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通信工程师的自白–关于中国网警如何非法监控公民隐私的报告

我叫夏晨曦，是中国一家运营商（ISP）的核心网工程师，在两年的职业生涯中，多次与网警打过交道，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在2012年10月15日 的下午2点，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网警来到我们公司，要求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一个机房（万荣一路工业园）安装监控服务器，我被领导安排配合他们做技术支 持。实际上我们公司的所有机房都有公安的监控服务器。
我们公司的网络拓扑（部分）大致如下：以万荣路机房为例
华为9306 三层交换机 （万荣路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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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6700 OLT （万荣路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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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810onu （用户家）

GW6700
GW6700 OLT（optical line terminal）共有4个上联口，第一上联口接入华为9306三层交换机，第二个上联口接网警的监控服务器，我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就是把第二个接口设置为镜像端口，然后关联到第一个接口。GW6700调试的命令如下:
wanronglu-OLT(config)# interface eth 1/2
wanronglu-OLT (if-eth1/1)#mirror
wanronglu-OLT (if-eth1/1)#mirror ingress 1/1 egress 1/1
这样OLT下的所有用户进出数据都会转发一份去第二个接口，然后进入网警的监控服务器。
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很多网警工作的具体内容。首先用户上网的行动（包括用软件聊天的言论，访问的网页，发帖的内容等等）都存在监控服务器 内，服务器内有关键词拦截和危险境外网站监控，拦截下的内容会被分离，分离出来的内容由后台技术人员逐一查看，如果是在论坛发帖的言论涉及敏感内容，网警 会根据用户发帖的ip地址，要求我们公司提供使用该ip地址的用户信息，然后网警会根据的实际情况，如果用户是偶尔性的反动言论，一般会要求网站的管理员 删贴，如果用户有大量的持久性的针对体制的批评言论，网警就会上报上级，由上级决定是否实行抓捕。
网警告诉我，国内的电子邮件，qq聊天软件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透明的，某些国外的电子邮件，他们会根据ip地址确认收发邮件的人员是否为“危险人物”，如果 在他们的黑名单内，他们则会破解加密的邮件。 做完活之后，网警还善意的提醒我，让我小心些别乱发帖，上面可能要对网络言论要收紧，他还告诉我，我的上一任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因为发帖被查处了。
但是之后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个警告（我从2010年就开始发表文章及言论，我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虽然国家安全局在监控，但是不会抓我），依然每天发表大量宪 政的言论，以至于2012年12月份的时候，我的一个qq被全面封杀。2013年3月2日的时候，警察突然来到我家，将我带走。到了公安局后，警察拿出一 叠厚厚的纸，里面都是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以及qq群里的言论，去白宫网站请愿的签名。因为当时我已经参与了公盟发起的要求中央财产公开的活动，并且在4月 份的时候，政府开始抓人。
因为我的职业，我了解中共网络审查的严厉，以及抓人的迅速，并且对于有法学或者网络技术背景的人士打压尤其严重。因为这些人往往会成为公民运动的重要人物，并且能用技术手段对抗他们的审查。出于极度的恐惧和不安，我于2013年5月逃到美国。
出于人类的良知与正义，我写下了上述报告，并保证内容真实可信。

