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溃:中国土地之殇

在中国粮食产区的中心，有一个名叫大浦的多雨村落，这里一个农民种植的庄稼她自己都不敢吃。她说，她的农田旁边有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化工厂，这个工厂 直接向当地的灌溉水池排放污水，导致这里的水变成像防冻剂一样的荧光蓝色。这里一些经常在农田里走动的农民脚上会不明原因的起水泡。
这位农民说，这些庄稼颗粒无收。她一边说，一边指向灌溉池另一边的一小部分发育不良的稻秧。她之所以种植这些劣质的卖不出去的稻米，只是为了有资格 获得这些工厂所有者发放的污染补偿款。但她说，补偿款远达不到过去土地状况良好时她的收入水平。她说，这些庄稼外表看起来还活着，但实际上里面都死了。
湖南大浦这些农民的经历凸显出，中国不断升温的抗污染斗争出现新的重要战场。数年来，公众的目光都放在空气和水污染这两个令中国不断扩张的城市感到苦恼的问题上。但最近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污染问题已延伸到城市以外，现在正在覆盖农村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农业中心地带。
国家下属部门的研究员估计，8%-20%的中国可耕土地（大概 2,500万-6,000万英亩（合1,011万-2,428万公顷）），目前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即便失去5%的可耕地都可能是灾 难性的，这会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降至养育13.5亿人口所需的2.96亿英亩（1.20亿公顷）这个“红线”以下。
中国农村地区环境恶化主要是两个趋势的结果，环境研究员说，一个是污染工业向远离人口中心的偏远地方扩张，另一个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这两个改变都受到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推动，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城市以外地区人口。
然而为使城市人过的更加舒适以及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努力同时也在导致部分食物链受到污染，一些污染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对许多人来说更加可怕的形式）回归城市。
《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一书的美国作者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污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移。你无法把它完全隔绝开来。一些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人士（包括许多在华活动人士）警告说，污染对当前政权 的存续造成威胁，夏皮罗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未来能否保持其合法性，污染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长期以来都试图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可追溯至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这一运动始于1958年，当时毛泽东试图要求农民在自家后院建设 炼钢炉，以此实现迅速工业化，但却损害了农业产出。几十年来建设乡村工业的累积效应如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产粮区的工业增长飙升。在曾 经的农业大省湖南和湖北，2007年至2011年工业活动增加了两倍以上，远远超过工业强省广东的增长。
环境研究人员说，在一些情况下，工厂转移到农村是为了利用更廉价的土地，这些土地常常是在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当地官员帮助下获得。还有一些情况是， 城市领导人希望工厂迁出拥挤的城市。专家说，由于许多小城镇的政府对复杂工业活动进行适当监管的能力不如大城市政府，因而加剧了工厂转移所引发的农村污染 问题。
今年2月，上述转变的后果突然引起了全国注意，在那之前，中国环境保护部拒绝公布一个为期多年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说相关数据是国家机密。该决定在一名维权律师要求环保部公布相关数据时浮出水面，引发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强烈抗议。
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户上发布的消息说，遮掩只会让人猜测：我们被骗了。
环保部尚未回应置评要求。今年4月，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调查结果将在查证后公布，但没有具体说明。
接下来的一个月，土壤调查引发的公众哗然又因另一场争论而加剧。当时华南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当局披露了对当地大米供应进行的调查，18份样本中有八份被发现镉超标，镉是一种重金属，可能对肾脏造成破坏并导致严重骨痛。
官员们没有说大米中镉的来源，但他们说，这些大米是在附近的湖南省种植的。镉通常与锌和铅等金属的开采与熔炼以及电池生产有关，这些在湖南都很普遍。
社交媒体用户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不相信随后的两次全省范围的调查，这两次调查显示镉超标大米分别只占大米供应量的5.8%和1.4%。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写道：先是水，然后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现在是土壤。人们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我们总能移民海外或外太空。
