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素史克行贿背后：抬高药价的是政府部门

发达国家药品价格也有管制，他们最大共同点是药品销售占医院收入比约12%-15%，收入来源主要靠优质服务和管理，不像中国靠垄断地位卖药获得。

葛兰素史克行贿手段都是老套路
最近一个月以来，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以下简 称：GSK）行贿门事件成了公众媒体和行业内议论最多的热点。外资巨头一向给人的印象是高科研投入、专利产品、高质量、学术推广等等光环，当然，还有随这 些而来的高价格。每当政府定价、招标采购的时候，都会顶着原研的帽子，获得高昂的价格和巨大的空间。现在，大家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光环都只不过是利益交换 的遮羞布而已。这次一下子扯得干干净净。值得一提的是：这块遮羞布不仅仅是GSK的，更是所有合谋者的。
GSK行贿的手段其实都是老套路： 注册搞定药监，高定价搞定发改委，进医保获得社保报销搞定社保部，进地方招标目录以及单独分类搞定招标办，进医院搞定院长，之后才是主任、医生。事实上， 这不是GSK的手段，这是行业现象。被蒙蔽的人傻眼了吧？这些不都是传说中用来管住药价、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降低老百姓负担的部门吗？怎么这么一 说，感觉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政府是不是该加强管理啊？不幸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再多N个管理部门，多N个限制政策，就会在药品的价格里多N个成本组成。 因为管制带来寻租，更多的管制自然是更多的寻租。药品高额的毛利空间，正是由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合谋造成的。而根源就在于政府对价格管制的思维逻辑。
医改的三个主要方面
事实上，药品价格的管制只是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那么，包括药品价格、贿赂、以药养医、医患矛盾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医改的主要问题呢？这得从医改的内容说起。
医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医疗卫生体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各方面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医药卫生体制就是“三医”即医保体制、医疗体制和医药体制。
医保体制负责解决支付的问题，包括谁？按照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如何筹措资金？如何支付等等。
医疗体制负责解决看病的问题，包括谁？用什么价格？治哪些病？
医药体制负责解决药品的问题，包括可及性问题、创新问题、社会负担成本问题等。
医 保体制目前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是全覆盖，也就是通过各种医保政策提供了将全社会所有公民都纳入不同医保体系的可能性。说提供了可能性，是因为理论上都可以 纳入，但实际中有些情况确实还没能够纳入。医保解决得不好的，是覆盖深度、公平性问题和使用效率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
医疗体制问题最大，医疗资源被行政垄断是问题关键
医疗体制问题最大。其中的核心矛盾则是医疗资源由行政垄断还是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是贯穿整个医改始末的关键。我们目前看到的表现出来的矛盾，几乎都由此派生出来。
比 如看病难的问题。当医生被束缚在体制内，而医疗资源被行政垄断，医疗服务的价值被剥夺（表现为低定价），于是我们看到了90%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继 续行医、基层医生大量流失、专业院校需要用高额补贴和严格合同来逼迫诱导学生毕业去基层服务、三级医疗体系名存实亡、资源倾斜的大医院人满为患。简单说， 当出现全社会都不愿意做医生这样的局面时，算是解决了看病难吗？
再比如看病贵的问题。靠剥夺医生医疗服务的价值来降低医疗费用的思维，必然 招致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反抗来获利。与此同时，当财政拨款只能维持医院10%的成本，剩下的90%需要赢利来维持医院经营的时候，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冲 动根本无法遏止。十几年来，年年上涨的药费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上涨，根本不以政府的意志和宣传为转移，因为这是不可阻挡的市场客观规律和力量。
特别解释一下，常年以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普遍舆论导向是：药价虚高的原因是以药养医。是吗？不！医生需要人养吗？不需要，他们有技术、有知识。但为什么总是有所谓养医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的价值被行政垄断剥夺了。
目前行政通过医疗市场准入、规划布局、人事编制、评级考核、科研经费、价格管制、医保的资源控制（补供方）对医疗资源实现了垄断。这样的垄断，不仅加剧了供需矛盾，扭曲了市场价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更极大的助长了权力寻租。
中国药费占医院收入比例超50%
最后说医药体制，其实就是个倒霉蛋！说它是倒霉蛋，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被人“栽赃”的，是人为的引导到“医药体制改革重点是要降低药价来解决看病贵”这个“伪问题”。说它是“伪问题”，不是说控制药品价格完全不是个问题，而是它在现阶段根本就是次要矛盾。
有 人说，有些发达国家的药品价格也是管制的。确实，欧美国家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各有不同，价格不管制的代表是美国，价格管制的代表是法国、加拿大，间接管制的 代表是英德。虽然是否价格管制各有不同，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药品销售占医院收入的比例只有约12%-15%。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服务、良好 的管理来取得，而不是像中国依靠垄断地位卖药来获得。
欧美国家也有例外，就是对药品价格管制最严格之一的法国，由于严格的药价管制，他的平 均药价是整个欧洲最低的，但药费占比却高达17%，而中国，药费占比超过50%，还未包括近年来越来越高、接近30%的检查费占比。这些都说明，医疗体制 的矛盾是医改的核心矛盾。其他一切关于药品、价格的问题，都是次要矛盾，都是医疗体制矛盾带来的“果”，而不是“因”。不在“因”上解决问题，只想着在 “果”上做文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这些年来，无论发改委怎样通过集中采购招标、行政命令降低药品价格，无论公检法怎样抓行贿受贿，无论媒 体怎样宣传医德批判失德，无论工商税务如何检查，无论行业内如何揭露内幕，那一份份的文件：《规范xx的xx制度、xx通知、xx办法》、《进一步规范 xx的xx制度、xx通知、xx办法》，最后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这大约就是这次GSK事件的最大象征意义：都是白忙活！只能拉更多人下水。
舍本逐末的医改，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解决医改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打破资源垄断
那 究竟是谁“栽赃”给医药体制这个“伪问题”呢？他们就是这场持续了十几年“舍本逐末”的医改游戏的导演----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湖北省食药监局副局长李 汉卿说的，真正医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有关政府部门，因为现行的加价率管制和集中招标政策是一个典型的‘让企业围绕着政府转’的政策组合，使得权力的含金量 极高，许多人因此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湖南省食药监局、发改委、卫生厅的窝案，还是这次GSK的受贿名单都是李局长这个判断的注脚。
事实上，在很多人大谈安徽模式还是广东模式利弊分析的时候，本文没有想去讨论任何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的问题，也是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只是利益分配问题，而不能解决任何医改问题。
也因此，所以希望通过医药体制改革来解决医疗体制沉疴的努力，要不是无知，要不就是作秀来维护自己的不当既得利益。类似于各种模式的招标、零差价、两票制、价格调查等等。
解 决医改的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改变垄断资源配置权力的思维模式，而且，不仅仅在医疗领域。改革，用汪洋副总理的一句话来说：只有拿出“革自己的命 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资源配置的问题。只有往这个方向努力，药品价格问题才变得不是什么问题，医院和医生才能 消除逐利冲动，贿赂在交易中的副作用才会超过正面作用而被边缘化，招投标的主体才不致错位从而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医疗行业才能吸引更多资金和人才， 价廉物美的药品才不会被挤出市场，药品企业才能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和高质量，政府也会回归到服务、监督的本质而不是审批，没有寻租的权力自然没有权力寻 租的成本。
医改的深水区，是政改。不能再误导民众了。我们期待着这一步。

