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奶农倒奶：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恶化

2015年1月6日上午，中国江苏省丹阳市司徒镇，一名奶农将刚挤好的1300多斤鲜奶，偷偷地倒入河中。这已经是他连续20多天每日必做的工作。这位奶农一共养殖了100多头奶牛，但因爲鲜奶无法卖出，只好将其倒掉。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7万元。
新年元旦结束未几，江苏、山东、河北、青海等多处地区，就发生大面积奶农倾倒鲜奶、宰杀奶牛的事件。据报道，中国国内的鲜奶价格，已经连续10个月 下跌，跌幅达到10%，而造成国内奶价下跌的直接原因，是进口奶粉价格的大幅下降。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国的进口大宗奶粉的价格，在2014年期间，跌 幅高达60%。
在过去的10多年间，国际奶价居高不下。奶牛养殖，成爲发达国家农业中的热门行业。价格均衡的基础，是供求关系。过去国际高位奶价的支撑点，是中国 等所谓新兴国家的快速增长的奶制品消费需求。在中国，进口的奶粉及奶制品，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尤其在2008年，中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之后，国产品 牌的奶制品，一落千丈，而进口的品牌奶粉，则在持续的供不应求之中价格暴涨。大陆的消费者，从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购买外国的奶粉，很多人甚至利用旅游之 便，从香港抢购奶粉，以至于成爲港陆之间的一个热点争议。
过去来自中国的旺盛的奶制品需求，推高了国际奶粉的价格；而进口奶粉的价格上涨，反过来拉动了中国国内的原奶供给。这是一个吊诡的的因果链。而同样 吊诡的是，受到中国经济减速、奶制品需求降低的影响，国际奶粉价格下跌过半，但国外的奶农，仍然在维持生产；而中国的国内鲜奶价格，仅仅下跌10%，就足 以给大量奶农们带来毁灭性打击。
中国的经济利益格局，以权力爲轴，纵横分割。产业与行业的利润率，与相关的权力级别呈正比。金融、通信、能源等官方支配的核心产业，处于垄断金字塔 的顶端，向市场征收超额的垄断利润。近10年间，房地产经济高速膨胀，掌握着土地审批权的各级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推高房地产价格，将大部分利润收入 囊中。隶属于体制的文教医疗、新闻媒体等各种所谓“事业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以垄断收益的形式，享受着超额利润的再分配。
大量的中小民企以及分散农户，处于这个庞大的经济金字塔的底层，获取最微薄的利润，同时却承担最主要的市场风险。议价能力薄弱的务农散户，在基本权 利缺少的制度环境中，地位更爲恶劣。据报道，山东一带的原奶收购价格爲3.8元，但对于散户的收购价格，却只有1.6元，中间渠道的占利接近6成。在成本 结构的巨大压力下，即便市场原奶价格只下降10%，但绝大部分损失都由散户承担，终端售价就会下降超过20%，成爲一般散户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成爲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动因已经接近终结。一方面，中国的新增劳动人口正在迅速减缓，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已经成爲一个神话；另一方面，惊恐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中央政府，抛出的“四万亿”的扩张计划，导致内地的资产泡沫的急速扩 大，在当时致使劳动供给相对短缺，在后果上加速了真实工资的普遍上涨。被长期压制的工资一旦上涨，很难再回跌。中国延续多年的超低工资局面，实际上已经被 打破，而其所衍生的一个后果，便是持续发酵的“工荒”现象。
特权垄断产业的地位，巍然不动，曾经低廉的劳动者工资，已经上涨。中国的民间经济实体，受到两面的利润夹击。即便是大型民企，近几年来的日子也不好 过。据统计，中国500强民企的盈利情况，2010年以后持续恶化，至2013年已经下滑至4.5%，远低于美国大企业的平均水平10%。中国的民间企 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酷的经济压力，而其中的广大中小民企以及零散农户，则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劳动技术的进步与组织效率的提高，而大大小小的民间企业，则是这一动力的产生源泉。在过去的十数年间，中国的民企，从垄 断性的官方集团的指缝中所获取的利润，固然微薄，但尚以支撑其自身的成长。然而，当经济形势愈发严峻，民企的利润空间遭到更严重的挤压，而挤出来的超额利 润，却被各类非效率的利益集团所瓜分。在企业盈利普遍恶化的情况下，刚性的政府，仍然不得不继续加大财政收入。2014年的名义税收有所减少，但各种名目 的“行政事业收费”――无非是其它形式的苛捐杂税，则在迅速上升。实质税收扩大，投资与消费必然下降，经济的恶性循环将进一步强化。
泡沫边缘的房地产，已经冷场，出口疲软的制造业，正在衰退，数十万亿的地方债务黑洞，继续发酵。国民基础福利缺失，房价重压挥之不去。“内需拉动增 长”的口号，已经成爲了一个笑话。无数的中国散户，增收乏术，投资无门，于是将可支配资产孤注一掷地投入股市，因此推动了中国股市的近期大涨。然而，泡沫 终究是一场泡沫。如果股市再次崩盘，在根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恐怕将进入历史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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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洲案暴露中联与三一的恶性竞争

中国一名报纸记者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逮捕后，中国两家重型设备制造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随之受到关注。
