺公共财产,然后将巨额资产转移国外。
如果北京为了报复周永康,大可以将这些“被删除”的资料复原并公布于世,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
ICIJ做了中国该做却不做的事情
调查记者联盟拿到的资料涉及世界多国,但只有中国项目遇到的难题特别多,有关中国当局的政治恐吓、阻挠等不算,项目组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数据分析本 身。报告如此阐述,“如何跳出常规,从37,000多名离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到关切公众利益的新闻?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列出与中国公众人物有关的详尽名单,如 政治局委员、部队军官、各大城市的市长、俗称‘太子党’的中共领导人亲属以及《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们。”
我在中国既从事过新闻调查,更积多年研究中国之经验,自然知道几十位调查记者们在这份报告上花费的巨大心血及付出的辛苦劳作,当然更理解他们所受到 的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是中国记者为何要退出的原因。因此,我谨向他们表示一位前同行的敬意,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中国政府与中国记者本应完成却未完成之 事。
中国的资本外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 革》杂志1996年第5期),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将贪官携大量资 金外逃这一中国问题带入中国公众视野。此后中国媒体有关这一话题的报道甚多,但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则由于严苛的政治限制,不是中国任何媒体团队能够完 成的,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这是责任所系,因为了解中国资金外流动向,是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在中国,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相关 信息,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 分”,结论是“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此后,这 份报告的内容成为中国媒体报道反复征引的权威内容。但奇怪之极的是,6年之后,梅新育于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 始末”,说那是有关记者造谣。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 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 》,对资本外逃的研究与相关报道做了一番详细考证。
如果说梅新育的否定经过了6年时间,另外一份署名为“中国金融学会研究报告”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就没这么幸 运,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出来才两三天,就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 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发布后,联想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前世今生,或许可以知道这项工作为什么只能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来完成,这是由这项工作的两 个特点所决定:一是工作繁重,需要一个获得足够经费资助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一项目;二是承担者必须能够抗拒来自中国政府的种种压力。
中国人应该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因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这一盗贼型政权的本质,这份报告被中国当局在网上严厉封杀这一事实,还让世界再次了解到习近平反腐的“诚意”。
文章来源: http://goo.gl/SSBUf9
2014年1月25日星期六
何清涟 | 中国贪官藏宝与反腐的等级化
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终于将风传多年、但却无法得到资料佐证的中国权贵海外藏宝图曝光,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先富起来”的成就。
不过,这份藏宝图展示的只是以中国政治上层为主体的致富成就。中国反腐的等级化后面,藏匿财富也有鲜明的等级特点。
上层精英是藏富海外的主力军
中国权贵家属与贪官积累的巨额钱财,多属于利用权势寻租等类,见不得阳光,虽然“腐败黑数”很大(即被追查的腐败者很少),但毕竟是“偷来的锣鼓打 不得”,如何藏匿财富就成了他们的心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资本外逃,这点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五章“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 中谈过,以后中国媒体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各种报道持续未断,但都缺少系统的一手资料。
根据已审结的腐败案分析,藏富于海外,大致是几种方式,一是让家属子女出国,陆续携走敛来的财富,比如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类;二是让情妇出 国,在外另立新家作为藏宝之地。这种出逃方式,厅局级官员是主力,准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 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其中较有办法的贪官则将瑞士银行做为理想的藏宝之地。