曾任调查性报道记者、现任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驻北京总编辑的刘建强说，中国人与大米有着极深的关系。如果你发现一些蔬菜或水果受到了污染，你可以说“我不会吃它”。但大米是你无法避开的。中外对话是一家专注于跟踪研究环境问题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中国官员一再说，他们将认真对待污染防治问题。在镉超标大米的消息曝光一周后，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层领导人会议上说，他计划设置一条生态“红线”，他警告说越过“红线”的人将终身被追究责任，不过他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威胁远不止镉。今年1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详细报道了泽口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出农村地区有毒化学废物带来的危险。泽口位于 湖北省，环保人士称其为“癌症村”。村民们指责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造成了最近60多例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死者年龄不到50岁。
一个月后，中国环境保护部首次公开承认存在这样的“癌症村”。据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说，“癌症村”的癌症患病率异常高，中国有数百个“癌症村”。
今年3月，国有媒体报道说，居住在浙江省一个电池厂附近的168名村民被查出血铅超标，这是一系列与电池和冶炼厂有关的农村铅中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此外，过度使用化肥也给中国的耕地带来了压力。中国环境保护部的庄国泰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使用的化肥只有35%被农作物有效吸收。他说，剩 下的65%被排走，严重污染了中国的耕地。流走的氮肥会污染水源，导致土壤酸化，水土流失以及农作物产量降低。氮肥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化肥之一。
庄国泰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土壤将无法承受，环境将无法承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说，2000年至2011年，在中国对大米等主食爆炸性需求的推动下，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38%，至每年逾5,700万吨。这样的增幅远远超过了总灌溉面积的增长，总灌溉面积同期仅增长了约15%。
专家们说，政府清楚农村地区污染带来的威胁，他们指出环境保护部部长今年3月曾承诺将重金属污染作为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国土资源部随后在6月宣 布，该部将对全国土壤进行采样，以便绘制全国污染水平地图，不过不清楚调查结果是否会公布。当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审议了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草案 的内容包括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并要求加强对化肥的监管。
但专家们说，人们担忧缺乏透明度，官僚机构行事迟缓，且如果宣布大片土地受到污染，人们还担心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都令人们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提出了质疑。
消除耕地中的重金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农田不能种植作物。对于一个需要用不到全球10%的可耕地养活全世界20% 人口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前景。如果粮食保障出现任何大幅减少，都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损害。中共从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声誉维系于在尽可能少进口的 情况下，保持中国粮仓满仓的能力上。
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发布土壤调查结果的举动只会令人更加担心，官员们不愿公布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2006年，土壤调查发起时，国有媒体进行了大 张旗鼓的宣传，调查原定于2010年完成。去年6月，一位环境保护部的官员对新华社说，在一个监测污染的试点项目中，有20%以上的土壤样本（涉及到 364个村）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说调查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中国环境保护法专家王立德(Alex Wang)说，人们普遍感觉政府官员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他们披露了实情，公众的不满将超出政府应对的能力。
对西方几代的读者来说，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在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931年出版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刻画。该书描绘了一个旧中国的农村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正如书中主人公王龙所感悟到的，即使是经过了数年的饥荒和艰难，中 国人最终都一定会在土壤中找到他们的生计所在。
