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有一种不同往年的平静。一方面是没有特别值得媒体渲染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和新的领导班子非常之低调。这种平静后面有什么特
殊原因吗？我想恐怕是因为今年是甲午，而这个甲午有可能像1894那个甲午一样，成为大战之年，或者，是一个可能发生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之年。我
认为，正是这种甲午可能出大事的心理，给这个春节带来了不寻常的平静。
这种想法不禁让我到网上查找一下，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春节，中国的精英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今天的感觉呢？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正是在那年春节，孙中山回乡写下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
今天读孙中山的”上书”还是颇有趣味的。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
流，次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
的见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李鸿章并没有像《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私下召见孙中山，而是没有理睬他。直到十六年后”拳匪”之乱，知
道大清难保的李鸿章才有过与孙中山合作的想法。但那时，孙中山却犹豫了，并最终打消了与李鸿章联手的念头。
120年之后，读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最大感慨，不是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中国改不了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百余年间，中国有过两场大革命，
当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如今则被尊为国父或英雄，但我们都知道，如今当局其实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都把孙中山这样的人视为危险的谋反者。又逢甲午，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这种宿命般的轮回。
研究清末历史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怎么有效，真正搞垮大清的，是清末当权者自己。最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甲午之战中国
遭到灾难性失败。这种观点初听让人感觉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甲午战败，究竟错在哪里？是一开始就不该贸然去打，因为完全没有胜算，还是说
中国并非没有打赢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到了这个层面，中国的史家们就莫衷一是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之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团结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即便是当年主和派胜出，或主动开展且一时占据上风，大清最终都逃不
掉丧权辱国的结果。《环球时报》1月2号的社评不挑战这个基本逻辑，但认为现在中国国运发生了变化，中日实力彼消吾长，所以此甲午非彼甲午，中国将以非传
统的方式，”战胜日本”。
真的是这样吗？日本现在确实没有能力也不敢再想征服中国，但中国的腐败和不团结问题还在，也不会因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就消失，所谓”战胜日本”，不知从何说起。
以国土之广，人口之众，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难题从来不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来自中国人不能善待中国人。中国的政治因此而难以开放，中国人的政治互信也难以建立。这个问题若不能突破，中国的所谓”国运”维持不了多久。
问题的主要方面当然首先在当权的一方，虽然这并不等于在野一方就没有问题。甲午年的到来，是对中国精英的一个提示，历史将对中国人进行新一轮的考验，看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场考验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就是香港。在这个甲午年，香港将决定2017的普选方案。
从目前的状况看，没有任何令人乐观的迹象。当权一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反对派打成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爱国者。这样一种策略，从一开始就封闭了通往理性与包容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治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一就是逼反对派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就像当年孙中山那样。按照今天当局的标
准，孙中山完全够得上卖国贼，但当局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另外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当权者迟早要犯所谓”颠覆性”错误。因为”颠覆性错误”，不是决策者
考虑不周的结果，而是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格局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不出错的决策者，但缺少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不仅令决策者更容易出错，而且迫使决
策者一条道走到黑。
文章来源: http://goo.gl/Y7QzRg
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草榴社区：详尽讲述爆燃事件和自爆中石化行业情况
首先，以一名事故直接责任公司员工给大家说明实际情况，不推卸责任，不歪曲事实。黄岛油库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分处，主要负责原油储备，发生爆燃的不是
媒体谣传的，也不是CCTV早期所谓的黄维输油管线，更不存在什么今年8月13亿投产之类的，而是1986年投产的东黄复线，使用27年了。
东黄复线于1986年7月建成投产，原设计管道起自山东省东营市，途径广饶县、寿光市、潍坊市、昌邑市、高密市、胶州市，终到青岛市黄岛区黄岛油库，管线长度248.5公里，设计最大输油量为每年1000万吨。
该管道投入使用时黄岛还是一片荒芜，作为正规央企，征地手续肯定齐全，随着黄岛的发展，慢慢的土地价值提高，不可避免的出现违规占压管道的情况，面对这种 情况，企业没有执法权，在地方的发展上又没有话语权，只能不断上报无果，线路改造费用巨大，又涉及城市规划，一般都会石沉大海。笔者曾亲自将管道占压情况 调查报告上交地方县政府相关部门，或被忽略，或被拒之门外，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感觉每次都很深刻。其实类似的隐患不仅如此，我们公司每年在山东境内因打孔盗 油行为就会损失几个亿，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只能每年花费巨额托付地方执法部门，一般都收效甚微。
11月26日,公司全部领导在黄岛召开视频会议,通报情况,通告目前被控制7人中包括潍坊输油处书记和处长.
