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缠绕 争议红会社监委
编者按：芦山地震让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次陷入舆论的旋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舆论的焦点集中在曾被公众寄托厚望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下称“社监委”）身上。标榜独立、公正、客观的社监委是否能有效地的监督红会？但社监委在“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上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令公众失
望，也让公众对社监委及其成员的合规性与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据了解，目前的社监委成员中至少有3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上述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也让社监委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遭遇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信任危机。
神秘社监委
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慈善组织成立社监委，红会已经不是第一家。此前，其主管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经于2009年7月成立了社监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更早前聘请过社会监督员。
“红会成立社监委后，在当时并没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比较平静。”4月下旬，红会内部一管理层人士告诉笔者：“这个社监委是遵照国务院的要求成立的，聘请了一些体制外的人士。”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坊间较为一致的评价是，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红会成立社监委，背景源于“郭美美事件”爆发。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那个“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20岁女子郭美美，让红会毫无躲闪地“中枪”。
这名女子口无遮拦的微博让几乎所有网友惊奇和诧异，进而引发了红会的信任危机，紧接着是众多网友对所有慈善组织的不信任。
当年7月，红会发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称经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联
合调查组，对郭美美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红会”）的关系、商红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
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成为红会一直坚持的“郭美美事件”调查结论。
尽管如此，公众对红会的质疑并没有停歇。随后不断爆出“上海卢湾红会天价餐事件”“成都红会捐款箱内善款霉变废弃事件”“红会挪用艺术家8472万元捐款事件”等等。
直到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叫王永的“红会社监委”发言人表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人们才发现红会社监委的存在，并且逐步弄清楚这个社监委与红会“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而系由红会聘任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2012年的12月7日，16名社监委委员由红会直接聘任上岗，被红会认为是“独立监督机构”。
据王永、王振耀等多名委员描述，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社监委成立后，红会才公开了这些社监委委员情况，其中主任委员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委员。
因为未进行聘前公示，外界对这些社监委委员的聘任过程及相关情况并不清楚。
商业利益交换
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2012年的12月7日，红会在社监委成立时称，委员系“经多方推荐和严格遴选”产生，不久又在回应媒体质疑时表示“在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人选的选
择上，委员会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
专业人士”，但未向社会公布过推荐人、推荐理由及遴选的具体情况。
然而，“专业人士”王永似乎并不清楚NGO与非法社团的区别。
王永的公开身份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今年5月13日，他还在向媒体表示：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注册的社团。”因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奖，联盟秘书长又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
监督赵白鸽，一时引来众多关注。王永也不断通过微博澄清自己“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恳请网友拿出证据，一经查实，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但很快，网友及媒体便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确认了王永言称的“社团”并不存在，而实际操盘者为王永名下的一间公司。王永对此解释“看到网络质疑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材料，才发现我们注册证书是商业登记注册的证书，这意味着我们（品牌中国）是一个商业机构”。
法律规定，未经注册便以社团（或其他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应属于非法。据媒体报道，2009年，品牌北京在其开办的经营性网站——品牌中国网
上对品牌中国进行宣传，出现了“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成思危担任名誉主席”等内容。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认为该宣传中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
义”，违反了《广告法》及相关管理条例，对品牌北京做出罚款6000元的决定。
王永之后，另一位社监委袁岳也公开承认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在红会聘任的这16名监督委员中，袁岳是为数不多的商人之一，他担任
董事长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主体为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下称“零点公司”）自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提供专业策略性研究咨询服务的集团公司之一”。
2013年，红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自评报告”即由红会委托零点公司所做。不久前被曝光的“红会挪用艺术家作品拍卖所得8472万元捐款事件”中，红会称善款被改投的项目，即是“博爱家园”，红会曾为此道歉。
红会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年末，红会赈济救护部、训练中心将“博爱家园”项目的外部评估工作委托零点公司完成，称该公司对已实施的“博爱
家园”项目进行了整体评估，于2013年4月形成了《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并在全面分析上述项目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拟定了项目外部
评估体系，包括《博爱家园项目手册》和《博爱家园项目外部评估手册》。
这次委托评估的业务，红会向零点公司支付了多少费用，红会和零点公司均未公开。
5月14日凌晨1时，袁岳透过微博回应：“以零点公司积累的公益项目评估经验，含红会在内的公益项目均需在落地评估上加强，零点公司对博爱家园评估
提供问卷和指标体系设计、报告撰写支持（取费6万元，为非公益常规报价的1/3）也出于此。该项目为红会自评，后续应独立评估本人忝列社监委，前已申明仅
提供技术支持，未来独立评估宜由其他第三方负责。”
其实，早在成立初始，社监委就对委员行为有过规范要求。由社监委表决生效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载明：“当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当主动回避。”而在此事件中，人们并未发现相关委员因承接红会业务而提出工作回避的申请。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但是，这一项目的招标情况，红会并未公开。
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公益人士认为，类似有偿交易因涉及社监委委员名下公司参与，红会及社监委均应公开金额、数量、有偿服务时间、内容等
交易内情。他认为，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第三方监管的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
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残缺的是，袁岳发完这条微博后，其与红会对此事再无回应，至于这6万元来自何处，是否违背捐赠人意愿等疑问，公众没有任何答案。受益者不回避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事实上，红会悄然将公众对地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专项捐款改为他用，不久前爆出的“艺术家拍卖捐款被挪用”并不是特例。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现在，这个公益研究院已于2012年年初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而院长王振耀也被聘为红会社监委委员。此前的2009年，王振耀（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被聘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2007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设立后，开始向公众募款，但其募款额发生巨大增长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那时，来自全国公众的点滴善款通过银行、支付宝等多种途径快速积累，不久突破亿元，均存于红会账户。
为了独立执行这些善款，李连杰于2008年10月在上海捐资200万元设立非公募性质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开始大量接收由红会转来的
汶川地震捐款，并将其中的2000万元公募善款转手“捐给”同是非公募性质的北师大公益基金会，用于2010年开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虽然其中1000万元被标为企业“定向捐赠”，但直至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销公告发布，
显示已有约3000万元陆续“捐给”北师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有来自北师大基金会人士的消息称，善款绝大部分被公益研究院支出。
对于上述内容，红会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红会及上海壹基金从设立至注销的公告中也没有善款投向这个研究院的任何报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报告中，数千万元投入研究院仅被公告为“公益慈善平台搭建”支出。
红会有工作人员曾透露，将壹基金计划募得款转给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去“执行”曾经引发内部争议，因为上海壹基金并非红会下设机构，红会要执行这些善款，应该通过红会系统去完成。但最终这类意见被红会管理层否决。
2010年年初，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加盟北师大，组建北师大李连杰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并就任院长一职。此时，上海
壹基金已完成2000万元红会善款的布局，顺利将款“捐给”了北师大公益基金会。当年，曾有媒体询问王本人，王振耀称自己仅是大学二级教授，月薪约
8000元。
5月23日，称正在美国访问的王振耀通过短信告诉本报笔者：“慈善界要有那么高的年薪（指传闻的百万年薪——笔者注）就万岁了！办院与李连杰关系太
大但与红会无关。”王振耀一郭姓助理则表示，她并不清楚王振耀的薪水，只知道研究院系由上海壹基金与北师大合作设立。对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是否会公布
使用红会善款的情况，郭姓助理称“将尽快向领导汇报”后便再无回音。
就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几天前当面询问赵白鸽，赵未做说明即转交红会组宣部门答复。此后，红会组宣部工作人员称需要了解情况并向领导汇报后再与笔者联系。但直到发稿前，红会对此未作任何回应。
虽然设立于北师大的这个公益研究院从未说明办院经费是来自红会的公募善款，但其运营投入却在不断加大。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交付其使用的约2000万
元善款或即告罄。2011年年初，公募性质的深圳壹基金已经成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不久后即宣布注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开始向深圳申请拨
款。
这个拨款请求最终未被深圳壹基金全部接纳。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有关人士曾透露，因为资助研究院并不符合深圳壹基金的使命和项目设立范围，也不符合捐款人的意愿，深圳壹基金只有部分项目还在与研究院合作。
2012年年初，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悄然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去掉了“壹基金”，设立了“筹资部”。
http://goo.gl/gXlg6
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赵红霞折射现状：一官睡多女不稀奇 一女睡数官才算新闻
重庆官场正在上演一出大戏。这大戏本应是一出反腐正剧，却因为种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因素，增添了喜剧、色情剧、闹剧的成分。套用去年底在中国大火的那部《人再囧途之泰囧》片名，姑且名之为《官再囧途之重庆官囧》。
《重庆官囧》这出重头戏，没有任何大牌编剧、大牌导演、大牌明星，制作成本也不算高，影响程度、收视率却是没有一部大片可以比拟的。几个小老板，找了几个 小女子，按其提供的电话发了几条短信给若干个官员，上了几次床，搞了几回“仙人跳”，拍了几组不雅视频，短短5年间，使一个惨淡经营的服饰公司成功“转 型”为实业集团，从注册资本100万元发展到公司总资产达10亿元。金钱+权力+色情，谱写了多少中国市场上的神话？重庆永煌实业决非第一家企业选择走上 这条道路，也决非最后一家企业；赵红霞决非以“献身”换取销售业绩提成的第一人，也决非最后一人；雷政富等十多名落马官员当然更谈不上中国官场的“第一” 和“最后”，他们只是已经倒下和将要倒下的成千上万官员的一个缩影，只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而已。
无论是薄熙来还 是王立军，一个腐败官员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已经不令人感到稀奇；一个女人与多名腐败官员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成功拍摄大量不雅视 频，以此揪出多名腐败官员，这才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吸引了亿万人的眼球。这究竟是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还是女人的力量？女人倒在金钱下面，权力倒在女 人下面，金钱倒在权力下面，这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生活逻辑。中国社会生活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逻辑，或者说怪圈？
赵红霞之前曾有过李薇，她理应比赵红霞名气更大，影响更大，无奈与她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官员都比赵红霞身上的官员级别高，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是“官员级别大小，遂使有的竖子不能成名，有的竖子则成名”。
有人洋洋洒洒撰文，告诉公众《千万别把赵红霞当成反腐英雄》（详见2月1日《环球时报》）。动机可爱，说服力差。必须同时告诉公众，真正的反腐英雄在哪 里？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反腐英雄？你不能仅仅告诉人们不应当吃不安全的食品，人们更需要知道哪些食品安全，市场上的安全食品在哪里？请问：如果不是赵红 霞，雷政富还在被提拔重用，他的巨额受贿案又怎么能够查处？没有几个人天生希望看到腐败官员是这样被揪出来的，问题是除了小偷反腐、妓女反腐、二奶反腐、 赵红霞式反腐之外，一些地方正常的反腐路径已经被堵死了。即使是赵红霞式反腐，也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才能够由警方“深喉”和爆料人合作来完成，并非是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主动作为。这里有多少偶然性，又有多少必然性？倘若不是王立军跑进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能 够倒台吗？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愿意看到中国官员跑进外国使馆才让上级腐败官员倒台，才使上级腐败官员老婆杀人案曝光，正如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把赵红霞 当成反腐英雄。王立军、赵红霞都是“主观为自己”的人，只不过客观上对组织的为国为民除掉几害提供了某些帮助。我们需要从赵红霞式反腐中看到产生赵红霞的 土壤，产生雷政富的土壤，产生薄熙来、王立军的土壤。
