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与深圳河

一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它为了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 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 的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 康拉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 的东德士兵飞过了藩篱。
这座墙和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那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是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 居住的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但大多数的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 倒……柏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他们不知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起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是对这样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地指着地上的白线，然后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 讲的地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 林墙，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 跃过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 下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地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被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一位美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 维网，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 一起，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 制，相辅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二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 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 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 标志。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IFC、中银国际与长江中心，有时就像藏在云层后面，而太平山则干脆消失了——山腰不断兴 起的高楼遮住了它。我在西环下车，总是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 表现出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最终总能到达 香港市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 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 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作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上“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的，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 进而，一种历史感的消退开始弥漫，它的直接结果将是我们“思考的无能”，而思考的无能将导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种莫测的灾难，所有之前已经争取到的成就，也将 因此而被毁坏。
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着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

文章来源: http://goo.gl/xUPIF0

新华社再发文：李嘉诚、李兆基等齐反“占中”

【编者注】新华社在之前的英语评论文章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 里称董建华是为数不多的发出反占中声音的大亨，并分别点了四位香港富豪的名字：李嘉诚 (Li Ka-shing)、李兆基 (Lee Shau-kee)、郭鹤年 (Kuok Hock Nien)、和 吴光正 (Woo Kwong-ching)。新华网原始文章已被删除，点此查看Google缓存版本。