但上述方式不便于以财生财。瑞士银行在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2011年2月实行《独裁者资产法》,规定在独裁者倒台后,其存放资产必 须交还给其所在国家的新政府;该银行作为“财富保险箱”的功能在衰退。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部分贪官青睐的维尔京群岛等成为 贪官与中国富豪首选的洗钱中心,国内权贵贪官的不法资产通过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洗白之后,俨然以外资身份返回中国投资,有关这一点,我已经写过不少文章。 2013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中专门分析过这一问题。
2004年以前,中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四大金融监管机构,曾合作撰写过一份《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 告,其时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已经成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当时还曾酝酿成立专题工作组,调研并提出遏制资本恶性“中转”外逃的具体解决措 施。此消息曾发布过,但在2011年,原发布消息的商务部研究院该研究课题专家梅新育出面否认有过这个报告。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价值在于通过对250万份离岸金融密档的解读分析,揭露了10个离岸金融管辖地10万多个离岸公司 的交易情况以及公司的实际持有者,发现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习 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以及邓小平等人的亲属。《解密》估计,自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美元,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
无外部管道的贪官藏富于本国
由于操作离岸金融中心需要寻找外部合作者,例如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瑞信集团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这类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能够得到这些机构帮助 的贪官污吏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等有涉外事务的机构。省市等地方官贪污的数额虽然不少,却无这类涉外管道,因此这类贪官的赃款主要用于买房、存款,或换成 美元、金银珠宝等。由于存款实名制,用别人名义存款等于授人以柄,有的贪官干脆“藏富于家”,2008年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出事后,家中搜出 的赃款现金就多达上亿元。
藏富于家为什么成为必要?原因在于受贿数额太高。中国贪官早就进入按每日受贿金额计算的阶段,七八年前,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甘肃省宕昌 县(贫困县)县委书记王先民平均日受贿约1万元的纪录听起来惊人,但很快被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日均受贿超过5万元的纪录刷新。而今年1 月审结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的纪录更是吓人,日均受贿额为20万元。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马局长最大的烦恼是无处藏放金钱,除了在北京弄所 房子放钱之外,只好存放在家里。贪官们住房周围的花坛、水池都成为他们的藏钱之所,因此闹出不少故事,遭遇小偷后不敢报警,钞票发霉,遭遇虫蛀等,这类故 事网上能搜索出一大堆。
土豪们衣锦昼行,公然炫富
农村的土豪因为在自己那方地上是“皇帝”,不忌讳炫富,比较喜欢建造豪宅与坟墓。当然,一些农村出身的官员也多半喜欢在老家造豪华坟墓,以此“光宗耀祖”。
村长们的豪宅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日常题材,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信息,似乎官府也不太管这些村长们的豪宅是如何建成的,只是偶尔出手管管村官们造豪华祖 坟的事情,例如广东省汕头市东浮山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镇丰毁林圈地24亩,建造豪华墓地。由于东浮山村人均耕地不足0.2亩,朱镇丰家一座坟就占了 相当于100多位村民的耕地,所以当地媒体将朱镇丰家的豪华墓地曝光了,查究结果如何,未见报道。人民网2013年12月20日“盘点近年曝光的官员豪华 墓地”,文章点了全国各地一些官员在农村占地建造豪华坟墓之事,也不知是否查办。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是这类土豪的高级代表。谷在老家河南濮阳撑起的场面真是非常豪华,他不仅让家中兄弟姐妹全都经商做军队生意,还大量占 地,建造豪华将军府、家族别墅群,为其父(一位普通农民)修建了烈士陵园,还将别墅群前的大道命名为容府大道。谷俊山在部队里的生活也十分招摇,在北京市 朝阳区CBD商务区繁华地段的谷府庞大无比,除了常规设施,还有招待所、食堂,更有很多勤务兵和旧部在此为其服务。这种不避耳目的公然炫富,只能说明中共 党纪之松弛、国法之虚无。在军队这块法外之地,谷俊山已不必担心“收入与财产不符”会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要线索,也不用担心同僚们的检举与猜疑。他如此 安心享受,只说明军队腐败蔚然成风,谷通过利益均沾的手法,让同僚及部属都成了他的同谋。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发布之时,正逢习近平宣示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之际,按理说这份报告正好为中纪委提供了 一份重要的腐败分子名单,满足了习总书记的反腐需要。但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国务院信息办立刻要求国内网站“紧急查删境外媒体炒作的‘中国秘密离岸避税港’ 报道及有关内容。互动环节要严密把关,相关图片和对领导人和体制的攻击性评论一律删除,影响恶劣者立即封号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地追查”。
