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日本财务省发表了一份最新统计报告，宣布到2013年12月底为止，日本的国家债务已经超过1000万亿日元，达到1017.9459万亿日元。按照当前日本人口数计算，每位日本国民的负债总额达到了800万日元(约47万元人民币)。
悲剧还在于，财务省预计，到今年3月底，国家债务总额会攀升至1038.7万亿日元，新增债务21万亿日元。也就是说，日本国家债务规模已经是GDP(473万亿日元)的两倍多，需要用29年的国家税收才能将这一笔巨额债务还清。
在12日下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当多名议员质询首相安倍时，他拿兼任财务大臣的副首相麻生太郎以及金融大臣甘利明做挡箭牌，请他们答
辩。麻生倒是挺坦白，说这么巨大的债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时期起，为了扩大建设规模，政府开始发行国债，实施了
“寅吃卯粮”行动，几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债务。
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社会又陷入“老龄少子”化时代，市场严重萎缩，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减少。但是支出，尤其是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年年增加，已经达到33万亿日元。
日本金融大臣甘利明12日承认，按照目前的国家税收情况，还清这一笔巨额国债，不吃不喝，也至少需要29年。这就意味着，日本已经把今后29年的钱提前用完了。
在过去三年的民主党时代，日本采取了“紧缩银根，节约开支”的做法，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安倍上台后，实施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采取了“缓和
金融，扩大投资”的“花钱政策”。通过实施日元贬值、增加公共投资等手段，使得日本在过去一年中，股价上升了六成，九成以上的跨国公司实现了黑字经营，消
费市场重现了回升景象。但是，忙乎了一年，财政收入没有增加。因为企业赚的基本上都是“汇率差额利润”，而不是实业利润。因为日元贬值了近30%，也就意
味着日本跨国企业不好好干活，其账面利润也可以增加20%以上。
安倍在会上一直不愿意回答这些经济问题，因为经济不是他的强项。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射出后，最终箭头落地能否溅起水花？他心中没有底。
这几天，财务省和内阁府发布的几组数据颇令人寒心。首先是，国际贸易的经常项目黑字连续3年减少，2013年度创下最低水准，与2012年度相
比，减幅高达三成。这说明，安倍原先打的“通过日元贬值来扩大出口”的算盘，打错了。因为出口没有增加，反而因为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急剧攀升，尤
其是石油天然气的大量进口，使得日本的进口额大幅膨胀，同时也导致物价大幅上涨。而日本企业大量进军海外，实施生产本土化，导致出口数量的进一步下滑。结
果是“日元越贬值，贸易赤字越大”。
其次是4月1日开始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8%的问题。虽然离增税还有不到2个月，但是，消费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后退迹象。日本内阁府实施的1月
街头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对于经济景气的实感判断指数比上一个月减少了1个点。而3个月后的前瞻判断显示，指数还将下滑5个点以上，将跌破50点。而
50点是日本判断景气好与坏的分水岭。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说，单靠金融政策的调节来拉动经济的发展，只是暂时的繁荣。日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后劲不足、企业前景黯淡，政府应该制定新的措施来避免经济出现下滑，财政收入减少。
因为，按照目前每年发行50万亿日元国债的速度，日本再过10年，国民已经无钱可借。
黑田提醒安倍，而安倍自己估计也拿不出新的处方。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一个诱人的蛋糕，但是，蛋糕吃完后拿什么来支付蛋糕钱？日本各界都在观望，而他们担心的是，安倍火了一把，而老百姓继续吃菜咽糠。
文章来源: http://goo.gl/hfJFcn
2014年2月14日星期五
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
注：这是本人见过的关于土地财政论述最清晰的和最聪明的，而且这位体制内的聪明官员还开除了药方，本人认为是最靠谱的药方，这文章事实上论述了，房
地产不可能出现大跌，只能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慢
慢通过长期的滞涨，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将积压在房子里的资金缓缓流出去，然后等待财产税和直接税慢慢能够接手土地财政，转发各位。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艾畦:希腊财政危机是源于社会福利吗？
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
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
借贷成本大幅提高，财政危机爆发。
希腊为什么会出现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希腊社会福利太高，希腊人享受了超过他们经济水平的幸福生活，拖垮了希腊经济。国 内一些包括“大师”级人物在内的专家学者也站出来，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福利是虎背，骑上就下不来；要防止我国出现欧美国家那种“高社会福利病”。