文章来源:  http://goo.gl/EIQh67

从民主理论角度看棱镜事件–政府秘密机构与民主政治

删节版以“美情报机构如何成为‘民主盲区’？”为题发表于6月23日《新京报》。
本文受到Rahul Sagar (2007), “On Combating the Abuse of State Secre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5(4): 404-427的启发。
日前美国“棱镜（PRISM）”项目的曝光，引发了广泛争议。“棱镜”的前身是911以后国家安全局秘密启动的“恐怖分子监控计划 （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2005年，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员罗素·泰斯（Russell Tice）爆料称，该计划完全绕开了“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以下简称‘情报法院’）”的审查，在未获法庭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窃听美国公民，一时舆论哗然。碍于物议，小布什先后要求国会通过了《保护美国 法案》（Protect America Act of 2007）与《〈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正式授权国家安全局在经过情报法院批准后对涉外信息进行监控，同时规定网络运营商必须与国家安全局合作，提交怀疑对象的电子邮件、社交网站信 息等数据。相应地，改头换面之后的“棱镜”，监控范围除了传统的账单与电话外，还扩及互联网上的各种涉外活动。
由于得到了立法、司法部门的授权，因此单从法律程序上说，“棱镜”项目是毫无问题的。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法理以及更深入的理论层面上，比如个人隐私与 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信息技术进步对隐私权立法的影响等等。而在这些理论问题中，迄今甚少得到讨论的一个是：国安、情报部门等等就其性质而言必然隐于幕后 的政府机构，及其种种秘密活动，如何能够恰当地纳入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中？
这一问题并非无的放矢，相反恰恰指向民主理论的一个内在困境。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授权与问责是政府统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授权与问责的 实现至少要求存在周期性的普选。但选举授权只有在公众具备获得充分信息的渠道、能够有效地对政府行为做出判断的条件下才有实质意义。显然，政府秘密机构的 存在与民主政治对公共信息的要求是相抵牾的，在一般情况下，公众不可能接触到诸如“棱镜”之类项目的机密资料，甚至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项目的存在，自然也无 从判断这些项目带来的利益与风险，无从判断政府是否僭越了既有授权、应当受到选票的支持还是惩罚。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离不开机密部门的存在与运作，又是不 能不承认的政治事实。因此，民主正当性条件与国家机密部门必要性之间的张力，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知情问责
面对这一矛盾，一种简单的解决思路认为，民主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涉及秘密活动的信息。譬如“棱镜”事件发作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的一篇评论认为：“在民主制中从事监视活动，其正当性依赖于知情同意，而非盲目信任。”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安全局在制定“棱镜”计 划前，应当将意图与草案公之于众，经过媒体充分讨论之后再做决定。但问题在于，监控的效力极大地依赖于其保密程度。倘若恐怖分子明知国安部门将会监控电邮 与社交网站，自然要改弦更张转向别的通讯方式，或者使用暗语联络等等。这样一来，监控项目也就失去其意义了。
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1976年的《阳光政府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在规定政府机构的会议必须开放公众旁听、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同时，也列出了十种例外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会议。
有人或许认为，秘密机构活动的正当性并不依赖于公众对其细节的完全了解，而只需要知道个大概——譬如这些机构正在进行若干涉及监控的反恐项目、这些 项目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即可。但这样粗浅的了解恐怕不足以对行政部门的滥用权力构成任何制约或问责。2006年，时任司法部长的阿尔贝托·冈萨雷斯 （Alberto Gonzales）在为“恐怖分子监控计划”辩护时，声称该计划在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上发挥了及其巨大的作用，但当记者请他略举一例以说明该计划如何发 挥作用时，冈萨雷斯的回应却是：事关国家机密，无可奉告。类似地，日前国家安全局长凯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在为“棱镜”项目辩护时，声称该项目迄今至少阻止了50次恐怖袭击。哪50次？对不起，无可奉告。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是信口 开河，但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说法值得公众信赖——因为所有能够作为证据和问责基础的资料，都锁在公众遥不可及的机密档案柜里。
从理论上说，公众并不是没有可能获得这些信息。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f 1966）及其修正案，普通公民可以提请法院对某项政府机密进行审查，以决定其是否能够公开。但在实践中，法院往往会听从行政部门的意见，但凡后者认为其 公开有碍国家安全的，法院便判其继续保密。这倒不是说司法部门屈从于行政部门的威压，只是因为法官们自感无力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做出合格的判断。最高法 院在1985年“中央情报局诉希姆斯（CIA v. Sims）”一案中的判词很有代表性：“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对‘全盘局势’当然是熟悉的，而法官们对此当然是不熟悉的，因此，考虑到国家安全涉及的重大利益 与潜在风险，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决定理当得到我们的高度尊重。”
公众了解秘密机构活动的另一途径是等待相关信息的解密。但等待解密毕竟过于被动，依赖其作为问责的基础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倘若即将解密的资料中包 含了非法活动的证据，秘密机构的相关人员完全具备狗急跳墙破坏证据的便利条件。1972年，在联邦调查局长交椅上一坐三十多年的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去世时，其秘书海伦·甘迪（Helen Gandy）便连夜将联邦调查局的过往重要档案全部销毁。“伊朗门”丑闻爆发后，里根政府的官员同样迅速销毁了关键文件，使得国会的调查无以为继。
其次，即便档案得到完整保存，但越是机密的文档保密年限越长，等到解密时早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公众想要问责也无从问起了。由于文件机密规格的归类 权主要掌握在行政机构手中，行政首长便可以利用这一点拖延事后的问责。小布什上任时，正值里根任内的总统文件即将公开之际，而这些文件很可能涉及里根、老 布什、以及小布什内阁中诸多共和党大员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于是小布什通过第13233号行政令宣布，现任总统有权任意延长过往总统文件的保密时 间。两年后他又颁发了第13292号行政令，将更广泛的保密权揽到行政部门手中。尽管奥巴马上任后，分别通过第13489、13526号行政令撤销了这两 道命令，并对秘密部门档案的解密程序作了系统性的规范，但是除非国会对此通过新的立法，否则未来的总统同样随时可以撤销奥巴马的政令。
分权制衡
公众无法对政府秘密机构的活动及时知情，完全依赖事后的解密来追加问责又过于被动延沓。自然而然地，我们会想到是否可以利用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通过立法、司法部门对秘密材料的审查来约束行政部门下属的秘密机构，并间接地为其存在赋予民主正当性。
在某些特定时候，国会的介入确实能够对秘密机构的滥权构成约束。1975年，受到海伦·甘迪销毁联邦调查局文件一事与水门事件丑闻的连续刺激，参议 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集中调查，叫停了若干非法秘密项目，并促成了《阳光政府法案》、《外国情报 监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等一系列立法的出台。此后丘奇委员会演变为常设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旨在对情报系统进行持久的监督。