我对赵红霞是表示哀其不幸的。西施以美人计救国，那个时代成就了她，她帮助了越国。《金陵十三钗》挺身而出，妓女救了女学生。她们为国为民。赵红霞为了拿 “服装销售的业绩提成”，为了自己情人所创公司发展，动机是渺小的，结果尽管也是为国为民除害，决不会令中国的道德家们尊敬。但也只能是责怪她“遇人不 淑”，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http://goo.gl/PV5KZ
《重庆官囧》这出重头戏，没有任何大牌编剧、大牌导演、大牌明星，制作成本也不算高，影响程度、收视率却是没有一部大片可以比拟的。几个小老板，找了几个 小女子，按其提供的电话发了几条短信给若干个官员，上了几次床，搞了几回“仙人跳”，拍了几组不雅视频，短短5年间，使一个惨淡经营的服饰公司成功“转 型”为实业集团，从注册资本100万元发展到公司总资产达10亿元。金钱+权力+色情，谱写了多少中国市场上的神话？重庆永煌实业决非第一家企业选择走上 这条道路，也决非最后一家企业；赵红霞决非以“献身”换取销售业绩提成的第一人，也决非最后一人；雷政富等十多名落马官员当然更谈不上中国官场的“第一” 和“最后”，他们只是已经倒下和将要倒下的成千上万官员的一个缩影，只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而已。
无论是薄熙来还 是王立军，一个腐败官员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已经不令人感到稀奇；一个女人与多名腐败官员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成功拍摄大量不雅视 频，以此揪出多名腐败官员，这才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吸引了亿万人的眼球。这究竟是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还是女人的力量？女人倒在金钱下面，权力倒在女 人下面，金钱倒在权力下面，这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生活逻辑。中国社会生活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逻辑，或者说怪圈？
赵红霞之前曾有过李薇，她理应比赵红霞名气更大，影响更大，无奈与她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官员都比赵红霞身上的官员级别高，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是“官员级别大小，遂使有的竖子不能成名，有的竖子则成名”。
有人洋洋洒洒撰文，告诉公众《千万别把赵红霞当成反腐英雄》（详见2月1日《环球时报》）。动机可爱，说服力差。必须同时告诉公众，真正的反腐英雄在哪 里？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反腐英雄？你不能仅仅告诉人们不应当吃不安全的食品，人们更需要知道哪些食品安全，市场上的安全食品在哪里？请问：如果不是赵红 霞，雷政富还在被提拔重用，他的巨额受贿案又怎么能够查处？没有几个人天生希望看到腐败官员是这样被揪出来的，问题是除了小偷反腐、妓女反腐、二奶反腐、 赵红霞式反腐之外，一些地方正常的反腐路径已经被堵死了。即使是赵红霞式反腐，也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才能够由警方“深喉”和爆料人合作来完成，并非是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主动作为。这里有多少偶然性，又有多少必然性？倘若不是王立军跑进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能 够倒台吗？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愿意看到中国官员跑进外国使馆才让上级腐败官员倒台，才使上级腐败官员老婆杀人案曝光，正如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把赵红霞 当成反腐英雄。王立军、赵红霞都是“主观为自己”的人，只不过客观上对组织的为国为民除掉几害提供了某些帮助。我们需要从赵红霞式反腐中看到产生赵红霞的 土壤，产生雷政富的土壤，产生薄熙来、王立军的土壤。
我对赵红霞是表示哀其不幸的。西施以美人计救国，那个时代成就了她，她帮助了越国。《金陵十三钗》挺身而出，妓女救了女学生。她们为国为民。赵红霞为了拿 “服装销售的业绩提成”，为了自己情人所创公司发展，动机是渺小的，结果尽管也是为国为民除害，决不会令中国的道德家们尊敬。但也只能是责怪她“遇人不 淑”，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http://goo.gl/PV5KZ
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
非京籍学生北京和老家两头空 失去今年高考机会
据中国周刊报道，因户籍限制，一名叫做张图的孩子无法在北京高考。在具有美国国籍的母亲帮助下，张图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更奇妙的
是，根据政策，外国侨民可直接参加高考且能加10分，张图拿了美国国籍反而能在北京高考了。不过，这个“逆袭”故事，非京籍少年林风难以复制。为了高考，
他和母亲曾往返于老家四川和北京之间，结果两头落空，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
离高考只剩半个月。对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中学高三学生林风来说，高考很近又很远。
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按政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进入5月，林风依然有时间在学校旁闲逛，偶尔会遇到几个来此培训英语的同班同学。
不过，除了说“加油”，他想不到别的话来化解“尴尬”。一般聊不了两分钟，同学们匆匆赶往教室，他也匆匆离开。
在班里，林风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从不对他提问。身边的同学复习得热火朝天，他却无所事事。
他一度感觉很痛苦，害怕被“抛弃”。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他每天都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早退，甚至比要参加高考的同学还听话。
他的目标，是2014年的高职考试。他说，这是他和家人努力三年之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一直“尽量让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而且他相信：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虽然豁达，但林风说，他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的近况，不想成为“那个别人认为可怜的人”。因此，一个月前，他把手机号换掉了。
外乡人
虽然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林风成了外乡人，按政策，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整个家庭都陷入煎熬中，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为儿子林风高考的事，北京房山区良乡居民何玉莲和丈夫林和平一直“同仇敌忾”，表示“家庭做再大的牺牲也无所谓”。
不过，两个多月前，两口子第一次为此闹了不愉快。
何玉莲记得，那是3月2日，她又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带到了派出所，还通知了在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工作的林和平。
林和平觉得，何玉莲太“死心眼”，不打算“跟她一起闹下去了”，把她“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两口子都拉着脸，没说话。林风在卧室打游戏，他探出头，看了看父母，叹口气，又把门带上了。
何玉莲老家在四川广元。1980年代末，镇上有人散发小卡片，称北京的工厂招人，她把小卡片往兜里一揣，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
“父母到后来都很恨我，因为没跟他们打招呼。”何玉莲说。这种“认准了谁也拦不了”的性格因子，早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了。
1989年，16岁的何玉莲来到北京。她在一家旅行社打工，跟一名北京男子相识，谈起了恋爱。
7年之后，林风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医院出生。何玉莲却因非京户口被丈夫一家嫌弃。儿子一个多月时，她跟丈夫分开了。
儿子林风随了她的籍，成了真正意义上“北京出生长大、却没有北京户口”的所谓“外乡人”。
后来，何玉莲与林和平结婚，林虽是北京户口，但对解决林风的户口问题，起不到任何帮助。
何玉莲说她“心里有愧”，自己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林风都是上的当地最好的学校，儿子也争气，直到初中毕业，成绩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
林风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具体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知道的，已经忘记了。但还记得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上网搜索跟户口有关的信息，随后“有些目瞪口呆”，“像我这样的，叫随迁子女，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参加中高考。”
初三时，班主任老师告诉他，“你以后可能要回老家参加高考”。出于礼貌，他谢谢了老师的提醒，但没打算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
何玉莲也清楚这个事实。她也没跟儿子主动说起，也不知道儿子是否已经知道，但她发现，“儿子变了”。
“他成绩开始下降，回到家不理人，容易生气，不吃我和他爸做的饭菜。”
林风在北京顺利参加了中考，因为他满足“有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证明的考生”等9项条件中的1项。
然而，在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对于整个家庭而言，都是痛苦煎熬的——林风和何玉莲，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最终，林风跟何玉莲说，为了高考更顺利，不如回老家吧。他告诉父母，他其实早就知道那个事实。
何玉莲说，她当时几乎痛哭出声。
挣扎
“老家”，对林风而言，只是一个春节回去过的陌生地方。在四川的经历不堪回首，母子俩犹如打了败仗，又回了北京。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无论如何，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林风入读于广元一所普通高中，何玉莲则在学校旁租了一个月租500元的两居室，开始照顾儿子上学。丈夫则留在北京，用1300元左右的月薪养家。
“异乡”的求学路并不顺利。
开学之初是军训，林风听不懂教官的四川话，教官让他出列，他没听明白，旁边的同学急出了汗，不断用普通话翻译，他才明白过来。
任课老师也大部分用方言或者带方言的普通话上课，林风经常一知半解，成绩直线下降。
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林风对四川的气候和饮食都不适应，他拉肚子，不断生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烧了一个多月。
第二学期开学一个月，林风和母亲又回到了北京。
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林风只能慢慢适应，他依然期待“事情能有转机”。
何玉莲则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并不孤单，她认识了很多有同样处境的外地家长，一起反映诉求。
何玉莲和丈夫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志愿者们的维权活动。每个周四的上午，她都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到车站，之后换乘4趟公交车，花将近4小时的时间，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递交材料，跟人理论。
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包括何玉莲在内，30多名家长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他们的行动似乎发挥了作用。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全国“两会”上首次表态称，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
同年5月21日，“关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者张千帆、陈丹青等及多家媒体、家长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参会研讨。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2012年年底前，31个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随迁子女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政策。
林风和何玉莲，这对为争取异地高考折腾了数载的母子，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两头落空
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他错过了在四川老家的报名时机，北京地区的报名也未能通过。校长给出建议，复读一年，参加北京2014年的高职考试。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跟许多非京籍考生一样，林风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但很快，希望又破灭了。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
之后，是家长和孩子“苦苦的等待”。
12月底，北京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距离教育部规定的最后大限越来越近，何玉莲也越来越紧张。她说，整个12月，她每晚的睡眠几乎不超过5个小时。
此时的林风，在日记里说他已经“嗅到了失败的气味”。
12月30日，北京市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终于出台。
“按照这个方案，即使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随迁子女也只可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何玉莲有些哭笑不得。
尘埃落定。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北京地区的报名未能通过，四川广元的报名时机也已错过。
何玉莲等26名家长写联名信给教育部，要求对北京市教委的异地高考方案进行行政复议。2013年1月19日，申请行政复议的代表杜国旺接到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教育部已经受理申请，在协调北京市教委。
3月2日一大早，何玉莲和另外几名外地家长再次到北京市教委，“希望能给孩子高考的机会”。之后，其他家长陆续离开，何玉莲不肯走。
她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之后，林风所在的学校校长出面调解。
校长拿出北京市教委的红头文件，对何玉莲说，政策在这里，没有办法，“林风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复读一年之后，2014年在校参加北京的高职考试。”
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林和平也赶了过来，他恳求妻子不要把事情闹大，“现在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林风说，他倒是像吃了定心丸，“今年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参加考试。”
3月3日晚，林风和两个男孩在卧室打游戏，喊饿。何玉莲便跑到厨房炒了两个菜，花菜炒肉和茄子炒肉，其间，泪水两次滚落到菜汤里。
客厅里，林风有些嬉皮笑脸地说，“老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上大专也可以有出息的呀！”
他说，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北京本地人，后来因为成绩不理想直接考了大专。
但是，就在几个月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黑黑瘦瘦的男生还跟媒体说，最想上黑龙江的一所大学，那里有跟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是北京人。（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潇湘晨报)
http://goo.gl/ouw4S
离高考只剩半个月。对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中学高三学生林风来说，高考很近又很远。
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按政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进入5月，林风依然有时间在学校旁闲逛，偶尔会遇到几个来此培训英语的同班同学。
不过，除了说“加油”，他想不到别的话来化解“尴尬”。一般聊不了两分钟，同学们匆匆赶往教室，他也匆匆离开。
在班里，林风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从不对他提问。身边的同学复习得热火朝天，他却无所事事。
他一度感觉很痛苦，害怕被“抛弃”。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他每天都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早退，甚至比要参加高考的同学还听话。
他的目标，是2014年的高职考试。他说，这是他和家人努力三年之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一直“尽量让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而且他相信：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虽然豁达，但林风说，他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的近况，不想成为“那个别人认为可怜的人”。因此，一个月前，他把手机号换掉了。
