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e

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

北京饭局

文/老五 劲飞
北京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
还 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 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 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 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家”见面,即被征服。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 在中央为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啊。“装家” 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 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当代北京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数"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可能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跳过装爷去握下一位的手了!装爷竟然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双手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我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党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使馆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恨得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我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江湖凶险啊!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花絮: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糊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 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而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老首长在位时没让他们捞着什么好处,现在伺候老首 长,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老端注:听说这个男主持人叫芮成钢】





萝卜网 

 http://goo.gl/ckWG9

南方周末 | “疯子”医生:你砸医院招牌 医院砸你饭碗

Img377530835
走廊里的兰越峰。 (南方周末资料图)
无需讳言兰越峰的性格缺陷,这也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百余天。
但同样不能回避兰越峰所举报的问题:用震后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50%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的过时医疗设备。
如何善待病人?如何善待善款?也许可以从一个被医院领导赶到走廊里“办公”的“疯子”身上寻找答案。
50岁的超声科前主任兰越峰在绵阳市人民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零两个月。
自2012年3月被赶出超声科之后,昔日同事对兰越峰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三楼一位返聘的退休医生同情她,会让其在自己办公室休息片刻。而大多时间,走廊是兰越峰在医院惟一能待的地方。
一个被医院公认为超声科能力最强、水平最高的医生,为何会“沦落”到这一步呢?
“陷阱”
陈清霞当天确实曾有投诉,但投诉对象并非兰越峰。
2012年3月15日,拒不服从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待岗”处理一周之后,兰越峰在超声科的办公室被院方换了锁。此后她再未能踏进办公室一步,成为一名“走廊医生”。
“待岗”是人民医院对员工最重的处罚之一。“待岗”员工要到院方指定地点学习,其间仅有基本工资,不享受其他任何奖金、福利待遇。
根据人民医院出具的一份“病人意见反馈整改通知”,兰越峰此次被处理的直接原因来自病人投诉:2012年2月24日,一个叫陈清霞的乳腺病人到医院做彩超复查,遭到兰越峰拒绝。
然而,医院一位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事情诱因——陈清霞的这起投诉——完全是“人为制造”的。陈清霞当天确实曾有投诉,但投诉对象并非兰越峰。
2012年2月24日,患者陈清霞慕名来找兰越峰复查,但导医护士告知说兰越峰不在。不巧的是,陈随后在走廊里碰到了兰越峰,大闹,指责医院故意把好医生藏起来,不给她看病。“就算是她投诉,针对的也不是兰越峰,而是导医护士。”
南方周末记者特意联系陈清霞核实此事。陈清霞明确说兰没有推托过她,她也没有针对兰越峰投诉。并且强调兰越峰“业务真的很好”,她的病正是兰确诊的。
三天之后,院方再次接到“导医护士报告”,称兰越峰推诿了多个病人。根据上述几起推诿病人事件,人民医院院长王彦铭专门签发文件,向其上级管理机关绵阳市涪城区卫生局报告,决定停止兰越峰的超声科医生工作,要求其“待岗学习”。
兰越峰自然不承认自己“推诿病人”,当然也就“拒不服从待岗”。于是院方又以“拒不服从待岗”决定为由视为“旷工”,继而打算再以“旷工”为由除名。
不过,最后一个环节遇到了障碍。为了将兰越峰除名,人民医院曾分别向区卫生局和人事局请示,均未获准许。
绵阳市人民医院为什么要凭几次可疑的患者投诉,对兰越峰施以如此重罚?
得罪同事
兰越峰找过医院领导反映不该过度医疗,坑害病人。对方则反问她:你吃啥?
一位前员工眼里,兰越峰今天的“下场”毫不奇怪。是其“太较真”的必然结果。
2009年5月中旬,兰越峰在给一位53岁住院病人会诊时,发现临床医生已给这位下肢不舒服的病人开好了手术单。医生打算为其做两个手术:下肢血管手术及安装心脏起搏器。做超声检查不过是“补充”一下程序。
作为辅检科室,超声检查意见对手术至关重要。如果检查结果说没问题,临床医生将面临尴尬。
兰越峰说,在此之前,“为了医院发展”,她曾多次突破医德底线,配合临床科室做手术“创收”。“良知一直备受煎熬。”兰越峰为此曾找过医院领导反映,认为医院不能为赚钱违反诊疗规范坑害病人。对方则反问她:你吃啥?并提醒兰越峰“别得罪人”。
久而久之,兰越峰也不再“多嘴”。而这一次,她认为“过分”了。“下肢静脉其实没问题,心脏也没问题。”兰越峰说,“我很想再找个其他问题,但实在是没问题。”
几经犹豫之后,兰越峰决定,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临床科室。“当时主要是觉得那个农民能在5·12地震中活下来,很不容易,不能再遭罪。”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后,这位在手术床上躺了一个小时的病人,未做手术即出院。
之后不久,兰越峰找一位副院长反映此事。对方显然站在临床科室一边。争执中,兰与副院长以及“闻讯而来”的医教科科长发生肢体冲突。兰经法医鉴定构成“轻微伤”。
据医院多名内部人士透露,兰越峰和临床科室的这一次冲突,不是孤例。“过度医疗”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构成。而兰越峰和她领导的超声科,一次次坏别人的事,成为医院发展的“绊脚石”。
开罪领导
“就算是设备买贵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很正常。”
尽管与医院领导早有矛盾,但在兰越峰自己看来,矛盾激化,却与一批灾后援建设备的招标密切相关。
兰越峰称,2009年底,她接到一位院领导的通知,要其去考察灾后援建的彩超设备。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人民医院经过和卫生部门的全力争取,该院获得了数千万元的灾后援建捐款。其中,一笔来自澳门政府的900万元捐款,被用以购买医疗设备。
人民医院于2009年11月6日在网上发布的公告显示,此次设备采购项目划分为三个标段,与兰越峰有关的是第3标段,即彩超等设备的采购。
在医疗机构采购大型设备程序中,医院科室负责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设备的考察论证报告技术参数通常由其完成。而技术参数又直接决定设备的性能和 价格。作为绵阳市超声技术专家之一,兰越峰经常参加招标的“打分”。而每每在打分之前,她总避免不了被消息灵通的商家“公关”。“在手机上写下一个数字, 在我眼前晃一晃。”
但在接到考察通知约两周之后,兰又接到那位院领导的通知,告诉她情况有变,让其不要再管。
2010年3月,超声科的新设备到位,财务人员拿了三张发票让兰越峰签字。兰越峰回忆:“我签了一张之后,才注意到发票价格一栏是空白的。就让其拿回去。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几天之后,填上价格的发票又拿回来。兰越峰注意到,三台设备包括一台价格235万元的进口voluson730expert彩超机(以下简称730彩超)和单价30万元的两台B超机。
兰越峰后来看到了那台彩超机。按她的说法,这是一个“仓库老款”,她早在五年前就接触过同款设备的经销商,当时咨询的价格是160万元左右。
在人民医院与绵阳市妇联等单位编制的一份宣传材料上,人民医院用澳门援建款购买的730彩超,被形容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四维高档彩超”,具有腹部、妇产科、心脏、外周血管、颅脑、新生儿及小器官等全身应用能力。
但实际上,超声科的医生们发现,这部高价买来的设备,院方只能安排用于检查胎儿四维,功能及诊断范围。一些怀疑心脏有问题的孕妇,在用“四维彩超”检查后,不得不再排一次队做心脏超声。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位GE超声的行业内部人士处了解到,voluson730是GE彩超设备中“最低端的”,如今已经停产。即使是配置齐全,卖到医院的价格也不过一百五六十万元左右。
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人民医院宣传材料上的“四维彩超”机,与科室真实使用的彩超机在外观上大相径庭。前者是液晶显示器,后者则类似“大砖头”。
兰越峰说,她发现问题后,直接找到院长王彦铭,问“老款机为什么买的这么贵?还乱宣传”。“王院长先后解释了五个不同版本。”兰越峰说。
由于对这批设备有疑问,兰越峰后来拒绝在出库单上签字。
对于兰越峰反映的彩超采购问题,人民医院纪委书记李永平不以为然。他明确说彩超购置过程中不存在腐败。
“就算是设备买贵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很正常。”李永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分科
“分科”后被当地卫生部门认为是“不成熟”之举。半年之后,超声科再次合并。只不过此时兰越峰已不是科主任。
新设备到位后,超声科接连发生一些“怪事”。
新的彩超设备则被院方指定由一名医生专用。该医生人在超声科,但反常的是,其不由超声科主任兰越峰管理,而是由医院门诊办公室管理,工资奖金都由后者来发。
之后便是多起接连发生的医疗纠纷。包括兰越峰在内,超声科几位医生先后挨打,科室的门也被砸坏。
2010年6月13日早晨,兰越峰看见有人在搬机器,旁边还有保安。此前两天,人民医院召开院务会,决定将超声科一分为二,变为超声科门诊B超室和妇产科B超室,其中新进的彩超设备归到后者。
看到自己科室的设备被搬走,兰越峰在向院长及卫生局求助无果后,身着工作服跑到楼下大厅跪下,“向围观病人及家属散布有损医院声誉及形象的言行”。 此外,她还在多张超声报告单上写下“绵阳市人民医院是最差医院”字样。而这些均被院方及时取证。后来有关部门调查时,这些也成为对兰越峰不利的主要证据。
在这些“不理智举动”之后, “兰疯子”的说法也开始不胫而走。而人民医院也抓住机会,开始了一轮针对兰越峰的批斗。由工会、党办组织各科室讨论“兰越峰事件”,并写下体会。
“兰越峰砸医院的牌子,医院就应砸她的饭碗。”汇总意见的第一条这样写道。
然而,引起此次事件的“分科”,后被当地卫生部门认为是“不成熟”之举。半年之后,超声科分出的人员及设备又合并回超声科。只不过此时兰越峰已不是科主任。
根据绵阳市涪城区卫生局的调查,就在“分科”的半年期间,超声科“陷入瘫痪”。
免职
上级主管部门认为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各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在变成“兰疯子”之后,她一边向卫生局举报医院若干腐败问题,另一边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声讨”院长王彦铭。
2010年6月30日,涪城区卫生局在医院组织活动,兰试图“冲击会场”,结果被保安强行拖出。
2010年8月9日,在人民医院新员工岗前培训见面会上,兰越峰再次“冲击会场”,当面斥王彦铭为“王保长”。
2010年12月15日,涪城区卫生局在人民医院召开大会。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在会上宣读了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对兰越峰反映的所有问题均一一驳回,认为人民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各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涪城区卫生局的调查报告中,不仅否认了兰越峰反映的所有问题,还高度肯定了人民医院,并认为其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显著”。
调查报告宣读之后,医院根据涪城区卫生局的建议,当场对超声科主任进行“公推直选”,超声科另一位医生当选科主任。兰越峰仅获四票,被免去职务。据 几名医院内部人士透露,“公推直选”科主任在人民医院从未有过先例,是兰越峰的“特殊待遇”。之所以念完材料后投票选举,目的是“先搞臭,再搞下”。
但就在涪城区卫生局“高度肯定了人民医院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显著”半个多月后,绵阳市人民医院曝出丑闻。据《新京报》报道,为了争取香港的一笔 1200万元的灾后援建资金,人民医院不惜将该院正常使用的一栋家属楼违规拆除。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同样由香港援建的人民医院妇产科大楼,在修建过程中多 次增加预算。建成后因墙体渗漏等问题,只好返工维修。
待岗
“处理兰越峰不能怕困难,不能逃避责任。”
在被免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兰越峰事件”在人民医院一度波澜不惊。但在兰越峰被彻底“批臭”之后,医院又开始对其“关怀”起来。2011年4月,兰越峰被医院任命为新成立的医技办主任,这是一个闲职,但收入却不低。
2012年2月7日,人民医院又口头宣布免去兰越峰医技办主任职务,重新任命其为超声科主任。但未下发文件。
据李永平解释,医院之所以重新任用兰越峰,是由于兰不断上访告状,迫于上级机关压力,医院只能“忍辱负重”。
然而,在兰越峰重新被任命为超声科主任之后不久,事情便急转直下。人民医院再度对兰越峰“出手”。而此次动作之大,也超出了以往。
2012年2月18日,人民医院召开院务会,以兰越峰拒不接受聘任为由,取消此前对其超声科主任的任命。2月28日,人民医院召开门诊大会,宣布对兰越峰处以“待岗学习”的处罚。
多名人民医院内部职工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院方对兰越峰的处理违背了程序。即使兰越峰真的推诿病人,也不应该处以“待岗”。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人民医院 《员工手册》发现,推诿病人并造成病人不满意者,每次处罚50元。未按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或擅离职守,每次处罚100元。并未提及“待岗”。
在人民医院一位内部人士看来,兰越峰一旦被威慑离开医院,就会被以旷工名义除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兰越峰竟然在走廊上一坐就是一年多。
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承认,兰越峰通过“坐走廊”给人民医院出了一道难题。“不在医院说她旷工可以,说她不上班她又在医院里。”
在王洪川看来,兰越峰性格比较偏激,思维与众不同,不按规矩办事,写的东西也缺乏逻辑,给人感觉确实像是“疯子”。但其实应不存在精神问题。
人民医院一份内部会议记录表明,对兰越峰的上述处理由院长王彦铭主导。会上,王嘱咐下属“(处理兰越峰)不能怕困难,不能逃避责任”。
在此前后,绵阳市相关部门先后就兰越峰事件调查,均认可涪城区卫生局前期调查报告内容。答复兰越峰称“依法依规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希望兰“多与家人、医院同事领导沟通,化解心中的疑惑”。
兰越峰于是惟有继续“坐走廊”。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坐到什么时候。也许是退休。
2013年5月30日 上午 6:50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如何成为优秀的演讲者?

SugarCHH 发布于2013-05-30

编者按:本文来自 Quora 博客平台,作者 Ross Simmonds
我 总会遇到一些可以完美掌控舞台、并震撼听众的老师、教授或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能够一次又一次把控局面的演讲者。音乐的世界里,Freddy Mercury 和 Michael Jackson 是我最为敬佩的人物;在商界,Steve Jobs 和 Seth Godin 无论在哪里演讲时都非常放松。日常生活中,Dr. Martin Luther King 和现任总统 Barack Obama 的舞台表现一直令人钦佩。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钦佩的人,但他们究竟为何在面对公开演讲时如此坦然呢?
过去数年间,我悉心钻研了 TED 演讲视频、音乐会和工会演讲等各类演说;同时,我也拜读了一些自传和回忆录,并通过了解他们的生平研究了这些人。从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在所有这些我列 举的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位生来就可稳健地立于舞台、向台下成千上万的观众宣扬自己的思想的。
以下这6条建议可能帮助你重塑自己的性格、并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演讲者:
尽量保持所说内容简单易懂