上周记者陈永洲被正式逮捕，此前他在国家电视台上承认曾收受贿赂发表了举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简称：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报道。上周五，《新快报》的发行方将该报总编和副总编免职。
同城之战
中联重科与三一争斗大事记：
1989年：四名创业者在长沙创建三一。
1992年：国企中联重科创立，同样是在长沙。
2012年1月：三一在竞购中击败中联重科，成功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
2012年11月：三一决定把总部迁至北京。《环球企业家》发表了对三一董事长梁稳根的访谈。梁稳根说不堪中联重科骚扰才离开长沙。
2013年7月：中联重科说三一的员工曾在2009年、2011年和2012年利用贿赂和侵入电脑等方式试图获取该公司商业秘密。
2013年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被捕，并承认拿钱发报道。
陈永洲说，第三方给了他人民币数十万余元，他所署名的12篇文章中有11篇是这个第三方提供给他的。警方和国有媒体都未确认这个未具名第三方的身份。
但数年来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有限公司(Sany Group Co.)之间一直官司不断，按销售额计，这两家公司都是中国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这些官司涉及绑架和黑客攻击等恶性竞争行为，而双方均对所受到的指控予 以否认，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声誉已经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而受损，中国重型设备年产值达数百亿美元。
商业和财经杂志财新《新世纪》本周撰文称，同中联重科和三一过去10年快速成长相伴生的，是激烈摩擦和生死冤仇，这是与正常竞争并不相同的可怕缠斗。
三一在陈永洲案中未受到任何不当行为指控。私人企业三一拒绝就有关此案的问题清单及其与中联重科之前的诉讼战做出回应。中联重科为湖南省政府所有，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该公司将所有问题抛给湖南省宣传办公室，但后者不予置评。
陈永洲在电视上承认罪行时从未提及三一，中央电视台这则报道的旁白也没有提到过三一。但在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个由陈永洲签名的文件上有“三一” 的名字，陈永洲当时戴着手铐，身穿绿色狱服。此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帖子称，此案可谓是三一和中联重科争斗方式的代表。
这并不是三一首次被与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今年1月份，三一总裁向文波在类似推特(Twitter)的新浪(Sina Corp.)微博上写道，“无语，悲哀”，并附上了《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揭露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的文章的链接。
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2013年上半年，中联重科 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0%，主导产品混凝土泵的销售也出现了同样程度的下滑。同期三一的 利润下滑46%，该公司未提供销售数据细节。
发展迅速的中国市场时不时就会上演一场殊死竞争，公关公司和媒体有时也会参与其中。比如，2010年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China Mengniu Dairy Co., 简称：蒙牛乳业)曾公开致歉，因为此前一位产品经理和一家公关公司的三名员工因散播有关竞争对手产品含有有毒成分的谣言而被逮捕。
《新快报》先是站出来为陈永洲辩护，要求放人，并说认真核查过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所有报道，仅发现一处错误。但陈永洲在电视上供认之后，《新快报》改弦更张，说报社对稿件的审核把关不严。
三一与中联重科之间的竞争何以变得如此严酷，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两家公司都是从湖南省会长沙起家的。四名创业者于1989年设立了三一，他们之前做 的是焊接业务。三年之后，中联重科创立，其前身是一家国营的建设机械研究院。三一最有名的产品是挖掘机，而中联重科最有名的产品是起重机。
但他们在混凝土泵市场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两家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并有意向海外拓展。
分析人士说，两家公司的销售策略在2011年开始变得激进，当时中国建筑市场放缓令大多数重型机械的销售大幅下降。不过，按照分析人士的说法，混凝土泵的客户受到鼓励，他们可以当时买但以后付款，这对公司的现金状况造成了挤压。
去年初，三一在竞购中击败中联重科，成功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 Holding GmbH)，这是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泵生产商。据了解这次交易的人士透露，中联重科早前曾得到中国发改委的批准参加竞购，之所以要有批准这一流程，是为了防 止中国公司在大规模海外投资项目上相互打价格战。那些人士说，尽管如此，三一还是提出了更高的收购价。
2012年底，三一决定将总部迁至北京。去年，三一欲购买俄勒冈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风场，但被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阻止，三一曾起诉奥巴马，不过未能成功。
