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民众冲进市委大院打砸 劫持官员打伤警察(汕头日报这条新闻很神奇，群众诉求是什么一个字都不敢提)

汕头日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金平区莲塘街道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不断制造谣言，裹胁不明真相群众，有组织、有预谋到市委闹事。市委组织市、区两级党政干部深入群众进行 对话，要求群众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理性表达诉求，但事件挑头分子置若罔闻，继续挑动聚集群众制造事端、无理取闹，先后冲击市委大门，闯进市委大院，打砸市 委办公大楼，劫持殴打在现场做劝说工作的金平区干部；对在现场维持秩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执勤民警大打出手，致多名党政干部和民警不同程度受伤。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对闹事人员进行劝说清离，对现场继续大打出手、扰乱秩序的挑头分子实行强制带离。通过现场劝说，了解真相的群众逐渐离去，事态得到平息。
公安机关希望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为少数人所蒙蔽，要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同时正告违法犯罪分子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违法犯罪活动，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对继续煽动、参与打砸抢等犯罪的，公安机关将坚决抓捕归案，依法严厉打击。
汕头警方依法刑拘林某荣等26名涉嫌扰乱国家机关违法犯罪人员
9月26日上午，我市公安机关依法处置聚众冲击市委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及时妥善劝退、清离被不法分子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现场仍有一小撮挑 头分子不听市、区两党政干部劝说，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打出手，劫持殴打党政干部和执勤民警，打砸市委机关办公楼，严重扰乱国家机关秩序。为维护国家机 关正常工作秩序，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安机关及时行动，现场强制带离林某荣等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林某荣等人对其煽动村民、冲击国家机关、扰乱交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悔过认罪，劝告乡亲不要重走他们老路,要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目前，林某荣等人已被警方依法实行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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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因为广东省汕头市莲塘村村民不满官员私卖村集体土地，新闻里一点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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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汕头数千农民堵政府遭警催泪弹镇压数十人受伤及被抓




广东省汕头市莲塘村村民不满官员私卖村集体土地，要求政府调查多年，却不见官员履行调查承诺，星期五数千人围堵汕头市委及市政府，遭到一千多名特警 发射催泪弹镇压。村民星期六表示，已有数十位村民被打伤，其中十多人伤重入院，另有十多人被抓。该村当天被数百名公安封锁，进出须接受检查。
毗邻汕头市著名维权村乌坎村的莲塘村村民，不满政府官员未兑现2012年许下的承诺，解决村集体土地被私卖的问题。星期五（9月26日），数千人游 行到汕头市政府门前静坐抗议，要求政府兑现承诺。有消息说，三千多人打出“还我青山，还我耕地”等横幅，要求与官员谈判，因无人接待，村民一推倒大门冲入 市委大院，打砸办公楼大门。当局出动约五百警察驱散，并发射催泪弹，导致老人、妇女等数十村民受伤，重伤者需要送医院救治，另有数十村民被捕。
该村村民林先生星期六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有几千人去，发生冲突，然后村民被打了”。
记者：有多少村民被打？
回答：大概有十来个（伤势）很严重，老人比较多。
记者：村民冲市政府大门，还是市委大楼？
回答：两个都有。
记者：有没有砸办公用品？
回答：没有，村民就在外面。
记者：来了多少警察？
回答：几千人应该有了。晚上他们（警察）还去医院抓人，这次抓了不少人。
村民“唵咯咯”发帖称，警方使用了催泪弹，并用警棍打伤群众，打折鼻梁骨，掰断手指骨，晚上还到医院包抄抓人。网络图片显示，被打伤的村民头破血 流，有伤者站者接受救助，也有的坐在地上，他们大部分是老年人，受伤部位都在头或脸部。另有图片中，市政府的铁栅栏门被推倒，地面散发着白色烟雾。戴头 盔、持盾牌的特警守卫在政府门前，摆出抵挡阵势。而村民将十多米长，上有万人签名的白布条幅用竹竿挑起，展示在特警组成的人墙上方，表达抗议。
记者周六就此致电汕头市政府值班室查询：“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想关注一下这件事情，了解一下情况”。
官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你跟我们宣传部联系，我们这边不对外的。
记者：他们昨天来了很多人吧？
官员：没有，没有，。
记者：没有人来啊？
官员：对，具体不是很清楚。
莲塘村有两万多人，大部分姓林，以捕鱼、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2012年11月，上千村民连续两天到村委会递交万人签名横幅，要求追查私卖土地，也曾到汕头市政府集体静坐。村民表示，这次重返市政府请愿是敦促当局履行承诺。
村民林先生说，周六当天，全村被警察封锁，出入须接受检查：“昨晚我们村去了很多警察。今天也有去，有好几车人，应该有几百人，在村外路口，进出要检查”
记者：这次你们还是因为土地被私卖，还是怎么样？
回答：还是因为之前的那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之前答应解决的问题一直拖着，没有兑现。
记者：现在土地是不是都没了？
回答：地很多被这些私人没有征地手续，暗中操作，给自己谋利等。村民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决定权。只是几个当官的把土地搞定了。
2013年7月12日至21日，近千村民持续8天占领街道办生火做饭，要求政府解决征地款被贪污问题，当地政府官员未出面回应。10月21日，村民围堵区政府，再度拉起万人签名横幅示威。
另一位林先生说，村官私卖土地的情况由来已久，但他们投诉无路：“二十年前，我们这个地方，私卖的土地接近两亿，但是我们村民一直就没分到钱，希望这件事有人来关注，关心我们老百姓”。

文章来源: http://goo.gl/fWFtg7

中国城镇化副作用：农民变贫民

三年前上海世博会，天津市郊的华明镇曾被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而今，这里离开土地过上城市生活的农民日益显出贫民化之势。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 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 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 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 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 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 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 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 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 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 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 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 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 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 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 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 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 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 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 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 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 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 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 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 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 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 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 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 (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文章来源: http://goo.gl/mJzDVf