外乡人
虽然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林风成了外乡人，按政策，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整个家庭都陷入煎熬中，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为儿子林风高考的事，北京房山区良乡居民何玉莲和丈夫林和平一直“同仇敌忾”，表示“家庭做再大的牺牲也无所谓”。
不过，两个多月前，两口子第一次为此闹了不愉快。
何玉莲记得，那是3月2日，她又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带到了派出所，还通知了在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工作的林和平。
林和平觉得，何玉莲太“死心眼”，不打算“跟她一起闹下去了”，把她“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两口子都拉着脸，没说话。林风在卧室打游戏，他探出头，看了看父母，叹口气，又把门带上了。
何玉莲老家在四川广元。1980年代末，镇上有人散发小卡片，称北京的工厂招人，她把小卡片往兜里一揣，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
“父母到后来都很恨我，因为没跟他们打招呼。”何玉莲说。这种“认准了谁也拦不了”的性格因子，早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了。
1989年，16岁的何玉莲来到北京。她在一家旅行社打工，跟一名北京男子相识，谈起了恋爱。
7年之后，林风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医院出生。何玉莲却因非京户口被丈夫一家嫌弃。儿子一个多月时，她跟丈夫分开了。
儿子林风随了她的籍，成了真正意义上“北京出生长大、却没有北京户口”的所谓“外乡人”。
后来，何玉莲与林和平结婚，林虽是北京户口，但对解决林风的户口问题，起不到任何帮助。
何玉莲说她“心里有愧”，自己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林风都是上的当地最好的学校，儿子也争气，直到初中毕业，成绩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
林风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具体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知道的，已经忘记了。但还记得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上网搜索跟户口有关的信息，随后“有些目瞪口呆”，“像我这样的，叫随迁子女，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参加中高考。”
初三时，班主任老师告诉他，“你以后可能要回老家参加高考”。出于礼貌，他谢谢了老师的提醒，但没打算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
何玉莲也清楚这个事实。她也没跟儿子主动说起，也不知道儿子是否已经知道，但她发现，“儿子变了”。
“他成绩开始下降，回到家不理人，容易生气，不吃我和他爸做的饭菜。”
林风在北京顺利参加了中考，因为他满足“有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证明的考生”等9项条件中的1项。
然而，在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对于整个家庭而言，都是痛苦煎熬的——林风和何玉莲，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最终，林风跟何玉莲说，为了高考更顺利，不如回老家吧。他告诉父母，他其实早就知道那个事实。
何玉莲说，她当时几乎痛哭出声。
挣扎
“老家”，对林风而言，只是一个春节回去过的陌生地方。在四川的经历不堪回首，母子俩犹如打了败仗，又回了北京。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无论如何，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林风入读于广元一所普通高中，何玉莲则在学校旁租了一个月租500元的两居室，开始照顾儿子上学。丈夫则留在北京，用1300元左右的月薪养家。
“异乡”的求学路并不顺利。
开学之初是军训，林风听不懂教官的四川话，教官让他出列，他没听明白，旁边的同学急出了汗，不断用普通话翻译，他才明白过来。
任课老师也大部分用方言或者带方言的普通话上课，林风经常一知半解，成绩直线下降。
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林风对四川的气候和饮食都不适应，他拉肚子，不断生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烧了一个多月。
第二学期开学一个月，林风和母亲又回到了北京。
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林风只能慢慢适应，他依然期待“事情能有转机”。
何玉莲则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并不孤单，她认识了很多有同样处境的外地家长，一起反映诉求。
何玉莲和丈夫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志愿者们的维权活动。每个周四的上午，她都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到车站，之后换乘4趟公交车，花将近4小时的时间，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递交材料，跟人理论。
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包括何玉莲在内，30多名家长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他们的行动似乎发挥了作用。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全国“两会”上首次表态称，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
同年5月21日，“关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者张千帆、陈丹青等及多家媒体、家长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参会研讨。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2012年年底前，31个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随迁子女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政策。
林风和何玉莲，这对为争取异地高考折腾了数载的母子，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两头落空
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他错过了在四川老家的报名时机，北京地区的报名也未能通过。校长给出建议，复读一年，参加北京2014年的高职考试。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跟许多非京籍考生一样，林风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但很快，希望又破灭了。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
之后，是家长和孩子“苦苦的等待”。
12月底，北京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距离教育部规定的最后大限越来越近，何玉莲也越来越紧张。她说，整个12月，她每晚的睡眠几乎不超过5个小时。
此时的林风，在日记里说他已经“嗅到了失败的气味”。
12月30日，北京市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终于出台。
“按照这个方案，即使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随迁子女也只可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何玉莲有些哭笑不得。
尘埃落定。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北京地区的报名未能通过，四川广元的报名时机也已错过。
何玉莲等26名家长写联名信给教育部，要求对北京市教委的异地高考方案进行行政复议。2013年1月19日，申请行政复议的代表杜国旺接到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教育部已经受理申请，在协调北京市教委。
3月2日一大早，何玉莲和另外几名外地家长再次到北京市教委，“希望能给孩子高考的机会”。之后，其他家长陆续离开，何玉莲不肯走。
她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之后，林风所在的学校校长出面调解。
校长拿出北京市教委的红头文件，对何玉莲说，政策在这里，没有办法，“林风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复读一年之后，2014年在校参加北京的高职考试。”
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林和平也赶了过来，他恳求妻子不要把事情闹大，“现在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林风说，他倒是像吃了定心丸，“今年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参加考试。”
3月3日晚，林风和两个男孩在卧室打游戏，喊饿。何玉莲便跑到厨房炒了两个菜，花菜炒肉和茄子炒肉，其间，泪水两次滚落到菜汤里。
客厅里，林风有些嬉皮笑脸地说，“老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上大专也可以有出息的呀！”
他说，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北京本地人，后来因为成绩不理想直接考了大专。
但是，就在几个月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黑黑瘦瘦的男生还跟媒体说，最想上黑龙江的一所大学，那里有跟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是北京人。（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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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观察：“阴道勒索罪”
05.24.2013
不过，中国是一个国情特殊的国家。就黄段子而言，今天的中国国情尤其特殊。
一方面，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官员极其喜欢性事，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揭露的贪官都包养“小蜜”、“小三”、“二奶”或性玩物，连负责中共意识形态理论建 设的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也在其中；另一方面，中共控制的宣传机关又严格限制、严格控制大众传媒提及跟性有关的话题或用品。
于是乎，当今中国就出现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兰陵笑笑生”做梦也想不到的比黄段子还可笑的现实---中国当局禁止电视播出避孕套/保险套广告，与此同时，“无痛人工流产”的广告随处可见。当今中国的这种奇景让中国的小孩子很是困惑，也让外国的成年人很困惑。
对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些阴谋论者和经济学学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力禁播避孕套/保险套广告和大播“无痛人流”广告乍看好似矛盾可笑，其实是合情合理、十分顺畅的流水作业，有利于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只有非计划的怀孕越多，无痛人流产业的营业额和利润才越高。
*中国人原创，盖世无双*
然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国情复杂，并非铁板一块。
随着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随着中国不再实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密封罐头一样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共宣传部门严格限制谈论报道性（sex）的禁忌被不断突破。
于是，美国伸张女权主义的话剧《阴道独白》也堂而皇之地在中国被翻译出来，而且在中国一些教育水平高的大城市被堂而皇之地搬上舞台，让中国观众也分享到美国观众所欣赏的艺术。
话说到了这里，有人或许会说，在当今中国，由于当局的严密打压，中国人的原创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国人如今充其量只能是模仿外国的艺术家，只是善于山寨。
这种“中国人原创性不如人”论者所举的论证包括，中国许多电影海报都是山寨外国电影海报，只是将人家的海报改头换面一下而已。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原创性属于人类本性，只要强权者不能彻底消灭人类本性，他们就不能彻底消灭原创性；而原创性之所以为原创性，就在于原创性作品能一 举打开受众的眼界，让受众一下子明白没有就它很难说清、很难说全、很难概括、很难说或概括得有趣的事情或道理；而当今中国人拿黄段子说事的原创性，可说是 比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兰陵笑笑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中国人黄段子原创性盖世无双”论者提出的证据是一句戏评中国公众目前正在热议的“赵红霞敲诈勒索雷政富案”的话：
“中国在刑法中设立了‘阴道勒索罪’ 。”
*阴道勒索，比较文学*
要充分欣赏“阴道勒索罪”一说的艺术性、原创性盖世无双，就不得不稍微下一点比较文学的功夫。
为了将问题简化，不妨将举世公认的古往今来超级语言艺术大师莎士比亚拿来作为参照。而且，为了进一步简化问题，不妨将这里的比较局限于拿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本《哈姆雷特》中的一句黄段子来作为参照。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将悲剧和喜剧共冶一炉、用喜剧来烘托悲剧的超级高手。而喜剧往往多是黄段子。《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有名的悲剧之一，也有人认为是他最成功的悲剧之一。而他所谓的成功，就是成功地将悲剧和喜剧糅合在一起。
例如，在《哈姆雷特》剧第二场中，弑君篡位的僭主的巧舌如簧的大臣波洛涅斯为了打探装疯卖傻、伺机报仇的哈姆雷特的究竟，表示可以在哈姆雷特在外面疯癫游走的时候派遣自己的宝贝女儿去探虚实。波洛涅斯说，
At such a time I’ll loose my daughter to him.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在这种时候，我就放女儿去找他。”
然而，有文学批评专家指出，“loose”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另一个常用的意思是“放牛马去交配” 。莎士比亚就用这样的黄段子一举颠覆了波洛涅斯的所谓“睿智”，讽刺了他的卑鄙。
于是，跟莎士比亚的“loose my daughter to him”的说法相比，中国人提出的赵红霞“阴道勒索罪”的说法显然是高明多了，高级多了，意蕴丰富多了，文字运用也巧妙多了，对强权的颠覆性也大多了。
当今中国的读者不需要是文学批评专家，也可以一下子想到赵红霞“阴道勒索罪”至少有三层意蕴，而且每一层的火力、摧毁力都要比莎士比亚来得凶猛得多：
1）严厉的政治谴责―――中国官民严重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官府抓小民总是雷厉风行，对贪官则总是轻拿轻放；官员出了什么问题，祸水总是女人；
2）具有十足的摧毁力的反讽―――中国官府的无德无耻无底限；涉事官员明明赚得了大便宜，得到了大快感（被勒），官府还替他高喊受害；
3）精巧、精致、精锐、惊人的文字游戏―――将“阴道”与“勒索”联系起来，将抽象的罪名与具体的动作联系起来，一举以生动、形象、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出中国当今政治和司法的不公和荒诞。
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国的读者和观众跟古往今来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读者一样，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题材之一就是黄段子。
中国唐代和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杜甫一生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今，人们难免要感到好奇，假如杜甫再世，看到“阴道勒索罪”这样的名句会说什么？
*笑话的神力*
赵红霞是重庆一位女子。今年早些时候，她与一位中共重庆官员“嘿咻”的所谓不雅视频被传到互联网上，立即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叫座的视频。（有关法律专家对赵红霞勒索雷政富案的质疑，请参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兵的报道，【赵红霞等“敲诈”遭起诉 雷政富“借钱”消灾？】。）
从一开始，中国就有众多的公众和网民认为赵红霞无意中身不由己地充当了“反腐英雄”。于是，在中国当局宣布以“敲诈勒索”的罪名要起诉赵红霞之际，中国公众和网民的愤怒和无助感达到顶点。
中国公众和网民普遍认为，雷政富和中国其他被揭露和有待揭露的贪官一样，将欺压民众和贪污腐败视为自己的天赋权利，而中国当局则对贪官百般袒护；当局虽然 也对雷政富等与赵红霞发生关系的官员提出了撤职或起诉的处理，但当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对问题官员轻拿轻放，但对赵红霞这样的百姓的打压则是不遗余 力。
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乃至中国一些大胆的媒体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当局对赵红霞的大张旗鼓的快速而凶狠的处理，将雷政富等中共官员说成是受害者，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众的示威，等于是变相地警告中国民众在揭露贪官丑行的时候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粉身碎骨。
有关的网民评论之多，只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举不胜举。下面来自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一例比较典型，因为它显然是声情并茂地反映出中国公众那种愤怒而穷困无助的情绪：
＠勿谈家事2013：你妈ｘ的，这些贪官怎么又成了受害人了？害你妈啊还是次嗷你妈啊!