Albert Einstein 曾经说过:如果你无法让一个6岁的孩子明白所讲的东西,那么你自己其实也不懂。
当 你需要将信息传达给观众时,请直接告诉他们真相。人类大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由分析数字的能力填满;另一部分则由原始的斗争本能填充。不幸的是,在 你从演讲中获取有益信息时,你必须先使用原始的斗争本能作出决定。因此,如果你是一位演讲者,那你需要尽可能地将内容凝炼到简单完整,以便听众能够立马理 解。
复杂和困扰是扼杀那些极具价值的数据的杀手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以光速消失、但数据会定期出现的世界;无论是在新闻里、会议上、博 客、微博还是日常对话中,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需要深度分析的复杂话题。不过,只有当我们有时间坐下来时,大脑的逻辑性才会更强,它也便可以将信息进行分割 以让我们更好了解。而在一场演说中,因为时间会有限制,故而听众不可能有时间静下心来仔细思考。
数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当消费者需要在更多产品中进行选择时,最终的购买转化率通常都比较低。同样,当演说者将众多数据、观点、事实和故事放在内容中时,观众对这场演讲的反响最后可能不会很好。毕竟,如果你试图表达的信息充满了很多复杂的理论和观点,最终只会导致人们放弃。
WWDC 这样的大型会议为 Steve Jobs 提供了绝佳的演说机会,而 Steve 显然也知道该怎么做。通常情况下,Steve 介绍新产品时只会专注几个重点:3款特色功能、产品和想法。这样的做法让 Steve 的巧妙地将自己表达的信息传达给了观众。比如,2009年9月9日,当 Steve 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告诉观众会带来3样产品,分别为 iPhone、iPad 和 iTunes;然后他先介绍了 iPhone 的特色功能等,再一步步将观众的注意力带到 iPad 和 iTunes 上。
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
通过对他们的习惯和演说方式进行研究,你可以学以致用;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地是,即便这样做,你也可能永远成为不了 Seth Godin。相反,你需要尽情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人格魅力并让这种氛围借助言语传到每个人身上。
《紫牛和枢纽》(Purple Cow and  Linchpin)一书中,Seth Godin 通过创造新概念的方式造出了自己的品牌,而这种做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出了他的人格。另一方面,Michael Jackson 则在介绍新舞步时信心满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舞蹈是与时尚、声音甚至灵魂连接在一起的。
优秀的演说家是不会将相同的概念在演示一遍的,他们会亲自创造新的东西并进行分享。好莱坞著名女演员 Judy Garland 也说过:永远做一流版本的自己,而不是二流版本的别人。当你在台上时,谨记这句话;因为如果你不做自己的话,你在舞台上会感到手足无措。
记住这点:人们从来都更愿意为原创者付费,而不是模仿者。
尽情发挥,不要过于保守
如 果只在舞台上完成每个人期待你会讲的东西就可以成为优秀的演讲者,那可能每个人都会名声大噪。如果你为制作了一份演示文稿,然后坐在台下让他们自己了解, 这也易如反掌;但倘若你让观众出乎意料,那每个人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简单。有时候,你必须要尝试着去拥抱一些可能让你感到不自在的东西,研究它们、利用它 们。如果你只愿意保守行事,那你的演说技能恐怕只能一辈子原地踏步。试着去体验、冒险,然后让你自己从成群的演说家中脱颖而出。
无论你所处 的演讲有多长、人群有多么喧闹,一定要勇敢地把控局面。意识到机会存在时,紧紧地抓住它,并对你的原机会作出轻微改变或直接推翻以前的概念重新创造新的东 西。与此同时,放眼观察观众的反应并试着评估房间里的情绪。一旦注意到观众情绪温和且放松,那这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合适切题的时候加入笑话以调节气氛, 然后再选另一个适当的时刻告诉他们这其实并不是一场完全正式的演讲;起初,你可能会感到尴尬,但时间已久就会发现这“险”值得冒。
1963年8月28日周三下午,Martin Luther King 曾发表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 他的演说感染了众多倡导民权的支持者;而在那天,这场演讲吸引了逾25万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民齐聚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但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梦 想”这篇演讲稿的主题本不为“我有一个梦想”,而是“常态,永不再来”。事实上,当 Martin 快要完成演说时,福音歌手 Mahalia Jackson 在人群中向 Martin 喊道:“Martin,快告诉他们这个梦想。”然后,Martin 停下了他的演说,并开始“传道”,强调称“我有一个梦想”。
结果,Martin Luther King 抓住了机会,并让这4个单词成为箴言。
用富有感染力的说辞征服听众
讲 故事是古老、却也是能够帮助交流的重要技巧。通过故事,我们可以简易化复杂的情节和苍白的图片以让大脑理解。作为一个品牌,苹果并未直接告诉人们自己是制 造 iPhone 和 iPod 的公司,而是强调它在改变这个世界并让生活更加愉悦。苹果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 Steve Jobs 是这样一位极具传奇色彩又不乏戏剧细胞的“老戏骨”。每当有新产品发布会召开时,Steve 都会这样讲一个故事:
1984年,苹果推出了第一款 Macintosh;虽然它并未改变苹果,却改变了整个计算机行业。2001年,苹果发布了首款 iPod;尽管它没有改变人们收听音乐的方式,但却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
在 你演讲时,这个“点”可以以想法为中心、或品牌为中心,当然也可以出示证明或直接围绕个人做出陈述。Steve Jobs 曾遇到过投影机出现意外的状况,但他当时并未慌张,而是将为观众讲述了自己与 Wozniak 的恶作剧趣闻。在投影机修好之前,那场发布会不仅没有冷场,而且还平添了一丝人文气息。
控制舞台
听众们根本就不会在意你准备的演示文稿。
Martin Luther King 在演说时放 PPT 了吗?而在2008年,当 Obama 胜选时他也同样没有准备任何演示文稿。事实上,Seth Godin 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演讲者需要刻意让台下观众忘记屏幕上有什么东西,因为有太多人过关注屏幕上的内容反而忽视了舞台表现。最重要的是,让观众将目光聚焦 在你身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MTY3OTE2.html
1985年,皇后乐队在温布利球场的传奇演唱会“Live Aid”不仅吸引了约7.2万人到场观看,主唱 Freddy Mercury 使尽浑身解数的现场表现更是堪称惊艳。整场活动,Freddy 从未离开舞台,这也让观众的注意力可以一直在他身上保留。
全身心投入到演讲中
去 年,《纽约客》杂志资深撰稿人 Malcolm Gladwell 发表了一条很著名的观点——“10000小时的规则”(The 10000 Hour Rule)。这个观点的具体意思就是:人们通常需要花费10000小时才可精通某种事情。Malcolm 指出,披头士乐队的两位核心成员——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在美国成名前曾共渡逾7年时间。不像一般高中学生组成的乐队,披头士往年来复地在欧洲各地演出,且平均每场演出的时间都在8小时左右。有时候,披头士甚至 会会德国汉堡,而且一下连续表演7天。历史上,披头士乐队共举行了大约1200唱演唱会,这一数据较其他任何歌手或乐队都要多。正因为如此,披头士才会如 此成功。

同 理,在你演讲时,你不能简单地将素材归集到一起然后制作个 PPT 再展示给观众;相反,你需要仔细认真组建内容,并确保你的想法能被观众所理解和接受。你只看到 Steve Jobs 在舞台上风度翩翩,但不知道准备材料的他有多辛苦。将他80年代和21世纪的演讲进行对比,你就会发现,其实两者也有很大不同。
任何人都能 够无所畏惧地完成演讲,但这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和努力。如果你希望观众能记住你,请在演讲到来前严谨排练;每一次,当你站在舞台上时,台下的观众都会对你 作出不一样的评判,因此请确保你给了他们值得用心聆听和观赏的内容。请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倘若你的观众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听你讲话,那你至少要让他们 觉得物有所值。

http://goo.gl/lYbPs

如何做好TEDtalks这样的顶级演讲?

最近,Chris Anderson 先生在《哈佛商业周刊》发表了名为《如何做顶尖级演讲》(“How to give a killer presentation”)的文章,从如何更好地叙述与表达想法,演讲形式、现场表现与多媒体应用等方面分享了30多年来作为TED 大会策展人的经验,并引用多个他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事例。此文由TEDxNanjing 外事翻译部成员首度翻译,供大家学习参考,了解TED 筹备组的精神与思想,也欢迎喜爱思考的各位对本文内容及翻译进行交流,各平台宣传使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2d87330101epr5.html
Chris-Anderson-TED-007
如何做顶尖级演讲
By Chris Anderson
TEDxNanjing 翻译&校对 曾冉 胡雪妮
一年多前,我和一些同事们在去肯尼亚内罗毕的路途中遇到了一个12岁叫Richard Turere的马赛族男孩,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故事。他家在一个开阔的国家公园边上,以蓄养家畜为生,然而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得保护牲畜免受狮子的侵害,特别是在夜间。Richard发现在牧场 放置灯泡并不能阻挡狮子,不过当他持着电筒巡查时,狮子就不靠近了。打小时候起,他就对电子器件无比痴迷,并通过例如拆卸父母的收音机来自学。运用这些经 验,他设计了一个由太阳能板、汽车电池以及摩托车转向灯构成的灯光系统,可以依次开灯关灯,营造出一种运动感,他希望可以借此吓跑狮子。在他安装了灯光系 统后,狮子再也没有攻击家畜了。之后不久,肯尼亚的其他村庄也开始安置Richard的“驱狮灯”。
这么鼓舞人心的故事十分值得通过TED大会让更多的观众来了解,然而表面看起来,Richard并不太可能成为TED讲者。他十分羞涩,英语也说的 结结巴巴。一旦他尝试介绍述自己的发明就会变得语无伦次。坦白来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小孩站在1400个观众面前演讲,更何况这些观众已经习惯了听诸如 Bill Gates、Ken Robinson爵士或Jill Bolte Taylor等大师级的演讲。
可是Richard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胜,我们太想邀请他了。在2013年大会举办的几个月前,我们和他一起准备提纲,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以及简洁且 有逻辑性的叙事方式。得益于Richard的这个发明,他获得了肯尼亚顶尖学校的奖学金。借助申请奖学金的机会,他得以在真正的现场观众面前练习了几次演 讲。关键的一点是他得能够建立足够的自信,从而闪耀出自己的个性。最终当他在长滩发表TED演讲时,你可以说他紧张,但紧张仅使他更加充满魅力——观众们 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他说的每一个词语,他们被Richard的每一个笑容感染。演讲结束时,回应他的是爆发般的欢呼与持续不断的掌声。
Richard Turere:我的一个与狮子和平共处的发明
在13岁男孩——Richard Turere所生活的马赛族,所有的牛畜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狮子的袭击却变得越来越猖獗。 在这个短片里,通过鼓舞人心的演讲,你将会看到,这个年轻的发明家是如何利用他发明的太阳能方法安全地驱赶走捕食的狮子。

http://www.ted.com/talks/richard_turere_a_peace_treaty_with_the_lions.html

自三十年前第一届TED大会以来,跨越各领域的讲者如政治家、音乐家和电视演员在观众面前表现的要比不知名的学术家、科学家和作者更从容,后者中的 一些在演讲时会感到极不自在。这么多年来我们探索出一套程序,帮助缺乏经验的讲者表达、演练并最终做出为人喜爱的演讲。这个程序一般在大会举办前九到六个 月开始,包括不断修订讲稿、排练以及大量的微调。我们也一直在改进具体的方法——因为公众演讲艺术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但从公众的反馈来看,基本的一 些方法是很有效果的:TED视频自2006年上线以来至今已被观看十亿多次。
基于这方面的经验,我相信要做一个好的演讲需要很多训练。在区区几小时内,演讲的内容和叙述方式就可以由混沌不清变得精彩动人。我们团队所专注的 18分钟甚至更短形式的演讲经验,对其他演讲者也很有用,无论是做IPO路演的CEO,发布新产品的品牌经理,亦或寻求风头的创业者。
表达你的故事
除非你有值得一说的东西,不然你就做不了一个好的演讲。同时,对你想说的内容进行提炼和升华,并恰当地表达出来是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人们很喜欢听故事,那些最引人入胜的叙述结构中有着大量的隐喻。当我想到要做一个扣人心弦的演讲,在我脑海中的是去带着观众踏上一段旅途。一个成功的演讲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人们由此看到不同的世界。
如果你把故事当作一段旅途,最重要的便是找出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想想观众们对你的故事可能已经有了哪些了解、他们有多关心它,以此找到合适的 起点。若你高估了观众的知识储备或者对话题的兴趣,亦或你开始使用术语搞得太专业,你就失去观众了。最棒的演讲者会非常快速地介绍主题,解释他们自己为什 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并说服观众相信他们也应该关注这个主题。
我在演讲者的初稿中发现的最大问题是会涵盖太多内容。你无法在一个演讲中去概括整个行业。如果你试图塞进所有你知道的东西,那就没时间去举出关键的 细节了,而且你的演讲会因各种抽象的语言而晦涩难懂,从而会导致本身就懂的人能听得懂,而之前不懂的人就不知所云了。你需要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使你的想法有 血有肉充实起来。所以,把你的演讲局限在可以被解释清楚的范围内,并且尽可能举出例子使其生动。我们在筹备前期给讲者的反馈大多是建议他们不要太冲动,不 要一心想把所有东西都纳入到一个短短的演讲,相反应当深入下去把内容细节化。不要告诉我们你研究的整个领域,要给我们分享你独一无二的贡献成果。
当然,过度阐述或者纠结于内容的意义也不可行。对这种情况有另一套补救的方法。记住观众们很聪明,让他们自己去找寻出一些意义,去各自归纳收获的结论。
很多顶级的演讲具有着侦探小说般松散的叙事结构。演讲者引出问题开始演讲,然后介绍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直到恍然大悟的一刻,这时观众自会看到这一切叙述的意义。
如果一个演讲失败了,大多数是因为讲者没有找到好的表达方法,错误估计了观众的兴趣点,或者忽略了故事本身。即使话题再重要,没有足够的叙述作为铺垫,反而偶然冒出一些武断的意见总会让人感到不爽。没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就不会感到自己有所收获。
我参与过一个能源会议,市长和前州长两人出席了一个座谈。市长的演讲大量罗列了他的城市开展的各种大型项目。这样的演讲如同吹嘘自诩,就像他再次选 举所用的成绩单或者宣传广告。演讲很快变得无聊起来。而当州长开始演讲的时候,她并没有列出各种成就,相反的,她分享了一个想法理念。她虽然也叙述了执政 期间的诸多趣事,不过那个理念则是核心,所有故事都是围绕这个理念而来,故事本身也说得到位而有趣。这个演讲相较而言则更令人有兴趣。市长的潜在台词看起 来是在说他有多伟大,而州长的演讲却表达了“这儿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启示,我们都能从中获益”。
一般来说,人们对关于组织或者机构的演讲并没有什么兴趣(除非他们是其中成员)。理念和故事吸引着我们,但机构组织使我们厌烦——因为他们和我们没太大关系。(商务人士特别需要注意:不要吹嘘你的公司,与其那样还不如告诉我们你的公司正在解决什么问题。)
决定你的演方式
一旦你想好怎么说故事了,就可以开始重点考虑具体的演讲方式。发表一个演讲有三个主要的途径:你可以照着手稿或提词器直接读;你可以记下演讲提纲来 提示你要讲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把整个演讲都记下来;或者你可以记住全部内容,当然这需要大量的排练预演,直到你最终能完全把控演讲内容。
我的建议是:别照着读,不要使用提词器。提词器通常会有一段距离,人们会知道你在照着读。并且一旦他们发现了,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突然你就与观 众变得疏远,从而变得太官方。在TED我们一般不允许照着读的行为,虽然几年前有个例外,因为有个讲者坚持使用显示器。我们在观众席的后面设置了一个屏 幕,希望观众不会注意到它。起先他讲的很自然。可没过多久他僵住了,当人们发现“我勒个去他在照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种很糟糕的消极情绪在观众间传 递。虽然他的演讲内容很精彩,得到的评分却很低。
我们很多最受欢迎的TED演讲都是脱稿的。如果你有充裕的时间做这样的准备,这其实会是最好的演讲方式。不过不要低估这项准备工作所需要的时间。TED上最令人难忘的一个讲者是Jill Bolte Taylor,一位得过中风的大脑研究员。她分享了自己在这八年的大脑恢复期间学到了什么。在仔细雕琢并一个人练习了数十小时后,她又在一个观众面前演练了十几次以保证她的演讲可以成功。
吉尔·伯特·泰勒的奇迹
吉尔伯特泰勒所拥有的研究机会不是每一位脑科学家都所希望拥有的:她有严重中风,并且观察到她大脑的功能–运动,语言,自我意识-一个接一个关闭。这真是令人惊讶的故事。
显然,不是每一个演讲都值得如此耗费时间准备。不过如果你决定脱稿,那你就要懂得学习曲线的大概形状是什么样子。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个“抓狂的低谷 期”,此时他们并不能很好地脱稿演讲。如果他们在这个低谷期间做演讲,观众就会有所发觉。他们们演讲听起来会如同在背东西,或者在他们竭力回想该说什么的 时候,他们的眼神会放空或者上翻显得很尴尬。这样会造成演讲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
想要走出这个低谷期很简单,只要充分进行排练,演讲的每一句话都将会吐露得如此自然。之后你就可以把准备的重点放在演讲内容的意义和真实性上了。不要慌,你能行。
不过如果你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并渡过低谷期,那就别试了。用小卡片记下演讲要点吧。只要你知道每一个点该如何展开就够了。注意记住如何从一个要点过渡到另一个要点。
与此同时,你还要注意自己的语气。有些讲者倾向于较为权威、装逼、强硬或激烈的语气,可是谈话式的语气会听上去更令人舒服。别强求,莫装逼,做好自己就行。
如果成功的演讲是一趟旅途,那就不要在过程中惹恼你的旅伴。有些讲者表现的太过于自我。他们表现的特牛逼、人生特圆满,观众就会特无语。千万别这样。
端正台风
就那些毫无经验的演讲者而言,肢体表现是演讲中最难的一部分,不过人们却会太容易高估它的作用。用对措辞,说好故事,演讲的内容要比你站姿如何、看起来是否紧张更大程度地决定演讲能否成功。对台风而言,稍加注意就够了。
我们在早期排练时候发现的最常见的错误是人们会过于频繁地移动身体。他们会晃来晃去,或者把重心在两腿间不停移动。人们在紧张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这 样,但是如此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而且使演讲者看上去没有说服力。只要减少下半身的移动就可大大提高台风。不过也有人能够在演讲时在舞台上自如地走动, 我们认为只要足够自然倒也无妨。但对于大部分人最好还是站定了就不要晃动,仅通过手部姿势来强调重点。
在台上最关键的肢体语言或许应该是眼神交流。在观众席里找五六位看起来顺眼的,在演讲时眼神盯着他们看。把他们当成你很久没见到老朋友,想象你正把 他们带进你的工作中来。这样的眼神交流将变得不可思议的有效,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对你的演讲有帮助。即使你没有时间充足做好准备,必须得照着稿子读,那 么抬起头做一些眼神上的交流将会产生巨大的反响。
对无经验的演讲者而言,另一个大挑战就是紧张,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台上。不同人应对紧张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很多讲者在演讲前会呆在观众席中,这方法很有效,因为听前面的演讲者演讲可以转移注意力并减少紧张。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Amy Cuddy 研究了怎样的姿势可以产生气场,她运用了我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准备技巧。她建议讲者们在演讲前到周围大步走一走,站在高处,或伸展四肢,这些姿势都可以使 你倍感自信。她自己上台前就是如此做的,而且她做的演讲精彩非凡。不过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台前做一下深呼吸,这很有效果。
总的来说,人们太于担心自己会紧张。紧张不是病,观众们其实也期待看到你紧张,紧张是一种自然地身体反应,并且事实上能使你表现得更好:它给予你表现的力量,并保持你思维敏捷。稳住呼吸,一切都没问题的!
承认紧张也可以带来魅力。要大胆展示出你的脆弱,无论是紧张亦或是你的语音语调,真的都是赢得观众倾心的有力武器。出版过有关内向性格的书并在2012年TED大会上演讲的Susan Cain就特怕做演讲。你可以感觉到她的脆弱,这种感受让观众都为她加油——所有人在结束后都想拥抱她。努力使她美丽,也使她的演讲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一个。
苏珊·凯恩:内向性格的力量
在社交和外向性格备受推崇的文化中,成为内向的人可能会很难,这甚至是可耻的。但是,当你聆听苏珊·凯恩激情澎湃的演讲时,你会发现内向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惊人的天赋和能力,这是值得鼓励和庆祝的。