但缺少了重大丑闻的刺激，这种监督的效力便变得可疑。由于行政部门控制着秘密机构的日常工作，其很容易对国会议员接触到的信息加以筛选和操纵。共和 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曾是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主席、现任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委员，然而她在“棱镜”项目曝光后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虽然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来自情报部门的国家安全 威胁简报，但是这些简报并不包含任何涉及具体项目的信息，所以她和普通人一样，根本不知道存在“棱镜”这样一个监控电话与网络记录的项目。这种现象并非偶 然，几年前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样对“恐怖分子监控计划”一无所知，以至于在媒体曝光该计划的非法窃听后，委员会里的民主党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半开玩笑半感叹道：“我哪里知道什么？我只不过是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而已。”
当然从理论上说，国会议员有权随时查看相关项目的详细机密报告——但首先你总得知道这些项目和报告的存在吧。其次，议员在查看浩如烟海的机密报告 时，不得随身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可以现场作笔记但不得将笔记带走、事后也不得向助手谈起这些报告的内容（因为助手的机密级别不够）。结果大部分议员在投票 表决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时其实都是糊里糊涂，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授权的是怎样性质的项目。
司法部门的监督审查也好不到哪里去。前面提到，非专业的法官往往倾向于听从行政部门的意见。因此国会在1978年制定了《外国情报监控法案》，成立 专门的情报法院，希望其能够独立而专业地审查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在国内的监听监视活动。但自其成立以来，在国安、情报部门提交的数以万计的监控申请 中，该法院对绝大多数都颁发了许可令，只拒绝了其中的区区11例。而2005年罗素·泰斯出面揭发国家安全局非法窃听美国公民时，也曾说道，情报法院向来 不过是“手拿橡皮图章的袋鼠法院”。
当然，颁发监控许可令的比例并不足以作为判断情报法院审查效力的依据。由于其涉及事项的敏感性，这个法院同样是一个秘密机构，其庭审不对公众开放， 法庭记录也被列为机密文件，只公布提交与批准的监控申请数。所以公众无从得知法院对绝大多数监控申请的批准，究竟是理由充分，还是敷衍塞责。
这意味着我们又绕回到了一开始的困境上来：公众之所以能够信赖权力制衡的效果，将立法、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秘密机构的审查视为后者民主正当性的间接 来源，是因为前者本身直接暴露于公共审视之下。但如果仅仅由一个秘密委员会或者秘密法庭来审查秘密行政机构，而公众对前者的工作细节仍然毫不知情，又怎么 保证不是换汤不换药、保证两者不会同流合污呢？
爆料检举
看来制度上的各种安排，无论是政府透明度的提高、档案解密后的追责、还是国会与司法部门的监督审查，都无法完全有效地化解民主政治与政府秘密机构活 动之间的张力。因此，制度外的公众知情途径，对于两者之间的兼容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民主政治的运作，从逻辑上蕴含了秘密机构内部人士不定时的爆料 检举。
从历史上看，公众（甚至国会）对政府秘密机构活动的了解也确实绝大多数来自各式各样的爆料。最著名的莫过于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丹尼 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将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犯下一连串政策失误并长期欺骗国会与公众的证据泄露给《纽约时报》等媒体，促成了越战的终结。而仅在最近几年，就有 罗素·泰斯对“恐怖分子监控计划”非法窃听的检举，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将大量外交机密档案泄露给“维基解密”，以及本次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棱镜”的曝光，等等。
但内部人员对秘密档案的爆料，本身又与国家安全的考量相冲突，因此也并非毫无争议。在这一点上，爆料行为与一般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有所不同：后者通过对恶法的公开抵制来表达自身政治立场，自愿为此付出法律代价，却并不牵累其它公众；而前者对国家机密的曝 光却有可能造成政府在外交、反恐等方面的失败，从而间接损害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对秘密机构的爆料也与一般的检举政府不当行为的做法有所不同：在后一种 情况中，各方证据有案可查，容易判断谁是谁非；而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除非爆料者能够出示大量而切实的材料，否则公众很难判断其是否夸大其辞、或是通过有 选择地剪裁材料来诱导公众。
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秘密机构的爆料人基本无望在法律上得到与其它检举人一样的保护。1989年《检举人保护法案》（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规定，联邦政府机构不得对检举政府不当行为的雇员在人事安排上施行打击报复。但该法案同时规定，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 这些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当然，本次“棱镜”事件的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只是外包公司的员工，并非联邦政府本身的雇员，本来也无权享受 该法案的保护）。反过来，秘密机构的爆料人往往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刑事指控。譬如对“维基解密”爆料人布拉德利·曼宁的审判，目前就在进行之中。
民主政治中国家机密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所导致的张力无法单靠制度来消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约束毫无意义），需要内部人士偶尔的爆料引发公共关 注与问责方能得到平衡。然而爆料人本身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与高昂的法律代价，并且这些风险与代价同样来自制度上的要求，因为政府无法在不陷入自相矛盾的 前提下鼓励来自秘密机构内部的爆料行为。既然如此，一个完备的民主理论就必须说明，如何能够在制度之外为爆料人提供合理的动机资源去面对潜在风险和代价， 使得通过内部爆料来平衡秘密机构权力的做法成为民主生活中一种可持续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完备的民主理论不但需要关心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还需要重视民主生活中作为动机资源的公民美德与公共文化。民主社会中对公民美德——比如 荣誉感、合理慎思的能力、对自由的重视与对权力滥用的警惕——的强调，并不是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需要具备这些美德，也不是说在做任何判断或决定时，这些 美德都应该成为首要的动机，而只是说这些美德在若干时候、若干个体身上能够获得若干程度的呈现，对于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这些公民美德的持续存在与呈现，离不开民主生活中公共文化的支持。以对秘密机构的内部爆料为例，只有当公众清晰地意识到秘密机构滥权的巨 大威胁与爆料者所面临的困难抉择，并对后者体现出充分的理解与声援（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必须赞同后者的观点）时，公权力对个体的威压才能得到一定的抗衡，而 未来可能的爆料者也不会因为前车之鉴而噤若寒蝉。理解这点之后便很容易看出，保守派评论员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孤独的泄密者〉（“The Solitary Leaker”）中对斯诺登“背叛基本的信任合作”、“破坏社会纽带”的种种指控，实在是本末倒置，荒谬至极。
附：以下是漫画家赫尔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50年代为《华盛顿邮报》创作的两幅关于“国家机密”的插画。版权属于赫尔·布洛克基金会（Herb Block Foundation）。
（1956年7月25日）“你知不知道——你忘了给这份打字机带的订购单加盖‘机密’戳？”

