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
为履行代理人的应有职责和义务，回应社会各界的各种关切，消除疑虑和各位指责，虽然一再接到各种善意的提醒和警告，我微博也已经于四天前被禁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现仍决定就雷洋案检察机关宣布不起诉后的最新进展，和社会各界关切的若干情况，作一个尽量审慎的、可以公开内容的说明。
一、雷洋家属23日（周五），在家中接到了对邢永瑞、周晶、孙东飞、孔磊、张英勋等五位犯罪嫌疑人不起诉的五份[2016]197号到201号《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当面听取了不起诉理由的说明。这五份公开法律文书，雷的家属已经隐去嫌疑人地址在微博上公布。但是随即被屏蔽封号。
二、代理律师23日（周五）已经当面向丰台检察院递交了27000余字的全面阅卷后的《关于建议对雷洋案退回补充侦查查明真相、准确定性的律师意见书》。代理律师是于12月11日获准阅卷的，全体办案律师12天中，日以继夜地全面审阅研究了31本案卷，根据丰台检察院的要求，书面提交了审查起诉阶段意见。因为这些内容涉及案卷中的内容，检察机关在同意复制时有明确要求，在公开开庭前，案卷中证据内容，律师无法向社会公布。
三、今天12月25日，周一上班，雷洋家属将依照《刑事诉讼法》167条的规定，和《不起诉决定书》中的权利告知，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当面提交《关于要求严惩罪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将雷洋案全部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申诉书》，由上级检察机关启动法律监督程序。由于本案侦查即是由北京市检察院进行，这份监督申诉书，将同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送达。
四、如果上级检察机关审查后维持不起诉决定，雷洋家属已经商定，以五个直系亲属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刑事自诉。要求追究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鉴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以上，故将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五、雷洋家属直系亲属5位，可以聘请10位自诉代理律师。鉴于本案影响巨大，责任重大，办案律师面临很大压力，也将面临很大风险。侦查、起诉阶段的律师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告一段落。京衡律师所原参加办案的所有其他律师，将不再参加下一阶段的代理活动。雷洋家属除继续聘请陈有西、龚丽平两位律师帮助诉讼活动外，现在向全国征求8位理性、担当、坚定、负责的刑事自诉法律援助律师。有愿意帮助的律师，请直接联系雷洋家属，签订委托手续。
六、检察机关在宣布不起诉的同时，向社会和新闻媒体发表了《答记者问》，称雷洋有嫖娼情节，并自己吃饱剧烈挣扎致死。这一散布的消息，严重不负责任，涂污无辜被伤害致死的雷洋的声誉，没有经过法庭的调查质证和审查认定。雷洋家属和代理律师完全不能认可。27000字的《关于建议对雷洋案退回补充侦查查明真相、准确定性的律师意见书》中，已经有充分举证和分析说明。由于这份意见书的具体内容，涉及案卷机密现在不能公开，现仅将八个部分的目录公布：一、尸检报告证实本案完全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特征；二、本案雷洋嫖娼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只有犯罪嫌疑人单方说法；三、案发后各嫌疑人进行系列销毁证据阻挠侦查行为；四、本案关键证据缺失导致事实定性错误；五、本案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六、本案符合滥用职权罪特征；七、本案符合帮助伪造证据罪特征；八、本案各嫌疑人只有加重情节没有从轻情节；九、本案若干关键事实和证据需要退侦查明。
七、无论在监督申诉期间，还是刑事自诉期间，案件没有终审之前，雷洋家属都将不同意火化雷洋尸体，以备保留直接证据，进行复检。
八、雷洋案将穷尽一切合法的、理性的救济渠道，恢复真相，依法维护死者雷洋和雷洋家属的合法权益。现在国家公诉已经撤退，正面战场留给了雷洋案的民间的律师。形势不容乐观，达致目的艰难。但是我们不会退缩。为了冤死的雷洋，也为了我们心中那份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同时，我们将严格保持理性，准确得当地表达意见，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行动和发言，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继续依靠体制内外的健康正义的力量，让雷洋案有一个公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果。
陈有西 律师
2016年12月26日
文章来源：https://goo.gl/iXSWAW (原文已删除)
2016年12月25日星期日
2016年12月24日星期六
雷洋案不起诉决定书中的“情节轻微”问题
仝宗锦
12月23日，世人瞩目的雷洋案有了最新消息，丰台区检察院对几名涉案警务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发布了答记者问新闻通稿。检方的结论是，五名涉案警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但是犯罪情节轻微，因此决定不起诉。作为一名法律教员和律师，阅读这个不起诉决定多多少少让我怀疑了一会儿刑法教科书以及人生。所以就在这个圣诞夜又把刑法和有关法律条文学习了一下。本文仅仅针对本案当中的法律问题，对于事实问题姑且以检方结论为准。
一、关于不起诉决定书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几个依据
不起诉决定书（以邢永瑞不起诉决定书为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是，“鉴于邢永瑞等人系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执法活动，对雷某执行公务具有事实依据与合法前提，雷某具有妨碍执法的行为，且邢永瑞能够认罪悔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邢永瑞不起诉。”大致上即三个依据：1、法令行为（职务行为）；2、雷某具有妨碍执法行为；3、认罪悔罪态度。分述如下：
1、法令行为是指基于成文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作为行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所实施的行为。由于法令行为是法律本身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的行为，因而是合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这在刑法理论当中属于违法阻却的事由。这其中包括了职务行为。比方说，死刑执行人员行刑，表面上是杀人，但却是合法的杀人。但是法令行为是基于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所实施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没有法律、法令、法规的根据，或者虽有一定根据但在实体上或程序上违反了法律、法令或法规的规定，则不属于法令行为，相反可能构成犯罪。（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页231-232。）
具体到雷洋案，邢永瑞等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是警察，具有执法权，那把人弄死了，那就至少是故意伤害致死罪。因此，当讨论到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时候，可以将职务行为作为违法阻却的事由。但是当讨论玩忽职守罪时，职务行为显然不构成阻却违法的事由。因为玩忽职守罪的性质就是职务犯罪，本身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页1248.）既然不起诉决定书承认，“邢永瑞等履行职责过程中，采用脚踩颈面部、膝盖压制颈面部等多种控制手段，超出合理限度；存在掌掴面部、辱骂执法对象、安排辅警、保安员独立押送执法对象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执法对象身体异常变化后未采取现场救治措施，致一人死亡，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那么就不能以职务行为作为违法阻却的事由。
2、雷某具有妨碍执法行为。无论雷某涉嫌嫖娼还是试图逃跑反抗，其仍然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警察的职务行为，也必须符合严格的必要性与比例性要件。当不起诉决定书认定邢永瑞等人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行为“超出合理限度”时，这个本身就是将雷某试图逃跑反抗等行为情节业已进行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雷某没有妨碍执法的行为，而是乖乖束手就擒，那么警察施行上述的“脚踩颈面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掌掴面部、辱骂执法对象”等等暴力行为就可能并非涉嫌玩忽职守罪，而可能涉嫌滥用职权乃至故意伤害罪等等。因此既然已经在定性时已经对执法对象妨碍执法的情节予以了考量，将其从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等罪名降为玩忽职守罪，就不应在玩忽职守罪的量刑时再对雷某的妨碍执法行为进行二次考量从而予以免除刑事处罚。
3、认罪悔罪态度。首先，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认罪悔罪态度并非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其次，嫌疑人具有“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等情节，同时按照答记者问通稿，邢某某等五人到案后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只是“逐步如实供述”，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认罪态度良好，可以与免除处罚的比方这两种情节“犯罪较轻且自首的”、“有重大立功表现”相提并论。
二、关于本案玩忽职守罪情节轻重的司法解释问题
事实上，邢永瑞的涉嫌犯罪情节不仅很难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的“情节轻微”，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反倒非常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邢永瑞等具有“发现执法对象身体异常变化后未采取现场救治措施，致一人死亡，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等情节，非常符合上述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同时也符合第四项“（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退步说来，即便可能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也万万与“情节轻微”搭不上边。
总结来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当中将刑法第三十七条作为独立的免除刑罚的事由，（实际上学理上有诸多批评，参见张明楷《刑法学》页633-635）但是检察院在援引这一条文时不应违反法律和常理。从上述第一部分的分析可知，不起诉决定书的法律推理不仅很难自圆其说，反而很大可能违反了第二部分援引的明文司法解释。
文章来源：https://goo.gl/IidzGj
12月23日，世人瞩目的雷洋案有了最新消息，丰台区检察院对几名涉案警务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发布了答记者问新闻通稿。检方的结论是，五名涉案警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但是犯罪情节轻微，因此决定不起诉。作为一名法律教员和律师，阅读这个不起诉决定多多少少让我怀疑了一会儿刑法教科书以及人生。所以就在这个圣诞夜又把刑法和有关法律条文学习了一下。本文仅仅针对本案当中的法律问题，对于事实问题姑且以检方结论为准。
一、关于不起诉决定书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几个依据
不起诉决定书（以邢永瑞不起诉决定书为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是，“鉴于邢永瑞等人系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执法活动，对雷某执行公务具有事实依据与合法前提，雷某具有妨碍执法的行为，且邢永瑞能够认罪悔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邢永瑞不起诉。”大致上即三个依据：1、法令行为（职务行为）；2、雷某具有妨碍执法行为；3、认罪悔罪态度。分述如下：
1、法令行为是指基于成文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作为行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所实施的行为。由于法令行为是法律本身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的行为，因而是合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这在刑法理论当中属于违法阻却的事由。这其中包括了职务行为。比方说，死刑执行人员行刑，表面上是杀人，但却是合法的杀人。但是法令行为是基于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所实施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没有法律、法令、法规的根据，或者虽有一定根据但在实体上或程序上违反了法律、法令或法规的规定，则不属于法令行为，相反可能构成犯罪。（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页231-232。）
具体到雷洋案，邢永瑞等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是警察，具有执法权，那把人弄死了，那就至少是故意伤害致死罪。因此，当讨论到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时候，可以将职务行为作为违法阻却的事由。但是当讨论玩忽职守罪时，职务行为显然不构成阻却违法的事由。因为玩忽职守罪的性质就是职务犯罪，本身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页1248.）既然不起诉决定书承认，“邢永瑞等履行职责过程中，采用脚踩颈面部、膝盖压制颈面部等多种控制手段，超出合理限度；存在掌掴面部、辱骂执法对象、安排辅警、保安员独立押送执法对象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执法对象身体异常变化后未采取现场救治措施，致一人死亡，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那么就不能以职务行为作为违法阻却的事由。
2、雷某具有妨碍执法行为。无论雷某涉嫌嫖娼还是试图逃跑反抗，其仍然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警察的职务行为，也必须符合严格的必要性与比例性要件。当不起诉决定书认定邢永瑞等人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行为“超出合理限度”时，这个本身就是将雷某试图逃跑反抗等行为情节业已进行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雷某没有妨碍执法的行为，而是乖乖束手就擒，那么警察施行上述的“脚踩颈面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掌掴面部、辱骂执法对象”等等暴力行为就可能并非涉嫌玩忽职守罪，而可能涉嫌滥用职权乃至故意伤害罪等等。因此既然已经在定性时已经对执法对象妨碍执法的情节予以了考量，将其从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等罪名降为玩忽职守罪，就不应在玩忽职守罪的量刑时再对雷某的妨碍执法行为进行二次考量从而予以免除刑事处罚。
3、认罪悔罪态度。首先，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认罪悔罪态度并非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其次，嫌疑人具有“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等情节，同时按照答记者问通稿，邢某某等五人到案后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只是“逐步如实供述”，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认罪态度良好，可以与免除处罚的比方这两种情节“犯罪较轻且自首的”、“有重大立功表现”相提并论。
二、关于本案玩忽职守罪情节轻重的司法解释问题
事实上，邢永瑞的涉嫌犯罪情节不仅很难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的“情节轻微”，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反倒非常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邢永瑞等具有“发现执法对象身体异常变化后未采取现场救治措施，致一人死亡，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等情节，非常符合上述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同时也符合第四项“（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退步说来，即便可能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也万万与“情节轻微”搭不上边。
总结来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当中将刑法第三十七条作为独立的免除刑罚的事由，（实际上学理上有诸多批评，参见张明楷《刑法学》页633-635）但是检察院在援引这一条文时不应违反法律和常理。从上述第一部分的分析可知，不起诉决定书的法律推理不仅很难自圆其说，反而很大可能违反了第二部分援引的明文司法解释。
文章来源：https://goo.gl/IidzGj
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
史上最倒霉的一条微博，史上最倒霉的微博管理员
【编者注】作者微信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传送门。
【附】@子洲交警 涉事微博截图：
@子洲交警 涉事微博截图；
网络图片
据昨天华商报的报道，陕西榆林子洲县公安交警大队的 @子洲交警 官博因转发不当言论，微博管理员苗乐以玩忽职守罪获刑一年。
这，其实已经是9个月前的旧闻了。
查裁判文书网，子洲县法院的一审判决早在去年11月19日就已作出，榆林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也是今年3月16日就下来了（点击左下阅读原文可见二审裁定），而事情本身发生在去年6月30日。
这个事情前后经过我记得很清楚，这条肇罪微博的截屏我也至今保存着，含标点符号在内，全文仅134个字，末尾还@了 @榆林交警和 @子洲公安（为保住这个号，原谅我不在这里贴出截屏）。