11月27日,公司两位局长被停职.
11月28日,全公司所有员工集体默哀.
其实黄岛这样的事情很好理解，隐患一直存在，不到爆发没人在意，这也是国人的性格特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事情关己后悔不及。政府知道地下有管道依旧大 拆大建，公司知道管道有风险却无法整改，不出事情就可以一直保持着微妙脆弱的平衡，但是一个火星，打断了平衡，引爆了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
目前我所了解的事情经过是:
2点40分发现黄岛油库出库1公里处漏油点，约有两个巴掌大。客观讲，这不算大事情，有完善的预案机制，有专业的抢维修队伍，有丰富的施工经验，每年都会 有多次，按部就班处理就是，但是这次，应该没意识到管网所处位置复杂性，不了解当地市政管网分布情况，导致没有提高足够重视。
3点15分，黄岛油库关闸停油，约1000平方米路面原油污染。黄岛值班人员向110报警，启动自行处置程序。
5点20分，潍坊输油处邢玉庆处长到达现场，青岛输油站长已经在指挥，应急预案已经启动，抢维修人员按部就班进行处置，漏油顺着排污暗渠流向出海口。
6点海面出现原油，黄岛油库人员、地方安监和环保部门人员已在现场处理，事态可控。
7点黄岛人员按照预案在入海口设置两道围油栏，处理漏油。
8点30分，邢玉庆到达现场，请求公安110实施路禁。路面油污已清理干净，公司21人在现场施工。
10点10分，复查漏油点，现场作业停止，漏油处置结束。漏油从地下排污暗渠流走。损坏管道需更换，需要报告上级。
10点20分，发生爆炸,，第一爆炸点离海边排污口只有几百米，十几秒之后，海边排污口出现明火，事态升级。
10点23分，邢玉庆给输油处处长打电话报警，随后报警110。
11点公司党委书记，正副局长全部奔赴现场。
15点39分中石化工作组调查事故原因处理危机。
17点41分中石化驻鲁企业全力参与救援。查明35人死亡，166人受伤。
19点21分傅成玉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一级响应启动抢险救援。
20点33分，傅成玉代表中石化向全国人民致歉。先道歉，先抢险，后等待调查原因。
21点50分中石化原油输送管道泄漏爆燃事故新闻发布会情况通报。
2013年11月24日下午，到山东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看望“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受伤 人员。
2013年11月25日10时，遇难人数为55人，失踪9人，受伤166人。
2013年11月25日晚警方已控制11•22东黄输油管线泄漏爆炸事故中石化相关人员7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员2人。其中7人中有公司潍坊输油处3位处长。
2013年11月27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宣布，鉴于管道储运公司党委书记田以民、管道储运分公司总经理钱建华在“11.22”事故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石化集团党组决定二人停职检查，并配合协助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再行处理。
2013年11月28日，中石化百万员工哀悼遇难者。
自从事件发生后，中石化所有单位奖金已经全部停发，各单位立即着手严查安全隐患，笔者从23号至今，每天参加排查、开会总结、整改落实。各单位严格要求员工严禁一切娱乐活动，严禁一起吃请活动，个别单位周六周日加班值守，丝毫不敢懈怠。
说说我们单位的基本情况吧，在这里也给大家辟个谣，信与不信，自己拿捏。
我是中石化下属局级输油单位一个分处的这几年新分大学生，已转正。
实际薪酬和福利待遇与民众眼中的看法相去甚远，以我为例，大学本科毕业，正式员工，转正两年了，扣除保险养老公积金，现在每月到手2700+，其中工资为 1400+，奖金为1300+，上月工资为2752元，这就是这个月所有的钱，每个月会有100元劳保，就是超市购物卡。每逢五一，十一，中秋，春节会发 点月饼、水果之类的东西，偶尔会有购物卡，不会多于500，完成工作指标年终会有兑现奖，以我为例去年是1.2W，今年不敢想了。像这次爆炸事故现场的一 线员工，工资会高一点，因为在外施工会有补助之类，但每月工资加奖金加补助也不会多于4K。那年中原油田员工罢工抗议工资低，多是一线员工，外界传说中石 化员工年均工资9W，实在无从考证，如果大家不信，那就去查查科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吧！老地方人对我们单位非常认可，据老员工讲，那是引文工资在九几年也是 现在这个数。值得欣慰的是，工作压力普遍很小，双休有年休假，平时有事跟部门主任说一声基本OK，对于我们新员工来说压力可能大一点，这是老员工的招数， 一方面减轻自身工作压力，另一方面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总之，在这种单位，富不着饿不死，为了父母孩子图个安稳。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双职工，生活可以很滋 润，奢靡生活就谈不上了。单位职工年龄偏老，近两年集中招聘大量高学历员工，像我这样的员工，升迁机会还是有的，我所理解的是，工作没有做完的，也不能做 的最好，需要做好的是人际关系，虽然觉得悲哀，但也没办法，就是这么个趋势。天天顶着个央企的大帽子，过着温水煮青蛙的日子，拿着卖白菜的工资，奔着渺茫 的升职机会，也没有太多怨言，有机会就抓住，没机会就活好当下，日子凑合过呗。面对社会的质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我们也基本不敢发声，年初傅成玉说中石 化员工工资低都被人民诟骂，何况我们了。我们平时自己戏谑，中国四大油排名，中海油、中石油、地沟油、中石化，聊以自慰。说大了是为了国家，说小了是为自 己的小家庭，都挺不容易的，爆炸现场施工人员基本年龄都是45+，上有老下有小。管道施工又大多在荒野地带，长年累月不在家，施工也难免会出点意外，生活 枯燥无味。唉不说了，想到哪说到哪，语无伦次，文采不好，贵在真实，大家笑笑看看吧，该去安全值班了。
受1024限制，本人新手不会发图，也没想学，有时候觉得做个看客挺好的，对于大家的质疑，在这里给大家集中回复下。
回复11楼：我觉得事情分两面看，事故要深查，责任要深究，正能量也要支持。该办的办，该改的改，错的去改，对的就要支持。
回复12L：既然原创了，就实话实说，自己选择的路，不丢人，也不怕光。
回复15L：可能有人麻木不仁，但是我开头说了，我只是陈述，没有麻木不仁，出现这样的事故，就算牲口也不会麻木的吧，好坏大家自己定夺。
回复17L：您所说的swpu我不懂，看来也不是您说的了。
回复18L：我想应该是什么行业都有苦的，也都有美得吧！至少我没觉得多苦。
回复22L：您所说的swpu我不懂，确实光环太大，至少和我们基层员工不相符。
回复24L：您说的有道理，确实如此。
回复25L：您说的很客观，我哥在中石化建设单位，在中东，一年20W确实能达到。待遇和省份、单位性质有区别。
回复27L：和单位性质有差别，但是不会很大，兑现应该会有，但是很少吧！
回复32L：是的，我所了解的中上层很爽。
回复35L：文笔好不敢当，大白话而已。
