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集资案：101亿“黄金帝国”崩塌

商人张孝昌以3分月息集资百亿炒作黄金、白银期货；当地工商银行职员涉嫌帮其违规借贷4亿

2013年2月初，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由于张孝昌案发，诸多散户被套牢。部分散户在向安全脱身的大户讨要投入的资金。

部分散户签名按指纹统计受损数额。

一名散户展示张孝昌给其打的借条。

今年7月15日，陕西省神木县民众在广场的聚集事件，再次将神木民间借贷推向风口浪尖。
　　截至今年7月11日，神木县法院今年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771件，已经超过去年的2015件，更是2011年的四倍多。近年来，神木呈现全民借贷集资之势，可见一斑。
　　去年年底，神木亿万富豪张孝昌靠借贷打造的“黄金帝国”资金链断裂，张孝昌被批捕，民间借贷市场崩盘。
　 　作为当地迄今为止涉案数额最大的以炒黄金白银为目的的集资案，张孝昌借贷资金累计101亿元，涉贷人员1380人，涉贷公司56家，而其背后多名政府官 员亦牵涉其中。更有知情人指出，张孝昌以总价7000万元的抵押物向银行贷款4亿，而后银行职员违规操作，又让张获得4亿贷款。
　　7月12日，陕西省神木县，李晓华收到一条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三天后，李晓华参与集会。
　　县政府对面的人民广场，有上千民众聚集。他们听闻神木财政已被挥霍殆尽，要求县委书记雷正西在调任前，解决好县里存在的各种问题。
　　密匝的人群中，百余人和李晓华一样，都是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散户，他们都是债主，借贷者叫张孝昌。
　　西安一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看到一份审查资料上显示，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12月，四年间，张孝昌共借贷资金101亿元，涉贷人员1380人，涉贷公司56家。
　　多名借贷者称，保守估计，此事波及人数超2万人。
　　2012年底，张孝昌资金链断裂。这名靠民间集资炒作黄金白银的神木大户，其拥有的“黄金帝国”于一夜间倾塌，引发众多债主恐慌。
　　“金山”崩塌
　　2012年12月1日，这座集资金字塔崩塌。张孝昌关闭金店，连夜出走西安。在西安李家村，与张关系密切的两名战友找到他，劝说他回神木解决问题。第二天，张的亲家乔治国向神木县公安局报警
　　7月17日，神木官方向媒体通报：亏空一说是无中生有，目前县里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这李晓华想起他恐慌的第一天。
　　2012年12月1日，几乎一夜之间，李晓华看到张孝昌的三家金店全部关门，柜台里的金子荡然无存，数十名借贷者围在店外，才知出了大事。
　　作为散户，李晓华曾借贷给张孝昌100万元，张给出的月利率达3%，而当时银行仅为0.7%左右。
　　事实上，出事前，已有迹象表明张孝昌的资金链出了裂痕。
　　去年11月，冯喜等几名散户多次接到张孝昌的电话，张说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们能追加贷款。此前借给张孝昌60万元的冯喜，在这次借贷大潮中属于小鱼小虾。
　　多位散户说，此前，要想借给张孝昌钱，是要托关系求人的。
　　去年11月20日，张孝昌家的保姆从他在新世纪广场的店中拿走了价值5万多元的黄金；11月30日，一名散户拿走了2000多克价值75万元的黄金；张孝昌的亲家母也取走了一部分金条和手镯。
　 　2012年，煤炭市场低迷，价格从2010年的每吨600多元回落到400多元，神木一些煤炭大户要求从张孝昌手中撤资。此外，张孝昌曾以5%左右的月 利率放贷给需要资金周转的煤老板，一些煤老板亦无法短期内还贷，加之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张的黄金和纸白银生意严重亏损，愈发无力偿还巨额利息。
　　2012年12月1日，这座集资金字塔崩塌。张孝昌关闭金店，连夜出走西安。在西安李家村，与张关系密切的两名战友找到他，劝说他回神木解决问题。第二天，张的亲家乔治国向神木县公安局报警。
　　一名战友表示，因担心在榆林机场被散户们围堵，张孝昌在西安租了辆车，5日晚到达神木后，被警方控制，监视居住。
　　2013年1月16日，警方对张孝昌解除监视居住，转入刑事拘留；2月2日，检察院对张孝昌批捕。
　　大户抽身
　　为填补亏空，当天，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铭建司法鉴定所鉴定显示：张孝昌累计亏损40亿，其中炒黄金白银亏损1亿，兑付利息38亿多元；张孝昌折合资产4.4亿，欠431名散户本金12亿元。此外，张孝昌名下还有12亿不明资金流出，其中不包括打入儿子张鹏和儿媳的账户的2.8亿元。
　　因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而闻名全国的“房姐”龚爱爱，也曾经手贷款给张孝昌1.2亿元。
　　在张孝昌的债主名单中，中国工商银行神木支行和数十位大户是放贷的主力。神木支行先后贷出8亿；仅牛文儿、郭振江、张振平、张和平、牛勇五位大户，就贷给他13亿。同时，这五位大户也掌握着张孝昌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
　　据一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大户多是煤矿、典当行和企业的大老板，也包括部分神木县退休官员，以及与现任官员关系密切人士。
　　张孝昌案发后，相关部门并未马上冻结张孝昌的资产。
　　为填补亏空，当天，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张的战友说，五大户不懂如何在网上抛售纸白银，抛售一直持续到12月10日。
　　这其实是张孝昌不愿见到的。其战友说，早在12月1日，张孝昌曾多次给神木公安局经侦大队打电话，要求冻结自己的纸白银账户，“担心五大户会抛售。”
　　一份内部知情人提供的“张孝昌处支付存款大户利息明细表”显示，张孝昌曾支付的利息，牛文儿1.6亿、郭振江（和公司）3亿、张振平、王玉凤夫妇5亿多元。
　　该明细共32人，利息涉及金额26.03亿。明细中说明一项显示：有个别人本息已取走。
　　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张孝昌的战友曾问到底给大户们付了多少利息，张回复的短信内容与上述明细表吻合。
　　张孝昌案发，银行和部分大户安全脱身，诸多散户被套牢。
　　散户李晓华说，一年下来，他只收到10万元利息，100万的本金却拿不回来了；找亲戚朋友凑齐了81万、现在只收到2.3万元利息的冯喜，现在天天被亲朋追债。
　　神木“财神”
　　很多散户都知道，张孝昌有六辆车，分别是宾利、奔驰、路虎、奥迪、别克和一辆跑车。张家雇3个保姆，“听说光保姆月薪就8000多”
　　张孝昌何许人，能让银行和大户慷慨解囊、上千人为他掏出积蓄？
　　近几年，在神木，很多人称张孝昌为财神，一是他自己钱多，二是他能给别人带来钞票。
　　张孝昌，1958年生，神木县人，农民出身。
　　1979年，当了三年兵的张孝昌从部队复员后，到南京、扬州一带打工，曾给豆腐坊送过黄豆，走街串巷做过卖货郎。这期间，他学会了银器加工的手艺。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到神木，开了家银器铺，将银元熔化后打造手镯、耳环等饰品，后来又开了“张孝昌金店”。20多年里，神木煤炭经济兴起，许多煤老板出手阔绰、穿金戴银，也成就了张孝昌的资本原始积累。
　　他的初中同学李平回忆，成了大老板的张孝昌随身装两种烟，软中华和23块钱一盒的芙蓉，见到领导、老板就递软中华，自己抽芙蓉。
　　李平说，张孝昌在神木有两套房产，为了去公司方便，他在北大街路西工委家属楼租了一套房子，长居于此。
　　但在家属楼楼长于明国看来，张出手大方，为人张扬。家属楼供暖锅炉改造，张执意不让房东交钱，自掏腰包垫付了8000元的改造费。“他还养过一只藏獒，给藏獒喂的是猪蹄。”