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

注：这是本人见过的关于土地财政论述最清晰的和最聪明的，而且这位体制内的聪明官员还开除了药方，本人认为是最靠谱的药方，这文章事实上论述了，房 地产不可能出现大跌，只能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慢 慢通过长期的滞涨，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将积压在房子里的资金缓缓流出去，然后等待财产税和直接税慢慢能够接手土地财政，转发各位。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一个教授的农地考察报告

 
 
 
 
 
 样本调查：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试验并未完全成功
资本下乡会挤占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
　　“5年、10年以后的中国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到底是公司企业大规模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场，还是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农民合作，进行社会化 服务？”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去年的《改革内参》中就慎重地指出：“现在，到了我们认真思考的阶段了。”
　　“让农民种自己的地”，陈锡文在文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长达十几年驻村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贺雪峰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 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试验并不完全成功。他提醒道：现在特别要警惕资本下乡，“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鼓吹大规模资本下乡，其实这些大资本根本种不好地，而且还与 农民争夺本来份额就越来越少的农业GDP。”
　　关于土地政策：放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到农村的前景和农民的前途，贺雪峰就会激动起来。一般情况下很难将他和大学教授联系在一起，朴实的着装和沉着的语调，作为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十几年来每年至少两个月驻村调研，国内再无第二人。
　　记者：对于土地改革，外界有很多声音，还有些智库已经为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排好了档期。您怎么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化？
　　贺雪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基本上能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现状。
　　记者：但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很多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引入大资本进行规模经营。而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很多地方政府也正在积极推进试验。您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
　　贺雪峰：我非常反对地方政府引进大资本进行规模经营，资本种粮，若是资本自己愿意去种也是可以的，这样资本种粮，亏盈都归自己承担。现在的问题 是，很多地方政府积极推进资本下乡，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资本下乡。据我们的调查，无论是在种粮的单产上，还是种粮的利益上，资本规模种粮都远不如家庭农业 有效率。
　　此外，资本下乡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主要是，当前的农业不仅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渠道，而且，当前中国还有接近7亿农村人口，加上外出务 工的2亿多农民工，总共9亿农民还需要依托农业收入。资本下乡，即使有效率，也要审慎。何况从我的调查来看，资本下乡种粮几乎没有赚钱的，资本下乡主要是 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问题是，我们的政府为何要扶持本来无效率的资本下乡去挤占农民不多的农业GDP呢？
　　很多人热炒农村建设用地，认为只要放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就可以致富农民，就可以缓解城市建设用地困难，就能够降低房价，就可以减少征地纠纷。 这也是各个地方政府在农村建设用地改革上表现积极的原因。但实际上，放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结果只能是让城郊极少数农民成 为暴富的土地食利者，是将本来涨价归公的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给到极少数城郊农民，既谈不上让全国9亿农民致富，也会失去当前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土地财政”收入。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土地食利阶层，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制度红利之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造一个新的土地食利阶层出来。有 些人认为放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就可以解决几乎任何问题的意见，只能说是太过肤浅。
　　关于规模经营试验：几乎所有的规模经营的种粮，单产都不如小农经营。
　　记者：您反对引进大资本进行规模经营，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应适度规模流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据您的驻村调查，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种粮，单产量都不如小农经营？
　　贺雪峰：依据我们在湖北、安徽、四川、江苏等地的调研，资本下乡种粮，几乎都会遇到产量下降、经济亏损的困境。此外，规模经营种粮的单产量都不如小农经营。
　　以湖北春晖粮食加工集团公司为例，春晖公司是湖北一家以粮食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年产值高达数十亿元。2010年，春晖在孝南县龙岗村及周边流 转近万亩土地种粮。种植几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公司在种粮环节严重亏损。原来春晖公司希望自己种粮，再自己加工粮食，将粮食加工向种粮环节延伸。但 是，春晖公司一年加工粮食百万吨，而目前规模经营的万亩耕地，一年生产的粮食还不足5000吨，够不上公司加工量的一个零头。而关键是，春晖种粮不仅严重 减产，而且严重亏损。
　　记者：既然如此，像春晖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为何一定要亲自去种粮？
　　贺雪峰：地方政府鼓励春晖公司种粮，且地方政府坦言，本来就不指望春晖公司在种粮上赚钱，而是要公司用加工环节利润弥补种粮的损失。问题是，既 然是市场经济，粮食并非紧俏物质，公司种粮产量又低，农民还不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种粮，公司何必去用加工环节的利润来弥补种粮环节的损失？政府又何必鼓 励资本去种粮食？
　　公司种粮这种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故事如今依然在各地上演，原因何在？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现代农业，强调规模经营，希望推动资本下乡来发展现 代农业。而资本下乡的目的并非农业，而是希望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样一来，在地方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资本下乡也就正常了。
　　问题是，资本下乡总是要赚钱的，政府也不可能无休止地对资本进行扶持，结果，在地方政府推动下形成的资本种粮不可持续，政府出了钱，粮食减了产，资本亏了本，农民不满意。奇怪的是，地方政府支持资本下乡的事还继续在全国各地热闹上演。
　　关于资本下乡：资本下乡一般不愿意种粮。
　　记者：您的调查结果显示，资本下乡大规模种粮并没有提高亩产量。但是，如果这些大企业改进管理，提高亩产量，那么这种大规模农地流转，并由资本来经营，是否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贺雪峰：实际上，无论资本下乡是否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资本下乡都会挤占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所以我说要警惕资本下乡。
　　记者：厉以宁教授曾撰文鼓励资本下乡，他的构想是：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国家养农村老弱病残，这种方式能否不损害农民收益，并缩小城乡差距？
　　贺雪峰：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中国9亿多农民户籍人口，有两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接近7亿，虽然以老弱病残为主，但具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劳 动力和半劳动力数量也有3亿～4亿人。他们无法离开农村，也不可能将这些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国家养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国家养得起吗？让农民退出农 业，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另外，资本有逐利的本能，资本下乡一般是不愿种粮的， 因为不赚钱。他们会选择种经济作物。资本下乡越多，种经济作物的越多，之前靠种经济作物赚钱的农民就越少。在农业GDP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客观上就是与9亿农民争夺农业GDP的份额。