文章来源； http://goo.gl/zwjIAf

成人奶妈交易：有性行为 接受服务要写心得

(北京青年报) “本月一则名为《深圳富豪圈流行成人喂奶》的新闻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所谓“成人奶妈”的伦理、法律等方面的讨论。事实上，这种处于灰 色地带的“行业”并非最近才出现，一直暗流涌动，并且这种服务也蔓延到北京。它的利益链条到底怎样?又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购买这种低级服务?日前本报记者对 这个灰色行业进行了暗访。
　通过暗访记者发现，非法网站以中介的形式招募会员入会，收取高额服务费，提供成人哺乳服务。而其所招收的所谓成人奶妈部分是处于哺乳期的年轻妇女。而在提供成人哺乳的服务过程，还为色情交易提供了可能。”
　　网站做中介 域名备案号不明
　“成人吃奶是直接接触乳房吃的”，在论坛告示《写给在徘徊之中的准奶妈们》中，“奶妈论坛”明确这样阐述自己的成人奶妈中介业务。
“奶妈论坛”是一个线上成人奶妈中介，目前已经做成了规模，配套设施还有网站、VIP贵宾网和私密QQ群。这些客户群称自己为“奶友”。论坛管理员表示，论坛至今已经掌握了“一定规模的”客户群和奶妈资源。
　这名论坛的管理员在论坛介绍中表示，像他们这样的成人奶妈中介不止一家，对客户的收费标准有按季度或按月收钱的，也有一次性付清的。一些成人奶妈中介公司还在业内做出了名号。
　记者看到，奶妈论坛页面下方的ICP备号的链接点开后，显示为“此网页包含重定向循环”。而奶妈论坛的合作网站奶妈网的ICP备号没有链接可供点击。ICP备号是网站的域名备案号，合法的网站其域名备案后都会有一个备案号，位置通常在网页最下方。
　　收取高额会费 会员等级森严
“奶妈论坛”等级森严，想要通过它联系上奶妈，首先要展现你的经济实力。
　　论坛的普通会员，需要交纳300元的入会费才能得到论坛邀请码进而注册为会员。注册完毕后，会员可以浏览论坛信息，其中包括新奶妈、待开发奶妈的信 息，但在论坛的各个版面都有告示，提醒各位奶妈和客户“严禁以任何方式发布联系信息”。因此，若普通等级的会员“相中”某位已经“出道”的奶妈，需要发邮 件给版主或管理员以获取该奶妈的联系方式。
　　每要一次奶妈的联系方式，客户都需要支付一定额度的论坛虚拟货币。而虚拟货币主要通过发帖、回复或获得论坛版主的奖励等方式来取得，能取得虚拟货币的会员往往是已经混迹论坛一定时间的“老手”。
　　而贵宾客户又分为两类，接受海内外用户，可使用美元付费。第一类是基本赞助会员，入会费1200元。入会后，中介将向会员提供怀孕妈妈、待开发奶妈和最新奶妈的信息，并帮助会员处理喝奶纠纷等服务。
　　第二类是黄金会员，入会费1680元。入会后，除了享受基本赞助会员的服务，还将被推荐接受新“出道”奶妈的“第一次”服务，并有权加入名为 “菠菜农场”的私密奶妈QQ群。此外，黄金会员可以查询论坛提供的全国各地奶妈的行程表，及时知晓某个奶妈目前在哪个省市，即将去哪。
　　这些入会费只是门槛费，每次约见奶妈，客户都需要支付600~2000元不等的费用给奶妈，并支付给“奶妈论坛”一定的担保费。客户可以选择按次或者 包月等方式结账，随着奶妈质量和付费方式的不同，交给“奶妈论坛”的中介担保费用从500~10000元不等。此外，在喝奶活动中，一般开房、吃饭以及奶 妈的交通费用也是客户支付。
　　尽管论坛里没有限定客户的性别，但是记者注意到论坛里的客户均为男性，也没有奶妈表示过曾对女性客户进行过服务。
　　招收年轻哺乳期妇女 以“不违法”做幌子
　　“我们所找的奶妈都是良家妇女。”管理员在论坛中对客户们表示，这是他们收费价格高的原因。
　　管理员说，因为论坛中的奶妈都是从良家妇女开发出来的，所以价格高。许多奶妈都有丈夫和孩子，“估计就偷偷找个买菜的时间或什么理由跑去喂奶友而已”。
　　一个名为“安心奶妈网”的管理员表示，这个网站的业务是帮助“奶妈论坛”进行线下服务，“专注于开发良家”一直是他们的口号。她也提到了这些奶妈中介 推广的技巧，即在每篇文章中包含“奶妈”、“奶妈招聘”、“北京奶妈”、“深圳奶妈”等关键词，并提醒会员和奶妈们在发帖时尽量将这些关键词包括进去。
　　而对于奶妈“开发”，论坛一直有一套“培训教程”。在论坛的显眼处，是写给正在犹豫不决的奶妈们的信息。
　　一位管理员觉得自己总说重复的话太累，于是专门在论坛中写了个帖子为准奶妈们准备着。他在其中表示，成人喂奶一向都是“直接接触乳房”来吃的，价格比给婴儿喂奶要高很多，每个月赚两三万是常态，“在这个社会里，钱才是硬道理”。
　　“我肯定地说成人吃奶不违法。”他说。
　　中介网站向奶妈
　　收取20%介绍费
　　在另一个帖子里，这名管理员透露，“开发良家”的过程比较费工夫，需要劝服、送礼物以及培训，才能让一些刚怀孕或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奶妈的报名在与论坛合作的“奶妈网”进行，通过面试正式“签合同”后，奶妈承诺的行为包括，向中介一方缴纳收入的20%作为介绍费，必须在收到客户款 项的7天内清账。接受中介的客户并为其提供哺乳服务。需要在中介指定的住所等待客户。不能泄露中介的客户信息和管理经营方面的商业秘密。遵从中介的安排， 不能迟到或者早退。对客户要有礼貌，服务要有热情，不得讨要小费。不能与中介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这其中，还包括“严禁与客户发生性行为”。中介同时要 求，“如果不带其他服务，事前一定要说清楚。”
　　过程或存在性交易 接受服务要写心得
　　在劝服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服“良家妇女”关于喂奶过程中是否会发生性关系的问题。
　　一名资深会员承认，乳房属于性器官。但他在“培训教程”中表示，这种关于性交易的想法“太表面”了。他说，直接接触乳房会引起生理反应，这是人的本能，很正常，但有了本能反应不见得就会去实施，还是要看奶妈是否同意。他的这段话被管理员置顶，与其他告示贴放在一起。
　　在另一个告示中，论坛管理员写明“不推荐”做吃奶以外的行为。并标明，在论坛中禁止发布色情内容及露点图片。
　　记者在论坛中看到，首页热门帖子几乎都是以日文为标题的与母乳喂奶相关的成人电影。而不少会员的头像都是完全裸露着的女性的乳房。而裸露的女性身体照片随处可见。
　　论坛的告示中介绍，奶妈价格上的差异是由奶量、来奶速度、奶妈长相、性情和知名度等构成的。而在对奶妈们的点评中，奶妈的长相、身材和性格是主要被点评的对象。
　　论坛规定，所有会员必须在喝奶完三天内写出心得体会。有用户提到，在喝奶过程中，他与奶妈有过聊天、接吻的过程，并描述喝奶过程的结束动作是“我们各自整理好衣服”。
　　而不少会员还在上传心得体会的同时，配上现场照片。这些照片中，无论是奶妈还是客户，都是赤裸着全身，下体围着酒店的白毛巾，身后的白色床单已经皱成一团。
　　此外，一名管理员评价一名被论坛封杀的奶妈时曾表示，她的喂奶交易中存在性行为，“跟客户上床已经无数次了”。
　　对会员和奶妈 有严格的惩罚机制
　　封杀，这是网站对奶妈的一种惩罚。事实上作为中介的网站对旗下的奶妈有着严格的惩罚机制。
　　其中一个被论坛处理的奶妈叫“漂亮宝贝”。管理员称，这名曾经签约论坛的奶妈，从业已经一年，奶水已经快没了。在这一年间，奶妈论坛这个平台为她赚取的利润有20万元。但现在她改变容貌继续以新奶妈身份接待客户，论坛遂将其封杀。
　　在论坛，专门有个“奶妈黑名单”的板块，用来将不符合论坛要求的奶妈公布给众人。
　　而除了对奶妈的惩罚，中介网站对于购买服务的所谓客户也有着“惩罚机制”。上个月底，奶妈论坛就“抓获”了一个喝奶不给钱的客户。
　　为了抓到这个多次喝奶不给钱的客户，奶妈论坛让一个奶妈约他出来喝奶，随后，一群“正义的兄弟”们在其喝奶过程中闯入宾馆房间，对他进行了惩罚。管理员感叹，“正义得到了伸张”。
　　为了警示其他“打算骗奶吃”的客户，论坛还公布了该名客户喝奶时的照片。照片中，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酒店床上看着镜头，他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围了一条毛巾。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衣服的体型壮硕的男性，正看着他，握着拳头。
　　奶妈网站邀请码 成为赚钱新“工具”
　　事实上，即使被封杀，那么在淘宝网上也能够低价买到该论坛的邀请码。奶妈论坛已经运作得比较成熟，在淘宝网上，还出现了低价售卖该论坛邀请码的卖家。
　　如果直接从论坛官方购买邀请码来注册账号，需要交纳人民币300元。而在淘宝上，该论坛的账号售价只有50元。
　　记者从淘宝网购得了一个二手账号。用这个账号，可以进到普通会员中“新手”能进的所有版面，并与管理员和版主私信，要到奶妈的联系方式。但一些更私密的为“老手”准备的版面和帖子，则仍然无法阅览。
　　一周后，记者发现，这个账号已经无法使用。询问淘宝卖家，没有回复。一位论坛客户告诉记者，这可能是淘宝卖家将账户又收回改密码转卖给了别人。
　　奶妈论坛的管理员也证实了淘宝有叫卖邀请码和二手账号的卖家。他说，那些叫卖中的二手账号，主要是卖家以盗号形式获得的，买家买了没有保障。
　　除了淘宝的二手账号以外，奶妈论坛称，还有一些论坛山寨了自己，并提醒客户注意识别。
　　在管理员看来，几乎没有准入机制的山寨奶妈论坛鱼龙混杂，是非常没有保障的，对他们根本构不成威胁。本版文并摄/北青暗访组
　　直面交锋:　“奶妈”威胁未赴约记者 “我要搞你很简单”
　　记者购买了奶妈论坛的邀请码，发现有一个名叫“小雨”(化名)的奶妈，无论是在百度的“奶妈吧”，还是“奶水吧”以及“奶妈论坛”，都有她的信息，而她刚好近日从广州来到了北京“工作”，便加了她的QQ。
　　小雨的话不多，一般问几句才会回一句。她说自己25岁，刚生完孩子5个月，并强调自己奶质好，可直接接触乳房喝奶。喝单次奶需要付费1000元，先付费再喝奶，开房费用由客户付款。
　　小雨还说，上床的服务她是不做的，只喂奶，并再次强调自己年轻，奶质好。
　　奶妈论坛曾告诫会员和奶妈，初次见面最好先约到一个咖啡馆或餐厅之类的公共场所，双方彼此了解之后再去开房。起初答应的小雨在第二天又犹豫了，并表示最近风声紧，“我都在想你是不是记者”。
　　但过了一天后，小雨主动联系记者，说自己最近都有时间喂奶，再过段时间就要离京了，想在北京喝奶都没法再约。当被问及怎样碰面时，小雨表示，“你先进房间，我来了直接去，一般都这样”。说完，小雨指定了菜市口作为见面地点，并约定了早上9点见。
　　记者按约定时间来到酒店，10分钟后，小雨表示她打上了一辆出租车，马上就到。
　　又过了40分钟，一名戴着细框眼镜年轻的女子缓缓走入了酒店。她顶着一头短发，一个卡子斜别在刘海上，皮肤很白，身穿白色上衣和格纹包臀裙，直接走到了约定的房间门口。
　　她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得到回应，便给记者的手机打了三四个电话。在没有接通后，她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便立刻转身快速出了酒店，并跑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处，一手叉着腰一手不停地给数个人打着电话和发短信，双脚不停地来回换着重心。
　　“我要搞你很简单，”其间，她给记者的手机发送短信称，自己的人有背景，可以查到记者的身份，警告记者要小心。并提到，此前也有一些人被“老大”搞了，劝记者好自为之。

文章来源: 北京青年报

大崩溃:中国土地之殇

在中国粮食产区的中心，有一个名叫大浦的多雨村落，这里一个农民种植的庄稼她自己都不敢吃。她说，她的农田旁边有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化工厂，这个工厂 直接向当地的灌溉水池排放污水，导致这里的水变成像防冻剂一样的荧光蓝色。这里一些经常在农田里走动的农民脚上会不明原因的起水泡。
这位农民说，这些庄稼颗粒无收。她一边说，一边指向灌溉池另一边的一小部分发育不良的稻秧。她之所以种植这些劣质的卖不出去的稻米，只是为了有资格 获得这些工厂所有者发放的污染补偿款。但她说，补偿款远达不到过去土地状况良好时她的收入水平。她说，这些庄稼外表看起来还活着，但实际上里面都死了。
湖南大浦这些农民的经历凸显出，中国不断升温的抗污染斗争出现新的重要战场。数年来，公众的目光都放在空气和水污染这两个令中国不断扩张的城市感到苦恼的问题上。但最近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污染问题已延伸到城市以外，现在正在覆盖农村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农业中心地带。
国家下属部门的研究员估计，8%-20%的中国可耕土地（大概 2,500万-6,000万英亩（合1,011万-2,428万公顷）），目前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即便失去5%的可耕地都可能是灾 难性的，这会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降至养育13.5亿人口所需的2.96亿英亩（1.20亿公顷）这个“红线”以下。
中国农村地区环境恶化主要是两个趋势的结果，环境研究员说，一个是污染工业向远离人口中心的偏远地方扩张，另一个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这两个改变都受到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推动，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城市以外地区人口。
然而为使城市人过的更加舒适以及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努力同时也在导致部分食物链受到污染，一些污染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对许多人来说更加可怕的形式）回归城市。
《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一书的美国作者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污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移。你无法把它完全隔绝开来。一些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人士（包括许多在华活动人士）警告说，污染对当前政权 的存续造成威胁，夏皮罗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未来能否保持其合法性，污染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长期以来都试图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可追溯至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这一运动始于1958年，当时毛泽东试图要求农民在自家后院建设 炼钢炉，以此实现迅速工业化，但却损害了农业产出。几十年来建设乡村工业的累积效应如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产粮区的工业增长飙升。在曾 经的农业大省湖南和湖北，2007年至2011年工业活动增加了两倍以上，远远超过工业强省广东的增长。
环境研究人员说，在一些情况下，工厂转移到农村是为了利用更廉价的土地，这些土地常常是在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当地官员帮助下获得。还有一些情况是， 城市领导人希望工厂迁出拥挤的城市。专家说，由于许多小城镇的政府对复杂工业活动进行适当监管的能力不如大城市政府，因而加剧了工厂转移所引发的农村污染 问题。
今年2月，上述转变的后果突然引起了全国注意，在那之前，中国环境保护部拒绝公布一个为期多年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说相关数据是国家机密。该决定在一名维权律师要求环保部公布相关数据时浮出水面，引发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强烈抗议。
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户上发布的消息说，遮掩只会让人猜测：我们被骗了。
环保部尚未回应置评要求。今年4月，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调查结果将在查证后公布，但没有具体说明。
接下来的一个月，土壤调查引发的公众哗然又因另一场争论而加剧。当时华南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当局披露了对当地大米供应进行的调查，18份样本中有八份被发现镉超标，镉是一种重金属，可能对肾脏造成破坏并导致严重骨痛。
官员们没有说大米中镉的来源，但他们说，这些大米是在附近的湖南省种植的。镉通常与锌和铅等金属的开采与熔炼以及电池生产有关，这些在湖南都很普遍。
社交媒体用户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不相信随后的两次全省范围的调查，这两次调查显示镉超标大米分别只占大米供应量的5.8%和1.4%。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写道：先是水，然后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现在是土壤。人们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我们总能移民海外或外太空。
曾任调查性报道记者、现任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驻北京总编辑的刘建强说，中国人与大米有着极深的关系。如果你发现一些蔬菜或水果受到了污染，你可以说“我不会吃它”。但大米是你无法避开的。中外对话是一家专注于跟踪研究环境问题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中国官员一再说，他们将认真对待污染防治问题。在镉超标大米的消息曝光一周后，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层领导人会议上说，他计划设置一条生态“红线”，他警告说越过“红线”的人将终身被追究责任，不过他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威胁远不止镉。今年1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详细报道了泽口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出农村地区有毒化学废物带来的危险。泽口位于 湖北省，环保人士称其为“癌症村”。村民们指责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造成了最近60多例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死者年龄不到50岁。
一个月后，中国环境保护部首次公开承认存在这样的“癌症村”。据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说，“癌症村”的癌症患病率异常高，中国有数百个“癌症村”。
今年3月，国有媒体报道说，居住在浙江省一个电池厂附近的168名村民被查出血铅超标，这是一系列与电池和冶炼厂有关的农村铅中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此外，过度使用化肥也给中国的耕地带来了压力。中国环境保护部的庄国泰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使用的化肥只有35%被农作物有效吸收。他说，剩 下的65%被排走，严重污染了中国的耕地。流走的氮肥会污染水源，导致土壤酸化，水土流失以及农作物产量降低。氮肥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化肥之一。
庄国泰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土壤将无法承受，环境将无法承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说，2000年至2011年，在中国对大米等主食爆炸性需求的推动下，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38%，至每年逾5,700万吨。这样的增幅远远超过了总灌溉面积的增长，总灌溉面积同期仅增长了约15%。
专家们说，政府清楚农村地区污染带来的威胁，他们指出环境保护部部长今年3月曾承诺将重金属污染作为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国土资源部随后在6月宣 布，该部将对全国土壤进行采样，以便绘制全国污染水平地图，不过不清楚调查结果是否会公布。当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审议了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草案 的内容包括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并要求加强对化肥的监管。
但专家们说，人们担忧缺乏透明度，官僚机构行事迟缓，且如果宣布大片土地受到污染，人们还担心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都令人们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提出了质疑。
消除耕地中的重金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农田不能种植作物。对于一个需要用不到全球10%的可耕地养活全世界20% 人口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前景。如果粮食保障出现任何大幅减少，都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损害。中共从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声誉维系于在尽可能少进口的 情况下，保持中国粮仓满仓的能力上。
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发布土壤调查结果的举动只会令人更加担心，官员们不愿公布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2006年，土壤调查发起时，国有媒体进行了大 张旗鼓的宣传，调查原定于2010年完成。去年6月，一位环境保护部的官员对新华社说，在一个监测污染的试点项目中，有20%以上的土壤样本（涉及到 364个村）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说调查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中国环境保护法专家王立德(Alex Wang)说，人们普遍感觉政府官员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他们披露了实情，公众的不满将超出政府应对的能力。
对西方几代的读者来说，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在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931年出版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刻画。该书描绘了一个旧中国的农村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正如书中主人公王龙所感悟到的，即使是经过了数年的饥荒和艰难，中 国人最终都一定会在土壤中找到他们的生计所在。
如今，中国很多农村问题在湖南省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广州发现的镉超标大米即来自湖南。湖南是中国最大的水稻生产省，2011年水稻产量近2,600 万吨，占中国水稻总产量的近13%。湖南在中国粮食供应中扮演的核心作用可以用一句谚语加以概括，这个谚语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当时湖南还 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湖广熟，天下足。
不过，近几十年来，湖南也成为中国五大有色金属生产省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根据湖南省及全国统计数据计算，2012年，湖南有色金属矿和冶炼厂占全国总量的7.5%。铜和铅都属有色金属。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il Sciences)土壤修复专家陈能场说，农田就挨着正在开采的矿山，对环保问题不够注意。
湖南的镉污染问题有多严重很难判断，任一批次的镉污染大米中镉的来源也同样很难确定。关于该地区的重金属污染曾有一些小规模研究，200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发现，在湖南等一些南方省份的市场上购买的大米有60%镉超标。
不过那次调查仅仅基于61个样本。中国的镉限量标准最高为每千克大米含镉0.20豪克，是通用国际标准的一半。研究表明，湖南大米还存在砷和铅超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受污染大米已经流入市场。
42岁稻农朱宏庆（音）住在离大浦不远的堰桥村。他认为自家稻田没有受到污染。这些稻田距离大浦的化工厂1.6公里以上，也远离任何矿场。但因缺乏 信息而被放大的消费者多疑症所有湖南大米的销路都受到不利影响。据湖南益阳市金城米厂的一名经理说，自镉恐慌开始后，精米价格最多下跌了14%，后来略有 回升。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朱宏庆审视着即将收割的早稻说，我跟我老婆讲，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这些大米卖不出去了。
土壤污染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在大浦很明显，那里的村民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担心遭到当地官员报复。那位种劣质大米的农民说，这个村子本来一直都是个干 净兴旺的地方。村民们出售大米、枣子、桔子和甜瓜，日子过得不错。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个氟化铝设施开建。她说，工厂24小时运转，夏末 开始刮南风时，工厂的烟飘到了田地上，灌溉系统也被严重污染，连虫子都走了。果树不再结果，就算结了也没人原意买。
村民们投诉后，工厂老板同意支付赔偿金，条件是农民们继续种庄稼。那位大浦农民说，她以前每年种水稻的收入最高可达到人民币1万元。现在她种植不产米的秧苗能得到大约人民币5,400元的补偿。
这家工厂为湖南有色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集团(China Minmetals Group)的子公司。该厂一名负责环保的管理者说，该设施保持了严格的环保标准，但设备故障和电力问题偶尔会导致过量污染物的意外排放。他说，工厂的排 放物对人体健康无害，还说该公司按照监管要求支付了染补偿金。
这名仅自称姓李（音）的负责人说，农民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因为化工厂只能建在农村地区；我完全能体会当地人的心情，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负责监测大浦的衡东县农业局的官员不断挂断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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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污染问题,谈谈我家乡的见闻
看到板上一个关于农村污染的帖子，想到这几天在老家的见闻，无法安然入睡，谈谈我家乡的情况
我家在江西省上饶县辖下某镇，靠近县城，前几天刚回家，感觉今年的污染十分严重，于是在附近转了转，并且从亲戚朋友那里打听了一些具体情形，下面做些说明：
1.污染企业的来源：原来就存在的本地人开设的 化工与重金属 相关企业，以及 近几年由县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企业（其中不少是来自浙江的化工与重金属相关企业）。
2.污染的具体情况：立体式污染。下边举些例子说明
（1）水，铜业公司将废水排入附近小河，导致相应的农田绝收，还有的企业将废水排入坑中，对地下水构成威胁（具体情况不清楚）。
（2）空气，每天早晨和傍晚可闻到刺鼻的气味（类似烧焦的塑料味，可能是附近的冶炼企业废弃偷排含铅废气，待我有空去调查一番），出现类似北京的雾霾。据我所知，临近有一村受铅污染更加严重，村民普遍血铅超标（儿童受害尤其严重），山上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3）土壤，由于铅沉降，空气污染（以及可能的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出现了之前提到的水稻绝收；家门前的银杏树叶发黄；豆角，黄瓜出现很多畸形生长情况；茄子则不能长大；还有一种我很爱吃的特产豆子绝收。
3.各方态度
村民：明知有严重污染，但是平时还是鸵鸟忍受为主，只有到了出现严重后果时才采取行动（比如之前提到的血铅村，事态严重后村民进行了维权行动）
企业：平时，我行我素，“闷声发大财”，受到严重抗议后会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将血铅村进行部分搬迁，供应一部人在县城里租房）
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平日压制为主（前者可由国土资源部几年前做的污染普查结果秘而不宣佐证，后者可由一些此类报道被地方政府压制佐证），矛盾激化时局部解决
4.前景
1.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的积累之后，产业升级后将污染企业向内陆转移
2.环境压力达到临界点后矛盾激化被迫解决
个人看法(对于我老家的情况)：2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想：
1.小学时就阅读过的环境保护读本里的内容于十几年后在我家门口出现，莫非先污染后治理是绕不过去的坎？
2.算上了环境账之后，经济究竟有多少增长呢？至少对我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所失应该大于所得许多
悲观地说，只要不大闹，账面上就还能过得去。
早就该在农村强制推行独胎。
农村允许二胎的结果就是耕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GDP过日子，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廉价商品过日子，对
没有环保成本的廉价工业品严重依赖。
导致企业成本越减，产品越畅销；
不搞高污染工业，农村会立刻出现穿不起裤子吃不饱饭的恶果。
搞高成本的无污染工业导致市场萎缩。
所以高高污染的工业，制造廉价工业品对农村是极为必须的
人多了，躲都没地方躲。
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水的地方就有大量的人，没水的地方也是很多人。
而工业必须要有水才行。
您说的第二种结局根本不可能，对这一点TG做过深入的研究。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XX，农民只有观望，得到实惠之后才跟。
第二种结局恐怕是受害农户一个一个被摆平，受害地区常住人口逐年衰减。
现在那里污染都是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跟你类似，
我是南通的，以前附近有化工厂，造纸厂等，
污染特严重，很多人得癌症。
现在大家有钱了，把厂逼关门了，当然政府也不支持这些厂。
现在河里的水都非常干净了。
空气也是呱呱叫。
看来污染得大家都富裕了才能彻底解决。
我通是不是把一些污染较重的厂放到下面的乡镇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H6hbfI