http://www.ted.com/talks/susan_cain_the_power_of_introverts.html
恰当采用多媒体技术
在我们处理过的所有多媒体文件里,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幻灯片。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PPT的诀窍:保持简洁;不要把幻灯片做成演讲稿(如列出你所要讲 的各点——这些最好写在你手中的小卡片里);不要大声重复读出幻灯片上的内容。除了可能出现类似于使用提词器时会出现的问题之外——比如“我勒个去她也在 照读!”——往往只有最新鲜的信息才能调动人们的兴趣,人们不喜欢重复地看到和听到相同的信息。现在大家应该都很明白这点,但如果去各种公司看看,每天依 然有人在演讲时犯这种错误。
许多顶尖的TED演讲者不用幻灯片,而且很多演讲内容也不需要它。如果你展示一些照片插图可以让话题更生动的话,那就用吧,否则至少对于演讲的某些 部分来说就考虑不要用。如果你要使用幻灯片,PPT的替代品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TED的投资对象Prezi,这家公司的演示软件提供了一种聚焦追踪式 的二维画面。与传统的平面图像切换方式相比,这个演示软件允许用户根据需要移动或者放大演示的画面。恰当地采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极大提高演讲的视觉冲击力并 加深其内涵。
艺术家、建筑师、摄影师和设计家会更多地使用影像资料。幻灯片可以帮助讲者更好地表达、把握节奏并且能在讲者不得不使用专业用语时帮助观众更好地理 解。(艺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用视觉来体验更好)。我看过一些艺术家或设计师的很棒的演讲,他们将幻灯片的图片设置为每15秒切换一次。我还看过演讲者跟 随一段视频进行演讲。这可以帮助保证演讲连贯性和节奏。比如工业设计师Ross Lovegrove的TED视觉演讲,他使用了这些手段,带观众踏入了一段难忘的创造之旅。
Ross Lovegrove 分享有机设计
设计师 Ross Lovegrove 说明他的「无脂」设计哲学, 并赏析几件他的独特产品,包含 Ty Nant 水瓶及 Go 椅。

http://www.ted.com/talks/ross_lovegrove_shares_organic_designs.html
另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或许是在演讲中适当地停顿,让作品自己去表现。动力学雕塑家Reuben Margolin使用此方法来感染他人。关键就在于不要想着“我正在演讲”,而是想着“我想要给观众一个关于我的作品的难忘体验”。艺术家和建筑师最可能搞杂的就是把他们的演讲用抽象概念化的语言来表现。
罗本·马格林: 用时光与木头雕成的浪
罗本·马格林是一个动态雕刻家, 他创作了一个个像波浪一样流动的作品。用接下来的九分钟陶醉,沉思在他那包含着数学与自然的艺术里。

http://www.ted.com/talks/reuben_margolin_sculpting_waves_in_wood_and_time.html
视频对很多讲者都很有用处。例如在一个关于乌鸦的智慧的TED演讲中,科学家播放了一个视频片段,展示了一只乌鸦弯出一个钩子勾出管子里的食物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只乌鸦创造工具的过程。这段视频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
恰当地使用视频可以让演讲变得效果非凡,不过也有一些常犯的错误需要避免。视频剪辑需要足够短——如果长于1分钟,你就有可能要失去观众了。特别需 注意的是,不要使用企业视频,这看起来像自我宣传或电视广告,观众早已看腻了。任何带背景音的视频都会让人倒胃口。而且无论如何,别放你自己被如CNN等 采访的视频。我看过演讲者这么干过,真烂透了,没人会想要了解你的自大。观众已经在你面前听你现场演讲了,为什么还让他们同时到看你出现在新闻采访中?
整合起来
我们在演讲前至少六个月开始帮助演讲者准备他们的演讲内容,这样他们可以有充足的预演时间。我们希望讲者可以在活动一个月前定下最终的演讲。在最后的几周内他们预演的越多,最后的效果就越好。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会自己单独彩排,并且在一名观众前预演。
在其他人面前预演有一个问题,即听者会觉得自己有义务来提供反馈或者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同人的反馈常常差异巨大甚至互相矛盾。这可能会让讲者不知所措甚至抓狂,所以挑选谁来观看预演并给出反馈尤为重要。总的来说,有丰富演讲经验的人能给出好的建议。
2011年我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我的同事,TED Global活动的策划者Bruno Giussani指出即使我在TED里工作了九年,主持过各种大会,介绍过那么多演讲者,我却从未做过一个属于自己的TED演讲。所以他邀请我来做一次演讲,我接受了。
我感到了比预想还要大的压力。就算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指导过别人如何构建故事框架,当换成自己的故事时,还是会变得很困难。我决定脱稿演讲,讲关于网 络视频如何促进全球创新的话题,但这个过程很艰难:即便我花了那么多个小时,从同事那里得到各种建议,我还是感到有些措手无错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 真的感觉自己可能要歇菜了。在登台的前一刻我依旧很紧张。不过之后一切都变得那么顺心如意。这次演讲肯定不算最棒的TED演讲之一,不过它还是得到了好 评,我也扛过了这段巨大压力。
总之我亲身体会了我们的讲者在这30年里所挖掘出来的东西:演讲的成功取决于想法的质量、叙述表达的方式以及演讲者的感情。这和内容的实质有关,而 不是演讲的风格或是绚烂的多媒体。一个演讲的表述很容易通过准备期间的指导和训练来完善,但故事和想法本身却不是能被训练出来的——演讲者心中必须要有 货。如果你有要说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出很赞的演讲。不过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你最好是别说了。拒绝演讲邀请,回去工作,等到你真正有值得分享的想法再 来。
记住一点,做出好的演讲没有捷径可走。最令人难忘的演讲总是有大家前所未闻的新鲜东西。最糟糕的演讲则充满陈词滥调。所以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照搬 我这里提供的各种建议,当然了,要了解这些建议的大体意思,但演讲内容终归还是要由你自己拟定,因为你知道你和你的想法与种不同的地方。发挥你的长处,做 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演讲。
—————————————–English Version——————————————–

How to Give a Killer Presentation

by Chris Anderson
A little more than a year ago, on a trip to Nairobi, Kenya, some colleagues and I met a 12-year-old Masai boy named Richard Turere, who told us a fascinating story. His family raises livestock on the edge of a vast national park, and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s protecting the animals from lions—especially at night. Richard had noticed that placing lamps in a field didn’t deter lion attacks, but when he walked the field with a torch, the lions stayed away. From a young age, he’d been interested in electronics, teaching himself by, for example, taking apart his parents’ radio. He used that experience to devise a system of lights that would turn on and off in sequence—using solar panels, a car battery, and a motorcycle indicator box—and thereby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that he hoped would scare off the lions. He installed the lights, and the lions stopped attacking. Soon villages elsewhere in Kenya began installing Richard’s “lion lights.”
The story was inspiring and worthy of the broader audience that our TED conference could offer, but on the surface, Richard seemed an unlikely candidate to give a TED Talk. He was painfully shy. His English was halting. When he tried to describe his invention, the sentences tumbled out incoherently. And frankly, it was hard to imagine a preteenager standing on a stage in front of 1,400 people accustomed to hearing from polished speakers such as Bill Gates, Sir Ken Robinson, and Jill Bolte Taylor.
But Richard’s story was so compelling that we invited him to speak. In the months before the 2013 conference, we worked with him to frame his story—to find the right place to begin, and to develop a succinct and logical arc of events. On the back of his invention Richard had won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Kenya’s best schools, and there he had the chance to practice the talk several times in front of a live audience. It was critical that he build his confidence to the point where his personality could shine through. When he finally gave his talk at TED, in Long Beach, you could tell he was nervous, but that only made him more engaging—people were hanging on his every word. The confidence was there, and every time Richard smiled, the audience melted. When he finished, the response was instantaneous: a sustained standing ovation.
Since the first TED conference, 30 years ago, speakers have run the gamut from political figures, musicians, and TV personalities who are completely at ease before a crowd to lesser-known academics, scientists, and writers—some of whom feel deeply uncomfortable giving presentations. Over the years, we’ve sought to develop a process for helping inexperienced presenters to frame, practice, and deliver talks that people enjoy watching. It typically begins six to nine months before the event, and involves cycles of devising (and revising) a script, repeated rehearsals, and plenty of fine-tuning. We’re continually tweaking our approach—because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is evolving in real time—but judging by public response, our basic regimen works well: Since we began putting TED Talks online, in 2006, they’ve been viewed more than one billion times.
On the basis of this experience, I’m convinced that giving a good talk is highly coachable. In a matter of hours, a speaker’s content and delivery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muddled to mesmerizing. And while my team’s experience has focused on TED’s 18-minutes-or-shorter format, the lessons we’ve learned are surely useful to other presenters—whether it’s a CEO doing an IPO road show, a brand manager unveiling a new product, or a start-up pitching to VCs.
Frame Your Story
There’s no way you can give a good talk unless you have something worth talking about. Conceptualizing and framing what you want to say is the most vital part of preparation.
Find the Perfect Mix of Data and Narrative

We all know that humans are wired to listen to stories, and metaphors abound for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that work best to engage people. When I think about compelling presentations, I think about taking an audience on a journey. A successful talk is a little miracle—people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afterward.

If you frame the talk as a journey, the biggest decisions are figuring out where to start and where to end. To find the right place to start, consider what people in the audience already know about your subject—and how much they care about it. If you assume they have more knowledge or interest than they do, or if you start using jargon or get too technical, you’ll lose them. The most engaging speakers do a superb job of very quickly introducing the topic, explaining why they care so deeply about it, and convincing the audience members that they should, too.
The biggest problem I see in first drafts of presentations is that they try to cover too much ground. You can’t summarize an entire career in a single talk. If you try to cram in everything you know, you won’t have time to include key details, and your talk will disappear into abstract language that may make sense if your listen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but will be completely opaque if they’re new to it. You need specific examples to flesh out your ideas. So limit the scope of your talk to that which can be explained, and brought to life with examples, in the available time. Much of the early feedback we give aims to correct the impulse to sweep too broadly. Instead, go deeper. Give more detail. Don’t tell us about your entire field of study—tell us about your unique contribution.
Of course, it can be just as damaging to overexplain or painstakingly draw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a talk. And there the remedy is different: Remember that th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are intelligent. Let them figure some things out for themselves. Let them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Many of the best talks have a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loosely follows a detective story. The speaker starts out by presenting a problem and then describes the search for a solution. There’s an “aha” moment, and the audience’s perspective shifts in a meaningful way.
If a talk fails, it’s almost always because the speaker didn’t frame it correctly, misjudged the audience’s level of interest, or neglected to tell a story. Even if the topic is important, random pontification without narrative is always deeply unsatisfying. There’s no progression, and you don’t feel that you’re learning.
I was at an energy conference recently where two people—a city mayor and a former governor—gave back-to-back talks. The mayor’s talk was essentially a list of impressive projects his city had undertaken. It came off as boasting, like a report card or an advertisement for his reelection. It quickly got boring. When the governor spoke, she didn’t list achievements; instead, she shared an idea. Yes, she recounted anecdotes from her time in office, but the idea was central—and the stories explanatory or illustrative (and also funny). It was so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e mayor’s underlying point seemed to be how great he was, while the governor’s message was “Here’s a compelling idea that would benefit us all.”
As a general rule, people are not very interested in talks about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unless they’re members of them). Ideas and stories fascinate us; organizations bore us—they’re much harder to relate to. (Businesspeople especially take note: Don’t boast about your company; rather, tell us about the problem you’re solving.)
Plan Your Delivery
Once you’ve got the framing down, it’s time to focus on your delivery.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to deliver a talk. You can read it directly off a script or a teleprompter. You can develop a set of bullet points that map out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in each section rather than scripting the whole thing word for word. Or you can memorize your talk, which entails rehearsing it to the point where you internalize every word—verbatim.
My advice: Don’t read it, and don’t use a teleprompter. It’s usually just too distancing—people will know you’re reading. And as soon as they sense it, the way they receive your talk will shift. Suddenly your intimate connection evaporates, and everything feels a lot more formal. We generally outlaw reading approaches of any kind at TED, though we made an exception a few years ago for a man who insisted on using a monitor. We set up a screen at the back of the auditorium, in the hope that the audience wouldn’t notice it. At first he spoke naturally. But soon he stiffened up, and you could see this horrible sinking feeling pass through the audience as people realized, “Oh, no, he’s reading to us!” The words were great, but the talk got poor ratings
Many of our best and most popular TED Talks have been memorized word for word. If you’re giving an important talk and you have the time to do this, it’s the best way to go. But don’t underestimate the work involved. One of our most memorable speakers was Jill Bolte Taylor, a brain researcher who had suffered a stroke. She talked about what she learned during the eight years it took her to recover. After crafting her story and undertaking many hours of solo practice, she rehearsed her talk dozens of times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to be sure she had it down.
Obviously, not every presentation is worth that kind of investment of time. But if you do decide to memorize your talk, be aware that there’s a predictable arc to the learning curve. Most people go through what I call the “valley of awkwardness,” where they haven’t quite memorized the talk. If they give the talk while stuck in that valley, the audience will sense it. Their words will sound recited, or there will be painful moments where they stare into the middle distance, or cast their eyes upward, as they struggle to remember their lines. This creates distance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audience.
Getting past this point is simple, fortunately. It’s just a matter of rehearsing enough times that the flow of words becomes second nature. Then you can focus on delivering the talk with meaning and authenticity. Don’t worry—you’ll get there.
But if you don’t have time to learn a speech thoroughly and get past that awkward valley, don’t try. Go with bullet points on note cards. As long as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say for each one, you’ll be fine. Focus on remembering the transitions from one bullet point to the next.
Also pay attention to your tone. Some speakers may want to come across as authoritative or wise or powerful or passionate, but it’s usually much better to just sound conversational. Don’t force it. Don’t orate. Just be you.
If a successful talk is a journey, make sure you don’t start to annoy your travel companions along the way. Some speakers project too much ego. They sound condescending or full of themselves, and the audience shuts down. Don’t let that happen.
Develop Stage Presence
For inexperienced speakers, the physical act of being onstage can b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giving a presentation—but people tend to overestimate its importance. Getting the words, story, and substance right is a much bigger determinant of success or failure than how you stand or whether you’re visibly nervous. And when it comes to stage presence, a little coaching can go a long way.
The biggest mistake we see in early rehearsals is that people move their bodies too much. They sway from side to side, or shift their weight from one leg to the other. People do this naturally when they’re nervous, but it’s distracting and makes the speaker seem weak. Simply getting a person to keep his or her lower body motionless can dramatically improve stage presence.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able to walk around a stage during a presentation, and that’s fine if it comes naturally. But the vast majority are better off standing still and relying on hand gestures for emphas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hysical act onstage is making eye contact. Find five or six friendly-looking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udience and look them in the eye as you speak. Think of them as friends you haven’t seen in a year, whom you’re bringing up to date on your work. That eye contact is incredibly powerful, and it will do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help your talk land. Even if you don’t have time to prepare fully and have to read from a script, looking up and making eye contact will make a huge difference.
Another big hurdle for inexperienced speakers is nervousness—both in advance of the talk and while they’re onstage. People deal with this in different ways. Many speakers stay out in the audience until the moment they go on; this can work well, because keeping your mind engaged in the earlier speakers can distract you and limit nervousness. Amy Cuddy, 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who studies how certain body poses can affect power, utilized one of the more unusual preparation techniques I’ve seen. She recommends that people spend time before a talk striding around, standing tall, and extending their bodies; these poses make you feel more powerful. It’s what she did before going onstage, and she delivered a phenomenal talk. But I think the single best advice is simply to breathe deeply before you go onstage. It works.
In general, people worry too much about nervousness. Nerves are not a disaster. The audienceexpects you to be nervous. It’s a natural body response that can actually improve your performance: It gives you energy to perform and keeps your mind sharp. Just keep breathing, and you’ll be fine.