　　当前农业GDP担负着9亿农民生存的巨大责任，农民需要通过农业GDP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正是小农农业使得农村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所以限制资本下乡既是要维护农民权益，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关于农村建设用地：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估计约有18万平方公里。
　　记者：您怎么看，对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流转？
　　贺雪峰：我认为不应该开这个口子，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个口子。土地最大的特点是不可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的 18万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十分零散地分布在不同地点，而城市建设用地只可能是在特定区位。在土地不可移动的前提下，如何将零散 的农民宅基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土地饥渴，是他们要征用城郊农地为建设用地，而不是要征用农民宅基地。
　　记者：有人说，当前征地拆迁，之所以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征地冲突，是因为给农民的补偿太低，需要大幅度提高给失地农民的补偿，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贺雪峰：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众所周知，最近十年，各个地方给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都有大幅度提高，但是各个地方的征地冲突都有增无减，这就说明， 征地冲突并非补偿不够，而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从我在全国的调研看，几乎没有农民不盼望征地的，原因很简单，征地补偿远高于农民种地的收益，且可以及时将土 地利益变现。只是如何补偿农民这个问题要研究。一次性补偿，农民一下子拿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补偿款，很容易出现问题。当前征地拆迁中出现的钉子户报道， 这些钉子户没有一户是不愿意被征地拆迁的，而是要更高的征地拆迁补偿。在沿海发达地区或者大中城市郊区的征地拆迁补偿，补偿成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的例子不胜 枚举。
　　资本经营大户种地表现很“疲软”
　　今年7月，贺雪峰的调查团队在平镇调研了25天，集中关注了政府推动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并对资本、家庭农场、中农等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效益进行考察。
　　调查显示：现代农业的发展与规模经营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并分析了与土地规模流转前的中农农业相比，资本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如何？现行的土地规模经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今年63岁的陈月英是安徽省平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晚年，她所经历的田间地头正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她只知道，自己填表时，家庭成分总是填着“贫农”，现在，外面给了她一个新的叫法——“中农”。
　　“中农”一般是指在土地规模流转前，农地经营中形成的一批具有一定种植规模且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中农的形成建立在土地的自发流转基础上，一般中农的种植面积在20~50亩左右，他们耕种了村民组内的绝大部分土地。
　　逐渐消失的中农
　　在土地流转前，陈月英一大家人一共有24亩地，一年全家务农收入也有两三万元。几年前，镇上开始提倡土地规模流转经营。她也想规模经营，但政府对规模经营的最低限额是100亩，而且支付地租及风险保证金两项，就需要10万元的启动资金。
　　她所生活的平镇，更多像她这样拥有一二十亩土地的中农已经慢慢减少甚至消失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经过重新洗牌，平镇县种粮主体基本上以资本大户和家庭农场为主。之前占主要地位的中农则逐渐式微。
　　表1是平镇三个自然村组在流转前后，中农数量及耕地面积的变化。从统计中可以看到：土地流转前A、B、C三个自然组的中农户数分别占生产队总户数的21.4％ 、17.6％、 21.1％，三个组中农的种地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61.0%、37.8%、44.3%。
　　土地规模流转后，中农户数锐减到0、0、3，占生产队总户数比例也变成了0%、0%、15.8%，土地面积随之占了生产队总面积的0%、0%、38.3%。
　　中农种地效率最高
　　在政府的大力推进下，陈月英的家乡迅速兴起了资本大户和家庭农场。资本大户是指有工商业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的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农业经营者。资本大户进入农业领域的这一过程被称作“资本下乡”。而家庭农场的规模一般在200亩到500亩之间。
　　在平镇最先兴起的是资本大户，现在资本大户流转的面积占了流转总面积中的接近一半。
　　政府的一再推崇下， 资本经营大户却表现得很“疲软”。其实资本大户已经是“走马灯”似地换到第三批了，前两批均因利润不丰厚而退出。根据2012年资本经营大户、家庭农场和 中农种植的统计数据（见表2至表5）可以计算出，资本大户、家庭农场和中农经营，去年一亩地的收益分别是315元、530元和1270元。
　　再来看这三者在一亩土地上投入的资金，分别是1455元、1380元和1080元，因此从资金生产率来看中农高于家庭农场，家庭农场高于资本农业。
　　从土地生产率而言，资本农业在代管模式下水稻亩产400公斤，家庭农场水稻亩产可达450公斤到500公斤，中农水稻亩产500公斤到550公 斤。排序依然如上。再从劳动生产率而言，劳动生产率可以用机械替代率考察，就水稻种植而言，能够机械化的环节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如耕整土地、收购稻子，事 实上，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正趋于保持一致。
　　适度规模经营较合适
　　平镇只是贺雪峰驻村调查情况的一个缩影。他表示：土地改革应大大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从技术层面上说，中国现有的以家庭承包制和 土地自发流转为基础的经营格局能够实现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导向的集约经营不一定能实现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 高。”对于未来农地流转，贺雪峰认为，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合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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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利 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土地制度成为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之一，甚至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和推动力。就此，光明网记者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
　　要点摘录：
　　对于农民而言，拥有多大的土地权利并没有意义。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护农民利益，也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甚至会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土地制度不能走私有化道路。
　　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调整权，也即合法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利。
　　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应在目前宪法秩序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度地提高。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支撑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现在还富有生命力，应继续坚持和完善。
　　中国并没有出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现象，其原因就是我国农民有退路，这是中国稳定的基础。
　　土地换保障政策本身没错，关键是一要看农民意愿，二要控制数量，不能搞成一窝蜂，追求短期效益。
　　搞农村研究要告别浮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
　　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护农民利益，也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光明网：很多人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走土地私有化道路才能解决农村和农业出现的各种问题，土地私有化是必然趋势。对此您怎么看？