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中共的反腐,与其说是按“老虎”与“苍蝇”划分等级,还不如说按照腐败者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亲疏划分等级。乡镇县市级腐败官员 算是“指甲”,需要时常剪除;省部级官员算是“头发”,与形象观瞻有关,也可以时不时修剪一轮;《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列举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家属名单,则与 党的首脑生死相关,所以应该算作“境外反华势力”对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恶毒攻击,不予理会。
这样按等级进行的反腐,其成效如何,不问可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2期 2014年1月10日—1月23日)
文章来源: http://goo.gl/vNcFrj
不过,这份藏宝图展示的只是以中国政治上层为主体的致富成就。中国反腐的等级化后面,藏匿财富也有鲜明的等级特点。
上层精英是藏富海外的主力军
中国权贵家属与贪官积累的巨额钱财,多属于利用权势寻租等类,见不得阳光,虽然“腐败黑数”很大(即被追查的腐败者很少),但毕竟是“偷来的锣鼓打 不得”,如何藏匿财富就成了他们的心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资本外逃,这点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五章“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 中谈过,以后中国媒体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各种报道持续未断,但都缺少系统的一手资料。
根据已审结的腐败案分析,藏富于海外,大致是几种方式,一是让家属子女出国,陆续携走敛来的财富,比如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类;二是让情妇出 国,在外另立新家作为藏宝之地。这种出逃方式,厅局级官员是主力,准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 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其中较有办法的贪官则将瑞士银行做为理想的藏宝之地。
但上述方式不便于以财生财。瑞士银行在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2011年2月实行《独裁者资产法》,规定在独裁者倒台后,其存放资产必 须交还给其所在国家的新政府;该银行作为“财富保险箱”的功能在衰退。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部分贪官青睐的维尔京群岛等成为 贪官与中国富豪首选的洗钱中心,国内权贵贪官的不法资产通过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洗白之后,俨然以外资身份返回中国投资,有关这一点,我已经写过不少文章。 2013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中专门分析过这一问题。
2004年以前,中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四大金融监管机构,曾合作撰写过一份《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 告,其时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已经成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当时还曾酝酿成立专题工作组,调研并提出遏制资本恶性“中转”外逃的具体解决措 施。此消息曾发布过,但在2011年,原发布消息的商务部研究院该研究课题专家梅新育出面否认有过这个报告。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价值在于通过对250万份离岸金融密档的解读分析,揭露了10个离岸金融管辖地10万多个离岸公司 的交易情况以及公司的实际持有者,发现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习 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以及邓小平等人的亲属。《解密》估计,自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美元,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
无外部管道的贪官藏富于本国
由于操作离岸金融中心需要寻找外部合作者,例如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瑞信集团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这类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能够得到这些机构帮助 的贪官污吏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等有涉外事务的机构。省市等地方官贪污的数额虽然不少,却无这类涉外管道,因此这类贪官的赃款主要用于买房、存款,或换成 美元、金银珠宝等。由于存款实名制,用别人名义存款等于授人以柄,有的贪官干脆“藏富于家”,2008年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出事后,家中搜出 的赃款现金就多达上亿元。