（数字时代配图；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原标题：香港商界：“占中”影响香港经济破坏社会秩序
新华网香港10月25日电“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发生前后，香港商界多位知名人士和商会发表言论，斥责“占中”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新世界发展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家纯日前接受传媒采访表示，“占中”主事者以牺牲港人利益去争取民主，其本身一点也不民主。他认为，部分示威学生的满腔热诚被人利用，呼吁学生们看清事实，立即撤离占领区域。
他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占中”会动摇香港法治，不明白为何有些法律学者明知“占中”违法，却煽动别人参与违法活动。
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日前针对“占中”发表声明，恳请大家不要激动，不要让今天的热情变成明天的遗憾。
李嘉诚表示，回归后，“一国两制”一直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而香港政制往前走，是保障“50年不变”后的未来。他表示，“追求”要以智慧导航，所有人都应谨守法治。香港警队一直守护法纪，但如果法治决堤，将会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直斥“占中”等于“自毁长城”，令香港失去优势。他表示，“占中”是破坏行为，有很多负面影响，不但影响香港经济、金融以及社会繁荣，也有损香港的国际声誉。
九龙仓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吴光正表示，“占中”持续多日，在“一国两制”下，港人的言论自由以及和平表达意见的自由，已经被全世界看见。但如果活动继续，做“路霸”是不可永久持续下去的。
吴光正说，担心学联以“自主”作为“占中”的主题，会令很多复杂的情况发生，因为“自主”二字，与基本法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说，学联与政府对话是好事，但如果总是让当局无能力做应做的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说，“占中”会影响香港经济，理应坚决反对，否则将对香港经济繁荣造成影响，他呼吁人人都应反对“占中”。
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全国侨联副主席陈有庆认为，“占中”已持续相当长时间，对区内交通、生意以及香港国际金融形象带来愈来愈严重的负面影响。
他强调，凡事应适可而止，“我在香港生活数十年，香港是福地，希望同学们为了香港的前途，能拿出诚意，与政府和平理性地对话”。
星岛新闻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何柱国表示，“占中”示威者严重破坏香港历来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行为自私，已使香港出现“内伤”。
他表示，香港根据基本法落实政改，合情合理。他批评那些打着“和平占中”旗号的示威者，根本不和平。他希望学生不要轻易被人利用，挑战香港的法治精神，否则“香港将会输得好惨”。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更直接批评反对派以违法“占中”达到自己目的，是漠视基本法。
福建社团联会永远名誉会长施子清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抱持和谐的心态，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让普选得以实现。他批评煽动青年和学生做出违法行为的人，是香港的罪人。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此前专程携全家，参加“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签名行动。
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及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在内的五大商会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占中”非法集会已对香港经济造成巨大和深远的伤害，并谴责部分示威者不断以暴力方式冲击警方防线，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五大商会呼吁，“占中”已到了失控的边缘，示威人士必须尽快撤离，还市民生路和马路，支持警方依法维持香港社会秩序，令香港尽快恢复稳定繁荣。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施荣怀说，“占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已逐步浮现甚至扩大，若香港经济被拖垮，失业率上升，最终受害的是香港市民。行动持续愈长，对香港的伤害便愈大。若对抗持续，将会引致社会撕裂，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将有恶劣和深远的影响。
除上述重量级人士外，还有大批商界团体及人士通过发表声明、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和刊发广告等各种渠道，表达反“占中”的声音。
早前报道：
新华社发文：部分香港富商仍未对“占中”表态
核心提示：新华网25日发表英文署名文章，指部分香港富商，至今未对“占中”表态。文章提到，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占领中环”行动持续将近一个月后，于24日再次呼吁学生结束“占领行动”。 就在“占中”行动发起前一周，董建华带领香港工商界专业界代表团赴京与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当时提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共同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董建华是为数不多已的反对“占中”发声者，此外，未见其他人公开表态支持行政长官梁振英，以及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
by Xinhua writer Yan Hao
HONG KONG, Oct. 25 (Xinhua) — Former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on Friday urged once again protesters to end their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since thousands of students started sit-in protests on Sept. 28 over the region’s next top leader’s election in 2017.
Sworn in as the first chief executive in 1997 right after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was handed over to China, the 77-year-old Tung now serves as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who is the only state-level leader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ne week before the Occupy movement, Tung led a high-profile billionaires delegation representing Hong Kong’s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to Beijing and met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at meeting, President Xi asked the Hong Kong billionaires to “be united an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jointly create an even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region’s chief executive and government.”
Tung is among the few tycoons in Hong Kong who have voiced opposition to the almost month-long movement that has severely disrupted traffic in the city and affected the daily lives of Hong Kongers.
“My fellow students, I have heard your appeals for more democracy and agree with the ultimate goal. Who does not want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Tung said in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s official mansion.
“In civilized societies, conflicts ar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not in streets.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the occupation as bargaining chips for negoti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n fact, Tung himself was also a businessman. Born in Shanghai, Tung took over his family business after his father, shipping magnate Tung Chao Yung, died in 1981 and managed Orient Overse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hipping and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s.
Sitting next to Tung at th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was Li Ka- shing who made a statement on Oct. 15, calling on the Occupy protesters to go home and not to “let today’s passion become tomorrow’s regrets.” The Asia’s wealthiest man did not make it clear whether or not he agrees with the appeals of the protesters.
Li built his family business empire from plastics manufacturing and accumulated wealth through real estate, supermarket chains and mobile phone network.
Other Hong Kong tycoons, such as Lee Shau-kee, nicknamed “Hong Kong’s Warrenn Buffett,” Kuok Hock Nien known for his sugar refineries in Asia, and Woo Kwong-ching whose businesses range from Hong Kong’s cable TV to the Star Ferry, have all remained mute.
Except for Tung who made himself clear at Friday’s press conference, none of the tycoons at President Xi’s meeting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the police’s handling of the demonstrations and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s government.
However,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and taxi drivers flared up at the protesters and their attempts to remove the barricades in Mong Kok, a commercial district in Kowloon, led to clashes with the demonstrators.
Hong Kong, with a 7-million population and just one-sixth the size of the mainland’s metropolis Shanghai, has ranked the world’s 7th in terms of GDP per capita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city also has one of the largest income disparities in the world with its Gini index,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sure of inequality, rose to a record-high 0.537 in 2011.
Many Occupy protesters sai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 hopeless” lives which they believe need more democracy, is that they are dismayed by various livelihood woes, for instance, an unaffordable housing price.
About 1.3 million Hong Kongers, or 19.6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ve below a poverty line of 11,500 Hong Kong dollars (1,483.5 U.S. dollars) for a three-member household per month, which was set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ast year.
The threshold, drawn at half of Hong Kong’s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before tax and welfare transfers, is way behind the average housing price, around 3,000 U.S. dollars per square foot.
Despite continued preferential economic policies given by China ‘s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Asian financial hub since 1997, a sentiment simmers among Hong Kong’s blue-collar class that they benefited much less from those policies than the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elites.
One of the key demands of the Occupy protesters is to introduce “civil nomination” in choosing candidates for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before all Hong Kong’s eligible voters cast their ballots in 2017.
According to China’s top legislature’s decision on Aug. 31, the committee tasked with nominating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next leader will be a 1,200-member panel similar to the one which elected incumbent Chief Executive Leung, but protesters said it lacks legitimacy for the planned universal suffrage.
The protesters also vented their anger at the Hong Kong police’ s use of tear gas to disperse protesters on Sept. 28 and Leung’s report to the top legislature, which they think was misleading Beijing on Hong Kongers’ real demands on the universal suffrage.
Leung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foreign media on Tuesday that there was still room to make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more democratic, such as replacing corporate votes with individual ballots.
If so, more grassroots employees, rather than their bosses, would have a say in nominating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who will run for the 2017 vote.
Days later, James Tien, leader of the pro-business Liberal Party, said that Chief Executive Leung should consider stepping down not for his policies but the growing difficulties for governance.
Tien is the first major figure from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to publicly suggest Leung’s resignation during the Occupy movement. Being a successful boss in clothing and real estate, he is the first son of Hong Kong late textile industry’s magnate Tien Yuan- hao.