@子洲交警 官博发出这条有关土改的微博仅6小时就发现大事不妙，赶紧主动删除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县纪委的人第二天就到了。第三天，子洲方面的四条处理意见就已火速作出，其中之一就是将微博管理员苗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条微博，判刑1名，处理干部4名，县局两名主官做检讨，处理得不可谓不重。
这种事情，其实可大可小。
如果上纲上线，高举高打，吊起来讲政治，马上就会风波大作。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子州方面做出四点意见前一天，我连发了两条微博，从中可见彼时心情。
同样是政法类官博的不当言论，同样就是前后三天之内的事情，换一个开明一点的领导，事情可能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走向。
看看级别比 @子州交警 还要高两三个台阶的 @大庆检察 是如何处理这类事情的。
回到子州交警这条官博。
按照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苗乐自承是从新浪微博里搜索到的土改内容直接复制黏贴过来的，错就错在粗枝大叶，既未仔细审阅内容，也未经审批就一点鼠标发出去了。
我觉得这哥们的自辩基本符合情理。
发博当天正好是土改法公布施行65周年，对谨小慎微的警务官博来说，发这类#历史上的今天#，是既安全保险，又能稍跟时事沾点边的靠谱做法。
苗乐2008年毕业于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司法信息安全专业系，受聘于子洲交警队不到1年，负责官博管理仅仅15天。
如这位临时工真是抱持意识形态反骨潜入警队内部的境内敌对势力，怎么还会在这条肇祸微博里故意去@两位直接上级单位的官博呢？
但一审和二审法院还是以玩忽职守为由给了苗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半）的严厉判决，理由是这条微博“给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形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等同于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我特别关心和持续跟踪这个案子，是因为官博发言，特别是警务微博的发言，一直是我所跟踪观察的对象。
2010年左右，我曾策划过一组报道，以上海宁波两地的警队微博为例，报道全国警队纷纷开通各种官博和警察个人微博这种风起云涌的传播现象。
在我和一些警队朋友看来，这是很好的势头，警务微博将极大便利政务公开和警民沟通，所以我给这组报道取名为《放下枪，上微博》，其主旨可见。
子洲交警官博，迟至2013年4月18日才开通，其实已经算是后知后觉者了。没赶上东方风来满眼春，倒赶上了全国到处打大V。
到现在，三年多时间里，也不过发了3328条微博，收获了区区1038个粉丝，可算是一个运营得很不成功的小V型官博了，估计连沈阳和祝华新的法眼都没能入得了。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小V，开创了官博管理员因一条微博入刑的第一例。
就单位承载数而言，苗乐因这条微博，需为每个字入狱2点72天。
如果不算缓刑的话，至少形式上比我师兄的7条微博案要重，细算也比BO书记那条著名的休假性治疗微博重（判决书里同样是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所以，在我视野所及，这条微博是史上最倒霉的一条微博，苗乐也成为史上最倒霉的微博管理员。
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微博风波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但给子洲、榆林乃至陕西，给警务微博乃至各种政务微博带来的影响，远未消停。
@子洲交警 自此再未更新，到现在时间线还停留在案发时的2015年6月30日，也就是事发当日那两条诚惶诚恳的致歉微博上。
死气沉沉的僵尸官博背后，是胆战心惊的杯蛇弓鸟。
各种官博特别是警务微博，现在连#历史上的今天#都很少发了，发今天天气哈哈哈和各种交通事故视频是最保险的做法，再不行就比赛卖萌耍宝。
绝对保证安全，顺带还能吸粉。
华商报官网上，现在也已经看不到苗乐获刑的报道了。
苗乐出生于1986年9月，今年正好三十岁。
在这个而立之年，命运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一条134个字的微博迎来一张入刑1年的判决书。
这位警校毕业生突然发现，生活给他上了一堂和在警校曾经背诵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完全不同的课。
文章来源：https://goo.gl/82x3le
【附】@子洲交警 涉事微博截图：
@子洲交警 涉事微博截图；
网络图片
据昨天华商报的报道，陕西榆林子洲县公安交警大队的 @子洲交警 官博因转发不当言论，微博管理员苗乐以玩忽职守罪获刑一年。
这，其实已经是9个月前的旧闻了。
查裁判文书网，子洲县法院的一审判决早在去年11月19日就已作出，榆林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也是今年3月16日就下来了（点击左下阅读原文可见二审裁定），而事情本身发生在去年6月30日。
这个事情前后经过我记得很清楚，这条肇罪微博的截屏我也至今保存着，含标点符号在内，全文仅134个字，末尾还@了 @榆林交警和 @子洲公安（为保住这个号，原谅我不在这里贴出截屏）。
@子洲交警 官博发出这条有关土改的微博仅6小时就发现大事不妙，赶紧主动删除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县纪委的人第二天就到了。第三天，子洲方面的四条处理意见就已火速作出，其中之一就是将微博管理员苗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条微博，判刑1名，处理干部4名，县局两名主官做检讨，处理得不可谓不重。
这种事情，其实可大可小。
如果上纲上线，高举高打，吊起来讲政治，马上就会风波大作。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子州方面做出四点意见前一天，我连发了两条微博，从中可见彼时心情。
同样是政法类官博的不当言论，同样就是前后三天之内的事情，换一个开明一点的领导，事情可能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走向。
看看级别比 @子州交警 还要高两三个台阶的 @大庆检察 是如何处理这类事情的。
回到子州交警这条官博。
按照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苗乐自承是从新浪微博里搜索到的土改内容直接复制黏贴过来的，错就错在粗枝大叶，既未仔细审阅内容，也未经审批就一点鼠标发出去了。
我觉得这哥们的自辩基本符合情理。
发博当天正好是土改法公布施行65周年，对谨小慎微的警务官博来说，发这类#历史上的今天#，是既安全保险，又能稍跟时事沾点边的靠谱做法。
苗乐2008年毕业于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司法信息安全专业系，受聘于子洲交警队不到1年，负责官博管理仅仅15天。
如这位临时工真是抱持意识形态反骨潜入警队内部的境内敌对势力，怎么还会在这条肇祸微博里故意去@两位直接上级单位的官博呢？
但一审和二审法院还是以玩忽职守为由给了苗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半）的严厉判决，理由是这条微博“给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形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等同于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我特别关心和持续跟踪这个案子，是因为官博发言，特别是警务微博的发言，一直是我所跟踪观察的对象。
2010年左右，我曾策划过一组报道，以上海宁波两地的警队微博为例，报道全国警队纷纷开通各种官博和警察个人微博这种风起云涌的传播现象。
在我和一些警队朋友看来，这是很好的势头，警务微博将极大便利政务公开和警民沟通，所以我给这组报道取名为《放下枪，上微博》，其主旨可见。
子洲交警官博，迟至2013年4月18日才开通，其实已经算是后知后觉者了。没赶上东方风来满眼春，倒赶上了全国到处打大V。
到现在，三年多时间里，也不过发了3328条微博，收获了区区1038个粉丝，可算是一个运营得很不成功的小V型官博了，估计连沈阳和祝华新的法眼都没能入得了。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小V，开创了官博管理员因一条微博入刑的第一例。
就单位承载数而言，苗乐因这条微博，需为每个字入狱2点72天。
如果不算缓刑的话，至少形式上比我师兄的7条微博案要重，细算也比BO书记那条著名的休假性治疗微博重（判决书里同样是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所以，在我视野所及，这条微博是史上最倒霉的一条微博，苗乐也成为史上最倒霉的微博管理员。
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微博风波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但给子洲、榆林乃至陕西，给警务微博乃至各种政务微博带来的影响，远未消停。
@子洲交警 自此再未更新，到现在时间线还停留在案发时的2015年6月30日，也就是事发当日那两条诚惶诚恳的致歉微博上。
死气沉沉的僵尸官博背后，是胆战心惊的杯蛇弓鸟。
各种官博特别是警务微博，现在连#历史上的今天#都很少发了，发今天天气哈哈哈和各种交通事故视频是最保险的做法，再不行就比赛卖萌耍宝。
绝对保证安全，顺带还能吸粉。
华商报官网上，现在也已经看不到苗乐获刑的报道了。
苗乐出生于1986年9月，今年正好三十岁。
在这个而立之年，命运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一条134个字的微博迎来一张入刑1年的判决书。
这位警校毕业生突然发现，生活给他上了一堂和在警校曾经背诵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完全不同的课。
文章来源：https://goo.gl/82x3le
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
斯伟江：沉疴依然在 几度夕阳红
聂树斌案总算有了结果，有人欢呼有人冷漠。欢呼的自然有理由，总算让一家人洗脱了强奸杀人犯的恶名，虽然坟上青草萋萋，青春变白骨。冷漠的也有理由，这么多的冤案，旧的未去，新的又生，何况，目前变相刑讯逼供依然普遍，冤案可想而知。照目前的做法，新聂树斌案依然在路上。
一个当事人，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甚至都知道美国最好的知识产权专业（之一）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人，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国的司法机关办案是这样的。语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无奈、叹息，伴随着看守所会见室门外密集的秋雨，一阵秋雨一阵凉。
做刑事律师的人，和整天手拿手术刀的人是一样的，貌似血是冷的。我没有安慰他，甚至对他说，这一模一样的话，我曾听公安局长说过，法院院长说过，高官家属说过，平民百姓说过。类似一个段子，底层群众有集资诈骗，中产阶级有股市，富裕阶层有私募，总有一款适合你。
大多数人平时岁月静好，爱自己所爱的人，关心身边的事情，懒得去花时间关心所谓的负能量：社会黑暗面。有的甚至恨恶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人，认为，乱天下者，记者、律师也。扁鹊之死，或许就是说了实话。他要是说，大王的身体很好，或许能安度晚年。沉疴依然在，几度夕阳红。
刑事制度，号称小宪法，事关每一个人。官员可以被腐败之名，百姓可以被寻衅滋事。甚至不问世事的平民，只要有凶杀案发生，就会被屈打成招。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如果白银系列凶杀案的凶杀没有留下血迹、指纹，这个案子就早破了。这确实是冷得发抖的笑话，一般人看不懂。
在白银系列凶杀案报道中，小白鞋的男朋友被关押了三天三夜。好在血型和指纹在，否则，案子就这样破了。安徽蚌埠20年前的区长助理于英生杀妻冤案平反，真正的强奸杀人犯——当地交警武某某随之落网。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再审以犯罪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宣判已服刑近17年的“杀妻案犯”于英生无罪，警方随即启动再侦程序。警方称，专案组克服多种困难，从嫌犯遗留痕迹物证中检测出DNA样本独特信息，经排查锁定嫌犯。于英生也宣称被刑讯逼供。
我在吉林办的王柏玉案，就是一模一样。可惜，凶手没有留下指纹、血迹。这样，死者的同居四年的男友，就被怀疑是凶杀，被关押38天后，被各种刑讯逼供（有同监室的人的多份证言），最后屈打成招，疑罪从轻，判了死缓，已经关押14年，还要坐13年。但他一天都没有认过罪，申诉不止，直到今天。
最近一个上海的案子，男友突然失踪了，房间里有一些血迹（死者血迹），同居女友就被关押了。没有书面手续。好在很快破案了，同居女友的前男友承认了。这案子，要是吉林的做法，谁知道结果如何？
谁也无法避免被怀疑。但一个好的刑事制度，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威胁、株连等手段，以公正的手段，去寻找一个公正的结果。河道未改，水性凶猛。聂树斌案子，似乎只是无尽的江湖中，冥冥中溅起的一朵浪花，依然会消逝在滚滚浑浊的江河中。
文章来源：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
《史记》特朗普/希拉里本纪
希拉里，美利坚克帝帝后也，己亥岁（1947）生芝加哥，富贾门第。
希氏好律令吏治，己酉岁（1969），入雅礼大学堂，修律令，逢克林顿，希氏曰：“此妾之奇男子也”。
希氏辅翼克帝，自州郡刺史至于国主，然克帝有逸心，乃幸才人阿莱，殿中行淫，皆凤衔龙尾之事。
无何，事发，希氏怒，以书简掷之，中帝首，血溅龙寝，帝匍匐走，眠外殿数月。
然为大计，希氏涵忍而已。
庚辰岁（2000），克帝禅位，希氏始入群贤会。戊子年，黑马登基，拜希氏为卿相，数年行百一十二国，四百日飞行虚空，勤于国事。
乙未岁，希氏曰：吾明岁欲主白宫。克帝曰：吾为贤夫，辅成其事。乃为驴党所举。
上天好事，又生一豪杰与之逐鹿。
特朗普，纽约人，长希拉里一岁，性任侠，好财货与女子，好大言，曰：“凡天下有楼台处，必有吾之大名。”时人不之许也。
然其多智，屡臆则中。见纽约枢纽之地，有驿站残破，特公曰：“此楼虽旧，然可为也。”乃斥重金购，半年，化为神奇，但见楼宇巍峨，廊腰缦回，俨若宫阙，额书：“凯悦”。王侯富贾趋之若鹜，至今熙熙。特公乃巨富，闻于天下。
既富，又不谦抑，好名，凡立楼台大厦，皆书其名，寰宇周遍。
特公身长大，面阔口方，虽貌非潘安，然心似西门，好美妇人，易妻者三，皆娇妍俏娃，色衰则弃，育子女五。左右或谏曰：“特公英雄也，然好色，以此损清望，可抑敛。”特公笑曰：“不好色，岂能为特公?”
特公亦有落魄时，尝蹶于房产，身不名文，每餐，不过十文，然若无事者，闭户著书，付梓，居然洛阳纸贵，求者盈途，特公复起，数年再富。又好登高作秀，为优伶之事，人或笑其鄙陋，曰：“特公欲为戏子乎？”特公曰：“非如此，吾不得闻于天下。”
既闻名天下，乃有问鼎志，为象党所举，遂与希拉里逐竞大位。普京闻特公起，曰：“嗟乎，特公人杰也。”特公亦曰：“普帝，英雄哉。”
特公狂人也，言皆鄙俗，大不敬于妇人，尝谓女主持曰：“汝之经血四溢”。又谓女议员曰：“尔貌丑如斯，岂得与吾言。”
美利坚自克帝禅位，沉沦不起，凡货殖往贸，皆出多于入，彼岸有国崛起，渐复汉唐之像，黑帝辗转不寐。
又用兵不已，跨海征大漠，兵锋渐钝，虽无越南之折戟，然亦不得肆意于大马士革。内有萧蔷之虞，四海之民，往投新大陆，虽熙熙然有人气之众，然或非我族类，欲蠢蠢然有不逞之举。内外忧患也。
民皆忧，曰：“俟有贤能，兴我国邦。”
特公乃振臂曰：“霜露所均，不育异类，今日吾国之乱，莫过于边疆不慎，任由出入，遂使五胡得意，狼突寰宇，他年我若为美帝，凡包藏祸心者，不得入吾境。可乎？”
民多曰：“可矣。”群情振奋，举臂欲从，一时席卷，气吞万里。
语多激越，或悖大义，然民好之。
乃与希氏战于龙野。
首战，两相逢。
主持问：今日国中，万民嗷嗷，君有富之之策乎？
希氏曰：吾若登基，将设一署，理阴阳，调贫富，顺贸易，均机会，必使苍生富庶。
特公哂笑，曰：汝所谓富庶之策，空言尔。君不见花旗五十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使吾民能勤奋，岂敌他邦倾销，工务外流，呜呼，尔等误国大矣。
特公好色，某夕，窃言于左右曰：“吾于女子，未尝不能得，虽良家妇，移时则与吾共云雨。”此语泄，天下大哗，曰：“特朗普，登徒子也。”特公谢罪曰：“吾不过逞口舌也，而吾之所长，在国事。”顾左右而言他。
然希氏亦不得清，其为卿相时，凡书公函，不在宫中府中，居然以私函处置。维基发其事，希氏有女主簿，其夫以淫论罪，美利坚按察司察其事，居然见其中有希氏公函，三万余封，函中皆禁中语，军国密事。
事至御史，御史彷徨，民或曰：“希氏死矣，泄禁中语”。然不御史乃告于天下：“不问。”
再战。
希氏曰：嗟哉，特公乃登徒子也。
特公笑曰：吾淫，不过言语，尔夫则实有淫行。
希氏曰：尔为尔，吾为吾。
特公曰：汝泄禁中语，吾若登基，当投汝囹圄。
语来言去，一时若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时若铁马冰河入梦来，参差纷纭，错落缤纷，天地震慑，日月无光，然多涉私讳，难及大义。
好事者曰：呜呼，希氏与特公，皆古稀长辈也，为争一职，奋战如此，吾等岂不发奋乎。
特公有女，美艳无双，言若珠玉，寰宇众生为之颠倒，良为得力左右也。
乙未岁公历11月8日，争锋紫禁之巅。
翌日，于东岸神州，乃晨也，始拉锯五十州，但闻西风烈，战鼓擂，如今世界谁怕谁，但见一男一妇，长枪短戟，纵马驱阵，战于云端，大洲诸神观战，吃瓜兆民仰视。
君不见花旗国五十州，莽莽河山万里，荡荡乾坤千丈，自落基山至于阿巴拉契亚，自冰雪阿拉斯加至艳阳夏威夷州，皆二龙驾云大战之所，但见千票万票，密集如矢，纷纷而来下，天为之无光，海为之掀波。一时曰彼胜，一时曰此胜。
初，希氏胜数州，然过辰时，始力怯，趋于午，多失州郡，至于午，力尽，坠云端，败去。
至未时，特公中的278矢，希氏中的242矢。特公中的过270矢，天下皆知其胜。
特朗普之得志，尝有兆。吾国歌姬蔡依林尝曰：DT in zhe house.
有女尚书曰：妾若在，特朗普不能得志。然，女尚书昨岁死矣。
又有神股曰：川大智胜。
亦有带鱼侯曰：特公若胜，吾食土。
太史刘曰：
特公执鼎，或曰：庶民之胜利乎？自寰宇衰颓，万民哀哀，富者有余，不足者填沟壑，乃至有豪杰崛起，变于瞬息，庶民所属意者：平等也，而非自由。特公之起，祸乎？福乎？
各国之政，吾不得妄言，然观彼选战，于君子恭让之风则稍不如。
凡君子之争，可攻其明，不可攻其私，可言其不足，不可言其不便，虽仇寇对阵，然不失揖让之礼，此西周文武、英格兰之以礼治国也。今以闺中私事言于兆亿人之中，庙堂之上，污朽如斯，不能卒睹，不能卒闻，呜呼，礼已失，天下或逢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苍生祸福如何，不敢言。（文 /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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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氏好律令吏治，己酉岁（1969），入雅礼大学堂，修律令，逢克林顿，希氏曰：“此妾之奇男子也”。
希氏辅翼克帝，自州郡刺史至于国主，然克帝有逸心，乃幸才人阿莱，殿中行淫，皆凤衔龙尾之事。
无何，事发，希氏怒，以书简掷之，中帝首，血溅龙寝，帝匍匐走，眠外殿数月。
然为大计，希氏涵忍而已。
庚辰岁（2000），克帝禅位，希氏始入群贤会。戊子年，黑马登基，拜希氏为卿相，数年行百一十二国，四百日飞行虚空，勤于国事。
乙未岁，希氏曰：吾明岁欲主白宫。克帝曰：吾为贤夫，辅成其事。乃为驴党所举。
上天好事，又生一豪杰与之逐鹿。
特朗普，纽约人，长希拉里一岁，性任侠，好财货与女子，好大言，曰：“凡天下有楼台处，必有吾之大名。”时人不之许也。
然其多智，屡臆则中。见纽约枢纽之地，有驿站残破，特公曰：“此楼虽旧，然可为也。”乃斥重金购，半年，化为神奇，但见楼宇巍峨，廊腰缦回，俨若宫阙，额书：“凯悦”。王侯富贾趋之若鹜，至今熙熙。特公乃巨富，闻于天下。
既富，又不谦抑，好名，凡立楼台大厦，皆书其名，寰宇周遍。
特公身长大，面阔口方，虽貌非潘安，然心似西门，好美妇人，易妻者三，皆娇妍俏娃，色衰则弃，育子女五。左右或谏曰：“特公英雄也，然好色，以此损清望，可抑敛。”特公笑曰：“不好色，岂能为特公?”