回复36L：我只是送报告的角色，我这级别肯定不能定夺，各部门通过、签字、盖章我跑腿，央企的这些程序很正规的，前面的陈述是真的，事件发生过程都一样，加上自己的了解写出来的，介绍基本情况是因为我是事故单位的员工，只是想和大家分享，有错么？
回复39L：玩游戏开销和工资有关系，但未必是必然关系。我是中石化，和中石油是没法比的。不会发图，我就把这季度某月的工资详情发出来：月度 奖：1300，基本薪酬：2507，通讯补贴：150，其他补贴：119，养老：417.2，个人医疗：104.28，个人失业：52.14，个人公积金 462，个人年金：109，实发合计：2621.46元。
我没有说我不满足这样的生活啊，我也没对福利麻木，我说了欣慰的是福利还可以，薪水砍掉2/3绝对没法活了，至少房贷还不了。
另外，我开篇就说，我只是陈述，我没有那级别，也没有权利推脱，您可以相信看下我的描述，我们是先报警后启动内部预案，每年漏油不是清淡描写，每次漏油也是我们一线员工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谁也不想出现险情啊！
跟你强调三点，第一，出现错误我们在第一时间承认，哪怕没调查处具体是谁的责任我们也先道歉。
第二，我们歉意悔意很深，也许默哀算不了什么，但是走的很多人也是我身边的人，身边好多员工对年终兑现奖停发表示理解，情愿捐给死去者的家人。
第三，我只是在陈述，请你不要张口骂人。
回复46L：我没觉得差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实在没有传说的那么牛。
回复54L：炼化企业相比我们稍高，但我们单位确实是这个情况。
回复65L:对不起，我不是什么SWPU毕业生。
回复66L：我是以一个普通员工去看待的，毕竟还是普通员工占多数，处级以上，那是相当有滋有味。
回复71L：我可以确定的说，我们单位员工数目没有瞒报，但是市民人数我没有证据。
回复73L：顶着光环挨着骂，拿着呵呵的工资，干着屁颠的活。
回复110L：高管不如高管，企业终究拧不过政府。
文章来源: http://goo.gl/xyJ6YJ
东黄复线于1986年7月建成投产，原设计管道起自山东省东营市，途径广饶县、寿光市、潍坊市、昌邑市、高密市、胶州市，终到青岛市黄岛区黄岛油库，管线长度248.5公里，设计最大输油量为每年1000万吨。
该管道投入使用时黄岛还是一片荒芜，作为正规央企，征地手续肯定齐全，随着黄岛的发展，慢慢的土地价值提高，不可避免的出现违规占压管道的情况，面对这种 情况，企业没有执法权，在地方的发展上又没有话语权，只能不断上报无果，线路改造费用巨大，又涉及城市规划，一般都会石沉大海。笔者曾亲自将管道占压情况 调查报告上交地方县政府相关部门，或被忽略，或被拒之门外，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感觉每次都很深刻。其实类似的隐患不仅如此，我们公司每年在山东境内因打孔盗 油行为就会损失几个亿，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只能每年花费巨额托付地方执法部门，一般都收效甚微。
11月26日,公司全部领导在黄岛召开视频会议,通报情况,通告目前被控制7人中包括潍坊输油处书记和处长.
11月27日,公司两位局长被停职.
11月28日,全公司所有员工集体默哀.
其实黄岛这样的事情很好理解，隐患一直存在，不到爆发没人在意，这也是国人的性格特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事情关己后悔不及。政府知道地下有管道依旧大 拆大建，公司知道管道有风险却无法整改，不出事情就可以一直保持着微妙脆弱的平衡，但是一个火星，打断了平衡，引爆了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
目前我所了解的事情经过是:
2点40分发现黄岛油库出库1公里处漏油点，约有两个巴掌大。客观讲，这不算大事情，有完善的预案机制，有专业的抢维修队伍，有丰富的施工经验，每年都会 有多次，按部就班处理就是，但是这次，应该没意识到管网所处位置复杂性，不了解当地市政管网分布情况，导致没有提高足够重视。
3点15分，黄岛油库关闸停油，约1000平方米路面原油污染。黄岛值班人员向110报警，启动自行处置程序。
5点20分，潍坊输油处邢玉庆处长到达现场，青岛输油站长已经在指挥，应急预案已经启动，抢维修人员按部就班进行处置，漏油顺着排污暗渠流向出海口。
6点海面出现原油，黄岛油库人员、地方安监和环保部门人员已在现场处理，事态可控。
7点黄岛人员按照预案在入海口设置两道围油栏，处理漏油。
8点30分，邢玉庆到达现场，请求公安110实施路禁。路面油污已清理干净，公司21人在现场施工。
10点10分，复查漏油点，现场作业停止，漏油处置结束。漏油从地下排污暗渠流走。损坏管道需更换，需要报告上级。
10点20分，发生爆炸,，第一爆炸点离海边排污口只有几百米，十几秒之后，海边排污口出现明火，事态升级。
10点23分，邢玉庆给输油处处长打电话报警，随后报警110。
11点公司党委书记，正副局长全部奔赴现场。
15点39分中石化工作组调查事故原因处理危机。
17点41分中石化驻鲁企业全力参与救援。查明35人死亡，166人受伤。
19点21分傅成玉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一级响应启动抢险救援。
20点33分，傅成玉代表中石化向全国人民致歉。先道歉，先抢险，后等待调查原因。
21点50分中石化原油输送管道泄漏爆燃事故新闻发布会情况通报。
2013年11月24日下午，到山东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看望“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受伤 人员。
2013年11月25日10时，遇难人数为55人，失踪9人，受伤166人。
2013年11月25日晚警方已控制11•22东黄输油管线泄漏爆炸事故中石化相关人员7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员2人。其中7人中有公司潍坊输油处3位处长。
2013年11月27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宣布，鉴于管道储运公司党委书记田以民、管道储运分公司总经理钱建华在“11.22”事故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石化集团党组决定二人停职检查，并配合协助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再行处理。
2013年11月28日，中石化百万员工哀悼遇难者。
自从事件发生后，中石化所有单位奖金已经全部停发，各单位立即着手严查安全隐患，笔者从23号至今，每天参加排查、开会总结、整改落实。各单位严格要求员工严禁一切娱乐活动，严禁一起吃请活动，个别单位周六周日加班值守，丝毫不敢懈怠。
说说我们单位的基本情况吧，在这里也给大家辟个谣，信与不信，自己拿捏。
我是中石化下属局级输油单位一个分处的这几年新分大学生，已转正。