文章來源: http://goo.gl/EEeX9r

你們已退無可退——為了不變成我們的世界

親愛的香港同胞：
我是大陸一名關注民主事業的普通人，這些天來，我不停得刷新twitter，緊緊跟踪香港的佔中動態，從28、29日20萬人的「燈光」晚會，到你們在瓢潑大雨中盛開朵朵繖花，手挽手抵抗反佔中人士的暴力衝擊，我無數次為你們而流淚。
是的，這是在大陸的久違的人性的光芒。
同事們談論此事，只有一個同事支持佔中，其他的人說，「香港人腦子有毛病嗎？」「中央派兵鎮壓他們啊全殺了。」「他們不可能成功，中央不會給他們民主的。」「為什麼港英時期他們不爭取。」
我關心民主與民生6年了，遇到這種情況，我有的時候會辯論一下，有的時候感覺太累了。你和他們講道理，說服了一個人，可是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怎麼去”啟蒙“？生活在大陸，良知與常識已經成為一種奢侈品。
就如同我曾說過的：有這麼一群人，知道百度審查卻習慣用百度，知道聯播全是謊言，卻堅持看聯播，痛恨官員腐敗卻爭考公務員，知道民主好卻大罵香港人腦子進水了，不能分到GDP一份羹卻操著主席的心動輒主權動輒南征港台踏平西藏，誰能告訴我這樣的民族，希望在哪裡？
希望香港同胞看到我上面引述同事的評論不要激動，這是個被六四折斷了脊樑的民族，這是一個被狼血養大的民族。這是一個媒體，法院，網絡，警察，軍隊全部被壟斷和監控的環境，這是一個發個帖子都可能會被躲貓貓而死掉的國度。
所以在我們大多數大陸人的思想中，沒有理想，沒有正義，沒有信仰，有的只是強權和坦克。請原諒他們。其實他們偶爾也會明白，任何兩個大陸人在閒談的時候，幾分鐘都會繞到政治體制的問題，最後結束的，往往都是一聲嘆息。
我想說的，不是譴責大陸的同胞，而是希望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真的，真的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維基百科顯示：香港有700多萬人口，香港7.1遊行達60多W，但是雨傘運動高峰期就是20萬人，平時守護據點的只有幾十人。剩下的600多萬人，都在觀望什麼？在7.1支持民主的人們，不在這時候站出來爭取民主，只是在7.1進行宣洩嗎？
同胞們，我不是責備你們，我也沒有資格責備你們。可是，要知道，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基礎就是用多數文明的力量去戰勝少數的暴力。
網上流傳的敘利亞警察說的一段話：「如果你們只有十個人，我們就拘捕你們，如果你們有一千人，我們就用高壓水槍對付你們，如果你們有十萬人，我們就 站到你們的一邊。」從目前的局勢看來，10萬人遠遠不夠。只有有足夠多的人數和重量，才能讓整個社會的天平從坦克機槍的一邊傾向看來弱勢的正義的一邊，因 為一個人的體重遠不如重型武器重，所以只能以量取勝。
同胞們，如果你們再沉默下去，不僅會變成上面的「我們」，下面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會在你們身上發生：
（可以在Google搜索相關新聞）
1.一個KTV服務員不堪被客戶（當地官員）叫來猥褻，強暴，而隨手拿起水果刀自衛，殺死了官員，被當地法院判為故意殺害罪，她叫鄧玉嬌；
2.一個女孩開始不給老人讓座，後來讓了後，嘟囔了一句，被老人一頓毆打。
3.北京的霧霾伸手不見五指，多省PM爆表（圖）
4.村級幹部村長村支書貪污千萬百萬很常見：倆村官貪污拆遷款近千萬獲刑15年和13年（中新網）
5.農婦阻止強拆被碾壓致死：甘肅農夫阻強拆被碾壓致死橫屍半月仍未入土（新浪）
6.延安：城管暴力事件雙腳跳起來踩商戶頭部
7.一名小販因維護自己的攤位，與城管爭執，誤殺城管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
8.房叔房嬸動輒幾十套房上百套房而很多年輕人為房貸背上了一輩子的債務葬送了青春甚至分手
9.浙江省數不勝數的教堂被政府強拆十字架，或者整個教堂被拆掉,只因為省委書記在視察的時候說了一句話“這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十字架的天下”
10.裸官氾濫：廣東查出2190名“裸官” 9名廳級官員被調整_新聞_騰訊網
11.11歲女兒被強迫賣淫100餘次，報案派出所不管，唐慧親自偵查，請兩名親戚裝成嫖客才救出女兒，事後靠下跪，上訪才逼迫永州公安局立案偵查。對法院判決結果不滿，上訪23次，又被公安勞教——唐慧案
12.谷歌至今在國內無法訪問，全球Alex排名前十網站，一半在中國大陸無法訪問，剩下的幾個網站，還是中國局域網的網站,你們的運動消息在社交媒體廣泛轉發，在大陸都是「天方夜譚」；
相信這些新聞在香港的報紙上也為你們所聽說過。
你們不要以為今天讓出真普選，就是終點。權貴資本主義的貪婪是沒有邊界的，今天是提名權，明天就是收回媒體（現在不就是有媒體大佬被暴力襲擊嗎），扼殺言論自由，後天就是在大學設立黨委，抹殺學術自由，最後設置政法委管住法院，要不了幾年，曾經的東方明珠就會失去光澤。
親愛的香港朋友們，你們抗爭的環境太好了：獨立的法治（學運領袖被捕法院判處無罪），有民間資本背景的獨立媒體，沒有黨委的學校，優秀的公民素養， 你們如果折騰不出民主，那麼很不幸的證明，中國大陸在近五十年乃至百年都不會有希望了，不僅香港淪陷，也掐滅了華人世界的希望。所以說，你們不僅僅為自己 的自由而戰，也為華人的尊嚴和希望而戰！
另外，如果這篇文章讓你深思，或者有一點點的震動，請打印或者轉給身邊的「沉默的大多數」，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真的再也站不出來了。
最後囑咐一下，請不要署上我的真實名字或網名，我只是一個大陸的普通網友，喝了兩次茶，只因為轉發了本地武警鎮壓人民的帖子，第二次喝茶，JC還驚 動我的六十多歲的父親，趕了幾百里路連夜來城裡派出所看我。如果這篇小文只要能讓幾個香港同胞”覺醒“，就是有所收穫了。我也不希望因為沒有必要的署名再 次讓我的年邁父母折騰了。
當然，我會一如既往和你們在一起，在自己可承受範圍支持國內的維權和民主事業，我只是站在無邊的窒息的黑暗中，點燃一盞小小的燈光，而你們趁著還沒有被黑暗完全吞沒，還有機會去爭取。祝福你們，我的兄弟姐妹！