首先明确，“社会福利”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福利比社会保障内涵更广，泛指社会提供的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一般包括养 老、失业救助、医疗、社会服务、住房、教育等；而狭义的社会福利特指照顾处于特殊困难之中的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我们平常讨论、争议的主要是广义的社会 福利。
过高的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负面的，会滋生不劳而获的习气：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工作的人如果也能过上接近平均水平的生活，那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工作。那么希腊是不是社会福利过高呢？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是不是普遍过高呢？
从大面上看，希腊人确实过的悠闲：很多人每天只工作6.5小时，作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多钟后就没什么人干活了，睡一个长 下午觉，然后是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但要说希腊人好吃懒做、不干活，那恐怕不是实情，不然希腊人均27,000多美元的GDP从哪来的？（也奇怪，中国人拼 死累活地干，怎么2012年人均GDP才合6,094美元？）
要说希腊的社会福利过高，也不是实情。希腊财政危机爆发时，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这在欧洲国家中只能说中下等水平。其 中退休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还是可以的，但失业补助并不高。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样低的失业补 助水平是养不了懒人的。
作为对照，我们看一下欧美主要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美国为21%，澳大利亚为22.5%，加拿大为23.1%，英国为25.9%，德国为27.6%，挪威为33.2%，法国为34.9%，丹麦为37.9%，瑞典为38.2%，日本为18.6%。
但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上述国家中以丹麦和瑞典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但丹麦政府赤字仅为GDP的2.6%，瑞典甚至财政有盈余。这是怎么回事呢？
希腊财政危机爆发后，希腊媒体披露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全希腊登记的百万富翁只有6个人！
这怎么可能？希腊国再小，也有一千多万人，人均GDP也不算低，怎么会只有6个百万富翁？显然，绝大部分有钱人都在隐瞒收入、逃税漏税，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当然，不仅有钱人逃税漏税，人性都差不多，既然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能逃能漏的都在干。2010年希腊财政部秘书长乔奥嘎库帕罗斯表示：希 腊偷漏税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每年偷漏税总额超GDP的40％，约合1000亿欧元。而如上所述，希腊爆发财政危机时政府财政赤字占GDP也不过是 12.7%。
只有工薪阶层没法逃漏税，因为工薪阶层的税款在发工资时已经扣了。所以希腊的个税结构同现在中国很相似：都是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越有钱的人越少交税、不交税。
当希腊政府宣布缩减政府开支时，希腊民众群起抗议。一些媒体把希腊民众描绘成被惯坏了的只知享受者，但这是歪曲。其实希腊民众的主要诉求是：凭什么我们依法交税，而有些人却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我辛苦了一辈子，交税交保险，到老了拿不到退休金？
希腊的社会弊病还不止于此。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非常猖獗，据认为可以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而且希腊的“贪腐文化”也根深蒂固，办事送“红包”已约定俗成。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希腊的财政危机与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关系，而是多种社会弊病造成的。希腊人自己对这点也很清楚，当时的希腊新任总理在谈 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时，也根本没提及社会福利，而只强调“腐败、法规不健全以及惩处不力是造成危机的根源”。而一些媒体大讲希腊社会福利如何如何，人们有 理由认为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有意转移视线。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人认为还有宗教的原因，南欧国家政府普遍“软、散、懒”，所以“欧猪五国”除爱尔兰外都是南欧国家。而欧洲靠北面的国家历史 上形成了一只严谨、强势、高效、又受到民众监督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的监管相当有效，社会弊病较少。所以即使像北欧国家那样社会福利高出希腊几乎一倍，财政 状况仍然很健康。