藏富于家为什么成为必要?原因在于受贿数额太高。中国贪官早就进入按每日受贿金额计算的阶段,七八年前,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甘肃省宕昌 县(贫困县)县委书记王先民平均日受贿约1万元的纪录听起来惊人,但很快被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日均受贿超过5万元的纪录刷新。而今年1 月审结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的纪录更是吓人,日均受贿额为20万元。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马局长最大的烦恼是无处藏放金钱,除了在北京弄所 房子放钱之外,只好存放在家里。贪官们住房周围的花坛、水池都成为他们的藏钱之所,因此闹出不少故事,遭遇小偷后不敢报警,钞票发霉,遭遇虫蛀等,这类故 事网上能搜索出一大堆。
土豪们衣锦昼行,公然炫富
农村的土豪因为在自己那方地上是“皇帝”,不忌讳炫富,比较喜欢建造豪宅与坟墓。当然,一些农村出身的官员也多半喜欢在老家造豪华坟墓,以此“光宗耀祖”。
村长们的豪宅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日常题材,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信息,似乎官府也不太管这些村长们的豪宅是如何建成的,只是偶尔出手管管村官们造豪华祖 坟的事情,例如广东省汕头市东浮山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镇丰毁林圈地24亩,建造豪华墓地。由于东浮山村人均耕地不足0.2亩,朱镇丰家一座坟就占了 相当于100多位村民的耕地,所以当地媒体将朱镇丰家的豪华墓地曝光了,查究结果如何,未见报道。人民网2013年12月20日“盘点近年曝光的官员豪华 墓地”,文章点了全国各地一些官员在农村占地建造豪华坟墓之事,也不知是否查办。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是这类土豪的高级代表。谷在老家河南濮阳撑起的场面真是非常豪华,他不仅让家中兄弟姐妹全都经商做军队生意,还大量占 地,建造豪华将军府、家族别墅群,为其父(一位普通农民)修建了烈士陵园,还将别墅群前的大道命名为容府大道。谷俊山在部队里的生活也十分招摇,在北京市 朝阳区CBD商务区繁华地段的谷府庞大无比,除了常规设施,还有招待所、食堂,更有很多勤务兵和旧部在此为其服务。这种不避耳目的公然炫富,只能说明中共 党纪之松弛、国法之虚无。在军队这块法外之地,谷俊山已不必担心“收入与财产不符”会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要线索,也不用担心同僚们的检举与猜疑。他如此 安心享受,只说明军队腐败蔚然成风,谷通过利益均沾的手法,让同僚及部属都成了他的同谋。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发布之时,正逢习近平宣示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之际,按理说这份报告正好为中纪委提供了 一份重要的腐败分子名单,满足了习总书记的反腐需要。但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国务院信息办立刻要求国内网站“紧急查删境外媒体炒作的‘中国秘密离岸避税港’ 报道及有关内容。互动环节要严密把关,相关图片和对领导人和体制的攻击性评论一律删除,影响恶劣者立即封号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地追查”。
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中共的反腐,与其说是按“老虎”与“苍蝇”划分等级,还不如说按照腐败者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亲疏划分等级。乡镇县市级腐败官员 算是“指甲”,需要时常剪除;省部级官员算是“头发”,与形象观瞻有关,也可以时不时修剪一轮;《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列举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家属名单,则与 党的首脑生死相关,所以应该算作“境外反华势力”对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恶毒攻击,不予理会。
这样按等级进行的反腐,其成效如何,不问可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2期 2014年1月10日—1月23日)
文章来源: http://goo.gl/vNcFrj
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
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
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
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者裴敏欣认为,中国精英在境内外资产的增长“不一定违法”,但往往与“公众利益冲突”,有“权力寻租”之嫌。”
政府高层的腐败在中国是高度敏感的话题。不少揭露高层领导隐蔽家族财富的记者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都受到打击报复。
ICIJ调查团队的合作伙伴包括香港《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德国《南德意志报》和一家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去年11月,该大陆媒体退出团队,表示受到政府警告,不得发表有关该数据库的报道。为免记者遭到打击报复,ICIJ决定不公开该大陆媒体的名字。
ICIJ的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看密件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者名单。中国投资者在注册离岸公司时,通常用罗马拼音登记姓
名,核实身份不易。要靠档案里注册人所提供的护照和地址来确认身份。但有些注册人没有提供护照和地址。本文没有包括数据库里疑似的“太子党”和官员,因为
无法确认身份 。
ICIJ的机密档案还包括16,000多名台湾投资者的名单。有关报道将在本周陆续与合作媒体同步发布。ICIJ 将会在本月23日公开大中华地区的离岸解密数据库。