　　贺雪峰：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吹捧土地私有制，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保护农民的利益，进而推断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现存土地问题的良丹妙药。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所得和农业生产收入。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多，但块数不少，不利于机械化的耕作和现代化水利灌溉的推 广，这就需要农民在农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进行协作。对于农民而言，拥有多大的土地权利并没有意义。因为70%的土地还是要用于农业生产，农民土地权力增加 并不能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甚至反过来，倒有可能影响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农民土地权利越大，那么村社集体的土地权利就越小，村社集体就更加难以 调整土地利益，农业生产协作更加无法进行，农民利益就会受到了更大损害。即如果农民土地权利增加，那么其反对协作的能力也就随之增强。
　　事实上，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调整权，也即合法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利。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实际上一直在以自发、小规模、不规范的 方式自由流转，基本局限在村庄内部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农民的土地不是有了更大的权利就可以有更多收益。目前，农村土地关系错综复杂，土地权利越明晰，交 易成本就越高。可以说，农民土地权力越大，农民利益受损就越大。甚至产生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者阶层。
　　因此，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护农民利益，也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甚至会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土地制度不能走私有化道路。
　　光明网：有没有农民想要更大的土地权？
　　贺雪峰：有，城郊农民要求更大的土地权。
　　城郊等特殊位置的农民就可以凭借更大的土地权在土地非农化进程中获取巨额土地收益，实现一夜暴富。但这部分农民数量只占全国农民的5%，也只是 处在特殊位置的城郊极少数农民。这些少数的农民一旦分享到如此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土地食利阶层。新中国宪法在制度安排上消灭 了土地私有，农民只具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土地制度已经消灭了土地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法律依据。
　　如果土地所有权本来就是农民的，国家征收农民的土地给农民的补偿，即使让农民一夜暴富也无可厚非。现在问题是，中国的宪法秩序明确规定中国土地 不是私有制的，农民也认同这一秩序的。因而，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应在目前宪法秩序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度地提高。农地非农化使用必须经由国家征收并给予补 偿，城郊农民要求分享更多土地非使用的收益，也只能在中国土地宪法秩序内提要求，不能从土地所有权及发展权方面提要求。我在全国各地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农民都希望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从而获得土地补偿。但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都是用于农业生产，而不是被征收用于建设，他们因此无法 获得土地被征收的补偿。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全国农民，而不是少数农民。
　　对城郊农民的征地拆迁过程中必然涉及农民、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等种种矛盾，这在房屋拆迁中表现的更为激烈。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应回避。总体而言，现行法律已经足以保护农民利益，对于出现的问题应在发展中予以解决。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现在还富有生命力，应继续坚持和完善
　　光明网：现在土地制度是否还适合中国发展实际和需要？
　　贺雪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的秘密有两个，一是中国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及其产生的比较优势，二是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支撑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
　　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当国家征用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也是国有的土地时，价格才相当低廉，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扩展城市和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目前，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现在还富有生命力，应继续坚持和完善。
　　光明网：如何评价各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换社保/户籍的实践？
　　贺雪峰：就调查结果而言，土地换社保、户籍，农民是比较欢迎的。特别是那些通过自己的辛苦打拼，已经在城市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与收入条件的农民，可以在城市维持体面地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这一部分人当然也愿意以土地换保障。
　　但这个问题要综合考虑，不宜简单地搞一刀切。就实际而言，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不多，多数还是低水平就业，大部分农民并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条件，他们年轻的时候全家可以打工，年老之后就不得不还乡。
　　如果农民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新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技能，却只换来低水平的保障，不足以保证农民维持在城市相对体面的生活，就会造成各种严重 问题。而且，目前土地换社保的实践往往存在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倾向，违背农民利益，缺乏长远规划。对于这样的土地换社保，我认为还是慎重为好。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城中都会遇到严重的城市贫民窟的问题，这种城市化是激进的、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的城市化。中国没有出现这种状 况是因为中国推行的是稳健的城市化，进城农民在进城打拼失败以后还可以返回农村。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城中有退路，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如果农民失 去土地，退无可退，就必然会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中国人民不受宗教信仰的约束，受道德约束的程度也较小，一旦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将严重影响中国稳定 的基础和现代化进城。中国并没有出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现象，其原因就是我国农民有退路，这是中国稳定的基础。
　　简单的说，我认为土地换保障政策本身没错，关键是一要看农民意愿，二要控制数量，不能搞成一窝蜂，追求短期效益。
　　搞农村研究要告别浮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
　　光明网：如何才能做好农村问题研究？
　　贺雪峰：搞农村问题研究首先是要告别浮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目前，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明显的浮躁倾向，很多研究者浮于表面，未能真正深入农 村，深入基层。如果研究者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在研究农村问题时直接套用或过度迷信各种理论概念，就不会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呼 声。
　　其次，要冷静客观。学界和媒体有一种好人主义和道德说教倾向，无原则地站在某一边说好话，在土地问题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土地私有化 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
　　再次，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许多经济学家喜欢脱离中国具体语境来抽象讨论土地制度，以为经济学原理都是普适真理，喜欢用“违反现代经济学基本常 识”这类话语。其中许多人并未来过中国，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实际，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舆论报道和自己建构的中国，当然会脱离实际。