许一力：广东地方债需政府不吃不喝400年才能还清

这两天有消息称，国务院发特急明电，要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审计署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训，下周进驻各省市。地方债问题可能很大，解决的方法上可能要变一变了！
联想起前一阵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破产,美国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做台看大戏”充耳不闻。这让大家浮想翩翩,咱中国政府能不能也这样子弄呢？
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不能用那种政府破产的方法。但据说中国对地方债的解决方法正在大力改变，如果还按照旧的解决方法，中国的地方债务只会窟窿越来越大。去年针对广东省的乡镇抽查中，不少乡镇的债务比例非常惊人–地方政府已经需要不吃不喝400年才能还清负债余额。
我相信广东的地方债情况只是一个最普通的缩影。
就在4月中旬，摩根大通通过内部研究，核算出中国的地方债务总量是–略超14万亿人民币，2010年末的这个数据是10.7万亿，这其中还不包括 11万亿的政府隐性负债。把这些都加一起，中国地方债务超过4万亿美元。美国2012年的时候，地方负债计算过是2万亿美元，远比不上我们，但据说美国的 债务当时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恐慌，当时的说法是，未来的一到两年内，美国将有不下100座城市相继破产。
果然，底特律就破产了，它破产时的政府负债是多少呢？负债182亿美元，2013年财政收入不过区区12.21亿美元。这些数据是需要对比的！对比咱中国目前25万亿的地方债务总额计算，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是1.5万亿。利息支出都大的惊人！
类似于广东乡镇需要不吃不喝400年才能还清债务的情况，在美国那都得破产多少次了？但中国的这些乡镇就是活的好好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些政府享有无限债务信用。
有人说中国债务无论到了什么程度都可控，因为政府享有绝对的税收权利，如何收税收多少税都由政府决定，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决定一项已经通过议 会决议的税收项目究竟执不执行，而前期的税收项目能否确定，税收比例如何，税收款项的用途都要由各级政府议会表决通过。更厉害的是，中国的政府完全无需用 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可以动用更加隐秘的手段–印钞。这也是中美政府之间的最大不同，中国政府享有铸币权，我说印就印，也因此，中国的地方债务几乎有着 绝对的信用保证，地方政府可以无限制的举债发展。
但这种经济结构是病态的！
中国过往解决债务的模式把地方政府给彻底惯坏了。过去，中国城市处理债务问题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开发土地搞招商引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 度，地方债务就上交中央并且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出面用全民资产来偿还债务，处理不良资产。此后再放开搞活，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进 入新一轮的扩张和债务循环，重复同样的结果，并且风险程度更为剧烈。说实话，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庆幸于中央对于债务的无限兜底，若非如此，底特律的悲剧早 已经不知在中国重复了多少次。
当然，如果不是中国这样子解决债务问题，地方政府也不敢欠债这么多。
正是在这个保护伞下，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大力形成。我们做过一次相关论文，地方债务形成主要归总为以下几种：1、绝大多数政府缺乏严格的预算制度。 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把手个人的意志。缺乏有效预算，就出现了有钱随便花、没钱随便借的现象，机构自然也臃肿。2、基本建设投入太大。上世纪，地方 政府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跑项目跑资金，结果是上级有关部门一边下拨交通、水利和新农村建设等专项资金，一边要求当地政府按一定比例配套资金，项目争取 得越多，匹配的资金也越多。债务多反而更光荣！3、上个世纪地方兴办企业热中，多数地方没有认真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跟风负债上马了不少企业，由于 各种原因，很快企业就亏损倒闭了，地方政府最后买单。
在中国的四级政府中，估计县一级和乡镇一级的债务极度突出。由于债务严重，有的地方政府重要工作根本难以开展，甚至连日常运转也需要举债；有的政府 在不断变卖房产、汽车等还债，甚至连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宿地都快没有了，只能借民房来维持工作。很多乡镇政府被债主催债，成了“老赖政府”！
说实话，再不解决地方债问题，可能就真的没得救了。中国以前的地方债务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化解的悖论–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导致财权向中央财政上收， 事权向地方财政下沉，财权和事权不对等；再加上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又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举债，于是地方政府便通过大量的隐形举债来解决财力问题；另外， 现实中是“谁举债多，谁政绩大”，而且，借债的人不用还债，用钱的人不用借钱。地方官员往往是抱着“干一票大的然后就走马换任”的想法，上届政府没有限制 的举债发展，导致下届政府除了借新债还旧债已经没有出路。城市负债规模近几年出现爆炸式的大发展，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找到了病因，必然是对症下药。
据说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财政公开，推进参与式预算。比如浙江省温岭市推出了人大参与乡镇财政预算制度。当地介绍说：“比如，今年财政预算时， 我们总的预算盘子为2.9亿元，代表们说，现在宏观调控，土地指标又少，不能安排这么多，于是从原来的2.9亿元缩减到2.3亿元。又比如，中央提出今年 三公经费不增加，代表们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增加。”
据说在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考核问责机制。1、对政府债务情况进行考核，把降低负债率列入重要的一项考核内容。2、设定举债最高不能突破的预警红线，如设定举债数额不能超过年收入两倍为举债红线，突破红线就要被问责免职。
各个地方都在试行一些新办法，但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中央的定调。这一次的政府债务审计，会有多少地方政府惶惶？就在前一阵，曾有传闻的一个中央定调：不排斥地方财政靠卖地，但卖地得的钱花在了哪里一定要清楚！
中国的体制决定在处理地方债上无法完全复制西方模式，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破产机制不存在先进性。底特律模式的价值点，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决策责任的分 级模式，如果承认“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承担相应的发展责任也应该成为“硬道理”。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为地方债务规模兜底，然而兜底的同时，也同样需要 让导致地方债务结构大幅恶化的相应官员受到一部分警示，以此为模式，一方面避免中国的债务结构出现突然的恶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遏制地方政府无限制发展 的病态模式。