大陸的匿名網友


文章来源： http://goo.gl/acbol3

中共黨報宣告 佔中是「動亂」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海外版11日發表了評論文章，首次正式宣告已經進入第14天的香港「佔中」示威抗議行動是「動亂」。
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媒體都只是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非法行動」。因此，《人民日報》海外版最新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就備受關注。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使人聯想起25年前八九學運期間，《人民日報》在當年4/26四發表的一篇社論把當時的學運定性為「動亂」。
這篇評論文章發表，題為《香港還有多少家底可供糟蹋？》，作者是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文章認為「在公民黨等泛民陣線製造的一場又一場武力無聊政治惡斗」中，香港付出的顯性經濟成本和隱性損失已經太多。
文章指出，「佔中」動亂的顯性經濟成本主要是特區政府為應付動亂增加的開支、香港股市下跌蒸發的市值、餐飲零售旅遊行業在國慶黃金周損失的營業收入」，而隱性損失則是「讓香港居民、特別是香港青年失去賴以安身立命和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章強調，香港的動亂撼動不了大陸經濟的全局，並表示，香港碼頭倘若不能使用，出口企業和航運公司會改用鄰近的內地港口，而香港金融市場紊亂，自有內地、美國金融市場頂上，就連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也有上海自貿區可望替代。
分析人士認為，這也可能意味著北京方面對香港「佔中」行動的態度轉趨強硬，而且也為香港警方對「佔中」人士採取清場行動發出了信號。
香港特區政府與參與「佔中」的學生組織學聯原定周五（10日）舉行對話，但政府方面在周四宣佈擱置對話，理由是學聯方面發起新一輪的不合作運動並就對話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缺乏對話的誠意。
至於學聯方面則反指政府缺乏對話的誠意，並號召更多的人繼續留守街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還表示，如果政府在周日仍不對話，將考慮把行動升級。

文章来源：http://goo.gl/c9hzkR

《學界就香港人民福祉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信》

習近平主席鈞鑒：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經濟成就非凡，相信不少人會引以為傲。閣下去年曾公布希望實現 一個「中國夢」，更曾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想必認同真正成就當屬人民由下而上的實踐。如今， 香港人明確指出了三十年來的夢想：落實真普選，建構恪守平等權益的制度，維護港人世代福祉。

　　閣下嘗言：「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 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香港人對平等制度的堅持，豈非正正與之呼應？港人提出直選立法會、廢除功能組 別，立公民提名於特首選舉制度內或普選提名委員會，正是要確保人民平等參與，從而達致平等發展、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然而此時此刻，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正正反其道而行。香港有近70萬人表態，主張公民提名為政制改革方向。唯特區政府於第一階段諮詢報告，非但未有如實記錄，更謊稱港人 不同意改革立法會制度，無意廢除功能組別。此舉完全漠視民意，拒絕回應港人呼聲期待。港府報告不實，造就今天人大常委頒佈的政改框架。如果港府真誠面對民 意，必須承認錯誤，自我修正，將港人對民主的真正意願，納入改革方向。更何況，大陸地方政府也有選民提名，公民提名具法理及現實基礎，港府實在無懼怕的理 由。

　　眾所周知，現行特首選舉制度，完全無法肩負香港繼續前行。當大陸處處反腐肅貪，連周永康等大貪官亦要伏法之際，位處香港的另一位 涉貪官員梁振英卻獨取5000萬，逍遙法外。香港一日沒有民主改革，只會令更多人視制度失效，決意走上街頭。當年的學生，三十年走來華髮已生、老者已逝、 幼者已長；我們實在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三十年後仍在循舊路上走，而是真正可享有自由民主的夢，走自己理想的道路。