文章来源:  http://goo.gl/zPy1sc

大崩溃:中国土地之殇

在中国粮食产区的中心，有一个名叫大浦的多雨村落，这里一个农民种植的庄稼她自己都不敢吃。她说，她的农田旁边有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化工厂，这个工厂 直接向当地的灌溉水池排放污水，导致这里的水变成像防冻剂一样的荧光蓝色。这里一些经常在农田里走动的农民脚上会不明原因的起水泡。
这位农民说，这些庄稼颗粒无收。她一边说，一边指向灌溉池另一边的一小部分发育不良的稻秧。她之所以种植这些劣质的卖不出去的稻米，只是为了有资格 获得这些工厂所有者发放的污染补偿款。但她说，补偿款远达不到过去土地状况良好时她的收入水平。她说，这些庄稼外表看起来还活着，但实际上里面都死了。
湖南大浦这些农民的经历凸显出，中国不断升温的抗污染斗争出现新的重要战场。数年来，公众的目光都放在空气和水污染这两个令中国不断扩张的城市感到苦恼的问题上。但最近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污染问题已延伸到城市以外，现在正在覆盖农村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农业中心地带。
国家下属部门的研究员估计，8%-20%的中国可耕土地（大概 2,500万-6,000万英亩（合1,011万-2,428万公顷）），目前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即便失去5%的可耕地都可能是灾 难性的，这会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降至养育13.5亿人口所需的2.96亿英亩（1.20亿公顷）这个“红线”以下。
中国农村地区环境恶化主要是两个趋势的结果，环境研究员说，一个是污染工业向远离人口中心的偏远地方扩张，另一个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这两个改变都受到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推动，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城市以外地区人口。
然而为使城市人过的更加舒适以及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努力同时也在导致部分食物链受到污染，一些污染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对许多人来说更加可怕的形式）回归城市。
《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一书的美国作者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污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移。你无法把它完全隔绝开来。一些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人士（包括许多在华活动人士）警告说，污染对当前政权 的存续造成威胁，夏皮罗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未来能否保持其合法性，污染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长期以来都试图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可追溯至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这一运动始于1958年，当时毛泽东试图要求农民在自家后院建设 炼钢炉，以此实现迅速工业化，但却损害了农业产出。几十年来建设乡村工业的累积效应如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产粮区的工业增长飙升。在曾 经的农业大省湖南和湖北，2007年至2011年工业活动增加了两倍以上，远远超过工业强省广东的增长。
环境研究人员说，在一些情况下，工厂转移到农村是为了利用更廉价的土地，这些土地常常是在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当地官员帮助下获得。还有一些情况是， 城市领导人希望工厂迁出拥挤的城市。专家说，由于许多小城镇的政府对复杂工业活动进行适当监管的能力不如大城市政府，因而加剧了工厂转移所引发的农村污染 问题。
今年2月，上述转变的后果突然引起了全国注意，在那之前，中国环境保护部拒绝公布一个为期多年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说相关数据是国家机密。该决定在一名维权律师要求环保部公布相关数据时浮出水面，引发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强烈抗议。
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户上发布的消息说，遮掩只会让人猜测：我们被骗了。
环保部尚未回应置评要求。今年4月，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调查结果将在查证后公布，但没有具体说明。
接下来的一个月，土壤调查引发的公众哗然又因另一场争论而加剧。当时华南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当局披露了对当地大米供应进行的调查，18份样本中有八份被发现镉超标，镉是一种重金属，可能对肾脏造成破坏并导致严重骨痛。
官员们没有说大米中镉的来源，但他们说，这些大米是在附近的湖南省种植的。镉通常与锌和铅等金属的开采与熔炼以及电池生产有关，这些在湖南都很普遍。
社交媒体用户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不相信随后的两次全省范围的调查，这两次调查显示镉超标大米分别只占大米供应量的5.8%和1.4%。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写道：先是水，然后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现在是土壤。人们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我们总能移民海外或外太空。
曾任调查性报道记者、现任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驻北京总编辑的刘建强说，中国人与大米有着极深的关系。如果你发现一些蔬菜或水果受到了污染，你可以说“我不会吃它”。但大米是你无法避开的。中外对话是一家专注于跟踪研究环境问题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中国官员一再说，他们将认真对待污染防治问题。在镉超标大米的消息曝光一周后，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层领导人会议上说，他计划设置一条生态“红线”，他警告说越过“红线”的人将终身被追究责任，不过他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威胁远不止镉。今年1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详细报道了泽口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出农村地区有毒化学废物带来的危险。泽口位于 湖北省，环保人士称其为“癌症村”。村民们指责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造成了最近60多例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死者年龄不到50岁。
一个月后，中国环境保护部首次公开承认存在这样的“癌症村”。据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说，“癌症村”的癌症患病率异常高，中国有数百个“癌症村”。
今年3月，国有媒体报道说，居住在浙江省一个电池厂附近的168名村民被查出血铅超标，这是一系列与电池和冶炼厂有关的农村铅中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此外，过度使用化肥也给中国的耕地带来了压力。中国环境保护部的庄国泰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使用的化肥只有35%被农作物有效吸收。他说，剩 下的65%被排走，严重污染了中国的耕地。流走的氮肥会污染水源，导致土壤酸化，水土流失以及农作物产量降低。氮肥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化肥之一。
庄国泰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土壤将无法承受，环境将无法承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说，2000年至2011年，在中国对大米等主食爆炸性需求的推动下，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38%，至每年逾5,700万吨。这样的增幅远远超过了总灌溉面积的增长，总灌溉面积同期仅增长了约15%。
专家们说，政府清楚农村地区污染带来的威胁，他们指出环境保护部部长今年3月曾承诺将重金属污染作为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国土资源部随后在6月宣 布，该部将对全国土壤进行采样，以便绘制全国污染水平地图，不过不清楚调查结果是否会公布。当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审议了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草案 的内容包括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并要求加强对化肥的监管。
但专家们说，人们担忧缺乏透明度，官僚机构行事迟缓，且如果宣布大片土地受到污染，人们还担心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都令人们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提出了质疑。
消除耕地中的重金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农田不能种植作物。对于一个需要用不到全球10%的可耕地养活全世界20% 人口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前景。如果粮食保障出现任何大幅减少，都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损害。中共从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声誉维系于在尽可能少进口的 情况下，保持中国粮仓满仓的能力上。