（1957年3月13日）“唉呀，我们肯定把这事儿搞砸了。现在给它盖个什么戳比较好——‘机密’还是‘顶级机密’？”



文章来源：http://goo.gl/C1ZLL

斯诺登个人是不是道义上的英雄？

导语: 2013年6月，前中情局雇员斯诺顿揭露美国的一项机密监控项目，引发外界担忧美国政府擅自获得公民电子通信记录、危害全互联网的隐私安全。舆论对斯诺登 的评价有正反两种观点：或是褒扬斯诺登为揭开政府非法黑幕的英雄，或是谴责其为擅自泄露雇主机密、扭曲事实污蔑政府的合法行为。

正方：斯诺登自己和支持者称他是为美国人民的公义而揭露政府恶行的英雄，“余生无法与家人联系”，亲友处于危险中 对于那些认为国家安全局已经超越法律权限的人来说，斯诺登是一个勇于发声的英雄。美国政府问责项目的主任杰斯林•拉达克女士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检举不法 的告密者，他为美国人民采取了勇敢、周密和冒险的行动。我无法想出对一个英雄更好的定义。”拉达克认为，斯诺登泄露的国安局数据挖掘项目侵犯美国人民的隐 私，它已经超越了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和爱国者法案的限度：“显然这已经违反了法律，他揭露的信息，绝对是公开了大量的浪费、滥权和公然违法的行 为。”斯诺顿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向记者诉苦：“我担心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他们（美国政府）找上我的家人、朋友和伙伴，以及任何与我有关的人。我在余生中 都将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将无法与他们联系。政府将对任何认识我的人采取主动措施，让我生活在黑夜里。”。 反方：作为一个高中肄业生的斯诺登能被授予一个年薪十二万美元的工作，当时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工作内容及附属的保密道德义务，背诺毁约绕过正常机制泄露雇主秘密为公私道德不容 对于那些认为这是一起雇员出卖雇主事件的人来说，斯诺登在公私道德上都是不合格的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文章中提到，斯诺登并不是自称 的那样热爱家人朋友：“《华盛顿邮报》道，最近几年他没有定期去看望他的母亲。当他在夏威夷的一个邻居向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他并明确的告诉他 自己不想建立邻居关系。”而且违反了一个雇员应有的基本诚信和职业道德：“他违背了诚实和守信原则，这是所有合作活动的基础。他曾经做过明确的和无保留的 誓言要尊重他被授信的信息的隐秘性。结果，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背叛了自己的雇主。博思艾伦公司向一个高中辍学的人提供职位，还有12万美元的薪 水。但他违反了对所有促他成长的人要有尊重的原则。” 即使在公民美德上，斯诺登也被认为不合 格：“他背叛了宪法。宪法的创立者并不想建造一个这样的合众国，在那里某些29岁的独狼可以单方面决定披露哪些机密。斯诺登的任性让他绕过负责的代议制民 主体制，而把自己的个人偏好放在首位。”“在泄密之前，人民会希望他们能够进行严密的自我深思，并强迫他们面对各种不做此决定的阻碍：信息是不是足够重大 以致于值得去违背誓言、绕开固有的决策机制。但是通过至今媒体报道的他的言行来看，斯诺登只在意数据挖掘的危险，而完全忽略了他自己的背叛行为，以及他这 样做给社会安排和无形的将我们整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所带来的伤害。” [详细 ]   斯诺登称“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抵抗的住美国政府独裁，而又真正自由的地方”。 “棱镜”项目是不是美国政府非法侵害公民隐私

正方：“棱镜”项目是美国情报机构无搜查令就胁迫企业配合刺探公民隐私，泄密的斯诺登以个人行为捍卫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支持斯诺登爆料的人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数据挖掘项目、联邦调查局要求网络公司配合等事违反了宪法“法院未开具合理搜查令状时，政府不得搜查、 检看公民人身财产”的第四修正案，斯诺登的泄密捍卫了宪法尊严。前共和党参议员罗恩•保罗说：“第四修正案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人身、住房、文件和所有相 关事物都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签发搜索令必须要有合理的事实依据才行。现今我们的政府秘密地运转着，想要索取关于我们隐私的一切，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或搜索 令。”现任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表示，“这是一个对美国宪法的全面攻击”，他已经准备好将国家安全局和秘密监视系统告上联邦法庭。而民权组织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经将国家安全局告上法院，他们控诉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监视系统严重侵犯宪法第四修正案条文。 反方：“棱镜”项目是基于情报法庭法官批下的延期搜查令，这才获取了国内可疑电话号码等的使用的次数、时间、频率等记录，电话号码使用记录在1979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判为非隐私内容，而国内公民电话的具体内容没有被截听 反对斯诺登泄密的人认为，这次事件是美国 公民在破坏一次法官依法批准、政府合宪执行的正常执法活动。斯诺登在泄密时提到9家网络大公司配合美国政府提供用户的登录、使用记录等，但唯一有确凿佐证 的是一份让威讯公司向国家安全局提供电话号码使用地点、频率、通话时长等记录的法庭判令。按美国专栏作者查尔斯•A•沙诺称，这份判令是基于《外国情报监 视法》成立于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联邦法官们做出的。法官罗杰•文森曾签署判令，对要求威讯公司提供电话记录的法庭指令进行延期。他把数据收集 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来确保行政问责，同时发出了一份保密指令来保护国家安全。 如果美国政府不截取国内特定通话内容或对特定电话监听，只获取电话号码使用地点、频率、通话时长记录的话，并非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美国《华盛顿邮报》专 栏作者马克•蒂姆提到，美国最高法院在1979年判决“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案时，因为电话用户已决定和电讯机构分享在何地、有几次、拨出哪些号码这些信 息，判定电话号码使用记录不属于有合理期待的隐私、不受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政府绝不能擅自拆开公民的信件，但可以阅读、记录信封上的邮编地址。”如果 要听取任何特定通话的内容，或对特定电话安放监听装置，美国情报机构必须在法官处获取更加具体的判令，这一次政府就要出示足够合理的依据以满足第四宪法修 正案的严格标准。否则通话证据不能被用于指控通话者。 [详细]   NSA方面自辩：未曾在无搜查令状时监听特定电话内容。

