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日记

说明：1989年，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六四”发生后，写下了8月至10月的日记。时隔27年之后，整理信件和日记时，发现这份日记。我犹豫是否有必要公开，或者公开后，是否署真实的姓名。我不是害怕由此带来的官方压力，而是彰显了自己，无论这个自己是胆小还是勇敢，是虚伪还是真实。回望27年前的自己，鲁莽、幼稚的同时，也有一份无惧无畏，有着无法抑制的对他人的同情。

这段日记记录了在白色恐怖中，交织着的“爱恨情仇”。记得在米兰昆德拉的书中读到一句话，大意是：突然一夜之间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像花一样开满全身。我曾一遍遍地在心里默读这句话。

日记中有一些“道听途说”，删去的话，缺少了真实。保留的话，无法证实。希望读者把他们看作特定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部分人的心态。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27年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甚至有好多人还没有出生。对我而言，有些具体的事情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但有些事情就像昨天才发生，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也是深深被改变的人之一。

我曾经忘记了这段日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段话，我没有忘，它已成为我灵魂的乳汁。

南望
2016年8月23日

1989年8月12日

昨天下午回到北京芙蓉里的住处。在旅途中我还十分牵挂女儿，临别时她的情绪不好，早饭不肯吃。当飞机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恐怖的6月。

民航班车驶进市区，我看到士兵减少许多，在一些十字路口能见到端枪的士兵纹丝不动地站着。街上人来人往，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Ya在等我。各自叙述了久别后的经历和见闻，她和Yan 今后的打算是出国，我要做的是为受伤学生募捐。

今天早上很早就醒了，毕竟不是在家里，没有安宁感。8点钟到了学校，和朋友们聊天，话题离不开“暴乱”，听说要清查28种人。

上学期6月10日至7月15日我在家休息，全系仅我一人没有返校参加政治学习。从下周开始我要补上政治课。大学生学习十天，8月24日开始上课。

中午我去体院找方政，把他父母带的东西给了他。见到他心里真难受，一条腿从大腿中间位置断的，另一条腿是从膝盖下面断的。由于肌肉萎缩，剩余部分的腿显得很细，与他健康的上半身极不相称。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学生撤退途中，看到坦克开过来，为了救一位女同学，他来不及躲闪，坦克压掉了他的两条腿。可现在还有人不断折磨他的精神，要他一遍遍的写检查，有人质问：你不拦坦克，坦克怎么会无故压你？他的同学都已毕业，开始工作，而方政是不是“暴徒”还有待上面指示。在目前情况下，北京体研所还愿意接受方政去工作，但学校不肯放人。像他这样，你们还敢要吗？出了问题你们担当得了吗？

唯有他妹妹方萌整日陪伴。每天他只能坐着轮椅，用手转动轮子，在校园里活动。他想回家，但8月底要装假肢，回不了。我真想每天去陪伴他一会。我们一起吃了饺子。听说程纯正还在医院，我决定下午去看他。

下午五点左右我到达积水潭医院，2个月前，6月9日，我痛哭着离开这里。

程纯正坐在床上吃饭，自己能坐起来，腿上的绷带已经取走，枪伤的地方用牵引架固定。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想象不出一个多月前他还绝食，拒绝治疗。他的哥哥守护一旁，见到他好转，我心里也舒畅。程纯正兴趣广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果学校开除他，我建议他去海南岛。

楼上一位保定师专的学生刘保东，已经被学校开除，他的母亲得知他的消息时，差点发疯。他说，他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祖国，唯一对不起的是他的父母。

程纯正也说，受伤后唯一流泪的时候，是他看到父亲，父亲一下子苍老了十年。

离开医院，去M叔叔家，他家来了位外地的高中生，说方励之是民族的败类，暴徒6月3日早上烧军车是早有预谋的。这样的少女真可悲，望她早日清醒。由此可见宣传的威力。

回到芙蓉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晚饭还没有吃，煮了点面条。大脑很兴奋，我不由自主的卷入了漩涡。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促使我这么做。

8月13日

上午到街上买些日常用品和食品。中午好不容易睡了一觉。吃过晚饭去看方政。

一想起他的模样心里就难受，我买了易保存的食物和彩卷，借他兄妹一个相机，空闲时拍拍照。

从方政那里回来，心里觉得轻松很多，我们交谈得很愉快。

8月14日

上午全系教师会，布置新学期的安排，清查、清理各十种人，绝食者是一种，捐款者也是一种。系总支书找我，暗示要交代清楚，认识上要转弯，我当即表示和党中央一致。

下午补上政治课，读老邓讲话，一共七人参加，明天上午表态。

在这种气氛里，我必须和报纸上的言论一致，可私下里我忍不住还要说。

有位老师的爱人似乎在给我打预防针，不要交代什么人支持学潮。我和她没有了交情。

见到本校J××老师，他想去看望受伤者，我考虑再三，还是我一个人去好。出了事情我一人承担，再说他比我活跃，出入医院，更容易引起关注。

我说要把剩下的280元交给重伤者，别人劝我现在是性质问题，千万别招惹这些事情。可这捐款的钱，我怎么甘心被没收？

8月15日

上午表态，系主任在场。我不得不说了一番“认识”。

下午系总书记和系主任找我谈话，他们先说了一番如何“认识”的问题，然后问我去年12月请方励之来演讲，是不是你和方励之有联系？我惊讶，但心平气和地说我和方老师不认识，听说他在北大讲过“物理学与美”，物理公式、规律若以审美的眼光来看，会增加学习兴趣。他们提醒我，方励之很可能讲些政治问题，例如北大民主沙龙。我说我没有想到。虽然方老师被开除党籍，但他还是科学家。他们叫我不要隐瞒和哪些方励之这类人的认识及交流。

“讲清楚去了几次天安门广场？为绝食学生募捐是怎么回事？发起过程，钱的来龙去脉。6月3日晚上你在广场的情况？”我叙述完后，又要我写出来。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竟然把86年学潮联系起来，说我经历86年的学潮，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较重。他们还不断暗示，我和北京高自联、校自治会有何联系？有没有参加过民主沙龙、刘刚主持的圆明园沙龙？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我沉默。

怎么办？其他系都没有查得这么紧。我做的事我一人担当，但捐款的问题，不得不涉及到其他的老师。我拖延。

我感触最深的是人整人。募捐一事可以无限上纲，一直追溯到86年学潮，也可就事论事。经历多次的政治运动，官僚们该醒醒了，难道做一辈子当权者的工具？而且这种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列罪名。

在目前白色恐怕下，我仍然去看望受伤学生，有人说我心真好。我觉得不是我好，而是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苦难太深。如果现在有出国机会，我也不愿走。我要把我的爱奉献给苦难中的人。

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这是我的私生活，他们有何权力过问？

8月17日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全身疲乏，不想起床。

昨天中午去看了方政，买了一只冷冻的鸡给他。

接着下午我去宣武医院看望王宽保，他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被坦克撞得部分骨盆破碎。据说他将来可以下地走路，只是有些畸形。我见他趴在床上，因为背后长了褥疮，皮肉烂得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动手术后，他每天趴着生活，真受罪！

隔壁病房有一位北京体院的学生孔维真，他的脚脖子中了一枪。

我又去了积水潭医院，给程纯正送了几本书，给刘保东送了2袋奶粉。

晚上我去了GH家，他要我一定绷紧这根弦，谈认识一定要深刻，让别人感到已经从感情上转变了立场。他还帮我分析从哪几个方面提高“认识”。

今天下午第二次去找Zh××，碰巧刘刚的父亲和弟弟都来了。刘刚被捕，父母非常伤心。他的母亲胃癌，父亲为刘刚的事情差点双目失明。我告诉刘刚父亲有关刘刚的一些事情，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以为不参加打砸抢就不会重判。Zh××还想为刘刚请辩护律师，可是如果不能公开审判，请律师也没有用。中国报纸的有关报道，极少提到刘刚，也许对他有利。见到刘刚的亲人，心里反倒轻松些。

晚上去北大一位老师家，他正和几位朋友在院子里吃饭喝酒，我加入进去。大家聊天，离不开“暴乱”的话题。听说在天坛附近，有四个士兵被绞死。某处，一位少年向士兵要枪玩，结果竟然开枪打死了士兵。

北京人真了不起。

8月18日

今天早上醒来，外面已是湿漉漉的一片，吃了早饭，接着写完了“交代”，没有涉及到认识，仅仅写了事情经过。

和方萌去看了妇女儿童用品展销会。

好好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8月21日

今天一回学校，有人告诉我，YXJ老师找我好几次了。他叫我写“交代”时不要提到J××，就说是我和他数钱的。J××无人追查，我们要竭力把他保住。YXJ老师准备被开除公职了。有些募捐的事情，他愿意一人承担，可我不愿意，我要和他一起分担。

上午去看方政，他说北京市体委主任在离任去北大担任党委书记前，想落实方政的工作。

晚上看电视《春天的地十七个瞬间》，大约受了那么多的刺激，看着看着，就像身临其境似的，异常紧张。

我写的交代，系领导过目后，说我交待不清楚，的确个别细节我有意没有写。“听说绝食学生身体不好”，他们启发我，怎么听说的？

8月24日

上午去方政处，遇到体委主任林炎志，他条理清晰，意志坚定，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信仰。6月3日晚上，他一直在街上观察，承认有误伤的群众。他说在捍卫真理的同时，偶尔也会伤害信仰真理的人。他愿意妥善安排方政的工作，鼓励他做个真正的人，还借给方政一本书《真正的人》。

吃过午饭，我和方政兄妹去拍照，到了马术场，看到英国进口的良种马，十分高大健美。方政说他再也不能骑马了。

一提起跳舞，方政兴高采烈，他原本每周六都去舞场。老家合肥的每个舞场他都去过。前些日子学校办舞会，同学们把他抬到2楼舞厅。

方政是个好伙伴，和他说说笑笑不会忧愁。

现在我坐在房间里，回想起在方政那里说过的话，不免提心吊胆，万一有人偷偷录音，不仅我得进监狱，还会牵连方政兄妹。

8月27日

昨天上完2节课，非常疲劳。

下午办完几件事情后，去体院。方政明天去假肢厂。

他唉声叹气，不停地说“疼”。腋下长了一个脓疮，医生不打麻醉针用剪刀剪开，结果脓没有流出来，血倒流了不少。他的胳膊悬空，不能动。他试着弹起吉它，但缓解不了疼痛。晚饭后，我和方萌推他去圆明园散步，一路说说笑笑，很开心。

开心是暂时的。上午系主任又来找方政谈话，要他讲清楚。快3个月了，他叙述了无数遍，可是学校领导还是要他讲得详细再详细。“当时你推了那位女生走了几步？”谁能记得住？方政气愤地说：“干脆把我送到六部口，当场再演习一次。”

方政说他想给国外慈善机构写信，请他们来帮忙装假肢。

一想起方政，我心里就流泪。在他面前，我不哭。

听方萌说，刘保东的父亲走了，医院不许陪住，父亲只得睡在走廊上，60多岁的老人铺张席子躺在地上，做儿子的怎么忍心？

怎么办？我焦虑不安，内心痛楚。

人大的几位学生是否平安？徐培怎么样了？刘刚呢？

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8月29日

昨晚做梦，尽梦见方政，一会是爸妈、我、方萌，江泽民对我们谈话，方萌把方政从床底下拉出来，给江泽民看，方萌好像有点精神失常了，语无伦次，我赶紧向江泽民讲述，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而方政坐在脸盆里，虚弱无力，已经毫无活力。一会又梦见方政装上了假肢，跳起舞来，妈妈也跟着跳。现在想来，大约是想得到父母的理解，我不愿意离开北京。

昨晚爸爸的来信说，只要想想毛毛，一切烦恼都会消失，毛毛聪明，太有趣了。

8月31日

苦难中的爱，难道还有比这更加贞洁的爱吗？没有。

昨天中午XG来聊天，我是6月6日在积水潭医院认识他的，他很清醒，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在目前情况下，他明哲保身。