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发布土壤调查结果的举动只会令人更加担心，官员们不愿公布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2006年，土壤调查发起时，国有媒体进行了大 张旗鼓的宣传，调查原定于2010年完成。去年6月，一位环境保护部的官员对新华社说，在一个监测污染的试点项目中，有20%以上的土壤样本（涉及到 364个村）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说调查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中国环境保护法专家王立德(Alex Wang)说，人们普遍感觉政府官员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他们披露了实情，公众的不满将超出政府应对的能力。
对西方几代的读者来说，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在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931年出版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刻画。该书描绘了一个旧中国的农村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正如书中主人公王龙所感悟到的，即使是经过了数年的饥荒和艰难，中 国人最终都一定会在土壤中找到他们的生计所在。
如今，中国很多农村问题在湖南省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广州发现的镉超标大米即来自湖南。湖南是中国最大的水稻生产省，2011年水稻产量近2,600 万吨，占中国水稻总产量的近13%。湖南在中国粮食供应中扮演的核心作用可以用一句谚语加以概括，这个谚语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当时湖南还 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湖广熟，天下足。
不过，近几十年来，湖南也成为中国五大有色金属生产省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根据湖南省及全国统计数据计算，2012年，湖南有色金属矿和冶炼厂占全国总量的7.5%。铜和铅都属有色金属。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il Sciences)土壤修复专家陈能场说，农田就挨着正在开采的矿山，对环保问题不够注意。
湖南的镉污染问题有多严重很难判断，任一批次的镉污染大米中镉的来源也同样很难确定。关于该地区的重金属污染曾有一些小规模研究，200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发现，在湖南等一些南方省份的市场上购买的大米有60%镉超标。
不过那次调查仅仅基于61个样本。中国的镉限量标准最高为每千克大米含镉0.20豪克，是通用国际标准的一半。研究表明，湖南大米还存在砷和铅超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受污染大米已经流入市场。
42岁稻农朱宏庆（音）住在离大浦不远的堰桥村。他认为自家稻田没有受到污染。这些稻田距离大浦的化工厂1.6公里以上，也远离任何矿场。但因缺乏 信息而被放大的消费者多疑症所有湖南大米的销路都受到不利影响。据湖南益阳市金城米厂的一名经理说，自镉恐慌开始后，精米价格最多下跌了14%，后来略有 回升。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朱宏庆审视着即将收割的早稻说，我跟我老婆讲，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这些大米卖不出去了。
土壤污染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在大浦很明显，那里的村民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担心遭到当地官员报复。那位种劣质大米的农民说，这个村子本来一直都是个干 净兴旺的地方。村民们出售大米、枣子、桔子和甜瓜，日子过得不错。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个氟化铝设施开建。她说，工厂24小时运转，夏末 开始刮南风时，工厂的烟飘到了田地上，灌溉系统也被严重污染，连虫子都走了。果树不再结果，就算结了也没人原意买。
村民们投诉后，工厂老板同意支付赔偿金，条件是农民们继续种庄稼。那位大浦农民说，她以前每年种水稻的收入最高可达到人民币1万元。现在她种植不产米的秧苗能得到大约人民币5,400元的补偿。
这家工厂为湖南有色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集团(China Minmetals Group)的子公司。该厂一名负责环保的管理者说，该设施保持了严格的环保标准，但设备故障和电力问题偶尔会导致过量污染物的意外排放。他说，工厂的排 放物对人体健康无害，还说该公司按照监管要求支付了染补偿金。
这名仅自称姓李（音）的负责人说，农民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因为化工厂只能建在农村地区；我完全能体会当地人的心情，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负责监测大浦的衡东县农业局的官员不断挂断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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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污染问题,谈谈我家乡的见闻
看到板上一个关于农村污染的帖子，想到这几天在老家的见闻，无法安然入睡，谈谈我家乡的情况
我家在江西省上饶县辖下某镇，靠近县城，前几天刚回家，感觉今年的污染十分严重，于是在附近转了转，并且从亲戚朋友那里打听了一些具体情形，下面做些说明：
1.污染企业的来源：原来就存在的本地人开设的 化工与重金属 相关企业，以及 近几年由县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企业（其中不少是来自浙江的化工与重金属相关企业）。
2.污染的具体情况：立体式污染。下边举些例子说明
（1）水，铜业公司将废水排入附近小河，导致相应的农田绝收，还有的企业将废水排入坑中，对地下水构成威胁（具体情况不清楚）。
（2）空气，每天早晨和傍晚可闻到刺鼻的气味（类似烧焦的塑料味，可能是附近的冶炼企业废弃偷排含铅废气，待我有空去调查一番），出现类似北京的雾霾。据我所知，临近有一村受铅污染更加严重，村民普遍血铅超标（儿童受害尤其严重），山上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3）土壤，由于铅沉降，空气污染（以及可能的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出现了之前提到的水稻绝收；家门前的银杏树叶发黄；豆角，黄瓜出现很多畸形生长情况；茄子则不能长大；还有一种我很爱吃的特产豆子绝收。
3.各方态度
村民：明知有严重污染，但是平时还是鸵鸟忍受为主，只有到了出现严重后果时才采取行动（比如之前提到的血铅村，事态严重后村民进行了维权行动）
企业：平时，我行我素，“闷声发大财”，受到严重抗议后会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将血铅村进行部分搬迁，供应一部人在县城里租房）
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平日压制为主（前者可由国土资源部几年前做的污染普查结果秘而不宣佐证，后者可由一些此类报道被地方政府压制佐证），矛盾激化时局部解决
4.前景
1.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的积累之后，产业升级后将污染企业向内陆转移
2.环境压力达到临界点后矛盾激化被迫解决
个人看法(对于我老家的情况)：2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想：
1.小学时就阅读过的环境保护读本里的内容于十几年后在我家门口出现，莫非先污染后治理是绕不过去的坎？
2.算上了环境账之后，经济究竟有多少增长呢？至少对我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所失应该大于所得许多
悲观地说，只要不大闹，账面上就还能过得去。
早就该在农村强制推行独胎。
农村允许二胎的结果就是耕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GDP过日子，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廉价商品过日子，对
没有环保成本的廉价工业品严重依赖。
导致企业成本越减，产品越畅销；
不搞高污染工业，农村会立刻出现穿不起裤子吃不饱饭的恶果。
搞高成本的无污染工业导致市场萎缩。
所以高高污染的工业，制造廉价工业品对农村是极为必须的
人多了，躲都没地方躲。
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水的地方就有大量的人，没水的地方也是很多人。
而工业必须要有水才行。
您说的第二种结局根本不可能，对这一点TG做过深入的研究。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XX，农民只有观望，得到实惠之后才跟。
第二种结局恐怕是受害农户一个一个被摆平，受害地区常住人口逐年衰减。
现在那里污染都是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跟你类似，
我是南通的，以前附近有化工厂，造纸厂等，
污染特严重，很多人得癌症。
现在大家有钱了，把厂逼关门了，当然政府也不支持这些厂。
现在河里的水都非常干净了。
空气也是呱呱叫。
看来污染得大家都富裕了才能彻底解决。
我通是不是把一些污染较重的厂放到下面的乡镇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H6hbfI