实际薪酬和福利待遇与民众眼中的看法相去甚远，以我为例，大学本科毕业，正式员工，转正两年了，扣除保险养老公积金，现在每月到手2700+，其中工资为 1400+，奖金为1300+，上月工资为2752元，这就是这个月所有的钱，每个月会有100元劳保，就是超市购物卡。每逢五一，十一，中秋，春节会发 点月饼、水果之类的东西，偶尔会有购物卡，不会多于500，完成工作指标年终会有兑现奖，以我为例去年是1.2W，今年不敢想了。像这次爆炸事故现场的一 线员工，工资会高一点，因为在外施工会有补助之类，但每月工资加奖金加补助也不会多于4K。那年中原油田员工罢工抗议工资低，多是一线员工，外界传说中石 化员工年均工资9W，实在无从考证，如果大家不信，那就去查查科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吧！老地方人对我们单位非常认可，据老员工讲，那是引文工资在九几年也是 现在这个数。值得欣慰的是，工作压力普遍很小，双休有年休假，平时有事跟部门主任说一声基本OK，对于我们新员工来说压力可能大一点，这是老员工的招数， 一方面减轻自身工作压力，另一方面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总之，在这种单位，富不着饿不死，为了父母孩子图个安稳。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双职工，生活可以很滋 润，奢靡生活就谈不上了。单位职工年龄偏老，近两年集中招聘大量高学历员工，像我这样的员工，升迁机会还是有的，我所理解的是，工作没有做完的，也不能做 的最好，需要做好的是人际关系，虽然觉得悲哀，但也没办法，就是这么个趋势。天天顶着个央企的大帽子，过着温水煮青蛙的日子，拿着卖白菜的工资，奔着渺茫 的升职机会，也没有太多怨言，有机会就抓住，没机会就活好当下，日子凑合过呗。面对社会的质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我们也基本不敢发声，年初傅成玉说中石 化员工工资低都被人民诟骂，何况我们了。我们平时自己戏谑，中国四大油排名，中海油、中石油、地沟油、中石化，聊以自慰。说大了是为了国家，说小了是为自 己的小家庭，都挺不容易的，爆炸现场施工人员基本年龄都是45+，上有老下有小。管道施工又大多在荒野地带，长年累月不在家，施工也难免会出点意外，生活 枯燥无味。唉不说了，想到哪说到哪，语无伦次，文采不好，贵在真实，大家笑笑看看吧，该去安全值班了。
受1024限制，本人新手不会发图，也没想学，有时候觉得做个看客挺好的，对于大家的质疑，在这里给大家集中回复下。
回复11楼：我觉得事情分两面看，事故要深查，责任要深究，正能量也要支持。该办的办，该改的改，错的去改，对的就要支持。
回复12L：既然原创了，就实话实说，自己选择的路，不丢人，也不怕光。
回复15L：可能有人麻木不仁，但是我开头说了，我只是陈述，没有麻木不仁，出现这样的事故，就算牲口也不会麻木的吧，好坏大家自己定夺。
回复17L：您所说的swpu我不懂，看来也不是您说的了。
回复18L：我想应该是什么行业都有苦的，也都有美得吧！至少我没觉得多苦。
回复22L：您所说的swpu我不懂，确实光环太大，至少和我们基层员工不相符。
回复24L：您说的有道理，确实如此。
回复25L：您说的很客观，我哥在中石化建设单位，在中东，一年20W确实能达到。待遇和省份、单位性质有区别。
回复27L：和单位性质有差别，但是不会很大，兑现应该会有，但是很少吧！
回复32L：是的，我所了解的中上层很爽。
回复35L：文笔好不敢当，大白话而已。
回复36L：我只是送报告的角色，我这级别肯定不能定夺，各部门通过、签字、盖章我跑腿，央企的这些程序很正规的，前面的陈述是真的，事件发生过程都一样，加上自己的了解写出来的，介绍基本情况是因为我是事故单位的员工，只是想和大家分享，有错么？
回复39L：玩游戏开销和工资有关系，但未必是必然关系。我是中石化，和中石油是没法比的。不会发图，我就把这季度某月的工资详情发出来：月度 奖：1300，基本薪酬：2507，通讯补贴：150，其他补贴：119，养老：417.2，个人医疗：104.28，个人失业：52.14，个人公积金 462，个人年金：109，实发合计：2621.46元。
我没有说我不满足这样的生活啊，我也没对福利麻木，我说了欣慰的是福利还可以，薪水砍掉2/3绝对没法活了，至少房贷还不了。
另外，我开篇就说，我只是陈述，我没有那级别，也没有权利推脱，您可以相信看下我的描述，我们是先报警后启动内部预案，每年漏油不是清淡描写，每次漏油也是我们一线员工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谁也不想出现险情啊！
跟你强调三点，第一，出现错误我们在第一时间承认，哪怕没调查处具体是谁的责任我们也先道歉。
第二，我们歉意悔意很深，也许默哀算不了什么，但是走的很多人也是我身边的人，身边好多员工对年终兑现奖停发表示理解，情愿捐给死去者的家人。
第三，我只是在陈述，请你不要张口骂人。
回复46L：我没觉得差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实在没有传说的那么牛。
回复54L：炼化企业相比我们稍高，但我们单位确实是这个情况。
回复65L:对不起，我不是什么SWPU毕业生。
回复66L：我是以一个普通员工去看待的，毕竟还是普通员工占多数，处级以上，那是相当有滋有味。
回复71L：我可以确定的说，我们单位员工数目没有瞒报，但是市民人数我没有证据。
回复73L：顶着光环挨着骂，拿着呵呵的工资，干着屁颠的活。
回复110L：高管不如高管，企业终究拧不过政府。
文章来源: http://goo.gl/xyJ6YJ
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三中全会“决定”如何诞生
三中全会计划于今日闭幕，中国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即将揭晓。回顾以往历次三中全会，一般都会审议通过一份“决定”。今年这份《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是如何出炉的呢？北青报援引亲历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专家详解“决定”诞生过程。
起草小组如何组成？
中央领导挂帅 兼顾地方负责人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自金代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经济学家高尚全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新华社披露的内容看，每次三中全会决定文件都经历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用时半年。而第一步，就是成立起草小组。小组通常在全会召开当年的春天成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工作。
起草小组的负责人通常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挂帅”。
高尚全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起草组是2003年4月18日成立的。当时正是防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组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副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温家宝曾担任过多次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199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就曾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