　　很多散户都知道，张孝昌有六辆车，分别是宾利、奔驰、路虎、奥迪、别克和一辆跑车。张家雇3个保姆，“听说光保姆月薪就8000多。”
　　多位散户说，张孝昌的金店庆典，不但排场大，还请来了俄罗斯模特，每个模特劳务费3万，这在有40多万人口的神木县被口口相传。
　　种种奢华，使得散户们对张孝昌的实力深信不疑。
　　空手套白狼？
　　与张孝昌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用从银行的贷款购置黄金、作质押，再次贷款，这无异于“空手套白狼”，可这第二次的4亿元贷款，还是成功了
　　张孝昌踏入亿万富豪的行列，是从2008年起。
　　2008年前后，他以总价值7000万的新世纪广场一楼商铺和黄金珠宝城作抵押，从中国工商银行神木支行贷款4亿。
　　彼时，神木煤炭业兴盛，为煤矿融资的民间借贷方兴未艾，已发迹的张孝昌开始涉足民间集资。
　　他先利用银行的4亿贷款，加之部分民间资本，购置了3.3吨黄金，并将黄金作为质押担保，再次向工商银行神木支行贷款4亿元。
　　与张孝昌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用从银行的贷款购置黄金、作质押，再次贷款，这无异于“空手套白狼”，可这第二次的4亿元贷款，还是成功了。
　　该人士说，第二次张孝昌本人贷不了款，是工行神木支行的37名员工帮了他的忙。“按照规定，银行员工自己不能贷款。”神木支行的37名员工分别找人冒名顶替贷款，张孝昌再用黄金为37人做担保，其中34人各贷款1000万、3人各贷款2000万，再转借给张孝昌。
　　“贷款成功后，张要付给工行国家规定的月利率0.728%，还要再付3.3%的利息，银行吃2.5%的利息差。”该人士表示，张还给37名冒名者每人7.5万元风险费。
　　针对上述说法，今年一月份，负责此案的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向散户们证实，张孝昌确实作为担保人，通过37位联名借款人，从银行贷出了4个亿。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显示，2012年3月28日，康某从工商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内部知情人士证实，康某就是银行内部员工找的冒名顶替人。
　　以此方式，张孝昌共获得8亿元贷款。对于上述贷款情况，7月19日，工商银行神木支行一名行长表示，无权接受记者采访。
　　手上“闲钱”较多，加之张孝昌与银行关系密切，神木个体老板牛文儿、张振平、张和平、郭振江、牛勇五个大户也决定贷钱给他。
　　五大户先后给张孝昌放贷13亿元，月利率3.3%，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张用这笔资金买了147吨纸白银。
　　风险意识
　　大部分散户也从中借贷，以较低的月利率汇集资金后，再以高息放贷给张孝昌，赚差价。“每个散户身上都背着七八个亲戚朋友，保守估计，得涉及2万多人。”散户冯喜说
　　银行贷出巨款、五大户注入巨资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神木县引起轰动。获得巨额资金的张孝昌开了三家黄金珠宝城，几乎垄断了神木县的黄金珠宝行业。除了炒作黄金白银，还将部分贷款以5%左右的月利率放贷给需要资金周转的煤老板，从中赚差价。
　　更多散户开始把钱借给张孝昌，月利率2.5%-3%不等，每仨月付一次利息。
　　多位散户称，在投资之初，脑子里没有想到风险二字，想到的只是投入越大，赚得越多。
　　大部分散户也从中借贷，以较低的月利率筹钱，再高息放贷给张孝昌，赚差价。“每个散户身上都背着七八个亲戚朋友，保守估计得涉及2万多人。”散户冯喜说。
　　他们的自信来源于“听说陆续有人把钱贷给张孝昌，感觉张的信誉还不错。早期的放贷者几乎都收到了高额利息。”在李晓华看来，“人跑了，放在银行里的黄金可跑不了。”
　　7月19日，记者从散户手中获取上百份张孝昌案中的借条借据，借据金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部分借款凭证是张孝昌手写的。其中一张借据只有一句话：“今收到某某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整（利息三分整）”，落款为张孝昌。
　　此外，借贷公司也向张孝昌及其妻儿放贷。多份神木县民信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借据显示，贷款金额一百万，借款用途为：养殖。
　 　张孝昌案发生后，神木已有两人死亡，均与此案有密切关系。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 600万元；今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据称，他生前开了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 了。
　　专案组长是疑犯远亲？
　　多位受访者表示，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和案件核心当事人张孝昌有亲戚关系。张宏智与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是远房堂兄妹
　　“大户脱身了，我们被套牢了。”这成为散户们最不满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也开始凸显。五大户抛售纸白银的消息被传出后，今年2月4日，数百散户聚集在牛文儿为股东之一的神木天峰大酒店门前，打横幅向牛文儿讨债。
　　神木一位参与此案的集资者，曾数次与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吃饭。席间，张宏智告诉众人，牛文儿在2月4日被散户围堵时，曾给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发短信求救。张还当众掏出手机，让众人查看短信内容。
　　2012年12月6日，张孝昌被控制的第二天，神木县成立“12·6专案组”，处理张孝昌黄金集资案。
　　专案组组长是张宏智，身份是神木县政协主席、原县政法委书记。县长助理刘光秀、公安局政委杜林协助此案。7月19日，神木县政协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政协主席张宏智确实担任该案组长。
　　多位受访者表示，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和案件核心当事人张孝昌有亲戚关系。张宏智与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是远房堂兄妹。并多次质疑其政协主席身份能否主抓此案。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张宏智给散户们通报案情进展的视频，这份今年3月3日拍摄的视频中，张宏智对散户们表示，“这个案件是县委书记雷正西安排我负责的。”
　 　3月29日，散户们向专案组递交材料，请求拘捕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儿子张鹏、张元利。据了解，张秀琴、张元利、张鹏也分别参与集资，数据显示，张秀琴 签字的条据数额2000万，张元利1000万，张鹏1亿。张宏智在该材料扉页上写道：请杜林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该事项群众多次反映，务必依法公正办案。
　　但截至目前，警方并未对其批捕。
　　事实上，在已知的431名散户中，也有不少当地领导，甚至包括西安地区的官员。
　　这也导致，在处理张孝昌案件上，各方势力云集。
　　为了引起省里重视，今年3月份的陕西省人代会期间，一名散户代表曾在飞机上“偶遇”一位省级高官，递交了张孝昌案件的材料。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文章来源： http://goo.gl/ysWEsV