去年11月在接受中国刊物采访的时候，三一董事长梁稳根说，中联重科制造了一个不合理的、恶性的竞争环境。梁稳根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环球企业家》杂志报道说，梁稳根举例说明中联重科骚扰三一和三一的管理层。《环球企业家》还提到了针对梁稳根儿子的一起绑架图谋，当时化装成警察的歹徒使用了催泪瓦斯和辣椒水。不过该杂志并未说中联重科与此事有涉。
中联重科的回应是在官方网站发表了一则声明，称对恶意诽谤保留提起法律诉讼的权利。7月中旬，中联重科向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提交了一份公告，称两家受聘对杂志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的律师事务所得出结论，相关事件与中联重科无关。
公告特别指出，律师们发现2010年7月的绑架图谋与该公司无关，并补充说经公安局和当地一家法院确认，无证据显示该案与中联重科有关。
公告还大致描述了三一涉嫌对中联重科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说三一涉嫌在2009年贿赂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的一名员工，以换取该公司的若干商业秘密，另外还曾在2011年侵入中联重科的电脑服务器系统。
对这种竞争的不满言辞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曝出。去年12月，三一总裁向文波在新浪微博发帖抱怨国有企业，还说有的人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
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微博予以反击，说向文波恬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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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僵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樊殿华
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最勤奋、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这群人，最早被集体带入一个危险的僵局。
经商30年来，55岁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无路”。
胡是森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温州乐清市政协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对于这家成立20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的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它已经苦苦捱过8个月，但依然只是一具“僵尸”——从2012年9月起，因资金吃紧，森泰的生产规模缩减至平时的1/3，刨除所有成本后，剩下的钱远远不够支付银行利息。贷款展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森泰地处温州乐清柳市镇，这里是中国的电器之都，也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承载着温州模式最令人骄傲的过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在温州各县市区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这里却似乎成为中国最焦灼的地区。
“僵尸企业数不胜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乐清小型企业协会副会长叶强则估计，“六成以上企业现在面临困境，三成企业资不抵债”。
乐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温州，龙湾区、瓯海区、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之下，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危局——它们的生产仅仅是在“为能还上银行利息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这里，有全中国最勤奋的一群人——几十年来，大部分温州人都保持着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习惯，不管多大的 老板，都鲜有例外；温州人也几乎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一群人——过去这些年，市场上的机会，大多都由温州人首先大规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积累之后，温州也 从不缺钱——早在数年前，温州游资就曾博得千亿之名。
那么，为什么温州会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僵尸”
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岁的铜加工厂老板叶健强还是骄傲的行业商会首领、当地政府经济形势会议的座上宾，如今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他的企业在距离乐清几十公里的温州龙湾区，如今也成了“僵尸”。受地产调控影响，铜业经营惨淡，但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必须支出，叶的厂子2012年亏损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亏掉400多万，赚的钱全部用于支付每月170万的贷款利息。
尽管如此，为了维持银行贷款，企业仍需表现出正常运转的姿态。本来夜间电费便宜，工厂夜间开工。但银行最近经常来检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实这么做是打肿脸充胖子，已经瘦得不行了，还要把脸打胖。”他说。