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的起草成员为例。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回忆，小组成员共25人，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等人。
“据我所知，地方领导同志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这是第一次。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许多次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领导同志参加。” 王梦奎说。
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小组成员中有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专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所以起草组成员有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安徽和吉林两个农业大省的负责同志，以及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
起草工作怎么展开？
分解任务 难点反复讨论
起草小组成立后，通常会初步确定文件的框架，包括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大致有多少条。大框架打好后，实行“任务分解”，把小组再分成若干“小小组”，由每个“小小组”负责某个部分具体内容的拟订。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为例。王梦奎曾撰文称，初步定的框架是分为十大部分、53条，后来归纳合并为50条。高尚全说，他当时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以及张卓元教授组成一个“小小组”，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 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决议文件的讨论会上，高尚全获邀列席。为了争取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鼓足勇气发了言，一口气说了五条理由，说明确立劳 动力市场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当时会上没有对此进行继续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发言后的第二天，他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我有点内疚，我说自己昨天不该在常委会上发言。但是我当时有个冲 动，如果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可能就出不来了。”高尚全记得，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
后来，温家宝把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江泽民，江泽民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劳动力市场”最终写入了决议。
高层领导如何参与其中？
提出总体思路 赴各地进行调研
三中全会决定文件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通常，在每次决定起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会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等作出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也会多次根据文件的进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高尚全记得，在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时，当时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因此，在起草过程中，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遇到很大阻力，最初的提纲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据张卓元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个提纲后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 草班子。中央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定。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 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领导人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也逐渐成为一项惯例。
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前，胡锦涛分别在北京、广东、四川、天津、湖南、江西等地调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文件的形成作出贡献。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胡锦涛到河南、安徽等地考察，并前往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随后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据北青报记者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起草文件如何“集思广益？
51次座谈会 3000人参与讨论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并非“闭门造车”。
据新华社报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分成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走村入户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共召开51次座谈会，听取了86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进行数十次修改后，起草组先要把基本成稿的文件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根据常委会讨论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