特公亦有落魄时，尝蹶于房产，身不名文，每餐，不过十文，然若无事者，闭户著书，付梓，居然洛阳纸贵，求者盈途，特公复起，数年再富。又好登高作秀，为优伶之事，人或笑其鄙陋，曰：“特公欲为戏子乎？”特公曰：“非如此，吾不得闻于天下。”
既闻名天下，乃有问鼎志，为象党所举，遂与希拉里逐竞大位。普京闻特公起，曰：“嗟乎，特公人杰也。”特公亦曰：“普帝，英雄哉。”
特公狂人也，言皆鄙俗，大不敬于妇人，尝谓女主持曰：“汝之经血四溢”。又谓女议员曰：“尔貌丑如斯，岂得与吾言。”
美利坚自克帝禅位，沉沦不起，凡货殖往贸，皆出多于入，彼岸有国崛起，渐复汉唐之像，黑帝辗转不寐。
又用兵不已，跨海征大漠，兵锋渐钝，虽无越南之折戟，然亦不得肆意于大马士革。内有萧蔷之虞，四海之民，往投新大陆，虽熙熙然有人气之众，然或非我族类，欲蠢蠢然有不逞之举。内外忧患也。
民皆忧，曰：“俟有贤能，兴我国邦。”
特公乃振臂曰：“霜露所均，不育异类，今日吾国之乱，莫过于边疆不慎，任由出入，遂使五胡得意，狼突寰宇，他年我若为美帝，凡包藏祸心者，不得入吾境。可乎？”
民多曰：“可矣。”群情振奋，举臂欲从，一时席卷，气吞万里。
语多激越，或悖大义，然民好之。
乃与希氏战于龙野。
首战，两相逢。
主持问：今日国中，万民嗷嗷，君有富之之策乎？
希氏曰：吾若登基，将设一署，理阴阳，调贫富，顺贸易，均机会，必使苍生富庶。
特公哂笑，曰：汝所谓富庶之策，空言尔。君不见花旗五十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使吾民能勤奋，岂敌他邦倾销，工务外流，呜呼，尔等误国大矣。
特公好色，某夕，窃言于左右曰：“吾于女子，未尝不能得，虽良家妇，移时则与吾共云雨。”此语泄，天下大哗，曰：“特朗普，登徒子也。”特公谢罪曰：“吾不过逞口舌也，而吾之所长，在国事。”顾左右而言他。
然希氏亦不得清，其为卿相时，凡书公函，不在宫中府中，居然以私函处置。维基发其事，希氏有女主簿，其夫以淫论罪，美利坚按察司察其事，居然见其中有希氏公函，三万余封，函中皆禁中语，军国密事。
事至御史，御史彷徨，民或曰：“希氏死矣，泄禁中语”。然不御史乃告于天下：“不问。”
再战。
希氏曰：嗟哉，特公乃登徒子也。
特公笑曰：吾淫，不过言语，尔夫则实有淫行。
希氏曰：尔为尔，吾为吾。
特公曰：汝泄禁中语，吾若登基，当投汝囹圄。
语来言去，一时若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时若铁马冰河入梦来，参差纷纭，错落缤纷，天地震慑，日月无光，然多涉私讳，难及大义。
好事者曰：呜呼，希氏与特公，皆古稀长辈也，为争一职，奋战如此，吾等岂不发奋乎。
特公有女，美艳无双，言若珠玉，寰宇众生为之颠倒，良为得力左右也。
乙未岁公历11月8日，争锋紫禁之巅。
翌日，于东岸神州，乃晨也，始拉锯五十州，但闻西风烈，战鼓擂，如今世界谁怕谁，但见一男一妇，长枪短戟，纵马驱阵，战于云端，大洲诸神观战，吃瓜兆民仰视。
君不见花旗国五十州，莽莽河山万里，荡荡乾坤千丈，自落基山至于阿巴拉契亚，自冰雪阿拉斯加至艳阳夏威夷州，皆二龙驾云大战之所，但见千票万票，密集如矢，纷纷而来下，天为之无光，海为之掀波。一时曰彼胜，一时曰此胜。
初，希氏胜数州，然过辰时，始力怯，趋于午，多失州郡，至于午，力尽，坠云端，败去。
至未时，特公中的278矢，希氏中的242矢。特公中的过270矢，天下皆知其胜。
特朗普之得志，尝有兆。吾国歌姬蔡依林尝曰：DT in zhe house.
有女尚书曰：妾若在，特朗普不能得志。然，女尚书昨岁死矣。
又有神股曰：川大智胜。
亦有带鱼侯曰：特公若胜，吾食土。
太史刘曰：
特公执鼎，或曰：庶民之胜利乎？自寰宇衰颓，万民哀哀，富者有余，不足者填沟壑，乃至有豪杰崛起，变于瞬息，庶民所属意者：平等也，而非自由。特公之起，祸乎？福乎？
各国之政，吾不得妄言，然观彼选战，于君子恭让之风则稍不如。
凡君子之争，可攻其明，不可攻其私，可言其不足，不可言其不便，虽仇寇对阵，然不失揖让之礼，此西周文武、英格兰之以礼治国也。今以闺中私事言于兆亿人之中，庙堂之上，污朽如斯，不能卒睹，不能卒闻，呜呼，礼已失，天下或逢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苍生祸福如何，不敢言。（文 /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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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6日星期日
枪声击碎我的梦
（六四23周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 本帖最后由 桃李不言 于 2012-6-22 17:27 编辑 ]
文章来源：https://goo.gl/RHsJUM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 本帖最后由 桃李不言 于 2012-6-22 17:27 编辑 ]
文章来源：https://goo.gl/RHsJUM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蛮族勇士：极权之殇——2015年宏观经济综述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预告片：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来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序章 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没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征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主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括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一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 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搞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国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防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请期待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第一章 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打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请期待第二章—极权之殇。
第二章 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白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请期待下篇。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全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制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核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请期待最终章：众生之死。
楼主 纳粹德国也是极权统治 为何工业也很强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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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苏联当年也不错。这俩实施的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套体制，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体制，极权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模式。在这套体制之下，个人完全丧失自由，只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产出都要奉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分配生活资料。穷举国之力发展制造业，也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绚丽的工业文明。要知道连帝王其实都不会彻底剥夺私产，而纳粹就是要这么干，如果它能成功，那当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性总是自私的，没伟大到这种全面奉献的程度。我国建国初期那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模仿这种纳粹体制。你要说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能长久的实施下去，并成为一种值得我们抛弃现在的生活去追求的梦想，呵呵，那么恭喜你，这个国家还真能复辟文革。
我其实从不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所以这种纳粹体制，也从来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那么，你们呢？你们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建立起纳粹式的统治吗？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领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与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 （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轻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泄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黄种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全文完）
文章来源：http://goo.gl/a8YZiW
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预告片：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来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序章 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没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征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主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括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一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 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搞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国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防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请期待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第一章 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打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请期待第二章—极权之殇。
第二章 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白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请期待下篇。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全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制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核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请期待最终章：众生之死。
楼主 纳粹德国也是极权统治 为何工业也很强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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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苏联当年也不错。这俩实施的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套体制，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体制，极权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模式。在这套体制之下，个人完全丧失自由，只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产出都要奉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分配生活资料。穷举国之力发展制造业，也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绚丽的工业文明。要知道连帝王其实都不会彻底剥夺私产，而纳粹就是要这么干，如果它能成功，那当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性总是自私的，没伟大到这种全面奉献的程度。我国建国初期那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模仿这种纳粹体制。你要说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能长久的实施下去，并成为一种值得我们抛弃现在的生活去追求的梦想，呵呵，那么恭喜你，这个国家还真能复辟文革。
我其实从不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所以这种纳粹体制，也从来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那么，你们呢？你们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建立起纳粹式的统治吗？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领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与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 （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轻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泄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黄种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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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姚尧：马英九为什么输这么惨？
大约在七年半以前，也就是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三个月后，我因缘际会同台湾几位蓝营的政治人物和名嘴吃饭时说：“我极度不看好马英九，他可能会是日后搞垮国民党的那个人，因为他像极了明朝的崇祯。”当时他们对我的观点相当狐疑，因为马英九是台湾人气最旺的政治明星，他所获得的选票亦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于是，我又补了一句：“你们别觉得马英九现在声望高，崇祯当年剪除魏忠贤的阉党时的声望更高。”然后我就在饭桌上跟他们讲马英九和崇祯的相似之处，也许他们觉得那时的我还太年轻，也许他们觉得我从来没去过台湾，因而根本不了解台湾政治，也许他们不喜欢听我说马英九的坏话，所以尽可能把话题顺着崇祯岔开后就不再讨论马英九。
又过了一年多，我在网上看到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写了篇文章叫《崇祯并发症：自恋型领袖的误国》。虽没有直接点名，但傻子都知道他是在将马英九比作崇祯。一时之间，崇祯皇帝在岛内名声大震，大家都在讨论马英九像不像崇祯。我不认识南方朔，不知道南方朔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与我2008年8月的那次饭局有关。不过平心而论，南方朔这篇文章写得真不怎么样。虽然他曾是马英九多年好友，但至少他真的不懂崇祯。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关心台湾政治。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好像对台湾政治感兴趣的人还挺多的，只是网上看到转发的文章都实在太垃圾了，比最垃圾的股评还要垃圾。所以，我还是再写一篇文章，谈谈马英九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这其实不算是时政分析，更像是一篇管理学的失败案例。
另外，南方朔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事实上，熊廷弼死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为魏忠贤时期的阉党所害。而崇祯皇帝是在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即位的，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除魏忠贤。可笑的是，南方朔作为享誉台湾数十年的知名政论家，甚至被有些人吹捧成“台湾第一政论家”，连这样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而当时台湾其他政治人物和名嘴虽然积极参与讨论，却似乎未能有人指出这个历史硬伤。当然，术业有专攻，不了解崇祯和熊廷弼，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没什么好丢人的。可你既然这么正经地大篇幅分析崇祯，却把最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好意思么?岛内人才凋零至此，这让我对祖国统一越发有信心了。
马英九于1950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祖籍湖南湘潭，一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父亲马鹤凌从政四十余年，渐升为国民党高级官员。 1972年，马英九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服预备军官役，1974年考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律，1976年获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在留学美国期间，马英九兼任《波士顿通讯》的主编，主要政治立场是打压党外运动(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只有一个国民党， “党外”就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代名词)。由于家庭背景和在海外的忠贞表现，马英九引起了蒋经国的特别注意。
1981年，马英九回到台湾，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1982年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工作。1988年，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委员会工作会报执行秘书，1991年马英九升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
1993年，连战出任台湾 “行政院长”，邀请他曾经的学生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那一年，马英九43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据马英九后来自己说，当连战找到他去当“法务部长”时，他内心非常惶恐，紧张得不得了。他问连战：“我这么年轻，跟检察部门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你觉得我能够适任吗?”连战告诉马英九：“我要的就是你年轻，要的就是你没有人脉关系，正因为你没有包袱，所以才能放手推动司法改革。”马英九回忆这段往事时，非常感激连战的提携之恩。
在连战的支持下，马英九因严办地方黑金势力而备受瞩目，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党内高官，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恩师连战的庇护下，马英九仕途并未受到影响，1996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仍然主管法务。
1997年4月14日，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遭绑架后又被撕票，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趁机要求连战辞职以示为社会治安败坏负责。就在连战“内阁”焦头烂额之际，马英九突然于5月8日在连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公开请辞，然后再将辞职呈送到连战办公室，直到第三天才与连战本人见面。马英九用公开请辞的方式为自己塑造一种不恋权位的清高形象，却把对他有提携之恩的连战陷入更加痛苦难堪的境地。如果你是连战，你最器重的学生和部属，同时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部长”公开辞职，你这个“行政院长”还怎么做下去?所以，三个月后连战也被迫辞职了。这是马英九第一次暴露他自私自利、刻薄寡恩的政治性格，为了能够收获更高的政治声誉，他不但没有与提携他的恩师共渡难关，反而踩着恩师的头颅向上爬。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常说：“马英九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体贴别人，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周美青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十分得体的，可是在外人以客观的角度而言，马英九的“不懂体贴”其实就是自私。
1994年台湾首次举行台北市长选举，参选三方分别是代表国民党的黄大洲，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和代表新党的赵少康。当时陈水扁和赵少康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民调经常处在伯仲之间，而国民党的黄大洲则稳居第三。由于新党是由国民党内部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少壮派分离出来成立的政党，所以李登辉在眼见本党的黄大洲铁定当选无望之际，为了不让赵少康当选，宁可“弃黄保陈”，将原本他能控制的一部分准备投给黄大洲的选票投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帮助与他“台独”理念相同的陈水扁当上了台北市长。
到了1998年，国民党再次面临需要推出候选人挑战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的问题，许多人推荐已经辞职到台湾政治大学教书的马英九，但是马英九多次表态不会参与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理由是“不知为何而战”。然则在无数人的无数次劝进后，马英九终究还是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理由是他明白了要“为台北市民而战。”
就个人素质而言，赵少康优于陈水扁，而陈水扁优于马英九。所以马英九要想打败曾经打败过赵少康的陈水扁，就必须解决当初赵少康败选的两大困境：一、李登辉的弃保;二、新党与国民党分裂票源。
李登辉对马英九素无好感，最初提名本党候选人时也一直属意章孝严(即蒋孝严)，只是到最后关头才被迫同意提名马英九。马英九对李登辉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但为了避免重蹈赵少康的覆辙，开始极力讨好李登辉。此外，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陈水扁以“台湾土狗对上香港贵宾狗”来比喻自己与马英九的竞争，因此马英九也急需“台独教父”李登辉来帮他巩固本省票。基于本党的政治利益，李登辉在投票前四天，登上了马英九的选举造势晚会。李登辉问马英九未来要走什么路，马英九答称要“走李总统民主改革的路”。
接着，李登辉用闽南话问道：“马英九先生啊!你是哪里人啊!你跟我说一下吧!”
马英九则用闽南话回答：“报告‘总统’，我是台湾人啦。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新台湾人啦。我是台北万华长大的、正港的台北人啦!”于是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与支持者一起高喊“新台湾人”!