周围的人听说受伤学生的遭遇后，感到同情、气愤，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伸手相助。

昨天下午我又去医院看望刘保东和程纯正。刘保东的母亲来了，有人照料他，我感到宽慰。程纯正在写检查，我把别人传授的经验告诉他。我发现嘴上表态容易，下笔写的时候就觉得这也不愿写，那也不愿写。我的交代没有写一句“认识”。

9月2日

下午打电话给系主任，他催我把材料尽快交来。要我考虑2个问题，一是和方励之有无联系？二是“动乱”期间，在校外我参加了哪些活动？和方励之这样一类的人有无认识？

第一次听到校方的猜疑，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第二次听到，我实在想笑。

收到家里的来信，丈夫HY打电话要我的父母拍电报给我，让我回合肥。爸爸在信上写道：“我们想如果问题严重的话，即使父母死了也不会让你回来，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就没有必要叫你回来。”

方政父亲来信，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让我给他多写信说说方政兄妹的情况。

同仁医院的医生说，上级规定只能报7人死亡，仅这位医生所知就死了50多位。抬到医院的伤员，一看就知道是否学生，学生的脸色泛黄。医生在艰难的困境中，竭尽全力保住受伤学生的四肢。

9月3日

早上7点半离开家，九点才到假肢厂。

我想不通，一楼办公，四楼住残疾人。每天下午四点电梯停开，周日停开一天，这可苦了方政。食堂伙食较差，难以下咽。今天下午3点又开晚饭。三点以后就关门了。

不管怎样，我和其他去看望方政的人，还是能够给他一些宽慰，说说话，也就不那么着急了。

听说朝阳医院一名医生，见到他的病房来了一位士兵，他一气之下，拔掉输液针头，打了士兵两个耳光。他已被抓起来。

假肢厂接受过一位需要装假肢的士兵，住在贵宾室，大门紧闭，每晚派专人值班，唯恐被人暗算。方政刚进假肢厂，住的是十来个人的大房间，吵得无法忍受。工人知道方政的情况后，私下把他兄妹换到单间。

方政套上假肢练走路给我们看，一会衣服就湿了。他说假肢戴上极为难受，有的地方还会疼。

9月4日

照片冲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方政显得多英俊啊，不知有多少女孩追求过他。方萌笑得开心，几乎每张照片她都在笑。逆境中的人们啊，想想这兄妹俩，忍耐些、勇敢些。

好像我的生活有了目标，抓紧时间备课，攒下的空闲就去看望方政，做点菜带去。

前天下午我去北大找张智勇要回我的自行车，同屋的学生告诉我，他已经被抓。

9月11日

昨天我和HY去假肢厂看望方政，做了一份红烧虾带去。尽管我多次提到方政的情况，但HY第一次亲眼目睹，还是感到震惊和愤怒，甚至相信有恐怖组织的存在。我们一起吃了顿便饭，喝啤酒，点了六个菜。方政说他从五月下旬就再没有进餐馆吃过，这次让他觉得能和正常人一样下馆子吃饭了。因为酒的作用，他腿上的伤疤发红。他的一位同学把方政背下四楼，又把他背上四楼。

回家后，HY说很希望自己富有，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若不是他下海经商，我怎么能拿出钱来帮助受伤者？昨天给了方政50元，算作火车票费。

9月12日

整整过去了100天，怎么能忘？马路上的军车又多起来，载着一车车士兵耀武扬威。

听说成立了十几个恐怖组织，红光、蓝光、——它们的存在对人心是个鼓舞，血债要用血来尝。

原来我坚决反对暴力，可是非暴力对那些恶棍不起作用，想起那些遇难者、受伤者，唯一能做的也许是报仇。

我佩服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搞地下活动的人，我缺少胆量和机智，今天我在这里默默地祝福他们。

我将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不幸者。如果由此被捕，我不后悔。

方政听说，学校想把受伤者定为误伤有困难。我准备去找M叔叔，帮助方政去康复中心疗养。因为体院要把方政住的病房收回去，说要搞创收，一天80元。如果方政从假肢厂返校，只能住学生宿舍，上厕所都极为困难。

有的老师想看看方政，挨到中午或晚上人少的时候，在医院门口溜达几圈，确信没有人注意，才悄悄走进去看一眼。有些学生尽量回避方政，免得招惹与“暴徒”嫌疑人过往密切的罪名。但也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想尽办法去关心方政、帮助方政。

9月13日

明天是中秋节，原计划下午去假肢厂，因为Yan、Feng要来，只得上午去看望方政了。我找了J××老师一起去。本想让他一个人去，可他有点不愿意。

下午去积水潭医院，医生已经给程纯正开了出院通知书，他交不起医疗费，学校置之不理，医院不能给他做移骨手术了，他的腿今后容易骨折。我想借给他1千元做手术，他不肯。他说医院可能要让他还清5、6千元的医疗费才行。他很有个性，喜欢思考社会问题。他不相信学校会开除他，期待学校来人解决他的问题。我没有这么乐观，在目前情况下，开除他“名正言顺”。

刘保东下周要出院了，他母亲要我转交方政20元，临别时，刘保东一再说他很想方政，他想去看望方政，他的眼睛都红了，我也差点忍不住落泪。

9月15日

人是那么渺小，却又是这般痛苦。

昨晚中秋节，月亮灰蒙蒙的，在为遇难者悲哀。当我们在外面散步，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呼呼而过，夜晚的宁静和温柔被撕裂，一阵痉挛。

SJR是个大智慧的人，昨晚他对当权者的嘲讽惹得我放声大笑，是6月3日之后，第一次笑得痛快。

昨天中午去政法大学，校门口竟然没有查证件。我把教师节优惠的五斤苹果给了Zh××。在她的床上挂着她和刘刚的合影。临走时，她一直送我到校门口。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去M叔叔家打听刘刚的情况，没能带给她一点好消息。

听说广播学院88级一位女士写“认识”，把自己真实想法都写进去了，一遍遍不过关，老师找她一次又一次，竟然被逼得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

昨天下午学校要求教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练了近2个小时，我张嘴不发声。

一想起自杀的女生，我的心被泪水胀满，又要往外流了。

更有甚者，学校规定学生不许带白花、黑纱，不许素装。可我偏要穿素装，白上衣、黑裙子。

9月16日

中午我去找程纯正的同乡，让他转告，如果学校没有给他答复，我想办法借钱给他动手术。我把HY的三条长裤、一条浴巾送给他，挡挡寒凉。

下午答疑结束后，我去看了XSK，他是我大学同学，目前在学校读博士。那位被坦克压死的博士竟然是他的同班同学，结婚一年多，人死后才发现妻子有身孕了。在正式填报的死因一栏上写着“死因不明”。

然后又去看了本校的WQB，子弹打中他的肚子，幸亏他用手挡了一下，子弹穿透不深。他的小手指至今没有知觉。

晚上我第三次去找在残疾人基金会工作的邻居，女主人说，基金会不对个人，只搞大型项目，如白内障，自幼残疾者由父母供养，因公残疾者由单位负责。对于程纯正这样的情况，毫无办法。我们聊得很愉快。

9月17日

昨晚辛辛苦苦做好带鱼，想今天早上给方政送去，可是尝了一下，不好吃，估计带鱼不够新鲜，怎么烧都有腥味，我只得放弃计划，带了8盒磁带及一本《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

方政和系里通电话，系领导要他再好好想想，写一下，还问他坦克是哪边的履带压的？

假肢厂的一些领导看见方政，就像看见妖怪似的，一闪身赶快走开，唯恐方政和他们打招呼。出于同情来看望方政的工人，似乎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小心翼翼，生怕被人看见。他们单独行动，偶尔二位工人碰到一起，双方都极为尴尬。但他们能私下去看望方政，已经很了不起了。

知道我还去看望伤员的熟人，说我胆子大。如果连看望伤员的勇气都没有，那也太没出息了。

9月18日

某位系领导透露，说我上学期参加圆明园沙龙，公安局都已经掌握，他叫我不要背包袱，但需要认真对待。

9月19日

我买了2斤鳕鱼，做好后准备送给方政，下午4点，我正在品尝刚出锅的鳕鱼，敲门声响起，是朋友的朋友ZHL来了。开始有点拘谨，他话很少，后来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才开始谈点什么。

9月20日

本来想今天下午去假肢厂，不料Yan和Ya来了。我们说话、看书、美餐一顿。他俩一心想出国，我真心希望他们好运！

9月21日

下午全校教师参加革命歌曲演唱比赛，我张嘴不出声。等我自由时，已经四点了，因为有事要办，不能去看望程纯正了。周六下午去。

9月23日

上午学生考试，试卷批完，全部通过。不爱学习的人，即便补考十次，也还学不会。

外面下着小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积水潭医院。程纯正的学校仍然没有消息，他不交医疗费就不能出院。昨天晚上派出所来人查房，他的哥哥因为没有县团级以上的证明，被赶走，命令他今天离开北京。而程纯正的生活还不能自理，他哥哥怎么能走？我送给程纯正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自卑与超越》、《论人的天性》、《超越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生的智慧》。

刘保东因为还欠2千元的医药费，不能出院。他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不需要家人的陪伴，母亲说要回家借钱，儿子无论如何不答应，哪辈子才能还清？他写信给学校，问能否借一笔钱？

看见他们能够下地拄拐杖行走，我为他们高兴。得知他们的学校弃之不顾，心里又难受。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只能经常去看望，带几本书、买点东西。

从医院出来后，我去M叔叔家。没有料到M叔叔十分憎恨学生，他认为全是由于学生才导致目前的处境：每周2次政治学习、讲大话、空话、假话。由于国外的抵制，原本要办的培训，外国人不来了。他的朋友花了几百万准备建厂生产，这下全赔了，电视里节目单调，清一色歌颂党、社会主义。我和他争论了几句，终因他是长辈，我只得沉默。

学生是有过错。在整个学潮中，高自联采取的是最糟糕的策略，或者说他们没有策略。只知一味地冲刺、坚守，不会适可而止，不会退让。当我看到遇难者、受伤者，我曾有过憎恨他们的心理，真想让他们来看看方政，难道他们不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吗？可是学生毕竟年轻，政府理应比学生高明，但政府却选择了最可耻、最残暴的方式，怎么能拿机枪、坦克来镇压人民？

如果广场上学生指挥部不愿撤离的人要承担一份责任的话，政府的罪恶十倍、百倍、千倍于此。

刘刚的事情刚一出口，到他家来的一位阿姨噼里啪啦教训我一顿：你这样做，不是在害M叔叔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考虑别人，这种情况下去打听，公安局起疑心的话，会牵连到M叔叔一家的。我被她说得愣住了。

9月24日

中午11点多才到假肢厂。兄妹俩正在看电视。我买了四个煎饼，2斤葡萄。吃过午饭，聊聊天，在房间里太急人了，周日没有电梯，方政想下楼。于是他拿着2个手撑木板，坐在楼梯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挪。我和方萌抬轮椅。我们在外面转了2个小时，回来时买了2个大西瓜，我推着轮椅上一个小坡时，不小心突然被卡住，方政从轮椅上摔下来，我紧张难过极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一想起他摔下的情景，我就感到十分抱歉。我怎么这样粗心？

体委人事处问他生活是否能自理？目前他需要妹妹的帮助，他担心如果回答不能自理，单位不要他了。如果回答可以自理的话，就在欺骗别人。方政说，谁知将来如何，说不定被折磨死了。

假肢厂的师傅想为他装好一点的假肢，又恐怕钱不够，就这6千元也是借学校的。

祈祷上天，谁来帮助他们？

9月25日

听说一位学生被公安局抓走，理由是他在给别人的信里写了他参加“打、砸”。

我以后写信一定要多加小心。

9月28日

动员教师买国家公债，我不买。

9月30日

来了四位朋友一起做饭，一起吃，一起聊天。

晚上我们去看方政，我带了一斤虾，烧好后的2斤牛肉。方政的房间来了不少的人，挺热闹，八点半离开时，值班医生板着脸走过来，提醒来访者早点离开。学校让方政仍然住校医院的单间，但做了不少的规定，不许在房间做饭，不许方萌陪住，不许大声说笑，以免影响其他病人。