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上作出修改后，就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会下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
据王梦奎记录，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在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时，共有3000多人参加讨论，起草组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建议2193条。
座谈会，是文件起草过程中另外一个吸收各方智慧的途径。
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当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
此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例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
起草文件如何修改？
数十次修改 全会闭幕当天仍会修改
根据公开披露的报道，三中全会决议文件通常要经过数十次修改，大到文件框架，小至遣词用字。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起草为例，起草小组在6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过9次全体会议、30次工作班子会议，正式修改41稿。
每次三中全会的决议文件都经过字斟句酌，不但在会前反复修改，在开会期间还会根据各方意见，甚至在全会闭幕当天还在做最后修改。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在10月11日到14日期间举行。全会安排了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10月11日晚，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连夜对决定稿作了24处修改。12日晚和13日下午，起草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对讨论稿作进一步修改。14日上 午，根据当天上午全会讨论情况，起草组对讨论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会上提出的意见涉及粮食生产、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不过一般来说没有“颠覆性”意见。
内存
决议文件什么特点？
长度一万余字 文字简练易懂
如果不算今天将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次三中全会，共产生了5个决议文件。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些文件的字数在1.2万到1.6万字之间，通常采取分为几大章、每部分下再设若干条的框架。
王梦奎曾介绍说，这样的构架便于剪除枝蔓，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也有利于避免起承转合所难以避免的虚话，突出每一条的“干货”。
文字简练是历次决议文件的一大特点。温家宝曾表示，起草决议文件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练，用平实的语言，让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得懂。
经济学家常修泽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他接到要求，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他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 交后，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专门约见了常修泽。
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形成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产权界定变为“归属清晰”，产权配置变为“权责明确”，产权保护变为“保护严格”，产权交易变为“流转顺畅”。
“这样的表述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常修泽说。
资料
那些年产生的三中全会“决定”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6万字。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50条，约1.6万字。
1998年 十五届三中全会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3万字。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二章42条，约1.2万字。
2008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六章，约1.5万字。
文章来源: http://goo.gl/WlbjDH
起草小组如何组成？
中央领导挂帅 兼顾地方负责人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自金代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经济学家高尚全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新华社披露的内容看，每次三中全会决定文件都经历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用时半年。而第一步，就是成立起草小组。小组通常在全会召开当年的春天成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工作。
起草小组的负责人通常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挂帅”。
高尚全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起草组是2003年4月18日成立的。当时正是防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组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副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温家宝曾担任过多次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199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就曾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