当然，过高的社会福利是会带来负面作用的。笔者在加拿大住了多年，听当地人谈起80年代时，普遍摇头，说那时税收重、福利高，人们没有工作积极 性。所以当右翼政党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强调个人努力个人责任的价值观时，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在这种民心所向下，西方左翼政党也纷纷向中间靠 拢。90年代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和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摒弃了以往过分强调再分配、高福利的倾向，在继续强调社会公正性的同时也注重发展 经济、提高生产效率，使左翼政党重新获得人们支持拥护。人们普遍承认，在他们执政期间，经济、社会状况都是不错的。随后由于美国执政的右翼政党向右走得太 远，使社会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经济波动渐趋失控，直至08年爆发金融危机，此后西方社会和民心又普遍左转，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在左右翼力量博弈下，近些年来加拿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基本没有再听到有人抱怨福利太高，也基本没有听到有人抱怨福利 太低，看来这是一个对加拿大人比较合适的社会福利占比。北欧国家税收和福利都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但北欧人习惯、接受、没有抱怨、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都很健 康，看来符合他们的国情。还是那句话：让脚感到舒适就是合适的鞋。
中国的社会福利占比没有见到权威的数据。见到一份2010年的政府支出数字，我们来计算一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403260.0亿元；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为9130.62亿元，约占GDP2.3%；医疗卫生为4804.18亿元，约占 GDP1.2%；教育为12550.02亿元，约占GDP3.1%；城乡社区事务5987.38亿元，约占GDP1.5%；文化体育与传媒为 1542.70亿元，约占GDP0.3%；以上总计为GDP的8.4%。近两年应该有所增加，但恐怕也到不了GDP的10%。这连欧美中等水平的一半都不 到，比一些亚非拉国家还要低些，在这种情况下讲防止“高社会福利病”是不是超前了点？
希腊的社会弊病我们也全有：
希腊的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全国每年偷漏税款竟相当于GDP的40%。如以前引用过的数据，我国个税的65%来自占个税缴纳群体 80%的中低工薪收入者；而美国个税的65%是由占个税缴纳群体10%的高收入者承担的。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评论讲：“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老板们都名列在各 种各样的富人排行榜上，而他们的企业却纳税不多，在纳税排行榜上‘默默无闻’，以致于被民众与媒体讥称为‘财富的巨人，纳税的侏儒’。”至于全国每年偷漏 税款相当于GDP的多少就不大清楚了。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据认为可以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读者自己分 析：“截至2012年底，中国大陆千万元富豪人数已达105万人，亿元富豪逾6.45万人。资产超过10亿的巨富人群中，属于阳光财富的只有2700人， 其余5400人均为隐性财富。”前不久审判的陕西神木县“房姐”有4个户口，在多地拥有房产，仅在京就有41套住房，总价值数亿元。按一个县市有一、二十 个“房姐”的保守估算，全国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可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多少？
希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每年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希腊GDP的8%。对我国公职腐败造成的损失多少有不同估计，自相当于我国GDP的5%至15%的估计都有，当然都没有太可靠根据，作参考而已。
不过凭良心讲，中国政府还真不能说是“软、散、懒”，而是文革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发展稳定改革面面都要顾到，因此一些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 来。不过近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明确成为这一届政府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反映出这方面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收入分配领域的事，叫改革也行，叫加 强管理也行；正如当年张居正搞的，叫改革也行，叫加强管理也行。
改革固然是红利，加强管理也可以说是红利，甚至可以说是收效更快的红利。拿希腊来说，堵住逃漏税的漏洞可以增加GDP的40%，清理灰经济、黑 经济可以增加GDP的25—35%，打击腐败可以增加GDP的8%，合计增加GDP的70%以上。经济发展即使持续8%的高速度，多少年才可以增加70% 的GDP？
希望三中全会能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管理上形成共识，由此得到的“红利”足可以支持我国社会福利水平逐渐提高到GDP的20%左右。这样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扩大消费和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文章来源: http://goo.gl/qugVSS
希腊为什么会出现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希腊社会福利太高，希腊人享受了超过他们经济水平的幸福生活，拖垮了希腊经济。国 内一些包括“大师”级人物在内的专家学者也站出来，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福利是虎背，骑上就下不来；要防止我国出现欧美国家那种“高社会福利病”。