同时，赵少康与马英九私交极好，甚至一直试图拉拢马英九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为了能够打败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然愿意让选票集中在马英九身上。所以新党候选人王建煊在选举中却声称竞选只是为宣传新党的政治理念，为了泛蓝的团结，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马英九的票。
最终，马英九如愿赢得了台北市长的选举，这两次投票结果如下：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马英九能够胜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党的选票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将“监察院长”的位子留给王建煊作为对他当年雪中送炭的酬庸。
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马英九当上了台北市长，为他后来问鼎大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党如愿拖下了他们认为有“台独”倾向的陈水扁。那么，陈水扁是输家吗?从上面那张表格中可以看出，陈水扁这场选战不但输得不难看，甚至可称得上虽败犹荣。在国民党和新党的联合夹击下，陈水扁的得票率较四年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91%。台北市长连任失败后，陈水扁旋即转战2000年的“总统大选”并惊险获胜，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02年，马英九轻松击败民进党候选人李应元连任台北市长成功。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立法院长”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基本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的门票。同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紧接着陈水扁团队的弊案一个接一个被引爆，后来还引发了百万红衫军上街头倒扁的政治运动。马英九最终能够在2008年高票当选，与他自身的能力并无太大关系，实在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塑造出陈水扁以及整个民进党高层几乎无人不贪的形象。如果那时候国民党换别人出来，要想胜选也并非难事。
马英九一生的巅峰，大约就是2008年3月22日以765.87万张票(58.45%得票率)胜选的那一刻，之后他的光环就开始逐渐消退，社会声望震荡下跌，以至于现在成为万众鄙视的对象。
作为一个政治家，首要之事在于用人。马英九胜选时的国民党原本人才济济，可就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人才凋敝，而且许多人才甚至投奔到敌对的阵营之中。我当初说马英九会像崇祯一样搞垮国民党，也主要是从他的用人上看出问题。
马英九第一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连战。前文说到马英九进入政坛之初曾经受到连战的大力拔擢，可是当连战因“白晓燕命案”身处困境时，马英九不但没有力挺，反倒为了自身私利而在没有与连战进行任何沟通的背景下对外公开辞职，陷连战以更加难堪的境地。这是两人第一次心结。
2004年，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最终因“两颗子弹”功败垂成。事后连宋举办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但是马英九对此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这是两人第二次心结。
连宋配输掉2004年的大选后，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连战曾力邀宋楚瑜带着亲民党与国民党合并，但宋楚瑜拒绝了。宋楚瑜找的出路是试图与民进党保持某种程度的合作，结果被陈水扁欺骗而后出卖，作为分裂泛蓝的工具，导致许多亲民党员纷纷回流国民党，亲民党从一度可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沦落为宋楚瑜的个人工具。连战找的出路则是率团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成为国共内战结束后首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为两岸交流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而这也成为马英九与连战的第三次心结。马英九一直极其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定位，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就任“总统”依然无法动摇连战的地位时，嫉妒之心更甚。此外，马英九心里还始终存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情结。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领袖金正日在平壤举行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并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马英九也一直梦想能仿效金大中拿块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马英九千方百计想要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并最终在卸任前搞出个“习马会”的主要原因。
2005年马英九继连战之后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陈水扁团队的贪腐弊案持续爆发。马英九口头上说支持倒扁运动，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这让连战对马英九极度失望。连战认为马英九是个标准的政客，只想着怎样对自己获取权力有利。连战曾私下说：“马英九根本不想让陈水扁下台，只想让台湾这摊子烂到2008年，自己坐享大位。”
2010年，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为国民党议员陈鸿源助选时遭到黑帮分子林正伟近距离枪击，子弹打穿头部，满脸鲜血，连胜文几乎丧命。但马英九并未对连家以应有的慰问，且即便当面见到连战时也从未主动提及枪击事件背后的原因，最后台湾检方只是以“误击”侦结起诉，这些都让连家无法接受。
2014年，连胜文准备参加台北市长选举，可是马英九怕连家班夺走他的权力，所以在党内初选时极力支持丁守中挑战连胜文。至此，连战和马英九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且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底部。
马英九第二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宋楚瑜。2000年“总统”大选时，宋楚瑜脱离国民党以独立身份参选，对阵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最终的选举结果是陈水扁39.3%，宋楚瑜36.84%，连战23.1%。 此役宋楚瑜仅输给陈水扁2.46%，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赢的。当时由于支持连战和支持宋楚瑜的票源高度重叠，所以彼此都想挖对方的墙角。选举前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发布假民调，说连战的民调已经超过宋楚瑜，呼吁选民“弃宋保连”，导致许多原本准备投票给宋楚瑜的选民最终改投连战。宋楚瑜一直坚信，如果没有马英九的假民调，他在2000年就已经是“总统”了，这是马宋两人的第一次心结。
陈水扁胜选后，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并与原来从国民党分离出去的亲民党和新党组成“在野联盟”。2002年，马英九寻求台北市长连任时，宋楚瑜曾亲临造势场合为其助选。演讲到动情处，宋楚瑜眼眶泛红落泪，突然跪在台上要求民众全力支持马英九。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宋楚瑜的作为自然能够感动相当多的支持者，可是马英九却相当不以为然，心想我打这场选战本来就是轻而易举，你现在下跪算什么意思?好像我是靠你下跪才赢的一样，以后还得欠你人情。但在宋楚瑜看来，自己对马英九不计前嫌，反而如此卖力为其助选，却遭到马英九的冷嘲热讽，心中感到相当憋屈窝火，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心结。
前文说到，连宋配在2004年大选失败后，马英九对游行反抗之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导致连战对马英九不满。可对于宋楚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不满而已了。宋楚瑜始终认为，马英九对于连宋这次败选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按照连宋最初的协议，连战2004年当选后不再寻求连任，下一任由宋楚瑜来参选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当选又再连任的话，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机会参选“总统”了。再过十二年，天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还不如现在打着世代交替的旗号抢班夺权，把连宋都淘汰掉。
马英九参选2008时，宋楚瑜曾举全党之力鼎力相助。可是马英九在当选之后，不但没有给宋楚瑜他最想要的“行政院长”之职，而且最终没有给他任何职位，而且最终没有给亲民党应有的酬庸，而且对重回国民党的宋楚瑜旧部也照顾不够，这让宋楚瑜极其恼怒。
为了回应马英九的忘恩负义和不尊重，宋楚瑜在马英九竞选2012年连任时也宣布参选。可是马英九发动各方势力(包括中国大陆)对宋楚瑜施压，称其参选会导致蔡英文渔翁得利，宋楚瑜被迫在2012大选时极度克制，最终得票率只有2.8%。宋楚瑜认为自己再一次为了成全马英九而被迫做出牺牲，可马英九 2012年连任后依然没有给宋楚瑜任何酬庸，依然不尊重宋楚瑜。
宋楚瑜与马英九的成长背景极其类似，同样都是湖南人，同样都是国民党官二代，同样都有留洋求学的经历，返台后同样都是从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做起，在国民党官僚体制中获得历练拔擢。正是由于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使得马英九一直担心宋楚瑜会替代自己。更何况宋楚瑜自担任台湾省长以来，就赢得了行政能力强的名声。马英九最受人称赞的则是他的清廉，而非能干。不但不能干，甚至被认为是“无能”、“缺乏魄力”。宋之长处，正是马之短板，这使得马英九对宋楚瑜处处提防打压，最终彻底将宋楚瑜逼到敌对面。2016年大选时，宋楚瑜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以74岁的高龄再次参与大选，最终获得了12.83%的得票率，较2012年整整高出10%。
马英九第三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王金平。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等于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年大选的门票。可是，马英九自始至终对王金平心存忌惮，因为马英九真心觉得自己有外省人的“原罪”，而王金平是台湾本土派的代表。在台湾的族群分布中，1945年后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外省人只占14%，所以马英九始终觉得王金平是卧榻之侧的猛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马英九一方面在政策上试图讨好本省人，从而与王金平争夺市场;一方面通过权力斗争整王金平，甚至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悲催的是，马英九讨好本省人的政策并没有人买账，反而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深蓝。马英九宣布开除王金平党籍后，王金平到法院上诉要求国民党撤销党籍的处分，并最终打赢了官司。就这样，马英九好端端把自己同党同志逼到敌对一方，却又被敌人打败。不管在是民间的声望，还是在党内的地位都随之一落千丈。
说完马英九，我们再来说崇祯。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明末时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非常厉害，明朝将领都不是他的对手，直到袁崇焕横空出世，在宁远孤城屡次挫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并最终导致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受伤病死。皇太极继位后，又是屡屡败在袁崇焕手下，于是他仿效《三国演义》中的“群英会蒋干盗书”实施反间计，故意把袁崇焕投靠皇太极的事“不慎”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然后又“不慎”让明朝太监逃脱而报告给崇祯。结果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从此大明朝再也没有皇太极的对手了。用《明史·袁崇焕传》结尾的话说就是：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大概许多对明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可惜，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不做细致剖析，我直接说结论：崇祯杀袁崇焕并非是因为中了什么反间计，崇祯也绝不相信袁崇焕会投奔皇太极。崇祯会杀袁崇焕，而且是用千刀万剐的方式杀袁崇焕，是因为他认定袁崇焕结党，结党的对象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袁崇焕在天启七年遭到魏忠贤的阉党陷害愤而辞官，旋即崇祯登基铲除魏忠贤的阉党，靠的就是钱龙锡进行朝政的“灾后重建”工作，而袁崇焕也正是钱龙锡极力推荐担任辽东统帅的。后来袁崇焕以“不听号令”为由斩杀皮岛主帅毛文龙，崇祯虽然心里不满，但最后还是接受现实了。可是当他怀疑袁崇焕是在钱龙锡的支持下杀毛文龙时，这才让动了杀机。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袁崇焕是边关统帅，这两个人结党，那还得了?
崇祯在提审袁崇焕时，要他交待钱龙锡在斩杀毛文龙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袁崇焕义正言辞地说，此事完全是自己的主意，与钱龙锡毫无瓜葛。可正是袁崇焕这种一人承担的态度，越发让崇祯疑心他和钱龙锡结党，否则为何如此设法维护?为了震慑群臣，这才要用千刀万剐的极刑来处理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十五天，崇祯开始处理结党的另一方钱龙锡。群臣普遍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事确实与钱龙锡无关，钱龙锡的差错在于失察，而不在与袁崇焕密谋。对此，崇祯非常不满，除了因为群臣不认可他的观点外，也因为钱龙锡居然在朝中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同情。于是，崇祯判钱龙锡死刑，且不待秋后立即执行。然而，就在行刑前的一刹那，崇祯又下旨说钱龙锡并无谋逆之心，还是先把他关起来。
崇祯不杀的钱龙锡的原因，是看到钱龙锡在临终上疏中提到：“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后感觉自己这个篓子捅大了，所以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承担。”钱龙锡怀疑袁崇焕在受审时为了逃脱罪责乱咬，将自己拖下水，害得自己现在受牵连被判死刑，所以才在临死前向崇祯分辨清楚。直到这个时候，崇祯才明白钱龙锡和袁崇焕没有结党，因为两者言辞之间没有丝毫默契。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钱龙锡虽然躲过一死，可袁崇焕却死后不能复生，崇祯也只好默默独吞苦果了。
崇祯多疑又自卑的性格，不仅使得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将贤相，还带坏了整个朝廷的管理文化。最后在朝堂上立足的都是一群没有行政能力，却乐于互相攻讦的人。因为缺乏行政能力，所以不会有个人崇拜，也就不可能结党。因为乐于互相攻讦，所以仇人必多，同样也不可能结党。大明朝这些年虽然误杀了许多良将贤相，可依然不乏经天纬地之才。真正出现空前的人才危机，是因为崇祯的领导风格，使得那些良将贤相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有所表现，这才给了小人可乘之机。
我们再说回马英九。倘若他能够将两岸事务委托给连战，将内政委托给宋楚瑜，将党务委托给王金平，自己垂拱而治，并大力拔擢年轻人才，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政绩，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可惜的是，马英九根本不敢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地位，嫉妒宋楚瑜在行政方面的干才，嫉妒王金平在人脉方面的通达。马英九认为，如果让这些人在各自的专才有所表现，他们就会形成朋党，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马英九对这些本来可以帮自己大忙的贵人极尽打压之能事，而他真正敢用的都是一些能力不如自己，凡事需要自己帮忙指导的人。惟其如此，马英九才觉得自己的领导地位是稳固的。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马英九只敢用徒，而不敢用师友。不但不敢用师友，而且把师友逼成敌人，这样的领导者焉能不败?
不敢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但自卑之人往往又非常自负，希望赶紧做出些成绩来让质疑者闭嘴。崇祯如此，马英九亦是如此。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时曾经提出“五年复辽”的口号，此事显然不太现实，但袁崇焕会这么说不是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吹牛，而是为了迎合崇祯急于求成的心态，希望能够暂时宽慰他的心，结果却成为君臣沟通不畅直至最后反目的导火索。袁崇焕虽然应该要负一定责任，但起因也是在于崇祯急于求成。洪承畴负责辽东时曾经坚持与清军进行持久战，可是崇祯又是急于求成，一再下达死命迫使洪承畴主动出击，导致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兵败被俘，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关外明军精锐尽失，仅剩下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这最后一道防线。而马英九在证所税改革、两岸服贸、王金平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同样表现出急于求成的心态，在民众还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强渡关山，结果被民进党利用，最后还爆发了所谓“太阳花运动”，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
急于求成，是希望做出成绩来获得大家认可。可出了差错，却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诿过于部属，此乃领导者的大忌。这个毛病，崇祯有，马英九也有。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消息泄露后朝廷舆论哗然，崇祯为了推卸责任，说这都是陈新甲背着他干的，把陈新甲杀了。从此朝臣中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明朝失去了与满清哪怕短暂和平的机会，最终在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下致使李自成农民军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当明朝军队无法抵御李自成时，崇祯曾多次考虑南迁。可是当有朝臣反对南迁时，崇祯既不能乾纲独断，又不能保护提议南迁的大臣，以致于没什么人敢建议南迁，此事就被一直延宕下来。最终崇祯被李自成围困在北京城，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马英九也是如此，他上任后任命刘兆玄担任“行政院长”，什么事都将刘兆玄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可事实上，每次有功劳，马英九都会及时跳出来揽到自己身上，出了问题则让刘兆玄和“阁员”们自己承担，致使团队士气低迷，许多官员在民进党的攻讦下最终都辞官离去了。
崇祯在煤山自缢前曾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名言，仅就个人素质而言，崇祯勤政简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排名应该算是靠前的，比起他的哥哥天启和他的爷爷万历更是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和后代都有不少人对崇祯抱有同情，可是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并非没有给崇祯机会。崇祯将责任全部诿过于臣下是极其不恰当的，而不肯担责本身就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地，马英九是个好人，却不是好领导，他至今仍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输，他总是在怪民进党恶意攻击，怪自己身处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不利环境，怪宋楚瑜和王金平拖后腿，可是他却没认真反省过，历史曾经给你如此高的权力和民意支持，为什么你会搞成现在这样。
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最后写道：“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矣。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马英九出生在国民党官宦之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四个姐妹。从小得到很好地启蒙教育，长大后获得很好的学校教育，一直读到哈佛法学博士，回台后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人长得高大帅气，形象阳光清新。他的履历看似完美，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有贵人提携，真正就是“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纵观马英九的一生，没有品尝过苦难，所以不知道怎样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挫折，所以不知道怎样在困境中鼓舞士气;没有忍受过屈辱，所以他不知道怎样承担应有的责任。马英九太帅也太顺利了，所以他觉得他天生就该是被夸奖的，他觉得别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他觉得别人指责他都是因为误解。马英九的失败，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生顺遂的优等生的失败。
二十年内可收台
其实最初不愿意写台湾政治，因为这个巴掌大地方自娱自乐的事原本不值得特别着墨。只是一方面有许多读者希望我写，另一方面选举结果出来后肯定会有无数人写。所以，与其让那些不懂的人乱写以占据我们的屏幕，不如还是我来写以占据他们的屏幕吧，尽可能用一篇文章让读者了解台湾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民党走向衰败是从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开始的。
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的接班人，蒋经国会看上他，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四点：
一、李登辉是台湾本省籍出生、却伪装出强烈的反“台独”倾向，成功骗过了蒋经国。
二、李登辉是农业经济专业的著名学者，是蒋经国亲自把他带入政坛的，自身并无复杂的人脉关系，相对不容易成立政治派系。
三、李登辉当时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只有个孙女，相对不会有家族传承的动力。
四、李登辉非常善于察言观色，卑躬屈膝地讨蒋经国的欢心。此人每次跟蒋经国谈话，屁股从来就只坐沙发的三分之一，听话时态度毕恭毕敬，无论蒋经国讲什么，他都会认真记下来，回去慢慢研究，然后再来向蒋经国报告（读者如果有志于在职场晋升，或可引为参考）。
李登辉刚刚接任总统时，手中的实权并不多，“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国安”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军权”则掌握在“参谋总长”郝伯村手中。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权力游戏的传统，集权者通常不希望继任者也能够完全集权，总想搞出个制衡机制。最后的结果，要么就是继任者打破制衡形成新集权，要么就是权力分散导致政令无法推行。
李登辉非常清楚自己资历浅薄，如果不能担任党主席，则必然沦为一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夺权的第一步就是要全力争夺蒋经国去世后的“代理党主席”一职，用党机器来掌控权力。当时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不愿将党主席之位交给李登辉，而希望由“行政院长”俞国华来代理党主席，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按计划召开，李登辉请假缺席，而当时会议一直在讨论其他议程，代理党主席案却迟迟没有人提出。就在此时，突然跳出了一个小人物，他在中常会上原本是只有列席权而没有发言权的。但看到他那种心急如焚的表情，会议主席出于礼貌还是让他讲话了。于是，他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再不推出党主席，则对党、对国的伤害一天大过一天。晚推出一天，就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说罢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正是由于这位小人物的临门一脚，把全体中常委逼到没有退路，迅速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这个小人物就是后来台湾政坛炙手可热的宋楚瑜。这次拥立之功，让宋楚瑜建立了与李登辉之间“情同父子的关系”，从此在政治上平步青云。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的大权后，打着“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旗号，开始了一系列的巩固权力政治斗争。他先是不动声色地将“内阁”成员逐步换成亲李派，架空“行政院长”俞国华，最后逼俞国华主动辞职，将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调任“行政院长”。虽然“行政院长”的职位更高，但这样一来，李焕离开了自己的执掌的党务系统，而接替李焕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就是宋楚瑜。