太子党的离岸资产
中共领导人的血亲或姻亲俗称“红色贵族”或“太子党”。
ICIJ密档显示,至少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或前任常委的亲属曾在库克群岛(Cook Island)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
邓家贵是习近平大姐齐桥桥的丈夫。他是地产开发商,投资过生产手机和电子设备的稀有金属。文件显示,邓家贵曾与李华和李晓平
兄弟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邓与李氏兄弟各占50%股份。去年7月,李氏兄弟出价20亿美元竞标,拿下深圳两块商业用地,成为新闻焦点。
习近平从 2012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高调反腐,曾发表讲话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但另方面又打击呼吁政府官员公示个人财产的草根运动。
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留学美国,曾与他人合伙成立新天域资本私募基金,专门投资中国市场,2012年出任央企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卫通”)的董事长。中卫通属国资委管理,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公司。
ICIJ密档显示,温云松2006年经瑞信香港协助,成立名为Trend Gold Consultants的BVI公司,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8年解散。
投资者通常设立空壳公司,以便用离岸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借此掩盖公司和真正开户人的关系。Trend Gold Consultants成立的原因不明。
ICIJ多次联系温云松和其他在文中提到的离岸资产持有者,大多数人包括温都没有回复。瑞信集团的发言人则表示“不予置评”。
不久前,有媒体爆出温家宝女儿温如春(又名常丽丽)的公司与美国金融机构商业往来的一些内情。
ICIJ现在独家发现,名叫Fullmark Consultants的这家咨询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此前未见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报道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曾与Fullmark Consultants签订合同,向其支付180万美元咨询费。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现正对摩根大通借中国高官子女来发展中国市场展开调查。
Fullmark Consultants的注册方式似有意隐藏与温如春的关系
。温的丈夫刘春航专长金融,曾在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工作。2004年,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Fullmark
Consultants,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2006年,刘退出该BVI,同年加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
资料显示,刘退出后,Fullmark Consultants的全部股份转移给与温家宝家族关系密切的女富商张玉宏。张是温家宝弟弟温家宏的同事。据《纽约时报》报道,张曾为温家打点钻石、珠宝等生意 。
2005年10月,保得利信誉通向瑞银集团寄送账单,收取为Fullmark
Consultants签发存续证明(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的费用,说明这间BVI公司和瑞银有商业关系。瑞银就ICIJ的查询发声明,表示该集团“了解客户”(“know-your-
client”)的规定和处理与政治敏感客户关系的程序是“业内最严格的”,意指不会回应任何的查询。
2011年,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国务院在2007年发送的一则密电称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电文说,“只要开价合理,温家宝的妻子和子女可以‘搞定事情’ 。”“ 温的亲戚“不一定是收受贿赂,(但)他们很可能会收取高昂的‘咨询费’”。温家宝去年结束十年任期,正式退休。
ICIJ还在离岸密件中发现邓小平、李鹏和胡锦涛等中共前领导人的亲属的离岸公司资料,(密件内容可按链接查看 )
有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太子党的财富和生意(包括离岸资产)越来越大,会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掌权者自己深陷其中,难以制止。
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史蒂夫·迪金森(Steve Dickinson)说:“如果没法给家人弄个几十亿,当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什么意义呢?”史蒂夫曾经调查与BVI公司有关的诈骗案。他说,“这个问题规模庞大,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但事实是每个人对此言不由衷或避而不谈。”
中国走向离岸金融中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深化经济改革,中国投资者开始涌向离岸金融中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Don Clarke(汉名“郭丹青”)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向国企倾斜,民间投资人特别是创业者遂向离岸金融中心寻求发展。 在“中国特色”制度下,开展对华贸易的西方银行家、会计师和商人,也推动了离岸模式的发展。