“棱镜”项目的存在是不是美国政府秘不示人的黑幕

正方：美国人对政府刺探活动的存在一无所知，被“老大哥”蒙在鼓里监视 支持斯诺登的人认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隐瞒多时秘不示人的绝对黑幕。“棱镜”项目被指参与“棱镜”项目的互联网公司——谷歌、Facebook、微软及雅虎 纷纷向美国政府提出呼吁，要求给予国家安全调查更大透明度，将针对互联网用户的信息收集的性质及内容范围公诸于众。美国不少媒体以讽刺的方式表示了初知真 相时的不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的讽刺漫画中，一个男子在看新闻，头条是“美国监控数百万民众电话数据”。旁边的老奶奶则很淡定：“太好了!政府知 道我生活里的每个小细节……问问他们，我眼镜忘在哪里了？” 反方：美国政府将“棱镜”项目等信号侦查活动在2011年底至2013年22次向国会披露，从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到普通议员都确认了政府的电子侦查是几乎国会内所有人都知晓的事，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且称不反对公开听证 批评斯诺登的人则认为，“棱镜”项目不向所有人公开是因为不能让敌人 摸清底细，但代表美国人民的所有国会议员均已知情。泄密事件发生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2011年10月至今，美国国家情报主管和司法部长向参众两 院的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就针对非美国公民的信号情报监视活动进行了22次听证会或简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也确认了这一点，并称她主 导的委员会确保了所有参议员都能获取有关信息，且称不反对以后举行相关的公开听证。其他普通议员也的确得知了情报部门的监听项目，其中一些人，例如科罗拉 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尤德尔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都在斯诺登事发前就对数据采集的范围感到不安并公开表达了异议。[详细]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确认了国会对监听项目完全知情。 “棱镜”项目有无攻击全球网络

正方：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世界的网络设施进行了数万次攻击，全世界人民的网络自由被侵害 支持斯诺登的人称美国情报部门的作业“摧毁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香港《南华早报》6月12日刊登了一篇对斯诺登的专访，斯诺登称美国国家安全局从 2009年起一直在入侵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电脑。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超过6.1万次黑客入侵。中国国内媒体在引述这一专访时纷纷称“美国政府攻击世界网络 设施”。 反方：美国宪法只保护美国公民不保护全人类，美国政府获取他国公民信息虽不友好但是正常的情报作业，并且情报搜集过程中只要没阻碍扰乱他国网络正常运转就不算攻击 但美国前司法部长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美国宪法不是和全人类签订的国际条约，它只保护美国公民。”而美国政府刺探他国公民的隐私并非“攻击”。美 国国内法定义“网络攻击”是根据1998年国防部文件定义：“通过使用计算机网络而采取的干扰、拒绝、降格或摧毁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信息、计算机和网络本 身的行动。”国际法惯例认定的网络攻击要么是造成了人员死亡或财产毁灭，要么是带来了个人或机构的活动不便或经济损失。若是没有影响系统功能或信息流的情 报搜集，并不被认为是网络攻击。[详细]   数据挖掘不等于网络攻击。

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评价，持不同价值观者重视的价值维度不同，自然容易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http://goo.gl/YmiW9