首先明确，“社会福利”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福利比社会保障内涵更广，泛指社会提供的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一般包括养 老、失业救助、医疗、社会服务、住房、教育等；而狭义的社会福利特指照顾处于特殊困难之中的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我们平常讨论、争议的主要是广义的社会 福利。
过高的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负面的，会滋生不劳而获的习气：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工作的人如果也能过上接近平均水平的生活，那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工作。那么希腊是不是社会福利过高呢？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是不是普遍过高呢？
从大面上看，希腊人确实过的悠闲：很多人每天只工作6.5小时，作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多钟后就没什么人干活了，睡一个长 下午觉，然后是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但要说希腊人好吃懒做、不干活，那恐怕不是实情，不然希腊人均27,000多美元的GDP从哪来的？（也奇怪，中国人拼 死累活地干，怎么2012年人均GDP才合6,094美元？）
要说希腊的社会福利过高，也不是实情。希腊财政危机爆发时，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这在欧洲国家中只能说中下等水平。其 中退休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还是可以的，但失业补助并不高。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样低的失业补 助水平是养不了懒人的。
作为对照，我们看一下欧美主要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美国为21%，澳大利亚为22.5%，加拿大为23.1%，英国为25.9%，德国为27.6%，挪威为33.2%，法国为34.9%，丹麦为37.9%，瑞典为38.2%，日本为18.6%。
但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上述国家中以丹麦和瑞典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但丹麦政府赤字仅为GDP的2.6%，瑞典甚至财政有盈余。这是怎么回事呢？
希腊财政危机爆发后，希腊媒体披露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全希腊登记的百万富翁只有6个人！
这怎么可能？希腊国再小，也有一千多万人，人均GDP也不算低，怎么会只有6个百万富翁？显然，绝大部分有钱人都在隐瞒收入、逃税漏税，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当然，不仅有钱人逃税漏税，人性都差不多，既然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能逃能漏的都在干。2010年希腊财政部秘书长乔奥嘎库帕罗斯表示：希 腊偷漏税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每年偷漏税总额超GDP的40％，约合1000亿欧元。而如上所述，希腊爆发财政危机时政府财政赤字占GDP也不过是 12.7%。
只有工薪阶层没法逃漏税，因为工薪阶层的税款在发工资时已经扣了。所以希腊的个税结构同现在中国很相似：都是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越有钱的人越少交税、不交税。
当希腊政府宣布缩减政府开支时，希腊民众群起抗议。一些媒体把希腊民众描绘成被惯坏了的只知享受者，但这是歪曲。其实希腊民众的主要诉求是：凭什么我们依法交税，而有些人却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我辛苦了一辈子，交税交保险，到老了拿不到退休金？
希腊的社会弊病还不止于此。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非常猖獗，据认为可以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而且希腊的“贪腐文化”也根深蒂固，办事送“红包”已约定俗成。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希腊的财政危机与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关系，而是多种社会弊病造成的。希腊人自己对这点也很清楚，当时的希腊新任总理在谈 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时，也根本没提及社会福利，而只强调“腐败、法规不健全以及惩处不力是造成危机的根源”。而一些媒体大讲希腊社会福利如何如何，人们有 理由认为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有意转移视线。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人认为还有宗教的原因，南欧国家政府普遍“软、散、懒”，所以“欧猪五国”除爱尔兰外都是南欧国家。而欧洲靠北面的国家历史 上形成了一只严谨、强势、高效、又受到民众监督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的监管相当有效，社会弊病较少。所以即使像北欧国家那样社会福利高出希腊几乎一倍，财政 状况仍然很健康。