与这样无节制的愤怒表达相比，“阴道勒索罪”显然是超级精巧的文学表现。
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提出“愤怒出诗人”，即认为一个诗人只有感到愤怒时才能写出最好的诗句。
中国宋代著名的散文大家、诗人欧阳修则认为“诗穷而后工” ，意思是只有诗人陷入穷困无助的境地才能写出最好的诗句。
写出“阴道勒索罪”的那位目前还是无名氏的先生或女士显然是尤维利斯和欧阳修心目中创作条件最理想的诗人。
与此同时， “阴道勒索罪” 毫无疑问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笑话。
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之前哀叹，前苏联共产党独裁政权倒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而出，挽救苏共政权。习近平表示，苏共之所以落到那样的境地，是因为苏共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发生了混乱，导致无人愿意挺身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外许多研究文学和政治的学者认同习近平的看法。这些学者们认为，瓦解苏共意识形态权威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多年来在苏联四处流传的政治笑话。那些笑话使苏共各级官员难以继续假装正经，难以继续假装真理在握。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阴道勒索罪”之类的笑话跟瓦解苏共政权的那些笑话一脉相承。他们现在所持有的悬念或好奇是，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对笑话力量的认识究竟有多深？
政治笑话（包括大量的黄段子）如今在中国四处流传，层出不穷，越来越精致精巧，足以让莎士比亚和阿里斯托芬甘拜下风。中共会如何应对这些笑话？
显然，无论中共如何应对都必将是笑话，结果也将是更多的笑话。
http://goo.gl/nzXVC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风波中的米乡：问题大米溯源调查
“大米风波”尚未平息。
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查出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其中6批来自湖南的攸县、衡东等地。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其中来自湖南产区的最多，涉及株洲、郴州、常德、益阳等多个地市的10多家大米品牌。
沿着这些产地上溯，本报记者连日来深入湘南，辗转攸县、衡东县、衡阳市数地，历时四天，试图解开问题大米的背后成因。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此次涉事的衡东县东洋米厂，其所在的衡东大浦镇，小小的镇子即聚集了美仑化工、创大、金宇等10多家工矿企业，部分企业经常 趁夜排污。而在湘江流域内的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这类大中型工矿企业已达到1600多家，工业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湘江。不排除超标的重金属 通过工业污染进入大米的可能。
不过，湖南省环保厅宣教处处长陈战军5月21日向媒体表示，目前未监测到攸县、衡东县两地环境中出现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因此暂未发现问题大米中重金属的来源，“我倾向于认为是肥料带入的。”
一部分农业专家也认为，湖南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能来自磷肥。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表示，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已经获得国 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我国也在2002年初拟定了《肥料中砷、镉、铅、铬、汞限量》标准草案。“但在湖南的农业生产 中，这一标准未得到有效的落实。”
工业污染和磷肥滥用，谁才是造成问题大米的真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仍在进行的调查中，最终答案尚未明朗。
不过，无论污染源来自哪里，市场监管中的缺环都不容忽视。
“以前大米并没有重金属检测这个项目，更多的是侧重于查米的外观和微生物指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说，国家大米检测体系中缺乏重金属检测相关标准，“而且省级以下质监部门也没有重金属检测设备，这些都导致重金属超标难以杜绝。”
风波中的攸县米商
5月21日上午，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仓门紧闭，大米加工车间空无一人，碾米机电闸已经拉下，旁边堆放着10多包未卖完的“仙桃”牌大米，看门的吴先生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大板米厂是此次广州公布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厂家之一。吴先生告诉记者，米厂从今年3月就已经停工，此前厂里有6个工人，生产用的稻谷主要从大同桥镇周边地区的农户手中采购，原来米厂每年都要卖3000多吨大米，被检出镉超标后，“两个多月没有卖出一粒米。”
由于问题大米被广州质监部门查封，大板米厂卖给广州采购商10多吨大米的3万多元货款，也被对方卡住不给，使得米厂的资金链断裂。
衡东县大浦镇的东洋米厂是这次上黑名单的另一家厂家。在大浦本地大小12家米厂中，东洋米厂产量最大，年产近2万吨，也最为知名。“以前广东、 永州等地的大米采购商都是主动上门，一车车地从我们这里进米，出事后，现在外地人基本不来了，连一些湖南本地的老客户也不再上门。”米厂的阳老板告诉记 者。
“我们的米都是从衡东县和衡南县等地农户手中直接收购，以前每个季度衡东县质监部门都会抽检，都没有说我们重金属超标，我们厂的米我自己也吃，一直不知道这米有问题。”阳老板至今对于镉超标的来源疑惑不解。
目前衡东县质监局已经从厂里取样，送到湖南省质监局进行复检，以确定是否有镉、铅等重金属超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向本报透露，如果东洋米厂的大米复检合格，会允许其恢复生产。
大米事件曝光后，攸县和衡东县都采取了应对措施。攸县政府在5月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对该县涉事的三家米厂进行执法检查，同时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大米召回下柜；同时对全县米厂进行抽样检查；衡东县则只对涉事的东洋米厂进行停产、抽样送检。
“我们调查了，攸县三家涉事米厂均为手续齐全的加工企业，而且3家企业周围10公里内并没有重金属企业，污染到底从何而来？现在还不清楚。”5月21日，攸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彭滢向记者表示。
与化工厂为伴的大米厂
尽管攸县官方表示涉事米厂周边并无重金属企业，但攸县当地农业界的一位人士认为，仅根据米厂周边10公里没有污染源，就排除污染的存在，这并不 严谨，“比如大板米厂的稻谷收购范围就远不止10公里，而是从周边乡镇大量收购，像周边的银坑乡、凉江乡等，就有正在生产的铁矿等工矿企业。”
本报记者从攸县相关方面获得的一份材料也显示，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 区。严峻形势之下，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明确下达“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的工作目标，并投 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衡东县的情况也类似。在大浦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是衡东的工业强镇，在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大浦工业园内，集聚有东大化工、美仑化工、衡东氟化学等6家化工厂，以及金镝有色、合林铜业等数家有色金属企业。
“原来大浦镇还有个隶属核工业部的712矿，现在已经废弃，它的很多厂房和设备都被化工厂租赁生产，有化工厂经常在半夜悄悄排污。”大浦镇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5月22日，在这位居民带领下，记者看到了工业园旁边一个排污口，一些暗黑色的工业废水和废渣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青光，阵阵臭味扑鼻而来。这个 排污口边上有数家化工企业。据这位居民反映，此排污口白天排污不多，但时常在夜间偷排。污水经由雨水冲刷稀释，分别流入农田和河流。
而此次涉事米厂所在的衡阳、株洲等地，均为湘江沿岸重工业城市，大量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废水由工矿企业排入湘江。
湖南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 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和14.1%.“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国内重金属污 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理论上说，重金属被排放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水稻等农作物，一是工业废渣污染农田土壤后，其中的重金属颗粒被农作物根系吸收；二是重金属随工业废水进入水体后，经由灌溉途径，随水分一起以离子形式进入农作物根茎系统。两种途径，都最终污染大米等农作物果实。
而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水，日常会被沿岸很多农民用来灌溉农田。“以前衡东的大米从来不检测重金属含量，这里是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重金属超标各方都心照不宣，谁去真正关注这个事？”5月22日，衡阳当地的一位官员私下对本报表示。
重金属治理之难
湘江流域内人口超过4000万，初步形成了城镇密集、工业集中的发展格局，湘江干支流两岸大中型工矿企业达到1600多家。这一流域，集中了湖南省60%的人口和70%左右的GDP，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作用下，污染治理并非易事。
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即是一个缩影。大浦镇一位政府人士透露，2003年成立大浦工业园之前，当地GDP不到3亿元，到2009年，大浦工业园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1.2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GDP增长10倍有余。
而同年，衡东县的工业总产值为100.9亿元，财政收入为4.06亿元。两相比较，大浦一个工业园的总产值就已近整个衡东县的1/3.