体育科研所再次表示愿意接受方政去工作，但学校仍然不放他。

10月1日

昨晚奔波一天回来时，骑车路过海淀剧院，突然听到优美的小提琴曲。我下车站立倾听，心里充满了感激。没有“共产党好”、没有“革命进行曲”，而是弥漫夜空的音乐。节日的人流从我身旁经过，平静、喜悦，老百姓的生活就该如此，置身其中，似乎感到了归宿。舞曲开始了，在柔和的灯光下，我的脑海里浮现舞会的情景，真想跳舞。不顾一天的疲劳，我推着自行车，顺着人流愉快地走着。

下午我去积水潭医院，他们的学校还是没有回音。程纯正劝我不要来看他，以免牵连我。我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对受伤者的同情，远非因为他们受伤，还包含着对共产党专制的憎恨，是对没有丝毫人性的当权者的憎恨。尽管微弱，但我要尽自己的力量。他们所需的医药费、生活费、未来的工作，我无能为力。但我能给他们爱，一位教师的爱，一位母亲的爱，一个人的爱。

10月3日

今天早上我竟然哭醒了。天还没有亮，我就哭醒了。梦见一张小报，上面有4位年轻人演讲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冒着死的危险，不屈地挺身抗议，其中3位是北大女学生，一位男学生，似乎就是因为信件被抓走的那位。我的眼泪慢慢流淌，但还能擦去。突然坐在身边不远处，一位女生因为说错一句话，被强行抓走，她不肯认错，抓她的人十分野蛮、粗暴。我看着这一幕，泪水哗哗往下掉，擦不尽。突然醒来，摸摸眼角，没有湿，原来是我的心在哭。

回想昨天我过得很愉快，不知为何还要做噩梦。

听说农大、中央民族学院各有一位学生自杀。

一位我认识的研究生因农历8月16日在北大校园唱崔健的歌曲，被没收学生证。他和同学被告知扰乱执行公务，要写检查。吉它也被没收。

听说某校一位教师的孩子被坦克压掉右腿、右胳膊。

10月5日

昨天下午忍受了2小时的政治学习，四点散会后，我赶紧骑车去积水潭医院。

程纯正告诉我，医院不让他住病房了，叫他睡在走廊的木板上。我劝他给江泽民写信，他担心不但无效还增加“罪名”。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不会招惹更多的危险。我把HY的一双布鞋给他穿，他一直光脚穿拖鞋。

刘保东也十分焦虑。他想乘火车到保定，亲自催问学校能否借钱？我竭力劝说，他的大腿神经还没有恢复，拄拐杖上火车，万一再出事，更对不起父母了。

我一定要去找林炎志，不行的话，去国家教委或中央信访办，还可以去找邓朴方。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

10月9日

给信封贴上邮票，我做完了最后一件事情，松了一口气。明天周日，后天林炎志书记就能收到这封信，这样他俩的情况有可能反映上去，有可能早日解决。

昨天下午再次去医院，劝他俩写一份情况介绍，程纯正特别固执，觉得是在求上级领导，他不肯写，我费尽口舌，真是小孩脾气，把我气了好一阵。来回路上的奔波不说，他不愿抓住任何机会去努力，要在医院住一辈子吗？我也不知是否能行，只能尽力去做，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不放弃。

总算他俩各写了一份，我也写了一份简单的说明，剩下的只能祈祷上天。

上午去看方政，最新消息说，六部口坦克开过来压学生，是因为学生要冲击天安门。我怀疑有人故意造谣，这样一来情况更加复杂，我想为方政作证的用处更小。

10月13日

系里一位年轻教师突然说要和我聊聊。原来他是刘刚的大学同学，刚得知我也认识刘刚。他听说刘刚被打得不成样子，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击碎。刚刚复活的一点点活力，又被窒息。晚上讲完课，我立即去看Zh××，刘刚的母亲等不到——

（日记被撕去2页）

———没有一丝血色。我买了5斤多苹果，分送他俩。

中午赶回学校，匆匆吃完午饭，又去政法大学Zh××处，给她8盒磁带和一本音乐欣赏词典。可惜她不在，上街去了。

从政法大学回来，我回到系里。打开信箱收到刘刚父亲的来信，我边读边哭，忍不住哭出声来。他的母亲胃癌扩散，吃任何东西都要吐，她想见刘刚一面。公安局答复暂不容许。“如果得不到刘刚的结论，她死也不会合眼的。”身心剧烈的痛楚，使得刘刚的母亲想吃药自杀。她读了我上周二写的信哭了。“请你经常帮助Zh××、刘勇，他俩年龄小，经验不足。”

今天吃完早饭，我就给刘刚父亲写信，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我想说，请他们放心，我愿意做Zh××、刘勇的姐姐，又生怕自己担当不起。只要我身体能够支撑，一定会经常去看他俩。

夜深人静，我回到芙蓉里。收到HY的2封信，他和他的伙伴处境极为困难，他想联系出国，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让他尽快出国，心里又添一份忧愁。怎么办？

上午我去寄信买菜。去中关村找SJR，问问他有无治疗癌症的偏方，他的母亲死于胃癌，可是他不在。吃完午饭觉得心情蛮好，可是L来时，我却发觉自己没有力气说话，每说一句都要消耗不少精力。我和他说到爱人生意的不顺利，受伤学生的处境，可他一定猜到所有这一切不是我如此沉重的原因。“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我很想多留他一会，却不知怎么说。

晚上10点半从学校回来，正读着家里的来信，HY突然回来了。

他要我一起去长春，再去辽源看看刘刚的父母。我当即答应了。深夜，他已经沉睡，我不能入眠，想到第二天去学校请假，想到要去长春、辽源，最后我害怕了。害怕我失眠，害怕我承受不了目睹刘刚母亲的痛苦，害怕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支持不住，我犹豫，我不能去。不知何时，睡神把我带走了。

附注：写给学校的交代

关于认识YXJ的经过

大约是在学生绝食4、5天之后，钢院十字路口每天傍晚有不少老师、学生在看大字报或聚在一起讨论。我路过那里，不免也去听听别人的谈论。当时大家关心的焦点是学生的绝食。YXJ老师说的也是诸如这类的话，他的表情和语言比较丰富，更多地流露出对绝食学生的关切和焦虑，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印象。5月下旬我在校园里再次看见他，就上前打招呼，各自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就这样认识的。具体说些什么，根本记不住了。

当5月13日第一次听说学生要绝食，感到很突然，5月4日之后，学生已经上了一周的课，教学秩序稳定，不知为什么要绝食。5月14日晚上我去广场看了一下，没什么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为学生的身体担忧，不断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在房间里坐卧不安。于是又去广场看看，到了广场无法劝阻学生，只能在广场四周转转，太阳很晒，又吃不到既便宜又可口的饭菜，我就回家了。大约去了三、四次。每次都是我一个人从家里骑自行车去的。因为暂时住在校外，学校内的情况不太了解，组织的游行也没有参加。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没有参加游行，也没有在广场静坐。绝食学生返校后，听说一些学生身体虚弱，记忆力下降、头晕。我想国家培养一位大学生要花费不少的人力、财力，如果绝食者的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也许会留下后遗症。这样的话，不仅给学生本人带来许多麻烦，而且对四化建设也不利，作为教师怎么能不关心学生呢？于是我想买些营养品送给绝食学生，并督促身体出现不适应的学生去医院检查。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我想尽力而为。

我和几位教师说了我的想法，他们表示赞同。我们买了40袋奶粉、40瓶蜂蜜分送给绝食学生，一共花了279元5角，来自一位教师的捐款。

绝食的学生不止40位，钱不够怎么办？于是我想在学校发起募捐。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再说党中央、红十字会也十分关心绝食学生的身体健康。我写了一份募捐说明，并征集了一些教师的签名，就贴在十字路口的一块黑板上。

募捐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和另外一位教师打开募捐箱，清点了一下，一共有410.92元。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买营养品，就发生了“暴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把钱给了受伤的学生。其中350.92元给了材料物理系的研究生王宽保，给了自动化系本科生Wqb40元，给了Sshp20元，当时Sshp住在校医院，不知是哪个系的。领了钱的学生，我这里都有他们签字的收据。

6月3日，在学校十字路口听说下午发生了冲突，情况紧急。我放心不下，担心学生和解放军再次冲突。我骑车去了广场，到了长话大楼，马路上人太多，我无法骑车了，只得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步行去广场。到了广场已经天黑。这才听到北京市政府紧急通告。本想劝劝学生赶快撤离，可是听说长安街上已经开枪了。我真有些害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猜想如果留在广场也许比较安全。因为解放军绝对不会向学生开枪。于是我就和钢院的学生一直坐在纪念碑周围，直到撤离广场为止。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6232
来源：公民议报
作者：南望

枪声击碎我的梦

（六四23周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 本帖最后由 桃李不言 于 2012-6-22 17:27 编辑 ]

文章来源：https://goo.gl/RHsJUM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1989年六月，北京一条街道上，一名戴手铐的男子被士兵带走。警察和士兵在搜寻从4月到6月间参加民主抗议的人。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 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 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 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 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 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 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 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 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 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 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 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 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 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 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 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 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 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 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 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 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像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 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
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像坟场一样死寂。
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像冰川徐 缓而沉重的移动，像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 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像――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 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 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
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
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 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
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
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
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 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 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
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
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像。
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 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
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 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 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 作声。
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
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 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 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
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
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
“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
“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
“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
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
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
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像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 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 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像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 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
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 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 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 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 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
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
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 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 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及，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
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 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 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担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 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 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 等悲凉！
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 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 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 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 了的宫闱剧。
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像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
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 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 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
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 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 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
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
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像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们死了是白死。
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 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 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

居住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位北京市民在展示一个自动步枪的弹头，他是从他家的窗子上取下来的。
七、
六月十日。
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
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
……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 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 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丬 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像，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 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 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 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像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像已没什么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 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
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像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 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 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 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像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 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 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 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 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 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像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 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像是――六四当日并无大 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 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 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 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 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 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 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 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 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 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像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 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 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 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 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 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像。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像。即使是我目 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像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 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 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 《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像，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 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 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 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 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像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 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 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像熟视无睹，事不关 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 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 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 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 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 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像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 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 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像，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 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 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 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 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 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 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 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像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
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像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 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 然后大家再无对话。
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
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
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
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 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 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
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 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 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 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 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于是，号角惊天，革命像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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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发声明，暗证收购习近平家族股份

《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使玩转官商两届的神秘“明天系”与掌舵富商肖建华浮出水面，报道指其曾收购习近平姐姐、姐夫持有的一家公司股份。同一天肖建华方发出自辩声明，虽未直接点名，但证实纽时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知名调查记者张大卫（DavidBarboza）、傅才德（MichaelForsythe）的深度报道《八九学运中政治站队，走上富翁通途》。披露中国一个神秘的民间资本”明天集团”，其掌门人肖建华因当时未与政府对抗，获得政治资源及其它资源，从”八九民运”的北大学生成为中国最富有人士。
文章回顾，肖建华在”八九民运”时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因从未像他的北大同学如王丹等人一样与政府对抗，获得特别的奖赏，在毕业后立即在北大的资助下 进军商界。而早前《新财富》等媒体披露，现年42岁的肖建华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后的”枭雄”，而且根据胡润百富榜公开数据，他的个人财富达120亿元人 民币。
一张曝光在网上的”明天系帝国版图”显示，明天集团左右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30家金融机构，具体包括12家城市商行、6家证 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资产管理公司，这些机构资产总规模近万亿。而与明天有关联的这些公司，其背后都有强大的官方背景。涉及中共高层习近平、贾庆林及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等人。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家属也涉与肖建华的交易