淮生：农民进城的烦恼：对一个“旧制度”标本的分析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 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 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 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 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 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 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 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 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 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 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 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 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 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 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 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 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 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 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 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这 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 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 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 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 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 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 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 “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 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 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 亲”——的腰包。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 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 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农民攒三百万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时间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说，种田的农民必须从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2013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对中国农民来说，其不幸在 于：因为被政府政策打压，我们比城里人至少晚进城30年，此前，我们数亿农民无休无止地为城建出血，为城市输血，自己拼死拼活，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上， 艰难度日。政府把农村积累投入城市，确保城市运转；当我们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攒钱、想在城里安家置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骄横的权力一脚踢回到 2500年前——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奴隶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房奴。
四、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 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 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 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 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 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 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 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 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 做点什么……
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 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 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 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 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 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 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 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 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的土地来源主要靠对土地的发现、开垦和传承。在人类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额估计要少于十亿分之一，这里忽略不论。中共为什 么能够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它当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购买、不是靠获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镇土地、连同房屋等土地的附 着物，以前本来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这些土地统统易主，转到中共手里。它们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制”、推行 “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策举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产）所有权的转移、和全面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党章里、在讲坛上、在中南海南大门的金色标语里，都反复表示：除了“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谋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说：它掌握中国 所有资源不是出于爱财，而是出于为人民管财的好心；说是为了在中国实践一种更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为苍生谋幸福。可今天我们看到了： 中共从民众那里无偿拿来、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没有拿来用于民众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务。恰恰相反，凭借它中国“唯一地主”的垄断地位，操控房价、坐 收地利，让县城在内的中国上千个城镇的房价十年涨十倍，这是胡温在“土地财政”上玩“击鼓传花”游戏上玩得最骇、最疯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像 记得“荷兰疯狂的郁金香”一样，记得“中国疯狂的公寓楼”。
政府掌控的楼房可以像郁金香一样疯长，农民种的粮食不能涨。在粮食供应紧缺的年头，假若某些农民想囤点粮、涨点价，物价局/工商局/法院/公安 局……就会立即出现，拿出措施，严加惩治。如果我们农民种的大米涨价跟十年房价同步的话，那么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现在应该卖到14元到20元 /斤，而不是当前的2.8元/斤。这个细节凸显的还是一点：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权利缺失。
六、邓氏构想已经落空，先富阶层绝尘而去
邓小平曾说过他对中国人财富分配的构想：“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可事实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十年更为明显：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准 备伸手去拉“后富”一把。恰恰相反：他们将其在“先富”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当做他们狙击“后富”的弹药：调集资金、囤地囤房、拉升房价，毫不客气地把目标 瞄准正在进城、对住房有着迫切“刚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看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渔者看准了捕鱼季、看准了鱼群必经的的洄游路线，而在水急口窄 的区域，设套撒网、密集布阵一样。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计，和精准的捕捞。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与未来预期的收益，正面临被人一网打尽的危 险！