因此，尽管地方政府近年采取多项措施试图控制重金属排放，但收效并不如人意。
此外，高昂的治理费用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如大板米厂所在的株洲市，是湘江沿岸著名重工业城市，2011年，该市决定将聚集了187家企业、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搬迁费用投入约需500亿元。
但是，时过两年，因资金缺口巨大，清水塘搬迁进展缓慢。为此，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曾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对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给予重点支持。
“像我们株冶，资产都是一些坛坛罐罐，怎么搬迁？要搬迁的话只能异地重建，没有几十个亿根本下不来，钱从哪来？”上市公司*ST株冶（600961.SH）董秘刘伟清反问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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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查出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其中6批来自湖南的攸县、衡东等地。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其中来自湖南产区的最多，涉及株洲、郴州、常德、益阳等多个地市的10多家大米品牌。
沿着这些产地上溯，本报记者连日来深入湘南，辗转攸县、衡东县、衡阳市数地，历时四天，试图解开问题大米的背后成因。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此次涉事的衡东县东洋米厂，其所在的衡东大浦镇，小小的镇子即聚集了美仑化工、创大、金宇等10多家工矿企业，部分企业经常 趁夜排污。而在湘江流域内的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这类大中型工矿企业已达到1600多家，工业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湘江。不排除超标的重金属 通过工业污染进入大米的可能。
不过，湖南省环保厅宣教处处长陈战军5月21日向媒体表示，目前未监测到攸县、衡东县两地环境中出现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因此暂未发现问题大米中重金属的来源，“我倾向于认为是肥料带入的。”
一部分农业专家也认为，湖南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能来自磷肥。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表示，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已经获得国 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我国也在2002年初拟定了《肥料中砷、镉、铅、铬、汞限量》标准草案。“但在湖南的农业生产 中，这一标准未得到有效的落实。”
工业污染和磷肥滥用，谁才是造成问题大米的真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仍在进行的调查中，最终答案尚未明朗。
不过，无论污染源来自哪里，市场监管中的缺环都不容忽视。
“以前大米并没有重金属检测这个项目，更多的是侧重于查米的外观和微生物指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说，国家大米检测体系中缺乏重金属检测相关标准，“而且省级以下质监部门也没有重金属检测设备，这些都导致重金属超标难以杜绝。”
风波中的攸县米商
5月21日上午，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仓门紧闭，大米加工车间空无一人，碾米机电闸已经拉下，旁边堆放着10多包未卖完的“仙桃”牌大米，看门的吴先生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大板米厂是此次广州公布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厂家之一。吴先生告诉记者，米厂从今年3月就已经停工，此前厂里有6个工人，生产用的稻谷主要从大同桥镇周边地区的农户手中采购，原来米厂每年都要卖3000多吨大米，被检出镉超标后，“两个多月没有卖出一粒米。”
由于问题大米被广州质监部门查封，大板米厂卖给广州采购商10多吨大米的3万多元货款，也被对方卡住不给，使得米厂的资金链断裂。
衡东县大浦镇的东洋米厂是这次上黑名单的另一家厂家。在大浦本地大小12家米厂中，东洋米厂产量最大，年产近2万吨，也最为知名。“以前广东、 永州等地的大米采购商都是主动上门，一车车地从我们这里进米，出事后，现在外地人基本不来了，连一些湖南本地的老客户也不再上门。”米厂的阳老板告诉记 者。
“我们的米都是从衡东县和衡南县等地农户手中直接收购，以前每个季度衡东县质监部门都会抽检，都没有说我们重金属超标，我们厂的米我自己也吃，一直不知道这米有问题。”阳老板至今对于镉超标的来源疑惑不解。
目前衡东县质监局已经从厂里取样，送到湖南省质监局进行复检，以确定是否有镉、铅等重金属超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向本报透露，如果东洋米厂的大米复检合格，会允许其恢复生产。
大米事件曝光后，攸县和衡东县都采取了应对措施。攸县政府在5月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对该县涉事的三家米厂进行执法检查，同时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大米召回下柜；同时对全县米厂进行抽样检查；衡东县则只对涉事的东洋米厂进行停产、抽样送检。
“我们调查了，攸县三家涉事米厂均为手续齐全的加工企业，而且3家企业周围10公里内并没有重金属企业，污染到底从何而来？现在还不清楚。”5月21日，攸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彭滢向记者表示。
与化工厂为伴的大米厂
尽管攸县官方表示涉事米厂周边并无重金属企业，但攸县当地农业界的一位人士认为，仅根据米厂周边10公里没有污染源，就排除污染的存在，这并不 严谨，“比如大板米厂的稻谷收购范围就远不止10公里，而是从周边乡镇大量收购，像周边的银坑乡、凉江乡等，就有正在生产的铁矿等工矿企业。”
本报记者从攸县相关方面获得的一份材料也显示，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 区。严峻形势之下，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明确下达“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的工作目标，并投 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衡东县的情况也类似。在大浦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是衡东的工业强镇，在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大浦工业园内，集聚有东大化工、美仑化工、衡东氟化学等6家化工厂，以及金镝有色、合林铜业等数家有色金属企业。
“原来大浦镇还有个隶属核工业部的712矿，现在已经废弃，它的很多厂房和设备都被化工厂租赁生产，有化工厂经常在半夜悄悄排污。”大浦镇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5月22日，在这位居民带领下，记者看到了工业园旁边一个排污口，一些暗黑色的工业废水和废渣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青光，阵阵臭味扑鼻而来。这个 排污口边上有数家化工企业。据这位居民反映，此排污口白天排污不多，但时常在夜间偷排。污水经由雨水冲刷稀释，分别流入农田和河流。
而此次涉事米厂所在的衡阳、株洲等地，均为湘江沿岸重工业城市，大量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废水由工矿企业排入湘江。
湖南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 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和14.1%.“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国内重金属污 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理论上说，重金属被排放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水稻等农作物，一是工业废渣污染农田土壤后，其中的重金属颗粒被农作物根系吸收；二是重金属随工业废水进入水体后，经由灌溉途径，随水分一起以离子形式进入农作物根茎系统。两种途径，都最终污染大米等农作物果实。
而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水，日常会被沿岸很多农民用来灌溉农田。“以前衡东的大米从来不检测重金属含量，这里是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重金属超标各方都心照不宣，谁去真正关注这个事？”5月22日，衡阳当地的一位官员私下对本报表示。
重金属治理之难
湘江流域内人口超过4000万，初步形成了城镇密集、工业集中的发展格局，湘江干支流两岸大中型工矿企业达到1600多家。这一流域，集中了湖南省60%的人口和70%左右的GDP，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作用下，污染治理并非易事。
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即是一个缩影。大浦镇一位政府人士透露，2003年成立大浦工业园之前，当地GDP不到3亿元，到2009年，大浦工业园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1.2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GDP增长10倍有余。
而同年，衡东县的工业总产值为100.9亿元，财政收入为4.06亿元。两相比较，大浦一个工业园的总产值就已近整个衡东县的1/3.
因此，尽管地方政府近年采取多项措施试图控制重金属排放，但收效并不如人意。
此外，高昂的治理费用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如大板米厂所在的株洲市，是湘江沿岸著名重工业城市，2011年，该市决定将聚集了187家企业、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搬迁费用投入约需500亿元。
但是，时过两年，因资金缺口巨大，清水塘搬迁进展缓慢。为此，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曾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对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给予重点支持。
“像我们株冶，资产都是一些坛坛罐罐，怎么搬迁？要搬迁的话只能异地重建，没有几十个亿根本下不来，钱从哪来？”上市公司*ST株冶（600961.SH）董秘刘伟清反问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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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僵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樊殿华
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最勤奋、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这群人，最早被集体带入一个危险的僵局。
经商30年来，55岁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无路”。
胡是森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温州乐清市政协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对于这家成立20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的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它已经苦苦捱过8个月，但依然只是一具“僵尸”——从2012年9月起，因资金吃紧，森泰的生产规模缩减至平时的1/3，刨除所有成本后，剩下的钱远远不够支付银行利息。贷款展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森泰地处温州乐清柳市镇，这里是中国的电器之都，也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承载着温州模式最令人骄傲的过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在温州各县市区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这里却似乎成为中国最焦灼的地区。
“僵尸企业数不胜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乐清小型企业协会副会长叶强则估计，“六成以上企业现在面临困境，三成企业资不抵债”。
乐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温州，龙湾区、瓯海区、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之下，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危局——它们的生产仅仅是在“为能还上银行利息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这里，有全中国最勤奋的一群人——几十年来，大部分温州人都保持着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习惯，不管多大的 老板，都鲜有例外；温州人也几乎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一群人——过去这些年，市场上的机会，大多都由温州人首先大规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积累之后，温州也 从不缺钱——早在数年前，温州游资就曾博得千亿之名。
那么，为什么温州会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僵尸”
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岁的铜加工厂老板叶健强还是骄傲的行业商会首领、当地政府经济形势会议的座上宾，如今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他的企业在距离乐清几十公里的温州龙湾区，如今也成了“僵尸”。受地产调控影响，铜业经营惨淡，但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必须支出，叶的厂子2012年亏损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亏掉400多万，赚的钱全部用于支付每月170万的贷款利息。
尽管如此，为了维持银行贷款，企业仍需表现出正常运转的姿态。本来夜间电费便宜，工厂夜间开工。但银行最近经常来检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实这么做是打肿脸充胖子，已经瘦得不行了，还要把脸打胖。”他说。
为了稳定人心，从正月十五开始，叶健强每天住在厂里。“一天不到厂里，或者在外面出差几天，都人心惶惶。”从2011年开始，叶健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
调任乐清市经信局副局长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为企业家风光体面，五个月后却印象大变，“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举步维艰”。
事实上，温州的“高档消费场所”早已门庭冷落。温州街头，过去随处可见的豪车劳斯莱斯和宾利也已难觅踪迹。在乐清，一家虫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虫草店周围的奢侈品商店已陆续关张。
一些高档楼盘价格甚至腰斩，高档住宅开发商方大山从不同银行办出几张额度十几万的信用卡用来透支，再找人担保从农村合作银行贷出50万，来回腾挪才能解决基本开销。用光了，就再想办法从农合银行贷一笔。
仿佛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紧绷的资金链条在转。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接触的数十位企业家，每天的核心问题，大多是怎么还上这个月的贷款。
大多数人还在勉力支撑，叶健强就是其中一个。
“肯定要破产。”叶健强语气中带着些悲壮，“但眼下要撑着，倒下来有些企业不同意，我想让身后一大批人用时间换空间，换出来后，我死掉，他们能撑住。”
现在，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见银行，信心满满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来；见债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认真的没钱。“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房产泡沫破灭对温州经济影响巨大。 （CFP/图）
当中坚企业踏入“连环地雷阵”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
危机像咒语般笼罩在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企业老板和银行行长的饭局上，几乎没听到与危机无关的话题。
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业一起捆成僵尸的，正是他们深深倚赖的互保链。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2004年左右开始，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民间信用也非常发达的浙江，互保成为一种普遍的新贷款方式。
而2009年实行救市政策后，银行一级级压下来大量放贷，又往越烧越旺的火堆里添了无数柴火。中国企业在资金使用上八个盖子盖十口锅是普遍现象，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温州人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温州的担保网尤为密集，极少有企业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这样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业温州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蔓延，三家互保企业凑出1亿元借给华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资4650 万。不料，两个月后中国银行向森泰收贷两千多万，随后另一家互保企业要求停止担保，其后民生银行、交通银行要求泰森追加股东个人资产担保。
2013年2月，森泰开始欠息。到递交破产申请时，估算资产4亿多，贷款5.9亿，缺口近2亿。