接下来，李登辉的目标是被蒋经国称为“镇岛大将军”的“参谋总长”郝伯村。郝伯村在军中经营已久，人脉丰富，而且深得蒋家、尤其是宋美龄的信赖，因此也就成了李登辉的眼中钉。李登辉再次使出了明升暗降的手法，将郝伯村调任“国防部长”。按照编制上说，“国防部长”能够入阁，是政府最高军事负责人，官位要比“参谋总长”高。但“国防部长”只是主持当局的日常军事事务，其重要性远不及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长”。为了保住郝伯村的兵权，宋美龄曾经特意邀请李登辉到士林官邸来会谈，此后还给李登辉写了两封信，但李登辉决心已定，终究还是把郝伯村“提升”为“国防部长”。郝伯村从军队起家，亲信党羽都在军队里，一旦离开了军队，便再不能调动军队里的一兵一卒，“郝家班底”也从此失去了顶梁柱，被李登辉在军队中的“本土化”给清洗干净了。
李登辉这种全方位铲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做法，激化了党内矛盾，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李登辉及其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一个是亲蒋以及反李的“非主流派”。国民党自其创党以来就有着“不团结”的基因（直到现在朱立伦竞选高喊的口号还是“团结”），这些大佬们虽然都讨厌李登辉，却甘心被李登辉欺骗利用。李登辉用李焕出任“行政院长”挤掉俞国华，又用郝伯村出任“行政院长”挤掉李焕，然后再废掉郝柏村，则大佬中的反对势力就被李登辉全部击破了。
然而就在大佬们纷纷沦为闲云野鹤之际，国民党少壮派中反李登辉势力又突然崛起。1993年，赵少康、王建煊、周荃、陈癸淼、李胜峰、李庆华、郁慕明七人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以赵少康为召集人。新党是国民党建党以来第一个正式分裂出去的政党，其核心成员都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希望之星，如前“环保署长”赵少康、前“财政部长”王建煊、前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郁慕明等，他们原本可以在国民党的官僚系统里高官厚禄，但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最终都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新党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气势达到高峰，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有“政治金童”之称的赵少康，对手是国民党的黄大洲和民进党的陈水扁。当时赵少康和陈水扁的民调始终处于伯仲之间，然而就在选举的关键时刻，李登辉为了不让背叛自己的赵少康当选，决议“弃黄保陈”，将与自己一样有着台独倾向的陈水扁推上了台北市长的位子。赵少康败选后逐渐淡出政坛，而新党则因其在国民党时代继承来的内讧基因而日渐凋零，到现在只能靠着中国大陆的奶水接济，在岛内高喊“一国两制”来刷存在感。
同样是1994年，宋楚瑜在李登辉的大力拔擢下选上了台湾省长。凭借在省长期间的勤政清廉的形象，宋楚瑜在岛内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声誉，却也因功高震主而遭到李登辉的忌惮。最终结果是李登辉实施“冻省”，宋楚瑜与李登辉矛盾激化。2000年“总统”大选时，宋楚瑜脱离国民党以独立身份参选，对阵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代表新党的作家李敖和因民进党内权力斗争而脱党参选的前主席许信良。最终的选举结果是陈水扁39.3%，宋楚瑜36.84%，连战23.1%，许信良0.63%，李敖0.13%。
这次选举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第一，宋楚瑜仅输给陈水扁2.46%，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赢的。
第二，在选举的最关键时刻，李登辉指使手下抛出子虚乌有的“兴票案”，严重打击宋楚瑜的清廉形象。如果不是这件事，或许宋楚瑜就赢了。
第三，陈水扁虽然当选，但是他的选票只有四成。连战和宋楚瑜的选票总和有六成，倘若国民党不分裂，陈水扁是没有机会的。民进党虽然也有人脱党参选，但许信良最后只分走0.63%的选票，微乎其微。国民党的“不团结”基因，民进党没有。
第四，由于支持连战和宋楚瑜和票源高度重叠，所以彼此都想挖对方的墙角。选举前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发布假民调，说连战的民调已经超过宋楚瑜，呼吁选民“弃宋保连”，导致许多原本准备投票给宋楚瑜的选民最终改投连战。宋楚瑜一直坚信，如果没有马英九的假民调，他在2000年就已经是“总统”了，这是宋楚瑜和马英九长达十多年心结的开始，至今也不见丝毫可以冰释的可能。
陈水扁的当选使得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执政权，3月18日开票当晚，数千国民党老党员及民众要求李登辉辞职以谢天下，造成数十位民众流血受伤。19日，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将在9月辞职的消息，这一来不但没有平息民愤，反而引来更为强烈的不满，抗争持续升级，甚至有部分中常委被打，座车被砸。3月24日，苦苦支撑以待变局的李登辉再也撑不下去了，被迫交出了党主席的位置。紧接着连战被中常会推举为代主席，开始了国民党的改革，重新进行党员登记。这一边，高票落选的宋楚瑜在群众的拥戴下，组建了亲民党，许多原来国民党、新党的政治人物纷纷加入。
随着李登辉的下台，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开始积极运作“连宋会”，希望能够国亲合作。但宋楚瑜因为国民党抛出的“兴票案”而高票落选，对国民党恨之入骨，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国民党“招降纳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并没有多少心思去与国民党联合。国民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失去了行政权，却仍然是“立法院”的第一大党，也不愿意放下面子去追求亲民党。更兼此时的执政党是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还希望能与民进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以扩充自己的实力。直到“核四停建案”的爆发，国民党和亲民党才都明白自己都被陈水扁耍了。于是，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结成“在野联盟”。由于亲民党、新党皆是从国民党分离出来，而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旗”为蓝色，故而这个阵营也称为泛蓝阵营。李登辉在交出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后不久，又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于是，不甘“台独”梦灭的李登辉以其在国民党的嫡系子弟为班底，组建了“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自己担任精神领袖。“台联党”是李登辉“两国论”路线的延续，在“台独”问题上与民进党沆瀣一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民进党、“台联党”、“建国党”等“台独”组织也组成政治联盟，与泛蓝相抗衡。由于“盟主”民进党的党旗为绿色，故该阵营也称为“泛绿”阵营。从此，台湾政治进入蓝绿对决的时代。
2003年2月14日情人节，连战和宋楚瑜宣布以“国正亲副”和“连宋配”的形式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连宋配”确定之后，泛蓝士气大振，无论是民调，还是各主流评论，都认为连宋将赢得大选。不料就在2004年3月19日，也就是大选投票的前一天，陈水扁和吕秀莲在泛绿大本营台南市金华路三段乘坐吉普车扫街拜票时遭到枪击，这就是后来被认为是自导自演的所谓“两颗子弹”事件。
3月20日投票当天，在投票入口处做的民调显示连宋是赢的，开票后连宋票数也是一路领先，想不到却在投票快结束时，扁吕的投票率急速飙升，并在最后关头上演惊天大逆转，获得50.12%的得票率，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打败了连宋的49.88%。由于逆转太过戏剧性，所以泛蓝支持者普遍相信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阴谋，连宋也当即决定提出“选举无效”和“当选无效”的诉讼，但陈水扁对于这些根本不予理睬。
陈水扁的策略是对的，他深刻地理解国民党的“不团结”基因，只要拖得时间久了，泛蓝内部自己就会斗起来。
4月10日，泛蓝在陈水扁办公室前举行超过二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连宋演讲离开之后，现场民众在夜幕降临时分开始鼓噪，对着封锁线内的警察丢掷棍棒和饮料瓶子，并逐渐愈演愈烈，开始攀爬进入封锁区域，试图冲进陈水扁办公室。眼见群众的情绪逐渐失控，警方开始动用喷水车压制群众。受到强力水柱冲击的群众不进反退，情绪更加激动，警方的喷水车也由两部增加到五部。很快场面大乱，警方开始驱离群众，群众则以瓶子、石块、棍棒予以还击。晚上十点，国亲申请集会游行的时间已到，但泛蓝迟迟不愿离去，两千多名镇暴警察开始挺进，引得咒骂之声四起。警察直接冲入人群抓人，更使得冲突越发激烈，造成许多民众受伤，静坐抗议的“立委”也在混乱中受到波及。直到临晨一点，宋楚瑜回来平息冲突，才使得流血事件没有继续扩大。
此役过后，蓝营内部互相埋怨的情绪更加凸显，尤其尴尬的是身兼国民党副主席和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在这次冲突事件中，马英九先是以国民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所谓的合法集会，十点钟以后，他又改行台北市长的职责下令警察驱离群众，并造成流血事件。虽然马英九自己宣称这是遵守法律，但在蓝绿两边都不讨好。绿的怪他身为市长还带头集会闹事，蓝的怪他居然动用警力来镇压自己人。特别是宋楚瑜始终认为，马英九对于连宋这次败选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按照连宋最初的协议，连战2004年当选后不再寻求连任，下一任由宋楚瑜来参选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当选又再连任的话，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机会参选“总统”了。再过十二年，天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还不如现在打着世代交替的旗号抢班夺权，把连宋都淘汰掉。这是宋楚瑜对马英九的又一个大心结。
此时的泛蓝阵营表面上是同仇敌忾，其实已经心生嫌隙。连宋的意外败选，使得选前所商定的权力布局被完全打乱。为了本党的生存与发展，国民党和亲民党由于分抢同一块蛋糕而使得斗争被摊上了台面。例如“大选”结束后，国亲可以根据所获得的票数，领取约1.93亿的政党选举补助金。按照双方选前的约定，胜选后就将所有的补助金捐给公益事业。偏偏当时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会选输，自然也就没有考虑过选输后如何处理这笔钱。由于都不是执政党，没有行政资源，当时两党的经费都很紧张。亲民党多次找国民党磋商，希望能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约9000多万元。而国民党则认为，在“大选”中，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国民党一力承担，区区1.9亿的补助款远远不够支付选举费用，又怎么还能分一半给亲民党呢？被逼无奈之下，才勉强同意分三次支付共计3000万元，但要到年底“立法委员”选举结束后才能兑现的支票。亲民党觉得，国民党社会基础雄厚，又有庞大的党产，怎么不在亲民党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反倒为了几千万元斤斤计较，显然是在耍“老大做派”，逼得亲民党走投无路后，自动并入国民党。尤其在“反扁”集会游行中，亲民党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抗争，但国民党的态度却要温和的多，甚至有些暧昧，更让亲民党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宋楚瑜感到国民党口头上跟他说兄弟同心，一致对抗民进党，但事实上却对他处处打压。他认为，完全仰赖国民党的结果，是亲民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于是，他希望能够与民进党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谅解，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宋楚瑜内心的转变，正是陈水扁求之不得的，他做梦都希望能分化瓦解泛蓝阵营。
2005年2月24日，宋楚瑜和陈水扁在台北宾馆举办了酝酿已久的“扁宋会”，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深谈，陈水扁送给宋楚瑜“真诚”二字的卷轴书法，宋楚瑜送给陈水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雕塑制品，寓意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合作将任重而道远。两人达成了“十点共识”，主要内容是陈水扁承认“一中宪法”，愿与宋楚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宋楚瑜则承认陈水扁当选的正当性。宋楚瑜之所以会向民进党靠，一方面是记恨国民党的不仗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通吃蓝绿，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这个角度上讲，宋楚瑜是标准的政客，没有永远的恩怨，只有永远的利益。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宋楚瑜不但没有通吃蓝绿，反而蓝绿都不讨好。蓝营认为宋楚瑜是在投降背叛，绿营则认为宋楚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后结局是，许多曾经紧密追随宋楚瑜的亲民党员不愿背负投降背叛的骂名，纷纷回到了国民党。亲民党则由一度可与国民党、民进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沉沦为宋楚瑜实现个人政治利益的工具。
至此，陈水扁在岛内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敌人。虽然我们唾弃陈水扁的“台独”主张，虽然我们不齿陈水扁的贪腐行径，但必须承认，仅就政治人物的个人素质和领导能力而言，2005年之前的陈水扁还是可圈可点的。作为三级贫农之子的陈水扁，从小学读书到大学毕业，成绩永远是第一名。从政后一直是民进党内最耀眼的明星，施政效能也不错。陈水扁的堕落是从2005年彻底分化泛蓝之后才开始的，《易经·乾卦》上说“亢龙有悔”，陈水扁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然后就开始一边腐化堕落，一边做自己的掘墓人了。自从2015年八月底“高捷弊案”爆发以来，陈水扁团队的弊案一个接一个的被引爆，后来还引发了百万红衫军上街头倒扁的政治运动。2008年马英九能够当选，与他自身的能力并无太大关系，实在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塑造出陈水扁以及整个民进党高层几乎无人不贪的形象。所以那时候国民党换别人出来，要想胜选也并非难事。
相较于之前的李登辉和之后的蔡英文，陈水扁都不算台独倾向严重的人，他只有在需要温暖的时候才会把“台独”拿来消费。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水扁和马英九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只要能在那个小岛上当土皇帝就好，至于这个小岛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两者的差别在于，陈水扁在被蓝营打击，需要绿营本土派支持时就会高喊“台独”，马英九在被绿营打击，需要中国大陆支持时才会向北京献媚。如果不是弊案被蓝营持续揭发后压力太大，相信陈水扁后期应该不至于在台独的路上走得那么远。
陈水扁的继任者蔡英文，相对陈水扁更像是有“台独理想”的人，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是出自此人之手。很多人都知道蔡英文有个外号叫“空心蔡”，因为她只会说些华丽的辞藻，但这个辞藻里面的内容是空的。其实，蔡英文以前不是空心菜，不但不空心，反而非常的实心，就是因为太实心了，她才会输掉2012年的选举。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最重要的筹码就是两岸牌，因为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就会引来中国大陆的愤怒，就会破坏两岸和平。那么，什么叫作“九二共识”？其实是各说各话，中国大陆这边的解释是“一中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这边的解释是“一中各表”，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对于这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这边叫“中华民国”。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那么海峡两岸就可以算是两个中国，回到李登辉、蔡英文的“两国论”上去了，大陆怎么可能接受这个说法？所以每次国民党问蔡英文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时，蔡英文总是回答：“1992年汪道涵和辜振甫有个会谈，但当时没有任何共识。所以‘九二会谈’这个是事实，但根本就没有什么‘九二共识’，我们怎么能取接受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呢？”蔡英文说得完全正确，可是她不懂得海峡两岸这么多年还可以谈，就在于这个不存在的“九二共识”，这在政治学上叫“创造性模糊”。一旦有一方非要把这个说清楚，那就没法谈了。蔡英文逢人就解释没有“九二共识”，因此她无法接受，这不是去触碰大陆的虎须吗？又如何保障岛内和平安全？就是因为她太实心，所以在2012年大选中，蔡英文以45.63%输给了马英九的51.6%。在败选演讲中，蔡英文痛感自己只差“最后一里路”。这一里路，其实就是她始终不知道如何解决两岸问题。不接受“九二共识”吧，无法说服台湾民众相信她能够保证和平。说接受“九二共识”吧，违背了民进党多年来的主张，而且也无法将自己与国民党区隔开来。但这一次，蔡英文想明白了，她提的口号叫作“维持现状”。这其实是台湾民众最喜欢听的话，直指目标就好，管它什么共识不共识。至于怎么维持现状呢？蔡英文说要沟通沟通再沟通。人家又问她，如果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大陆要打你怎么办？她说我们：“会好好沟通的。只要我们好好沟通，他们怎么会出兵打我呢？国民党总是把大陆说得那么可怕，拿来吓唬台湾人，大陆也是讲道理的啊！我们会好好沟通啊！但在沟通之前肯定是维持现状啊！”这个够虚吧？就是因为把自己“空心”化，蔡英文终于迈过了自己的最后一里路。
马英九能够在2012年赢，是因为蔡英文有明显短板，而马英九的短板却未完全暴露。现在蔡英文的短板补上了，马英九的短板却暴露的越来越多。马英九的问题至少有这三个方面：
第一，马英九的性格极其偏执，他出生在国民党官宦之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四个姐妹。人长得高大帅气，学习成绩好，一直读到哈佛法学博士，回台后就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和翻译，你可以想象这样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品学兼优的帅哥会多么自我感觉良好，多么难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指责。
第二，马英九的团队里集中了大量与他同质性高，成长背景接近因而思维极其类似的博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视甚高，不擅长沟通，所以马英九团队无论做什么事，都免不了最后被骂。
第三，马英九一直认为要努力争夺中间选民和绿营的票，所以政策不断讨好绿营，这就导致原来支持他的蓝营不满。可是马英九不在乎，他觉得原来支持我的人总会含泪含血含恨投票的，他们没得选择，他们总不能投民进党的票吧？可是马英九不知道的是，他这种做法会使得他的朋友越来越少，越来越心寒，甚至投靠到敌人的阵营当中。譬如宋楚瑜自认为2008年为了马英九胜选出了大力，可是马英九却并没有给他任何酬谢。自此以后，宋楚瑜开始铁了心思要弄垮马英九，弄垮国民党。马英九的偏执性格，使得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政策和政绩辩护，这就让马英九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他，从而更加剧了他的偏执，如此恶性循环。
马英九在2008年赢其实完全不算考验，在2012年赢靠的是蔡英文的短板，其实也赢得非常侥幸。但马英九自己却缺乏清醒认识，反而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才能连任。连任不久后，马英九重用的一些亲信如林益世、赖素如等相继爆发弊案。以前台湾人觉得马英九能力或许不行，但清廉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也是2008年他能高票当选的原因所在，因为民众太痛恨陈水扁的贪腐了。现在搞半天，连马英九的团队也一堆人贪腐，使得民众对其大为失望，直接导致了2014年底县市长选举的惨败，马英九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继任党主席的朱立伦同样只是个只会搭顺风球的人。如果马英九任内政绩斐然，朱立伦打胜仗没有问题。现在马英九挖了个大坑，要想让朱立伦做大破大立的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个太不现实了。
蔡英文当选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觉得会是坏事，因为蔡英文主张“台独”。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上台是好事情，更加有助于统一。先说个《管子·轻重戊》里的故事：
齐桓公问管仲：“我打算征服鲁梁这两个邻国，有什么办法？”
管仲说：“鲁梁两国有个优势产业叫织绨。您以后亲自穿绨服，让左右臣子也穿绨服，这就会引导到全国百姓都跟着穿绨服。然后您再下令齐国不准织绨，绨一定要依靠鲁梁供给，这样鲁梁百姓就会放弃农耕而专门从事织绨。”
齐桓公依计而行，果然鲁梁两国开始大量发展织绨业，以高价出口到齐国。十三个月后，管仲派人去鲁梁打听消息，发现鲁梁农耕已经荒废，老百姓都挤在城里进行绨服交易。于是管仲告诉齐桓公，现在可以征服鲁梁了。他让齐桓公改穿帛衣，引导百姓不再穿绨服，并且封闭关卡，不与鲁梁两国进行贸易。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到鲁梁去打听消息，看到鲁梁一方面绨服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在闹饥荒。鲁梁国君下令百姓不许再织绨，都去重新种粮食，可是粮食不是现在种马上就可以收获的。结果鲁梁的粮价飞涨，相当于齐国的一百倍。二十四个月后，鲁梁两国百姓归顺齐国的人数达到六成。又过了两年，鲁梁两国的君主也请求归顺齐国。
马英九执政这些年，原有的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和日韩的夹击下日益凋零，产业结构越来越依靠大陆。譬如马英九大力发展旅游业，这完全是建立在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基础上的。2015年，大陆游客赴台总数为415万人次，每名游客日均在台消费232美元，不仅在人数而且在消费金额上都已超过日本游客位居地游客之首。一旦大陆以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为由，禁止大陆游客赴台，则台湾的旅游业以及相关的餐饮酒店零售百货等行业都会遭到重大创击。
在传统台湾政治版图中，北部比较支持蓝营，南部比较支持绿营，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这些年来，南台湾的水果大量出口到大陆。一旦大陆以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为由，不再进口台湾的水果，则民进党的大本营将受到重大创击。不仅如此，台湾要和大陆叫板，势必更加严重依靠美国。现在美国对台湾最大的施压，就是要求台湾开放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台湾得罪了中国大陆，还敢得罪美国吗？看样子蔡英文竞选时的美国之行是答应放开进口了，而一旦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必定会在台湾引来轩然大波。按照台湾现行法律，猪农是不允许用瘦肉精的，这就导致台猪的成本要比美猪高出一成，台湾农民怎么竞争？如果允许台湾猪农也可以使用瘦肉精，则从此台猪必定全部都含瘦肉精，台湾民众能答应蔡英文这样胡来吗？日本和美国在TPP谈判中的最大争端就是放开美国农产品进口日本，在美国人的眼里，台湾的地位赶不上日本吧！届时，台湾农民一方面要面临美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一方面又要面临大陆市场无法出口，这些蔡英文的铁杆支持者，出路何在？
国民党执政八年，民进党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无论国民党做什么都指责他们是“倾中”、“卖台”、“黑箱”。这一招打天下可以，坐天下呢？在全球经济日益萧条之际，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民进党能够摆脱得了大陆市场吗？民进党为了发展经济，势必要重拾国民党的旧路，这时候他该怎么办？不但国民党会拿民进党原来攻击他们的招数加倍奉还给民进党，原来深绿的支持者也会觉得民进党背叛了他们当初的理想，只是骗选票而已。蔡英文能怎样面对？