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的起草成员为例。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回忆，小组成员共25人，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等人。
“据我所知，地方领导同志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这是第一次。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许多次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领导同志参加。” 王梦奎说。
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小组成员中有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专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所以起草组成员有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安徽和吉林两个农业大省的负责同志，以及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
起草工作怎么展开？
分解任务 难点反复讨论
起草小组成立后，通常会初步确定文件的框架，包括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大致有多少条。大框架打好后，实行“任务分解”，把小组再分成若干“小小组”，由每个“小小组”负责某个部分具体内容的拟订。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为例。王梦奎曾撰文称，初步定的框架是分为十大部分、53条，后来归纳合并为50条。高尚全说，他当时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以及张卓元教授组成一个“小小组”，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 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决议文件的讨论会上，高尚全获邀列席。为了争取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鼓足勇气发了言，一口气说了五条理由，说明确立劳 动力市场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当时会上没有对此进行继续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发言后的第二天，他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我有点内疚，我说自己昨天不该在常委会上发言。但是我当时有个冲 动，如果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可能就出不来了。”高尚全记得，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
后来，温家宝把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江泽民，江泽民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劳动力市场”最终写入了决议。
高层领导如何参与其中？
提出总体思路 赴各地进行调研
三中全会决定文件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通常，在每次决定起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会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等作出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也会多次根据文件的进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高尚全记得，在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时，当时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因此，在起草过程中，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遇到很大阻力，最初的提纲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据张卓元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个提纲后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 草班子。中央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定。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 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领导人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也逐渐成为一项惯例。
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前，胡锦涛分别在北京、广东、四川、天津、湖南、江西等地调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文件的形成作出贡献。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胡锦涛到河南、安徽等地考察，并前往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随后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据北青报记者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起草文件如何“集思广益？
51次座谈会 3000人参与讨论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并非“闭门造车”。