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大中华地区业务主管李大诚(Rocky Lee)说:“刚开始采用(离岸模式)时,是我们外国人给这么做的。当时外国投资者普遍不适应中国的法律法规。”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一步加紧资本管制,客观上推动了内地人到海外投资。很多人此前已经到当时仍属英国管治的香港成立公司。眼看中国即将收回香港主权,内地投资者担心香港也不安全,便转向更远的离岸金融中心。
于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成为很多内地人转移业务和资产的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也推动了内地投资者使用离岸金融中心。例如,一些中国厂商用“返程投资”
(round-tripping)的方式避税:在境外成立子公司,由国内的母公司将在内地生产的产品低价卖给离岸的子公司。母公司由于账上利润少、甚至没
有盈利,自然免税。然后再由子公司把产品以高价卖给别的公司,把利润汇回母公司。这部分利润是当作母公司从英属维尔京群岛或香港获得的“外商投资”,也无需向中国政府缴税。
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官方统计,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离岸业务占当地业务的40%。1998到2002年英国派驻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总督Frank Savage说,BVI政府向中国当局表示,BVI“管理有序、法律制度健全”,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但离岸体系的批评者认为,BVI“无疑”是进行隐蔽交易的天堂。总部在英国的倡导组织Tax Justice Network说,BVI公司“丑闻不断”。因为保密制度给予“BVI公司极大的自由,随意掩饰违法活动、滥用权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的内地人有中国“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亮。ICIJ密档显示,傅亮至少持有5家
BVI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间注册。其中一家公司South Port
Development在2000年收购了一家菲律宾酒店。傅亮在内地投资游艇和高尔夫俱乐部生意。
离岸服务供应商信誉通公司(Trustnet)曾协助傅亮成立离岸公司。2000年,信誉通已在中国大陆全面发展离岸公司注
册业务,与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德勤(Deloitte
& Touche)和安信达(Arthur Andersen)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开会讨论拓展市场。
ICIJ资料显示,普华永道通过信誉通,协助 中国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400多家离岸公司和信托;瑞银集团则通过信誉通,协助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1,000多家离岸实体。
2006年,瑞银香港协助当时的中国女首富杨惠妍成立名为Joy House Enterprises的BVI公司。杨惠妍继承父亲杨国强的地产王国碧桂园,当时净资产约83亿美元。 ICIJ向杨惠妍就离岸公司事宜提问,未获回应。
2007年,瑞银通过信誉通,协助地产大亨、SOHO中国创始人张欣成立BVI公司Commune
Investment。SOHO中国在北京重建了很多地标建筑,不久前媒体报道,
张斥资2,600万美元购入纽约市曼哈顿区一栋五层的楼房。张通过代表,拒绝回答与BVI公司相关的问题。张欣在北京郊区打造的精品酒店“长城脚下的公
社”(The 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亦取名commune (公社)。
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是7家BVI公司的董事。这些离岸公司在2004年到2008年间由普华永道帮助成立。从ICIJ文件来看,这些BVI公司与李的天狮集团有关联。天狮涉及生物科技、旅游、电子商务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2011年,李金元的净资产约为12亿美元。
2005年,信誉通的一份“绝密”销售备忘录要求员工加强与瑞信香港的关系,积极示好。鉴于中国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信誉通另
辟途径。该份备忘录写道:“我们在上海的目标是国际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公司。”
该公司的的市场攻势收到了成效。2003年到2007年,信誉通在中国大陆、港、台发展的客户数量从1,500上升到4,800。
信誉通还帮助两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成立离岸公司。
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韦江宏是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2006年,铜冠资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韦任董事。铜冠资源控股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的子公司。2007年,铜陵集团通过铜冠这间BVI公司向智利一
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铜加工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
腾讯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也持有离岸公司。2013年,马以100亿美元的身价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5位。
2007年,他和腾讯另一名创始人张志东成为BVI公司TCH Pi的董事。马的发言人称TCH Pi是腾讯集团旗下公司,“与(马化腾和张志东)个人无关。”但这间BVI并未见于腾讯的公司文件,成立的目的不明。