文章来源：http://goo.gl/UQk3TR

媒体核实网传“李天一案新版内幕”多处细节

李某某涉嫌强奸案自庭前会议结束至今，不断有消息自网络曝出，前不久曝出梦鸽写《致法院公开信》为儿子开脱，最近又有“解密哥”在其微博晒出“李天 一案新版内幕”，全程披露李某某在酒吧喝酒、几人带杨女士去吃夜宵以及到湖北大厦开房全过程。昨日，本报记者分路探访，该新版内幕诸多细节得到核实。李家 新闻发言人、法律顾问兰和回应称怀疑相关信息自警方或GLOBALCLUB酒吧泄出，随后表示该过程“纯属杜撰”。受害人杨女士的律师田参军评价此版本内 幕时“保守”地表示“具有内在合理性”。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 张剑京华时报制图杨佳宁
1.GLOBALCLUB
负责人称基本真实
昨日下午，记者找到了涉事的GLOBALCLUB酒吧，因酒吧每晚8时才开始营业，酒吧大门紧闭。了解李某某案“新版内幕”的酒吧一负责人回应称， 该“新版内幕”中所讲述的过程是基本真实的，“公安机关为这事儿取证半年了，也多次到酒吧调查、求证，我也做过一些了解，所以感觉事发经过基本是真实 的。”
2.金鼎轩
女子一直趴在桌上
在海淀区远大路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北侧，分布着两家金鼎轩店。虽然两家店面上都标注有24小时营业字样，但位于西部的店面因大门开于购物中心内部，所以不经营夜宵。位于东边的店面则接待消夜人员。
据了解，2月17日晚，该店内的确有几名男子带领一名女子前来消夜，几名男子还与邻座发生纠纷，一名女子则一直趴在桌上，“原来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 李某某等人，也是3天后看了报纸、再加上警察来调查看监控，才知道那几人就是李某某等，”店内一工作人员反映称，因为酒店监控同公安联网，“只能公安人员 才可以查看。”
记者探访
微博爆料“解密哥”曝光“新版内幕”
据查，“解密哥”在其微博曝出李某某案“新版内幕”最早是在7月25日22时57分，随后，该“新版内幕”经网友转发发酵。
“解密哥”在该微博中称，李某某轮奸案受害人杨女士是事发酒吧的陪酒小姐，同酒吧签约有《工作协议》，但杨女士并非卖淫女。
随后，“解密哥”透露了他了解到的事发经过：2月17日晚，李某某一伙7人来酒吧“庆祝生日”。因李某某常来该酒吧玩，认识酒吧一位男服务生张某 某，李某某一伙儿来后，张服务生便开房招待，而受害人杨女士也跟张服务生很熟，故张服务生便把杨女士和另一陪酒女招进包房（另一陪酒女过后离开），几人一 起饮酒作乐唱歌。时近午夜，一伙儿人结账（据说消费1800余元）离开酒吧。此时李某某一伙中2人离开回家，其余人说去吃饭，并招呼张服务生一起去（带着 杨女士）。
一伙人来到一家餐厅吃饭（杨女士已不省人事一直趴桌上）（警方事后查看录像）。
吃完饭，张服务生委托李某某把杨女士送回家（此时张服务生完全没想到李某一伙儿兽性大发！）李某某一伙儿把杨女士架到车上，便动手动脚。此时，杨女士已开始清醒反抗，其间遭毒打。
李某某驾车到湖北大厦开房。李某某和一人到前台开房，称喝多了，睡会儿觉，开了一个8小时的钟点房。但杨女士等人，并未从大堂进入酒店，而是李某某 策划，另3人把杨女士从后门带入酒店（看来李某某对湖北大厦很熟）（警方调查发现：杨女士被反剪双手搂脖子捂嘴从停车场到后门到房间）整个绑架过程湖北大 厦保安服务员无人发现。
杨女士被侵害后不知所措，因李某某一伙跟张服务生比较熟，杨女士找到张服务生，诉说被侵犯经过，此时张服务生才知李某是禽兽，便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李某某（李家最近展示的短信就是张服务生所发），但李某某不予理睬。张杨两人便到海淀分局报案。
因张服务生知道李某某的手机，警方便监听李某某手机，得知李某某一伙要去北四环一家酒店作乐，警方来了5辆车，都坐满了人。等候多时，直到第二天凌 晨，李某某一伙儿才出现，李某某一伙3辆车试图逃走，被警方逼停，拉下全都戴上手铐，李某某等车上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应该是又要兽性大发）。
“解密哥”称，至此案发经过已明朗，此后李某某家狡辩不再复述。
3.
湖北大厦
确有后门可出入
昨日上午，自湖北大厦正门向北行约数十米，记者便发现有一进入大厦的小门，门口设置有推拉门和一门卫岗亭。一值班保安称自己新上班两个月，什么都不知道。一相关负责人则称，“不方便说”。
进入门后，记者发现小院内斜停着一些车辆。右前方便是大厦主体，该楼西北角下设有一后门，进入该后门前行几十步，便是湖北大厦大堂和服务前台。
据透露，该后门是消防通道，平时是24小时不上锁。但是车辆均需从大门进入，“车辆进入大门后，可随大厦左转停在后门前停车场，人便可从后门进出。”
针对微博上所说李某某和另一人出面开房的细节，记者了解到事发2月17日晚，湖北大厦并没有李某某的开房记录，但是否以成年王姓嫌犯的名字开房则无从考证。相关资料还显示，早在2010年4月份李某某就曾入住过湖北大厦，可见他对此处应该不陌生。
李某某涉嫌强奸案案发后，有人证实警方曾前来湖北大厦勘验并查看相关监控视频。
4.顺景温泉
民警乘5车蹲守李某某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北四环边的顺景温泉。从李某某等人被抓捕至今，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但停车场的保安们对于这次抓捕都有耳闻和目睹。
几名保安称，2月20日晚，大约5辆车来到停车场的入口，这些车没有警车涂装，与普通民用车辆没有任何区别，但并未进入停车场，车上的人也都穿便装。21日凌晨，一辆奥迪、丰田、皇冠车来到了停车场，停在门口准备进入。
就在此时，先前到来的5辆车上的10余人马上下车，将这3辆车堵住。3辆车曾试图离开，但被这10余人逼停。随后，3辆车上的驾驶员及成员被戴上手铐后带进先前赶来的5辆车。这5辆车快速离开，整个抓捕过程仅几分钟时间。
保安们说，虽然先前赶来的5辆车没有警车涂装，也没有拉响警报器，但他们基本能猜测到是警方正在进行抓捕。被抓捕的至少有4人，从外表看都很年轻。但并无人想到，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名人之子，直到媒体披露这一消息。
各方回应
兰和：信息疑警方或酒吧泄露
昨日上午，针对“解密哥”发布的李某某案发经过，李某某家法律顾问、新闻发言人兰和称怀疑为警方或酒吧泄露，警方或酒吧应知事件过程。
随后，兰和在其微博中发出《紧急辟谣》，称目前网络盛传的《李天一案新版内幕》系人为杜撰的谣言，旨在混淆视听，未审先判，最终达到某种不可告人之 目的，“本人已和京华时报跟踪此案的记者联络，被告知从未与任何人透露所谓的相关内幕。在案件未开庭之前，请勿以讹传讹。这个世界上，能最终左右舆论的， 唯有真相。”
在该条“辟谣”微博发出前的凌晨1时19分，兰和发布微博称，“近日有重要信息发布”。
“解密哥”：多方联系无回应
自昨晨开始，记者一直试图通过微博私信及“解密哥”微博中所留的“深度解密”QQ群与之取得联系，以了解该微博的真实性与来源，但直至发稿，一直没有得到博主回应。
“很多人都在找谁是解密哥。”该群内一网友称。
受害人律师田参军：“内幕”内外兼具合理性
对“解密哥”曝光的“新版内幕”，杨女士代理律师田参军先是称“不予置评”。然而，昨日13时43分，前不久曾表态谢绝媒体采访的他在其微博上发声 称：用普通人的眼光看，网上盛传的《李某某案新版内幕》，内容完整，叙事连贯，条理清晰，具有内在合理性。且该文与已经开展和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相呼应， 具有外在合理性。同时，田参军还“谨慎地”表示，“但不掌握该文的信息来源，故对其真实性存疑。”“对于该文所披露的案情细节，不发表任何观点和评论。”
田参军确认称，对于杨女士的身份问题，自己已在微博中公开声明，据深入了解，杨女士确为北京一公司职员。该公司在杨女士入职之际，就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
GLOBALCLUB：别再向酒吧泼脏水
对“新版内幕”中说杨女士实为酒吧“陪酒女”、“同酒吧签有工作协议”一事，一位负责人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说，酒吧是服务于附近大学生、 白领的正规酒吧，不是演出公司，也没签约陪酒女，“称是‘陪酒女’，我认为是混淆视听，那晚服务生张某某也一起喝了几杯，你能说他是陪酒男？”
该负责人称李某某一案曝出后对酒吧的形象影响很坏，“特别是李家的新闻发言人，还有另一被告律师李在珂，说酒吧组织胁迫卖淫，这绝对是诬陷、泼脏水，散布谣言，我们保留和兰和、李在珂等律师打官司的权利。”
该名负责人分析称，李某某的母亲被律师拖着鼻子走；李家聘请的律师是想尽一切办法拖时间、拖案子，“这样可以挣李家更多的钱，争取更多的曝光率。”

文章来源；http://goo.gl/Kqfmlx

冀中星的绝望之路

1979年12月，冀中星出生在山东省鄄城的一个农民之家。2013年7月21日，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引爆了自制炸弹。

在这漫长的34年时间中，冀中星走过了怎样的一条绝望之 路？在漫天的媒体报道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路线。然而，这条路线中的许多真相和细节，已经湮灭在重重的官样文章和谎言之中，只能依照人生和社会的常识 来推断。我试图得到的，是在如此一条漫长的绝望之路中，其中到底有多少个转折点，能够改变T3那残忍的一幕，而这一幕，即将改变和塑造中国民间的抗辩道 路。尽管，世事无常，过去不容假设，但是常识所能构建的，依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图景。

1979年，冀中星出生的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许多城市中的中层，已经开始选择独生子女。在农村中，这当然是闻所未闻的奇事，所以，冀中星顺理成章出生了。

他的少年青年时代是中国一个循例的故事，他堂叔说他“学习 好，要不是家里太穷，应该供他一直上学”，到初二就辍学了。在中国的农村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在我的家乡里，和我一起上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中，有一大半并未 选择考学之路，有的务农了，有的做生意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过着比我富裕得多的生活。但是可能是冀中星的家乡并没有那么多良好的条件，于是在1999 年，他和他同龄的许多农村人一样，到了中国打工之都的广东，他在东莞安营扎寨，用打工积攒了一点微薄资本之后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从事摩的生意（《辽沈晚报》，7月23日）。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广东是摩的盛行的时代，那个时候还 没有遍地开花的私家车，四处兴修的市政工程使整个城市拥堵不堪。而在东莞这个加工工业极度发达的小城市里，到处都是打工仔打工妹的出租屋，灵便而廉价的摩 的盛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聪明的冀中星选择这个职业，显然是一个精明的打算。

冀中星关键性的第一个命运转折点出现了。虽然摩的对于打工群落来说，是一个良好的生意模式，然而，政策风险却极大。由于在一个时间段中，摩托车飞车抢夺党的盛行，使广东省全省内严打摩的，尤其是所谓的“黑摩的”，也就是冀中星这样的无证摩的。

根据冀中星申诉材料的叙述，他就是2005年6月在载客的过程中，被公安局的车追赶，从而被埋伏的治安队伏击，殴打致残的。（《法制日报》，7月24日）

如果广东省对于取缔摩的的政策经过了必要的质询，也许整个 摩的行业不会哀鸿遍野，警察就不会四处追击，治安员不必配合打击。冀中星自然就不会被殴打致残。或者，如果政策不是那么残酷地严格取缔摩的，而是进行一些 替代性的政策，让摩的从业者能够减少因为从事摩的生意而购买摩托车的损失，也许冀中星也会选择别的道路。

东莞官方在T3爆炸之后所发的声明中，指出冀中星乃是由于“交通事故”致残。（财新网，7月22日）这里有一个常识判断，冀中星会因为自己的交通事故致残，然后因没有对东莞警察局和治安队“要挟”成功，而在T3引爆自己？这得是一个多么扭曲的思维？

在“事故”之后，2005年7月和2007年，冀中星及其家人先后提起行政赔偿和民事诉讼，前者被东莞公安局厚街分局拒绝，后者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和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搜狐网，7月24日，《冀中星，爆炸案背后的死循环》）

这又是一个转折点。在人证物证均齐全的情况下，冀中星全面败退。法律维权的路，已经被完全堵死。

冀中星在东莞治疗的医疗费都是自付，钱花光后只好由哥哥带 回了山东老家。他已经瘫痪了。一个摩的驾驶员，即便是因为无证载客，而在国家机关执法的过程中受到了损害，难道不应该由国家机关承担起医疗费用吗？拿不到 赔偿，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对瘫痪的冀中星来说，吃喝拉撒全靠父亲照顾，丝毫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离T3更加靠近了一步。这还是一个转折点。

之后便是冀中星在家中、去北京的漫长的申诉时光。按照鄄城方面的说法，他们给予了他尽可能的帮助，给父子办了低保，2011年底给冀中星办了伤残证，他们全家，能够从官方那里每个月领到250元的补助（《南方都市报》，7月23日）。

250元？这就是当地政府能够给予的全部？按照冀中星乡邻的叙述，冀中星的性情大变，脾气暴躁，伤病使他浑身恶臭，除了家人，没有人去看过他。他能感受到的全部是寂寞，是苦难。社会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社会主义在哪里？

又到了一个转折点：2008年，冀中星有过一次爆炸的尝试，他试图带着黑火药去东莞复仇。但是被拦下来了。这里又出现了一次可能性的化解机会。这是一个已经在积聚了复仇火焰的人，幸运地被发现了。如果当地官方的反应不仅仅是对冀中星禁足、没收了他的轮椅（搜狐网，7月24日，《冀中星，爆炸案背后的死循环》），而是试图通过官方的行为，协助查明和解决冀中星的问题……

但是从此后冀中星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上访这条路上，甚至，这条路还给过他曙光。2009年9月，冀中星给中央政法委的信访诉求被转到东莞。东莞公安局上门了，给了10万，说是“考虑到冀中星家境困难”而补助的，不是赔偿，但是不许再上访。

东莞警方既然声称自己无过，为何要在四年之后突然发了慈悲给补助？为什么是政法委的要求到达之后给？为什么还要附加条件不许上访？又是常识判断难以厘清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本来东莞警方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转折点中，结果是冀中星知道自己受骗了，他的委屈还是没有解决，他只是被“和谐”掉了。他继续上访，继续信访。但是他已经对自己、对社会、对政府丧失了信心。10万元很快就治病花掉了，他的问题还在那里。