如今，中国很多农村问题在湖南省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广州发现的镉超标大米即来自湖南。湖南是中国最大的水稻生产省，2011年水稻产量近2,600 万吨，占中国水稻总产量的近13%。湖南在中国粮食供应中扮演的核心作用可以用一句谚语加以概括，这个谚语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当时湖南还 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湖广熟，天下足。
不过，近几十年来，湖南也成为中国五大有色金属生产省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根据湖南省及全国统计数据计算，2012年，湖南有色金属矿和冶炼厂占全国总量的7.5%。铜和铅都属有色金属。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il Sciences)土壤修复专家陈能场说，农田就挨着正在开采的矿山，对环保问题不够注意。
湖南的镉污染问题有多严重很难判断，任一批次的镉污染大米中镉的来源也同样很难确定。关于该地区的重金属污染曾有一些小规模研究，200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发现，在湖南等一些南方省份的市场上购买的大米有60%镉超标。
不过那次调查仅仅基于61个样本。中国的镉限量标准最高为每千克大米含镉0.20豪克，是通用国际标准的一半。研究表明，湖南大米还存在砷和铅超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受污染大米已经流入市场。
42岁稻农朱宏庆（音）住在离大浦不远的堰桥村。他认为自家稻田没有受到污染。这些稻田距离大浦的化工厂1.6公里以上，也远离任何矿场。但因缺乏 信息而被放大的消费者多疑症所有湖南大米的销路都受到不利影响。据湖南益阳市金城米厂的一名经理说，自镉恐慌开始后，精米价格最多下跌了14%，后来略有 回升。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朱宏庆审视着即将收割的早稻说，我跟我老婆讲，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这些大米卖不出去了。
土壤污染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在大浦很明显，那里的村民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担心遭到当地官员报复。那位种劣质大米的农民说，这个村子本来一直都是个干 净兴旺的地方。村民们出售大米、枣子、桔子和甜瓜，日子过得不错。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个氟化铝设施开建。她说，工厂24小时运转，夏末 开始刮南风时，工厂的烟飘到了田地上，灌溉系统也被严重污染，连虫子都走了。果树不再结果，就算结了也没人原意买。
村民们投诉后，工厂老板同意支付赔偿金，条件是农民们继续种庄稼。那位大浦农民说，她以前每年种水稻的收入最高可达到人民币1万元。现在她种植不产米的秧苗能得到大约人民币5,400元的补偿。
这家工厂为湖南有色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集团(China Minmetals Group)的子公司。该厂一名负责环保的管理者说，该设施保持了严格的环保标准，但设备故障和电力问题偶尔会导致过量污染物的意外排放。他说，工厂的排 放物对人体健康无害，还说该公司按照监管要求支付了染补偿金。
这名仅自称姓李（音）的负责人说，农民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因为化工厂只能建在农村地区；我完全能体会当地人的心情，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负责监测大浦的衡东县农业局的官员不断挂断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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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污染问题,谈谈我家乡的见闻
看到板上一个关于农村污染的帖子，想到这几天在老家的见闻，无法安然入睡，谈谈我家乡的情况
我家在江西省上饶县辖下某镇，靠近县城，前几天刚回家，感觉今年的污染十分严重，于是在附近转了转，并且从亲戚朋友那里打听了一些具体情形，下面做些说明：
1.污染企业的来源：原来就存在的本地人开设的 化工与重金属 相关企业，以及 近几年由县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企业（其中不少是来自浙江的化工与重金属相关企业）。
2.污染的具体情况：立体式污染。下边举些例子说明
（1）水，铜业公司将废水排入附近小河，导致相应的农田绝收，还有的企业将废水排入坑中，对地下水构成威胁（具体情况不清楚）。
（2）空气，每天早晨和傍晚可闻到刺鼻的气味（类似烧焦的塑料味，可能是附近的冶炼企业废弃偷排含铅废气，待我有空去调查一番），出现类似北京的雾霾。据我所知，临近有一村受铅污染更加严重，村民普遍血铅超标（儿童受害尤其严重），山上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3）土壤，由于铅沉降，空气污染（以及可能的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出现了之前提到的水稻绝收；家门前的银杏树叶发黄；豆角，黄瓜出现很多畸形生长情况；茄子则不能长大；还有一种我很爱吃的特产豆子绝收。
3.各方态度
村民：明知有严重污染，但是平时还是鸵鸟忍受为主，只有到了出现严重后果时才采取行动（比如之前提到的血铅村，事态严重后村民进行了维权行动）
企业：平时，我行我素，“闷声发大财”，受到严重抗议后会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将血铅村进行部分搬迁，供应一部人在县城里租房）
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平日压制为主（前者可由国土资源部几年前做的污染普查结果秘而不宣佐证，后者可由一些此类报道被地方政府压制佐证），矛盾激化时局部解决
4.前景
1.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的积累之后，产业升级后将污染企业向内陆转移
2.环境压力达到临界点后矛盾激化被迫解决