两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为赌博，或者投资激进，才出了问题。此后，跑路潮逐渐平息，外界以为温州已经平静，谁知风险其实却在悄悄积聚，通过互保圈隐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业倒下，我们还能应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业出问题，我们就很吃力了。”叶健强说。
叶健强的厂子的银行贷款七成都为互保而来。和他一起联保的企业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计今年还会倒三家”。这些互保企业涉及铜业、皮革、食品机械几个行业。“在我这个圈子里，最终剩下的企业最多20%。”他说。
而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天天忙于开会。到任五个月，他先后召开一百多次银企协调会，有时候一天四次会议。“一个企业协调好，下一个又来了。”
在乐清，政府成立了“帮扶组”，由政府出面专门帮助协调银企及互保单位关系。有资格加入的大多是销售额过亿甚至接近十亿的明星企业。
森泰是名单上的第17家。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材料显示，先期16家企业，涉及电器、金属加工、船舶、塑料制造等多个行业，也包括柳市历史最久的电器厂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精益电器，以及曾打赢五场美国知识产权官司名噪一时的通领科技。
如今，这份名单还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单位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就已于2013年5月初申请成立帮扶组。华通集团规模位列当地电器企业排名前五，集团下属十多家成员企业。
华通董事长李成文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华通在银行贷款7个亿，此外并无民间借贷。受森泰逾期影响，华通已被所有银行密切关注。各家银行提出，一旦授信 到期，将压贷5%-10%，涉及金额约为3500万-7000万。与此同时，因为华通“不再安全”，它与其互保企业都需要寻找新的担保人，而在当下这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
华通身后有六家互保企业，而这些互保企业背后又将是难以穷尽的层层担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资质良好、经营相对稳健的中坚企业。这意味着，危机将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范围内的健康企业传导。
在乐清，在温州，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在饭局或私下场合听到各种交叉印证的传言——“××企业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
连环地雷引爆的后果是，温州从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城市，摇身变成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2012年6月，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月上升，高达2.69%，创十年来新高。当时温州金融办曾表示，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见顶。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着每一个信号走到极致
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
踏入互保的连环地雷阵，只是温州这些年遭遇的问题之一。这群灵敏的人，是最先跟随市场信号灯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问题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温州人就开始南征北战。这个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国家也几乎没有投资。为了生存，温州人弹棉花、理发、打棺材，什么都干。
“人家不愿意干的行业，温州人干，靠的是勤奋和吃苦耐劳。”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回忆。
1970年代初，市场经济萌芽，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开始贩卖各种小东西，比如，塑料花、螺丝、电圈。渐渐地，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温州出现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产这些东西，再由遍布全国的老乡网络卖出去。
温州人的灵活，一个细节可资佐证：当时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对长途运送养蜂箱提供优惠。温州小商贩们就利用养蜂箱夹带紧俏物资，甚至出现了“养蜂部落”。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到来，温州人如鱼得水，迅速学会倒买倒卖，也迅速学会借改革开放“挖社会主义墙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温州蔚然成风。很多老板都记得，1980年代，邻里乡亲们走私手表、汽车、录音机，直到1988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与此同时，温州人也从后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后，新华、求精、精益开关厂陆续开办。起初，他们对质量并没有概念，假冒伪劣一起上，只要赚钱就 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烧掉五千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才在温州敲响警钟，开始有温州人在意起质量和品 牌。
而这个背负原罪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来黄金十年，因为他们集体发现了肥美的出口市场。
1992年开始，温州人开始租个民房，雇十几个人，帮外国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厂一年出口额能达到一千多万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睁开就跑到厂里，晚上9点钟回家，中午没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几”。
那时的低压电器行业也利润丰厚，净利润10%，高的能接近20%。
在这样的刺激下，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在市场上，温州人最大的对手就是温州人自己——这样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价格战。
支撑着温州商品以低廉而闻名的，是这个“大工厂”的隐秘一面：成千上万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农民工，和被废水废气污染的江河土地。
转轨进程中的中国，并没有完善的法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执行这些法规。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温州人，将每一寸优势都发挥到极致，没有底线的价格战以难以想象的惨烈程度进行。
虽然国内并未遇到约束，但出口市场那一端的人却抗议了。2003年左右，国际市场上多次发生贸易冲突，最先走出去的温州人，首当其冲，2004年西班牙人焚烧温州鞋的恶性事件就是标志。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乐清市天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义跟当地不少企业打过交道，发现很多企业“从2004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赚钱”。事实上，经济数据已显露衰退征兆。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这让许多当地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2004年，温州人王绍基——也是西班牙中国商会执行主席——就曾通过南方周末记者呼吁，“凡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人，现在应该赶快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是温州人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温州人现在有资本和产品的后盾，温州企业家有责任为中 国塑造国际品牌。”
“失去的十年”
虚幻的投资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温州错过了机会。
因为，几乎就在传统制造业颓势渐现的同时，中国经济为嗅觉敏锐的温州商人开辟了另一条通路。
20世纪末，中国拉开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已经积累不少资本的温州人迅速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温州市区房价从每平米2000元，快速飙升到7000元以上，甚至一度“无房可炒”。
三年后的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创下“3天买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砸向上海楼市”的战绩。随后温州炒房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据估算，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
在此后的十年间，对微利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渐渐丧失兴趣的温州资本，伴随着中国经济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左冲右撞般追逐着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
2002年，煤矿。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涌入山西。据估计，山西60%左右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尽管2005年后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温州人发现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仍有利可图，于是依然抱团杀入。
2003年，棉花。全国棉价上涨，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同年全国普遍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进入重庆、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带。
2005年后，各种矿产投资。
2006年商品期货走牛，温州资本开始伸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油井。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目的只有一个——盈利，随着一轮轮倒手，更巨量的财富更轻松地在聚集，比起又脏又累、利润日薄的制造业来，资本游戏无疑更具吸引力。虚幻的财富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十年间，温州人日益沉迷这个投资游戏。
“温州资本之所以会去投机，其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还有某种制度的缺失。”周德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缺失体现在缺少防止温州资本非理性扰动市场秩序的手段，也缺乏引导温州资本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
直到2009年前后，山西民营煤矿被收编、迪拜楼市跳水，几乎顺风顺水的温州资本铩羽而归。
温州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大量在外资本开始回流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每月增加均达到100亿元以上。2010年 5月，温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5693.21亿元，这个数据的大幅增加就发生在过去两年中，2007年同期数据仅为3071.06亿元。
蓦然回首，温州就在这样的资本追逐之中，失去了十年。
当金融海啸突然发生，许多人的资本链猛然绷紧甚至绷断，让温州人至今心有余悸。一些人开始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实业上——事实上，在温州，精明的老板们通常都是脚踩两只船，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这个“融资平台”。
走进了死胡同
在疯狂楼市和宽松资金的双重刺激下，无数温州人冲进这个市场，但很快撞得头破血流。
2009年，一个看上去更大的机会来了。
当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全线飘红，加之信贷超级宽松，许多温州人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房地产开发的滚滚热潮中。
这时候，钱多得仿佛到处都是，以至于很多人也做起了资金生意——“炒钱”。
很少有人能抵挡“贷款的诱惑”，“脾气不好、跟银行都不大来往”的胡志明在拒掉了几笔送上门的贷款之后，想法渐渐转变：既然森泰的主营业务低压电器利润率只有3%-5%，不如贷款开发新产品，再做些房地产投资，可以提高些利润。
2009年下半年，胡志明买下乐清经济开发区的22亩土地，想扩大产能做漆包线。作为低压电器的关键原材料，漆包线在乐清本地的市场约摸有150亿规模，却只有一家能生产部分产品，大部分都要从外地进原材料。
胡志明认为这是个“很保险的投资”，2012年4月新厂正式投产，前后投资1.2亿。与此同时，经朋友介绍，胡在绍兴柯桥和乐清本地投了两个房地产项目，斥资1.4亿。
为此，胡从银行贷了1.2亿，其余的一亿多投资从民间筹措，月息两分七八。他当时计划着，“房地产两年内一定能收回成本，赚过来可以把线缆厂的投资弥补掉”。
这几乎是温州老板们典型的贷款用途：买地、换设备、投资房地产或者买矿。但是，没有银行真正在意这些钱的用途。
对于正争相放贷的银行来说，贷款用途审查不过走走过场。胡志明记得，为了符合“规定”，那时候银行甚至会主动“指导企业制作财务报表”。
地产商方大山获得的贷款，更是“灰色”。当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受限，方的1.35亿元贷款以一家光伏企业的名义从华夏银行贷出，房开公司则将旗下评估价值4个亿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同时支付给这家平台公司3%-5%的利息。
刚开始的几笔贷款都以承兑汇票形式发放。承兑汇票原本是贸易活动中的一种支付方式，因不受银行表内监管，因此在这轮放贷狂潮中变异成一种融资工具。 操作中通常需要设置一个有贸易背景的交易对手。“我们都不用管，只需要丢一个平台公司给他，银行会教我们怎么做。”方大山说，“这是银行违规，但都是这么 做的。”
当时全国上下房地产市场正热气升腾，而温州的地产业则几近疯狂。2009年年后，方大山和五个企业老板成立的房开公司，以当时的最高楼面价拍下温州 中心城区鹿城区的一块地块。若不计利息成本，只算上土地、建安成本和税收，每平米的成本价达到3.8万。“当时这个楼盘房价卖5.5万，一点问题都没 有。”方说。
擅长短线投资的温州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新国十条出台，楼市成交量迅速缩水。
噩梦降临。地产调控持续收紧，房地产销售遭受打压，资金回笼受阻。温州的土地价到2010年下半年达到最高，其后形势急转直下。2011年下半年随 着民间借贷市场崩盘，地价“像雪山崩塌一样”。到2012年，温州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下跌24%，土地平均楼面地价也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直到四年后，胡志明的两个地产项目仍未完工，他不得不把项目抵给了民间债权人，利息一直滚到房地产项目清盘，金额接近2亿。
而方的楼盘盖到四层，就已经弹尽粮绝。那家帮他们从银行贷款的光伏企业已经死了，银行为了减少坏账，同意让平台公司继续签字续贷，并计划再追加500万贷款用于偿还贷款利息，但对方大山来说，这意味着将在债务泥潭里越滚越深。
事实上，2010年起的新增银行贷款，几乎全部被企业主用于归还2009年激增债务产生的银行和民间利息。
“温州的企业老板2009年后所有投资几乎都是失败的，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一位“温二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确定的路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事实上，温州资本热衷投资房地产，除了资本逐利性之外，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在转型升级的主路上，他们更为艰难。
以温州打火机行业为例，高峰时期四百多家，2011年只有一百多家仍在勉力维持。制鞋业最多时三千多家，经过调整，也只剩下一千多家。退出行业的打火机企业难寻出路，改行担保公司，做起了放高利贷的“老高”。
光景不好，胡志明也想着开发新产品，希望能打破持续微利的僵局，但人才难找，一个新产品研发要三年，而且成功率也低。
更让他沮丧的是，自己前期投资开发的新产品经常“在帮别人做嫁衣”。产品刚上市，外面已经开始模仿，“一窝蜂地上，而且拿掉一些功能，卖得更便宜”。
模仿和山寨最初帮温州人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但也成了一块绊脚石。“这些民营企业已经习惯做‘低小散’，”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谢浩说，“现在该政府推动的时候没有推动。”
与此同时，而温州本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不久前，叶健强所在的商会出面，跟政府协调，希望帮三十多家“发展非常好”的小企业拿地。“结果不太乐观，指标没有可能。”
2004年，温商程东平响应温州政府号召，引资5000万回温州办厂，定位高科技，走差异化道路。十年后，程东平却决定离开。他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多有抱怨，“这个地方让我太伤心了”。
外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温州企业继续转型升级的方式。
瑞安海力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钟振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企业主打新能源，外地政府纷纷表现出十足的诚意，免费给地，还给资金支持——比如有些地方税收优惠，而买一台100万进口设备政府补贴30万。
“这在温州都是不可能的。”钟说，“我在瑞安买10亩地的钱，在外地可以买一个村。”
2002年起，温州企业陆续西进。据统计，外迁企业中，有较大知名度的企业就有一千多家。