Acknowledging nervousness can also create engagement. Showing your vulnerability, whether through nerves or tone of voice,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win over an audience, provided it is authentic. Susan Cain, who wrote a book about introverts and spoke at our 2012 conference, was terrified about giving her talk. You could feel her fragility onstage, and it created this dynamic where the audience was rooting for her—everybody wanted to hug her afterward. The fact that we knew she was fighting to keep herself up there made it beautiful, and it was the most popular talk that year.
Plan the Multimedia
With so much technology at our disposal, it may feel almost mandatory to use, at a minimum, presentation slides. By now most people have heard the advice about PowerPoint: Keep it simple; don’t use a slide deck as a substitute for notes (by, say, listing the bullet points you’ll discuss—those are best put on note cards); and don’t repeat out loud words that are on the slide. Not only is reciting slides a variation of the teleprompter problem—“Oh, no, she’s reading to us, too!”—but information is interesting only once, and hearing and seeing the same words feels repetitive. That advice may seem universal by now, but go into any company and you’ll see presenters violating it every day.
Many of the best TED speakers don’t use slides at all, and many talks don’t require them. If you have photographs or illustrations that make the topic come alive, then yes, show them. If not, consider doing without, at least for some parts of the presentation. And if you’re going to use slides, it’s worth exploring alternatives to PowerPoint. For instance, TED has invested in the company Prezi, which makes presentation software that offers a camera’s-eye view of a two-dimensional landscape. Instead of a flat sequence of images, you can move around the landscape and zoom in to it if need be. Used properly, such techniques can dramatically boost the visual punch of a talk and enhance its meaning.
Artists, architects, photographers, and designers have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use visuals. Slides can help frame and pace a talk and help speakers avoid getting lost in jargon or overly intellectual language. (Art can be hard to talk about—better to experience it visually.) I’ve seen great presentations in which the artist or designer put slides on an automatic timer so that the image changed every 15 seconds. I’ve also seen presenters give a talk accompanied by video, speaking along to it. That can help sustain momentum. The industrial designer Ross Lovegrove’s highly visual TED Talk, for instance, used this technique to bring the audience along on a remarkable creative journey.
Another approach creative types might consider is to build silence into their talks, and just let the work speak for itself. The kinetic sculptor Reuben Margolin used that approach to powerful effect. The idea is not to think “I’m giving a talk.” Instead, think “I want to give this audience a powerful experience of my work.” The single worst thing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n do is to retreat into abstract or conceptual language.
Video has obvious uses for many speakers. In a TED Talk about the intelligence of crows, for instance, the scientist showed a clip of a crow bending a hook to fish a piece of food out of a tube—essentially creating a tool. It illustrated his point far better than anything he could have said.
Used well, video can be very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common mistakes that should be avoided. A clip needs to be short—if it’s more than 60 seconds, you risk losing people. Don’t use videos—particularly corporate ones—that sound self-promotional or like infomercials; people are conditioned to tune those out. Anything with a soundtrack can be dangerously off-putting. And whatever you do, don’t show a clip of yourself being interviewed on, say, CNN. I’ve seen speakers do this, and it’s a really bad idea—no one wants to go along with you on your ego trip. The people in your audience are already listening to you live; why would they want to simultaneously watch your talking-head clip on a screen?
Putting It Together
We start helping speakers prepare their talks six months (or more) in advance so that they’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practice. We want people’s talks to be in final form at least a month before the event. The more practice they can do in the final weeks, the better off they’ll be. Ideally, they’ll practice the talk on their own and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The tricky part about rehearsing a 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s that they will feel obligated to offer feedback 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Often the feedback from different people will vary or directly conflict. This can be confusing or even paralyzing, which is why it’s important to be choosy about the people you use as a test audience, and whom you invite to offer feedback. In general, the more experience a person has as a presenter, the better the criticism he or she can offer.
I learned many of these lessons myself in 2011. My colleague Bruno Giussani, who curates our TEDGlobal event,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I’d worked at TED for nine years, served as the emcee at our conferences, and introduced many of the speakers, I’d never actually given a TED Talk myself. So he invited me to give one, and I accepted.
It was more stressful than I’d expected. Even though I spend time helping others frame their stories, framing my own in a way that felt compelling was difficult. I decided to memorize my presentation, which was about how web video powers global innovation, and that was really hard: Even though I was putting in a lot of hours, and getting sound advice from my colleagues, I definitely hit a point where I didn’t quite have it down and began to doubt I ever would. I really thought I might bomb. I was nervous right up until the moment I took the stage. But it ended up going fine. It’s definitely not one of the all-time great TED Talks, but it got a positive reaction—and I survived the stress of going through it.
Ultimately I learned firsthand what our speakers have been discovering for three decades: Presentations rise or fall on the quality of the idea, the narrative, and the passion of the speaker. It’s about substance, not speaking style or multimedia pyrotechnics. It’s fairly easy to “coach out” the problems in a talk, but there’s no way to “coach in” the basic story—the presenter has to have the raw material.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you can build a great talk. But if the central theme isn’t there, you’re better off not speaking. Decline the invitation. Go back to work, and wait until you have a compelling idea that’s really worth sharing.
10 Ways to Ruin a Presentation
As hard as it may be to give a great talk, it’s really easy to blow it. Here are some common mistakes that TED advises its speakers to avoid.
1. Take a really long time to explain what your talk is about.
2. Speak slowly and dramatically. Why talk when you can orate?
3. Make sure you subtly let everyone know how important you are.
4. Refer to your book repeatedly. Even better, quote yourself from it.
5. Cram your slides with numerous text bullet points and multiple fonts.
6. Use lots of unexplained technical jargon to make yourself sound smart.
7. Speak at great length about the history of your organization and its glorious achievements.
8. Don’t bother rehearsing to check how long your talk is running.
9. Sound as if you’re reciting your talk from memory.
10. Never, ever make eye contact with anyone in the audienc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there is no one good way to do a talk. The most memorable talks offer something fresh, something no one has seen before. The worst ones are those that feel formulaic. So do not on any account try to emulate every piece of advice I’ve offered here. Take the bulk of it on board, sure. But make the talk your own. You know what’s distinctive about you and your idea. Play to your strengths and give a talk that is truly authentic to you.

 http://goo.gl/eyGRR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刘植荣:房产税是高房价的克星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全国50个城市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 期0.3个百分点。中国房价调控数年,房价不但没降下来,反而越控越高,究其原因,应是相继出台的调控政策不对路,并非人们想象中的“组合拳”,充其量只 是“花拳绣腿”,很难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有效控制房价,不能靠限购,而要充分使用房产税这一财税手段。2013年5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再次提出,要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中央几次下文要求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 “干打雷,不下雨”,一滴雨点都没有,可见,房产税的推广遇到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
中国房价高不高
曾有一少部分专家学者不断忽悠说“中国房价并不高,目前仍是刚性需求”,进而误导人们囤房、抢房,造成房价不断攀升。那么,中国的房价究竟高不高呢?
房价的高与低永远是相对的,必须有对比才能见分晓,也就是要与外国居民的住房价格进行比较。而且不能只比较住房的名义价格,因为还存在收入差距。所以,对比房价必须与居民收入进行综合比较,也就是居民用多少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住房,即人们比较熟悉的“住房痛苦指数”。
根据国外独立研究机构Numbeo在2012年10月发布的数据,中等收入居民买一套中等住房,中国北京需要33年,美国华盛顿需要5年,加拿大渥太华需 要3年,英国伦敦需要15年,法国巴黎需要17年,德国柏林需要6年,澳大利亚堪培拉需要6年,新加坡需要17年,日本东京需要19年。数据显示,北京住 房的痛苦指数是世界其他国家首都的两倍到十几倍,北京市民购买一套住房,几乎要用一生的劳动所得。而联合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合理房价应为收入的3-6年。
征收房产税是国际惯例
在很多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收入税,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是房产税和地产税的合并叫法。从其产生和国际惯例 看,房产税与承载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无关。如果土地私有,则对土地和房屋分别征税,即房地产税;如果土地国有,则只对房屋征税,即房产税。
有的国家房产税税率和地产税税率相同(单一税率),有的国家房产税税率和地产税税率不一致(劈开税率)。房地产税实行劈开税率的国家有丹麦、俄罗斯、爱沙 尼亚、美国(部分州)、澳大利亚(部分州)、墨西哥、肯尼亚、纳米比亚等国家,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采取劈开税率。爱尔兰从2013年开始把房地产税“劈 开”征收。津巴布韦、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南非、泰国、英国、韩国、匈牙利等国也正研究把房地产税劈开,单独征收土地税。
荷兰对房屋产权所有人和居住者双重计征房产税(只对城镇住房征税),如果房屋产权所有人就是居住人,则他就要交双份房产税。
美国1949年通过《住房法案》,60多年来,美国用征收的房产税建设经济适用房,并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住房补贴,实现了“让每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环境里拥 有一个舒适的家”的目标。美国房价1950年为44600美元(含地价,下同),1960年为58600美元,1970年为65300美元,1980年为 93400美元,1990年为101100美元,2000年为119600美元,2010年12月1日的价格为189900美元,房价控制在一个普通劳动 者用3-5年工资可购买一套舒适住房的范围60年间房价平均每年上涨2.4%,低于银行利率,总体上讲是平稳的。
一些国家除了征收房产税外,还对空置住房进行罚款或征用,严厉惩罚炒房行为。荷兰政府可以征用空置一年以上的住房安排给无房户居住;法国对空置一年的住房 处以房价10%的罚款,空置两年的住房则罚款12.5%,空置时间越长,罚款比例越大;丹麦政府征用空置超过两个月的住房免费供他人使用;瑞典政府也征用 空置住房,供无房家庭使用。
房产税或将助力控房价
房产税是财产税的一种,是对公民保有的超面积或多套住房征税,而且这个税是对公民世界各地的房产征税,以防止公民将财产转移到境外。
炒房会使住房频繁换手,这必然造成很多住房空置。人民网在2010年7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巨大楼市泡沫显现,中国空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的文章,据此 可以推算出,2010年的住房空置率为30%。而世界上住房空置率超过10%都属罕见,据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住房空置率仅为 2.7%。
有了房产税,炒房客炒房就会慎重了。假如房产税的税率是10%,炒房客用100万元买一套房子炒作,这套房子的房产税就是10万元,如果一年后这套房子卖 不到110万元,炒房客就要亏本。可见,房产税会把许多炒房客逐出市场,加快实现住房的居住功能,而不是被用于投机炒作。
当然,房产税如果税率过低,这对炒房客就不痛不痒,没有威慑力。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房价比中国房价要稳定,这其中房产税功不可没。例如,韩国从2002年到 2005年房价上涨了24%。2005年8月,韩国推出《不动产综合对策》,提高房产税税率,对房产交易税也作了大幅度提高,对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 房产交易价格超过政府制定的各地房产基准价10万美元时,房产转让收入所得税税率由过去的9%-36%提高到50%,高价、高档住房转让所得税税率更高。 高税率让炒房客急抛囤积的房产,房价骤然下降。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即使我们不征收房产税,外国也会来中国“征收”房产税。因为美国、法国等很多发达国家对其公民在世界各地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假如张 三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在中国有10套房产,中国政府不征收房产税,这10套房产的房产税就被美国政府征走了。如果我们建立起基本的房产税制度,就可以与 美国达成防止双边征税协议,把这笔税款留在中国,为中国人自己办事。
推行房产税应大胆试水
2011年1月,重庆和上海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重庆房产税征收了两年多,也仅对一万套住房征收房产税,约占居民户的0.1%。可见,按目前房产税的设 计,对99.9%的居民来说,根本就无需考虑房产税。或许会有人说,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两年,并没有让房价降下来,由此得出房产税不能降房价的结论。提 出这个观点的人显然缺乏税的知识,对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没有进行细致的观察。
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这两个直辖市的房产税对平抑房价的效果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是房产税本身的问题,而是房产税设计得不够科学。重庆市和上海市出台的房产 税方案过于“温柔”,税率太低,只在0.4%-1.2%之间;再有就是税基过窄,存量住房除了重庆市的独立别墅外都没有列入征收范围,对过去囤积多少套住 房都不征税。如此温和的房产税就好比向湖泊里投入一粒尘埃,根本泛不起涟漪。
其实,房产税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个老税种,我们没必要再谨小慎微地试点了,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房产税不能按套征收,而应按住房面积征收,规定 一个“面积起征点”(如人均50平方米),超过“起征点”才征收房产税,这就堵住了通过假离婚的逃税行为。房产税的税率不能太温和,定在10%左右较为合 适,这样,就能把那些空置住房尽快推向市场,为了免交高额房产税,囤积住房的人急于把空置住房卖出去,形成买方市场,房价自然就会回归正常。如果中国对超 面积住房或多套住房征收50%的房产税,房价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下跌五成。
增加负担不靠谱
由于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政府需要钱,根本无需向百姓征收直接税,而是向企业征收间接税。征收间接税,政府毫无阻力,作为企业来讲,政府要多少税 就交多少税,反正这是“借花献佛”,税款要加进商品的价格里由消费者担负;对于消费者,由于不是对居民个人征收,所以就感觉不到政府在征自己的税,因此也 就没人出来抵制。就这样,政府偷偷摸摸地就把税收从百姓的腰包里掏走了。居民在日常购物时,很少有人知道商品价格里有一部分是各种间接税。所以,在一个以 间接税为主的国家,政府征税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这就是法国政治家让-巴蒂斯特·科尔贝说的“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 叫”。
可见,间接税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统统要征税。对穷人来说,一年的收入几乎都要为生计消费掉,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和房产税,也要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交税。
如果我国把税制改为以财产税和收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我们就可以废除增值税等间接税种(美国等国家没有增值税),从而降低物价,让普通百姓用有限的收入 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让生活过得更好些。而对于富人而言,对他们的财产征税,只是减少他们转移海外的资产,减少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质量。
房产税会转嫁给购房者吗
针对国务院房地产调控“国五条”中提到的“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一些教授、专家极力阻挠政府调控房价政策的实施,担心房产税会推高房价,人们也担心房产税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由于间接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税收通过中间环节的纳税人一直向下推,最后把税收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也就是负税人。所以,中国也把间接 税叫流转税,就是在产品的制造、运输、销售过程中不断增加进去的一些税收,最后都转嫁给消费者。  而房产税是直接税,也就是纳税人和负税人是统一的,也 就是一个人,对谁征税,税收就由谁承担,根本不会发生转嫁,如果能转嫁给别人,那就成了间接税了。
所以说,作为直接税的房产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它可以精准定位,只对富人和炒房客征收,笔者认为,对房产税推高房价、转嫁给购房者纯属恐慌,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国家统计局前两年曾公开声明,统计住房空置率,但一直没有公布结果。可见,中国的住房空置率大得惊人,一旦公布恐将引起经济震荡,经济硬着陆风险大 增。如果政府一直不征收房产税,必然会怂恿炒房,让住房空置率越来越高,房产泡沫越来越大。如此发展,房产泡沫破灭只是早晚的问题,破灭得越晚,对经济的 损害越大。(本文发《人力资源》2013年4月刊总第354期))