个人看法(对于我老家的情况)：2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想：
1.小学时就阅读过的环境保护读本里的内容于十几年后在我家门口出现，莫非先污染后治理是绕不过去的坎？
2.算上了环境账之后，经济究竟有多少增长呢？至少对我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所失应该大于所得许多
悲观地说，只要不大闹，账面上就还能过得去。
早就该在农村强制推行独胎。
农村允许二胎的结果就是耕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GDP过日子，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廉价商品过日子，对
没有环保成本的廉价工业品严重依赖。
导致企业成本越减，产品越畅销；
不搞高污染工业，农村会立刻出现穿不起裤子吃不饱饭的恶果。
搞高成本的无污染工业导致市场萎缩。
所以高高污染的工业，制造廉价工业品对农村是极为必须的
人多了，躲都没地方躲。
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水的地方就有大量的人，没水的地方也是很多人。
而工业必须要有水才行。
您说的第二种结局根本不可能，对这一点TG做过深入的研究。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XX，农民只有观望，得到实惠之后才跟。
第二种结局恐怕是受害农户一个一个被摆平，受害地区常住人口逐年衰减。
现在那里污染都是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跟你类似，
我是南通的，以前附近有化工厂，造纸厂等，
污染特严重，很多人得癌症。
现在大家有钱了，把厂逼关门了，当然政府也不支持这些厂。
现在河里的水都非常干净了。
空气也是呱呱叫。
看来污染得大家都富裕了才能彻底解决。
我通是不是把一些污染较重的厂放到下面的乡镇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H6hbfI

风波中的米乡：问题大米溯源调查

　“大米风波”尚未平息。
　　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查出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其中6批来自湖南的攸县、衡东等地。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其中来自湖南产区的最多，涉及株洲、郴州、常德、益阳等多个地市的10多家大米品牌。
　　沿着这些产地上溯，本报记者连日来深入湘南，辗转攸县、衡东县、衡阳市数地，历时四天，试图解开问题大米的背后成因。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此次涉事的衡东县东洋米厂，其所在的衡东大浦镇，小小的镇子即聚集了美仑化工、创大、金宇等10多家工矿企业，部分企业经常 趁夜排污。而在湘江流域内的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这类大中型工矿企业已达到1600多家，工业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湘江。不排除超标的重金属 通过工业污染进入大米的可能。
　　不过，湖南省环保厅宣教处处长陈战军5月21日向媒体表示，目前未监测到攸县、衡东县两地环境中出现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因此暂未发现问题大米中重金属的来源，“我倾向于认为是肥料带入的。”
　　一部分农业专家也认为，湖南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能来自磷肥。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表示，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已经获得国 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我国也在2002年初拟定了《肥料中砷、镉、铅、铬、汞限量》标准草案。“但在湖南的农业生产 中，这一标准未得到有效的落实。”
　　工业污染和磷肥滥用，谁才是造成问题大米的真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仍在进行的调查中，最终答案尚未明朗。
　　不过，无论污染源来自哪里，市场监管中的缺环都不容忽视。
　　“以前大米并没有重金属检测这个项目，更多的是侧重于查米的外观和微生物指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说，国家大米检测体系中缺乏重金属检测相关标准，“而且省级以下质监部门也没有重金属检测设备，这些都导致重金属超标难以杜绝。”
　　风波中的攸县米商
　　5月21日上午，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仓门紧闭，大米加工车间空无一人，碾米机电闸已经拉下，旁边堆放着10多包未卖完的“仙桃”牌大米，看门的吴先生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大板米厂是此次广州公布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厂家之一。吴先生告诉记者，米厂从今年3月就已经停工，此前厂里有6个工人，生产用的稻谷主要从大同桥镇周边地区的农户手中采购，原来米厂每年都要卖3000多吨大米，被检出镉超标后，“两个多月没有卖出一粒米。”
　　由于问题大米被广州质监部门查封，大板米厂卖给广州采购商10多吨大米的3万多元货款，也被对方卡住不给，使得米厂的资金链断裂。
　　衡东县大浦镇的东洋米厂是这次上黑名单的另一家厂家。在大浦本地大小12家米厂中，东洋米厂产量最大，年产近2万吨，也最为知名。“以前广东、 永州等地的大米采购商都是主动上门，一车车地从我们这里进米，出事后，现在外地人基本不来了，连一些湖南本地的老客户也不再上门。”米厂的阳老板告诉记 者。
　　“我们的米都是从衡东县和衡南县等地农户手中直接收购，以前每个季度衡东县质监部门都会抽检，都没有说我们重金属超标，我们厂的米我自己也吃，一直不知道这米有问题。”阳老板至今对于镉超标的来源疑惑不解。
　　目前衡东县质监局已经从厂里取样，送到湖南省质监局进行复检，以确定是否有镉、铅等重金属超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向本报透露，如果东洋米厂的大米复检合格，会允许其恢复生产。