可是，即使搬离温州，温州人面对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健强、方大山、程东平为化名）
http://goo.gl/OPKMh
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最勤奋、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这群人，最早被集体带入一个危险的僵局。
经商30年来，55岁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无路”。
胡是森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温州乐清市政协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对于这家成立20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的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它已经苦苦捱过8个月，但依然只是一具“僵尸”——从2012年9月起，因资金吃紧，森泰的生产规模缩减至平时的1/3，刨除所有成本后，剩下的钱远远不够支付银行利息。贷款展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森泰地处温州乐清柳市镇，这里是中国的电器之都，也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承载着温州模式最令人骄傲的过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在温州各县市区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这里却似乎成为中国最焦灼的地区。
“僵尸企业数不胜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乐清小型企业协会副会长叶强则估计，“六成以上企业现在面临困境，三成企业资不抵债”。
乐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温州，龙湾区、瓯海区、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之下，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危局——它们的生产仅仅是在“为能还上银行利息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这里，有全中国最勤奋的一群人——几十年来，大部分温州人都保持着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习惯，不管多大的 老板，都鲜有例外；温州人也几乎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一群人——过去这些年，市场上的机会，大多都由温州人首先大规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积累之后，温州也 从不缺钱——早在数年前，温州游资就曾博得千亿之名。
那么，为什么温州会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僵尸”
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岁的铜加工厂老板叶健强还是骄傲的行业商会首领、当地政府经济形势会议的座上宾，如今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他的企业在距离乐清几十公里的温州龙湾区，如今也成了“僵尸”。受地产调控影响，铜业经营惨淡，但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必须支出，叶的厂子2012年亏损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亏掉400多万，赚的钱全部用于支付每月170万的贷款利息。
尽管如此，为了维持银行贷款，企业仍需表现出正常运转的姿态。本来夜间电费便宜，工厂夜间开工。但银行最近经常来检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实这么做是打肿脸充胖子，已经瘦得不行了，还要把脸打胖。”他说。
为了稳定人心，从正月十五开始，叶健强每天住在厂里。“一天不到厂里，或者在外面出差几天，都人心惶惶。”从2011年开始，叶健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
调任乐清市经信局副局长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为企业家风光体面，五个月后却印象大变，“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举步维艰”。
事实上，温州的“高档消费场所”早已门庭冷落。温州街头，过去随处可见的豪车劳斯莱斯和宾利也已难觅踪迹。在乐清，一家虫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虫草店周围的奢侈品商店已陆续关张。
一些高档楼盘价格甚至腰斩，高档住宅开发商方大山从不同银行办出几张额度十几万的信用卡用来透支，再找人担保从农村合作银行贷出50万，来回腾挪才能解决基本开销。用光了，就再想办法从农合银行贷一笔。
仿佛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紧绷的资金链条在转。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接触的数十位企业家，每天的核心问题，大多是怎么还上这个月的贷款。
大多数人还在勉力支撑，叶健强就是其中一个。
“肯定要破产。”叶健强语气中带着些悲壮，“但眼下要撑着，倒下来有些企业不同意，我想让身后一大批人用时间换空间，换出来后，我死掉，他们能撑住。”
现在，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见银行，信心满满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来；见债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认真的没钱。“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房产泡沫破灭对温州经济影响巨大。 （CFP/图）
当中坚企业踏入“连环地雷阵”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
危机像咒语般笼罩在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企业老板和银行行长的饭局上，几乎没听到与危机无关的话题。
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业一起捆成僵尸的，正是他们深深倚赖的互保链。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2004年左右开始，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民间信用也非常发达的浙江，互保成为一种普遍的新贷款方式。
而2009年实行救市政策后，银行一级级压下来大量放贷，又往越烧越旺的火堆里添了无数柴火。中国企业在资金使用上八个盖子盖十口锅是普遍现象，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温州人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温州的担保网尤为密集，极少有企业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这样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业温州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蔓延，三家互保企业凑出1亿元借给华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资4650 万。不料，两个月后中国银行向森泰收贷两千多万，随后另一家互保企业要求停止担保，其后民生银行、交通银行要求泰森追加股东个人资产担保。
2013年2月，森泰开始欠息。到递交破产申请时，估算资产4亿多，贷款5.9亿，缺口近2亿。
两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为赌博，或者投资激进，才出了问题。此后，跑路潮逐渐平息，外界以为温州已经平静，谁知风险其实却在悄悄积聚，通过互保圈隐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业倒下，我们还能应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业出问题，我们就很吃力了。”叶健强说。
叶健强的厂子的银行贷款七成都为互保而来。和他一起联保的企业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计今年还会倒三家”。这些互保企业涉及铜业、皮革、食品机械几个行业。“在我这个圈子里，最终剩下的企业最多20%。”他说。
而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天天忙于开会。到任五个月，他先后召开一百多次银企协调会，有时候一天四次会议。“一个企业协调好，下一个又来了。”
在乐清，政府成立了“帮扶组”，由政府出面专门帮助协调银企及互保单位关系。有资格加入的大多是销售额过亿甚至接近十亿的明星企业。
森泰是名单上的第17家。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材料显示，先期16家企业，涉及电器、金属加工、船舶、塑料制造等多个行业，也包括柳市历史最久的电器厂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精益电器，以及曾打赢五场美国知识产权官司名噪一时的通领科技。
如今，这份名单还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单位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就已于2013年5月初申请成立帮扶组。华通集团规模位列当地电器企业排名前五，集团下属十多家成员企业。
华通董事长李成文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华通在银行贷款7个亿，此外并无民间借贷。受森泰逾期影响，华通已被所有银行密切关注。各家银行提出，一旦授信 到期，将压贷5%-10%，涉及金额约为3500万-7000万。与此同时，因为华通“不再安全”，它与其互保企业都需要寻找新的担保人，而在当下这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
华通身后有六家互保企业，而这些互保企业背后又将是难以穷尽的层层担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资质良好、经营相对稳健的中坚企业。这意味着，危机将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范围内的健康企业传导。
在乐清，在温州，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在饭局或私下场合听到各种交叉印证的传言——“××企业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
连环地雷引爆的后果是，温州从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城市，摇身变成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2012年6月，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月上升，高达2.69%，创十年来新高。当时温州金融办曾表示，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见顶。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着每一个信号走到极致
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
踏入互保的连环地雷阵，只是温州这些年遭遇的问题之一。这群灵敏的人，是最先跟随市场信号灯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问题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温州人就开始南征北战。这个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国家也几乎没有投资。为了生存，温州人弹棉花、理发、打棺材，什么都干。
“人家不愿意干的行业，温州人干，靠的是勤奋和吃苦耐劳。”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回忆。
1970年代初，市场经济萌芽，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开始贩卖各种小东西，比如，塑料花、螺丝、电圈。渐渐地，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温州出现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产这些东西，再由遍布全国的老乡网络卖出去。
温州人的灵活，一个细节可资佐证：当时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对长途运送养蜂箱提供优惠。温州小商贩们就利用养蜂箱夹带紧俏物资，甚至出现了“养蜂部落”。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到来，温州人如鱼得水，迅速学会倒买倒卖，也迅速学会借改革开放“挖社会主义墙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温州蔚然成风。很多老板都记得，1980年代，邻里乡亲们走私手表、汽车、录音机，直到1988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与此同时，温州人也从后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后，新华、求精、精益开关厂陆续开办。起初，他们对质量并没有概念，假冒伪劣一起上，只要赚钱就 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烧掉五千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才在温州敲响警钟，开始有温州人在意起质量和品 牌。
而这个背负原罪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来黄金十年，因为他们集体发现了肥美的出口市场。
1992年开始，温州人开始租个民房，雇十几个人，帮外国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厂一年出口额能达到一千多万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睁开就跑到厂里，晚上9点钟回家，中午没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几”。
那时的低压电器行业也利润丰厚，净利润10%，高的能接近20%。
在这样的刺激下，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在市场上，温州人最大的对手就是温州人自己——这样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价格战。
支撑着温州商品以低廉而闻名的，是这个“大工厂”的隐秘一面：成千上万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农民工，和被废水废气污染的江河土地。
转轨进程中的中国，并没有完善的法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执行这些法规。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温州人，将每一寸优势都发挥到极致，没有底线的价格战以难以想象的惨烈程度进行。
虽然国内并未遇到约束，但出口市场那一端的人却抗议了。2003年左右，国际市场上多次发生贸易冲突，最先走出去的温州人，首当其冲，2004年西班牙人焚烧温州鞋的恶性事件就是标志。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乐清市天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义跟当地不少企业打过交道，发现很多企业“从2004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赚钱”。事实上，经济数据已显露衰退征兆。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这让许多当地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2004年，温州人王绍基——也是西班牙中国商会执行主席——就曾通过南方周末记者呼吁，“凡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人，现在应该赶快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是温州人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温州人现在有资本和产品的后盾，温州企业家有责任为中 国塑造国际品牌。”
“失去的十年”
虚幻的投资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温州错过了机会。
因为，几乎就在传统制造业颓势渐现的同时，中国经济为嗅觉敏锐的温州商人开辟了另一条通路。
20世纪末，中国拉开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已经积累不少资本的温州人迅速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温州市区房价从每平米2000元，快速飙升到7000元以上，甚至一度“无房可炒”。
三年后的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创下“3天买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砸向上海楼市”的战绩。随后温州炒房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据估算，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
在此后的十年间，对微利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渐渐丧失兴趣的温州资本，伴随着中国经济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左冲右撞般追逐着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
2002年，煤矿。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涌入山西。据估计，山西60%左右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尽管2005年后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温州人发现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仍有利可图，于是依然抱团杀入。
2003年，棉花。全国棉价上涨，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同年全国普遍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进入重庆、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带。
2005年后，各种矿产投资。