盘点肖建华与中共高层间的多起交易
在”六四屠杀”发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肖建华已成为玩转政界的商人，他的身边不乏习近平、贾庆林等中共顶层领导人的家族成员。《纽约时报》称其变 成了执政高层的银行买办。报道披露在2013年肖建华联合创立的一家企业出资1500万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股 份。据悉习近平姐夫持有的公司之一为北京秦川大地公司，该公司将他们持有的另一家公司50%的股权售给肖建华公司，收购价与当初购买价持平。此交易于 2013年1月进行，这也是习近平登顶权力高峰后，高调宣称 “苍蝇、老虎一起打”之时。这个时间往前推半年，2012年6月，彭博社(Bloomberg News)曝光习近平家族拥超过3亿美元的资产。
2009年1月，”明天系”中内蒙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出资3.5亿元人民币，从北京一家名叫昭德的公司手中收购云南丽江一房产公司，昭 德董事长李伯潭为前中共常委贾庆林女婿；另外在2012年，中国影视公司”小马奔腾”以3000万美元的出价收购 了由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参与创建的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知情人士舟收购资金来自肖建华和另一家由一位叫一峰的商人控制的公司，车峰为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德国之声早前曾报 道，2014年1月2日，“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在接受中共当局协助调查周永康”马仔”、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案时猝死。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表示，查看公司登记记录显示，以上的这几起典型的交易疑使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家属获益。

“明天集团的声明自证涉钱权交易”
6月4日，明天集团的发言人余兰发出声明，称纽时报道严重失实。对报道内容逐一解释，他们首先表示肖建华跻身中国顶级富豪行列，是白手起家、勤劳努 力投资的结果。对报道指肖建华因”八九民运”政治站队获队，该声明也称”1989年肖先生只有18岁，面对复杂的事件，肖先生和学校尽最大的努力使学生活 动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避免悲剧。当一批同学活动越来越激进时，肖先生感到无能为力，从而转入图书馆学习为主，这也是当时一批同学的做法，肖先生并没有因 这个举动而获得北京大学任何支持。”
该声明对报道中的几笔涉高层交易未否认交易本身的存在，如牵涉习近平姐夫持有的秦川大地交易，明天集团给出的理由是并未通过这场交易使习近平家属获 利（转让和入股价格一致）声明中也透露明天集团并未介入这笔生意，而直接交易的公司早已转让。秦川大地公司在彭博社对习近平家属资产曝光后：”股东（意指 齐桥桥和邓家贵）为了家人，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 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 ；另外肖建华方也称并未借助交易对文中提及的戴相龙、贾庆林家属进行利益输送。
中国学者、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向德国之声表示中，以肖建华简历中社会底层背景，在中国拥有政治人物垄断社会资源、底层很难有上升通道的背景下，基本 不可能在他这个40多岁的年龄积累巨额财富。肖建华的否认声明同时也是自证声明，而肖建华与以往披露的其它案例一样，再次将中国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揭示出 来，肖建华声明力图表明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家庭的清白也无任何说服力。
作者：吴雨

文章来源: http://goo.gl/1WTze0

天安门：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

作者: 

周洁

Jonathan Mirsky

1989年4月22日北京，20万参加民主示威的学生面对人民大会堂外的军警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敢于责骂他们的领导人。有的人高喊“李鹏下台”。甚至 有更勇敢的人高呼“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此后不久，在6月3日夜间进入4日临晨的那个夜晚，军队冲入广场，撞倒了由参加抗议的产业工人搭起的帐篷， 扫倒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几十年来，那些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民众被指示站在特定的地方，高呼规定的口号。但在1989年5月，学生和普通民 众做了让共产党无法容忍的事：自发的示威游行。
那种自发性蔓延到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在北京，熟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所说的“吃过了吗”变成了“去游行了吗”。警察和士兵似乎都不见影了。一些党 媒报纸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高举一面横幅，写道“我们不想再撒谎”。就在杀戮前的几天，成千上万没有武装的士兵朝广场进军，他们遭到了老年妇女的责 骂，羞愧地调头返回。在北京城的边缘，一组坦克遭到阻拦，年轻的男子往履带上撒尿，而当地的妇女给士兵提供茶水。5月下旬，我与另外几名记者看到那些坦克 掉头离开，还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在郊区遭到了市民的阻拦和斥责，也离开了。
那时我是《观察者报》的记者，我真的认为这个党完了。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海外的中国观察家和许多中国人自己的判断是多么的错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 个电视采访中，我是这么说的，虽然我无法预见，但我有信心“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我为自己的报纸写了几篇评论文章也说的是这个观点。
在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下方的一座金水桥上，面向天安门广场。枪声听起来更响了。当军队在暗红色围墙下行进 时，我身边一名年轻的男子高喊那些划过夜空的火花是“空包弹”。几秒钟后，他猛然掉下了栏杆，他的T恤衫上一个红色的圆圈在扩大。我不再是什么中国专家 了，转身离去。一些武警阻断了我的退路。“你他妈的外国记者”，他们说着，打掉了我5颗牙齿，还折断了我的左胳膊。他们的长官在朝被他们打倒在地的那些人 开枪。若不是《金融时报》的Robert Thompson勇敢地过来把我带走，我也会挨他们的枪子儿。
第二天早上，6月4日，星期天，我回到广场边，恰好看到士兵撂倒了前来寻找孩子的学生家长。他们担心一夜未归的孩子被杀害了，尸体被焚烧。当我卧在 大街一侧的草地上时，北京协和医院（我父亲曾在那里短暂工作过）的医生和护士乘坐一辆救护车赶到，他们穿着带有血迹的白大褂查看倒下的人时，士兵也朝他们 开了枪。那天晚些时候，我设法飞回伦敦。
在那个夜晚和接下来的上午，广场上有数百人中枪，或遭坦克碾轧。在北京的大街上，枪声持续了几天。悬挂在大楼外红底黄字写有“支持学生”的条幅很快 被换成了宣称“拥护党”的字眼。在主干道上，一年后仍能看到坦克履带的痕迹以及沿街建筑物上的子弹弹洞，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才清刷干净。
“六四”开枪后，立即出现了全国性的抓捕；在上海，工人被处决。就在“六四”后，现在监狱里服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首次被判刑7年，因 为他鼓励广场上的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终止腐败。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敦促应尊重学生被软禁，直至16年后去世。5月19日，当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示威者 道歉时，我就站在一旁。赵紫阳道歉说“我们来太晚了”。随行的有后来成为总理的温家宝，他就站在赵紫阳身后。
天安门屠杀至今仍对共产党是最具破坏性和揭示性的困局。中国专家林培瑞在最近的文章中解释说：“中国政府使用致命性武力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选择，是 经过计算后的结果。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从当局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从《天安门文件》知道，1989年春天，中共最高层的那些人感到了 他们面临生存威胁。街上的大型示威不只是在北京，而且在几乎各省省会，这令到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和统治圈子中的其他人得出结论：他们的政权有生存不下去 的危险。”
邓小平设计了那场镇压。事后几年，在“六四”纪念日那天晚上，你在北京或许能听到摔小瓶子叮当的声音（以此表达对镇压的不满）。
现在，随着“六四”屠杀25周年临近，那些通常的“嫌疑人”被控制了起来，包括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教授。当局还拘捕了人权律师浦志强。“六四”那晚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许愿，如果能够活着出去，以后每年他都要回来看看。
中共领导人是否仍被25年前发生的事吓坏了？是的。的确，我在1989年5月说的“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可能无意间竟是对的。中国现在更时 尚、更富有，在国际上更莽撞，更腐败，其领导人也更惊恐。他们刚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把敢言的记者高瑜关进了监狱。现在，在全国各地党的关门会议上宣读 冠冕堂皇的“九号文件”，包括谴责“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都象具有放射性。
我想起了1990年在北京一个角落一名老年街道清洁工的话。当时她正在往桶里铲驴粪蛋。我问她是否觉得事情变得更好了。她答道，“这个城市就象驴粪蛋，表面干净光亮，但里面依旧是屎。”
（本文译自Jonathan Mirsky于5月20日发表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文章，题为“天安门：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译文有删节。）
原文Tiananmen：How Wrong W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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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之子：平反父亲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

北京市民25年前的今天早上起来，发觉全城已经进入戒严状态，时任总理的李鹏穿着毛装在凌晨的电视直播中，代表了党政军宣布了这个消息。时任总书记 的赵紫阳则在早一天亲自探访在天安门广场扎营多日的学生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迄今仍言犹在耳但当时是含意莫测的“我们来晚了”。后来国人才明白赵紫阳是在 暗示他已失势下台，在邓小平家中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中共已经作出了首都戒严的决定。
25年后，赵紫阳的幼子赵五军说：“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他说：“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否则一整代的人民都会问你，这事怎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赵五军还说，他的父亲晚年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改革“就别无他途”。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探访学生，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
赵五军说：“他（赵紫阳）知道情况有多严重，但他不能公开说出来。他试图劝服邓小平改变初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告破灭。”从戒严那天开始，中国的历史已走上六四流血镇压的不归路。
赵五军说：“有一件事我父亲从没后悔过的，那就是他坚决反对向学生开枪。”他回想起父亲的话：“这是我的信念，是我最后的一步，身为党的总书记，我有这个历史责任去劝服邓小平，就算他不愿意听我的话。”
解放军的坦克六四进城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的第三个星期，中共在6月23和24两日召开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上赵紫阳被褫夺党内所有职务，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五军说：“如果时光倒流重来一次，我的父亲也绝不犹豫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他感到非常非常忧伤，他总觉得他欠了邓小平。”
赵五军说：“为了坚持真理，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你坚持个人的道德信仰，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赵紫阳失势下台之后，中共用尽办法试图将赵紫阳这个人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甚至在他病殁之后，人民日报也只不过发出短短一行字的讣闻，刊登在最后一页天气报告一栏之上，内文连他之前的头衔也统统不提。
中共2008年大锣大鼓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负责推手的赵紫阳，完全遭到官方媒体遗忘。
赵五军说：“他名义上是党的总书记，是军队的副主席，处理国家外交事务达10年之久，而现在你跟我说这个人完全不存在？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但他们不敢面对，因此他们不许人民讨论这件事。”
赵五军这篇访问，刊登在20日出版的南华早报。2011年1月香港支联会创办人司徒华病逝，赵五军代表“赵紫阳全体后人”到香港教堂在司徒华的吊唁册上签名，但由于赵五军刻意低调，在场人士并无察觉，后来才获得赵紫阳女儿王雁南的证实。
赵紫阳失势之后，曾数次写信给中共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运动，并希望当局解释为何将他软禁在家，但他的请愿有如泥牛入海。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对本身命运乖舛反而比不上他对国家目前的情况所感受到的伤痛，“看到国家产业进入私人口袋，这只会更证实政治改革的必须”。
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赵紫阳刚起步的政治改革被立刻叫停，保障新闻自由的立法胎死腹中，本来在十三届党大会达成的党政分家共识，遭到腰斩。
赵紫阳生前亲眼看到中国快速而失序的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监管，从而造成贪污丛生、裙带资本主义、全球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社会群众事 件日增。赵五军说：“他经常说，这种情况多令人羞耻。他想要做的事情，都被弃之如敝屣，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我们错过了改造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 会，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给我们另一个机会。”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在晚年对国家缺乏政治改革越来越不满，他关心的不只是贪污和社会缺乏公义，还包括物质主义泛滥以及道德的失落。
赵五军说，在软禁期间，他的父亲的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他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就别无他途”。赵五军说：“1989年之后，他逐渐觉得他的改革还不足够，就算共产党是多数党，我们也得需要一个议会政治制度。”
赵五军说，如果他父亲生前有什么遗憾，那大概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小平的信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讲过邓小平一句坏话”。赵五军说：“他经常觉得他欠了邓小平，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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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

1989年6月3日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英勇的人力车夫脸上的眼泪让时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的纪思道永志不忘：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Getty Images）
本文原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原题是《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 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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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军人