城镇空心化调查:新一代打工群体成农村"房奴"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
　　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 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 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去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
　　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
　　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
　　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
　　“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
　　“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落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冉艳解释她没有进工厂做工的原因，“我现在做手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大约可以挣500到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
　　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
　　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
　　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
　　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
　　房子盖了3个多月，雇了10多个工人，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
　　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进城不落户”：严重缺乏的安全感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
　　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
　　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 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 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城镇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巨大引擎。但许小年认为，现阶段的打工群体，还承担不起这一期待。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一份对深圳某工厂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家庭团圆情况的调查显示，夫妻在深圳，孩子在老家的家庭数占到整个调查对象的65%。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身心健康往往受到消极影响。来自河南的打工者聂夏云，妹妹就辍学了。
　　“我妹妹当时在隔壁县上初一，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上了一个学期后，就开始学坏了，成绩下降，然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聂夏云说。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在城市化的夹缝中“跳”来“跳”去
　　调研过程中，吕途认识了“80后”打工者王佳。这个1981年出生的贵州姑娘，外出打工以来，已经换过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这种跳槽频率，在80后打工者中实属平常。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得多。”吕途说。
　　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苏州，80后打工者近年来平均每9个月换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换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动的，包括工厂倒闭、金融危机。新生代打工者，换工作的原因则更加主动了。
　　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工资低。
　　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 了。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一个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没了，只剩50元。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一看 到塑料厂招工，我们几个就换厂了。”
　　而河南姑娘聂夏云，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机器压断了。之后，聂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害怕”。不久，她离开了这家工厂。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视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于是，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为了提升技术，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就没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几经辗转，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资，不过他还是要走。
　　“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做这行，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
　　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16.9个百分点。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4.3个百分点。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在他们的理念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吕途说。
　　但80后打工者，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他们换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
　　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
　　“城镇化”的80后农民工
　　问题是，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农村的房子怎么办？
　　“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说。
　　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
　　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上学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
　　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明显与父母不同：“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显示屏。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
　　“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但是我没有在 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 销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像王涛这一代，甚至没有种过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吕途分析说。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
　　在吕途眼中，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城镇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识到了艰难，80后、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吕途说。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义何在？
　　“他们在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
　　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该意见的“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李铁指出，对重点人群的改革，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
　　对于未来，王涛有明确的期待。
　　“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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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获赠“马小平”，支持六四镇压遭谴责