号称“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他关于“共同富裕”的设计已告落空。今天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城市，只看“北上广”就清楚了。就人口与面积来说，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国 4.3%，面积占全国3%，可是仅凭那些坐落在“北上广”的私人房产的价值，恐怕就足以买下全国所有农民的房舍加农地，甚至还绰绰有余。——可见，农民有 多穷。
“北上广”何以能“小小称砣压千斤”？为什么8亿农民手里上100亿亩的宅地+农地+林地，比不上0.55亿人的“北上广”居民及其耸立在0.4亿 亩地上的房地产值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到“旧制度”的蓄意坑害。因为中国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农民的地产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认有售卖的资格。
信神的人说“人本高贵”，讲法的人说“人人平等”，可现实残酷。可以说，中国城乡的鸿沟，从宽度来说，已宽过世界最宽的太平洋；从深度来说，已深过 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过去了，农民的命运始终被一些自称“人民儿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说：同样的罹难赔偿，农民通常只是 市民的几折；同样的房地产，通常售价不到城市房地产的一折、甚至少于半折。农民的人，没有完整人格权；农民的物，没有完整的物权；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宪 法、民法、物权法的保护。数量庞大的农民，被少部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的根由。中国的主流官媒偶尔也念叨“农民兄弟”这个词。可 惜，我们农民从来没有在那些跟我们称兄道弟的人那里，感受到一点点的兄弟情谊；从来没有得到“兄弟分糖”时候得到应得的、最底线的、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公 平。比方说“兄弟分糖”，作为他们口头中的“兄弟”，我们往往难以舔上一口糖纸！
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我们农民不但会穷过今生。如果情况不变，我们可能会万劫不复，世世代代成为“渔人”的家佣，和国家的贱民。甚至不得不经受“买你一条命，补你几平米”那样的屈辱。——比如，最近对“京温女孩”的赔偿；这样的例子无数。
七、房价：牵引农民加速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石磨
上面，我列举了农民的烦恼，房奴的烦恼。这是中国不公正的“旧秩序”里苦难群体遭受的一个苦难境遇。我把它作为一个标本来呈现。这里面还包含了仅属 于作者个人视角的观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人进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因为对这个旧制度的标本分析里，牵涉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 的、历史的……多维层面。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的第四年，先贤梁漱溟对农民遭受的苦难就了然于心。他对毛泽东说，中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太大，有 “九天九地”之别。之后的几十年，差别没有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温卸任，这个差距应该扩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温任内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减 负了。但不可否认、异常明显的是，因为城市房价暴涨十倍、城市居民财富急剧升值，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急速坠落，几乎落到“十八层地狱”之中，已经 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为有了房事，人们无法忘记温家宝
温家宝先生曾多次说：他希望随着他在总理职位卸任以后，人们尽快忘记他。我想，这一点恐怕很难。
就人脑的记忆规律而言，一个人最无法忘记的，是他人生中经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筹办结婚、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甜蜜房事；后者， 比如他筹款买房、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层细分，买房人与卖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极甜蜜。因此我感觉：在过去的十年，千千万万有过 难忘的“后一种房事”的中国人，他们都不会忘记温家宝。
九、“房奴”的启示：不被人民约束的权力，必定遗祸于民
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在一个号称“亲民总理”温家宝的治理下，农民的进城如此烦恼，房奴的安居如此烦恼，这些事实，展示的是中国旧制度 的荒谬，和中国民生的艰难。请大家注意几个时间点：1949年中共土地的获取；1987土地有偿转让政策的出台，政府对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制度化通道打 开；2003年后房价猛涨，房奴愁苦……显示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的发力路径。
在人类的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兽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权力的肆虐，都曾出现过。每次，它们都对所经之地的人们带来巨大伤害。痛定思痛之后，人们把 洪水隔离在河堤之中；把猛兽隔离在保护区之中；把瘟疫病毒隔离在实验室的储存罐、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中国，洪水、猛兽、瘟疫这“三股势力”，基本得到约 束；而对权力的约束，则还有待实现。这是习近平承认的事实，也是他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委；这是“旧制度”的内核，也是中国“新制度”建设的目标。 如果我们中国人短期内依然不能驯服权力，我们或我们的子孙，随时会面临莫测的风险，随时可能在权力的利爪之下，被伤得体无完肤、被啃得血肉淋漓。——无论 他是刘少奇，还是习仲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习总说的话，我们要帮助他实现、或者鞭策他实现！
钞票泛滥发行，票子一天天变毛；土地财政出现，房价一天天走高；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国里，亿万计的国民找不到安顿肉身的一个窝；大跃进时代，农民 饿殍遍地；新世纪里，房奴哀鸿遍野；缺食物、缺住处……这都是权力不被约束，所造成的惨痛的民生灾难。横看列国、纵看历史，这都堪称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个 标本，是后来当政者当引以为戒的一个镜鉴。
说权力、说民生、说在中国的生存，总是很累。下面我换个话题，说点轻松的：我以前经常去北京的香山溜达。在山上，我总能看到一些可爱的松鼠，毛茸茸 的尾巴，油光光的身体。它们爱在松树林里玩耍，从一棵树的树枝跳到另外一棵树的树枝；它们在绿草地上为一棵松果狂奔，享受着类似于富人打高尔夫球时的场 景；它们吃野果、喝泉水、住窝巢；它们的家，开“门”就见山、见树、见水。——可见，它们住得真好，大约相当于中国富人住的别墅区。——你看，为追求依山 傍水的居住环境而一掷千万，这是今天中国富人们在选择别墅时候要求的基本条件、标准配置。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让我想起：假定，这些北京的松鼠，也跟北京房奴一样在某种“伟大力量”的英明领导之下；假定把一只松鼠一生能够采集的果子，折算 成500斤核桃；假定它想要一个安歇的窝，某“力量”要求它先交500斤核桃，才可以给它一个窝，那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它的幸福生活会立即终结；它 会崩溃、发疯；——我想，除了人类中极少一小部分人以外，没有哪个物种能承受这样一种活法。——幸亏，这只是我为了文章论说的需要而虚拟的一个“假定”； 幸亏，某“伟大力量”的统治暂时还没有延伸到松鼠家族的地界上。否则，它不会潇洒得起来，它会生不如死。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多么让人憧憬的场景。北京的松鼠显然是实现了；北京的“房奴”却还远远没有实现。房奴的重负，是政府力量“威加海内”的结果；松鼠的轻松，是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结果。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给我们以启示：如果人类权力不被约束，那么能力越大，它祸害越大；不但害人，还会害万物；无论是洪水、猛兽、病菌，还是政府， 一种不能被约束的力量，不如没有这种力量！2500年前，孔子在一处荒凉山野意外看见一家人，他们为了避苛政，而选择在老虎出没的山上定居。这个实例，体 现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体现人们规避政府力量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存选择。
最后，简要重复本文的要点：我们中国人必须告别让人苦恼的“旧制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严地在这片祖先遗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么，设法驯服权力；要么，作好被权力吞噬的准备。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种下怎么的因，将决定我们收获怎样的果。
完稿于201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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