彭博社:美情报局与数千公司互通数据 棱镜仅为冰山一角

彭博社今天发表署名迈克尔·莱利(Michael Riley)的文章称，美国NSA、CIA和FBI等情报机构与美国数千家私有企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它们会从这些企业获得敏感情报，同时也会向合作企业提供机密信息。以下是文章全文：
据四位熟悉内幕的消息人士称，成千上万家科技、金融和制造领域的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合作紧密，它们向后者提供敏感信息，作为回报它们会获得后者提供的机密情报。
这 些项目的参与公司都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它们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从事电脑技术员工作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披露出来的那些内容。自从斯诺登本月披露NSA收集数百万美国居民的电话记录以及与谷歌等互联网企业合作监控外国人的计算机通信信息以 来，那些涉事的私有企业受到了公众密切的关注。
上述四位消息人士称，除了用户的私人通信信息外，许多互联网和通信公司自觉自愿地为美国情报组织提供额外的数据，例如设备规格。
软硬件制造商、银行、互联网安全服务商、卫星通信公司以及其它许多公司也参与了美国政府的这些项目。某些时候，这些项目所收集的信息不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还被用来作为攻击手段，侵入竞争对手的计算机系统。
据上述四位消息人士中一位曾在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企业都工作过的人透露，除NSA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以及美国军方的情报机构也与上述公司保持合作，收集那些普通人看起来无害，但在美国情报人员或网络战部队看来非常有用的信息。
微软漏洞
据两位熟悉内幕的人士称，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会向情报机构提前提供操作系统的漏洞信息，之后再发布修复补丁。这些信息可被用来保护美国政府的计算机，以及用来访问恐怖分子或军事对手的电脑系统。
据两位美国官员透露，微软等软件公司、互联网和安全企业提前提供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政府好好利用这些出售到海外的软件的脆弱性。这两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表示，微软没有问、也不可能被告知政府将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微软一位发言人弗兰克·肖(Frank Shaw)表示，微软会向多个合作机构提前提供漏洞信息，目的是让政府能够“尽早启动”风险评估和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乐意合作
上 述四位消息人士之一透露，一些美国通信公司非常愿意向情报机构提供访问海外基础设施和通信数据的权利。而在美国本土，这样事情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才能进 行。在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的庇佑下，美国的通信公司可以不经监管，自愿地向情报机构提供信息。
情报机构和私有企业之间展开的这类广泛合作是非法的，它存在于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律师、企业主和间谍人员才会审慎地看待这个问题。一位熟悉情报机构和公司间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私有企业的高管们 乐于与政府合作，博得协助国防的美名，同时公司本身也会从中获益。
一位熟悉流程的人士表示，大多数协议都属于高度机密，公司只有少数高层能够访问这些信息。很多时候，这样的机密信息只有企业的CEO和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知晓，其他人根本无从得知。
“感谢他们”
曾 先后担任NSA和CIA一把手的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这样描述与合作公司间的关系：“如果我是情报机构负责与合作企业接洽的主管，当我的伙伴向我提供了对公共防卫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时，我要以我 的方式感谢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海登补充道：“作为公司负责人你有义务做这样的事，很少有人会置身事外。”
根 据斯诺登披露的一张幻灯片显示，美国互联网公司与NSA“特别来源行动”(Special Source Operations)小组之间有一个命名为Prism(棱镜)的秘密计划，该计划专门收集海外侦查目标的电子邮件、视频以及其它数据信息。每家互联网企 业监控的数据不同，具体类别由一个秘密的评委会决定。
由于全球的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以及更多地通过由美国公司提供的交换机/路由器、线缆及其它网络设备传输，美国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与私有企业间的这种合作关系。
设备规格
除了私人通信外，支撑互联网运行的设备的规格信息也在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企业的收集之列。理论上，这些设备规格信息与私人通信信息之间没多大联系，不属于情报机构关心的范畴。但是，这些信息对企业、美国执法官员和军方很重要。
接洽官员
如果必要，与情报机构合作的公司高管，会被授予可以免除因转移数据而遭受的民事诉讼的豁免权。情报机构还会定期向公司接洽人更新他们将如何使用收集到的数据信息。
上述四位熟悉内幕的消息人士之一称，英特尔旗下从事互联网安全软件业务的McAfee部门，会定期与NSA、FBI以及CIA合作。McAfee是美国情报机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因为它生产的互联网软件可以掌握大量的恶意互联网流量，包括来自外国的间谍行动等。
该 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情报机构与McAfee的合作过程可能是：先与McAfee CEO接洽，后者会指派特别的员工来负责向调查员提供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公众如果得知政府居然要寻求这么多帮助，一定会大吃一惊。McAfee的防火墙 可以收集使用正版服务器从事间谍活动的数据，从而找出攻击发起的位置。此外，McAfee还熟知全球信息网络的体系结构，这些信息对合作情报机构非常有 用。
企业高管获关照
McAfee全球首席技术执行官迈克尔·菲(Michael Fey)表示，McAfee的数据和相关分析并不涉及个人信息。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不与政府机构合作伙伴分享任何类型的个人信息。McAfee的 任务是向政府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教育信息和威胁情报。这种情报包括有关新威胁、网络攻击模式、矢量活动的趋势数据，以及对软件系统漏洞和黑客组织活动真实 性的分析。”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作为交换，美国安全机构会给予合作企业高管特别关照和相关信息，以维持这种合作关系。有时候，合作企业还会提前获得相关威胁的警告，这些威胁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营收，如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幕后操纵者等信息。
据 一位熟悉美国政府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2010年，在谷歌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后，谷歌联合创始人塞吉·布林(Sergey Brin)获得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政府情报，称此次攻击的主使是中国军方下属秘密机构。根据斯诺登透露的信息，作为全球第一大搜索引擎，谷歌当时已经参与 “棱镜”计划一年有余。
谷歌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本月7日在一份博文中写道，在斯诺登曝料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棱镜”计划，而谷歌并不允许美国政府直接接入其服务器，或是数据中心的“后门”系 统。佩奇称，谷歌只有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才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谷歌发言人莱斯利·米勒(Leslie Miller)暂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搜集设备元数据
斯诺登提供的信息还曝光了一个名为的“Blarney”秘密计划。根据《华盛顿邮报》对“Blarney”计划的描述，美国安全机构会搜集一些电脑和设备的元数据(Metadata)，这些电脑和设备被用于通过主数据线路发送电子邮件，浏览互联网信息。
全 球数以百万计的设备都在使用元数据，而美国情报机构则可以利用此类信息，向这些电脑或手机进行渗透，对用户实施监控。元数据还包括操作系统、浏览器和 Java软件版本。澳大利亚大型电信运营商Telstra Corp前首席信息官格伦·奇斯霍尔姆(Glenn Chisholm)说：“这是一种具有高度进攻性的数据”。他这样讲，其实是在与保护而非渗透电脑的防御性信息做对比。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斯诺登称“Blarney”计划的目标是“接入和获取外国情报”。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否按照“Blarney”计划，向NSA提供了用户信息，如果确有此事，他们是否得到了法官批准。
NSA前法律总顾问斯图尔特·贝克(Stewart Baker)表示，如果元数据涉及两台碰巧穿越美国光缆的境外电脑之间的通讯，“那么相比正在逐一筛查的通信，前者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监督就可以获取。”
跟不上科技潮流
雅 各布·奥尔库特(Jacob Olcott)表示，负责监督美国情报机关的议员们，或许并不清楚NSA所搜集的部分元数据的重要性。奥尔库特是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IV)的前任网络安全顾问，现为安全风险管理公司Good Harbor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高层。
他说：“这使得议员对此类问题的监察变得非常困难。现如今，科技和技术政策瞬息万变，大多数民选议员及其助手的 背景和专长已经无法跟上这种潮流。”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美国情报机构会向合作企业提供颇具吸引力的奖励，但许多高管参与此类计划主要是出于爱国情操，或是 觉得他们是在保护国家安全。
美国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电力公司和其他企业，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他们系统的基础架构或相关设备的细节，以便情报机构可以分析潜在漏洞。美国加州数据安全公司Cylance首席安全官奇斯霍尔姆说：“政府想要知道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情况，这是自然而然的举动。”
不承担法律责任
即 便是一些高度防御性系统，也会给用户隐私带来预想不到的后果。“Einstein 3”是最早由NSA制订的一个投入巨大的计划，旨在保护政府系统免遭黑客攻击。目前，该项目已经公诸于众，目前正处于安装阶段，它将会对每年发送至政府电 脑的数十亿封电子邮件进行仔细分析，以确定它们是否包含间谍工具或恶意软件。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某些情况下，“Einstein 3”计划还可能使电子邮件的私密内容曝光。
据悉，在AT&T、Verizon Communications、Sprint Nextel、Level 3 Communications、CenturyLink等美国五家知名互联网同意在其网络中安装“Einstein 3”系统之前，有几家还要求政府必须保证，他们不会因违反美国反窃听法律而承担责任，结果他们收到了一封有美国总检察长亲笔签名的书信，信中称曝光此类信 息并不符合美国法律对窃听的定义，同时给予这些公司以民事诉讼的豁免权。
AT&T发言人马克·西格尔(Mark Siegel)和Verizon发言人爱德华·麦克法登(Edward McFadden)均对这一报道不愿置评，而Sprint发言人斯科特·斯洛特(Scott Sloat)和Level 3发言人莫妮卡·马丁尼斯(Monica Martinez)则暂未对此发表评论。
Centurylink发言人琳达·约翰逊(Linda Johnson)表示，该公司参与了“网络安全增强服务”(Enhanced Cybersecurity Services)和“入侵预防安全服务”(Intrusion Prevention Security Services)等两个计划，后者还包括“Einstein 3”项目。这两个计划都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直接负责。她说，除此之外，“Centurylink不会对国家安全相关事宜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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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gencies Said to Swap Data With Thousands of Firms
By Michael Riley – Jun 15, 2013 12:01 PM CT
Thousands of technology, finance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provid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in return receiving benefits that include access to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four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said.
These programs, whose participants are known as trusted partners, extend far beyond what was revealed by Edward Snowden, a computer technician who did work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The role of private companies has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since his disclosure this month that the NSA is collecting millions of U.S. residents’ telephone records and the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of foreigners from Google Inc (GOOG). and other Internet companies under court order.