2013年，冀中星家里由于自然灾害经济上更显困难。于是，他来到了T3。

这条绝望之路真的太漫长，这里太多的事情违反常识，这里太多的转折点可以化解冀中星的委屈和困境。

但这条绝望之路却还没有到终点。冀中星还没有死，他被刑拘了。他的父亲说，“我一听就想哭，你说他犯这么大的法，人家谁会给他抠屎把尿，给他夜里点蚊香呀？”（《南方都市报》，7月22日）他不是王立军，不是刘志军，很难相信他会得到特别的囚室甚或得到照顾。所有监狱的管理人员都会因为他的恶臭而嫌弃他。现在，他连自杀，恐怕都已经无法完成。他的绝望，还在后头。

《北京青年报》7月24日的评论标题是《同情冀中星是鼓励暴力》，评论认为“可以同情冀中星，不应美化冀中星。……不等于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不伤及无辜应是人性的基本底线，无论结果如何，其行为本身、主动动机都涉嫌违法。对其廉价同情，本质是鼓励暴力行为。”

当我们仔细考察冀中星在T3的所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发 现，冀中星的行为是在公共场合的一种暴力自杀，与自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尽管所使用的材料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了冀中星在家中写满了“报 仇”的字样，发现了大量的关于黑火药、气枪、仿真枪等等所有的暴力复仇的证据之后（北青网，7月23日），他终于还只是走上一条“暴力自杀”的道路。

但是真的，没有太多冀中星。报仇就是报仇，报仇是厦门陈水总样式的，是上海杨佳样式的，是江西钱明奇样式的。也就是说，除了冀中星，也许我们所看见的报仇，将是更加暴烈的，更加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的。

虽然我很尊敬冀中星，虽然我也并不赞成他的暴力自杀，但是我知道冀中星是一个范式的开始。当冀中星的名字被千千万万被强拆、被致残、被“钓鱼”……被在各种社会不公正、不正义、不依法中受损的人们记住的时候，这是一个恐怖情景的开启。

我惟愿我的这种判断是乌鸦嘴，我更加惟愿，冀中星们的绝望之路，能在那么多可以扭转的节点中的任何一个被停止、被矫正，他们不用在任何地方，用一捆捆土制的火药，引起世人来得太迟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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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克强的“微刺激”

“李博士”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赋予的昵称之一，因其在北京大学取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背景在理工科为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也使得外界对于“李克强经济学”充满想象。如今，这位李博士的经济政策又迈出实质性一步。
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三项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
“李克强经济学”版本不少，其中“不刺激”曾被视为最大特点。这一次出台的措施，是否违背了其初衷？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当前不需要“四万亿”式大手笔刺激，但减税、简化行政措施、支持民间资金开发铁路等措施，应该值得肯定，也有利于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复苏动能。
在此前专栏《李克强经济学，走走看》中，我曾强调，刺激政策未必全是负面。
刺激政策可以分为有两类。第一类可以称之为“赋权式刺激政策”，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上马各类投资项目，本质上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显然会导致投资增加、信贷扩张、通胀膨胀等恶果。
与之对应，第二类刺激政策可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譬如大规模减税、加大社会保障投资、改善市场经营与法治环境等措施。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后一类刺激。
李克强的的最新举措被英国《金融时报》总结为“微刺激”。激发民间活力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路径仍待明确。
首先，从减税来看，目前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对象是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据国务院的统计，这将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 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这显然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方向。不过，销售收入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远远不能涵盖所有中小企业。中国企业赋税之 重，已是共识，减税力度仍有待加大，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
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减慢，增速由两位数减少到个位数，一些地方出现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各地政府部门往往乐于强调自身困难，习惯向社 会伸手要钱。但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工作再努力，都不如中小企业努力；他们再困难，都没有中小企业困难。一味多征多敛，或者强化繁琐、低效的各类管制，绝非 扶持中小企业良方。中小企业在就业、创新、财税等领域贡献不菲份额，却在融资和运营等诸多方面备受歧视。唯有中小企业活起来，中国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其次，简化审批程、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承诺，以前也多次作出过，但执行力度以及方式仍旧有待考察。
最后，李克强近期多次提及铁路，本次官方更是承诺，要“按照统筹规划、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思路，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这是继铁路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通过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优先建设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及相关设施。”
融资、准入的市场化，显然是大势所趋，但要如何落实和执行，以确保项目具有经济合理性、民间资本具有盈利可能，仍旧考验政府的执行力。
官方通稿刚一公布，即被各家机构放在显微镜下研读。从出台的措施来看，无论减税、放松审批、开放铁路等措施，还是上周以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促 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来看，力度仍旧轻柔，官方显然期待改革从更容易的地方打开突破口。这似乎暗示着，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仍旧偏于乐观，对于经济运行处 于合理区间依旧保有信心，更为大胆的方案不太可能近期出台。
中国改革三十年，利益格局正在固化，改革面临从浅水区到深水区的跋涉，存量改革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留给李博士的时间或许不是那么充裕了。中国7月份汇丰制造业PMI指数初值为47.7，不仅低于50的荣枯值，也低于市场预期，接近一年以来的谷底。
当下国人往往闻刺激而忧、闻消费而悦，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未来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需要的是有效投资，无效和低效投资只能进一步加剧过剩。这是韩国、日本、巴西等新兴国家告诉我们的经验。
中国能否走出这一历史循环，仍旧依赖于当下改革的方向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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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杉：中国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成为近来舆论议论热点，但让始作俑者意料不到的是，真实的“克强经济学”不仅包涵丰富经济内涵，其背后更具有浓厚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三大内容
尽管坊间对于谁最早提出“克强经济学”的说法不一，但将其做出提炼，并发明英文单词的当是北大教授黄益平博士。这位前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将“克强经济学”称之为Likonomics，总结出的三大内容包括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真实的“克强经济学”的确包括这三大内容，但只有这三个内容远远不能描述一个中国政治家的经济理念。黄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客观理性，他对“克强经 济学”的概述也无不妥之处，但黄教授的“克强经济学”显然更多带有了研究者的理想愿望，而忽略了政治现实对“克强经济学”的条件约束。
李克强的真实想法是“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调结构和促改革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进行，当经济触及政府设定的上下限，政府还要用反周期措施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上限与下限
李克强所言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看，调结构和促改革不可避免，这一点无需讨论，但政府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做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目标相协调。
无论政治制度有何差异，执政党都要考虑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当下似乎更为重要。李克强的“上限和下限”，实际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测算。
上限防通胀，既是担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也担心通胀预期走高会再度刺激房价上涨，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泡沫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冲击。
而下限稳增长、保就业，也涉及两个方面，其中保就业与防通胀一样，着眼点都是防止社会出现动乱。而稳增长，则依然含有对GDP增速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
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唯GDP论英雄的思路，但话说回来，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GDP总量翻一番目标。这是中共全会确定的政治目标，必须完成。按照经济学的“七二法则”，要想在十年完成经济 总量翻番，那么年均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2%，因而确保十年内GDP平均增速达7.2%，就是一个硬杠杠，就是讲政治。即便调结构和促改革，也要以保持一 定经济增速为条件。
不久前新华社对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保证7%增速进行了修正，就是表明既要坚决完成今年经济指标信心，也向市场阐释中央政府确保经济增速的决心。
不过坦率地讲，楼继伟提出的7%增速，更接近中央政府的真实想法。因为十年平均增速达到7.2%，即可实现翻番目标，而实际情况是，2011年和 2012年GDP增速分别为9.3%和7.8%，前两年提高了经济总量基数，使得后八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即可实现十年翻番任务。而中央政府仍然强 调今年增长7.5%，显然为后期可能出现更坏情况作好准备，也就是能往前赶就往前赶。
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宏观调控设定“上下限”，使得“克强经济学”依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特色，就是以完成党的经济任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当然，政府的美好想法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让改革也能够支持稳增长。
从这点看，政治家想法与经济学家高度一致。中国经济现实情况是，长期依靠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去杠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中 国经济必须经历去杠杆、去产能和去管制的过程。如果说，去杠杆要小心谨慎，担心刺破泡沫无法收拾局面，去产能可能带来银行坏账和结构性失业，那么去管制则 是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毫无疑问，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方法。不过，如果不同时伴以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单纯的去管制也未必能够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复杂的调整阶段，很多事情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稳定增长固然重要，但要充分考虑刺激经济手段的选择。一个现实政策配置是，紧货币， 加上松财政。由于上半年财政增速大幅下降，指望大规模财政支出已不可能，况且中国特色的QE实际是财政宽松带动的信贷宽松，因而，松财政一方面要盘活财政 存款，以保证民生支出，另一方面要在减税方面做文章。
宏观调控上下限的提出，让市场增添了信心，但对未来经济可能进行的调整要保持警惕。央行货币政策目前会保持稳定，以待美联储退出QE时再适度放水，但保持流动性供给的目的是维持市场稳定，而决不同此前的货币刺激。
不管对“克强经济学”如何理解，打鸡血时代的确已经结束了。
作者系中国财经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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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事件簿

2007年11月 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
2008年6月 王立軍出任重慶公安局局長。
2009年7月 展開「唱紅打黑」行動。
2011年11月 與薄熙來一家關係密切的英國人海伍德在重慶死亡，重慶官方稱其死因為「飲酒過量」。
2011年底 王立軍被免去公安局長職。
2012年2月6日 王立軍私自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並提出了政治避難申請。他在美領館滯留約一天，後與中方官員見面，最終選擇離開總領事館，並被國家安全部高級官員帶往北京並開始接受調查。
2012年3月8日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兩會期間挺薄熙來。
2012年3月14日 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會上嚴厲批評和要求重慶市委、市政府務必就王立軍事件進行深刻反思並汲取教訓。
2012年3月15日 兩會結束後的第一天，中共官方宣布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
2012年4月 公安機關調查後認為谷開來與海伍德有經濟利益矛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與薄家勤務人員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2012年4月10日 中共正式宣布薄熙來被「雙規」待查。
2012年8月20日 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谷開來因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另一被告張曉軍被判刑九年。
2012年9月17日-18日 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於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
2012年9月24日 法院宣判王立軍入獄15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12年9月28日 薄熙來遭中共中央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2012年10月26日 罷免薄熙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並移交司法。
2013年7月 傳薄案或於今年秋季開審。消息稱薄熙來或面臨三項指控：受賄罪，涉案金額二千餘萬元；貪污罪，主要是在任職大連期間貪污逾500萬元；濫用職權罪，主要是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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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另一面】那些年忽悠人的气功大师

导语: 日前，在继马云、赵薇拜访之后，气功大师王林又再次被媒体起底，揭露其以“空盆来蛇”等所谓“超凡本领”结识社会名流。然而，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席卷各地。几年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大师更是层数不穷。

“东方超人”侯希贵

吹牛逼指数：★★★☆，科学依据：0，害人指数：★☆，影响力：★★★☆，综合评定：★★★ 独门绝技：硬币入瓶胆，压牌变牌 1980年以后，中国的气功大潮掀起，湖南科委情报处的张定国于1983年9月21日下午，向湖南省省长刘正汇报人体潜能和侯希贵的情况。刘正很重视，当即写给当时担任湖南省科委主任贺湘楚——请省科委约该同志(指侯希贵)一试，并考虑作为科研题目研究。 1983年10月2日下午在湖南省科委四楼会议室，侯希贵当众表演硬币入瓶胆，压牌变牌等节目，湖南省政府不少领导在场，刘正省长观看了侯希贵的表演后当即对省科委党组作了指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特殊人才，这种人才难得。  奠定地位：南下广东，进入公安系统担任要职 80年代与气功大潮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下海 潮，侯希贵和其他人一样，1987年，他下广东、到深圳，受到广东、深圳、珠海、惠州等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给了他发迹的机会，安排他在公安系统任要 职，先后任深圳宝安布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副局长。他唱戏时的武生角色，以及魔术杂耍，这时与气功结合起了作用。  最后结局：移居香港，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随后，在担任珠海市公安局分局副局长的侯希贵出名后移居香港。出任德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希贵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此后，1992年至2003年，候希贵向社会捐款高达9000余万元。 并在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当代华佗”胡万林