我曾经有个论断，在经济治理方面，台湾历届领导人的水平是每况愈下，李登辉不如蒋经国，陈水扁不如李登辉，马英九不如陈水扁，蔡英文不如马英九。再加上蔡英文先天上的各种束缚，以及国际情势的萧条，可以断言蔡英文这四年的政绩还不如马英九。其实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才来到大陆发展，未来在蔡英文的闭关锁国路线引导下，台湾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将更加凋敝，人才出走现象会更加严重。台湾以后或许会越来越精致，但却越来越没有创新。蔡英文之后呢？无论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改由国民党重新执政，基本上都可以断言台湾无法走出科技衰退和人才流失的泥淖。因为当一个地区失去竞争优势后会越发留不住人才，而人才的流失又会导致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台湾政党轮替次数越多，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竞争力下降越严重。当台湾与大陆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时，不需要动用军事手段，即可很容易收复台湾，就像当年的管仲一样。
在《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中，李光耀提到中国将在20到30年内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现实力平衡，他们首先会将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接着会把美国人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读者知道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有多远吗？就在200海里之内！最近的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只有72海里，福州到基隆大约149海里，厦门到高雄大约165海里。我不知道李光耀在说200海里这个数字时是不是就在指大陆会收复台湾，也不确定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日期，只是从上下文来看，大约可以推断是在2013年。彼时，马英九的施政还没有完全露出败相，也没有人敢说蔡英文有多大希望能在2016年当选，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还是苏贞昌。作为一个既有历史眼光又有国际眼光的战略家，李光耀明白台湾这种模式搞下去迟早是会被大陆收复的，与谁当领导人没有必然关系。
蔡英文曾经说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的思维上最大不同在于，民进党是走向世界，跟着世界一起走向中国（大陆）。而国民党是透过中国（大陆），走向全世界。”套用蔡英文的格式，我们可以说：过去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希望先把美国排除在外，在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今后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先想办法与美国取得在太平洋西岸的实力平衡，等到把美国赶出200海里之外，台湾自然而然就收复了。
二十年内，必可收台，我们一起见证！
文章来源：http://goo.gl/XYd9xs
又过了一年多，我在网上看到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写了篇文章叫《崇祯并发症：自恋型领袖的误国》。虽没有直接点名，但傻子都知道他是在将马英九比作崇祯。一时之间，崇祯皇帝在岛内名声大震，大家都在讨论马英九像不像崇祯。我不认识南方朔，不知道南方朔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与我2008年8月的那次饭局有关。不过平心而论，南方朔这篇文章写得真不怎么样。虽然他曾是马英九多年好友，但至少他真的不懂崇祯。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关心台湾政治。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好像对台湾政治感兴趣的人还挺多的，只是网上看到转发的文章都实在太垃圾了，比最垃圾的股评还要垃圾。所以，我还是再写一篇文章，谈谈马英九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这其实不算是时政分析，更像是一篇管理学的失败案例。
另外，南方朔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事实上，熊廷弼死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为魏忠贤时期的阉党所害。而崇祯皇帝是在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即位的，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除魏忠贤。可笑的是，南方朔作为享誉台湾数十年的知名政论家，甚至被有些人吹捧成“台湾第一政论家”，连这样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而当时台湾其他政治人物和名嘴虽然积极参与讨论，却似乎未能有人指出这个历史硬伤。当然，术业有专攻，不了解崇祯和熊廷弼，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没什么好丢人的。可你既然这么正经地大篇幅分析崇祯，却把最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好意思么?岛内人才凋零至此，这让我对祖国统一越发有信心了。
马英九于1950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祖籍湖南湘潭，一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父亲马鹤凌从政四十余年，渐升为国民党高级官员。 1972年，马英九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服预备军官役，1974年考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律，1976年获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在留学美国期间，马英九兼任《波士顿通讯》的主编，主要政治立场是打压党外运动(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只有一个国民党， “党外”就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代名词)。由于家庭背景和在海外的忠贞表现，马英九引起了蒋经国的特别注意。
1981年，马英九回到台湾，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1982年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工作。1988年，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委员会工作会报执行秘书，1991年马英九升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
1993年，连战出任台湾 “行政院长”，邀请他曾经的学生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那一年，马英九43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据马英九后来自己说，当连战找到他去当“法务部长”时，他内心非常惶恐，紧张得不得了。他问连战：“我这么年轻，跟检察部门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你觉得我能够适任吗?”连战告诉马英九：“我要的就是你年轻，要的就是你没有人脉关系，正因为你没有包袱，所以才能放手推动司法改革。”马英九回忆这段往事时，非常感激连战的提携之恩。
在连战的支持下，马英九因严办地方黑金势力而备受瞩目，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党内高官，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恩师连战的庇护下，马英九仕途并未受到影响，1996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仍然主管法务。
1997年4月14日，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遭绑架后又被撕票，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趁机要求连战辞职以示为社会治安败坏负责。就在连战“内阁”焦头烂额之际，马英九突然于5月8日在连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公开请辞，然后再将辞职呈送到连战办公室，直到第三天才与连战本人见面。马英九用公开请辞的方式为自己塑造一种不恋权位的清高形象，却把对他有提携之恩的连战陷入更加痛苦难堪的境地。如果你是连战，你最器重的学生和部属，同时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部长”公开辞职，你这个“行政院长”还怎么做下去?所以，三个月后连战也被迫辞职了。这是马英九第一次暴露他自私自利、刻薄寡恩的政治性格，为了能够收获更高的政治声誉，他不但没有与提携他的恩师共渡难关，反而踩着恩师的头颅向上爬。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常说：“马英九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体贴别人，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周美青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十分得体的，可是在外人以客观的角度而言，马英九的“不懂体贴”其实就是自私。
1994年台湾首次举行台北市长选举，参选三方分别是代表国民党的黄大洲，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和代表新党的赵少康。当时陈水扁和赵少康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民调经常处在伯仲之间，而国民党的黄大洲则稳居第三。由于新党是由国民党内部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少壮派分离出来成立的政党，所以李登辉在眼见本党的黄大洲铁定当选无望之际，为了不让赵少康当选，宁可“弃黄保陈”，将原本他能控制的一部分准备投给黄大洲的选票投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帮助与他“台独”理念相同的陈水扁当上了台北市长。
到了1998年，国民党再次面临需要推出候选人挑战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的问题，许多人推荐已经辞职到台湾政治大学教书的马英九，但是马英九多次表态不会参与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理由是“不知为何而战”。然则在无数人的无数次劝进后，马英九终究还是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理由是他明白了要“为台北市民而战。”
就个人素质而言，赵少康优于陈水扁，而陈水扁优于马英九。所以马英九要想打败曾经打败过赵少康的陈水扁，就必须解决当初赵少康败选的两大困境：一、李登辉的弃保;二、新党与国民党分裂票源。
李登辉对马英九素无好感，最初提名本党候选人时也一直属意章孝严(即蒋孝严)，只是到最后关头才被迫同意提名马英九。马英九对李登辉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但为了避免重蹈赵少康的覆辙，开始极力讨好李登辉。此外，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陈水扁以“台湾土狗对上香港贵宾狗”来比喻自己与马英九的竞争，因此马英九也急需“台独教父”李登辉来帮他巩固本省票。基于本党的政治利益，李登辉在投票前四天，登上了马英九的选举造势晚会。李登辉问马英九未来要走什么路，马英九答称要“走李总统民主改革的路”。
接着，李登辉用闽南话问道：“马英九先生啊!你是哪里人啊!你跟我说一下吧!”
马英九则用闽南话回答：“报告‘总统’，我是台湾人啦。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新台湾人啦。我是台北万华长大的、正港的台北人啦!”于是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与支持者一起高喊“新台湾人”!
同时，赵少康与马英九私交极好，甚至一直试图拉拢马英九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为了能够打败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然愿意让选票集中在马英九身上。所以新党候选人王建煊在选举中却声称竞选只是为宣传新党的政治理念，为了泛蓝的团结，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马英九的票。
最终，马英九如愿赢得了台北市长的选举，这两次投票结果如下：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马英九能够胜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党的选票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将“监察院长”的位子留给王建煊作为对他当年雪中送炭的酬庸。
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马英九当上了台北市长，为他后来问鼎大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党如愿拖下了他们认为有“台独”倾向的陈水扁。那么，陈水扁是输家吗?从上面那张表格中可以看出，陈水扁这场选战不但输得不难看，甚至可称得上虽败犹荣。在国民党和新党的联合夹击下，陈水扁的得票率较四年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91%。台北市长连任失败后，陈水扁旋即转战2000年的“总统大选”并惊险获胜，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02年，马英九轻松击败民进党候选人李应元连任台北市长成功。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立法院长”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基本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的门票。同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紧接着陈水扁团队的弊案一个接一个被引爆，后来还引发了百万红衫军上街头倒扁的政治运动。马英九最终能够在2008年高票当选，与他自身的能力并无太大关系，实在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塑造出陈水扁以及整个民进党高层几乎无人不贪的形象。如果那时候国民党换别人出来，要想胜选也并非难事。
马英九一生的巅峰，大约就是2008年3月22日以765.87万张票(58.45%得票率)胜选的那一刻，之后他的光环就开始逐渐消退，社会声望震荡下跌，以至于现在成为万众鄙视的对象。
作为一个政治家，首要之事在于用人。马英九胜选时的国民党原本人才济济，可就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人才凋敝，而且许多人才甚至投奔到敌对的阵营之中。我当初说马英九会像崇祯一样搞垮国民党，也主要是从他的用人上看出问题。
马英九第一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连战。前文说到马英九进入政坛之初曾经受到连战的大力拔擢，可是当连战因“白晓燕命案”身处困境时，马英九不但没有力挺，反倒为了自身私利而在没有与连战进行任何沟通的背景下对外公开辞职，陷连战以更加难堪的境地。这是两人第一次心结。
2004年，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最终因“两颗子弹”功败垂成。事后连宋举办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但是马英九对此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这是两人第二次心结。
连宋配输掉2004年的大选后，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连战曾力邀宋楚瑜带着亲民党与国民党合并，但宋楚瑜拒绝了。宋楚瑜找的出路是试图与民进党保持某种程度的合作，结果被陈水扁欺骗而后出卖，作为分裂泛蓝的工具，导致许多亲民党员纷纷回流国民党，亲民党从一度可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沦落为宋楚瑜的个人工具。连战找的出路则是率团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成为国共内战结束后首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为两岸交流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而这也成为马英九与连战的第三次心结。马英九一直极其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定位，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就任“总统”依然无法动摇连战的地位时，嫉妒之心更甚。此外，马英九心里还始终存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情结。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领袖金正日在平壤举行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并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马英九也一直梦想能仿效金大中拿块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马英九千方百计想要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并最终在卸任前搞出个“习马会”的主要原因。
2005年马英九继连战之后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陈水扁团队的贪腐弊案持续爆发。马英九口头上说支持倒扁运动，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这让连战对马英九极度失望。连战认为马英九是个标准的政客，只想着怎样对自己获取权力有利。连战曾私下说：“马英九根本不想让陈水扁下台，只想让台湾这摊子烂到2008年，自己坐享大位。”
2010年，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为国民党议员陈鸿源助选时遭到黑帮分子林正伟近距离枪击，子弹打穿头部，满脸鲜血，连胜文几乎丧命。但马英九并未对连家以应有的慰问，且即便当面见到连战时也从未主动提及枪击事件背后的原因，最后台湾检方只是以“误击”侦结起诉，这些都让连家无法接受。
2014年，连胜文准备参加台北市长选举，可是马英九怕连家班夺走他的权力，所以在党内初选时极力支持丁守中挑战连胜文。至此，连战和马英九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且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底部。
马英九第二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宋楚瑜。2000年“总统”大选时，宋楚瑜脱离国民党以独立身份参选，对阵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最终的选举结果是陈水扁39.3%，宋楚瑜36.84%，连战23.1%。 此役宋楚瑜仅输给陈水扁2.46%，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赢的。当时由于支持连战和支持宋楚瑜的票源高度重叠，所以彼此都想挖对方的墙角。选举前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发布假民调，说连战的民调已经超过宋楚瑜，呼吁选民“弃宋保连”，导致许多原本准备投票给宋楚瑜的选民最终改投连战。宋楚瑜一直坚信，如果没有马英九的假民调，他在2000年就已经是“总统”了，这是马宋两人的第一次心结。
陈水扁胜选后，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并与原来从国民党分离出去的亲民党和新党组成“在野联盟”。2002年，马英九寻求台北市长连任时，宋楚瑜曾亲临造势场合为其助选。演讲到动情处，宋楚瑜眼眶泛红落泪，突然跪在台上要求民众全力支持马英九。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宋楚瑜的作为自然能够感动相当多的支持者，可是马英九却相当不以为然，心想我打这场选战本来就是轻而易举，你现在下跪算什么意思?好像我是靠你下跪才赢的一样，以后还得欠你人情。但在宋楚瑜看来，自己对马英九不计前嫌，反而如此卖力为其助选，却遭到马英九的冷嘲热讽，心中感到相当憋屈窝火，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心结。
前文说到，连宋配在2004年大选失败后，马英九对游行反抗之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导致连战对马英九不满。可对于宋楚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不满而已了。宋楚瑜始终认为，马英九对于连宋这次败选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按照连宋最初的协议，连战2004年当选后不再寻求连任，下一任由宋楚瑜来参选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当选又再连任的话，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机会参选“总统”了。再过十二年，天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还不如现在打着世代交替的旗号抢班夺权，把连宋都淘汰掉。
马英九参选2008时，宋楚瑜曾举全党之力鼎力相助。可是马英九在当选之后，不但没有给宋楚瑜他最想要的“行政院长”之职，而且最终没有给他任何职位，而且最终没有给亲民党应有的酬庸，而且对重回国民党的宋楚瑜旧部也照顾不够，这让宋楚瑜极其恼怒。
为了回应马英九的忘恩负义和不尊重，宋楚瑜在马英九竞选2012年连任时也宣布参选。可是马英九发动各方势力(包括中国大陆)对宋楚瑜施压，称其参选会导致蔡英文渔翁得利，宋楚瑜被迫在2012大选时极度克制，最终得票率只有2.8%。宋楚瑜认为自己再一次为了成全马英九而被迫做出牺牲，可马英九 2012年连任后依然没有给宋楚瑜任何酬庸，依然不尊重宋楚瑜。
宋楚瑜与马英九的成长背景极其类似，同样都是湖南人，同样都是国民党官二代，同样都有留洋求学的经历，返台后同样都是从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做起，在国民党官僚体制中获得历练拔擢。正是由于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使得马英九一直担心宋楚瑜会替代自己。更何况宋楚瑜自担任台湾省长以来，就赢得了行政能力强的名声。马英九最受人称赞的则是他的清廉，而非能干。不但不能干，甚至被认为是“无能”、“缺乏魄力”。宋之长处，正是马之短板，这使得马英九对宋楚瑜处处提防打压，最终彻底将宋楚瑜逼到敌对面。2016年大选时，宋楚瑜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以74岁的高龄再次参与大选，最终获得了12.83%的得票率，较2012年整整高出10%。
马英九第三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王金平。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等于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年大选的门票。可是，马英九自始至终对王金平心存忌惮，因为马英九真心觉得自己有外省人的“原罪”，而王金平是台湾本土派的代表。在台湾的族群分布中，1945年后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外省人只占14%，所以马英九始终觉得王金平是卧榻之侧的猛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马英九一方面在政策上试图讨好本省人，从而与王金平争夺市场;一方面通过权力斗争整王金平，甚至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悲催的是，马英九讨好本省人的政策并没有人买账，反而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深蓝。马英九宣布开除王金平党籍后，王金平到法院上诉要求国民党撤销党籍的处分，并最终打赢了官司。就这样，马英九好端端把自己同党同志逼到敌对一方，却又被敌人打败。不管在是民间的声望，还是在党内的地位都随之一落千丈。
说完马英九，我们再来说崇祯。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明末时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非常厉害，明朝将领都不是他的对手，直到袁崇焕横空出世，在宁远孤城屡次挫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并最终导致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受伤病死。皇太极继位后，又是屡屡败在袁崇焕手下，于是他仿效《三国演义》中的“群英会蒋干盗书”实施反间计，故意把袁崇焕投靠皇太极的事“不慎”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然后又“不慎”让明朝太监逃脱而报告给崇祯。结果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从此大明朝再也没有皇太极的对手了。用《明史·袁崇焕传》结尾的话说就是：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大概许多对明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可惜，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不做细致剖析，我直接说结论：崇祯杀袁崇焕并非是因为中了什么反间计，崇祯也绝不相信袁崇焕会投奔皇太极。崇祯会杀袁崇焕，而且是用千刀万剐的方式杀袁崇焕，是因为他认定袁崇焕结党，结党的对象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袁崇焕在天启七年遭到魏忠贤的阉党陷害愤而辞官，旋即崇祯登基铲除魏忠贤的阉党，靠的就是钱龙锡进行朝政的“灾后重建”工作，而袁崇焕也正是钱龙锡极力推荐担任辽东统帅的。后来袁崇焕以“不听号令”为由斩杀皮岛主帅毛文龙，崇祯虽然心里不满，但最后还是接受现实了。可是当他怀疑袁崇焕是在钱龙锡的支持下杀毛文龙时，这才让动了杀机。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袁崇焕是边关统帅，这两个人结党，那还得了?