http://goo.gl/bCJRe

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

世界媒体看中国:荒唐中国梦

梦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在艺术高手的手中,梦可以出神入化,令人神往,令人遐想无限,思绪飞扬,飞升,升腾,升华,让人可以进入与神交通的灵感境 界。但在一般情况下,梦则是很无聊的东西。于是,英语世界许多标准的社交礼仪参考书、教科书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要跟他人讲你的梦。”
然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梦”之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旋即号令全中国人至少10亿人(刨除还不会听从指令的 幼儿)步调一致,做梦一致,只能做政府当局规定的梦。中国当局随即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取缔、扼杀、遏止、扼制当局规定之外的梦,从而为全世界上演了并且 在继续上演人类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喜剧和闹剧。
梦的科学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大脑活动测试手段(如核磁共振脑电波扫描之类)的改进,人们对梦的产生和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至少截至目前,人类对梦的科学研究依然是有大片大片的空白有待填补,有待于更多的科技进步,有待于更富有洞见、灵感、更能干的研究人员出现。
但是,对梦的外围性质的科学研究,人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可谓绝对扎实的研究成果。例如,一个人做的梦只对该人本人是有趣的,对其他人则大都无聊乏味。这一结论来自社会科学或心理学实验。任何一个人,包括小学生都可以重复这种实验,并且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
小学生们实际上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器材,自己就可以进行一项足以令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学者、专家刮目相看的科学试验―――让一个口才不错的 学生对全班同学讲他昨夜的梦,看看在他开讲之后3分钟、5分钟、10分钟之内打哈欠的同学比例是多少;假如将话题转换为他新买的iPad,在相同时段内打 哈欠的同学比例是多少;假如将话题转换为政治课话题,比例又是多少。
如此得来的统计数字,以及对相关统计数字的分析和讨论,必将使学生们眼界大开,而且可以将学生趁势引入五彩缤纷的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研究领域。
不过,在当今中国,当局一般不准许学生进行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研究、独立的讨论。在当今中国,学生或教师组成个读书会都要受到中共特务组织的强力干 预或威胁。所以,中国学生对这样的简单而能说明问题的科研活动只能是望洋兴叹,可望不可即。与此同时,有许多观察家指出,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由远远不如 100年前或1000年前。
梦的政治
假如说,对“中国梦”的科学方面,议论者还不是很多,那么,对“中国梦”的政治面的议论则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是纷纷扬扬,沸反盈天。
人们议论纷纷,但其主要论点包括:“中国梦”显然是脱胎于“美国梦”,是美国梦的山寨版;而山寨版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乍看上去颇像那么回事,跟原版大同小异,但实际上稍微一试验就可以看出山寨的低劣、伪劣、拙劣,甚至恶劣。
“中国梦”乃低劣、伪劣、拙劣、恶劣山寨版论者提出的他们自认为是强硬的论据是:美国梦是个人的梦,一个美国人可以梦想在20岁之前挣下下30亿美 元,可以梦想改变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它变得更理想,更人性,更环保,可以梦想自己成立一个政党,超越现有的民主、共和两党,更好地满足选民的愿 望。总之,美国梦是个人梦,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梦。但中国官方的 “中国梦”则有“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限制,“中国梦”的假冒伪劣性由此可见。
截至目前,对批评者的这种批评,中国当局保持了很能说明问题的(telltale)沉默,或报以“中国梦”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高调重复、疲劳轰炸式的宣传。“中国梦”的喜剧和闹剧性于是由此而来,中国公众和全世界由此得到了持续的娱乐。
令观察家们感到好笑的是,这种娱乐完全是单向的。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只是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国际社会提供娱乐,但中国当局不能由此得到快乐。中共当局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窘境令中国公众、世界媒体、国际社会更是觉得好笑。
林子大,奇鸟见
中国有老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显然是千古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于它是否也属于或可以属于中国官方所宣称的“宇宙的真理”,目前中外一流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专家、学者还没有得出确切的研究成果可以发表。
总而言之,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习近平手下的宣传机关立即开足马力,试图要全世界相信中国人不但清醒的时候能够听中共的号令步调一致,而且在做梦的时候也照样听中共的话,做中共的梦。这种滑稽局面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嘲讽和哄笑。
然而,也有人似乎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共官方强力推销的“中国梦”叫好。
5月22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 “中欧文苑”主任高大伟(David Gosset)在美国著名的网络新闻杂志《哈芬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看来就属于这种真心叫好。高大伟的文章的标题是:
“中国梦与丽媛范儿”(The China Dream and the Liyuan Style)。
高大伟文章说:跟一味求新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基于中国5000年的深厚历史展望未来;“中国梦”是“现代中国”、“环球中国”和“文明中国”三位一体。
在高大伟先生看来,习近平夫人、也就是许多中国网民所戏称以及中国官方媒体所尊称的中国“第一夫人”、“国母”彭丽媛可谓“中国梦”的完美体现:
“中国的第一夫人在外国政要面前大方得体,传达出一种重新焕发出活力的中国特质。她举止沉稳,身处‘现代中国’、‘环球中国’和‘文明中国’的交汇 点,令人想起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她是中国梦的新面孔。中国第一夫妻显示了中国梦的信息及其媒介旗鼓相当的对应。习近平10年的开始 呈现了大手笔的传播范本。”(the Xi Jinping decade starts with a master class in communication on a grand scale.)
林子大,奇鸟见(续)
自他上台以来,习近平似乎对中共已故的铁腕独裁者毛泽东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并遭到千百万中国人所唾弃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颇为怀念。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文苑”主任高大伟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习近平及其夫人的激情赞美,也令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不禁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国的美国左派人士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对毛泽东的赞扬。
当今中国,“文革”研究是一个禁区,研究者不能自由地研究,不能自由地出版已有的研究成果,甚至不能自由地查阅有关“文革”的原始资料。
但在有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红卫兵”(即毛泽东所煽动和控制的群众组织)所散发的传单。其中有一张传单是李敦白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记录。
从“延安时代”就开始追随中共的李敦白在那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是当今全世界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发出的任何指示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也是对全世界人 民的。毛泽东说,世界是属于年青人的,不仅仅是说属于中国年青人,而且也是说世界属于世界各国年青人。因此,全世界年青人都应当认真思索如何落实毛泽东的 指示。
作为一个美国人,李敦白在那种时候说那样的话,自然让毛泽东当局听着非常舒服。于是,李敦白一度在中国非常火,非常红。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1968年2月),李敦白便被投入大牢,并在大牢里一直呆到1977年11月。
李敦白1980年携家人彻底离开中国,并在美国出版回忆录,表示为自己前半生荒唐地追随肆意践踏基本人权的中共政权而感到后悔不已,追悔莫及。
高大伟是否已经成为或将成为21世纪版的李敦白?对此,观察家们大致有两种分裂的、大相径庭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高大伟对习近平的赞美是典型的阿谀奉承,跟李敦白在“文革”时阿谀奉承毛泽东毫无二致,异曲同工,甚至根本就不是异曲,干脆就是一个曲,一个调,只是阿谀之词与时俱进,有所变化而已。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高大伟不是李敦白,习近平也不是毛泽东,现在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的中国。
然而,认为今日高大伟即昨日李敦白的人则指出,习近平确实不是毛泽东,但他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那套独裁专制路数情有独钟;今天的中国确实是不是 “文革”时的中国,但“文革”时期的宣传和口号,如“宪政、法治至上属于资产阶级”之类,已经在当今中国卷土重来,并且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首肯。
印度报纸,不恭不敬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话确实是好用。
自习近平高调推出“中国梦”、习近平所掌管的中共宣传机器用纳税人的钱猛力推销他的中国梦以来,许多中国人明确表示不买账,不理解,不赞同,不要 听。当然,也有中国人表示习近平的 “中国梦”好得很。不过,所有认为中共官方定调制作的“中国梦”好得很的人都回避回答或提及如何让亿万中国人按照官方计划和宣传大纲统一做梦这个至关重要 的技术问题。
就世界媒体而言,截至目前,对中共凌空推出的“中国梦”表示不解和嘲笑的占了大多数。嘲笑派可以用印度主要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为代表。
5月27日,《印度时报》发表的记者赛巴尔•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开头两段就显然足以让读者清晰地听到该记者的窃笑声:
“尼泊尔前总理、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派)副主席巴特拉伊在竭力讨好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方面比巴基斯坦领导人更近了一步。他干脆说,习近平的中国梦之说就是‘全世界的梦想’。
“巴特拉伊是一个共产党党棍。他对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梦跟西方梦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梦是靠殖民化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而兴旺的。‘中国梦则是要 结束这种霸权,让全世界的人获得自由,保障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和平,繁荣和民主。因此,中国梦跟西方世界当年的梦有本质的区别。’”
巴特拉伊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习近平当局所爱听的。
毛泽东死去了,李敦白认错后悔了。但今天的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当局显然那还是像当年的毛泽东当局一样乐于听恭维话。
顺便说一句,巴特拉伊的思路和话语跟当年的李敦白高度一致。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巴特拉伊是否从李敦白那里汲取了灵感。
日本报纸,震惊有加
上文说到,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共官方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大力推销的“中国梦”是一种“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官方标准梦。但凡跟不符合官方设 计标准的梦想一律遭到封杀,胆敢坚持将自己的梦想说出来的人有可能被当局送到监狱里去醒梦(如当今世界唯一在监狱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与此同时,符合、迎合、迎逢当局、或跟当局不冲突的“中国梦”则可以自由驰骋,毫无挂碍,毫无羁绊。那种狂想般的“中国梦”包括梦想联合国总部迁往 北京。至于UN总部迁北京之后,如何让联合国工作人员适应严重空气污染犹如“免费吸烟”之类的具体技术问题,似乎还没有进入梦想者的视野或脑海。
此外,还有一些支持习近平的中国人则梦想美国的夏威夷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远洋舰队的补给基地。
日本主要工商新闻报纸之一《产经新闻》5月9日发表“石平中国观察”专栏文章,对中国当局默许纵容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狂想和相关的梦想表示震惊:
“中国的这种野心假如实现,太平洋岛国日本将会怎样?实际上,在上述的‘中国梦’项目中,(除了夏威夷归中国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一则梦想,即‘日本列岛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没有幸存者。’
“在读到这一则梦想的时候,我不禁激烈颤栗起来。让我感到颤栗的是,许多中国人的一个梦想是期待日本人全部死于地震。到了这一步,人们恐怕只能是对‘日中友好的未来’绝望。
“进一步说,日本现行的宪法序言煞有介事地说‘信赖爱好和平的全体国民的公正和信义’,也让人不禁感到是愚蠢得不可救药。”
一部分中国人这种灭掉日本人的梦想确实让许多日本人吃惊,震惊。但是,日本人显然还没给吓得尿裤子。这种狂想的梦想看来只是刺激日本人对中国提高了警惕,并准备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种警惕和应对的态度也反映在“石平中国观察”专栏文章的最后一句上:
“如何才能使一部分中国国民和领导人所笑谈的‘中国梦’最终仅仅是‘白日梦’?这才是日本的问题。”
阴晴不定中国梦
习近平上台提出“中国梦”的说法,一度让许多中国人想入非非,做起了白日梦,以为习近平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中国人将可以更多地作为公民参与中国政治,更少地被迫充当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弄作践的臣民。
然而,习近平随后的言行将这些中国人不切实际、不接地气、异想天开的梦想击得粉碎,碎得不可收拾。习近平当局随后采取各种有力的消灭非官方梦想的措施,其中包括禁止报纸报道、学校教师讲授法治至上和宪政,剥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民间意见领袖的发言权。
中国网络组家、微博大V慕容雪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被剥夺发言权的。习近平当局的这种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明显的倒行逆施的做法,吸引了世界媒体的注意,包括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的注意。
布贡在5月22日发表报道,指出习近平当局的“中国梦”现在依然是阴晴不定,但大致走向显然已经确定:
“(在慕容雪村被禁言的)同时,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倡对网络上异见采取不那么生硬野蛮的管理方式。最近,中共好几家刊物强调需要对网络进行‘社会管理’,注重跟网民进行对话,少用禁言屏蔽封杀。…
“这种必要时开放的意图被认为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演变为人们从根本上对中国现行制度提出质疑。这也是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主要目标。他提出了跟‘美国梦’叫板的‘中国梦’,也就是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习近平提出、中国当局大力推销的“中国梦”将向何处去。但截至目前,“中国梦”显然不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无聊,而是觉得很有聊。

http://goo.gl/iYfGy

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许志永 : 这十年

2003年4月25日,SARS肆虐北京街头空空荡荡,我坐在电脑前看到孙志刚的悲剧,泪水悄悄溢满眼眶,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调查收容遣送,我 知道这背后的苦难。后来和俞江、滕彪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之所以在5月14日寄出建议,因13日宣传部禁令孙志刚案不得再“炒作”,“三博士违宪审查” 给媒体新的关注焦点,我们的行动是舆论的一部分。
一个多月后,天津收容遣送站一个救助房间里我正访谈一个被救助的男孩,回头看到新闻联播里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那一刻曾让很多人欢欣鼓舞,成为“新政”的象征之一。当晚我们三个通电话,感恩时刻也有深深的遗憾——违宪审查制度建设的梦想恐怕要落空了。 2003年我们继续向前,注册了公益机构,代理孙大午案,推动人大代表竞选。以孙志刚案为标志,聚焦典型个案,维护公民权利,推动制度建设,很多人把 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运动”的起点。
十年后的今天,孙志刚成了媒体的禁忌,我和滕彪成了这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丁家喜、赵常青、袁冬等很多勇敢的公民在狱中。一个媒体的朋友问我,怎么评价这十年,进步还是退步?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促使我思考十年来走过的路。

2003年7月,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开始被广州政法系统反复调查,直到年底查出管理层几年前一笔58万元的奖金分配存在程序问题,总经理喻华 峰被以贪污和行贿罪逮捕。我作为辩护人之一,我们整个团队都参与了南都案,也第一次遭遇维稳,网站被关闭,第三次传播真相的网友见面会被“和谐”。“阳光 宪政网”被关闭那天,我写下《我们依然认真》:
“或许,阳光宪政以后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清楚知道,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两千年专制的背影,通往宪政的道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是正义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于是我们认真去做。……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不是批判者,我们是建设者。……”
2004年下半年,我在美国研究宪法和选举,作为总统竞选的基层志愿者体验普通人参与政治的纯真热情,郭玉闪、滕彪在我们位于华清嘉园的办公室主持 人大代表论坛。9月北大“一塌糊涂bbs”被关闭,我和滕彪、俞江联名抗议,北大学生静园草坪集会之后,被有关部门盯上,被迫暂停使用。2005年3月我 们注册的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六家公益机构一起被无理由关闭,据说因为有人联想到了“颜色革命”。我找到工商所长,问什么理由,答曰上级命令。好吧 算了吧,起诉也没意义,6月我们注册了公盟公司。
2005年有很多感动时刻。4月住上访村,见证了太多不义的苦难,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胡同里体验上访者被殴打,通过那条黑压压截访围堵的胡同后我的裤 子上满是脚印。5月在中央党校旁边的坡上村教会,为印刷圣经而被捕的基督徒蔡卓华祈祷。7月营救陕北民营石油案中入狱的朱久虎律师,和滕彪一起走访陕西榆 林一个小镇,见证地方政府的贪婪专横与民营企业的卑微无奈。10月和李方平律师在东师古村被看守殴打,那天陈光诚冲出了家门口的重围,在村口上百人拥挤冲 突中我们紧紧拥抱……这年年底《亚洲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维权律师群体,体制外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有持续行动力的公民群体。
阴阳火焰2006年夏季这个群体遭遇压力,陈光诚和高智晟入狱前后维权运动陷入03年以来的低潮。很多年来我为他们入狱而愧疚,高智晟的律所被处罚 听证会我是代理人,陈光诚案我是辩护人和援助行动的总协调人,可是我没能帮得了我的当事人也是我的朋友。直到9月以后形势好转,又到了区县人大选举时间, 我们给数百个业委会主任、NGO组织、上千位律师发信动员参选,组织志愿者团队帮助多个候选人设计张贴海报、召集竞选聚会。我本人也很幸运得到北邮老师和 同学的支持,再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感谢金怀鱼、谷欣带领的竞选团队,感谢我们学院的张树林书记,他在学院会议上公开支持竞选。
2007年我们援助黑砖窑受害者向警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很遗憾没有结果。其实我们援助的很多案件都没有结果,就像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案,无辜的 他们已在狱中19年了,我们代理也已9年无数次申诉都看不到希望。第一次黑砖窑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它没有围墙,紧挨村庄离最近的人家不居然到一百米。 因为残忍暴力下的恐惧,因为政府腐败不作为,还因为乡村普遍的麻木冷漠,陈小军们长期在这里沦为奴隶,这片丧失是非善恶的土地如此辽阔,无权无势者甚至一 生也走不出尽头。
2008换届之年似乎总有更多大事发生,除了奥运还有314事件、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等。8月我们派出调查组赴藏区调研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 因。9月我们组建律师团援助数十万三聚氰胺奶粉患儿。第一阶段历时三个月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但很多受害者所得赔偿远不能弥补伤害,有的孩子光手术花费 已近10万却只得3万赔偿。彭剑、黎雄兵、李方平等100多位公益律师继续努力,起诉到最高法院以及数以百计的地方法院,可是很遗憾只有10个立了案,两 个开了庭,一个也没判决,后来一直到香港法院诉三鹿集团的大股东,穷尽了所有的路。直到2011年9月项目总结,在国家赔偿方案之外为200多位结石宝宝 争取到了公正,其中最大个人单笔赔偿35万,感谢浙江一个法院坚持要开庭才迫使伊利妥协。而最大一笔赔款100万几乎是“敲诈”来的,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的 广告有虚假,以消费者名义诉其虚假广告,海淀法院总算立了案,总经理来北京谈判我们很直白,目的就是赔偿该品牌的50多位患儿,对方为我们的真诚和理想所 感动。2009年公盟募款交罚款的危难时刻,林峥正在南方把100万赔款发到受害者手中。
无论我们多么坚守良心和正义,旧体制对任何独立的存在都本能充满敌意。到2009年我们的团队不断壮大,位于华杰大厦的办公室越来越忙碌,汉中打狗 事件、绿坝风波、邓玉娇案都有援助。7月一个从不盈利的公益机构被以偷税罪名处罚,我和庄璐被捕。感恩这进步时代,它不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言论空间,不仅 是汶川大地震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公益组织,更重要是人们心里底线的提升。抓捕我们打破了普通国民的心理底线,公盟团队决定募款缴纳罚款4天募集超过40万 元,江平、茅于轼等前辈们大声呼吁,香港高中学生郑咏欣给温总理写公开信,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朋友以文化衫、徽章、明信片等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在浩大的呼 吁救援声浪中,专制者退却了。我们继续前行。
2009年底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议一个新的项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其实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推户籍改革,这次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我们召集最初求 助的4位家长志愿者街头征集签名壮大团队直到两年后超过10万人,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去教育部请愿,动员数以千计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案,多次组织专家研讨 会,调研起草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组织“新北京人”公园植树等公益活动……经过两年半努力终于攻克了教育部,2012年8月底出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 策,年底29个省市开放或者承诺即将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然而我深感愧疚的是,教育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又遇阻力,付出最多努力的北京、上海千千万万家长 志愿者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在“2012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口号下奋斗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国却惟独剩下了自己”!面对两个最顽固的堡垒,我们需要继续 积聚力量。
从孙志刚案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数以亿计的新移民不再担心随时被抓捕遣返,到教育平权运动数千万留守儿童得以在父母身边上学,为打破户籍隔离,为新移民的自由平等,我们努力了十年。