Ma Jian：各位文友，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将临之际，政府不但不准纪念和反思，却迎来了比往年更可怕的大抓捕，原本接受了瑞典笔会召开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的记者高瑜，连同帮她打电脑的儿子和五只猫都被从家里拉上警车拘捕了。二十五年前她是天安门广场知识界声援学生的总指挥。我会在会场为她放一把空椅子。紧跟着警察把在家举行纪念和研讨的十五位社会贤达，历史学家秦辉、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抓进了警察局审讯，哲学家徐友渔、电影导演郝建等再也没回家。

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的军人，是他亲自押着一辆巴士的枪械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他还把自已拍摄的天安门军人清场的照片给了我配文发表。和他被抓走的同一天，在杭州从饭馆里抓走了温克坚，王五四，莫之许，华春辉夫妇，庄道鹤，姚遥，余怀谦等人，其中政治学者刘军宁是中国最优秀的政论家。听说还将有175人的逮捕名单……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再成为专治者手中的屠刀。本想毛泽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习醒狮看来是老毛和普京的混合体了，麻烦大了。
一方面朋友们飞黄腾达，或当了新闻学院院长、美术馆馆长、或有自已的农场，名车……，正联系着七月来伦敦渡假。一方面的朋友正双手被铐着，仅仅因为保持着历史记忆，这些记者、作家、画家、学者一个接一个被警察抓走了。
我真该分裂了。
算了，对不起生活优雅的朋友们了。这些一天我决定先把陈光兄拍的六四清场照片当网图贴上，这些天就是纪念六四专集吧，直到六月五日。也会贴上我描写天安门事件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请文友们下载传阅。没时间的六月三日抽半小时看个三十页结尾也行。
马年真成了耗子兔子羊年了？那之后呢？友人放了，可文字狱还在，生活又正常了吗？

 Ma Jian 今天介绍一下陈光，他前几天写了个25周年又用白漆刷盖，己被警察抓走，目前是刑事预审阶段。友人巳给他送了秋裤牙刷……

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1989年参加了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

1991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看看，一小当兵的努力上大学成了画家。但八九年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痛痕。他不断地和女人上床，甚至找了老头干他屁眼，疯了二十五年还是单身一人。烟、酒和变态的行为艺术和架上画都救不了他。我就奇怪了，那么多人都发财幸福地活着，就他在记忆着。不说了，选几段他的日记公布如下，再选几张他的作品，供大家了解。(说明: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1989年6月1号星期四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指导员到排里来看，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

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1989年6月6号星期二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

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

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

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

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

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

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未完〕

 

Ma Jian 照片是六月四日早晨。十八岁的陈光没有完全上交胶卷，留下了几张。这张他站在坦克上拍的。

陈光作品选：

长 篇 小 说 肉 之 土
英文名〔《BeiJing Coma 北京植物人》〕

马 建

谨 将 此 书 献 给 我 的 母 亲 和 母 亲 们 的 中 国
自 序一九八九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我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求自由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但五月底，哥哥摔伤住院，我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他病房里听到的。

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巳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

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通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十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六四”大屠杀之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巳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却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

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2007.10.9.１９８９年六月，北大学生戴伟（Dai Wei）在天安门抗议时被军方子弹击中，从此陷入深度昏迷成为植

物人。不过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他开始逐渐恢复意识，并感受到他的国家发生的巨变。在马建的震撼之作《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也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年度好书推荐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
《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一本大师级别的小说……马建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重拾灵魂之路。”
——贝尔•杨(Belle Ya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一本非凡之作，它对天安门事件动人心魄的描述可以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描述媲美……马建把读者带回了那个年代。”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 “一本史诗般的巨作，让我们感受到小说唤起良心的魔力，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如此有力。”
——汤姆•库珀(Tom Cooper) 《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很有说服力……《北京植物人》让我们看到了马建的满腹热情，也让我们相信一本小说的力量可以帮助和改变世界……”
——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附: 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下载连接网站，进入后点击下载：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5/majian/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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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报道“六四”系狱，中共前高官之子无悔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报道，现年62岁的中国前外交部长、中国国家副总理吴学谦之子吴晓镛，日前接受香港商业电台专访，忆及 1989年”六四”后，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他，将当日清晨他在街上所见的镇压后场景用两分钟写成新闻稿，并交由当值主持人陈元能播出。这 则80秒的新闻也成为唯一个披露”六四镇压”及痛斥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
 
吴良镛在新闻中写道：”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 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 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 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一位署名”五星贝壳精英”的网友写道：”日后写中国新闻史的这一段，应该给吴良镛和那位播音员注上一笔 ——– 起码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还出了一个勇敢的声音！”

“六四镇压”后的街道

“尽记者之责，自己未做错什么”
吴晓镛在此次专访中表露心声，当时并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能接受解放军伤害民众，加之有同事丧生，所以决定在节目中披露真相。他认为当时尽记者之责，自己未做错什么。
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向德国之声透露，在”六四事件”后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后，时任总理的李鹏将副总理吴学谦留下，告知中国当局将抓捕吴晓镛，随后，吴晓 镛被审查后身陷囹圄。1990年离开铁窗的吴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任职，后移居美国，现任职凤凰卫视美洲台负责人。港媒报道还指吴学谦受到吴晓镛牵连，六 四事件后被李鹏架空权力，1993年吴学谦届满离任。
1989年6月4日，其它官媒如《人民日报》则以官方统一口径称”6月3日凌晨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突进天安门广场”。6月4日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中，杜宪和张宏民着黑衣播报，此后
杜宪与另一位同情学运的主播薛飞被调离该节目。

六四25周年前夕，中国再现2011年“茉莉花行动”时的抓捕风暴

“当局继续封锁真相”
吴晓镛此次接受访问还表示：”25年过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官方仍在控制言论，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目前在深圳居住的”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马少方，”六四事件”之后成为中国当局通缉名单中21名学运领袖之一。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对当年吴晓镛的作法及现今所言表示赞许。
马少方也确信
近期中国当局疯狂抓捕多人，也和”六四25周年”纪念日临近有关。他认为，北京政府采用以攻为守方式，意在震慑民间纪念活动和继续封锁当年镇压真相，但马少方坦言：”即使将中国的监狱填满，亦无法改写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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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作人：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心、就是給予

伴隨著一滴眼淚，一支歌曲。

——泰戈爾《園丁集》

（上）

　　坦克進場的時候，大學生們正圍坐在廣場中央——廣場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已經開始。

　　十一時許，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遠處不時響起槍聲。人們席地而坐，平靜，安靜。廣場民主大學 首任校長嚴家其先生在演講，民主的歷史，民主的現狀，民主與法制，民主在中國……晚風吹送，嚴先生娓娓而談。民主就是多數原則，並尊重少數人的權利。民主 是人民制約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對人治。民主是中國人民努力奮鬥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東西。

　　嗡嗡之聲突然降臨，像來自天際，有人站起來，抬頭張望。你坐著，感到大地開始顫慄，緊接著，聽到了你永遠忘不了的聲音，那是坦克的轟鳴聲和高速奔馳的履帶軋軋聲。

　　「路障！」有人大喊一聲。路障路障路障！人們一躍而起，一聲聲地呼喊著，向廣場西側那輛急馳的坦克車衝過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時十分，在人民的大會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

　　民主與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許多人的期許。大學生們都熟悉廣場的歷史，從1919年五四運 動，到1976年四五運動，廣場就是公眾意見的表達場地。70年來，人們追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足跡，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號於此。他們見過棍棒刀槍高壓水 龍，也見過致命武器，偏偏沒有起碼的軍事常識：坦克可以對付人群，也可以開到你家裏。也許正是這不夠充足的精神準備，激發了恐懼和激烈的反應。

　　路障！路障！路障！大學生們喊著衝到廣場西路和長安街上，追著那輛坦克——其實是輛輕型裝甲運兵車，扔出了手裏的汽水瓶、磚頭瓦塊，甚至，鋼筆和書本。裝甲車楞了片刻，突然掉頭，沿著來路，向前門西大街方向，奪路而去。

不用動員，沒人指揮，一直沒有設防的廣場在恐懼之中做出了本能反應。隔離墩、鐵欄杆、垃圾桶、乃 至各種垃圾雜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礙物的樣子。你和大家一起搬運著隔離墩，心裏想，七點鐘，廣場宣誓的時候，你能想到的結局是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和秦城 監獄。你願意。堅守廣場15天，願意等待這個結局，這是因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劃了你，侵蝕了你，使你以為自己是牛虻、羅亭、格瓦拉、阿萊科斯，或是 保爾·柯察金，是一塊註定要毀壞、中斷並且奉獻到祭壇上去的肉體。也許那時，你並不真正瞭解自己。

　　不瞭解自己，並不等於不瞭解社會，不瞭解歷史，不瞭解國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這裏大聲 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然而，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並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裏，卻知道「站「起來後，人更矮了。1989年，中國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 空前規模地聚集起來，終於大聲說出了自己的願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驚！

　　4月15日以來，超過3000名大學生，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國真正站起來，為了反腐敗，爭民 主，堅持了7天7夜的絕食鬥爭。他們的壯舉感動了全世界，卻感動不了，自己國家的領導人。一些人越過全國人大，宣佈戒嚴北京，用軍隊來對付學生，激起了全 國人民的反對。可敬的首都人民，選擇了見義勇為。他們自發地走上街頭路口，勸說並攔截著不明真相的軍隊，他們多次以百萬人的大遊行表達著民意民心：政府有 錯，學生無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飼養員思維傳統」的政府官員從不認錯，從不「罪己」。有時，他們更像一個聾啞人，不說也不聽，只會揮舞著武器，蠻幹， 橫行，以嚴厲的打擊來對付善意的批評。這一次，極少數人濫用國家暴力，並激發了社會暴力，致使大學生們宣導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壞，難以控制，對話不 成，對抗不斷升級，大學生和士兵們的年輕生命，正在成為政府錯誤的犧牲品。

　　坦克進場，預示著最後時刻的來臨。大學生們圍坐在紀念碑上，靜靜等候，他們反對暴力，也隨時 準備犧牲。一個半小時前，絕食團廣播站一個沉靜柔美的聲音，已經說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學們，同學們，我們和平請願的最後時刻已經來臨。我們一定要保持 理智，保持冷靜，維護和平請願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對付暴力。二個月來，我們堅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鬥爭，和平的最 高原則，就是犧牲。

　　廣場上的人熟悉這個聲音，是 柴玲——當時，在某種意義上，她是廣場上另一個民主女神。

再見了，同志們！

　　廣場重新平靜下來的時候，周圍的槍聲再次響起。先是遠處，像除夕夜的爆竹聲，一陣緊似一陣。接著，博物館，大會堂，曳光彈平射而來，點射夾著連發，煙花似地劃空而過。

　　你在廣場西北角，工自聯廣播車前面，數著從博物館和大會堂黝黑的窗口裏發出來的槍聲——閃光過後，槍聲必至。腦海中閃著觀察火力點的念頭，似乎你就是黃繼光董存瑞隨時準備去消滅火力點。不多時，就數不勝數——槍聲太密，「火力點」太多了。

　　廣播車放送著「民兵訓練課本」，教導人們怎麼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來得還真夠快的。正想著，坦克就來了。

　　十二時三十分，金水橋東側，傳來坦克的轟鳴，一陣緊似一陣，廣場上的人們向那裏奔跑。與此同時，從驚慌奔跑的人群中，你聽到坦克壓死了女大學生的消息，有人說，是北師大的。

　　身旁的喇叭響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訓練課本」變成了高亢的《國際歌》聲，緊接著，這 輛由公共汽車臨時改裝的廣播車，轟地一聲發動了。看著這輛公交車轉彎，掉頭，拖著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攔截坦克，同歸於盡！你追著它跑， 終於抓住了車門，車門卻轟然一聲關閉，從駕駛室傳來了訣別的喊聲：「再見了，同志們！」