据新华社报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分成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走村入户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共召开51次座谈会，听取了86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进行数十次修改后，起草组先要把基本成稿的文件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根据常委会讨论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
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上作出修改后，就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会下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
据王梦奎记录，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在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时，共有3000多人参加讨论，起草组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建议2193条。
座谈会，是文件起草过程中另外一个吸收各方智慧的途径。
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当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
此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例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
起草文件如何修改？
数十次修改 全会闭幕当天仍会修改
根据公开披露的报道，三中全会决议文件通常要经过数十次修改，大到文件框架，小至遣词用字。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起草为例，起草小组在6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过9次全体会议、30次工作班子会议，正式修改41稿。
每次三中全会的决议文件都经过字斟句酌，不但在会前反复修改，在开会期间还会根据各方意见，甚至在全会闭幕当天还在做最后修改。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在10月11日到14日期间举行。全会安排了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10月11日晚，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连夜对决定稿作了24处修改。12日晚和13日下午，起草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对讨论稿作进一步修改。14日上 午，根据当天上午全会讨论情况，起草组对讨论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会上提出的意见涉及粮食生产、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不过一般来说没有“颠覆性”意见。
内存
决议文件什么特点？
长度一万余字 文字简练易懂
如果不算今天将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次三中全会，共产生了5个决议文件。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些文件的字数在1.2万到1.6万字之间，通常采取分为几大章、每部分下再设若干条的框架。
王梦奎曾介绍说，这样的构架便于剪除枝蔓，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也有利于避免起承转合所难以避免的虚话，突出每一条的“干货”。
文字简练是历次决议文件的一大特点。温家宝曾表示，起草决议文件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练，用平实的语言，让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得懂。
经济学家常修泽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他接到要求，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他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 交后，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专门约见了常修泽。
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形成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产权界定变为“归属清晰”，产权配置变为“权责明确”，产权保护变为“保护严格”，产权交易变为“流转顺畅”。
“这样的表述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常修泽说。
资料
那些年产生的三中全会“决定”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6万字。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50条，约1.6万字。
1998年 十五届三中全会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3万字。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二章42条，约1.2万字。
2008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六章，约1.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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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
注：这是本人见过的关于土地财政论述最清晰的和最聪明的，而且这位体制内的聪明官员还开除了药方，本人认为是最靠谱的药方，这文章事实上论述了，房
地产不可能出现大跌，只能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慢
慢通过长期的滞涨，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将积压在房子里的资金缓缓流出去，然后等待财产税和直接税慢慢能够接手土地财政，转发各位。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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