　　香港發展至今的佔 領運動，絕非顏色革命，而是港人爭取民主的運動。學生當天領頭罷課，至今佔領不同地方，正因梁振英等人一再逆民意而行。我們和平示威，卻遭受暴力對待；我 們吶喊，卻遇上防暴警察全副武裝噴射胡椒噴霧；中環街頭彌漫催淚白煙市民亡命走避，令更多港人挺身而出抗議特區政府，秉持公道。真普選不代表奪權，只是體 現《基本法》所載的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權。國防丶外交權力一直由中央掌理。如果中央具有自信，實在無需懼怕香港人民選出自己的特首。相反，落實真普選，正 正體現香港高度自治，應為閣下另一創舉。

　　我們真誠尊重一國兩制，才提出兩制當前，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香港民意，應受正視；亦因為尊 重制度，我們才認為港府須付上扭曲民意的責任，促使人大撤回決議，讓政改得以重回正軌。當下問題，香港在看，大陸在看，台灣在看，世界在看，眾人皆期待閣 下能正視問題，勿讓一個貪腐官員摧毀一國兩制、破壞長治久安，折損閣下的「中國夢」。

　　當莘莘學子表明，為了政制民主，甘願選擇罷課， 承受致命風險出來抗爭，這個社會是扭曲病重得多麼害怕。這個社會是壓榨得我們多麼恐怖？當一個世代的人選擇要將自己的時間投放在街頭，足證梁振英等人已幾 近將一代人逼成敵對一方。今天不少為民主而抗爭的中學生、大學生，在二、三十年後，皆將成為社會中堅，左右香港大局。而2047之期屆時亦將到臨，今天的 決議，必然會決定二、三十年後的路向。相信無人願意我們的下一代，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而需要押上無數生命，子彈橫飛，血流漂杆，以畫出香港的民主路。

　　我們一眾學子皆認為要解決香港問題：

　　一）港府問責官員必須付上責任，向港人問責，自我修正
　　二）必須確立平等權利的民主制度
　　三）恪守一國兩制原則，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敬頌
鈞安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學民思潮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北京為什麼擔心？