　　大米事件曝光后，攸县和衡东县都采取了应对措施。攸县政府在5月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对该县涉事的三家米厂进行执法检查，同时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大米召回下柜；同时对全县米厂进行抽样检查；衡东县则只对涉事的东洋米厂进行停产、抽样送检。
　　“我们调查了，攸县三家涉事米厂均为手续齐全的加工企业，而且3家企业周围10公里内并没有重金属企业，污染到底从何而来？现在还不清楚。”5月21日，攸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彭滢向记者表示。
　　与化工厂为伴的大米厂
　　尽管攸县官方表示涉事米厂周边并无重金属企业，但攸县当地农业界的一位人士认为，仅根据米厂周边10公里没有污染源，就排除污染的存在，这并不 严谨，“比如大板米厂的稻谷收购范围就远不止10公里，而是从周边乡镇大量收购，像周边的银坑乡、凉江乡等，就有正在生产的铁矿等工矿企业。”
　　本报记者从攸县相关方面获得的一份材料也显示，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 区。严峻形势之下，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明确下达“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的工作目标，并投 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衡东县的情况也类似。在大浦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是衡东的工业强镇，在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大浦工业园内，集聚有东大化工、美仑化工、衡东氟化学等6家化工厂，以及金镝有色、合林铜业等数家有色金属企业。
　　“原来大浦镇还有个隶属核工业部的712矿，现在已经废弃，它的很多厂房和设备都被化工厂租赁生产，有化工厂经常在半夜悄悄排污。”大浦镇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5月22日，在这位居民带领下，记者看到了工业园旁边一个排污口，一些暗黑色的工业废水和废渣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青光，阵阵臭味扑鼻而来。这个 排污口边上有数家化工企业。据这位居民反映，此排污口白天排污不多，但时常在夜间偷排。污水经由雨水冲刷稀释，分别流入农田和河流。
　　而此次涉事米厂所在的衡阳、株洲等地，均为湘江沿岸重工业城市，大量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废水由工矿企业排入湘江。
　　湖南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 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和14.1%.“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国内重金属污 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理论上说，重金属被排放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水稻等农作物，一是工业废渣污染农田土壤后，其中的重金属颗粒被农作物根系吸收；二是重金属随工业废水进入水体后，经由灌溉途径，随水分一起以离子形式进入农作物根茎系统。两种途径，都最终污染大米等农作物果实。
　　而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水，日常会被沿岸很多农民用来灌溉农田。“以前衡东的大米从来不检测重金属含量，这里是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重金属超标各方都心照不宣，谁去真正关注这个事？”5月22日，衡阳当地的一位官员私下对本报表示。
　　重金属治理之难
　　湘江流域内人口超过4000万，初步形成了城镇密集、工业集中的发展格局，湘江干支流两岸大中型工矿企业达到1600多家。这一流域，集中了湖南省60%的人口和70%左右的GDP，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作用下，污染治理并非易事。
　　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即是一个缩影。大浦镇一位政府人士透露，2003年成立大浦工业园之前，当地GDP不到3亿元，到2009年，大浦工业园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1.2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GDP增长10倍有余。
　　而同年，衡东县的工业总产值为100.9亿元，财政收入为4.06亿元。两相比较，大浦一个工业园的总产值就已近整个衡东县的1/3.
　　因此，尽管地方政府近年采取多项措施试图控制重金属排放，但收效并不如人意。
　　此外，高昂的治理费用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如大板米厂所在的株洲市，是湘江沿岸著名重工业城市，2011年，该市决定将聚集了187家企业、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搬迁费用投入约需500亿元。
　　但是，时过两年，因资金缺口巨大，清水塘搬迁进展缓慢。为此，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曾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对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给予重点支持。
　　“像我们株冶，资产都是一些坛坛罐罐，怎么搬迁？要搬迁的话只能异地重建，没有几十个亿根本下不来，钱从哪来？”上市公司*ST株冶（600961.SH）董秘刘伟清反问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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