吹牛逼指数：★★★，科学依据：0，害人指数：★★★★☆，影响力：★★，综合评定：★★★☆ 独门绝技：芒硝强行“脱水” 这位“神医”凭肉眼便能看出一个人有什么 病，而且什么病都能看，什么病都能治，什么号脉、听 诊器、X光透视、CT全不用。其治病的核心理论是：人生百病皆因水，病了的人就该用芒硝强行“脱水”，而芒硝在医学上用作强泻剂，常人用量不超过10克， 而胡万林则是不管计量大把加用。根据他的“运动疗法”，病人吃了“药”之后，上吐下泻，就能药到病除。  奠定地位：《发现黄帝内经》出版，从囚徒成为 “神医” 胡万林，原名胡震杰，1982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3团哈木胡提监狱服刑。1994年，服刑期间的胡万林开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3团医院中医门诊部行医。 1998年初，著名作家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出版，该书的上部“发现当代华佗”详细介绍了“神医”胡万林。说他在新疆行医四年中，收治各类疑难病症 120万人，共治愈癌症（其中大多数为晚期患者）6400多例，聋哑等先天性残疾5420多人，牛皮癣、硬皮病等2200多人，心血管病7000多人，甲 亢1000多人，各类风湿病1200多人，其他如帕金森氏症、骨质增生、前列腺肥大、不育症、胃、肠、胆、脾、肾、眼（高度近视、青光眼、斜视、弱视 等）、喉、腰、腿等疾病以及低烧、脱发等多达数十万人。  杀伤力：在陕西闹出146条人命，在商丘医死河南省漯河市长 1997年7月，他在太原开办了胡万林医 院，治死20余人。1997年11月左右，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开办了臭名昭著的终南山医院，引来10万人“朝圣”，闹出146条人命。1998年6月 15日，“神医”胡万林在河南商丘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力邀之下，来到商丘创办卫达医院，先后治死30余人。 河南省漯河市长刘法民在北京被诊断为肝硬化。1998年9月24日，刘法民来到商丘卫达医院，经过“神医”几秒的“目测”之后，刘法民拿了被胡万林称为 “活水”、“神水”的芒硝。在按“服药须知”服药后，即呕吐、腹泄、呻吟不止，甚至全身抽搐，后来还伴有昏迷，最终去世。  最后结局：以涉嫌非法行医罪被逮捕 1999年1月16日，胡万林以涉嫌非法行 医罪被商丘警方正式宣布逮捕。2000年9月3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为人治病，在诊断中造成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行医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为由，一审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胡万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 元。 “天外来客”张宝胜

吹牛逼指数：★★★★，科学依据：0，害人指数：★★☆，影响力：★★★★，综合评定：★★★☆ 独门绝技：透视辨物、隔空移物 在作者诸葛喜汉(曾任本溪市科协主席)《超 人张宝胜》一书中，把张宝胜描写成一生下来就有“特异功能”，是不用训练，与生俱来的先天“特异功能人”。1980年6月，《本溪科技报》编辑徐华和本溪 公安局刘兴国专程来到张宝胜所在桓仁铅矿，接张宝胜去本溪。在本溪市科协主席办公室里，一些官方人物的测试，肯定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从此，张宝胜正 式出山。此时，张宝胜在整个辽宁省，爆出一个个的“轰动效应”，媒体发出一篇篇的报道，张宝胜可以通过透视物体识别各种颜色、图案、物件，影象。认字、识 图、辨物效果等功能不胫而走，“移物”的本领也越来越大。 奠定地位：进入国防科工委507研究所，用于军事研究 1981年冬，张宝胜受辽宁中医学院茹院长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邀一闯北京。1981年11月27日，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看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从此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 1982年2月，辽宁中医学院又接到通知，调张宝胜进京，参加“特异功能”测试。此后，国防科工委507研究所认为，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可用于军事目的。后 经国防科工委批准，1983年6月2日张宝胜正式调入该研究所。而“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更是曾指导507所对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做过系统的科学实验，此实 验后来获得全国科技二等奖。 最后结局：涉嫌诈骗和扰乱社会治安等罪被逮捕 在改革开放后，“特异功能”被当成中国土地 升起的科学奇葩，将带来中国大地上的科学革命，将引起东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1988年5月13日，由航天生理研究所主办的由张宝胜唱主角的汇报兼表演 会，是“鉴定”张宝胜有没有从某个封闭的瓶子里取出某些药片、有机玻璃片或任何固态实物的能力。邀请了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参加，后张宝胜被鉴定 “特异功能”的失败。直到七年以后的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张宝胜作伪作假的事实才被揭露，而后 张宝胜因涉嫌诈骗和扰乱社会治安等罪，被批准逮捕。 “中国影子政府总统”张宏堡

吹牛逼指数：★★★★☆，科学依据：0，害人指数：★★★★，影响力：★★★★，综合评定：★★★★ 独门绝技：融马列主义与气功功理为一体 张宏堡，1987年创办“中华养生益智 功”，简称“中功”。中功宗师张宏堡被描述为能出神入化地把马列主义与气功功理融为一体。提出的“国家重组”大战略理论，以及中国修宪八大动议，指出了中 国现行政治的五大致命问题和三大关键环节；自命“中国影子政府总统”、“世界宗教法王厅‘宏宝大法王’”，“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 奠定地位：创办“中功实业”，网点覆盖全国 在其创办“中功”之后，打入国家司法机构是 张宏堡殚精竭虑进行的一件事。 在获得司法系统对气功速成班的支持后，张宏堡向全国推广“中功”，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中功”组织，出版刊物《麒麟文化》，并创办“中功”实业。据“中 功”骨干分子撰文透露，从1987年到1995年的8年时间里，张宏堡就建立起6个市场区(每区5个省)，30个省级营销机构，300余个地、市级营销机 构，2790个县级营销机构，10万余乡镇机构，网点铺盖全国每一个角落。首创的养生产业制造出120个产品，创利数亿；张宏堡在1995年整合所有机构 成立“麒麟集团”，下有10万余员工为其工作。仅1990年，听过他带功报告或参加过学习班的，就达800万人次。 圈钱高手：在当时所有“神功大师”们中最富有 收费、发展组织，搞“连锁经营”，张宏堡敛 财几乎无处不在。张宏良所在的“人体培训学校”，每位学员每期收费几十到百元不等，四期学下来，加上校内食宿，总共要两三千元。前来“国际生命科学院”看 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医院里不单用气功看病，同时输液、打针、卖药一应齐备。每位病人去看病时，先要进行气功调理，一天两次，每次50元，一个疗程十天半 月不等，打针吃药的费用另计，收费不菲。 张宏堡还通过大量印制非法出版物、磁带、个人肖像画来赚钱。此外，他还鼓励“中功”弟子为基地捐献家业，规定捐5000元的可与其合照，捐一万元可陪同其 吃饭，如果捐更多的话，还可得到他亲自发功治疗。通过多种名目和方式，张宏堡敛聚了巨大的家财，成为当时所有“神功大师”们中最富有的一位。  最后结局：被诉涉嫌强奸妇女、伪造证件，非法印制出版物等罪名 1990年10月，北京警方接到内蒙古一受 害妇女的举报，并对张宏堡立案侦察。之后，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公安机关也相继接到被强奸妇女的举报。张宏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 年又辗转美国，2000年6月中国以涉嫌强奸妇女、伪造证件，非法印制出版物等罪名，发布通缉令.缉拿张宏堡。这时的张宏堡在美国花重金聘请律沛，寻求政 治避难，2001年4月，张宏堡被假释出狱，一直在美国过着奢侈的生活。 “救火先锋”严新

吹牛逼指数：★★★★★，科学依据：0，害人指数：★★★★，影响力：★★★★☆，综合评定：★★★★☆ 独门绝技：发功灭火、拦截原子弹 1987年5月6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区发生了大兴安岭火灾，其后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持。沈阳军区司令 部办公室。”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 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在消防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在当时，对于气功被认为是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称为东方的科技革命。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观点， 叫“气功治国”。严新给大兴安岭救火就是一个例子。严新还曾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国防专家兴奋异常。 奠定地位：进京为晚期癌症的“两弹”专家邓稼先治病 1986年6月27日，四川成都的气功师严 新医生奉招进京为晚期癌症患者邓稼先退烧。严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通过先进而周密的治疗使病情缓解的结果说成是自己外气治疗的功劳。然而当患 者病情恶化时，严新则归罪于医学专家对他的蔑视，并通过报导宣扬“想来邓稼先之病当有治愈希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邓稼先病情出现反复，抢救无效，终于7 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与世长辞。 世界首创：“不接触物质而改变物质分子结构” 此后，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将严新请到清 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1987年8月，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把与严新作实验的6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钱学森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 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最后结局：“严新气功”成首批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注册的功法 在科技知识界颇具影响的《光明日报》，分别 于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月24日发出两篇宣传严新用其神功异能治病和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导。这两篇报导，尤其是这后 一篇报导，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并引起更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将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90年代末，严新气功成为中国首批获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注册的气功功法。

“气功热”是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群体癔症。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到手断钢筋隔空取物，气功不断塑造着“超人”、“神医”，更是以不同的理由迷惑了不少人，使之心甘情愿成为那场风潮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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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集资案：101亿“黄金帝国”崩塌

商人张孝昌以3分月息集资百亿炒作黄金、白银期货；当地工商银行职员涉嫌帮其违规借贷4亿

2013年2月初，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由于张孝昌案发，诸多散户被套牢。部分散户在向安全脱身的大户讨要投入的资金。