Many of these same Interne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voluntarily provide U.S.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with additional data, such as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 that don’t involve private communications of their customers, the four people said.
Maker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banks, Internet security providers, satellit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 compani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ment programs. In some cases,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may be used not just to defend the nation but to help infiltrate computers of its adversaries.
Along with the NS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0112917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branches of the U.S. military have agreements with such companies to gather data that might seem innocuous but could be highly useful in the hands of U.S. intelligence or cyber warfare units, according to the people, who have either worked for the government or are in companies that have these accords.
Microsoft Bugs
Microsoft Corp. (MSFT), the world’s largest software company, provid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bugs in its popular software before it publicly releases a fix, according to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protect government computers and to access the computers of terrorists or military foes.
Redmond, Washington-based Microsoft (MSFT) and other software or Internet security companies have been aware that this type of early alert allowed the U.S. to exploit vulnerabilities in software sold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wo U.S. officials. Microsoft doesn’t ask and can’t be told how the government uses such tip-offs, said the officials,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 matter is confidential.
Frank Shaw, a spokesman for Microsoft, said those releases occur in cooperation with multiple agencies and are designed to give government “an early start” on risk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Shaw said there are “several programs” through which such information is passed to the government, and named two which are public, run by Microsoft and for defensive purposes.
Willing Cooperation
Some U.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willingly provide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th access to facilities and data offshore that would require a judge’s order if it were done in the U.S., one of the four people said.
In these cases, no oversight is necessary under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and companies are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voluntarily.
The ext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ommercial companies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is legal and reaches deeply into many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though little of it is scrutinized by more than a small number of lawyers, company leaders and spies. Company executives are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help the national defense as well as to help their own companies, said the peopl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agreements.
Most of the arrangements are so sensitive that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in a company know of them, and they are sometimes brokered directly betwee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the heads of the U.S.’s major spy agencies, th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ose programs said.
‘Thank Them’
Michael Hayden, who formerly direct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CIA, described the attention paid to important company partners: “If I were the director and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a company who was doing things that were not just directed by law but were also valuable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I would go out of my way to thank them and give them a sense as to why this is necessary and useful.”
“You would keep it closely held within the company and there would be very few cleared individuals,” Hayden said.
Cooperation between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and the NSA’s Special Source Operations unit came to light along with a secret program called Prism. According to a slide deck provided by Snowden, the program gathers e-mails, videos, and other private data of foreign surveillance targets through arrangements that vary by company, overseen by a secret panel of judges.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grown far more dependent on such arrangements as the flow of much of the world’s information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through switches, cables and other network equipment maintained by U.S. companies.
Equipment Specs
In addition to private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about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 and data needed for the Internet to work — much of which isn’t subject to oversight because it doesn’t involve private communications — is valuable to intelligence, U.S. law-enforcement officials and the military.
Typically, a key executive at a company and a small number of technical people cooperate with different agencies and sometimes multiple units within an agency, according to the four people who described the arrangements.
Committing Officer
If necessary, a company executive, known as a “committing officer,” is given documents that guarantee immunity from civil ac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transfer of data. The companies are provided with regular updates, which may include the broad parameters of how that information is used.
Intel Corp. (INTC)’s McAfee unit, which makes Internet security software, regularly cooperates with the NSA, FBI and the CIA, for example, and is a valuable partner because of its broad view of malicious Internet traffic, including espionage operations by foreign powers,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ur people,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arrangement.
Such a relationship would start with an approach to McAfee’s chief executive, who would then clear specific individuals to work with investigators or provide the requested data, the person said. The public would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help the government seeks, the person said.
McAfee firewalls collect information on hackers who use legitimate servers to do their work, and the company data can be used to pinpoint where attacks begin. The company also has knowledge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worldwide, which may be useful to spy agencies who tap into them, the person said.
McAfee’s Data