为了稳定人心，从正月十五开始，叶健强每天住在厂里。“一天不到厂里，或者在外面出差几天，都人心惶惶。”从2011年开始，叶健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
调任乐清市经信局副局长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为企业家风光体面，五个月后却印象大变，“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举步维艰”。
事实上，温州的“高档消费场所”早已门庭冷落。温州街头，过去随处可见的豪车劳斯莱斯和宾利也已难觅踪迹。在乐清，一家虫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虫草店周围的奢侈品商店已陆续关张。
一些高档楼盘价格甚至腰斩，高档住宅开发商方大山从不同银行办出几张额度十几万的信用卡用来透支，再找人担保从农村合作银行贷出50万，来回腾挪才能解决基本开销。用光了，就再想办法从农合银行贷一笔。
仿佛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紧绷的资金链条在转。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接触的数十位企业家，每天的核心问题，大多是怎么还上这个月的贷款。
大多数人还在勉力支撑，叶健强就是其中一个。
“肯定要破产。”叶健强语气中带着些悲壮，“但眼下要撑着，倒下来有些企业不同意，我想让身后一大批人用时间换空间，换出来后，我死掉，他们能撑住。”
现在，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见银行，信心满满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来；见债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认真的没钱。“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房产泡沫破灭对温州经济影响巨大。 （CFP/图）
当中坚企业踏入“连环地雷阵”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
危机像咒语般笼罩在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企业老板和银行行长的饭局上，几乎没听到与危机无关的话题。
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业一起捆成僵尸的，正是他们深深倚赖的互保链。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2004年左右开始，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民间信用也非常发达的浙江，互保成为一种普遍的新贷款方式。
而2009年实行救市政策后，银行一级级压下来大量放贷，又往越烧越旺的火堆里添了无数柴火。中国企业在资金使用上八个盖子盖十口锅是普遍现象，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温州人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温州的担保网尤为密集，极少有企业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这样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业温州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蔓延，三家互保企业凑出1亿元借给华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资4650 万。不料，两个月后中国银行向森泰收贷两千多万，随后另一家互保企业要求停止担保，其后民生银行、交通银行要求泰森追加股东个人资产担保。
2013年2月，森泰开始欠息。到递交破产申请时，估算资产4亿多，贷款5.9亿，缺口近2亿。
两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为赌博，或者投资激进，才出了问题。此后，跑路潮逐渐平息，外界以为温州已经平静，谁知风险其实却在悄悄积聚，通过互保圈隐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业倒下，我们还能应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业出问题，我们就很吃力了。”叶健强说。
叶健强的厂子的银行贷款七成都为互保而来。和他一起联保的企业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计今年还会倒三家”。这些互保企业涉及铜业、皮革、食品机械几个行业。“在我这个圈子里，最终剩下的企业最多20%。”他说。
而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天天忙于开会。到任五个月，他先后召开一百多次银企协调会，有时候一天四次会议。“一个企业协调好，下一个又来了。”
在乐清，政府成立了“帮扶组”，由政府出面专门帮助协调银企及互保单位关系。有资格加入的大多是销售额过亿甚至接近十亿的明星企业。
森泰是名单上的第17家。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材料显示，先期16家企业，涉及电器、金属加工、船舶、塑料制造等多个行业，也包括柳市历史最久的电器厂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精益电器，以及曾打赢五场美国知识产权官司名噪一时的通领科技。
如今，这份名单还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单位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就已于2013年5月初申请成立帮扶组。华通集团规模位列当地电器企业排名前五，集团下属十多家成员企业。