阿里巴巴前总裁马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邓小平“六四镇压”行为，网友赠其新称号“马小平”。多位“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发起联署行动，要求马云就不当言论道歉。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昨日(7月15日)报道了阿里巴巴前总裁马云，在早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肯定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并称该决定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虽然《南华早报》删除访谈中该段语句，中国官媒"人民网"、"新华网"7月15日转载该访谈时均不见原来内容，但经由媒体和网友传播，此事余波难消，网友赠马云新称呼"马小平。"

至北京时间7月16日零时左右，目前旅美前学生领袖周锋锁、熊焱和"六四事件"被镇压部队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执笔发起"关于谴责马云就'六四事件'发表不当言论及要求马云公开道歉的联署"行动，他们表示"'八九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事件最终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戒严，且派遣军队前往广场以武力进行镇压及清场而结束。根据官方及民间的统计，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在镇压中丧生。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对此血腥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仍维持对事件的原有结论，亦没有追究任何当事人的责任。"

发起人还认为"马云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理应肩负起必要的历史、道德和社会责任，但他却称邓小平所作出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决定是'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违背世界公认的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因此发起人对马云的言论深表愤怒并予以严历谴责，要求"马云收回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所发表的不当言论；郑重向所有的'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参与者及世人公开道歉"；该联署行动也呼吁公众在马云未做出回应之前，选择不再支持和马云有关的任何投资、产品及服务。

联署行动至北京时间7月16日下午时，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人签名，包括"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旅美作家、民主人士胡平、中国新媒体人北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学者俞梅荪、作家冉云飞、野渡等皆成为联署人。执笔人之一的熊焱是"六四事件"后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现为美国陆军牧师，他亦撰文《幽暗世界的马云》，指责这位曾当选为《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和获选未来全球领袖的企业家，用"与人的生命尊严、良知、正义、人性、慈悲等为敌"的"勇气"，公开肯定"六四屠杀"，显示出他对金钱，权势，利益的崇拜。

邓小平被指为“六四镇压”最主要的决策者

"请马云在没头脑和没良心之间挑一个"

胡佳表示："恪守社会良知是企业家的底线。肯定六四屠杀的企业家，带着中共血腥的专制思维，一定会罔顾公民的权益"；澳大利亚民主人士张晓刚认为："六四镇压、压制政改，对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空前腐败溃烂，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而马云之流，不过是社会腐败中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目前旅居在台湾的吾尔开希向德国之声表示，他很想向马云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质询一个问题："他是认为在今天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在更自由的社会中更能赚到钱？如果他认为是在更自由的环境下，他的商业上更成功的话，那么他（说那番话）就是很没头脑，他诋毁一个追求更自由环境、包括工商环境的这样一场运动，居然歌颂一个把中国变成权贵、专制的体制；但如果马云觉得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当今权贵社会中，才能够取得商业的成功，那就是没有良心，等于说他在歌颂一个要帮他赚钱的制度，哪怕这个制度是要牺牲他人的生命，我不知道马云是没头脑还是没良知？让他自己挑一个。"

“八九学运”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为吾尔开希

"也许马云在想'没六四就没阿里巴巴'"

吾尔开希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也感谢马云，因其公众身份和影响力，他的言论也将"六四事件"这个被中共当局一直封锁的敏感话题推向公开讨论平台，嘲讽的是，"六四事件"24年之后，以这种方式重回公共视野，这也许并不是执政者和歌颂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马云愿意看到的。

吾尔开希认为，24年前，象此次联署的执笔人周锋锁等一大批当年的大学生"精英"人士被迫离开中国，另一批象马云一样几乎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并没有延续"八九一代"的精神，半主动半被动的选择了与利益集团共舞，或者选择了沉默甚至遗忘："人面对无力感时，是很痛苦的，面对共产党的专制，虽然可能有不满，但因为无力就不断说服自己，说这个环境也不错，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病态。"

推特网友"范强法特珊瑟希蒲"表示："有人说最近马云对'六四'的表态是为了商业利益，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今天的阿里巴巴已经无需通过政治正确的表态来得到更好的商业利益。马云是不问自答，自己涉入这个话题，所以他说的就是心中想的，也是由衷地感激之词'没六四就没阿里巴巴'。"

作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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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描画中美关系的词汇演变路线图

人 间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91项成果虽然中国政府高调宣传，却无法成为网络热传话题。倒是中 国副总理汪洋那句“中美关系如夫妻，不能离婚”，被网络言论演绎出无数歧义，成了此次会谈的“亮点”：官方宣传赞其“幽默”，民间则嘲笑恶骂兼而有之。

*从“同床异梦”到汪洋“夫妻”之喻*

汪洋在会谈中为活跃气氛将中美关系喻为“夫妻”，“不能离婚”时，根本没想到会引来那么多始料未及的丰富联想。比较客气是追问中美两国“谁是夫谁是妻，谁 主内谁主外”？不客气一点的是笑问“中美如夫妻，台湾的身份是什么，难道是小三？”《环球时报》那篇谈到“中美如夫妻，日本吃醋”的文章遭到的责骂更多， 说美国有无数个“老婆”，中国将自己摆在与日本争宠的位置，没有国格。