　　後來，你在電視畫面中多次見到這輛公車時，前面離它僅幾十米的坦克不見了。而公車，已不在長安街上，並被人改變了使命，成為攻擊建築物而不是攔截坦克的一個「罪證」。

　　奇怪嗎？不奇怪。偉大與荒謬是親戚。正如美麗，在另一些人眼裏總是醜的。

選擇留在廣場上，等待最後的結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廣場是大學生有組織的控制區，也是大學生集體 意志的表達區。這個集體意志是堅持和平請願。非暴力，不服從，不流血，不投降。你贊成這個理念，儘管你也知道在當時它「不合時宜」，但比起高對抗性同時具 有高破壞性的街壘戰來，這條失敗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種勝利，而不會導致從無序走向更加無序。

　　暴力，來自於恐懼；過度的暴力，來自於過度的恐懼。然而在當時，明白這點的人不多。即使明白 也控制不了局面改變不了局勢，因而無濟於事。首先，當局用戒嚴來對付請願，用軍隊來佔領城市，用暴力來鎮壓人民，相當於把老虎丟進人群，這是一個錯誤的開 始。至少這一次，軍隊服從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黨政治，「槍」被「黨」指揮著，甚至撇開黨的總書記，執行著強行佔領廣場的死命令。這時 候，政黨、政府、國家、人民，都不見了，只有那幾個人，在按照個人經驗和權威作決定。在全社會的高度參與下，大學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頭，他們只能竭力維 護廣場鬥爭的純粹和乾淨。街頭政治，則是一個無組織或自組織的競技場，各種動機，各種主張，各種力量，各種機會，在混亂中交織，把天使變成魔鬼或把魔鬼變 成天使。街頭就是叢林，而叢林法則的唯一公理，是強者和王者的勝利。這唯一的強者，不是人，是人發明和使用的殺人武器。混亂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 程式的國家暴力，而不是正義衝動或其他抗暴形式的社會暴力。

不許打人！

　　上帝要人瘋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後，你終於明白：反抗暴政，不等於睚眥相報；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從的權 力。而公民不服從，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當時，你並不真正懂得這些道理。中國盛產革命文化和黨文化，多年來，無論電影、電視、戲劇、文藝，還是報 紙、雜誌、文學、書籍，無不承載著一個政黨的宣傳訴求，充斥著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謂，仁政出仁民，出 良民，出順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還有大量的愚民。

當國家的發展被一個特權集團的需求所控制，當民族的文化被一個政黨的宣傳所置換，當社會的價值只 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維，當政黨的舌頭和牙齒代替了人民的喉嚨和心聲，當全人類的普世價值遭到少數人拼命的封殺抵制，你就成為，這種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 順服並且接受這種安排，你要麼怯弱，要麼白癡。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學會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為模式，沒有學會別的。所以當時，你追著廣播車跑，手拿一根三 尺長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癡。

　　廣播車衝到長安街上，距那輛裝甲車幾十米，停了。因為裝甲車已經被堆積起來的垃圾桶阻停，徒 然轟鳴著，然後熄火了。霎時，003號裝甲車成為人們圍攻和宣洩的一件物品。磚頭瓦塊，棍棍棒棒敲打著這個鐵烏龜，點燃的衣物、棉被，馬上堆滿了「龜 背」。人們憤怒著，興奮著，擁擠著，像圍著一隻巨大的烤紅薯，只等著分而食之。

　　提著竹竿，你摸到了鐵烏龜發燙的後門，竹竿還沒有敲下去，車門「嘭」地一聲彈開，滾滾濃煙裏衝出來二個當兵的。當兵的被車裏的高溫和濃煙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裏只聽到夯土似的沉悶聲音，沒有求饒聲和呼救聲。

　　你拼命擠了進去，想打人，或許還想殺人。或者你什麼都沒想也用不
著想，大家怎麼做，跟著做就行。沒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來，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維。後來你越來相信，那一刻，出現了神跡，拯救了你。

　　你擠進裝甲車左邊的一個圈子，那當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動彈。有人在踢他的頭，有人跳起來踩他的身，像演武打電影。他毫無反應。你聽見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著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發力背起了他，向救護站挪動。

　　毆打沒有停止。有人開始打你，一個踉蹌差點倒地。沒等你跪下去，右邊一雙手伸過來扶住你，接 著，那雙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軀。「不許打人」！有人在喊。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人們開始喊起來，越來越響亮，越來越整齊。在這有節 奏並富有當時的廣場特色的呼喊聲中，在十多雙手臂的圍擁保護下，你們奔跑著，把士兵送到了幾百米外的博物館急救站。

　　後來聽說，那天廣場上沒有死一個當兵的，包括這個一米八幾的大個子士兵，流了血，沒有犧牲。這是大家的幸運。

他們都是孩子！

　　快到救護站了，有人把你換下來。坐在地上，喘氣。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滿身血跡，頭髮也粘成了血餅子。這是那個大個子士兵留下的紀念品。以後的幾天裏，你穿著這件可能被控為「兇手」的血衣，在這座戒嚴的城市裏漫遊，有人問，你就得解釋。

　　凌晨一時三十分，槍聲密集響起，預示著有事發生。果然，廣場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 間不斷有人倒地。當時無法判定，這是中槍還是摔倒。你迎著潰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長安街，密密麻麻，都是軍人的身影。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槍 口在吐火，射擊。這是文革武鬥以來，你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看人開槍，沒有向著天空，而是向著大地和人群，打得廣場地磚火星直迸。

多年來，你面對危險或是危機的處理經驗，就是正視。緩慢地，鎮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視。無論 小時候被群狗追逐，還是後來多次面臨群毆場面，鎮靜，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緩慢地，迎著正在噴吐的槍火，走上去。廣場西路已空無一人，在西長安街火光的 映照下，你看到了那個令你終身難忘的場景：一個短髮白衣的女人，一個人站在西長安街口的拐角處，前仰後合地比劃著，你聽她喊：　　　　「別開槍！別開槍！ 他們都是孩子！」

　　你迎著她走上前去，邊走邊想，開槍的，不也是孩子嗎？

　　西長安街，全是軍隊組成的步兵方陣，望不到頭，看不見尾。方陣上空響著口號，十分整齊。「動 亂不平，決不收兵！」「如若阻攔，堅決還擊！」「打倒動亂，嚴懲暴徒！」等等。突然一聲哨音，部隊就地坐下，現出一片整齊的鋼管森林。這是建築工地常用的 2米鋼管，現在靠在士兵的肩頭上，伸向廣場的夜空，展示著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種暴力。你想，國慶遊行，如果把士兵手裏的步槍，換成大刀長矛或者鋼管鐵 棍，可能更威風，更有震攝力。暴力，來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毀文明。在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陣中，在鋼管樹陣之間，突然響起了「鋼鐵的部隊，鋼 鐵的英雄」一類的軍營歌聲。這是各個連隊之間在拉歌，鼓舞士氣，作戰鬥前的精神準備。

　　那個女人已經到了軍隊的散兵線前面，連比帶劃地訴說著。你情知不妙，趨身上前，還沒走攏，就見她被幾個士兵揮起槍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來，才看清楚，這是一位年約40歲的中年婦女，胖胖的圓臉上滿是血跡。他們打我。我看見了。別理他們，我們走。

　　廣場方向，有照相機的閃光閃過。接著，跑來幾個大學生，還沒跑到散兵警戒線，就被衝過來的士 兵打倒了，至少有兩個照相機被當場砸碎。幾個大學生被士兵扭著胳膊架走。其中一個學生，匆忙往你手裏塞了一把東西——一張名片和一個紅布條。名片上是香港 大學學生會主席×××，後來丟失了。紅布條，你至今留著。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衝著那個越過全國人大的違反憲法的《戒嚴令》，來到北京，準備在這裏抛灑你的一 腔熱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確實讓人以為，為了國家民族的進步，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會早日到來，任何犧牲，都值。在當時，這是最後一批傳統型知識 份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後選擇。所以你來了，帶著眼睛，手捧著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廣場上遊蕩了一天。傍晚，在一個叫「京前餐館」的小店吃了第一頓 飯。餐館老闆20多歲，一口京片子。他見你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記著筆記，便上前問，是記者吧？接著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動而不亂的北京，和令他敬佩萬分的大學 生。正是在他嘴裏，你第一次聽到北京「小偷罷工」的消息。

　　鄰座五個大漢正在吃飯，老闆說是「雷子」，卻沒有壓低聲音的意思。接著，他拎出兩瓶啤酒，要 請客。見你謝絕，他說，請老師寫幾個字，寫「北京市民死磕隊」。說著拿出半截白床單鋪開。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闆連比帶劃，才搞清 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隊」，大概就是敢死隊的意思吧。

　　沒有毛筆，就手抓抹布蘸著墨寫，一氣呵成。未了，老闆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寫上去。「跟 丫的」是什麼意思，更難解釋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辦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寫了。半截床單變成了一面「旗幟」，上面寫著：「北京市民死磕 隊——跟丫的死磕！人民必勝！」旗幟展開，包括那五個大漢，齊聲叫好，小店裏響起一片掌聲。

　　後來，在廣場上，在帳篷村，你多次見到這面高高飄揚的「旗幟」。「旗幟」下面，是一輛免費送飯的平板車；「旗幟」旁邊，是這位年青老闆——當時叫個體戶——的幸福的笑臉。

　　自此15天後，6月5日，你見到了另外一條白布標語。標語下面，是一位15歲的北京女孩的腦 漿和鮮血，血泊中泡著一隻白色女鞋。離地1.5米的牆上和報亭，密集分佈著38個彈孔，背對著復外大街。人們說，當兵的追進胡同，從裏面往外面打，女孩躲 在報亭後面的死角裏，被削去半個腦袋。這是一條居民小巷的巷口，復外大街22#樓西側，巷口懸掛的白布橫幅寫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是掙脫了樊籠的國家暴力的利爪，給古城北京抓出來的傷痕之一。這個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鐵血政策下，人民處於弱勢。

堅守，還是撤離？

　　像一縷遊魂，你在黑暗的廣場上飄來蕩去，哪裏有槍聲去哪裏，可是子彈拋棄了你。喪鐘沒有為你而鳴。

　　躺在廣場地磚上面，你擺出一個「大」字，雙目緊閉，休息。廣場北面傳來騷動和響聲，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轟然倒地，預示著一個結束正在開始。

　　那天黃昏的晚霞特別壯觀，你滿心感激著這最後一天的美麗，於是給廣播站送去紙條，要求播放 《讓世界充滿愛》。不久，廣播裏傳出尋找歌曲磁帶的呼聲。你想像，歌聲響起的時候血肉橫飛的場景，以及，嬉皮士給警察的槍口上插滿鮮花的那種美麗。歌聲終 於沒有在這個註定進入歷史的廣場之夜響起，此刻，只好躺在這裏，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們擁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們擁有 明天！

　　「明天」到來的方式很奇特：熄燈。

　　凌晨四時，在再次廣播了《緊急通告》後，廣場上的燈光全部熄滅。恐懼隨著黑暗降臨。紀念碑東 側，有人點燃了垃圾。像戰士犧牲前，總要先砸爛武器，有人把收集起來的棍棍棒棒扔進火堆，燒了。圍坐著3000~4000名大學生的紀念碑底座上靜得可 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後時刻的來臨。《國際歌》聲響起，「這是最後的鬥爭……」

　　大會堂前，聚光燈開亮，照著門前的步兵方陣。方陣閃開之處，一支小分隊，弓著腰，端著槍，直 插紀念碑而來。瞬間，散兵線包圍了紀念碑。有人喊話：市民都出去，離開這裏！槍聲同時響起。士兵們開始動手，把不像學生的人從隊伍裏拉出來，推出去。不一 會，就有人拎著衣領，把你推到了包圍圈外面。被拉出來的市民並不走開，他們站在包圍圈外面，聲聲高喊：學生無罪！學生無罪！

有人對著紀念碑碑體射擊，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啞了。然而坐在底座臺階上的大學生們，一陣騷動之後，仍然坐著，沉默不語。你佩服這些孩子們，他們已經戰勝了恐懼。這時有人在紀念碑上喊話，建議以喊聲大小來表決，決定留守，還是撤離。