华通董事长李成文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华通在银行贷款7个亿，此外并无民间借贷。受森泰逾期影响，华通已被所有银行密切关注。各家银行提出，一旦授信 到期，将压贷5%-10%，涉及金额约为3500万-7000万。与此同时，因为华通“不再安全”，它与其互保企业都需要寻找新的担保人，而在当下这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
华通身后有六家互保企业，而这些互保企业背后又将是难以穷尽的层层担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资质良好、经营相对稳健的中坚企业。这意味着，危机将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范围内的健康企业传导。
在乐清，在温州，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在饭局或私下场合听到各种交叉印证的传言——“××企业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
连环地雷引爆的后果是，温州从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城市，摇身变成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2012年6月，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月上升，高达2.69%，创十年来新高。当时温州金融办曾表示，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见顶。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着每一个信号走到极致
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
踏入互保的连环地雷阵，只是温州这些年遭遇的问题之一。这群灵敏的人，是最先跟随市场信号灯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问题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温州人就开始南征北战。这个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国家也几乎没有投资。为了生存，温州人弹棉花、理发、打棺材，什么都干。
“人家不愿意干的行业，温州人干，靠的是勤奋和吃苦耐劳。”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回忆。
1970年代初，市场经济萌芽，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开始贩卖各种小东西，比如，塑料花、螺丝、电圈。渐渐地，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温州出现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产这些东西，再由遍布全国的老乡网络卖出去。
温州人的灵活，一个细节可资佐证：当时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对长途运送养蜂箱提供优惠。温州小商贩们就利用养蜂箱夹带紧俏物资，甚至出现了“养蜂部落”。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到来，温州人如鱼得水，迅速学会倒买倒卖，也迅速学会借改革开放“挖社会主义墙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温州蔚然成风。很多老板都记得，1980年代，邻里乡亲们走私手表、汽车、录音机，直到1988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与此同时，温州人也从后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后，新华、求精、精益开关厂陆续开办。起初，他们对质量并没有概念，假冒伪劣一起上，只要赚钱就 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烧掉五千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才在温州敲响警钟，开始有温州人在意起质量和品 牌。
而这个背负原罪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来黄金十年，因为他们集体发现了肥美的出口市场。
1992年开始，温州人开始租个民房，雇十几个人，帮外国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厂一年出口额能达到一千多万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睁开就跑到厂里，晚上9点钟回家，中午没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几”。
那时的低压电器行业也利润丰厚，净利润10%，高的能接近20%。
在这样的刺激下，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在市场上，温州人最大的对手就是温州人自己——这样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价格战。
支撑着温州商品以低廉而闻名的，是这个“大工厂”的隐秘一面：成千上万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农民工，和被废水废气污染的江河土地。
转轨进程中的中国，并没有完善的法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执行这些法规。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温州人，将每一寸优势都发挥到极致，没有底线的价格战以难以想象的惨烈程度进行。