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夫妻关系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折射：1949年以前，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现阶段，中国流行一夫一妻多情妇。在“成功人士”的婚姻中，丈夫 居于强势地位，握有主动权，女性在婚姻中的尊严荡然无存。因现实感受，中国网民特别在意谁是夫谁是妻，如果是西方文化，大概对此不会如此高度敏感。

——以上当然是题外的话。本文只是想介绍一下汪洋将中美关系比喻为夫妻的由来，以及中共文化习惯性地借用虚拟血缘关系与虚拟亲属关系定位各种关系，究竟有何不妥。

将中美关系比喻为“夫妻”，汪洋其实只算是引申，不是发明者。真正的发明权大概应该属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专家戴维·M·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在1988-1997年这十年间，兰普顿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从该职位上退下来后，他曾于2001年发表专著《同床异梦：中 美关系1989-2000》（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该书梳理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十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经济、安全、人权等各层面上的利害关系，建议两国领导人和国民如何 在新及在追求共同利益中共同生存。虽然作者成书之时并未看到中美关系后来的种种摩擦与冲突，但他准确地把握到中美关系的主调，并巧妙地借用了中国成语“同 床异梦”来描摹这种非友非敌的关系。

此书影响甚大，从此以后，中美关系一发生摩擦，中外观察者与媒体都习惯性地用“同床异梦”“中美婚床”来形容中美关系，连中共在美国的喉舌《侨报》也写过 “同舟共济与同床异梦，中美关系以何为主”这类文章。但这时用“同床异梦”，大多论者只是借用这一成语的主要意义，即表面上共同从事某项活动，但内心各有 各的打算，两者貌合神离，并没人用中国式思维去思考过中美两国何者为夫、何者为妻；当然更没有人去想象在世界多边关系中，美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一夫多 妻”关系，其他国家与中国在建构自身与美国的关系中，位置是“小三”还是“大奶”之类，更不会有媒体发表类似于《环球时报》这种“中美交好，日本吃醋”的 奇怪文章。

据一位接近汪洋的人士透露，汪洋喜欢搜集各种信息。汪主政广东之时，从广东各大学与研究机构至美英等国访问的一些人士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搜集整理各类有关 中国政治经济及中外关系的信息，回去上交给主管机构。蓝普顿这本书的中文版曾由香港中文大学于2003年出版，有不少书评。汪洋即使未读过全书，也大概知 道这本书的书名及内容概要。至于从“同床异梦”发展出“中美关系如夫妻”之说，是出于汪洋灵机一动还是身边智囊的建议，那只有天知道了。

*滥用虚拟血缘关系背后是不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强调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将虚拟血缘关系用于人际交往，借此强化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是 宗法文化的衍生物。共产文化理论上摒弃血缘关系，讲究同志情谊，但却好用虚拟血缘关系来类比共产党与人民、其他组织或国家的关系。中国人熟知的是中共常将 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比拟为母子关系，如“文革”及“文革”前的流行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国际关系 中，毛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直统称为“兄弟国家”，各国共产党称之为“兄弟党”。对越南与阿尔巴尼亚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以示其特别亲密。对苏联则 称之为“老大哥”，承认“以弟事兄”的等级差别。

上世纪80年代实施对外开放，中共虽然“与时俱进”地找到一些新名词构建不同层次的国际关系，但深层思维仍然未改。“兄弟国家”只剩下一个北韩，但还是将 非洲、拉美一些独裁国家归类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示与其他不同。但对美国，因为核心利益（即保住中共执政权）的考量，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在 欧盟未衰落之前，中国想建立中美欧“多极关系”主导世界格局，2008年欧盟衰落之后，中国又开始与美国共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种摩擦不断之时，经常 强调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时，正逢北京巧用斯诺登事件狠狠踹了美国一脚之后，会谈气氛并不真象中方媒体渲染得那么好。 汪洋在会上致辞时也是软硬兼有，虽然用了“中美关系如夫妻”之说，但同时也不忘强调，虽然中方“愿意对话，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愿意接受正确的意见”，但 对那些可能会动摇中国基本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意见，中方绝不可能接受，“中国在这一点上会和美国一样，守住自己的底线。”并再次引用习奥会时习近平曾说 “兔子急了也踹鹰”，以此表达北京坚守底线的决心。

所以，从大盘上判断，汪洋说“中美关系如夫妻，不能离婚”，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想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还不如说显示了北京高层对中美关系缺乏自信。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两国日子都得过下去，一拍两散对谁都没好处。

可以说，在国内，中共喜好用虚拟的母子关系形容自身与人民的关系，是因为深知人民与其离心离德；在国际社会，中共则因为“利”字当头的无原则外交，导致自身没有几个真正的“友好国家”，于是特别在称呼上苦下工夫，用虚拟亲缘关系比拟中美关系，背后显示的就是高度不自信。