2009年税案之后,虽然公盟公司主体资格仍在,我们也注册了新的公司,但这样的外壳已没有意义,一小群公民再勇敢也是远远不够的,民主宪政的使命 必须有最大多数人广泛参与。我们放弃了“公盟”,开始用一个不是名称的名称——公民。“公民”是泛民主派的共同身份,这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属于每一个追求民 主宪政的公民。
2012年5月我们开始推动“新公民运动”,倡议大家一起做公民,一起站起来向前走,通过同城聚餐交流相识,通过法律援助、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等公义 行动推动民主法治,联合成长为体制外健康力量,最终推动中国和平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民主宪政政治运动,我们不回避政治,在 一个强权横行贪腐遍地的丛林社会,良心就是政治。我们努力为这个民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自由、公义、爱。推翻、打倒并不意味着专制的根基——恐惧敌意消 失,必须驱逐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恐惧敌意的阴霾,才会有自由民主的中国。
十年了,我们一直是反对者,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专制文化,反对任何人——无论掌权者还是在野的反对者——谎言、构陷、不择手段,任何时候怀有公义 的心。也一直是虔诚的建设者,理性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在《中国信访调查》报告中,我们批评专制体制是上访问题的根源,建议从县级 直选和司法独立开启政改。在《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中,我们提出利于国家统一和住民自治的建议。在《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中,我 们顶着舆论压力公布交通事故真相并分析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等事件成因。《关于“723动车特大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见》中,我们批评50万赔偿太低, 公布90多万元的赔偿标准舆论迫使政府很快接受。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我们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为大多数省市接受。就在孙含会等“十君子”被捕前 不久,我们正准备起草财产公示法律草案。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公民,反对,是为了建设。
十年了,我们执着坚韧前行,在这古老腐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的千年大厦。十年了,我们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为陌生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为生活常 态,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骄傲。从“公民维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我们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是一条良心之路、自由之路、公义之路、爱之路。
十年了。这进步的十年,伴随奥运升腾的礼花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新移民在城市安顿下来,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最偏远的山村也有了社保萌芽,网络通信 技术把文明链接。这人性复苏的十年,市场经济解构极权体制,自主人格一点点萌发,野蛮拆迁千夫所指,上海大火十万献花,“红十字”死了,良心在成长。这新 旧胶着的十年,旧体制不甘退去,收容遣送废除了上访者被关黑监狱,刑事诉讼法修订了但曾有的一点司法独立被吞噬,人大选举法修订了但2011年选举媒体被 迫集体沉默,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特权贪腐愈演愈烈,官民鸿沟越来越深。
2013中国告别了不折腾的十年,改变就要开始了。此刻,“十君子”被捕,公民群体遭受新一轮打压,但也正有越来越多臣民顺民觉醒为公民,我如此执 着相信这个民族的命运,在经历了两千年专制和一个多世纪的动荡磨难之后,是该重生为自由、公义、爱的新生命了。我们选择了一条最美好的道路,值得一生坚 守,无论多少挫折磨难,从不改变方向。这是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可只有这条道路通往美好的未来。

http://goo.gl/TuPwg

红会2000万赈灾捐款流向社监委所办研究院

原标题: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缠绕 争议红会社监委
编者按:芦山地震让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次陷入舆论的旋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舆论的焦点集中在曾被公众寄托厚望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下称“社监委”)身上。标榜独立、公正、客观的社监委是否能有效地的监督红会?但社监委在“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上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令公众失 望,也让公众对社监委及其成员的合规性与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据了解,目前的社监委成员中至少有3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上述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也让社监委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遭遇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信任危机。
神秘社监委  
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慈善组织成立社监委,红会已经不是第一家。此前,其主管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经于2009年7月成立了社监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更早前聘请过社会监督员。  
“红会成立社监委后,在当时并没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比较平静。”4月下旬,红会内部一管理层人士告诉笔者:“这个社监委是遵照国务院的要求成立的,聘请了一些体制外的人士。”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坊间较为一致的评价是,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红会成立社监委,背景源于“郭美美事件”爆发。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那个“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20岁女子郭美美,让红会毫无躲闪地“中枪”。 这名女子口无遮拦的微博让几乎所有网友惊奇和诧异,进而引发了红会的信任危机,紧接着是众多网友对所有慈善组织的不信任。  
当年7月,红会发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称经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联 合调查组,对郭美美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红会”)的关系、商红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 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成为红会一直坚持的“郭美美事件”调查结论。  
尽管如此,公众对红会的质疑并没有停歇。随后不断爆出“上海卢湾红会天价餐事件”“成都红会捐款箱内善款霉变废弃事件”“红会挪用艺术家8472万元捐款事件”等等。  
直到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叫王永的“红会社监委”发言人表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人们才发现红会社监委的存在,并且逐步弄清楚这个社监委与红会“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而系由红会聘任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2012年的12月7日,16名社监委委员由红会直接聘任上岗,被红会认为是“独立监督机构”。  
据王永、王振耀等多名委员描述,聘任的过程大体相似:红会工作人员发邮件和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担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同意后,监督委员获得聘任。  
社监委成立后,红会才公开了这些社监委委员情况,其中主任委员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委员。  
因为未进行聘前公示,外界对这些社监委委员的聘任过程及相关情况并不清楚。
商业利益交换  
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2012年的12月7日,红会在社监委成立时称,委员系“经多方推荐和严格遴选”产生,不久又在回应媒体质疑时表示“在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人选的选 择上,委员会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 专业人士”,但未向社会公布过推荐人、推荐理由及遴选的具体情况。  
然而,“专业人士”王永似乎并不清楚NGO与非法社团的区别。  
王永的公开身份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今年5月13日,他还在向媒体表示: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注册的社团。”因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奖,联盟秘书长又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 监督赵白鸽,一时引来众多关注。王永也不断通过微博澄清自己“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恳请网友拿出证据,一经查实,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但很快,网友及媒体便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确认了王永言称的“社团”并不存在,而实际操盘者为王永名下的一间公司。王永对此解释“看到网络质疑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材料,才发现我们注册证书是商业登记注册的证书,这意味着我们(品牌中国)是一个商业机构”。  
法律规定,未经注册便以社团(或其他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应属于非法。据媒体报道,2009年,品牌北京在其开办的经营性网站——品牌中国网 上对品牌中国进行宣传,出现了“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成思危担任名誉主席”等内容。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认为该宣传中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 义”,违反了《广告法》及相关管理条例,对品牌北京做出罚款6000元的决定。  
王永之后,另一位社监委袁岳也公开承认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在红会聘任的这16名监督委员中,袁岳是为数不多的商人之一,他担任 董事长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主体为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下称“零点公司”)自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提供专业策略性研究咨询服务的集团公司之一”。   
2013年,红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自评报告”即由红会委托零点公司所做。不久前被曝光的“红会挪用艺术家作品拍卖所得8472万元捐款事件”中,红会称善款被改投的项目,即是“博爱家园”,红会曾为此道歉。 
红会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年末,红会赈济救护部、训练中心将“博爱家园”项目的外部评估工作委托零点公司完成,称该公司对已实施的“博爱 家园”项目进行了整体评估,于2013年4月形成了《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并在全面分析上述项目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拟定了项目外部 评估体系,包括《博爱家园项目手册》和《博爱家园项目外部评估手册》。  
这次委托评估的业务,红会向零点公司支付了多少费用,红会和零点公司均未公开。  
5月14日凌晨1时,袁岳透过微博回应:“以零点公司积累的公益项目评估经验,含红会在内的公益项目均需在落地评估上加强,零点公司对博爱家园评估 提供问卷和指标体系设计、报告撰写支持(取费6万元,为非公益常规报价的1/3)也出于此。该项目为红会自评,后续应独立评估本人忝列社监委,前已申明仅 提供技术支持,未来独立评估宜由其他第三方负责。”  
其实,早在成立初始,社监委就对委员行为有过规范要求。由社监委表决生效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载明:“当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当主动回避。”而在此事件中,人们并未发现相关委员因承接红会业务而提出工作回避的申请。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但是,这一项目的招标情况,红会并未公开。  
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公益人士认为,类似有偿交易因涉及社监委委员名下公司参与,红会及社监委均应公开金额、数量、有偿服务时间、内容等 交易内情。他认为,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规则,但按照第三方监管的普遍定义,监督方与被监督方不应存在利益交换,否则 这种关联交易难以保证监督的公正与客观。  
残缺的是,袁岳发完这条微博后,其与红会对此事再无回应,至于这6万元来自何处,是否违背捐赠人意愿等疑问,公众没有任何答案。受益者不回避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事实上,红会悄然将公众对地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专项捐款改为他用,不久前爆出的“艺术家拍卖捐款被挪用”并不是特例。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至今不为人知。  
现在,这个公益研究院已于2012年年初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而院长王振耀也被聘为红会社监委委员。此前的2009年,王振耀(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被聘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2007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设立后,开始向公众募款,但其募款额发生巨大增长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那时,来自全国公众的点滴善款通过银行、支付宝等多种途径快速积累,不久突破亿元,均存于红会账户。  
为了独立执行这些善款,李连杰于2008年10月在上海捐资200万元设立非公募性质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开始大量接收由红会转来的 汶川地震捐款,并将其中的2000万元公募善款转手“捐给”同是非公募性质的北师大公益基金会,用于2010年开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虽然其中1000万元被标为企业“定向捐赠”,但直至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销公告发布, 显示已有约3000万元陆续“捐给”北师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有来自北师大基金会人士的消息称,善款绝大部分被公益研究院支出。  
对于上述内容,红会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红会及上海壹基金从设立至注销的公告中也没有善款投向这个研究院的任何报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报告中,数千万元投入研究院仅被公告为“公益慈善平台搭建”支出。  
红会有工作人员曾透露,将壹基金计划募得款转给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去“执行”曾经引发内部争议,因为上海壹基金并非红会下设机构,红会要执行这些善款,应该通过红会系统去完成。但最终这类意见被红会管理层否决。  
2010年年初,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加盟北师大,组建北师大李连杰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并就任院长一职。此时,上海 壹基金已完成2000万元红会善款的布局,顺利将款“捐给”了北师大公益基金会。当年,曾有媒体询问王本人,王振耀称自己仅是大学二级教授,月薪约 8000元。  
5月23日,称正在美国访问的王振耀通过短信告诉本报笔者:“慈善界要有那么高的年薪(指传闻的百万年薪——笔者注)就万岁了!办院与李连杰关系太 大但与红会无关。”王振耀一郭姓助理则表示,她并不清楚王振耀的薪水,只知道研究院系由上海壹基金与北师大合作设立。对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是否会公布 使用红会善款的情况,郭姓助理称“将尽快向领导汇报”后便再无回音。  
就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几天前当面询问赵白鸽,赵未做说明即转交红会组宣部门答复。此后,红会组宣部工作人员称需要了解情况并向领导汇报后再与笔者联系。但直到发稿前,红会对此未作任何回应。  
虽然设立于北师大的这个公益研究院从未说明办院经费是来自红会的公募善款,但其运营投入却在不断加大。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交付其使用的约2000万 元善款或即告罄。2011年年初,公募性质的深圳壹基金已经成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不久后即宣布注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开始向深圳申请拨 款。  
这个拨款请求最终未被深圳壹基金全部接纳。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有关人士曾透露,因为资助研究院并不符合深圳壹基金的使命和项目设立范围,也不符合捐款人的意愿,深圳壹基金只有部分项目还在与研究院合作。  
2012年年初,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悄然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去掉了“壹基金”,设立了“筹资部”。  

http://goo.gl/gXlg6

赵红霞折射现状:一官睡多女不稀奇 一女睡数官才算新闻

重庆官场正在上演一出大戏。这大戏本应是一出反腐正剧,却因为种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因素,增添了喜剧、色情剧、闹剧的成分。套用去年底在中国大火的那部《人再囧途之泰囧》片名,姑且名之为《官再囧途之重庆官囧》。

赵红霞
《重庆官囧》这出重头戏,没有任何大牌编剧、大牌导演、大牌明星,制作成本也不算高,影响程度、收视率却是没有一部大片可以比拟的。几个小老板,找了几个 小女子,按其提供的电话发了几条短信给若干个官员,上了几次床,搞了几回“仙人跳”,拍了几组不雅视频,短短5年间,使一个惨淡经营的服饰公司成功“转 型”为实业集团,从注册资本100万元发展到公司总资产达10亿元。金钱+权力+色情,谱写了多少中国市场上的神话?重庆永煌实业决非第一家企业选择走上 这条道路,也决非最后一家企业;赵红霞决非以“献身”换取销售业绩提成的第一人,也决非最后一人;雷政富等十多名落马官员当然更谈不上中国官场的“第一” 和“最后”,他们只是已经倒下和将要倒下的成千上万官员的一个缩影,只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而已。

无论是薄熙来还 是王立军,一个腐败官员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已经不令人感到稀奇;一个女人与多名腐败官员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成功拍摄大量不雅视 频,以此揪出多名腐败官员,这才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吸引了亿万人的眼球。这究竟是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还是女人的力量?女人倒在金钱下面,权力倒在女 人下面,金钱倒在权力下面,这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生活逻辑。中国社会生活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逻辑,或者说怪圈?

赵红霞之前曾有过李薇,她理应比赵红霞名气更大,影响更大,无奈与她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官员都比赵红霞身上的官员级别高,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是“官员级别大小,遂使有的竖子不能成名,有的竖子则成名”。

有人洋洋洒洒撰文,告诉公众《千万别把赵红霞当成反腐英雄》(详见2月1日《环球时报》)。动机可爱,说服力差。必须同时告诉公众,真正的反腐英雄在哪 里?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反腐英雄?你不能仅仅告诉人们不应当吃不安全的食品,人们更需要知道哪些食品安全,市场上的安全食品在哪里?请问:如果不是赵红 霞,雷政富还在被提拔重用,他的巨额受贿案又怎么能够查处?没有几个人天生希望看到腐败官员是这样被揪出来的,问题是除了小偷反腐、妓女反腐、二奶反腐、 赵红霞式反腐之外,一些地方正常的反腐路径已经被堵死了。即使是赵红霞式反腐,也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才能够由警方“深喉”和爆料人合作来完成,并非是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主动作为。这里有多少偶然性,又有多少必然性?倘若不是王立军跑进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能 够倒台吗?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愿意看到中国官员跑进外国使馆才让上级腐败官员倒台,才使上级腐败官员老婆杀人案曝光,正如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把赵红霞 当成反腐英雄。王立军、赵红霞都是“主观为自己”的人,只不过客观上对组织的为国为民除掉几害提供了某些帮助。我们需要从赵红霞式反腐中看到产生赵红霞的 土壤,产生雷政富的土壤,产生薄熙来、王立军的土壤。

我对赵红霞是表示哀其不幸的。西施以美人计救国,那个时代成就了她,她帮助了越国。《金陵十三钗》挺身而出,妓女救了女学生。她们为国为民。赵红霞为了拿 “服装销售的业绩提成”,为了自己情人所创公司发展,动机是渺小的,结果尽管也是为国为民除害,决不会令中国的道德家们尊敬。但也只能是责怪她“遇人不 淑”,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http://goo.gl/PV5KZ