崇祯在提审袁崇焕时，要他交待钱龙锡在斩杀毛文龙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袁崇焕义正言辞地说，此事完全是自己的主意，与钱龙锡毫无瓜葛。可正是袁崇焕这种一人承担的态度，越发让崇祯疑心他和钱龙锡结党，否则为何如此设法维护?为了震慑群臣，这才要用千刀万剐的极刑来处理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十五天，崇祯开始处理结党的另一方钱龙锡。群臣普遍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事确实与钱龙锡无关，钱龙锡的差错在于失察，而不在与袁崇焕密谋。对此，崇祯非常不满，除了因为群臣不认可他的观点外，也因为钱龙锡居然在朝中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同情。于是，崇祯判钱龙锡死刑，且不待秋后立即执行。然而，就在行刑前的一刹那，崇祯又下旨说钱龙锡并无谋逆之心，还是先把他关起来。
崇祯不杀的钱龙锡的原因，是看到钱龙锡在临终上疏中提到：“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后感觉自己这个篓子捅大了，所以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承担。”钱龙锡怀疑袁崇焕在受审时为了逃脱罪责乱咬，将自己拖下水，害得自己现在受牵连被判死刑，所以才在临死前向崇祯分辨清楚。直到这个时候，崇祯才明白钱龙锡和袁崇焕没有结党，因为两者言辞之间没有丝毫默契。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钱龙锡虽然躲过一死，可袁崇焕却死后不能复生，崇祯也只好默默独吞苦果了。
崇祯多疑又自卑的性格，不仅使得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将贤相，还带坏了整个朝廷的管理文化。最后在朝堂上立足的都是一群没有行政能力，却乐于互相攻讦的人。因为缺乏行政能力，所以不会有个人崇拜，也就不可能结党。因为乐于互相攻讦，所以仇人必多，同样也不可能结党。大明朝这些年虽然误杀了许多良将贤相，可依然不乏经天纬地之才。真正出现空前的人才危机，是因为崇祯的领导风格，使得那些良将贤相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有所表现，这才给了小人可乘之机。
我们再说回马英九。倘若他能够将两岸事务委托给连战，将内政委托给宋楚瑜，将党务委托给王金平，自己垂拱而治，并大力拔擢年轻人才，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政绩，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可惜的是，马英九根本不敢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地位，嫉妒宋楚瑜在行政方面的干才，嫉妒王金平在人脉方面的通达。马英九认为，如果让这些人在各自的专才有所表现，他们就会形成朋党，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马英九对这些本来可以帮自己大忙的贵人极尽打压之能事，而他真正敢用的都是一些能力不如自己，凡事需要自己帮忙指导的人。惟其如此，马英九才觉得自己的领导地位是稳固的。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马英九只敢用徒，而不敢用师友。不但不敢用师友，而且把师友逼成敌人，这样的领导者焉能不败?
不敢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但自卑之人往往又非常自负，希望赶紧做出些成绩来让质疑者闭嘴。崇祯如此，马英九亦是如此。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时曾经提出“五年复辽”的口号，此事显然不太现实，但袁崇焕会这么说不是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吹牛，而是为了迎合崇祯急于求成的心态，希望能够暂时宽慰他的心，结果却成为君臣沟通不畅直至最后反目的导火索。袁崇焕虽然应该要负一定责任，但起因也是在于崇祯急于求成。洪承畴负责辽东时曾经坚持与清军进行持久战，可是崇祯又是急于求成，一再下达死命迫使洪承畴主动出击，导致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兵败被俘，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关外明军精锐尽失，仅剩下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这最后一道防线。而马英九在证所税改革、两岸服贸、王金平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同样表现出急于求成的心态，在民众还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强渡关山，结果被民进党利用，最后还爆发了所谓“太阳花运动”，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
急于求成，是希望做出成绩来获得大家认可。可出了差错，却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诿过于部属，此乃领导者的大忌。这个毛病，崇祯有，马英九也有。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消息泄露后朝廷舆论哗然，崇祯为了推卸责任，说这都是陈新甲背着他干的，把陈新甲杀了。从此朝臣中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明朝失去了与满清哪怕短暂和平的机会，最终在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下致使李自成农民军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当明朝军队无法抵御李自成时，崇祯曾多次考虑南迁。可是当有朝臣反对南迁时，崇祯既不能乾纲独断，又不能保护提议南迁的大臣，以致于没什么人敢建议南迁，此事就被一直延宕下来。最终崇祯被李自成围困在北京城，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马英九也是如此，他上任后任命刘兆玄担任“行政院长”，什么事都将刘兆玄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可事实上，每次有功劳，马英九都会及时跳出来揽到自己身上，出了问题则让刘兆玄和“阁员”们自己承担，致使团队士气低迷，许多官员在民进党的攻讦下最终都辞官离去了。
崇祯在煤山自缢前曾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名言，仅就个人素质而言，崇祯勤政简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排名应该算是靠前的，比起他的哥哥天启和他的爷爷万历更是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和后代都有不少人对崇祯抱有同情，可是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并非没有给崇祯机会。崇祯将责任全部诿过于臣下是极其不恰当的，而不肯担责本身就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地，马英九是个好人，却不是好领导，他至今仍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输，他总是在怪民进党恶意攻击，怪自己身处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不利环境，怪宋楚瑜和王金平拖后腿，可是他却没认真反省过，历史曾经给你如此高的权力和民意支持，为什么你会搞成现在这样。
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最后写道：“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矣。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马英九出生在国民党官宦之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四个姐妹。从小得到很好地启蒙教育，长大后获得很好的学校教育，一直读到哈佛法学博士，回台后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人长得高大帅气，形象阳光清新。他的履历看似完美，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有贵人提携，真正就是“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纵观马英九的一生，没有品尝过苦难，所以不知道怎样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挫折，所以不知道怎样在困境中鼓舞士气;没有忍受过屈辱，所以他不知道怎样承担应有的责任。马英九太帅也太顺利了，所以他觉得他天生就该是被夸奖的，他觉得别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他觉得别人指责他都是因为误解。马英九的失败，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生顺遂的优等生的失败。
二十年内可收台
其实最初不愿意写台湾政治，因为这个巴掌大地方自娱自乐的事原本不值得特别着墨。只是一方面有许多读者希望我写，另一方面选举结果出来后肯定会有无数人写。所以，与其让那些不懂的人乱写以占据我们的屏幕，不如还是我来写以占据他们的屏幕吧，尽可能用一篇文章让读者了解台湾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民党走向衰败是从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开始的。
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的接班人，蒋经国会看上他，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四点：
一、李登辉是台湾本省籍出生、却伪装出强烈的反“台独”倾向，成功骗过了蒋经国。
二、李登辉是农业经济专业的著名学者，是蒋经国亲自把他带入政坛的，自身并无复杂的人脉关系，相对不容易成立政治派系。
三、李登辉当时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只有个孙女，相对不会有家族传承的动力。
四、李登辉非常善于察言观色，卑躬屈膝地讨蒋经国的欢心。此人每次跟蒋经国谈话，屁股从来就只坐沙发的三分之一，听话时态度毕恭毕敬，无论蒋经国讲什么，他都会认真记下来，回去慢慢研究，然后再来向蒋经国报告（读者如果有志于在职场晋升，或可引为参考）。
李登辉刚刚接任总统时，手中的实权并不多，“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国安”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军权”则掌握在“参谋总长”郝伯村手中。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权力游戏的传统，集权者通常不希望继任者也能够完全集权，总想搞出个制衡机制。最后的结果，要么就是继任者打破制衡形成新集权，要么就是权力分散导致政令无法推行。
李登辉非常清楚自己资历浅薄，如果不能担任党主席，则必然沦为一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夺权的第一步就是要全力争夺蒋经国去世后的“代理党主席”一职，用党机器来掌控权力。当时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不愿将党主席之位交给李登辉，而希望由“行政院长”俞国华来代理党主席，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按计划召开，李登辉请假缺席，而当时会议一直在讨论其他议程，代理党主席案却迟迟没有人提出。就在此时，突然跳出了一个小人物，他在中常会上原本是只有列席权而没有发言权的。但看到他那种心急如焚的表情，会议主席出于礼貌还是让他讲话了。于是，他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再不推出党主席，则对党、对国的伤害一天大过一天。晚推出一天，就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说罢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正是由于这位小人物的临门一脚，把全体中常委逼到没有退路，迅速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这个小人物就是后来台湾政坛炙手可热的宋楚瑜。这次拥立之功，让宋楚瑜建立了与李登辉之间“情同父子的关系”，从此在政治上平步青云。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的大权后，打着“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旗号，开始了一系列的巩固权力政治斗争。他先是不动声色地将“内阁”成员逐步换成亲李派，架空“行政院长”俞国华，最后逼俞国华主动辞职，将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调任“行政院长”。虽然“行政院长”的职位更高，但这样一来，李焕离开了自己的执掌的党务系统，而接替李焕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就是宋楚瑜。
接下来，李登辉的目标是被蒋经国称为“镇岛大将军”的“参谋总长”郝伯村。郝伯村在军中经营已久，人脉丰富，而且深得蒋家、尤其是宋美龄的信赖，因此也就成了李登辉的眼中钉。李登辉再次使出了明升暗降的手法，将郝伯村调任“国防部长”。按照编制上说，“国防部长”能够入阁，是政府最高军事负责人，官位要比“参谋总长”高。但“国防部长”只是主持当局的日常军事事务，其重要性远不及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长”。为了保住郝伯村的兵权，宋美龄曾经特意邀请李登辉到士林官邸来会谈，此后还给李登辉写了两封信，但李登辉决心已定，终究还是把郝伯村“提升”为“国防部长”。郝伯村从军队起家，亲信党羽都在军队里，一旦离开了军队，便再不能调动军队里的一兵一卒，“郝家班底”也从此失去了顶梁柱，被李登辉在军队中的“本土化”给清洗干净了。
李登辉这种全方位铲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做法，激化了党内矛盾，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李登辉及其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一个是亲蒋以及反李的“非主流派”。国民党自其创党以来就有着“不团结”的基因（直到现在朱立伦竞选高喊的口号还是“团结”），这些大佬们虽然都讨厌李登辉，却甘心被李登辉欺骗利用。李登辉用李焕出任“行政院长”挤掉俞国华，又用郝伯村出任“行政院长”挤掉李焕，然后再废掉郝柏村，则大佬中的反对势力就被李登辉全部击破了。
然而就在大佬们纷纷沦为闲云野鹤之际，国民党少壮派中反李登辉势力又突然崛起。1993年，赵少康、王建煊、周荃、陈癸淼、李胜峰、李庆华、郁慕明七人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以赵少康为召集人。新党是国民党建党以来第一个正式分裂出去的政党，其核心成员都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希望之星，如前“环保署长”赵少康、前“财政部长”王建煊、前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郁慕明等，他们原本可以在国民党的官僚系统里高官厚禄，但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最终都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新党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气势达到高峰，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有“政治金童”之称的赵少康，对手是国民党的黄大洲和民进党的陈水扁。当时赵少康和陈水扁的民调始终处于伯仲之间，然而就在选举的关键时刻，李登辉为了不让背叛自己的赵少康当选，决议“弃黄保陈”，将与自己一样有着台独倾向的陈水扁推上了台北市长的位子。赵少康败选后逐渐淡出政坛，而新党则因其在国民党时代继承来的内讧基因而日渐凋零，到现在只能靠着中国大陆的奶水接济，在岛内高喊“一国两制”来刷存在感。
同样是1994年，宋楚瑜在李登辉的大力拔擢下选上了台湾省长。凭借在省长期间的勤政清廉的形象，宋楚瑜在岛内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声誉，却也因功高震主而遭到李登辉的忌惮。最终结果是李登辉实施“冻省”，宋楚瑜与李登辉矛盾激化。2000年“总统”大选时，宋楚瑜脱离国民党以独立身份参选，对阵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代表新党的作家李敖和因民进党内权力斗争而脱党参选的前主席许信良。最终的选举结果是陈水扁39.3%，宋楚瑜36.84%，连战23.1%，许信良0.63%，李敖0.13%。
这次选举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第一，宋楚瑜仅输给陈水扁2.46%，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赢的。
第二，在选举的最关键时刻，李登辉指使手下抛出子虚乌有的“兴票案”，严重打击宋楚瑜的清廉形象。如果不是这件事，或许宋楚瑜就赢了。
第三，陈水扁虽然当选，但是他的选票只有四成。连战和宋楚瑜的选票总和有六成，倘若国民党不分裂，陈水扁是没有机会的。民进党虽然也有人脱党参选，但许信良最后只分走0.63%的选票，微乎其微。国民党的“不团结”基因，民进党没有。
第四，由于支持连战和宋楚瑜和票源高度重叠，所以彼此都想挖对方的墙角。选举前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发布假民调，说连战的民调已经超过宋楚瑜，呼吁选民“弃宋保连”，导致许多原本准备投票给宋楚瑜的选民最终改投连战。宋楚瑜一直坚信，如果没有马英九的假民调，他在2000年就已经是“总统”了，这是宋楚瑜和马英九长达十多年心结的开始，至今也不见丝毫可以冰释的可能。
陈水扁的当选使得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执政权，3月18日开票当晚，数千国民党老党员及民众要求李登辉辞职以谢天下，造成数十位民众流血受伤。19日，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将在9月辞职的消息，这一来不但没有平息民愤，反而引来更为强烈的不满，抗争持续升级，甚至有部分中常委被打，座车被砸。3月24日，苦苦支撑以待变局的李登辉再也撑不下去了，被迫交出了党主席的位置。紧接着连战被中常会推举为代主席，开始了国民党的改革，重新进行党员登记。这一边，高票落选的宋楚瑜在群众的拥戴下，组建了亲民党，许多原来国民党、新党的政治人物纷纷加入。
随着李登辉的下台，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开始积极运作“连宋会”，希望能够国亲合作。但宋楚瑜因为国民党抛出的“兴票案”而高票落选，对国民党恨之入骨，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国民党“招降纳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并没有多少心思去与国民党联合。国民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失去了行政权，却仍然是“立法院”的第一大党，也不愿意放下面子去追求亲民党。更兼此时的执政党是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还希望能与民进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以扩充自己的实力。直到“核四停建案”的爆发，国民党和亲民党才都明白自己都被陈水扁耍了。于是，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结成“在野联盟”。由于亲民党、新党皆是从国民党分离出来，而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旗”为蓝色，故而这个阵营也称为泛蓝阵营。李登辉在交出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后不久，又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于是，不甘“台独”梦灭的李登辉以其在国民党的嫡系子弟为班底，组建了“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自己担任精神领袖。“台联党”是李登辉“两国论”路线的延续，在“台独”问题上与民进党沆瀣一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民进党、“台联党”、“建国党”等“台独”组织也组成政治联盟，与泛蓝相抗衡。由于“盟主”民进党的党旗为绿色，故该阵营也称为“泛绿”阵营。从此，台湾政治进入蓝绿对决的时代。
2003年2月14日情人节，连战和宋楚瑜宣布以“国正亲副”和“连宋配”的形式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连宋配”确定之后，泛蓝士气大振，无论是民调，还是各主流评论，都认为连宋将赢得大选。不料就在2004年3月19日，也就是大选投票的前一天，陈水扁和吕秀莲在泛绿大本营台南市金华路三段乘坐吉普车扫街拜票时遭到枪击，这就是后来被认为是自导自演的所谓“两颗子弹”事件。