文章来源：VOA

斯诺登声明全文：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 超越对国家义务服从

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中新网7月13日电 美国“棱镜”计划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与多家人权组织代表举行会谈，透露其下一步行动计划，并向俄罗斯申请临时庇护。“维基解密”网站7月12日也刊登了斯诺登面向各家人权组织发表的声明，以下是声明全文：
　　大家好，我叫爱德华·斯诺登，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还有家庭，我的家安在天堂般的乐园，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惬意。我还可以不用任何授权，就可以在任何时间，搜索、截取以及审阅任何人的通信信息。我拥有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
　　这也是对法律的严重侵犯。我的国家——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以及众多法规和条约都明令禁止这样大规模、无孔不 入的监视系统存在。虽然美国宪法将这样的项目列为非法，但美国政府认为，在世界不允许发现的、秘密法庭的裁决下，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这种非法的事情合法 化。这些裁决真正腐蚀了正义最基本的概念——什么事是被视为是必须要做的。(即使)通过秘密法规，不道德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有道德的行为。
　　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据此，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 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决定向大众公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关乎道德抉择，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遗憾。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试图拿我“杀鸡儆猴”，警告所有其他可能会说出我所说事情的人。我的政治表现使得我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成了无国籍 人士。美国政府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它在法律框架外要求香港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的直接侵犯。美国政 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 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求并享受庇护权利的 人的恐吓。
　　然而，即使是在面对这种具历史性的、不相称的侵略行为时，世界多国仍为我提供支持和庇护。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 而厄瓜多尔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对抗这种以强凌弱、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我对此表示感激和尊敬。在恫吓面前它们拒绝原则上的妥协，它们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 打算先后前往这五个国家，以深表我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人民的感激。
　　我今天宣布，正式接受所有在我提出请求后，愿意提供支持或庇护的国家，包括那些未来可能应我申请提供支持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 批准对我进行庇护，我已经正式成为“政治难民”，任何国家都没有立场去限制或干涉我接受庇护的权利。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已 展现了游离于法律外行事的意志，而且这种行事方式现在仍在继续。这种不正当的威胁使得我无法飞赴拉美并接受庇护，拥有大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强国希图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一定不能让其成功。因此，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从有关国家的安全通道前往拉美。我也请求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直至这些国家批准我合法地旅行。我今天将向俄罗斯提交申请，并希望它会被顺利地接受。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将回答我所能回答的。
　　谢谢。
文章来源：http://goo.gl/Zy2bC

网易另一面 | 无处不在的“临时工”

导语:6月8日，浙江大学生魏煌向人社部申请公开全国“临时工”信息，在答复期限内，没有收到任何回应，7月4日，他提起了行政复议。其实，国内“临时工”的人数信息，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过具体的统计，但根据信息世界里种种碎片化的数据，不难得出结论：政府部门里，“临时工”的数量十分庞大。

全国的政府部门都在大量使用“临时工”