利润和腐败
中国染指离岸金融中心以来,经济发生巨变,增长可观,离岸金融中心不只方便了用作“返程投资”,也成为海外投资进入金属、矿产等资源市场的渠道。
支持中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人认为,离岸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是,中国资本正在走出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利的,”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我当然支持企业在东道国注册。但如果东道国不能提供这种环境的话,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William Vlcek是离岸金融著作《Offshore Finance and Small States: Sovereignty, Size and Money》的作者。他认为在中国,官僚主义和政府的干预妨碍国内市场的发展。在离岸公司注册对商业活动有利。
有证据显示,中国一些公司和个人利用离岸公司进行非法活动。
2013年9月,前铁道部高官张曙光承认转移28亿美元到海外账户。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政府内部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企高管)转移到海外的公款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通过BVI公司转移。
2000年,“保得利信誉通” 帮助中国远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BVI公司Cosc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家BVI的董事包括当时的中远洋董事长马泽华和副总经理宋军。宋2011年以贪污、受贿、妨害作证被控三罪受审,被指调往青岛分公司后,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成立空壳公司以冒充合作公司。之后把建设青岛中远广场的数百万资金转移到该空壳公司。据新华社报道,宋军挪用公款600万美元,收受台湾合作方贿赂
100万美元。他用非法财产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合共购入37套房产。宋军的审讯结果没有公开。
中国政府最近严打贪腐成风的石油行业,业内不少高管因为贪污被停职调查。三大国企石油公司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注册了不少离岸公司。ICIJ数据库里就有几十个与这三大石油巨头相关的BVI公司。
中石油前高管李华林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去年8月落马。ICIJ数据库显示,李是两家BVI公司的董事。
有些离岸公司见于母公司的报表,但有些是国企高管以个人名义成立的。中石油下属天然气公司昆仑能源的总裁张博闻、中海油总经理杨华均曾以个人身份成立离岸公司,目的不明。
ICIJ多次尝试联系中石油和中海油均未获回应。
目前身陷囹圄的中国前首富黄光裕也曾运用离岸公司进行商业操作。黄与妻子杜鹃在2001到2008年间至少成立了31家BVI公司。当时他们持有的国美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商连锁。
2010年,黄因内幕交易、贿赂和操纵股价,被判有期徒刑14年。杜也以相关罪名获刑,但二审获改判,当场释放。
黄大部分资产被冻结,但利用离岸金融网络维系他的商业王国。2011年,黄名下的BVI公司Eagle Vantage Assets Management竞购英国退役航母,欲打造成高端购物商场。(英国政府最终销毁这艘航母)。
黄光裕目前通过Shining Crown Holdings and Shine Group这两间BVI公司控制国美集团30%多的股份。
离岸公司的未来
眼看企业寡头、政府官员和亲属非法敛财,一些中国人不顾安危,奋起质询。
草根组织“新公民运动”运用资讯网络和小规模的示威,向政府争取透明。去年春季,新公民运动创始人、民权律师许志永写道:“党政官员的个人财产都不敢公布,共产党还反什么腐?”
政府随即以“扰乱公众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逮捕许,除了许,并关押该组织20多名成员。在中国,政府通常用这类罪名让异见分子沉默。
官方甚至惩罚揭露中共高层近亲资产情況的外媒。《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报道太子党在国内持有的资产后,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驻华记者延续签证遭到延误。
英美和一些国际组织此前对离岸金融中心一直抱放任態度。直至离岸金融中心客户泛滥,方著手改革。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改变离岸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小。
今年以前,中国的税法不要求申报境外资产,这漏洞使国人很容易借离岸来营运。 北京一位李姓公司法律顾问说:“中国的决策者没想到会有这许多钱流失到海外。”
当局正著手控制流入离岸金融中心的私人财产。今年元旦生效的法规规定国民要申报海外金融资产。
改革离岸体系的力度可能会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离岸金融中心的重要客户。
去年,200多名银行家和离岸金融专家参与了一个以亚洲地区为主的业界意见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高管认为,“与中国有关的需求”是离岸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名BVI离岸服务公司的主管在调查中写道:“未来五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市场。”
文章来源: http://goo.gl/Z9d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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