　　其實這類的廣場表決，早在「戒嚴」第一天就預演過了。5月22日，「廣場將遭到空降襲擊」的 傳言不脛而走，動搖著大學生們堅守廣場的決心。這時，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裏舉行了公開辯論。正在「堅守派」和「撤離派」難分勝負之際，廣場西南角悄悄出現 了一支隊伍，打著橫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風中默默地站立。人們走近一看，好傢伙，全是新聞媒體的國家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 日報社、北京日報社……掌聲響起！大學生們熱淚飛迸！北京市民組成的摩托隊，插著旗，編著隊，繞場巡行，給大學生壯膽打氣。那時起你開始相信，中國的光明 未來，要靠知識份子。

　　那時的知識份子，確實可以感天動地，就是不能感動政府。當時，你的母校華西醫大，老師們上街 遊行，舉著的標語是：「課，我們可以補！」在你的右派父親工作的四川大學，老師們更直接喊出：「我們就是一小撮！」應該相信，無論將來社會怎樣發展，這樣 的知識份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樑，是可以信賴的社會良知。

　　你沒料到的是，知識份子也可以被集體收買並集體作弊，成為組織起來的少數人和高度組織的極少 數人，欺負沒有組織的多數人的幫兇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國很大一部分知識份子就擺脫了千年傳統，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轉型：從此沒有善惡是非對錯，只有 貧富強弱輸贏，以發財致富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為終極價值。首先壞起來，才能富起來；不能富起來，也要壞起來。這是悲？還是喜？你認為，知識份子如果放 棄理想和價值的堅守，無異於犯罪。廣場的堅守意義，就在於精神的守持。這一代大學生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是當 今發展中的中國，最為欠缺的東西。

沒有敵人和仇恨

　　大學生「留下」堅守的選擇刺激了「清場」的士兵，黑暗中，他們開始對紀念碑體密集的點射，來增加壓力。你仿佛看見，紀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圓睜著困惑的雙眼。因此你穿過散兵警戒線，又一次回到了紀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記得13歲時，文革變成了武鬥，你躲在家裏看書。《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法國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敍事中完成了你的啟蒙教育。那時，中國整個是革命大熔爐，50多年的黨文化熔化了個人，鑄成了集體——鐮 刀與斧頭，或者劍與犁，不是齒輪，也是螺絲釘——總之都是鐵做的。那時不少人羡慕「老一輩革命家」趕上了好時光，「給我們創造了幸福生活」，卻奪走了我們 犧牲的機會。因此，文革中的紅衛兵，趕著趟的爭相赴死視死如歸。當時，個人的最高價值，只是奉獻生命，而不是豐滿美麗人生。

　　選擇重新回到包圍圈裏，主動去承擔危險，說不上有什麼英勇，但很有意義。當時，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的精英，都毫不猶豫地跳進大火，淨化了自己的靈魂，把自己還原為人。6月2日，當廣場的堅守已十分困難，而當局的鎮壓意圖已十分明顯的時候，專門從美國趕回來的文學博士 劉曉波， 與侯德建、周舵、高新，發起了新一輪的絕食抗議。「廣場四君子」的《絕食宣言》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為此，我們絕食，呼籲 中國人從現在起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 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識份子，不僅急公好義，具有捨身飼虎的勇氣，而且思想深刻，目光遠大，完全能 夠擔當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使命。事實上，任何史家都無法回避的是，中國六四運動，以石頭翻身引起的雪崩效應，關閉了冷戰之門，開啟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 它的歷史意義，並不遜於那倒塌的柏林牆。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人民可以選擇政府，而政府不能選擇人民。就法律的意義而言，主權在民，人 民擁有政府，擁有國家；而不是政府擁有國家，擁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權的事。這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常識。「共 和」的意義就在於，人民應該選擇一個擁有政府的國家，而不是接受一個擁有國家的政府。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擁有國家」的情緒化的威權 政府，它像一個封建家長，信心不足而威嚴有餘。因而它常常把功勞歸於自己，把過錯推給人民，推給人民中間永遠消滅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僅 憑著那幾雙乾枯的手，就又一次關閉了中國人民通向未來的幸福之門。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來，最大的歷史悲劇。

　　射向紀念碑體的跳彈，不時製造著新的傷患。不一會，四個人抬著一個脖子上噴血的學生，從紀念 碑頂層跑下來。出於醫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開路，帶著他們去博物館急救站。到了那裏，你傻眼了：長期停在那裏的幾輛救護車，不見了！救護車！救護車！救護 車！你們拼命呼喊著，尋找著。

　　那天晚上，廣場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館前面的臨時救護中心。一整夜，警鈴聲聲，車輪滾 滾，不停地轉送著廣場傷患和來自周邊路口的傷患。而現在，它們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廣場北面望去，沒有看到救護車，卻看到了坦克車和裝甲車。在初現的天光 輝映中，一字排開著大約四十輛裝甲車，像一群蹲伏著的怪獸。

　　突然，怪獸們一聲嘶吼，發動機噴吐的濃煙，頓時遮暗了初現魚肚白的天空。

九個太陽

　　你緊盯著200米外的裝甲車，下意識地數著，剛數到第28輛的時候，它們轟鳴著，隆隆向前開進了。這時你想到了帳篷村，和熟睡的孩子們。

　　廣場熄燈前，你又一次走進帳篷村。因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沒有坐在紀念碑 底座上，而是呆在帳篷裏休息。狹窄的過道裏，你聽到從帳篷裏傳來的鼾聲，還有輕輕的談話聲。你來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帳篷前，聽到傳來交談聲：你什麼時候回 去？天亮就走。回家嗎？回學校。

　　幾天前，這個帳篷裏傳出來的是早期的搖滾樂聲。當時六個大學生拍打著臉盆、背包，唱著《九個太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尾聲：哦……哦，九個太陽！哦……哦，九個太陽！八十年代，祖國開始青春，美麗動人。你依窗望著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結局，不由熱淚盈眶。

　　現在你沒有眼淚。十個小時你沒有流過一滴淚水。你只是納悶。

　　你沒有看到有誰在檢查帳篷。當你還在想「帳篷裏還有沒有人」的時候，裝甲車已經到了面前，並 且快速越過你，推進到紀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隨著加大馬力的轟鳴聲，把碗口粗的鐵旗杆推倒了。中間幾輛車，把帳篷頂起來，蒙在頭上前進。這時紀念碑上，還 有超過2000名大學生，周圍，還有不少學生和市民並沒離去。而你，站在廣場東路，博物館前面，眼見裝甲車隊越過你，一直前進。車隊開過，車隊後面的帳篷 村，矮了一半。此時紀念碑上，再次響起密集的槍聲。

　　現在想來，爭論這個細節已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殺沒殺人，而不是殺多少人、怎樣殺人和在哪裏 殺人。真正重要的，是為什麼殺人，過失殺人還是故意殺人。更加重要的，是殺人過程中雙方乃至多方應檢討的過失和責任，包括良心和道義的責任。沒有這種檢 討，所有犧牲的人——包括大學生、士兵和市民，永遠不會閉上眼睛。

殺死李鵬！

　　有秩序的廣場撤離開始了。說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圍困，東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況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後一刻，的確和平，有序。

　　士兵們採取了緊逼戰術。大學生退出一層，士兵們佔領一層，不多時，紀念碑上已全是士兵。為了搞清狀況，你甚至爬上了一輛裝甲車，看到大學生撤退的頭隊，已到了前門大街，掃尾的剛出了包圍圈。人數估計有1000多人。時間是6月4日淩晨，五時十分。

　　你跳下裝甲車，去追隊伍。早起的市民向廣場擁來，他們表情沉重，卻鼓著掌，夾道歡送——不， 是悲送你們。你追上隊伍問，後面還有人嗎？有同學答，還有人在紀念碑上，他們堅決不走！這時，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女生衝出隊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兩三個 女生去拉她，她卻抱住道旁的小樹，死不起身！兩個男生又過來勸，也拉不起來。幾個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聲！

　　這時你聽見了你喊的卻不屬於你的嘶吼聲：殺死李鵬！殺死李鵬！殺死李鵬！大學生們跟著，喊了三聲。隊伍繼續向前門行進。

　　這時你相信，此刻如果有個代表李鵬的東西站在面前，無論它是一個士兵還是一輛坦克，你都會毫 不猶豫地撕碎它。如果手裏出現機關槍，你會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此刻，你完成了一個知識份子向精神暴徒的轉變，再跨半步，你就是街頭暴徒，就是暴政製造出 來的暴民了。當然，這個結果只能證明：你輸了，手握權柄和武器的人，贏了。

　　多年後你想，其實這場「動亂」正如那個人所言，是早晚要來的。這是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大循環，近一百年來的社會大變革，以及四十年來國家發展史的必然的歷史節點，是實現憲政與民主，實現中國改寫歷史的社會進步，以及參與世界歷史前進的上升階梯。李鵬和 趙紫陽，包括鄧小平和 胡耀邦至 多是其中的一些誘因而已。可惜這個千載難逢的國家發展大機遇，被一心為私的封建頑固勢力扼殺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先天不足，導致了八十年代的艱難改革，卻被 自私的人們所撲滅，並把這個難題，推給了下一代人。近百年來，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和「革命戰爭」，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選擇制度和人民選擇政府的權利沒 有得到體現，更沒有得到保障。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沒有切切實實的還權於民，將來還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學生乃至各族人民，將會成為犧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槍！

　　前門大街，一支部隊正在向東奔跑，這是去「堵口子」的隊伍，填補學生們退出後的廣場東路。而 市民們追打著他們，扔著磚頭瓦塊，他們毫不理會，只顧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跡斑斑。還有兩個掉隊的士兵，抬著箱子，喘著粗氣，一瘸一拐地，被人圍打，逼上 了街沿，躲進了居民院（這支部隊，快到前門才發子彈，天亮才到達）。

　　回望廣場，火光熊熊，濃煙滾滾。你擔心著紀念碑北面，那留下來的同學們的命運，卻又無力幫助他們。一種失落感痛徹心肺！

　　天色已經大亮，大學生的隊伍正在遠去。你落在後面，慢慢走著，腳步沉重，心中茫然，萬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圍住你，詢問浴血的廣場之夜——你雙手血污，滿 身血跡，似乎成了血戰的證明。在你平靜地講述中，一位戴眼鏡的中年人，不停地抹著眼淚，然後突然說：請相信，有一天我也會拿起槍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證件： 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十個小時以來，你第一次哭出聲來。你蹲在地上，哭。一位女大學生揉捏著你的肩膀，勸你。這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住在附近，半 夜裏才被家裏人從廣場上強拉回去。勸不住你，大學生也哭起來。一個警官，一個大學生，還有你——已在華西醫科大學工作十年的臨床醫生，各自捏著自己的證 件，抱擁著哭成一團！

　　其實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動，是人性臻於善境的滿心感激。

　　前門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不一會兒，有人扶著一位頭上流血的藍衫老太太奔過來。武警中校和女大學生招呼住一輛環衛工的平板三輪，説明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著平板車，扶著老太太，你來到不遠處的紅十字醫院。醫院裏遍地是人，診斷室、門廳裏、過道上、天井裏，躺滿了受傷的人。當你把傷患交給大學生志願者，離開醫院時，又有幾撥傷患送來。前門方向，槍聲不斷。你明白了：暴力，並沒有結束，而是正在開始。

北大的精神氣質

　　按照事前約定，打散以後，到北大某樓某室會合。你拖著雙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裏高舉著，你在急救中心門廳裏匆匆寫就的標語：今晨7點，軍隊還在前門屠殺市民！！！嚴懲殺人兇手李鵬！討還血債！一些路人，訝異地看著，有人在拍攝你。