1995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临时工”的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政府部门便以“聘用工”、“派遣工”的方式聘用编外人员
“临时工”群体的出现，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他们协助普通民警、城管执法人员，负责治安维护、交通管理、市容市貌维护等。上世纪90年代，国务 院发文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各部门各省市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相对于有编制的“编内人员”，临时工被统称为“编外人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没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此后政府部门便以“聘用工”、“派遣工”的方式签订 合同，聘用编外人员（但这些所谓“临时聘用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就是其单位法律上的代表）。不签订合同的，就是新闻里频频出现的“三无”临时工。
各个部门的“临时工”频频现身
2010年11月9日，河南中牟县76岁的菜农张会全在卖红薯时，被执法城管掀了菜摊，连连扇脸，后有关部门称打人者为临时工；2011年9月，江 西修水县一女子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有所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拿起台面资料砸向办事居民。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蒋某予以辞 退，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2011年11月12日，浙江衢州火车站广场，一名男子开着福建牌照的法院警车，伸出一只脚让一位妇女为其擦鞋，被网 友曝光，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法院回应，该司机是院聘临时工；2013年5月31日，陕西延安市发生“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应，跳踩商 户头部者为临时聘用人员；2012年3月，温州公交车司机撞死3人后逃逸，官方称肇事者系临时工；2013年3月，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豪车套军牌开去豪华酒 店，官方事后称司机是临时工，已离职。
“临时工”的数量也殊为可观
河南6县（区）环保局“临时工”占职工总人数的79.2%
中国究竟有多少编外人员？迄今，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详细的统计数据。但“编制内”、“编制外”导致的“正式工”、“临时工”双轨制用人模式，几乎覆 盖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进行过一次排污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6县（区）环保局实有人员765人，但财政供给人员仅 159人，只占总人数的20.8%，而自收自支人员——也就是编外人员，占总人数的79.2%。
全国法警警力缺口27000余人，靠“临时工”填补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殿龙曾向媒体透露，目前我国司法警察的警力严重不足，全国缺口近一半；很多法院大量使用聘用临时人 员承担法警工作，带来严重问题。罗殿龙算了一笔账，按照法警满负荷工作来计算，全国需求警力在60000人左右 ；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法警33000余人，警力缺口为27000余人。而这些缺口，基本上都被“临时工”填补。
北京的城管协管员有6500人，约为在编城管人数的92%；北京有5万余名民警，辅警人数达2.9万人，为编制民警人数的58%
“临时工”在北京的政府部门中占有很大比例。北京市政协2011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城管在编数量7000余人，外聘协管、保安约6500人。媒 体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北京目前有5万余名民警，文职辅警人数达2.9万余名。“临时工”的数量如此庞大，还是因为编制警力不足。干了5年辅警的李笑深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派出所有40多个在编民警，刨除领导、内勤、社区民警，负责治安的民警只有七八人，而这七八人要负责4平方公里的治安犯罪打 击，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用工双轨制 “临时工”做得多拿得少
广东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正式工”工作清闲，而“脏累危”的第一线则用“临时工”，前者的收入也要多出后者很多
据《北京晨报》报道：广东某区交通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有正式交警200来人，招聘的协管员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据他了解，有些城管 部门“临时工”的比例更加夸张：“很多活儿都是临时工在干。”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初步掌握的情况是，在不少地方的城管、交通、治安等部门，正式编制人员与 “临时工”的比例一般都在1比3左右，多数“正式工”一般从事着相对清闲的工作，而大量“临时工”则被安排到脏、累、危的工作一线。这位负责人还透露，有 了协管员后，许多工作都由他们完成，只有涉及执法时正式交警才会出面。一方面是许多脏活、累活都由“临时工”来完成，另一方面，相对低下的文化素质和收入 水平，同时缺乏相应的培训，使得“临时工”在处理相关业务时容易“惹事儿”。并且，此交通部门招聘的协管员许多是没工作的。至于学历等方面，也没有具体要 求。协管员每个月到手只有2000元出头，而同样岗位的正式工收入“要多很多”。
聘用编外人员的目的在于，“替代”编内人员的工作量，由编外人员把编内人员“养”起来
目前很多国有单位的状态是：“有事没人干”；一些单位是“有人没事干”。聘用编外人员的目的在于，“替代”编内人员的工作量，由编外人员把编内人员 “养”起来。前不久，浙江永康曝光了该市192名在编人员“吃空饷”；山西曝光了一位副县长“吃空饷”15年、一位国土局干部“吃空饷”9年、一位县委书 记之女累计5年“吃空饷”、一位局长之子还在上学就已入编为正式教职员“吃空饷”……而更早被发现“吃空饷”的有：2005年，四川南充市2323 人；2006年，甘肃省908人；2007年，山东省11858人……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一面是“人手不够”，一面却有人“吃空饷”；一面是“官满 为患”，一面却在聘用“临时工”。
“临时工”因其“高性价比”而泛滥
古代“临时工”——即衙门的“帮役”和“白役”，他们虽无报酬，但却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敲诈勒索之类，自然不在话下
其实“临时工”古已有之。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只 有一种叫做“工食银”的报酬，一年的平均水平仅仅是6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不在编制的“白役”，则没有正式报酬。从社会地位来 讲，明代将衙役们的地位定为“贱民”，其本人和后代都禁绝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没有正式经济收入，政治上又被贬为贱民，他们依然争相挤入衙役队伍，哪怕当个 临时工。因为衙役这种活计，是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都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允许他们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做一个衙役，能够通过敲诈勒索得到不少好处，平时也可以骗吃骗喝，远比在乡下 种庄稼划算；而心黑能干的还积累了大量财富。又因他们是在官之人，所以可以狐假虎威。
“临时工”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即使做过分了，也可以他们是临时工为借口，开除了事。既可安抚舆论，也没有成本
经过一百多年后，再看今天基层政府的临时工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没有编制，工资低，待遇差，无保障，这种条件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员进入，进入的多是 素质较低的人员；由于收入低下，无法靠工资过上体面生活，他们往往像历史上的前辈那样，靠罚款，没收和敲诈勒索找光阴。而政府对于这种做法，名义上反对， 实际上支持。一些部门制定了罚款指标，完成的有提成，有奖励，完不成的受处罚。这就是官场常说的“不给钱就给政策”，政府既然不给这些执法部门更多的编制 和人头经费，那么，就可以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造收入。基层政府也认为，临时工敢打敢拼，无法无天，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打开工作局面。 即使做过分了，摊上事了，也可以他们是临时工为借口，扫地出门。这既可以安抚舆论，也没有什么成本。（此部分参考历史作家梁发芾的 《从清朝的“帮役”到今天的临时工》 一文）
结语：政府大量使用“临时工”，无益于民生，也无益于行政。而只要“闲人喝茶流氓干活”的运作方式不改变，“杜绝临时工式执法”的大饼，就永远只能画在一张稀烂的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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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梁发芾:从清朝的“帮役”到今天的临时工

近日，延安城管“暴踩商户”，而涉事两名城管又被延安城管局宣布为“无正式编制的临时工”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8日，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魏煌雄就此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全国行政机关中“临时工”信息。

“临时工”是今天的一个有趣现象。这几年，凡是看到为非作歹被舆论盯住的官府人员，最后都被证实是临时工所为。处理结果是，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开除了事。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临时工？为什么临时工总是那么多事？

基层政府的一线管理者，如公安和城管，确实有大量临时工。他们的人员数额，可能比正式在编的，要多出许多，至于多出多少，目前尚未有公开的数据可以查。希望政府能够善意回应魏煌雄同学的申请，公开相关信息，

像 目前公安和城管的那些活计，在最早的中国，主要是通过差役的方式，由老百姓无偿承担的。古代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一项是收税，叫做“钱粮”，一项是 司法，叫做“刑名”。这两项权力的实施，尤其司法和治安，都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男人去出力跑腿。而早期时候，这种活计是老百姓的一项法定而沉重的义务，由 城乡居民轮流承担的。因为是一项义务，所以也是无偿的，没有报酬的。

宋朝王安石改革，将一部分由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徭役，变成了雇役，老百姓出钱交给政府，政府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向社会雇佣一些乐于从事此种工作的人打杂跑腿。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类打杂跑腿的活计，基本上都是雇役，不再向民间强行摊派了。

清 朝的这类活计，最主要的，叫做衙役，分为四班：皂班、快班、民壮和捕班。此外，还有门卫、狱卒、看守、法医等等人员。按照清朝的规定，这些衙役的数量是相 当有限的，一个县正式定额或者说编制，是以八十名为限，当然有的地方的在册衙役达到一百来人。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定额。超出定额，并不在编制之内的衙役，叫 做“帮役”或“白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临时工。