虽然国内并未遇到约束，但出口市场那一端的人却抗议了。2003年左右，国际市场上多次发生贸易冲突，最先走出去的温州人，首当其冲，2004年西班牙人焚烧温州鞋的恶性事件就是标志。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乐清市天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义跟当地不少企业打过交道，发现很多企业“从2004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赚钱”。事实上，经济数据已显露衰退征兆。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这让许多当地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2004年，温州人王绍基——也是西班牙中国商会执行主席——就曾通过南方周末记者呼吁，“凡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人，现在应该赶快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是温州人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温州人现在有资本和产品的后盾，温州企业家有责任为中 国塑造国际品牌。”
“失去的十年”
虚幻的投资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温州错过了机会。
因为，几乎就在传统制造业颓势渐现的同时，中国经济为嗅觉敏锐的温州商人开辟了另一条通路。
20世纪末，中国拉开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已经积累不少资本的温州人迅速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温州市区房价从每平米2000元，快速飙升到7000元以上，甚至一度“无房可炒”。
三年后的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创下“3天买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砸向上海楼市”的战绩。随后温州炒房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据估算，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
在此后的十年间，对微利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渐渐丧失兴趣的温州资本，伴随着中国经济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左冲右撞般追逐着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
2002年，煤矿。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涌入山西。据估计，山西60%左右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尽管2005年后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温州人发现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仍有利可图，于是依然抱团杀入。
2003年，棉花。全国棉价上涨，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同年全国普遍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进入重庆、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带。
2005年后，各种矿产投资。
2006年商品期货走牛，温州资本开始伸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油井。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目的只有一个——盈利，随着一轮轮倒手，更巨量的财富更轻松地在聚集，比起又脏又累、利润日薄的制造业来，资本游戏无疑更具吸引力。虚幻的财富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十年间，温州人日益沉迷这个投资游戏。
“温州资本之所以会去投机，其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还有某种制度的缺失。”周德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缺失体现在缺少防止温州资本非理性扰动市场秩序的手段，也缺乏引导温州资本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
直到2009年前后，山西民营煤矿被收编、迪拜楼市跳水，几乎顺风顺水的温州资本铩羽而归。
温州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大量在外资本开始回流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每月增加均达到100亿元以上。2010年 5月，温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5693.21亿元，这个数据的大幅增加就发生在过去两年中，2007年同期数据仅为3071.06亿元。
蓦然回首，温州就在这样的资本追逐之中，失去了十年。
当金融海啸突然发生，许多人的资本链猛然绷紧甚至绷断，让温州人至今心有余悸。一些人开始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实业上——事实上，在温州，精明的老板们通常都是脚踩两只船，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这个“融资平台”。
走进了死胡同
在疯狂楼市和宽松资金的双重刺激下，无数温州人冲进这个市场，但很快撞得头破血流。
2009年，一个看上去更大的机会来了。
当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全线飘红，加之信贷超级宽松，许多温州人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房地产开发的滚滚热潮中。
这时候，钱多得仿佛到处都是，以至于很多人也做起了资金生意——“炒钱”。