【明報專訊】政治是種感知的藝術。對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眼下這場佔領行動究竟是不是「革命」，或許並非首要問題，因為「革命」是抽象的，但參與者 的行為和表現卻是肉眼可見。正如許多在9月28日之後才決定跑去現場的市民，他們當然在乎政改的議題，但他們更在乎的卻是警方居然對學生用上了比當年對付 「韓農」還要多的催淚彈。不要忘記在世貿部長級會議那年，許多香港市民對韓國農民態度的轉變；一開始是冷漠，甚至還有些討厭他們在行動上的力度，可漸漸地 卻轉成了同情，進而支持。為什麼？這就是感知變化的效果。
兩種香港人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佔領與反佔領，與其說是政治立場的分別，倒不如說是兩種香港人的分別。這個區別也許太過簡括，太過不科學，但經過媒體和社交網絡 的呈現，卻一樣有着非常具體的力量。一種香港人犯法，但卻簽過同意書，願意以良心接受法律制裁；另一種香港人反對人家犯法，同時還「反暴力」，結果卻以既 暴力又犯法的手段來表達主張。一種香港人會在行動現場做功課，打掃環境，回收可再生垃圾，而且還禮貌周到；另一種香港人卻滿嘴粗言、態度兇暴，不止打人， 甚至公然性侵犯對手（還說什麼出來示威就要接受非禮）。
這兩種香港人就連組織行動的模式都是不同的，葉劉淑儀女士認為佔領行動的支持者既有大量物質支援，又有高效靈活的效率，可見它「背後一定有組織」。 但只要稍為做過功課，稍為留意過去幾天網絡上的情况，都該發現佔領行動的特色恰恰是一種「無組織的組織」，一種多點橫向連結的「蛛網式組織」。9月28日 之後，同時出現了旺角和銅鑼灣等兩個新「戰場」，並不是什麼神秘地下組織之功，而是網民自發商議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見到整個行動少了一個足以號令 全局的中心，沒有誰能保證人家一定會聽他的話，也沒有誰有把握能代表全體行動者去和當局談判。但另一方面，這類人集體自我學習的能力也較強，在行動花樣上 屢屢應變升級。相比之下，反佔領人士的行動就真是系統得多了，要戴口罩就戴口罩，要咬飲管就咬飲管，進退有序，收放自如，就只差幾輛大巴帶人到場罷了。若 說這不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恐怕建制派自己都不會相信。
最後，更別忘了這兩類人的構成。一類人以學子為主，錯以社工、教師、文化人，以及中產階級，多半擁有不錯的教育程度。另一邊則是大叔大嬸，以及黑社 會成員，衝勁有餘，但卻說不清自己到底想來幹什麼。簡單地講，這兩類人的分別就是兩種香港人形象的分別。對於仍未捲入風暴，多少還站在中間的市民而言，你 猜他們會認同哪一類人？希望自己是哪一種香港人呢？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一個更加要緊的問題了，那就是北京為什麼應該擔憂。
失去整代年輕人
借用劉細良先生常說的那句玩笑話，前述兩種人的不同乃是「先進生產力」與「落後生產力」的分別，是知識結構的分別，「有型」和「冇型」的分別，甚至 還是世代的分別。在過去兩年之間，這兩類人的分別已經打上了非常鮮明的政治印記，形成一連串形象上的等式與對決：撐梁振英 = 支持阿爺 = 教育程度不高 = 粗糙老土 = 收錢辦事 vs. 反梁振英 = 不服阿爺 = 教育程度較高 = 斯文有型 = 自動自發。又由於這兩類形象等式往往還代表了代際的差異，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講，北京和建制派過去十幾年來一直念茲在茲的「人心未回歸」，經過兩年多來的 局勢演變與政治操作，終於演變成了今天的「人心不回歸」。任何北京來人，過去幾天只要到金鐘街頭看看，又或者瀏覽一下網上的討論，大抵都會得到如此結論﹕ 我們已經失去了整代香港年輕人。
狼來了隨時成真
在過去兩年多的日子裏頭，我們時常聽到有人像葉劉淑儀女士一樣，懷疑這些反對行動背後是否藏着一個很厲害的組織。也時常看到許多意見就和最近《人民 日報》的評論類似，指摘這些反對行動是「海外反華勢力」煽動的結果，不止有走向「港獨」的嫌疑，甚至還「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我不敢斷定這些講法究竟只是 政治策略上的一套定性修辭，還是有關部門的真實認知。可我想在此做出一個大膽的猜測，那就是這一切都有可能成真。如果上述說法是他們認真的判斷，那麼他們 大概會慶幸自己預言的準確；如果那只是用來嚇唬人的招數，這可就真是「狼來了」了。「港獨」會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會有的，就連「海外反華勢力」也大有 成真的機會。
這一切北京噩夢的基礎之一，乃在於這次佔領行動的道德特質。大家不妨重溫一下「佔中三子」一路以來的言論，其實他們的目標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避 免佔中的發生。因為「佔領中環」只是手段與籌碼，它真正的目標是要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可是原有目標一旦落空，手段本身就要升格成目標了。誇張點說，這大 概類似藏地的自焚，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一種它本身就是道德義務，再也不求任何實效的行動（說白一些，那叫做「給自己一個交代，給後世一個交 代」）。眼下的僵局顯得那麼難以化解，正是因為行動者本身也知道他們的訴求很難得到滿足（就算不是原始佔中成員，一般跑去支持的市民大概也不會相信中央會 讓步吧），當談判雙方都曉得共識不可達成的時候，談判又有什麼可談的呢？
這種行動本身就是道德義務的想法，本來十分違反大家心目中香港人那十分實際的性格，於是它也就成了一具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部分港人質變的機會，使人感到再不實際的目標也是可欲的，再不現實的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不可能的事其實是可能的。
比方「港獨」。它原是香港政壇的最大禁忌，儘管有不少人認同「本土」和「命運自決」，但獨立到底是說不出口的。正如呂大樂先生此前提出的，政治上本 土傾向的尷尬就在於他們一方面不願碰「港獨」，但另一方面又舉不出任何可實踐可操作的具體主張（例如「城邦論」，在北京眼中，它或許不離港獨太遠，因為都 涉及到國家政體和版圖統治形式的變更）。更大的問題是它太不實際，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但是，在今天一整代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被丟失」的情况底下，在 不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一試的氣氛底下；更重要的，是在現在這麼簡單的佔領示威也被打成「港獨」的實際環境之下，大聲說出「香港要獨立」又有什麼可怕的呢？今 天具有本土傾向的政黨或許猶抱琵琶半遮面，明天會不會就有些政團乾脆直接坦白地模仿「新芬黨」，把「自治」甚或「獨立」列作根本綱領？
在中國認同降至新低點的氣候裏，近日香港民間輿論對「民主回歸」以及一切染有「大中華膠」色彩人士的聲討，完全可以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 普選難產的困境，豈不也正應了早輩「民主回歸派」的那句﹕「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無論這兩年來的本土傾向有多濃烈，無論陳雲先生的種種謀策在 其信徒眼中有多麼厲害，我想大家都很難否定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政改一事上的作用與角色。不管你紀不紀念六四，也不管你反不反「蝗蟲」，香港有沒有真正開放的 普選，其現實的決定權並不在港人手上。既然一個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既然在香港爭取民主就有「顛覆政權」之嫌，所以有人可能就會試 着走一條和「港獨」同樣激進，但立場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乾脆把「支聯會」多年來「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化作行動，真正幹起支援內地民運的革命大業。
表面上看，這兩種主張都很不現實，就算做起來也無異於螳臂擋車，參與的人絕對不會太多。但激進行動從來不必人多，真正有志於「疆獨」的維吾爾人也不 是這麼多吧。就算不用恐怖手段，多了一群人以類近「法輪功」的手法在各大自由行要點散發載滿「六四真相」和「大饑荒真相」的傳單，向所有內地駐港人士和留 學生心戰宣傳，那也足夠北京當局頭痛了。更麻煩的是這兩股「後民主派」的激進力量還有一個天然的理想舞台，香港到底不是西藏和新疆，不能說封鎖就封鎖，說 嚴打就嚴打，它只會比西藏和新疆更難搞。又由於焦點不在民族和宗教，而在於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落實，所以香港各種運動對內地年輕一代的影響也遠非西藏和新疆 可及。所以，香港不單是另一個西藏和新疆，對北京而言，它是真正具備顛覆力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前線」。以上所言，是否誇大，我們只要留意一下網上 討論的動態，就可以有些感受。
提供改變中國管道
然後就要說到所謂的「海外勢力」了。其實這麼多人在談「英美反華勢力」，什麼「黃之鋒接受美軍格鬥訓練」，劉迺強先生所說的「港美中心在大學活動」 云云，全是過分誇大，明眼人統統曉得。沒有比陳方安生女士和李柱銘先生等經常外訪的政治領袖更知道真相的人了，那些駐港外交官與外國議員根本做不到什麼， 頂多就是「口舌服務」罷了，他們的言論與其說是講給中國人和香港人聽，倒不如說以本國選民和上級為對象。實利所在，他們也有機會像戴卓爾夫人的前秘書一 樣，說變就變。即便如此，由冷戰時代「美新處」的工作，與「顏色革命」時一些基金會的運作經歷來看，某些「休眠」機構被喚醒，以及某些力量的藉機進入，也 是大有可能的。因為香港的局面已經開啟了一個國際地緣政治轉變的機會，這裏提供了一個漸漸改變中國的管道。
總的來講，對管治者而言，香港的情勢真是說有多糟就有多糟，所有他們預言過的東西都有逐步成真的機會。我現在想問的問題是﹕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為 什麼決策者之前似乎看不見這麼明顯簡單的局勢演變？比起開放普選，香港法律體制的超載與政治力量的激進化，哪一種結局更加可怕？有沒有避免這些情况發生的 辦法，又有沒有挽回危局的選項？如果沒有，那些原本可以使用的選項，以及可以制止情勢惡化的方式，又是怎麼消失的呢？