那么清朝的衙役中有多少是里临时工 呢？据历史记载，一个正式的名额下，一般有三四名“帮役”。清初的侯方域说，一些州县仅“白役”就有上千人。曾在四川巴县当过官的刘衡说，巴县原有衙役七 千人，他上任一年后，“役等无所食，退散六千七百八十人，存者寥寥数百人耳”。嘉庆22年，监察御史程伯銮奏川省积弊说各州县粮快（即收税和抓捕犯人的） 两班多至千人。道光时，御史王玮庆奏请裁革州县“白役”，指出山东州县差役，大多至一千多名。光绪初御史李郁华奏称，新华县遇有命案，往验时衙役动辄至数 百人，无名白役不下一二千人。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临时工呢？

一 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需要有更多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一个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县，如果从事治安司法征税的人员仅仅数十人，可能真的无法满足需要， 在编制被定死的情况下，招收临时工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最为关键的是，从事衙役这类被认为是贱役的活计，实际上有很多实在的好处，不少人争做衙役，编制容不 下，就宁作临时工。

清朝的衙役最显眼的好处是免除徭役负担。但经济上看，其薪酬待遇是 非常低的，正式只有一种叫做“工食银”的报酬，一年的平均水平仅仅是6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不在编制的“白役”没有正式报酬。从 社会地位来讲，朱元璋将衙役们的地位定为“贱民”，其本人和后代都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当官，他以这种羞辱和贬抑的手段，打击为非作歹的衙役。但即使是 这样，不但有很多人宁可去做“白役”，而且一些家道不错的人家，也要做挂名衙役。所谓挂名衙役，就是在政府挂个名，实际上并不去亲自上班，这些挂名衙役还 必须每年向州县交纳2-4两的银子，才能保住这个挂名。

没有什么正式经济收入，政治上 又被贬为贱民，他们为什么要挤入衙役队伍哪怕当个临时工？事实上，收入低，地位低，那是名义上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必须明白的是，衙役这种活计，是 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都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允许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 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而有些敲诈勒索的项目，年深日久，居然成为惯例甚至制度，如种种“陋规”收入。做一个衙役，能够通过敲诈 勒索得到不少好处，平时也可以骗吃骗喝，远比在乡下种庄稼划算；而心黑能干的还积累了大量财富。又由于他们是在官之人，狐假虎威， 虽然是贱民，但在乡里却往往被乡亲尊敬，被称呼为“老爷”。对于一些家道不错的地主来说，有这样一个在官的身份也可以保护家庭地位和财富，免得被他人尤其 被官府侵吞。

胥吏衙役之害，在明清尤其清朝，简直可说是一种政治癌症。人们愤恨它，却 取消不了它。这个群体一直声名狼藉；而由于声名狼藉，正直的人更不愿意加入这个群体，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只有地痞流氓这样的人才愿意进入这个群 体，而地痞流氓把持的这个群体，正直人士就更不愿意接近它了，于是出现了衙役胥吏的世袭垄断局面。

经过一百多年后，再看今天基层政府的临时工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今 天的市县政府，无疑承担很多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管理职能。由于社会变革，矛盾集中，治安、交通和城市管理等确实工作量很大，需要人手；但是，一来编制有 限，二来在编的正式工作人员，养尊处优，不愿意走向街头去做那些吃力活；由于退出机制不存在，他不干活也不能辞退他。结果就是“有活无人干，有人不干 活”。于是，这些部门就招收大量的临时工，让他们干那些在编干部不愿干的活，即冲在管理第一线，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直接与老百姓冲突，直接与老百姓脚踢拳 打。

没有编制，工资低，待遇差，无保障，这种条件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员进入，进入的多 是素质较低的人员；即使有高素质者进入，面对编制内外两重天的待遇，心态不可能平衡；由于收入低下，无法靠工资过上体面生活，他们往往像历史上的前辈那 样，靠罚款，没收和敲诈勒索找光阴。而政府对于这种做法，名义上反对，实际上支持，一些部门制定了罚款指标，完成的有提成，有奖励，完不成的受处罚。这就 是官场常说的“不给钱就给政策”，政府既然不给这些执法部门更多的编制和人头经费，那么，就可以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造收入。

另 外，基层政府也认为，临时工敢打敢拼，无法无天，是刁民的好对手，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打开工作局面。即使做过分了，摊上事了，也可以他 们是临时工为借口，把他们开了。这既可以安抚舆论，也没有什么成本。回头又可以再招一批新的。这恐怕也是政府宁愿让临时工冲在第一线的内在原因吧。虽然政 府也要求从严控制临时工数量，但其实是具文而已。

执法部门大量使用临时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临时工来说，都不是幸事。而从长远来看，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好处。临时工闯下的所有祸端，都会一笔笔记在政府的账上，累积成为庞大的债务，迟早要还。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 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 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 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1952年以 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 支持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 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 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 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 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 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 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 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30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 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 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 1981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年至1990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 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 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 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 少了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25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 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 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 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 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26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 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 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 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2004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 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 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对社 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 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 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2008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 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年2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 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 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2000 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2009年已有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 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 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 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 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 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 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2008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2011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 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2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 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 方式”1。为了在2009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年埃及 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月25日，依靠诸 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 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 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月26日，穆巴拉克 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 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 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 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310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月11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 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 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 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 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 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1982年至1990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 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15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 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 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5月26-2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 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 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 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 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年至2009年间，埃及长期 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34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246亿美元的贷款。这 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 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 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 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 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5 月20-21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 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 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 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 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30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 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 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 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 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6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 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74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 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 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 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 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美]斯蒂芬·马希尔著 王维平 郭晓云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