2006年商品期货走牛，温州资本开始伸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油井。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目的只有一个——盈利，随着一轮轮倒手，更巨量的财富更轻松地在聚集，比起又脏又累、利润日薄的制造业来，资本游戏无疑更具吸引力。虚幻的财富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十年间，温州人日益沉迷这个投资游戏。
“温州资本之所以会去投机，其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还有某种制度的缺失。”周德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缺失体现在缺少防止温州资本非理性扰动市场秩序的手段，也缺乏引导温州资本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
直到2009年前后，山西民营煤矿被收编、迪拜楼市跳水，几乎顺风顺水的温州资本铩羽而归。
温州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大量在外资本开始回流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每月增加均达到100亿元以上。2010年 5月，温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5693.21亿元，这个数据的大幅增加就发生在过去两年中，2007年同期数据仅为3071.06亿元。
蓦然回首，温州就在这样的资本追逐之中，失去了十年。
当金融海啸突然发生，许多人的资本链猛然绷紧甚至绷断，让温州人至今心有余悸。一些人开始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实业上——事实上，在温州，精明的老板们通常都是脚踩两只船，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这个“融资平台”。
走进了死胡同
在疯狂楼市和宽松资金的双重刺激下，无数温州人冲进这个市场，但很快撞得头破血流。
2009年，一个看上去更大的机会来了。
当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全线飘红，加之信贷超级宽松，许多温州人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房地产开发的滚滚热潮中。
这时候，钱多得仿佛到处都是，以至于很多人也做起了资金生意——“炒钱”。
很少有人能抵挡“贷款的诱惑”，“脾气不好、跟银行都不大来往”的胡志明在拒掉了几笔送上门的贷款之后，想法渐渐转变：既然森泰的主营业务低压电器利润率只有3%-5%，不如贷款开发新产品，再做些房地产投资，可以提高些利润。
2009年下半年，胡志明买下乐清经济开发区的22亩土地，想扩大产能做漆包线。作为低压电器的关键原材料，漆包线在乐清本地的市场约摸有150亿规模，却只有一家能生产部分产品，大部分都要从外地进原材料。
胡志明认为这是个“很保险的投资”，2012年4月新厂正式投产，前后投资1.2亿。与此同时，经朋友介绍，胡在绍兴柯桥和乐清本地投了两个房地产项目，斥资1.4亿。
为此，胡从银行贷了1.2亿，其余的一亿多投资从民间筹措，月息两分七八。他当时计划着，“房地产两年内一定能收回成本，赚过来可以把线缆厂的投资弥补掉”。
这几乎是温州老板们典型的贷款用途：买地、换设备、投资房地产或者买矿。但是，没有银行真正在意这些钱的用途。
对于正争相放贷的银行来说，贷款用途审查不过走走过场。胡志明记得，为了符合“规定”，那时候银行甚至会主动“指导企业制作财务报表”。
地产商方大山获得的贷款，更是“灰色”。当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受限，方的1.35亿元贷款以一家光伏企业的名义从华夏银行贷出，房开公司则将旗下评估价值4个亿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同时支付给这家平台公司3%-5%的利息。
刚开始的几笔贷款都以承兑汇票形式发放。承兑汇票原本是贸易活动中的一种支付方式，因不受银行表内监管，因此在这轮放贷狂潮中变异成一种融资工具。 操作中通常需要设置一个有贸易背景的交易对手。“我们都不用管，只需要丢一个平台公司给他，银行会教我们怎么做。”方大山说，“这是银行违规，但都是这么 做的。”
当时全国上下房地产市场正热气升腾，而温州的地产业则几近疯狂。2009年年后，方大山和五个企业老板成立的房开公司，以当时的最高楼面价拍下温州 中心城区鹿城区的一块地块。若不计利息成本，只算上土地、建安成本和税收，每平米的成本价达到3.8万。“当时这个楼盘房价卖5.5万，一点问题都没 有。”方说。
擅长短线投资的温州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新国十条出台，楼市成交量迅速缩水。
噩梦降临。地产调控持续收紧，房地产销售遭受打压，资金回笼受阻。温州的土地价到2010年下半年达到最高，其后形势急转直下。2011年下半年随 着民间借贷市场崩盘，地价“像雪山崩塌一样”。到2012年，温州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下跌24%，土地平均楼面地价也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直到四年后，胡志明的两个地产项目仍未完工，他不得不把项目抵给了民间债权人，利息一直滚到房地产项目清盘，金额接近2亿。
而方的楼盘盖到四层，就已经弹尽粮绝。那家帮他们从银行贷款的光伏企业已经死了，银行为了减少坏账，同意让平台公司继续签字续贷，并计划再追加500万贷款用于偿还贷款利息，但对方大山来说，这意味着将在债务泥潭里越滚越深。
事实上，2010年起的新增银行贷款，几乎全部被企业主用于归还2009年激增债务产生的银行和民间利息。
“温州的企业老板2009年后所有投资几乎都是失败的，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一位“温二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确定的路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事实上，温州资本热衷投资房地产，除了资本逐利性之外，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在转型升级的主路上，他们更为艰难。
以温州打火机行业为例，高峰时期四百多家，2011年只有一百多家仍在勉力维持。制鞋业最多时三千多家，经过调整，也只剩下一千多家。退出行业的打火机企业难寻出路，改行担保公司，做起了放高利贷的“老高”。
光景不好，胡志明也想着开发新产品，希望能打破持续微利的僵局，但人才难找，一个新产品研发要三年，而且成功率也低。
更让他沮丧的是，自己前期投资开发的新产品经常“在帮别人做嫁衣”。产品刚上市，外面已经开始模仿，“一窝蜂地上，而且拿掉一些功能，卖得更便宜”。
模仿和山寨最初帮温州人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但也成了一块绊脚石。“这些民营企业已经习惯做‘低小散’，”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谢浩说，“现在该政府推动的时候没有推动。”
与此同时，而温州本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不久前，叶健强所在的商会出面，跟政府协调，希望帮三十多家“发展非常好”的小企业拿地。“结果不太乐观，指标没有可能。”
2004年，温商程东平响应温州政府号召，引资5000万回温州办厂，定位高科技，走差异化道路。十年后，程东平却决定离开。他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多有抱怨，“这个地方让我太伤心了”。
外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温州企业继续转型升级的方式。
瑞安海力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钟振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企业主打新能源，外地政府纷纷表现出十足的诚意，免费给地，还给资金支持——比如有些地方税收优惠，而买一台100万进口设备政府补贴30万。
“这在温州都是不可能的。”钟说，“我在瑞安买10亩地的钱，在外地可以买一个村。”
2002年起，温州企业陆续西进。据统计，外迁企业中，有较大知名度的企业就有一千多家。
可是，即使搬离温州，温州人面对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健强、方大山、程东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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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
非京籍少年被拒高考 获美绿卡后可直接参考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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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卖了一天草莓的张建党带着儿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户籍大厅前接受拍照， 警察的到来最终让拍摄不得不终止。记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门， 失焦的画面看起来像许多非京籍考生的未来。 |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 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 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 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 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 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别了，高考
一条新闻曾让老张感觉到一丝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长推动下，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未来3至5年内，外来人口参加本市小升初将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户籍限制。
刚从小升初的磨难中走出来，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这个自发的组织里。
在上街征集签名的过程中，老张特地叫上了儿子：“一是让他通过实践了解社会，二是让他明白，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张建党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当时才初二的张图面对过往的路人，手里拿着签名单，呆呆地站在路边，一脸怯生生的表情。
后来，老张带着儿子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讲述自己的遭遇。当被问到“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异地高考”时的打算，张图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被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截屏，发到了微博和论坛上，并有人宣称要“人肉出这个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让张图感到很害怕。
高一时的一天，老张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诉求，张图却不希望他再去，担心遇到危险。父子俩好一阵争吵，情急之下的张图冲着父亲喊道：“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母亲，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听了这话，张建党沉默不语，难过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学校的考试。
之前，老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儿子转到学校的国际班。那里的学生，要么家里早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要么担心学习成绩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打算到国外镀金。张图是个例外，张建党咬了咬牙：“我们不想走，却生生被逼了出去。”
转班那天晚上，张建党发布了一条微博：“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国际班。心里满是不舍与遗憾。从此和中国高考告别了。9班的同学们，以后你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再见，中国高考制度。”
逆袭
此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张图的英语不是强项，为提升托福成绩，报了几个培训班。再加上报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的费用和差旅费，短短几个月已经花费了4万多块。
但这些还都算小钱。老张咨询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一所普通大学的费用，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说到这里，张建党又挠了挠本已乱糟糟的头发。
老张还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卖掉。再婚时，妻子有个大女儿，婚后两人又生了小女儿。供养三个孩子，还得应付日常花销，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两年前，他转行开了家草莓采摘园，生意刚刚开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观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摊点儿。
“20块钱一盒，按利润1000元一天算，一个月3万，一年15万——草莓一年只有五个月能卖。加上手头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一年20万的学费。”他算起账。
因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摊位，他只得流动摆摊，时刻要提防城管抄摊儿——孩子的学费全指望这些草莓了。
张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课程变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广度，他的特长没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这对焦虑的父子迎来一个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处境，张建党的前妻从美国打来电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她告诉老张。前妻早已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所供职，再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帮儿子拿下美国绿卡。
3月底，她打电话告诉张建党：“因为张图已经年满16岁，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给他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籍)，而不是绿卡了。”
绿卡只相当于美国的“永久居住证”。而美国公民身份，则可以享有如医疗、选举权等一切美国公民待遇，并可以为直系亲属和配偶申请移民。
根据美国法律，父亲或母亲一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岁至18岁之间的子女，必须独立申请入籍。
这意味着，张图得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没什么选择的。张建党建议儿子加入美国国籍，孩子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没过多久，各项手续已基本就绪。快的话，2013年8月份，张图就能获得身份。因为前妻也只能提供每年1万美元左右的学费，老张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减小。唯一可能的好处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就读，学费会因本州子女而减半。
张图想申请一个好点的学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学。这些学校学费高昂，张建党希望他能拿到半奖(减免部分学费)，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奖(包含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负担。
想到很快要到美国和自己的妈妈生活，17岁的他心情很复杂。
打记事儿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输“你妈妈是坏人”的思想。年幼时，母亲回国探亲，想带他一块到安徽老家呆两天，张建党也希望母子俩能独处，张图哭闹着反对，甚至以脑袋撞墙的方式威胁。但别人逗他，让他说“我妈是坏蛋”的时候，他却死活都不开口。
他现在还记得母亲那时候的模样，比自己刚出生时的合照，皱纹多了，眼袋更明显了。
而美国在他印象里，是个汇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较开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国家。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现在他还知道，美国公民只要纳税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动享受迁徙地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称作“美国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试内容全国统一，可在任意一个州参加考试。
在那里，不存在因为户籍产生的异地高考问题。
就在张建党父子选定了前途后，他们突然发现，张图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为儿子办理出国手续时，张建党查阅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可持《外侨居留证》直接报名参加中国高考。老张咨询了一下，这样的考生还可以享受10分的优惠政策。
张建党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国，差不多两个月内能办下美国护照，再回来办个外侨居留证，刚好赶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报名。”
尽管已决定出国，张建党还是建议儿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简单——没参加过中国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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