文章来源： http://goo.gl/udGGWO

【组图】雨伞革命设计图标一览

除标注来源为《南华早报》英文版外，其余所有图片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社交网络：

（作者：张发财）

（来源：Twitter；作者不详）

（来源：Twitter；作者不详）

（作者：Facebook用户 Siuham Tse）

（来源：Facebook “遮打革命 Umbrella Revolution” 页面）


（来源：Twitter；作者不详）
以下图标来自《南华早报》英文版：







另附：香港街头简易版图标（来源：Twitter）

 

文章来源: http://goo.gl/1dkdGV

專訪 Popvote 網絡大戰背後： 轟炸 DNS 最「難攪」

一次民間公投令 DDoS 攻擊成為全港話題，也令更多人關心黑客攻擊的威脅。事件中很多人關心攻擊規模和來源地，但其實黑客攻擊 DNS 域名系統的手法，才是危險和值得關心的。今次我們專訪了專業資訊保安協會外務副主席范健文，淺談一下是次攻擊對防範 DDoS 的一些保安啟示。


攻擊對象不限目標本身
針對是次民間公投的 DDoS 攻擊，不僅成為香港報章的頭條新聞，甚至更登上外國報章，成為中外關心的事件。事件中最注目的包括高達每秒 300Gb 的極大攻擊流量，與及外國廠商 Cloudflare 如何阻擋這史無前例的 DDoS 攻擊，但其實黑客針對 DNS 域名來攻擊的手法才是最值得公眾和 IT 保安從業員關心的。
據港大民研透露，PopVote 投票系統最初是由 Amazon Web Service、CloudFlare 和 UDomain 共同提供服務。但在服務啟用 30 小時後就遭到攻擊，紀錄顯示，AWS 的 DNS 在 20 小時內收到超過 100 億次查詢，而 CloudFlare 和 UDomain 亦分別受到每秒 75Gb、10Gb 的 DDoS 攻擊。


DNS 成防禦 DDoS 軟肋
結果導致 AWS 停止為 PopVote 提供 DNS 服務，UDomain 亦退出了服務。其後雖然 CloudFlare 啟動防護，成功阻截 DDoS 訪問，也成為各大報章追訪的對象，但黑客後來改變攻擊計劃，改為向「.hk」的域名系統埋手，試圖癱瘓整個 .hk 系統，從而令全港網站跟公投系統一齊停止運作，幸好最終未能得逞。
從 IT 保安角度，保護 IP 可以防止黑客直接向「本體」攻擊，因為域名其實可以隨便改，只要指向回你的 IP 就能提供服務。但問題是一般網民上網，記著的是你的網址而不是 IP，域名受到影響雖然不會令本體受到攻擊，但卻能令網民無法用域名連到你的網站，就結果而言其實黑客已經攻擊成功。雖然 .hk 系統能夠保著不失，但這卻帶出問題：DNS 域名系統是否防範黑客攻擊的軟肋？