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

非京籍学生北京和老家两头空 失去今年高考机会

据中国周刊报道,因户籍限制,一名叫做张图的孩子无法在北京高考。在具有美国国籍的母亲帮助下,张图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更奇妙的 是,根据政策,外国侨民可直接参加高考且能加10分,张图拿了美国国籍反而能在北京高考了。不过,这个“逆袭”故事,非京籍少年林风难以复制。为了高考, 他和母亲曾往返于老家四川和北京之间,结果两头落空,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
离高考只剩半个月。对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中学高三学生林风来说,高考很近又很远。
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按政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进入5月,林风依然有时间在学校旁闲逛,偶尔会遇到几个来此培训英语的同班同学。
不过,除了说“加油”,他想不到别的话来化解“尴尬”。一般聊不了两分钟,同学们匆匆赶往教室,他也匆匆离开。
在班里,林风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从不对他提问。身边的同学复习得热火朝天,他却无所事事。
他一度感觉很痛苦,害怕被“抛弃”。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他每天都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早退,甚至比要参加高考的同学还听话。
他的目标,是2014年的高职考试。他说,这是他和家人努力三年之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一直“尽量让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而且他相信: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虽然豁达,但林风说,他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的近况,不想成为“那个别人认为可怜的人”。因此,一个月前,他把手机号换掉了。
外乡人
虽然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林风成了外乡人,按政策,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整个家庭都陷入煎熬中,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为儿子林风高考的事,北京房山区良乡居民何玉莲和丈夫林和平一直“同仇敌忾”,表示“家庭做再大的牺牲也无所谓”。
不过,两个多月前,两口子第一次为此闹了不愉快。
何玉莲记得,那是3月2日,她又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带到了派出所,还通知了在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工作的林和平。
林和平觉得,何玉莲太“死心眼”,不打算“跟她一起闹下去了”,把她“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两口子都拉着脸,没说话。林风在卧室打游戏,他探出头,看了看父母,叹口气,又把门带上了。
何玉莲老家在四川广元。1980年代末,镇上有人散发小卡片,称北京的工厂招人,她把小卡片往兜里一揣,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
“父母到后来都很恨我,因为没跟他们打招呼。”何玉莲说。这种“认准了谁也拦不了”的性格因子,早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了。
1989年,16岁的何玉莲来到北京。她在一家旅行社打工,跟一名北京男子相识,谈起了恋爱。
7年之后,林风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医院出生。何玉莲却因非京户口被丈夫一家嫌弃。儿子一个多月时,她跟丈夫分开了。
儿子林风随了她的籍,成了真正意义上“北京出生长大、却没有北京户口”的所谓“外乡人”。
后来,何玉莲与林和平结婚,林虽是北京户口,但对解决林风的户口问题,起不到任何帮助。
何玉莲说她“心里有愧”,自己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林风都是上的当地最好的学校,儿子也争气,直到初中毕业,成绩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
林风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具体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知道的,已经忘记了。但还记得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上网搜索跟户口有关的信息,随后“有些目瞪口呆”,“像我这样的,叫随迁子女,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参加中高考。”
初三时,班主任老师告诉他,“你以后可能要回老家参加高考”。出于礼貌,他谢谢了老师的提醒,但没打算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
何玉莲也清楚这个事实。她也没跟儿子主动说起,也不知道儿子是否已经知道,但她发现,“儿子变了”。
“他成绩开始下降,回到家不理人,容易生气,不吃我和他爸做的饭菜。”
林风在北京顺利参加了中考,因为他满足“有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证明的考生”等9项条件中的1项。
然而,在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对于整个家庭而言,都是痛苦煎熬的——林风和何玉莲,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最终,林风跟何玉莲说,为了高考更顺利,不如回老家吧。他告诉父母,他其实早就知道那个事实。
何玉莲说,她当时几乎痛哭出声。
挣扎
“老家”,对林风而言,只是一个春节回去过的陌生地方。在四川的经历不堪回首,母子俩犹如打了败仗,又回了北京。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无论如何,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林风入读于广元一所普通高中,何玉莲则在学校旁租了一个月租500元的两居室,开始照顾儿子上学。丈夫则留在北京,用1300元左右的月薪养家。
“异乡”的求学路并不顺利。
开学之初是军训,林风听不懂教官的四川话,教官让他出列,他没听明白,旁边的同学急出了汗,不断用普通话翻译,他才明白过来。
任课老师也大部分用方言或者带方言的普通话上课,林风经常一知半解,成绩直线下降。
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林风对四川的气候和饮食都不适应,他拉肚子,不断生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烧了一个多月。
第二学期开学一个月,林风和母亲又回到了北京。
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林风只能慢慢适应,他依然期待“事情能有转机”。
何玉莲则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并不孤单,她认识了很多有同样处境的外地家长,一起反映诉求。
何玉莲和丈夫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志愿者们的维权活动。每个周四的上午,她都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到车站,之后换乘4趟公交车,花将近4小时的时间,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递交材料,跟人理论。
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包括何玉莲在内,30多名家长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他们的行动似乎发挥了作用。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全国“两会”上首次表态称,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
同年5月21日,“关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者张千帆、陈丹青等及多家媒体、家长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参会研讨。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2012年年底前,31个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随迁子女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政策。
林风和何玉莲,这对为争取异地高考折腾了数载的母子,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两头落空
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他错过了在四川老家的报名时机,北京地区的报名也未能通过。校长给出建议,复读一年,参加北京2014年的高职考试。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跟许多非京籍考生一样,林风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但很快,希望又破灭了。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
之后,是家长和孩子“苦苦的等待”。
12月底,北京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距离教育部规定的最后大限越来越近,何玉莲也越来越紧张。她说,整个12月,她每晚的睡眠几乎不超过5个小时。
此时的林风,在日记里说他已经“嗅到了失败的气味”。
12月30日,北京市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终于出台。
“按照这个方案,即使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随迁子女也只可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何玉莲有些哭笑不得。
尘埃落定。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北京地区的报名未能通过,四川广元的报名时机也已错过。
何玉莲等26名家长写联名信给教育部,要求对北京市教委的异地高考方案进行行政复议。2013年1月19日,申请行政复议的代表杜国旺接到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教育部已经受理申请,在协调北京市教委。
3月2日一大早,何玉莲和另外几名外地家长再次到北京市教委,“希望能给孩子高考的机会”。之后,其他家长陆续离开,何玉莲不肯走。
她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之后,林风所在的学校校长出面调解。
校长拿出北京市教委的红头文件,对何玉莲说,政策在这里,没有办法,“林风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复读一年之后,2014年在校参加北京的高职考试。”
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林和平也赶了过来,他恳求妻子不要把事情闹大,“现在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林风说,他倒是像吃了定心丸,“今年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参加考试。”
3月3日晚,林风和两个男孩在卧室打游戏,喊饿。何玉莲便跑到厨房炒了两个菜,花菜炒肉和茄子炒肉,其间,泪水两次滚落到菜汤里。
客厅里,林风有些嬉皮笑脸地说,“老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上大专也可以有出息的呀!”
他说,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北京本地人,后来因为成绩不理想直接考了大专。
但是,就在几个月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黑黑瘦瘦的男生还跟媒体说,最想上黑龙江的一所大学,那里有跟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是北京人。(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潇湘晨报)

 http://goo.gl/ouw4S

中国网络观察:“阴道勒索罪”

赵红霞 (网络截图)
赵红霞 (网络截图)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风波中的米乡:问题大米溯源调查

 “大米风波”尚未平息。
  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查出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其中6批来自湖南的攸县、衡东等地。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其中来自湖南产区的最多,涉及株洲、郴州、常德、益阳等多个地市的10多家大米品牌。
  沿着这些产地上溯,本报记者连日来深入湘南,辗转攸县、衡东县、衡阳市数地,历时四天,试图解开问题大米的背后成因。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此次涉事的衡东县东洋米厂,其所在的衡东大浦镇,小小的镇子即聚集了美仑化工、创大、金宇等10多家工矿企业,部分企业经常 趁夜排污。而在湘江流域内的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这类大中型工矿企业已达到1600多家,工业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湘江。不排除超标的重金属 通过工业污染进入大米的可能。
  不过,湖南省环保厅宣教处处长陈战军5月21日向媒体表示,目前未监测到攸县、衡东县两地环境中出现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因此暂未发现问题大米中重金属的来源,“我倾向于认为是肥料带入的。”
  一部分农业专家也认为,湖南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能来自磷肥。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表示,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已经获得国 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我国也在2002年初拟定了《肥料中砷、镉、铅、铬、汞限量》标准草案。“但在湖南的农业生产 中,这一标准未得到有效的落实。”
  工业污染和磷肥滥用,谁才是造成问题大米的真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仍在进行的调查中,最终答案尚未明朗。
  不过,无论污染源来自哪里,市场监管中的缺环都不容忽视。
  “以前大米并没有重金属检测这个项目,更多的是侧重于查米的外观和微生物指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说,国家大米检测体系中缺乏重金属检测相关标准,“而且省级以下质监部门也没有重金属检测设备,这些都导致重金属超标难以杜绝。”
  风波中的攸县米商
  5月21日上午,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仓门紧闭,大米加工车间空无一人,碾米机电闸已经拉下,旁边堆放着10多包未卖完的“仙桃”牌大米,看门的吴先生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大板米厂是此次广州公布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厂家之一。吴先生告诉记者,米厂从今年3月就已经停工,此前厂里有6个工人,生产用的稻谷主要从大同桥镇周边地区的农户手中采购,原来米厂每年都要卖3000多吨大米,被检出镉超标后,“两个多月没有卖出一粒米。”
  由于问题大米被广州质监部门查封,大板米厂卖给广州采购商10多吨大米的3万多元货款,也被对方卡住不给,使得米厂的资金链断裂。
  衡东县大浦镇的东洋米厂是这次上黑名单的另一家厂家。在大浦本地大小12家米厂中,东洋米厂产量最大,年产近2万吨,也最为知名。“以前广东、 永州等地的大米采购商都是主动上门,一车车地从我们这里进米,出事后,现在外地人基本不来了,连一些湖南本地的老客户也不再上门。”米厂的阳老板告诉记 者。
  “我们的米都是从衡东县和衡南县等地农户手中直接收购,以前每个季度衡东县质监部门都会抽检,都没有说我们重金属超标,我们厂的米我自己也吃,一直不知道这米有问题。”阳老板至今对于镉超标的来源疑惑不解。
  目前衡东县质监局已经从厂里取样,送到湖南省质监局进行复检,以确定是否有镉、铅等重金属超标。衡东县质监局副局长刘志雄向本报透露,如果东洋米厂的大米复检合格,会允许其恢复生产。
  大米事件曝光后,攸县和衡东县都采取了应对措施。攸县政府在5月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对该县涉事的三家米厂进行执法检查,同时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大米召回下柜;同时对全县米厂进行抽样检查;衡东县则只对涉事的东洋米厂进行停产、抽样送检。
  “我们调查了,攸县三家涉事米厂均为手续齐全的加工企业,而且3家企业周围10公里内并没有重金属企业,污染到底从何而来?现在还不清楚。”5月21日,攸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彭滢向记者表示。
  与化工厂为伴的大米厂
  尽管攸县官方表示涉事米厂周边并无重金属企业,但攸县当地农业界的一位人士认为,仅根据米厂周边10公里没有污染源,就排除污染的存在,这并不 严谨,“比如大板米厂的稻谷收购范围就远不止10公里,而是从周边乡镇大量收购,像周边的银坑乡、凉江乡等,就有正在生产的铁矿等工矿企业。”
  本报记者从攸县相关方面获得的一份材料也显示,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 区。严峻形势之下,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明确下达“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的工作目标,并投 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衡东县的情况也类似。在大浦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是衡东的工业强镇,在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大浦工业园内,集聚有东大化工、美仑化工、衡东氟化学等6家化工厂,以及金镝有色、合林铜业等数家有色金属企业。
  “原来大浦镇还有个隶属核工业部的712矿,现在已经废弃,它的很多厂房和设备都被化工厂租赁生产,有化工厂经常在半夜悄悄排污。”大浦镇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5月22日,在这位居民带领下,记者看到了工业园旁边一个排污口,一些暗黑色的工业废水和废渣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青光,阵阵臭味扑鼻而来。这个 排污口边上有数家化工企业。据这位居民反映,此排污口白天排污不多,但时常在夜间偷排。污水经由雨水冲刷稀释,分别流入农田和河流。
  而此次涉事米厂所在的衡阳、株洲等地,均为湘江沿岸重工业城市,大量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废水由工矿企业排入湘江。
  湖南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 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和14.1%.“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国内重金属污 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理论上说,重金属被排放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水稻等农作物,一是工业废渣污染农田土壤后,其中的重金属颗粒被农作物根系吸收;二是重金属随工业废水进入水体后,经由灌溉途径,随水分一起以离子形式进入农作物根茎系统。两种途径,都最终污染大米等农作物果实。
  而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水,日常会被沿岸很多农民用来灌溉农田。“以前衡东的大米从来不检测重金属含量,这里是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重金属超标各方都心照不宣,谁去真正关注这个事?”5月22日,衡阳当地的一位官员私下对本报表示。
  重金属治理之难
  湘江流域内人口超过4000万,初步形成了城镇密集、工业集中的发展格局,湘江干支流两岸大中型工矿企业达到1600多家。这一流域,集中了湖南省60%的人口和70%左右的GDP,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作用下,污染治理并非易事。
  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即是一个缩影。大浦镇一位政府人士透露,2003年成立大浦工业园之前,当地GDP不到3亿元,到2009年,大浦工业园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1.2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GDP增长10倍有余。
  而同年,衡东县的工业总产值为100.9亿元,财政收入为4.06亿元。两相比较,大浦一个工业园的总产值就已近整个衡东县的1/3.
  因此,尽管地方政府近年采取多项措施试图控制重金属排放,但收效并不如人意。
  此外,高昂的治理费用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如大板米厂所在的株洲市,是湘江沿岸著名重工业城市,2011年,该市决定将聚集了187家企业、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搬迁费用投入约需500亿元。
  但是,时过两年,因资金缺口巨大,清水塘搬迁进展缓慢。为此,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曾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对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给予重点支持。
  “像我们株冶,资产都是一些坛坛罐罐,怎么搬迁?要搬迁的话只能异地重建,没有几十个亿根本下不来,钱从哪来?”上市公司*ST株冶(600961.SH)董秘刘伟清反问记者。