McAfee (MFE)’s data and analysis doesn’t include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s, said Michael Fey, the company’s worldwid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We do not share any typ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our government agency partners,” Fey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McAfee’s function is to provide security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hreat intelligence to governments. This threat intelligence includes trending data on emerging new threats, cyber-attack patterns and vector activity, as well as analysis on the integrity of software, system vulnerabilities, and hacker group activity.”
In exchange, leaders of companies are showered with attention and information by the agencies to help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the person said.
In other cases, companies are given quick warnings about threats that could affect their bottom line, including serious Internet attacks and who is behind them.
China’s Military
Following an attack on his company by Chinese hackers in 2010, Sergey Brin, Google’s co-founder, was provided with highly sensitive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linking the attack to a specific uni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ina’s military,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eople,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Brin was given a temporary classified clearance to sit in on the briefing, the person sai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nowden, Google, owner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earch engine, had at that point been a Prism participant for more than a year.
Google CEO Larry Page said in a blog posting June 7 that he hadn’t heard of a program called Prism until after Snowden’s disclosures and that the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based company didn’t allow the U.S. government direct access to its servers or some back-door to its data centers. He said Google provides user data to government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Leslie Miller, a spokeswoman for Google, didn’t provide an immediate response June 13.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nowden also exposed a secret NSA program known as Blarney. As the program was describ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WPO), the agency gathers metadata on computers and devices that are used to send e-mails or browse the Internet through principal data routes, known as a backbone.
Metadata
That metadata includes which version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browser and Java software are being used on millions of devices around the world, information that U.S. spy agencies could use to infiltrate those computers or phones and spy on their users.
“It’s highly offensive information,” said Glenn Chisholm, the former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for Telstra Corp (TLS)., one of Australia’s larges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contrasting it to defensive information used to protect computers rather than infiltrate them.
According to Snowden’s information, Blarney’s purpose is “to gain access and exploit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Post said.
It’s unclear whether U.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gave information to the NSA as part of Blarney, and if so, whether the transfer of that data required a judge’s order.
Less Scrutiny
Stewart Baker, former general counsel for the NSA, said if metadata involv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wo foreign computers that just happened to be crossing a U.S. fiber optic cable “then the likelihood is it would demand less legal scrutiny than when communications are being extracted one by one.”
Lawmakers who oversee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may no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ome of the metadata being collected, said Jacob Olcott, a former cybersecurity assistant for Senator John D. Rockefeller IV of West Virginia, the Democratic chairman of the 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
“That’s what makes this issue of oversight so challenging,” said Olcott, now a principal at Good Harbor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in Washington. “You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policy is far outpacing the background and expertise of most elected members of Congress or their staffs.”
While companies are offered powerful inducements to cooperate with U.S. intelligence, many executives are motivated by patriotism or a sense they are defen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trusted partner programs said.
Einstein 3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net, power companies and others provide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th details of their systems’ architecture or equipment schematics so the agencies can analyze potential vulnerabilities.
“It’s natural behavior for governments to want to know about the country’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aid Chisholm, chief security officer at Irvine, California-based Cylance Inc.
Even strictly defensive systems can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privacy. Einstein 3, a costly program originally developed by the NSA, is meant to protect government systems from hackers. The program, which has been made public and is being installed, will closely analyze the billions of e-mails sent to government computers every year to see if they contain spy tools or malicious software.
Einstein 3 could also expose the private content of the e-mail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system,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because he wasn’t authorized to discuss the matter.
AT&T, Verizon
Before they agreed to install the system on their networks, some of the five major Internet companies — AT&T Inc. (T),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Z)., Sprint Nextel Corp. (S), Level 3 Communications Inc (LVLT). and CenturyLink Inc (CTL). — asked for guarantees that they wouldn’t be held liable under U.S. wiretap laws. Those companies that asked received a letter signed by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indicating such exposure didn’t meet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a wiretap and granting them immunity from civil lawsuits, the person said.
Mark Siegel, a spokesman for Dallas-based AT&T, the nation’s biggest phone carrier, declined to comment. Edward McFadden, a spokesman for New York-based Verizon, the second-largest phone company, declined to comment.
Scott Sloat, a spokesman for Overland Park, Kansas-based Sprint, and Monica Martinez, a spokeswoman for Broomfield, Colorado-based Level 3, didn’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Linda Johnson, a spokeswoman for Centurylink, formerly Qwest Corp., said her Monroe, Louisiana-based company participates in the Enhanced Cybersecurity Services program and the Intrusion Prevention Security Services program, which includes Einstein 3. Both programs are manag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Beyond that, she said, “CenturyLink does not comment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national security.”
To contact the reporter on this story: Michael Riley in Washington at michaelriley@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Michael Hytha at mhytha@bloombe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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