DDoS 攻擊 DNS 日趨主流
域名解析服務（DNS）是網路基礎的重要部分，負責將大家日常認識的網址，和真正在背後的 IP 地址之間做轉譯。只要是需要用上域名的服務都會跟 DNS 有關，由網站到電郵，以至企業軟件和雲端服務都會用上。據 Infoblox 於 2011 年報告，單一台智能手機在日常使用時已會產生每秒 20 至 30 次 DNS 查詢，DNS 服務通訊量是以往的 20 倍。
由於 DNS 的重要性愈來愈高，因此也逐漸成為黑客瞄準的攻擊對象。據調查顯示，2013 年全球 DNS 攻擊事件比 2012 年提升 200% 以上，其中 DNS 型態的 DDoS 攻擊、DNS 偽冒嫁接、DNS 弱點利用為主要類型。由於大多數機構對 DNS 系統的安全防護比較少，因此成為網絡防禦的軟肋所在，一旦 DNS 發生問題時的嚴重等級及影響範圍都極為劇烈。

濫用 DNS 作攻擊跳板
雲端服務供應商 Radware 為 DNS 攻擊分為 4 大類。第一種是基本洪水攻擊，透過送出許多 DNS 請求到 DNS 伺服器，以耗盡伺服器的網域名稱解析器及快取資料庫資源。第二種是遞迴式洪水攻擊（Reflective DNS Flood），攻擊者會對 DNS 伺服器送出不存在 DNS 快取資料的網域名稱解析請求，從而增加 DNS 伺服器與網路頻寬的負荷。
第三種是垃圾洪水攻擊（Garbage Flood），利用 53 埠對 DNS 伺服器發出大量封包，進而塞爆伺服器對外的網路連線，讓 DNS 名稱解析器疲於奔命無法服務正常查詢請求。據 Arbor Networks 全球 2013 年度基礎架構安全報告，發現有 10% 的 DDoS 大量攻擊是來自 UDP 53 埠，僅次於最常被攻擊的 HTTP 網站服務所採用的 80 埠（29%）。


放大攻擊提高破壞力
還有一種現在更流行的折射式洪水攻擊（Distributed Reflection DNS Flood），只需有限資源便能攻擊，而且不需自行架設的 DNS 伺服器，就足以產生巨大的網路流量。去年 3 月反垃圾郵件組織 Spamhaus 就是被黑客以這方式攻擊，產生高達每秒 300Gb 的網路攻擊流量。
而黑客在發動 DNS 折射式洪水攻擊時，更會同時運用放大攻擊（Amplification Attack）的手法來加強破壞力。黑客會利用開放查詢的 DNS 服務器作為放大器，透過向 DNS 服務器發送大量的垃圾 DNS 查詢，從而向攻擊目標反射回覆。由於查詢和回覆的封包內容不對稱，向目標反射的封包會有放大效果，按不同攻擊方式可有多達 3 倍，甚至 100 倍的放大效果。

垃圾 DNS 解析請求癱瘓系統
而是次 PopVote 受到的攻擊，就有很大部分來自 DNS 的 DDoS 攻擊。就專業資訊保安協會外務副主席范健文理解，攻擊的最大流量都是來自 DNS 層面，針對 HTTP 等埠的攻擊其實很少。他指出，現在黑客攻擊未必會著眼在攻擊本體，把 DNS 弄死已足夠令服務停止運作。
「其實在 PopVote 停止運作時，你用 IP 直接連上網站是完全無問題，很暢順的。因為問題不在於本體，而是 DNS 受到騷擾。黑客透過向 DNS 發送垃圾 DNS 查詢，送出不存在的 DNS 快取資料的網域名稱解析請求，大量的回覆增加了 DNS 伺服器與網路頻寬的負荷，最終導致服務中斷。」他說。
舉個例子，受到黑客控制的僵屍電腦會向本身使用的DNS 服務器發出一些隨意生成的PopVote DNS 請求，例如 xyz.popvote.hk、abc.popvote.hk 等。縱使DNS 服務器已經有快取資料（Cache），但由於沒有這些不存在的域名紀錄，於是便會將解析請求轉到 .hk root 服務器 。而這些請求當然也是沒有答案，於是便產生了極大的流量回流到 PopVote 網站。



攻擊非常聰明也極難阻擋
范健文表示，由於這些流量都是從正常來源而來，不能透過簡單過濾 IP 的方式來阻擋，因此才會那麼難以防禦。是次攻擊中，PopVote 本打算採用 AWS 的 Anycast DNS 服務來加強穩定性，而 AWS 亦因此收到多達 100 億次 DNS 查詢，為了不影響其他客戶的服務，最終只能退出戰線。
他坦承這種攻擊非常聰明也極難阻擋，而這也顯示到目前 DNS 網路服務相當脆弱，成為防禦 DDoS 的最大軟肋。一般網民可以透過使用 OpenDNS 來避免 DNS 遭到綁架，但在服務提供者層面而言無太多方法可以做到，最低限度目前是如此。
可以預見的是，利用 DNS 作為 DDoS 攻擊跳板的事件，未來將會不斷發生，而且遭遇的頻率將愈來愈頻繁。不僅 IT 保安從業員必須正視這方面的威脅，而業界和政府機構亦應加強在 DNS 解析上的改革工作。

文章来源: http://goo.gl/DKTZ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