http://goo.gl/I9gB8

温州僵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樊殿华
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最勤奋、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这群人,最早被集体带入一个危险的僵局。
经商30年来,55岁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无路”。
胡是森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温州乐清市政协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对于这家成立20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的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它已经苦苦捱过8个月,但依然只是一具“僵尸”——从2012年9月起,因资金吃紧,森泰的生产规模缩减至平时的1/3,刨除所有成本后,剩下的钱远远不够支付银行利息。贷款展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森泰地处温州乐清柳市镇,这里是中国的电器之都,也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承载着温州模式最令人骄傲的过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在温州各县市区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这里却似乎成为中国最焦灼的地区。
“僵尸企业数不胜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乐清小型企业协会副会长叶强则估计,“六成以上企业现在面临困境,三成企业资不抵债”。
乐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温州,龙湾区、瓯海区、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之下,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危局——它们的生产仅仅是在“为能还上银行利息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这里,有全中国最勤奋的一群人——几十年来,大部分温州人都保持着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习惯,不管多大的 老板,都鲜有例外;温州人也几乎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一群人——过去这些年,市场上的机会,大多都由温州人首先大规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积累之后,温州也 从不缺钱——早在数年前,温州游资就曾博得千亿之名。
那么,为什么温州会走到如此境地?
分裂的“僵尸”
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岁的铜加工厂老板叶健强还是骄傲的行业商会首领、当地政府经济形势会议的座上宾,如今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他的企业在距离乐清几十公里的温州龙湾区,如今也成了“僵尸”。受地产调控影响,铜业经营惨淡,但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必须支出,叶的厂子2012年亏损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亏掉400多万,赚的钱全部用于支付每月170万的贷款利息。
尽管如此,为了维持银行贷款,企业仍需表现出正常运转的姿态。本来夜间电费便宜,工厂夜间开工。但银行最近经常来检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实这么做是打肿脸充胖子,已经瘦得不行了,还要把脸打胖。”他说。
为了稳定人心,从正月十五开始,叶健强每天住在厂里。“一天不到厂里,或者在外面出差几天,都人心惶惶。”从2011年开始,叶健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
调任乐清市经信局副局长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为企业家风光体面,五个月后却印象大变,“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举步维艰”。
事实上,温州的“高档消费场所”早已门庭冷落。温州街头,过去随处可见的豪车劳斯莱斯和宾利也已难觅踪迹。在乐清,一家虫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虫草店周围的奢侈品商店已陆续关张。
一些高档楼盘价格甚至腰斩,高档住宅开发商方大山从不同银行办出几张额度十几万的信用卡用来透支,再找人担保从农村合作银行贷出50万,来回腾挪才能解决基本开销。用光了,就再想办法从农合银行贷一笔。
仿佛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紧绷的资金链条在转。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接触的数十位企业家,每天的核心问题,大多是怎么还上这个月的贷款。
大多数人还在勉力支撑,叶健强就是其中一个。
“肯定要破产。”叶健强语气中带着些悲壮,“但眼下要撑着,倒下来有些企业不同意,我想让身后一大批人用时间换空间,换出来后,我死掉,他们能撑住。”
现在,叶健强每天生活的主题是重复讲不同的故事:见银行,信心满满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来;见债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认真的没钱。“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68366.jpeg@400x600
房产泡沫破灭对温州经济影响巨大。 (CFP/图)
当中坚企业踏入“连环地雷阵”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
危机像咒语般笼罩在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企业老板和银行行长的饭局上,几乎没听到与危机无关的话题。
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业一起捆成僵尸的,正是他们深深倚赖的互保链。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2004年左右开始,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民间信用也非常发达的浙江,互保成为一种普遍的新贷款方式。
而2009年实行救市政策后,银行一级级压下来大量放贷,又往越烧越旺的火堆里添了无数柴火。中国企业在资金使用上八个盖子盖十口锅是普遍现象,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温州人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温州的担保网尤为密集,极少有企业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这样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业温州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蔓延,三家互保企业凑出1亿元借给华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资4650 万。不料,两个月后中国银行向森泰收贷两千多万,随后另一家互保企业要求停止担保,其后民生银行、交通银行要求泰森追加股东个人资产担保。
2013年2月,森泰开始欠息。到递交破产申请时,估算资产4亿多,贷款5.9亿,缺口近2亿。
两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为赌博,或者投资激进,才出了问题。此后,跑路潮逐渐平息,外界以为温州已经平静,谁知风险其实却在悄悄积聚,通过互保圈隐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业倒下,我们还能应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业出问题,我们就很吃力了。”叶健强说。
叶健强的厂子的银行贷款七成都为互保而来。和他一起联保的企业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计今年还会倒三家”。这些互保企业涉及铜业、皮革、食品机械几个行业。“在我这个圈子里,最终剩下的企业最多20%。”他说。
而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天天忙于开会。到任五个月,他先后召开一百多次银企协调会,有时候一天四次会议。“一个企业协调好,下一个又来了。”
在乐清,政府成立了“帮扶组”,由政府出面专门帮助协调银企及互保单位关系。有资格加入的大多是销售额过亿甚至接近十亿的明星企业。
森泰是名单上的第17家。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材料显示,先期16家企业,涉及电器、金属加工、船舶、塑料制造等多个行业,也包括柳市历史最久的电器厂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精益电器,以及曾打赢五场美国知识产权官司名噪一时的通领科技。
如今,这份名单还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单位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就已于2013年5月初申请成立帮扶组。华通集团规模位列当地电器企业排名前五,集团下属十多家成员企业。
华通董事长李成文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华通在银行贷款7个亿,此外并无民间借贷。受森泰逾期影响,华通已被所有银行密切关注。各家银行提出,一旦授信 到期,将压贷5%-10%,涉及金额约为3500万-7000万。与此同时,因为华通“不再安全”,它与其互保企业都需要寻找新的担保人,而在当下这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
华通身后有六家互保企业,而这些互保企业背后又将是难以穷尽的层层担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资质良好、经营相对稳健的中坚企业。这意味着,危机将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范围内的健康企业传导。
在乐清,在温州,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在饭局或私下场合听到各种交叉印证的传言——“××企业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不是论天度,而是论小时度。”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
连环地雷引爆的后果是,温州从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城市,摇身变成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2012年6月,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月上升,高达2.69%,创十年来新高。当时温州金融办曾表示,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见顶。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沿着每一个信号走到极致
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
踏入互保的连环地雷阵,只是温州这些年遭遇的问题之一。这群灵敏的人,是最先跟随市场信号灯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问题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温州人就开始南征北战。这个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国家也几乎没有投资。为了生存,温州人弹棉花、理发、打棺材,什么都干。
“人家不愿意干的行业,温州人干,靠的是勤奋和吃苦耐劳。”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回忆。
1970年代初,市场经济萌芽,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开始贩卖各种小东西,比如,塑料花、螺丝、电圈。渐渐地,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温州出现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产这些东西,再由遍布全国的老乡网络卖出去。
温州人的灵活,一个细节可资佐证:当时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对长途运送养蜂箱提供优惠。温州小商贩们就利用养蜂箱夹带紧俏物资,甚至出现了“养蜂部落”。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到来,温州人如鱼得水,迅速学会倒买倒卖,也迅速学会借改革开放“挖社会主义墙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温州蔚然成风。很多老板都记得,1980年代,邻里乡亲们走私手表、汽车、录音机,直到1988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与此同时,温州人也从后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后,新华、求精、精益开关厂陆续开办。起初,他们对质量并没有概念,假冒伪劣一起上,只要赚钱就 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烧掉五千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才在温州敲响警钟,开始有温州人在意起质量和品 牌。
而这个背负原罪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来黄金十年,因为他们集体发现了肥美的出口市场。
1992年开始,温州人开始租个民房,雇十几个人,帮外国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厂一年出口额能达到一千多万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睁开就跑到厂里,晚上9点钟回家,中午没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几”。
那时的低压电器行业也利润丰厚,净利润10%,高的能接近20%。
在这样的刺激下,整个温州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大工厂,将一条中小企业集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在市场上,温州人最大的对手就是温州人自己——这样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价格战。
支撑着温州商品以低廉而闻名的,是这个“大工厂”的隐秘一面:成千上万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农民工,和被废水废气污染的江河土地。
转轨进程中的中国,并没有完善的法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执行这些法规。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温州人,将每一寸优势都发挥到极致,没有底线的价格战以难以想象的惨烈程度进行。
虽然国内并未遇到约束,但出口市场那一端的人却抗议了。2003年左右,国际市场上多次发生贸易冲突,最先走出去的温州人,首当其冲,2004年西班牙人焚烧温州鞋的恶性事件就是标志。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乐清市天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义跟当地不少企业打过交道,发现很多企业“从2004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赚钱”。事实上,经济数据已显露衰退征兆。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这让许多当地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2004年,温州人王绍基——也是西班牙中国商会执行主席——就曾通过南方周末记者呼吁,“凡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人,现在应该赶快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是温州人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温州人现在有资本和产品的后盾,温州企业家有责任为中 国塑造国际品牌。”
“失去的十年”
虚幻的投资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温州错过了机会。
因为,几乎就在传统制造业颓势渐现的同时,中国经济为嗅觉敏锐的温州商人开辟了另一条通路。
20世纪末,中国拉开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已经积累不少资本的温州人迅速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温州市区房价从每平米2000元,快速飙升到7000元以上,甚至一度“无房可炒”。
三年后的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创下“3天买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砸向上海楼市”的战绩。随后温州炒房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据估算,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
在此后的十年间,对微利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渐渐丧失兴趣的温州资本,伴随着中国经济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左冲右撞般追逐着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
2002年,煤矿。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涌入山西。据估计,山西60%左右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尽管2005年后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温州人发现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仍有利可图,于是依然抱团杀入。
2003年,棉花。全国棉价上涨,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同年全国普遍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进入重庆、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带。
2005年后,各种矿产投资。
2006年商品期货走牛,温州资本开始伸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油井。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目的只有一个——盈利,随着一轮轮倒手,更巨量的财富更轻松地在聚集,比起又脏又累、利润日薄的制造业来,资本游戏无疑更具吸引力。虚幻的财富泡沫让温州人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十年间,温州人日益沉迷这个投资游戏。
“温州资本之所以会去投机,其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还有某种制度的缺失。”周德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缺失体现在缺少防止温州资本非理性扰动市场秩序的手段,也缺乏引导温州资本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
直到2009年前后,山西民营煤矿被收编、迪拜楼市跳水,几乎顺风顺水的温州资本铩羽而归。
温州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大量在外资本开始回流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每月增加均达到100亿元以上。2010年 5月,温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5693.21亿元,这个数据的大幅增加就发生在过去两年中,2007年同期数据仅为3071.06亿元。
蓦然回首,温州就在这样的资本追逐之中,失去了十年。
当金融海啸突然发生,许多人的资本链猛然绷紧甚至绷断,让温州人至今心有余悸。一些人开始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实业上——事实上,在温州,精明的老板们通常都是脚踩两只船,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这个“融资平台”。
走进了死胡同
在疯狂楼市和宽松资金的双重刺激下,无数温州人冲进这个市场,但很快撞得头破血流。
2009年,一个看上去更大的机会来了。
当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全线飘红,加之信贷超级宽松,许多温州人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房地产开发的滚滚热潮中。
这时候,钱多得仿佛到处都是,以至于很多人也做起了资金生意——“炒钱”。
很少有人能抵挡“贷款的诱惑”,“脾气不好、跟银行都不大来往”的胡志明在拒掉了几笔送上门的贷款之后,想法渐渐转变:既然森泰的主营业务低压电器利润率只有3%-5%,不如贷款开发新产品,再做些房地产投资,可以提高些利润。
2009年下半年,胡志明买下乐清经济开发区的22亩土地,想扩大产能做漆包线。作为低压电器的关键原材料,漆包线在乐清本地的市场约摸有150亿规模,却只有一家能生产部分产品,大部分都要从外地进原材料。
胡志明认为这是个“很保险的投资”,2012年4月新厂正式投产,前后投资1.2亿。与此同时,经朋友介绍,胡在绍兴柯桥和乐清本地投了两个房地产项目,斥资1.4亿。
为此,胡从银行贷了1.2亿,其余的一亿多投资从民间筹措,月息两分七八。他当时计划着,“房地产两年内一定能收回成本,赚过来可以把线缆厂的投资弥补掉”。
这几乎是温州老板们典型的贷款用途:买地、换设备、投资房地产或者买矿。但是,没有银行真正在意这些钱的用途。
对于正争相放贷的银行来说,贷款用途审查不过走走过场。胡志明记得,为了符合“规定”,那时候银行甚至会主动“指导企业制作财务报表”。
地产商方大山获得的贷款,更是“灰色”。当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受限,方的1.35亿元贷款以一家光伏企业的名义从华夏银行贷出,房开公司则将旗下评估价值4个亿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同时支付给这家平台公司3%-5%的利息。
刚开始的几笔贷款都以承兑汇票形式发放。承兑汇票原本是贸易活动中的一种支付方式,因不受银行表内监管,因此在这轮放贷狂潮中变异成一种融资工具。 操作中通常需要设置一个有贸易背景的交易对手。“我们都不用管,只需要丢一个平台公司给他,银行会教我们怎么做。”方大山说,“这是银行违规,但都是这么 做的。”
当时全国上下房地产市场正热气升腾,而温州的地产业则几近疯狂。2009年年后,方大山和五个企业老板成立的房开公司,以当时的最高楼面价拍下温州 中心城区鹿城区的一块地块。若不计利息成本,只算上土地、建安成本和税收,每平米的成本价达到3.8万。“当时这个楼盘房价卖5.5万,一点问题都没 有。”方说。
擅长短线投资的温州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新国十条出台,楼市成交量迅速缩水。
噩梦降临。地产调控持续收紧,房地产销售遭受打压,资金回笼受阻。温州的土地价到2010年下半年达到最高,其后形势急转直下。2011年下半年随 着民间借贷市场崩盘,地价“像雪山崩塌一样”。到2012年,温州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下跌24%,土地平均楼面地价也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直到四年后,胡志明的两个地产项目仍未完工,他不得不把项目抵给了民间债权人,利息一直滚到房地产项目清盘,金额接近2亿。
而方的楼盘盖到四层,就已经弹尽粮绝。那家帮他们从银行贷款的光伏企业已经死了,银行为了减少坏账,同意让平台公司继续签字续贷,并计划再追加500万贷款用于偿还贷款利息,但对方大山来说,这意味着将在债务泥潭里越滚越深。
事实上,2010年起的新增银行贷款,几乎全部被企业主用于归还2009年激增债务产生的银行和民间利息。
“温州的企业老板2009年后所有投资几乎都是失败的,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一位“温二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确定的路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事实上,温州资本热衷投资房地产,除了资本逐利性之外,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在转型升级的主路上,他们更为艰难。
以温州打火机行业为例,高峰时期四百多家,2011年只有一百多家仍在勉力维持。制鞋业最多时三千多家,经过调整,也只剩下一千多家。退出行业的打火机企业难寻出路,改行担保公司,做起了放高利贷的“老高”。
光景不好,胡志明也想着开发新产品,希望能打破持续微利的僵局,但人才难找,一个新产品研发要三年,而且成功率也低。
更让他沮丧的是,自己前期投资开发的新产品经常“在帮别人做嫁衣”。产品刚上市,外面已经开始模仿,“一窝蜂地上,而且拿掉一些功能,卖得更便宜”。
模仿和山寨最初帮温州人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但也成了一块绊脚石。“这些民营企业已经习惯做‘低小散’,”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谢浩说,“现在该政府推动的时候没有推动。”
与此同时,而温州本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不久前,叶健强所在的商会出面,跟政府协调,希望帮三十多家“发展非常好”的小企业拿地。“结果不太乐观,指标没有可能。”
2004年,温商程东平响应温州政府号召,引资5000万回温州办厂,定位高科技,走差异化道路。十年后,程东平却决定离开。他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多有抱怨,“这个地方让我太伤心了”。
外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温州企业继续转型升级的方式。
瑞安海力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钟振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企业主打新能源,外地政府纷纷表现出十足的诚意,免费给地,还给资金支持——比如有些地方税收优惠,而买一台100万进口设备政府补贴30万。
“这在温州都是不可能的。”钟说,“我在瑞安买10亩地的钱,在外地可以买一个村。”
2002年起,温州企业陆续西进。据统计,外迁企业中,有较大知名度的企业就有一千多家。
可是,即使搬离温州,温州人面对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健强、方大山、程东平为化名)


http://goo.gl/OPKMh

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

非京籍少年被拒高考 获美绿卡后可直接参考加分

4月16日,卖了一天草莓的张建党带着儿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户籍大厅前接受拍照, 警察的到来最终让拍摄不得不终止。记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门, 失焦的画面看起来像许多非京籍考生的未来。
张建党喘着粗气,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车。那双黑乎乎、裂着口的粗壮大手捏起一颗,递给《中国周刊》记者:“尝尝,无化肥无农药。”这些草莓,意味着儿子张图去美国读大学的学费。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 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 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 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 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 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别了,高考
  一条新闻曾让老张感觉到一丝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长推动下,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未来3至5年内,外来人口参加本市小升初将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户籍限制。
  刚从小升初的磨难中走出来,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这个自发的组织里。
  在上街征集签名的过程中,老张特地叫上了儿子:“一是让他通过实践了解社会,二是让他明白,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张建党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当时才初二的张图面对过往的路人,手里拿着签名单,呆呆地站在路边,一脸怯生生的表情。
  后来,老张带着儿子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讲述自己的遭遇。当被问到“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异地高考”时的打算,张图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被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截屏,发到了微博和论坛上,并有人宣称要“人肉出这个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让张图感到很害怕。
  高一时的一天,老张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诉求,张图却不希望他再去,担心遇到危险。父子俩好一阵争吵,情急之下的张图冲着父亲喊道:“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母亲,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听了这话,张建党沉默不语,难过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学校的考试。
  之前,老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儿子转到学校的国际班。那里的学生,要么家里早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要么担心学习成绩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打算到国外镀金。张图是个例外,张建党咬了咬牙:“我们不想走,却生生被逼了出去。”
  转班那天晚上,张建党发布了一条微博:“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国际班。心里满是不舍与遗憾。从此和中国高考告别了。9班的同学们,以后你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再见,中国高考制度。”
  逆袭
  此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张图的英语不是强项,为提升托福成绩,报了几个培训班。再加上报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的费用和差旅费,短短几个月已经花费了4万多块。
  但这些还都算小钱。老张咨询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一所普通大学的费用,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说到这里,张建党又挠了挠本已乱糟糟的头发。
  老张还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卖掉。再婚时,妻子有个大女儿,婚后两人又生了小女儿。供养三个孩子,还得应付日常花销,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两年前,他转行开了家草莓采摘园,生意刚刚开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观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摊点儿。
  “20块钱一盒,按利润1000元一天算,一个月3万,一年15万——草莓一年只有五个月能卖。加上手头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一年20万的学费。”他算起账。
  因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摊位,他只得流动摆摊,时刻要提防城管抄摊儿——孩子的学费全指望这些草莓了。
  张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课程变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广度,他的特长没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这对焦虑的父子迎来一个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处境,张建党的前妻从美国打来电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她告诉老张。前妻早已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所供职,再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帮儿子拿下美国绿卡。
  3月底,她打电话告诉张建党:“因为张图已经年满16岁,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给他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籍),而不是绿卡了。”
  绿卡只相当于美国的“永久居住证”。而美国公民身份,则可以享有如医疗、选举权等一切美国公民待遇,并可以为直系亲属和配偶申请移民。
  根据美国法律,父亲或母亲一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岁至18岁之间的子女,必须独立申请入籍。
  这意味着,张图得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没什么选择的。张建党建议儿子加入美国国籍,孩子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没过多久,各项手续已基本就绪。快的话,2013年8月份,张图就能获得身份。因为前妻也只能提供每年1万美元左右的学费,老张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减小。唯一可能的好处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就读,学费会因本州子女而减半。
  张图想申请一个好点的学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学。这些学校学费高昂,张建党希望他能拿到半奖(减免部分学费),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奖(包含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负担。
  想到很快要到美国和自己的妈妈生活,17岁的他心情很复杂。
  打记事儿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输“你妈妈是坏人”的思想。年幼时,母亲回国探亲,想带他一块到安徽老家呆两天,张建党也希望母子俩能独处,张图哭闹着反对,甚至以脑袋撞墙的方式威胁。但别人逗他,让他说“我妈是坏蛋”的时候,他却死活都不开口。
  他现在还记得母亲那时候的模样,比自己刚出生时的合照,皱纹多了,眼袋更明显了。
  而美国在他印象里,是个汇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较开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国家。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现在他还知道,美国公民只要纳税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动享受迁徙地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称作“美国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试内容全国统一,可在任意一个州参加考试。
  在那里,不存在因为户籍产生的异地高考问题。
  就在张建党父子选定了前途后,他们突然发现,张图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为儿子办理出国手续时,张建党查阅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可持《外侨居留证》直接报名参加中国高考。老张咨询了一下,这样的考生还可以享受10分的优惠政策。
  张建党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国,差不多两个月内能办下美国护照,再回来办个外侨居留证,刚好赶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报名。”
  尽管已决定出国,张建党还是建议儿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简单——没参加过中国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http://goo.gl/72T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