3月20日投票当天，在投票入口处做的民调显示连宋是赢的，开票后连宋票数也是一路领先，想不到却在投票快结束时，扁吕的投票率急速飙升，并在最后关头上演惊天大逆转，获得50.12%的得票率，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打败了连宋的49.88%。由于逆转太过戏剧性，所以泛蓝支持者普遍相信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阴谋，连宋也当即决定提出“选举无效”和“当选无效”的诉讼，但陈水扁对于这些根本不予理睬。
陈水扁的策略是对的，他深刻地理解国民党的“不团结”基因，只要拖得时间久了，泛蓝内部自己就会斗起来。
4月10日，泛蓝在陈水扁办公室前举行超过二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连宋演讲离开之后，现场民众在夜幕降临时分开始鼓噪，对着封锁线内的警察丢掷棍棒和饮料瓶子，并逐渐愈演愈烈，开始攀爬进入封锁区域，试图冲进陈水扁办公室。眼见群众的情绪逐渐失控，警方开始动用喷水车压制群众。受到强力水柱冲击的群众不进反退，情绪更加激动，警方的喷水车也由两部增加到五部。很快场面大乱，警方开始驱离群众，群众则以瓶子、石块、棍棒予以还击。晚上十点，国亲申请集会游行的时间已到，但泛蓝迟迟不愿离去，两千多名镇暴警察开始挺进，引得咒骂之声四起。警察直接冲入人群抓人，更使得冲突越发激烈，造成许多民众受伤，静坐抗议的“立委”也在混乱中受到波及。直到临晨一点，宋楚瑜回来平息冲突，才使得流血事件没有继续扩大。
此役过后，蓝营内部互相埋怨的情绪更加凸显，尤其尴尬的是身兼国民党副主席和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在这次冲突事件中，马英九先是以国民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所谓的合法集会，十点钟以后，他又改行台北市长的职责下令警察驱离群众，并造成流血事件。虽然马英九自己宣称这是遵守法律，但在蓝绿两边都不讨好。绿的怪他身为市长还带头集会闹事，蓝的怪他居然动用警力来镇压自己人。特别是宋楚瑜始终认为，马英九对于连宋这次败选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按照连宋最初的协议，连战2004年当选后不再寻求连任，下一任由宋楚瑜来参选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当选又再连任的话，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机会参选“总统”了。再过十二年，天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还不如现在打着世代交替的旗号抢班夺权，把连宋都淘汰掉。这是宋楚瑜对马英九的又一个大心结。
此时的泛蓝阵营表面上是同仇敌忾，其实已经心生嫌隙。连宋的意外败选，使得选前所商定的权力布局被完全打乱。为了本党的生存与发展，国民党和亲民党由于分抢同一块蛋糕而使得斗争被摊上了台面。例如“大选”结束后，国亲可以根据所获得的票数，领取约1.93亿的政党选举补助金。按照双方选前的约定，胜选后就将所有的补助金捐给公益事业。偏偏当时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会选输，自然也就没有考虑过选输后如何处理这笔钱。由于都不是执政党，没有行政资源，当时两党的经费都很紧张。亲民党多次找国民党磋商，希望能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约9000多万元。而国民党则认为，在“大选”中，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国民党一力承担，区区1.9亿的补助款远远不够支付选举费用，又怎么还能分一半给亲民党呢？被逼无奈之下，才勉强同意分三次支付共计3000万元，但要到年底“立法委员”选举结束后才能兑现的支票。亲民党觉得，国民党社会基础雄厚，又有庞大的党产，怎么不在亲民党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反倒为了几千万元斤斤计较，显然是在耍“老大做派”，逼得亲民党走投无路后，自动并入国民党。尤其在“反扁”集会游行中，亲民党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抗争，但国民党的态度却要温和的多，甚至有些暧昧，更让亲民党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宋楚瑜感到国民党口头上跟他说兄弟同心，一致对抗民进党，但事实上却对他处处打压。他认为，完全仰赖国民党的结果，是亲民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于是，他希望能够与民进党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谅解，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宋楚瑜内心的转变，正是陈水扁求之不得的，他做梦都希望能分化瓦解泛蓝阵营。
2005年2月24日，宋楚瑜和陈水扁在台北宾馆举办了酝酿已久的“扁宋会”，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深谈，陈水扁送给宋楚瑜“真诚”二字的卷轴书法，宋楚瑜送给陈水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雕塑制品，寓意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合作将任重而道远。两人达成了“十点共识”，主要内容是陈水扁承认“一中宪法”，愿与宋楚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宋楚瑜则承认陈水扁当选的正当性。宋楚瑜之所以会向民进党靠，一方面是记恨国民党的不仗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通吃蓝绿，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这个角度上讲，宋楚瑜是标准的政客，没有永远的恩怨，只有永远的利益。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宋楚瑜不但没有通吃蓝绿，反而蓝绿都不讨好。蓝营认为宋楚瑜是在投降背叛，绿营则认为宋楚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后结局是，许多曾经紧密追随宋楚瑜的亲民党员不愿背负投降背叛的骂名，纷纷回到了国民党。亲民党则由一度可与国民党、民进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沉沦为宋楚瑜实现个人政治利益的工具。
至此，陈水扁在岛内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敌人。虽然我们唾弃陈水扁的“台独”主张，虽然我们不齿陈水扁的贪腐行径，但必须承认，仅就政治人物的个人素质和领导能力而言，2005年之前的陈水扁还是可圈可点的。作为三级贫农之子的陈水扁，从小学读书到大学毕业，成绩永远是第一名。从政后一直是民进党内最耀眼的明星，施政效能也不错。陈水扁的堕落是从2005年彻底分化泛蓝之后才开始的，《易经·乾卦》上说“亢龙有悔”，陈水扁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然后就开始一边腐化堕落，一边做自己的掘墓人了。自从2015年八月底“高捷弊案”爆发以来，陈水扁团队的弊案一个接一个的被引爆，后来还引发了百万红衫军上街头倒扁的政治运动。2008年马英九能够当选，与他自身的能力并无太大关系，实在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塑造出陈水扁以及整个民进党高层几乎无人不贪的形象。所以那时候国民党换别人出来，要想胜选也并非难事。
相较于之前的李登辉和之后的蔡英文，陈水扁都不算台独倾向严重的人，他只有在需要温暖的时候才会把“台独”拿来消费。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水扁和马英九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只要能在那个小岛上当土皇帝就好，至于这个小岛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两者的差别在于，陈水扁在被蓝营打击，需要绿营本土派支持时就会高喊“台独”，马英九在被绿营打击，需要中国大陆支持时才会向北京献媚。如果不是弊案被蓝营持续揭发后压力太大，相信陈水扁后期应该不至于在台独的路上走得那么远。
陈水扁的继任者蔡英文，相对陈水扁更像是有“台独理想”的人，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是出自此人之手。很多人都知道蔡英文有个外号叫“空心蔡”，因为她只会说些华丽的辞藻，但这个辞藻里面的内容是空的。其实，蔡英文以前不是空心菜，不但不空心，反而非常的实心，就是因为太实心了，她才会输掉2012年的选举。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最重要的筹码就是两岸牌，因为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就会引来中国大陆的愤怒，就会破坏两岸和平。那么，什么叫作“九二共识”？其实是各说各话，中国大陆这边的解释是“一中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这边的解释是“一中各表”，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对于这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这边叫“中华民国”。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那么海峡两岸就可以算是两个中国，回到李登辉、蔡英文的“两国论”上去了，大陆怎么可能接受这个说法？所以每次国民党问蔡英文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时，蔡英文总是回答：“1992年汪道涵和辜振甫有个会谈，但当时没有任何共识。所以‘九二会谈’这个是事实，但根本就没有什么‘九二共识’，我们怎么能取接受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呢？”蔡英文说得完全正确，可是她不懂得海峡两岸这么多年还可以谈，就在于这个不存在的“九二共识”，这在政治学上叫“创造性模糊”。一旦有一方非要把这个说清楚，那就没法谈了。蔡英文逢人就解释没有“九二共识”，因此她无法接受，这不是去触碰大陆的虎须吗？又如何保障岛内和平安全？就是因为她太实心，所以在2012年大选中，蔡英文以45.63%输给了马英九的51.6%。在败选演讲中，蔡英文痛感自己只差“最后一里路”。这一里路，其实就是她始终不知道如何解决两岸问题。不接受“九二共识”吧，无法说服台湾民众相信她能够保证和平。说接受“九二共识”吧，违背了民进党多年来的主张，而且也无法将自己与国民党区隔开来。但这一次，蔡英文想明白了，她提的口号叫作“维持现状”。这其实是台湾民众最喜欢听的话，直指目标就好，管它什么共识不共识。至于怎么维持现状呢？蔡英文说要沟通沟通再沟通。人家又问她，如果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大陆要打你怎么办？她说我们：“会好好沟通的。只要我们好好沟通，他们怎么会出兵打我呢？国民党总是把大陆说得那么可怕，拿来吓唬台湾人，大陆也是讲道理的啊！我们会好好沟通啊！但在沟通之前肯定是维持现状啊！”这个够虚吧？就是因为把自己“空心”化，蔡英文终于迈过了自己的最后一里路。
马英九能够在2012年赢，是因为蔡英文有明显短板，而马英九的短板却未完全暴露。现在蔡英文的短板补上了，马英九的短板却暴露的越来越多。马英九的问题至少有这三个方面：
第一，马英九的性格极其偏执，他出生在国民党官宦之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四个姐妹。人长得高大帅气，学习成绩好，一直读到哈佛法学博士，回台后就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和翻译，你可以想象这样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品学兼优的帅哥会多么自我感觉良好，多么难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指责。
第二，马英九的团队里集中了大量与他同质性高，成长背景接近因而思维极其类似的博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视甚高，不擅长沟通，所以马英九团队无论做什么事，都免不了最后被骂。
第三，马英九一直认为要努力争夺中间选民和绿营的票，所以政策不断讨好绿营，这就导致原来支持他的蓝营不满。可是马英九不在乎，他觉得原来支持我的人总会含泪含血含恨投票的，他们没得选择，他们总不能投民进党的票吧？可是马英九不知道的是，他这种做法会使得他的朋友越来越少，越来越心寒，甚至投靠到敌人的阵营当中。譬如宋楚瑜自认为2008年为了马英九胜选出了大力，可是马英九却并没有给他任何酬谢。自此以后，宋楚瑜开始铁了心思要弄垮马英九，弄垮国民党。马英九的偏执性格，使得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政策和政绩辩护，这就让马英九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他，从而更加剧了他的偏执，如此恶性循环。
马英九在2008年赢其实完全不算考验，在2012年赢靠的是蔡英文的短板，其实也赢得非常侥幸。但马英九自己却缺乏清醒认识，反而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才能连任。连任不久后，马英九重用的一些亲信如林益世、赖素如等相继爆发弊案。以前台湾人觉得马英九能力或许不行，但清廉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也是2008年他能高票当选的原因所在，因为民众太痛恨陈水扁的贪腐了。现在搞半天，连马英九的团队也一堆人贪腐，使得民众对其大为失望，直接导致了2014年底县市长选举的惨败，马英九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继任党主席的朱立伦同样只是个只会搭顺风球的人。如果马英九任内政绩斐然，朱立伦打胜仗没有问题。现在马英九挖了个大坑，要想让朱立伦做大破大立的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个太不现实了。
蔡英文当选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觉得会是坏事，因为蔡英文主张“台独”。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上台是好事情，更加有助于统一。先说个《管子·轻重戊》里的故事：
齐桓公问管仲：“我打算征服鲁梁这两个邻国，有什么办法？”
管仲说：“鲁梁两国有个优势产业叫织绨。您以后亲自穿绨服，让左右臣子也穿绨服，这就会引导到全国百姓都跟着穿绨服。然后您再下令齐国不准织绨，绨一定要依靠鲁梁供给，这样鲁梁百姓就会放弃农耕而专门从事织绨。”
齐桓公依计而行，果然鲁梁两国开始大量发展织绨业，以高价出口到齐国。十三个月后，管仲派人去鲁梁打听消息，发现鲁梁农耕已经荒废，老百姓都挤在城里进行绨服交易。于是管仲告诉齐桓公，现在可以征服鲁梁了。他让齐桓公改穿帛衣，引导百姓不再穿绨服，并且封闭关卡，不与鲁梁两国进行贸易。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到鲁梁去打听消息，看到鲁梁一方面绨服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在闹饥荒。鲁梁国君下令百姓不许再织绨，都去重新种粮食，可是粮食不是现在种马上就可以收获的。结果鲁梁的粮价飞涨，相当于齐国的一百倍。二十四个月后，鲁梁两国百姓归顺齐国的人数达到六成。又过了两年，鲁梁两国的君主也请求归顺齐国。
马英九执政这些年，原有的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和日韩的夹击下日益凋零，产业结构越来越依靠大陆。譬如马英九大力发展旅游业，这完全是建立在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基础上的。2015年，大陆游客赴台总数为415万人次，每名游客日均在台消费232美元，不仅在人数而且在消费金额上都已超过日本游客位居地游客之首。一旦大陆以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为由，禁止大陆游客赴台，则台湾的旅游业以及相关的餐饮酒店零售百货等行业都会遭到重大创击。
在传统台湾政治版图中，北部比较支持蓝营，南部比较支持绿营，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这些年来，南台湾的水果大量出口到大陆。一旦大陆以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为由，不再进口台湾的水果，则民进党的大本营将受到重大创击。不仅如此，台湾要和大陆叫板，势必更加严重依靠美国。现在美国对台湾最大的施压，就是要求台湾开放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台湾得罪了中国大陆，还敢得罪美国吗？看样子蔡英文竞选时的美国之行是答应放开进口了，而一旦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必定会在台湾引来轩然大波。按照台湾现行法律，猪农是不允许用瘦肉精的，这就导致台猪的成本要比美猪高出一成，台湾农民怎么竞争？如果允许台湾猪农也可以使用瘦肉精，则从此台猪必定全部都含瘦肉精，台湾民众能答应蔡英文这样胡来吗？日本和美国在TPP谈判中的最大争端就是放开美国农产品进口日本，在美国人的眼里，台湾的地位赶不上日本吧！届时，台湾农民一方面要面临美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一方面又要面临大陆市场无法出口，这些蔡英文的铁杆支持者，出路何在？
国民党执政八年，民进党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无论国民党做什么都指责他们是“倾中”、“卖台”、“黑箱”。这一招打天下可以，坐天下呢？在全球经济日益萧条之际，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民进党能够摆脱得了大陆市场吗？民进党为了发展经济，势必要重拾国民党的旧路，这时候他该怎么办？不但国民党会拿民进党原来攻击他们的招数加倍奉还给民进党，原来深绿的支持者也会觉得民进党背叛了他们当初的理想，只是骗选票而已。蔡英文能怎样面对？
我曾经有个论断，在经济治理方面，台湾历届领导人的水平是每况愈下，李登辉不如蒋经国，陈水扁不如李登辉，马英九不如陈水扁，蔡英文不如马英九。再加上蔡英文先天上的各种束缚，以及国际情势的萧条，可以断言蔡英文这四年的政绩还不如马英九。其实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才来到大陆发展，未来在蔡英文的闭关锁国路线引导下，台湾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将更加凋敝，人才出走现象会更加严重。台湾以后或许会越来越精致，但却越来越没有创新。蔡英文之后呢？无论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改由国民党重新执政，基本上都可以断言台湾无法走出科技衰退和人才流失的泥淖。因为当一个地区失去竞争优势后会越发留不住人才，而人才的流失又会导致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台湾政党轮替次数越多，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竞争力下降越严重。当台湾与大陆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时，不需要动用军事手段，即可很容易收复台湾，就像当年的管仲一样。
在《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中，李光耀提到中国将在20到30年内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现实力平衡，他们首先会将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接着会把美国人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读者知道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有多远吗？就在200海里之内！最近的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只有72海里，福州到基隆大约149海里，厦门到高雄大约165海里。我不知道李光耀在说200海里这个数字时是不是就在指大陆会收复台湾，也不确定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日期，只是从上下文来看，大约可以推断是在2013年。彼时，马英九的施政还没有完全露出败相，也没有人敢说蔡英文有多大希望能在2016年当选，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还是苏贞昌。作为一个既有历史眼光又有国际眼光的战略家，李光耀明白台湾这种模式搞下去迟早是会被大陆收复的，与谁当领导人没有必然关系。
蔡英文曾经说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的思维上最大不同在于，民进党是走向世界，跟着世界一起走向中国（大陆）。而国民党是透过中国（大陆），走向全世界。”套用蔡英文的格式，我们可以说：过去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希望先把美国排除在外，在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今后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先想办法与美国取得在太平洋西岸的实力平衡，等到把美国赶出200海里之外，台湾自然而然就收复了。
二十年内，必可收台，我们一起见证！
文章来源：http://goo.gl/XYd9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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