很少有人能抵挡“贷款的诱惑”，“脾气不好、跟银行都不大来往”的胡志明在拒掉了几笔送上门的贷款之后，想法渐渐转变：既然森泰的主营业务低压电器利润率只有3%-5%，不如贷款开发新产品，再做些房地产投资，可以提高些利润。
2009年下半年，胡志明买下乐清经济开发区的22亩土地，想扩大产能做漆包线。作为低压电器的关键原材料，漆包线在乐清本地的市场约摸有150亿规模，却只有一家能生产部分产品，大部分都要从外地进原材料。
胡志明认为这是个“很保险的投资”，2012年4月新厂正式投产，前后投资1.2亿。与此同时，经朋友介绍，胡在绍兴柯桥和乐清本地投了两个房地产项目，斥资1.4亿。
为此，胡从银行贷了1.2亿，其余的一亿多投资从民间筹措，月息两分七八。他当时计划着，“房地产两年内一定能收回成本，赚过来可以把线缆厂的投资弥补掉”。
这几乎是温州老板们典型的贷款用途：买地、换设备、投资房地产或者买矿。但是，没有银行真正在意这些钱的用途。
对于正争相放贷的银行来说，贷款用途审查不过走走过场。胡志明记得，为了符合“规定”，那时候银行甚至会主动“指导企业制作财务报表”。
地产商方大山获得的贷款，更是“灰色”。当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受限，方的1.35亿元贷款以一家光伏企业的名义从华夏银行贷出，房开公司则将旗下评估价值4个亿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同时支付给这家平台公司3%-5%的利息。
刚开始的几笔贷款都以承兑汇票形式发放。承兑汇票原本是贸易活动中的一种支付方式，因不受银行表内监管，因此在这轮放贷狂潮中变异成一种融资工具。 操作中通常需要设置一个有贸易背景的交易对手。“我们都不用管，只需要丢一个平台公司给他，银行会教我们怎么做。”方大山说，“这是银行违规，但都是这么 做的。”
当时全国上下房地产市场正热气升腾，而温州的地产业则几近疯狂。2009年年后，方大山和五个企业老板成立的房开公司，以当时的最高楼面价拍下温州 中心城区鹿城区的一块地块。若不计利息成本，只算上土地、建安成本和税收，每平米的成本价达到3.8万。“当时这个楼盘房价卖5.5万，一点问题都没 有。”方说。
擅长短线投资的温州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新国十条出台，楼市成交量迅速缩水。
噩梦降临。地产调控持续收紧，房地产销售遭受打压，资金回笼受阻。温州的土地价到2010年下半年达到最高，其后形势急转直下。2011年下半年随 着民间借贷市场崩盘，地价“像雪山崩塌一样”。到2012年，温州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下跌24%，土地平均楼面地价也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直到四年后，胡志明的两个地产项目仍未完工，他不得不把项目抵给了民间债权人，利息一直滚到房地产项目清盘，金额接近2亿。
而方的楼盘盖到四层，就已经弹尽粮绝。那家帮他们从银行贷款的光伏企业已经死了，银行为了减少坏账，同意让平台公司继续签字续贷，并计划再追加500万贷款用于偿还贷款利息，但对方大山来说，这意味着将在债务泥潭里越滚越深。
事实上，2010年起的新增银行贷款，几乎全部被企业主用于归还2009年激增债务产生的银行和民间利息。
“温州的企业老板2009年后所有投资几乎都是失败的，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一位“温二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确定的路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事实上，温州资本热衷投资房地产，除了资本逐利性之外，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在转型升级的主路上，他们更为艰难。
以温州打火机行业为例，高峰时期四百多家，2011年只有一百多家仍在勉力维持。制鞋业最多时三千多家，经过调整，也只剩下一千多家。退出行业的打火机企业难寻出路，改行担保公司，做起了放高利贷的“老高”。
光景不好，胡志明也想着开发新产品，希望能打破持续微利的僵局，但人才难找，一个新产品研发要三年，而且成功率也低。
更让他沮丧的是，自己前期投资开发的新产品经常“在帮别人做嫁衣”。产品刚上市，外面已经开始模仿，“一窝蜂地上，而且拿掉一些功能，卖得更便宜”。
模仿和山寨最初帮温州人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但也成了一块绊脚石。“这些民营企业已经习惯做‘低小散’，”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谢浩说，“现在该政府推动的时候没有推动。”
与此同时，而温州本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不久前，叶健强所在的商会出面，跟政府协调，希望帮三十多家“发展非常好”的小企业拿地。“结果不太乐观，指标没有可能。”
2004年，温商程东平响应温州政府号召，引资5000万回温州办厂，定位高科技，走差异化道路。十年后，程东平却决定离开。他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多有抱怨，“这个地方让我太伤心了”。
外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温州企业继续转型升级的方式。
瑞安海力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钟振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企业主打新能源，外地政府纷纷表现出十足的诚意，免费给地，还给资金支持——比如有些地方税收优惠，而买一台100万进口设备政府补贴30万。
“这在温州都是不可能的。”钟说，“我在瑞安买10亩地的钱，在外地可以买一个村。”
2002年起，温州企业陆续西进。据统计，外迁企业中，有较大知名度的企业就有一千多家。
可是，即使搬离温州，温州人面对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健强、方大山、程东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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