部分散户签名按指纹统计受损数额。

一名散户展示张孝昌给其打的借条。

今年7月15日，陕西省神木县民众在广场的聚集事件，再次将神木民间借贷推向风口浪尖。
　　截至今年7月11日，神木县法院今年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771件，已经超过去年的2015件，更是2011年的四倍多。近年来，神木呈现全民借贷集资之势，可见一斑。
　　去年年底，神木亿万富豪张孝昌靠借贷打造的“黄金帝国”资金链断裂，张孝昌被批捕，民间借贷市场崩盘。
　 　作为当地迄今为止涉案数额最大的以炒黄金白银为目的的集资案，张孝昌借贷资金累计101亿元，涉贷人员1380人，涉贷公司56家，而其背后多名政府官 员亦牵涉其中。更有知情人指出，张孝昌以总价7000万元的抵押物向银行贷款4亿，而后银行职员违规操作，又让张获得4亿贷款。
　　7月12日，陕西省神木县，李晓华收到一条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三天后，李晓华参与集会。
　　县政府对面的人民广场，有上千民众聚集。他们听闻神木财政已被挥霍殆尽，要求县委书记雷正西在调任前，解决好县里存在的各种问题。
　　密匝的人群中，百余人和李晓华一样，都是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散户，他们都是债主，借贷者叫张孝昌。
　　西安一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看到一份审查资料上显示，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12月，四年间，张孝昌共借贷资金101亿元，涉贷人员1380人，涉贷公司56家。
　　多名借贷者称，保守估计，此事波及人数超2万人。
　　2012年底，张孝昌资金链断裂。这名靠民间集资炒作黄金白银的神木大户，其拥有的“黄金帝国”于一夜间倾塌，引发众多债主恐慌。
　　“金山”崩塌
　　2012年12月1日，这座集资金字塔崩塌。张孝昌关闭金店，连夜出走西安。在西安李家村，与张关系密切的两名战友找到他，劝说他回神木解决问题。第二天，张的亲家乔治国向神木县公安局报警
　　7月17日，神木官方向媒体通报：亏空一说是无中生有，目前县里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这李晓华想起他恐慌的第一天。
　　2012年12月1日，几乎一夜之间，李晓华看到张孝昌的三家金店全部关门，柜台里的金子荡然无存，数十名借贷者围在店外，才知出了大事。
　　作为散户，李晓华曾借贷给张孝昌100万元，张给出的月利率达3%，而当时银行仅为0.7%左右。
　　事实上，出事前，已有迹象表明张孝昌的资金链出了裂痕。
　　去年11月，冯喜等几名散户多次接到张孝昌的电话，张说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们能追加贷款。此前借给张孝昌60万元的冯喜，在这次借贷大潮中属于小鱼小虾。
　　多位散户说，此前，要想借给张孝昌钱，是要托关系求人的。
　　去年11月20日，张孝昌家的保姆从他在新世纪广场的店中拿走了价值5万多元的黄金；11月30日，一名散户拿走了2000多克价值75万元的黄金；张孝昌的亲家母也取走了一部分金条和手镯。
　 　2012年，煤炭市场低迷，价格从2010年的每吨600多元回落到400多元，神木一些煤炭大户要求从张孝昌手中撤资。此外，张孝昌曾以5%左右的月 利率放贷给需要资金周转的煤老板，一些煤老板亦无法短期内还贷，加之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张的黄金和纸白银生意严重亏损，愈发无力偿还巨额利息。
　　2012年12月1日，这座集资金字塔崩塌。张孝昌关闭金店，连夜出走西安。在西安李家村，与张关系密切的两名战友找到他，劝说他回神木解决问题。第二天，张的亲家乔治国向神木县公安局报警。
　　一名战友表示，因担心在榆林机场被散户们围堵，张孝昌在西安租了辆车，5日晚到达神木后，被警方控制，监视居住。
　　2013年1月16日，警方对张孝昌解除监视居住，转入刑事拘留；2月2日，检察院对张孝昌批捕。
　　大户抽身
　　为填补亏空，当天，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铭建司法鉴定所鉴定显示：张孝昌累计亏损40亿，其中炒黄金白银亏损1亿，兑付利息38亿多元；张孝昌折合资产4.4亿，欠431名散户本金12亿元。此外，张孝昌名下还有12亿不明资金流出，其中不包括打入儿子张鹏和儿媳的账户的2.8亿元。
　　因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而闻名全国的“房姐”龚爱爱，也曾经手贷款给张孝昌1.2亿元。
　　在张孝昌的债主名单中，中国工商银行神木支行和数十位大户是放贷的主力。神木支行先后贷出8亿；仅牛文儿、郭振江、张振平、张和平、牛勇五位大户，就贷给他13亿。同时，这五位大户也掌握着张孝昌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
　　据一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大户多是煤矿、典当行和企业的大老板，也包括部分神木县退休官员，以及与现任官员关系密切人士。
　　张孝昌案发后，相关部门并未马上冻结张孝昌的资产。
　　为填补亏空，当天，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张的战友说，五大户不懂如何在网上抛售纸白银，抛售一直持续到12月10日。
　　这其实是张孝昌不愿见到的。其战友说，早在12月1日，张孝昌曾多次给神木公安局经侦大队打电话，要求冻结自己的纸白银账户，“担心五大户会抛售。”
　　一份内部知情人提供的“张孝昌处支付存款大户利息明细表”显示，张孝昌曾支付的利息，牛文儿1.6亿、郭振江（和公司）3亿、张振平、王玉凤夫妇5亿多元。
　　该明细共32人，利息涉及金额26.03亿。明细中说明一项显示：有个别人本息已取走。
　　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张孝昌的战友曾问到底给大户们付了多少利息，张回复的短信内容与上述明细表吻合。
　　张孝昌案发，银行和部分大户安全脱身，诸多散户被套牢。
　　散户李晓华说，一年下来，他只收到10万元利息，100万的本金却拿不回来了；找亲戚朋友凑齐了81万、现在只收到2.3万元利息的冯喜，现在天天被亲朋追债。
　　神木“财神”
　　很多散户都知道，张孝昌有六辆车，分别是宾利、奔驰、路虎、奥迪、别克和一辆跑车。张家雇3个保姆，“听说光保姆月薪就8000多”
　　张孝昌何许人，能让银行和大户慷慨解囊、上千人为他掏出积蓄？
　　近几年，在神木，很多人称张孝昌为财神，一是他自己钱多，二是他能给别人带来钞票。
　　张孝昌，1958年生，神木县人，农民出身。
　　1979年，当了三年兵的张孝昌从部队复员后，到南京、扬州一带打工，曾给豆腐坊送过黄豆，走街串巷做过卖货郎。这期间，他学会了银器加工的手艺。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到神木，开了家银器铺，将银元熔化后打造手镯、耳环等饰品，后来又开了“张孝昌金店”。20多年里，神木煤炭经济兴起，许多煤老板出手阔绰、穿金戴银，也成就了张孝昌的资本原始积累。
　　他的初中同学李平回忆，成了大老板的张孝昌随身装两种烟，软中华和23块钱一盒的芙蓉，见到领导、老板就递软中华，自己抽芙蓉。
　　李平说，张孝昌在神木有两套房产，为了去公司方便，他在北大街路西工委家属楼租了一套房子，长居于此。
　　但在家属楼楼长于明国看来，张出手大方，为人张扬。家属楼供暖锅炉改造，张执意不让房东交钱，自掏腰包垫付了8000元的改造费。“他还养过一只藏獒，给藏獒喂的是猪蹄。”
　　很多散户都知道，张孝昌有六辆车，分别是宾利、奔驰、路虎、奥迪、别克和一辆跑车。张家雇3个保姆，“听说光保姆月薪就8000多。”
　　多位散户说，张孝昌的金店庆典，不但排场大，还请来了俄罗斯模特，每个模特劳务费3万，这在有40多万人口的神木县被口口相传。
　　种种奢华，使得散户们对张孝昌的实力深信不疑。
　　空手套白狼？
　　与张孝昌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用从银行的贷款购置黄金、作质押，再次贷款，这无异于“空手套白狼”，可这第二次的4亿元贷款，还是成功了
　　张孝昌踏入亿万富豪的行列，是从2008年起。
　　2008年前后，他以总价值7000万的新世纪广场一楼商铺和黄金珠宝城作抵押，从中国工商银行神木支行贷款4亿。
　　彼时，神木煤炭业兴盛，为煤矿融资的民间借贷方兴未艾，已发迹的张孝昌开始涉足民间集资。
　　他先利用银行的4亿贷款，加之部分民间资本，购置了3.3吨黄金，并将黄金作为质押担保，再次向工商银行神木支行贷款4亿元。
　　与张孝昌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用从银行的贷款购置黄金、作质押，再次贷款，这无异于“空手套白狼”，可这第二次的4亿元贷款，还是成功了。
　　该人士说，第二次张孝昌本人贷不了款，是工行神木支行的37名员工帮了他的忙。“按照规定，银行员工自己不能贷款。”神木支行的37名员工分别找人冒名顶替贷款，张孝昌再用黄金为37人做担保，其中34人各贷款1000万、3人各贷款2000万，再转借给张孝昌。
　　“贷款成功后，张要付给工行国家规定的月利率0.728%，还要再付3.3%的利息，银行吃2.5%的利息差。”该人士表示，张还给37名冒名者每人7.5万元风险费。
　　针对上述说法，今年一月份，负责此案的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向散户们证实，张孝昌确实作为担保人，通过37位联名借款人，从银行贷出了4个亿。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显示，2012年3月28日，康某从工商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内部知情人士证实，康某就是银行内部员工找的冒名顶替人。
　　以此方式，张孝昌共获得8亿元贷款。对于上述贷款情况，7月19日，工商银行神木支行一名行长表示，无权接受记者采访。
　　手上“闲钱”较多，加之张孝昌与银行关系密切，神木个体老板牛文儿、张振平、张和平、郭振江、牛勇五个大户也决定贷钱给他。
　　五大户先后给张孝昌放贷13亿元，月利率3.3%，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张用这笔资金买了147吨纸白银。
　　风险意识
　　大部分散户也从中借贷，以较低的月利率汇集资金后，再以高息放贷给张孝昌，赚差价。“每个散户身上都背着七八个亲戚朋友，保守估计，得涉及2万多人。”散户冯喜说
　　银行贷出巨款、五大户注入巨资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神木县引起轰动。获得巨额资金的张孝昌开了三家黄金珠宝城，几乎垄断了神木县的黄金珠宝行业。除了炒作黄金白银，还将部分贷款以5%左右的月利率放贷给需要资金周转的煤老板，从中赚差价。
　　更多散户开始把钱借给张孝昌，月利率2.5%-3%不等，每仨月付一次利息。
　　多位散户称，在投资之初，脑子里没有想到风险二字，想到的只是投入越大，赚得越多。
　　大部分散户也从中借贷，以较低的月利率筹钱，再高息放贷给张孝昌，赚差价。“每个散户身上都背着七八个亲戚朋友，保守估计得涉及2万多人。”散户冯喜说。
　　他们的自信来源于“听说陆续有人把钱贷给张孝昌，感觉张的信誉还不错。早期的放贷者几乎都收到了高额利息。”在李晓华看来，“人跑了，放在银行里的黄金可跑不了。”
　　7月19日，记者从散户手中获取上百份张孝昌案中的借条借据，借据金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部分借款凭证是张孝昌手写的。其中一张借据只有一句话：“今收到某某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整（利息三分整）”，落款为张孝昌。
　　此外，借贷公司也向张孝昌及其妻儿放贷。多份神木县民信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借据显示，贷款金额一百万，借款用途为：养殖。
　 　张孝昌案发生后，神木已有两人死亡，均与此案有密切关系。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 600万元；今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据称，他生前开了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 了。
　　专案组长是疑犯远亲？
　　多位受访者表示，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和案件核心当事人张孝昌有亲戚关系。张宏智与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是远房堂兄妹
　　“大户脱身了，我们被套牢了。”这成为散户们最不满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也开始凸显。五大户抛售纸白银的消息被传出后，今年2月4日，数百散户聚集在牛文儿为股东之一的神木天峰大酒店门前，打横幅向牛文儿讨债。
　　神木一位参与此案的集资者，曾数次与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吃饭。席间，张宏智告诉众人，牛文儿在2月4日被散户围堵时，曾给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发短信求救。张还当众掏出手机，让众人查看短信内容。
　　2012年12月6日，张孝昌被控制的第二天，神木县成立“12·6专案组”，处理张孝昌黄金集资案。
　　专案组组长是张宏智，身份是神木县政协主席、原县政法委书记。县长助理刘光秀、公安局政委杜林协助此案。7月19日，神木县政协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政协主席张宏智确实担任该案组长。
　　多位受访者表示，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和案件核心当事人张孝昌有亲戚关系。张宏智与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是远房堂兄妹。并多次质疑其政协主席身份能否主抓此案。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张宏智给散户们通报案情进展的视频，这份今年3月3日拍摄的视频中，张宏智对散户们表示，“这个案件是县委书记雷正西安排我负责的。”
　 　3月29日，散户们向专案组递交材料，请求拘捕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儿子张鹏、张元利。据了解，张秀琴、张元利、张鹏也分别参与集资，数据显示，张秀琴 签字的条据数额2000万，张元利1000万，张鹏1亿。张宏智在该材料扉页上写道：请杜林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该事项群众多次反映，务必依法公正办案。
　　但截至目前，警方并未对其批捕。
　　事实上，在已知的431名散户中，也有不少当地领导，甚至包括西安地区的官员。
　　这也导致，在处理张孝昌案件上，各方势力云集。
　　为了引起省里重视，今年3月份的陕西省人代会期间，一名散户代表曾在飞机上“偶遇”一位省级高官，递交了张孝昌案件的材料。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文章来源： http://goo.gl/ysWEsV

城镇空心化调查:新一代打工群体成农村"房奴"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
　　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 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 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去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
　　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
　　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
　　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
　　“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
　　“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落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冉艳解释她没有进工厂做工的原因，“我现在做手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大约可以挣500到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
　　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
　　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
　　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
　　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
　　房子盖了3个多月，雇了10多个工人，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
　　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进城不落户”：严重缺乏的安全感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
　　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
　　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 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 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城镇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巨大引擎。但许小年认为，现阶段的打工群体，还承担不起这一期待。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一份对深圳某工厂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家庭团圆情况的调查显示，夫妻在深圳，孩子在老家的家庭数占到整个调查对象的65%。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身心健康往往受到消极影响。来自河南的打工者聂夏云，妹妹就辍学了。
　　“我妹妹当时在隔壁县上初一，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上了一个学期后，就开始学坏了，成绩下降，然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聂夏云说。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在城市化的夹缝中“跳”来“跳”去
　　调研过程中，吕途认识了“80后”打工者王佳。这个1981年出生的贵州姑娘，外出打工以来，已经换过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这种跳槽频率，在80后打工者中实属平常。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得多。”吕途说。
　　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苏州，80后打工者近年来平均每9个月换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换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动的，包括工厂倒闭、金融危机。新生代打工者，换工作的原因则更加主动了。
　　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工资低。
　　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 了。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一个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没了，只剩50元。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一看 到塑料厂招工，我们几个就换厂了。”
　　而河南姑娘聂夏云，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机器压断了。之后，聂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害怕”。不久，她离开了这家工厂。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视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于是，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为了提升技术，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就没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几经辗转，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资，不过他还是要走。
　　“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做这行，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
　　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16.9个百分点。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4.3个百分点。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在他们的理念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吕途说。
　　但80后打工者，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他们换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
　　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
　　“城镇化”的80后农民工
　　问题是，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农村的房子怎么办？
　　“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说。
　　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
　　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上学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
　　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明显与父母不同：“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显示屏。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
　　“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但是我没有在 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 销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像王涛这一代，甚至没有种过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吕途分析说。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
　　在吕途眼中，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城镇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识到了艰难，80后、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吕途说。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义何在？
　　“他们在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
　　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该意见的“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李铁指出，对重点人群的改革，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
　　对于未来，王涛有明确的期待。
　　“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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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获赠“马小平”，支持六四镇压遭谴责

阿里巴巴前总裁马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邓小平“六四镇压”行为，网友赠其新称号“马小平”。多位“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发起联署行动，要求马云就不当言论道歉。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昨日(7月15日)报道了阿里巴巴前总裁马云，在早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肯定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并称该决定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虽然《南华早报》删除访谈中该段语句，中国官媒"人民网"、"新华网"7月15日转载该访谈时均不见原来内容，但经由媒体和网友传播，此事余波难消，网友赠马云新称呼"马小平。"

至北京时间7月16日零时左右，目前旅美前学生领袖周锋锁、熊焱和"六四事件"被镇压部队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执笔发起"关于谴责马云就'六四事件'发表不当言论及要求马云公开道歉的联署"行动，他们表示"'八九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事件最终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戒严，且派遣军队前往广场以武力进行镇压及清场而结束。根据官方及民间的统计，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在镇压中丧生。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对此血腥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仍维持对事件的原有结论，亦没有追究任何当事人的责任。"

发起人还认为"马云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理应肩负起必要的历史、道德和社会责任，但他却称邓小平所作出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决定是'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违背世界公认的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因此发起人对马云的言论深表愤怒并予以严历谴责，要求"马云收回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所发表的不当言论；郑重向所有的'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参与者及世人公开道歉"；该联署行动也呼吁公众在马云未做出回应之前，选择不再支持和马云有关的任何投资、产品及服务。

联署行动至北京时间7月16日下午时，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人签名，包括"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旅美作家、民主人士胡平、中国新媒体人北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学者俞梅荪、作家冉云飞、野渡等皆成为联署人。执笔人之一的熊焱是"六四事件"后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现为美国陆军牧师，他亦撰文《幽暗世界的马云》，指责这位曾当选为《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和获选未来全球领袖的企业家，用"与人的生命尊严、良知、正义、人性、慈悲等为敌"的"勇气"，公开肯定"六四屠杀"，显示出他对金钱，权势，利益的崇拜。

邓小平被指为“六四镇压”最主要的决策者

"请马云在没头脑和没良心之间挑一个"