当然，过高的社会福利是会带来负面作用的。笔者在加拿大住了多年，听当地人谈起80年代时，普遍摇头，说那时税收重、福利高，人们没有工作积极 性。所以当右翼政党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强调个人努力个人责任的价值观时，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在这种民心所向下，西方左翼政党也纷纷向中间靠 拢。90年代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和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摒弃了以往过分强调再分配、高福利的倾向，在继续强调社会公正性的同时也注重发展 经济、提高生产效率，使左翼政党重新获得人们支持拥护。人们普遍承认，在他们执政期间，经济、社会状况都是不错的。随后由于美国执政的右翼政党向右走得太 远，使社会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经济波动渐趋失控，直至08年爆发金融危机，此后西方社会和民心又普遍左转，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在左右翼力量博弈下，近些年来加拿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基本没有再听到有人抱怨福利太高，也基本没有听到有人抱怨福利 太低，看来这是一个对加拿大人比较合适的社会福利占比。北欧国家税收和福利都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但北欧人习惯、接受、没有抱怨、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都很健 康，看来符合他们的国情。还是那句话：让脚感到舒适就是合适的鞋。
中国的社会福利占比没有见到权威的数据。见到一份2010年的政府支出数字，我们来计算一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403260.0亿元；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为9130.62亿元，约占GDP2.3%；医疗卫生为4804.18亿元，约占 GDP1.2%；教育为12550.02亿元，约占GDP3.1%；城乡社区事务5987.38亿元，约占GDP1.5%；文化体育与传媒为 1542.70亿元，约占GDP0.3%；以上总计为GDP的8.4%。近两年应该有所增加，但恐怕也到不了GDP的10%。这连欧美中等水平的一半都不 到，比一些亚非拉国家还要低些，在这种情况下讲防止“高社会福利病”是不是超前了点？
希腊的社会弊病我们也全有：
希腊的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全国每年偷漏税款竟相当于GDP的40%。如以前引用过的数据，我国个税的65%来自占个税缴纳群体 80%的中低工薪收入者；而美国个税的65%是由占个税缴纳群体10%的高收入者承担的。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评论讲：“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老板们都名列在各 种各样的富人排行榜上，而他们的企业却纳税不多，在纳税排行榜上‘默默无闻’，以致于被民众与媒体讥称为‘财富的巨人，纳税的侏儒’。”至于全国每年偷漏 税款相当于GDP的多少就不大清楚了。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据认为可以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读者自己分 析：“截至2012年底，中国大陆千万元富豪人数已达105万人，亿元富豪逾6.45万人。资产超过10亿的巨富人群中，属于阳光财富的只有2700人， 其余5400人均为隐性财富。”前不久审判的陕西神木县“房姐”有4个户口，在多地拥有房产，仅在京就有41套住房，总价值数亿元。按一个县市有一、二十 个“房姐”的保守估算，全国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可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多少？
希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每年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希腊GDP的8%。对我国公职腐败造成的损失多少有不同估计，自相当于我国GDP的5%至15%的估计都有，当然都没有太可靠根据，作参考而已。
不过凭良心讲，中国政府还真不能说是“软、散、懒”，而是文革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发展稳定改革面面都要顾到，因此一些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 来。不过近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明确成为这一届政府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反映出这方面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收入分配领域的事，叫改革也行，叫加 强管理也行；正如当年张居正搞的，叫改革也行，叫加强管理也行。
改革固然是红利，加强管理也可以说是红利，甚至可以说是收效更快的红利。拿希腊来说，堵住逃漏税的漏洞可以增加GDP的40%，清理灰经济、黑 经济可以增加GDP的25—35%，打击腐败可以增加GDP的8%，合计增加GDP的70%以上。经济发展即使持续8%的高速度，多少年才可以增加70% 的GDP？
希望三中全会能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管理上形成共识，由此得到的“红利”足可以支持我国社会福利水平逐渐提高到GDP的20%左右。这样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扩大消费和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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