　　此刻的你，早已沒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暴民。你心裏反復叨念著，是金斯 堡的名句：我披頭紅髮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氣。雙手舉著牌，一路來到宣武門。幾個上班的工人攔下你，問清去哪裏後，爭著用自行車馱你，把你送到了學院路。 北鋼學院，哀樂聲聲，門前擺著花圈和罹難學生的照片。走不多遠，一位大學生過來問：廣場下來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領到了林業大學。宿舍裏，同學們 拿來了牛奶和麵包，可你喉嚨冒火，難以下嚥。你再次講述起「清場」經過，十多位同學和老師陪著你，抹著淚。

　　後來，北京林業大學這位趙同學借來自行車，把你馱到北大某樓某室，找到了全國維憲聯席會議的 同志。用了一個多小時，你向他（她）們完整敍述了廣場的一夜，並且說出了你的初步估計：這一夜雙方的死傷，至少1000人。素不相識的北大同學，外地同 學，還有一位女老師，端來開水拿來飯菜，招待你並為你放哨，讓你休息。

　　終於，你來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聖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對暴行作出的 反應，一夜之間，這裏貼滿了公開聲明：退黨，退團，女的剃光頭，男的留鬍鬚……雖然第一次見面，雖然第一次來這裏，你卻感到，北京大學，像家一樣，親切、 熟悉。也許，你們有著同一樣的愛；也許，你們追求的，是同一樣精神氣質？

　　風聲越來越緊。有人說，軍隊要來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轉移到北大招待所，那 裏是外地同學的大本營，因為害怕被抓而來不及說出真相，所以你當著一大群人，對著兩個答錄機，又一次陳述了你所看見的事實，並坦言，對這一切言論，承擔責 任。來京半月餘，你以真姓名真證件真面孔，真實的想法和目的，真實地生活在這座城市，感受著這座城市。你的手，沒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爺忍了很久，壓著嗚咽，然後淅淅瀝瀝，開始小聲哭泣。雨水，悄悄沖洗著街頭的血跡和城市的傷痕。遠處傳來陣陣槍聲。

走，咱們別理他們！

　　6月5日，雨過天晴。一覺醒來，人們的驚慌還沒有消退。傳聞，北大今天要軍管。你不願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離開了。

　　一夜休整之後，體力基本恢復，沿著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覺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餓又 渴，買了幾隻蕃茄，坐在路邊，吃。四個人圍住了你，幹嘛呢？吃飯。哪兒來的。成都。幹嘛來了。旅遊。「站起來！」一聲大喝！你慢慢站起來，幹嘛？問你呢？ 說著就動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雙手已被扭到背後。幹嘛幹嘛！跑過來幾個行人，和這幾個人推搡起來。一個國字臉的大漢圍護著你突出重圍。走，咱們別 理他們。「咱們」拉著你快步離開「他們」，其他行人奮力攔住了那幾個便衣。

　　你得把衣服換了，他說。低頭一看，可不，滿身血跡，兇手似的，走不多遠就會被抓。這位工人大 哥把你帶到甘家口百貨商店，給你買了一件肉色的襯衣，16元。正掏錢，被你止住了。我還沒謝你呢，咋能讓你買。你說。後來的經歷，證明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 了你兩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從便衣手裏救出來。下午在西單路口，如果你穿著那身血衣，定會被當場打死。

　　可惜，你沒有記下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著聖潔，閃著人性的光輝和美麗。謝謝北京！

後來的一整天裏，你巡視著曾經的戰場，用目光撫摸著北京的傷痕，直到你被打負傷，送進醫院為止。

　　在軍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毀損的裝甲車隊，焚燒的濃煙還沒散去，而70餘輛裝甲車突然被毀損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個小小的地鐵窗，密佈著二十多處彈孔，靠在旁邊的一輛自行車的鋼管上，洞穿兩 處。在燕京飯店，五樓至六樓之間的牆上，六十多處彈孔歷歷在目。看來，以地下到天上，無處不遭射擊。復外大街一路走來，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都彈痕累 累，且遭焚毀。正面受到攻擊可以理解，然而街道兩側建築物，都遭受過彈雨的洗禮，子彈飛進居民家裏，令人費解。

　　「人民軍隊人民喂，人民軍隊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應，黨叫咬誰就咬誰。」當時的廣場民謠，真切地反映了沒有實現軍隊國家化，軍隊的職能，己經被嚴重扭曲。軍隊，成了少數人的工具和武器。

　　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這座城市的忠誠兒女們，奮起反抗了侵犯，拒絕了屈辱，保衛了一座城市的尊嚴，但也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他們因為抗暴，因為保衛被侵犯的城市和受到威脅的大學生而選擇了犧牲，卻頂著「暴徒」的惡名。這座城市，不應該忘記他們。

　　「戰況」的慘烈在復興醫院得到了你親眼的證實。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醫院，沒有胸科 和腦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護士說，當晚，至少有一百多個顱腦外傷和胸腹貫通傷傷患。在此作了簡單的包紮或止血處理後，被立即轉送出去。即使這樣，這裏當 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屍體，絕大多數送來時，已經斷氣。有些家屬害怕受到清查，連夜就把屍體領走了。現在臨時改作太平間的大教室裏，並排躺著的屍體，是三十 八具。這僅僅是在一個路口一夜之間發生的情況。北京，究竟有多少個這樣的路口呢？

人啊「人」

　　從軍博到木樨地，繞過復興橋，沿著復外、復內大街。你踏著遍地瓦礫，向廣場接近。這是3日夜間那支部隊的進軍路線。你步行，在空無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過大戰之後的廢墟。

　　西長安街像戰場，每一個路口，都堆積著焚毀的車輛。地上磚頭瓦塊鋪了密密的一層。這時你才明白，真正的「戰場」，不在廣場，而是在整個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還是士兵，都在街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

　　下午5點，在六部口，首都電影院前面，你見到一輛燒毀的大轎車橫在路上，還冒著煙。你轉到轎 車的東面，看到了一個悲慘萬分的場景：一具焦碳似的屍體，伸開兩腿坐在地上，靠著轎車的車輪，遠看，像一個人在休息。然而，這個曾經的人，昨天的士兵，已 經難以辨認。「他」的皮膚像大火燒過的樹皮，低垂的光頭上蓋著軍帽，胸前堆著，自己體內流出來的腸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裏，足足站了十多分鐘。這個 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畫家苟樂嘉的一幅名畫《人》。

　　《人》的創作年代是文革後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頭頭宋立本被對立派的中學女紅衛兵抓住後，練刺刀，挖膝蓋，點天燈的慘景。被虐屍後的「宋立本」，靠坐在那裏，屍體擺成一個「人」字型，無聲地控訴著另一種「人」。

　　眼前這位士兵——後來知道是「共和國十烈士」之一的劉國庚，在文革整整20年後，坐在西長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軀體，又一次發出了聲音：為什麼啊，人？

　　為什麼，人們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仇恨，對立？為什麼一夜之間，軍隊和市民，學生與士兵突然成了死敵？為什麼，善良的人們都成了暴徒，而把人變成暴徒的那些人，卻從不承擔任何責任？為什麼啊？！

　　強者的殘暴只能換來殘暴，而弱者的殘暴，往往觸目驚心。

　　強烈的陽光下，長安街上空無一人，你和他在對視，傾聽。你噙著眼淚，向「人」鞠了一躬，心裏百感交集！

　　兩天前，就在這裏，在六部口，你和大學生們站在一起抗擊著暴力。6月3日淩晨，一輛載著武器 的大轎車在六部口被截停。為了防止武器丟失，大學生們上了車，堅守了二十多個小時，直到一車軍火被安全轉移。面對洶湧而至的人浪，大學生們手挽手圍在大轎 車前，你也挽起了大學生的胳膊，守護著大轎車，守護著八九民運的底線：非暴力。事後查明，大轎車上，裝載著機槍×挺，手槍××支，衝鋒槍×××支，子彈× 萬發，電臺×部……這些軍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幫他們「打贏戰爭」，卻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犧牲。

　　暴力的邏輯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當有人為了私利而輕率地釋放著國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會與被激發起來的社會暴力和平共處，相安無事？

勿庸諱言，社會暴力是一種無序的社會破壞力，是有序的國家暴力壓制的對像和存在的依據。然而，當 國家暴力脫離了正義的目的，背離了國家利益，拋棄了法治的軌道，而淪為少數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會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險萬分的破壞機器——因為國 家暴力破壞的，往往是國家民族的發展歷史，以及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

　　曾經，魯迅先生不願意忘卻的紀念，是段麒瑞政府製造的三一八慘案。在那47名殉難者當中，有 先生敬重的青年學生。據說，當時並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開槍打殺了大學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長跪不起，磕頭謝罪。段後來很快退出政壇，在天津當了 寓公，並從此終生吃素，不沾暈腥。

　　知道羞恥，知道懺悔，段麒瑞在憐憫別人的同時，救贖著自已。

感謝北京

　　槍聲再次響起。從復興門換防回來的裝甲車隊，遠遠地已經發現了你。你緩步跨過大街，在西單路 口一棵大樹前面坐下，等它。當兵的沒有放過你。五、六個士兵圍上來，剛問兩句，就槍托橫劈，把你打倒在地。搗蒜式的打擊落在背上，開始並不感到疼痛，甚至 還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氣，意識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閃念，幸虧，換下了那件血衣……

　　後來在北醫大人民醫院，處方箋上寫的是：肩、背，右下8、9肋軟組織挫傷。脾破裂？氣胸？處 方是留觀一夜，紅藥一瓶。醫生好心勸你，能走儘量走，因為，部隊每天來醫院，抓走傷患，提走病歷。搞過十年外科臨床，你清楚外傷和內傷的關係，不想冒失， 所以仍在醫院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悄悄離去。

　　難忘的是，當你倒在地上，承受連續不斷的打擊之時，西單路口探出幾顆頭來，對著士兵的槍口， 向你招手，要你爬過去。這時你開始感到劇痛傳來，已經動不了了。士兵們剛一轉身，兩位市民就沿著牆根爬過來，從地上架起你一路飛跑，一輛板車早等在那裏， 他們七手八腳把你甩上去，大喊著「閃開，閃開」，把你送到了人民醫院急診室。

　　你沒有來得及道謝，甚至，連救你的人們的長相，也沒有看清。

　　這就是89年的北京，人類的醜惡和人性的美麗交織在一起，都充分表現出來，釋放到了極致。 15天來，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亂場面，而永遠感動你的，是街頭救助。那奔跑著，挽扶著，呼喊著，圍護著的救死扶傷的場面，成為北京街頭最為壯麗的人性景觀， 長留在每一個目擊者的心裏。那些日子裏，你救人，人救你，人們互助互救，活得真實，一種崇高淨化著人，提升著人，使人們在街頭成為兄弟。

　　十八年來，你無數次衝動著寫作的念頭，無數次提起筆來，卻寫不下字。因為長期以來，你只是一個用腳來寫作的行動者，而不是一個寫作者和講述者。你對寫作，沒有自信。

　　但是這次，你要寫要說了。這要感謝一位叫馬力的香港先生，因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 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侮辱了你的智力，踐踏了你的記憶。他讓你想到了惡，而不是美。你要告訴他，你想記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 麗，譜寫了中國當代史的華美章節。它留給世界的，是大愛的人性光輝和大美的真理價值。

　　因此你說了。你說了，不為拯救靈魂，只為感謝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車上，你拿出了筆記本。上面記著，5月21日，來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紀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詩《對話》。八九民運，從對話的初衷走向對抗的結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問題可以反思。然而《對話》的精神，卻永遠是那麼美麗！

　　所以在西去的列車上，你給大家讀了這首小詩，表達了對一個時代的最後美麗的深深感激。

對話

孩子：媽媽，這些小阿姨，小叔叔為什麼不吃飯

媽媽：他們想要得到一件禮物。

什麼禮物

自由。

誰送給他們這件美麗的禮物

自己。

媽媽，廣場上為什麼那麼多，那麼多人

這是一個節日。

什麼節日

亮燈的節日。

燈在哪兒

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媽媽媽媽，救護車裏是誰

英雄。

英雄為什麼要躺下呢

好讓後排的孩子看見。

看見什麼

七種顏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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