胡佳表示："恪守社会良知是企业家的底线。肯定六四屠杀的企业家，带着中共血腥的专制思维，一定会罔顾公民的权益"；澳大利亚民主人士张晓刚认为："六四镇压、压制政改，对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空前腐败溃烂，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而马云之流，不过是社会腐败中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目前旅居在台湾的吾尔开希向德国之声表示，他很想向马云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质询一个问题："他是认为在今天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在更自由的社会中更能赚到钱？如果他认为是在更自由的环境下，他的商业上更成功的话，那么他（说那番话）就是很没头脑，他诋毁一个追求更自由环境、包括工商环境的这样一场运动，居然歌颂一个把中国变成权贵、专制的体制；但如果马云觉得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当今权贵社会中，才能够取得商业的成功，那就是没有良心，等于说他在歌颂一个要帮他赚钱的制度，哪怕这个制度是要牺牲他人的生命，我不知道马云是没头脑还是没良知？让他自己挑一个。"

“八九学运”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为吾尔开希

"也许马云在想'没六四就没阿里巴巴'"

吾尔开希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也感谢马云，因其公众身份和影响力，他的言论也将"六四事件"这个被中共当局一直封锁的敏感话题推向公开讨论平台，嘲讽的是，"六四事件"24年之后，以这种方式重回公共视野，这也许并不是执政者和歌颂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马云愿意看到的。

吾尔开希认为，24年前，象此次联署的执笔人周锋锁等一大批当年的大学生"精英"人士被迫离开中国，另一批象马云一样几乎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并没有延续"八九一代"的精神，半主动半被动的选择了与利益集团共舞，或者选择了沉默甚至遗忘："人面对无力感时，是很痛苦的，面对共产党的专制，虽然可能有不满，但因为无力就不断说服自己，说这个环境也不错，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病态。"

推特网友"范强法特珊瑟希蒲"表示："有人说最近马云对'六四'的表态是为了商业利益，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今天的阿里巴巴已经无需通过政治正确的表态来得到更好的商业利益。马云是不问自答，自己涉入这个话题，所以他说的就是心中想的，也是由衷地感激之词'没六四就没阿里巴巴'。"

作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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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描画中美关系的词汇演变路线图

人 间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91项成果虽然中国政府高调宣传，却无法成为网络热传话题。倒是中 国副总理汪洋那句“中美关系如夫妻，不能离婚”，被网络言论演绎出无数歧义，成了此次会谈的“亮点”：官方宣传赞其“幽默”，民间则嘲笑恶骂兼而有之。

*从“同床异梦”到汪洋“夫妻”之喻*

汪洋在会谈中为活跃气氛将中美关系喻为“夫妻”，“不能离婚”时，根本没想到会引来那么多始料未及的丰富联想。比较客气是追问中美两国“谁是夫谁是妻，谁 主内谁主外”？不客气一点的是笑问“中美如夫妻，台湾的身份是什么，难道是小三？”《环球时报》那篇谈到“中美如夫妻，日本吃醋”的文章遭到的责骂更多， 说美国有无数个“老婆”，中国将自己摆在与日本争宠的位置，没有国格。

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夫妻关系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折射：1949年以前，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现阶段，中国流行一夫一妻多情妇。在“成功人士”的婚姻中，丈夫 居于强势地位，握有主动权，女性在婚姻中的尊严荡然无存。因现实感受，中国网民特别在意谁是夫谁是妻，如果是西方文化，大概对此不会如此高度敏感。

——以上当然是题外的话。本文只是想介绍一下汪洋将中美关系比喻为夫妻的由来，以及中共文化习惯性地借用虚拟血缘关系与虚拟亲属关系定位各种关系，究竟有何不妥。

将中美关系比喻为“夫妻”，汪洋其实只算是引申，不是发明者。真正的发明权大概应该属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专家戴维·M·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在1988-1997年这十年间，兰普顿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从该职位上退下来后，他曾于2001年发表专著《同床异梦：中 美关系1989-2000》（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该书梳理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十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经济、安全、人权等各层面上的利害关系，建议两国领导人和国民如何 在新及在追求共同利益中共同生存。虽然作者成书之时并未看到中美关系后来的种种摩擦与冲突，但他准确地把握到中美关系的主调，并巧妙地借用了中国成语“同 床异梦”来描摹这种非友非敌的关系。

此书影响甚大，从此以后，中美关系一发生摩擦，中外观察者与媒体都习惯性地用“同床异梦”“中美婚床”来形容中美关系，连中共在美国的喉舌《侨报》也写过 “同舟共济与同床异梦，中美关系以何为主”这类文章。但这时用“同床异梦”，大多论者只是借用这一成语的主要意义，即表面上共同从事某项活动，但内心各有 各的打算，两者貌合神离，并没人用中国式思维去思考过中美两国何者为夫、何者为妻；当然更没有人去想象在世界多边关系中，美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一夫多 妻”关系，其他国家与中国在建构自身与美国的关系中，位置是“小三”还是“大奶”之类，更不会有媒体发表类似于《环球时报》这种“中美交好，日本吃醋”的 奇怪文章。

据一位接近汪洋的人士透露，汪洋喜欢搜集各种信息。汪主政广东之时，从广东各大学与研究机构至美英等国访问的一些人士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搜集整理各类有关 中国政治经济及中外关系的信息，回去上交给主管机构。蓝普顿这本书的中文版曾由香港中文大学于2003年出版，有不少书评。汪洋即使未读过全书，也大概知 道这本书的书名及内容概要。至于从“同床异梦”发展出“中美关系如夫妻”之说，是出于汪洋灵机一动还是身边智囊的建议，那只有天知道了。

*滥用虚拟血缘关系背后是不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强调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将虚拟血缘关系用于人际交往，借此强化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是 宗法文化的衍生物。共产文化理论上摒弃血缘关系，讲究同志情谊，但却好用虚拟血缘关系来类比共产党与人民、其他组织或国家的关系。中国人熟知的是中共常将 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比拟为母子关系，如“文革”及“文革”前的流行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国际关系 中，毛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直统称为“兄弟国家”，各国共产党称之为“兄弟党”。对越南与阿尔巴尼亚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以示其特别亲密。对苏联则 称之为“老大哥”，承认“以弟事兄”的等级差别。

上世纪80年代实施对外开放，中共虽然“与时俱进”地找到一些新名词构建不同层次的国际关系，但深层思维仍然未改。“兄弟国家”只剩下一个北韩，但还是将 非洲、拉美一些独裁国家归类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示与其他不同。但对美国，因为核心利益（即保住中共执政权）的考量，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在 欧盟未衰落之前，中国想建立中美欧“多极关系”主导世界格局，2008年欧盟衰落之后，中国又开始与美国共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种摩擦不断之时，经常 强调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时，正逢北京巧用斯诺登事件狠狠踹了美国一脚之后，会谈气氛并不真象中方媒体渲染得那么好。 汪洋在会上致辞时也是软硬兼有，虽然用了“中美关系如夫妻”之说，但同时也不忘强调，虽然中方“愿意对话，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愿意接受正确的意见”，但 对那些可能会动摇中国基本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意见，中方绝不可能接受，“中国在这一点上会和美国一样，守住自己的底线。”并再次引用习奥会时习近平曾说 “兔子急了也踹鹰”，以此表达北京坚守底线的决心。

所以，从大盘上判断，汪洋说“中美关系如夫妻，不能离婚”，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想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还不如说显示了北京高层对中美关系缺乏自信。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两国日子都得过下去，一拍两散对谁都没好处。

可以说，在国内，中共喜好用虚拟的母子关系形容自身与人民的关系，是因为深知人民与其离心离德；在国际社会，中共则因为“利”字当头的无原则外交，导致自身没有几个真正的“友好国家”，于是特别在称呼上苦下工夫，用虚拟亲缘关系比拟中美关系，背后显示的就是高度不自信。

文章来源：VOA

斯诺登声明全文：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 超越对国家义务服从

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中新网7月13日电 美国“棱镜”计划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与多家人权组织代表举行会谈，透露其下一步行动计划，并向俄罗斯申请临时庇护。“维基解密”网站7月12日也刊登了斯诺登面向各家人权组织发表的声明，以下是声明全文：
　　大家好，我叫爱德华·斯诺登，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还有家庭，我的家安在天堂般的乐园，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惬意。我还可以不用任何授权，就可以在任何时间，搜索、截取以及审阅任何人的通信信息。我拥有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
　　这也是对法律的严重侵犯。我的国家——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以及众多法规和条约都明令禁止这样大规模、无孔不 入的监视系统存在。虽然美国宪法将这样的项目列为非法，但美国政府认为，在世界不允许发现的、秘密法庭的裁决下，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这种非法的事情合法 化。这些裁决真正腐蚀了正义最基本的概念——什么事是被视为是必须要做的。(即使)通过秘密法规，不道德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有道德的行为。
　　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据此，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 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决定向大众公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关乎道德抉择，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遗憾。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试图拿我“杀鸡儆猴”，警告所有其他可能会说出我所说事情的人。我的政治表现使得我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成了无国籍 人士。美国政府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它在法律框架外要求香港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的直接侵犯。美国政 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 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求并享受庇护权利的 人的恐吓。
　　然而，即使是在面对这种具历史性的、不相称的侵略行为时，世界多国仍为我提供支持和庇护。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 而厄瓜多尔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对抗这种以强凌弱、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我对此表示感激和尊敬。在恫吓面前它们拒绝原则上的妥协，它们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 打算先后前往这五个国家，以深表我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人民的感激。
　　我今天宣布，正式接受所有在我提出请求后，愿意提供支持或庇护的国家，包括那些未来可能应我申请提供支持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 批准对我进行庇护，我已经正式成为“政治难民”，任何国家都没有立场去限制或干涉我接受庇护的权利。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已 展现了游离于法律外行事的意志，而且这种行事方式现在仍在继续。这种不正当的威胁使得我无法飞赴拉美并接受庇护，拥有大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强国希图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一定不能让其成功。因此，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从有关国家的安全通道前往拉美。我也请求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直至这些国家批准我合法地旅行。我今天将向俄罗斯提交申请，并希望它会被顺利地接受。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将回答我所能回答的。
　　谢谢。
文章来源：http://goo.gl/Zy2bC

网易另一面 | 无处不在的“临时工”

导语:6月8日，浙江大学生魏煌向人社部申请公开全国“临时工”信息，在答复期限内，没有收到任何回应，7月4日，他提起了行政复议。其实，国内“临时工”的人数信息，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过具体的统计，但根据信息世界里种种碎片化的数据，不难得出结论：政府部门里，“临时工”的数量十分庞大。

全国的政府部门都在大量使用“临时工”

1995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临时工”的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政府部门便以“聘用工”、“派遣工”的方式聘用编外人员
“临时工”群体的出现，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他们协助普通民警、城管执法人员，负责治安维护、交通管理、市容市貌维护等。上世纪90年代，国务 院发文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各部门各省市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相对于有编制的“编内人员”，临时工被统称为“编外人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没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此后政府部门便以“聘用工”、“派遣工”的方式签订 合同，聘用编外人员（但这些所谓“临时聘用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就是其单位法律上的代表）。不签订合同的，就是新闻里频频出现的“三无”临时工。
各个部门的“临时工”频频现身
2010年11月9日，河南中牟县76岁的菜农张会全在卖红薯时，被执法城管掀了菜摊，连连扇脸，后有关部门称打人者为临时工；2011年9月，江 西修水县一女子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有所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拿起台面资料砸向办事居民。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蒋某予以辞 退，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2011年11月12日，浙江衢州火车站广场，一名男子开着福建牌照的法院警车，伸出一只脚让一位妇女为其擦鞋，被网 友曝光，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法院回应，该司机是院聘临时工；2013年5月31日，陕西延安市发生“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应，跳踩商 户头部者为临时聘用人员；2012年3月，温州公交车司机撞死3人后逃逸，官方称肇事者系临时工；2013年3月，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豪车套军牌开去豪华酒 店，官方事后称司机是临时工，已离职。
“临时工”的数量也殊为可观
河南6县（区）环保局“临时工”占职工总人数的79.2%
中国究竟有多少编外人员？迄今，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详细的统计数据。但“编制内”、“编制外”导致的“正式工”、“临时工”双轨制用人模式，几乎覆 盖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进行过一次排污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6县（区）环保局实有人员765人，但财政供给人员仅 159人，只占总人数的20.8%，而自收自支人员——也就是编外人员，占总人数的79.2%。
全国法警警力缺口27000余人，靠“临时工”填补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殿龙曾向媒体透露，目前我国司法警察的警力严重不足，全国缺口近一半；很多法院大量使用聘用临时人 员承担法警工作，带来严重问题。罗殿龙算了一笔账，按照法警满负荷工作来计算，全国需求警力在60000人左右 ；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法警33000余人，警力缺口为27000余人。而这些缺口，基本上都被“临时工”填补。
北京的城管协管员有6500人，约为在编城管人数的92%；北京有5万余名民警，辅警人数达2.9万人，为编制民警人数的58%
“临时工”在北京的政府部门中占有很大比例。北京市政协2011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城管在编数量7000余人，外聘协管、保安约6500人。媒 体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北京目前有5万余名民警，文职辅警人数达2.9万余名。“临时工”的数量如此庞大，还是因为编制警力不足。干了5年辅警的李笑深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派出所有40多个在编民警，刨除领导、内勤、社区民警，负责治安的民警只有七八人，而这七八人要负责4平方公里的治安犯罪打 击，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用工双轨制 “临时工”做得多拿得少
广东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正式工”工作清闲，而“脏累危”的第一线则用“临时工”，前者的收入也要多出后者很多
据《北京晨报》报道：广东某区交通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有正式交警200来人，招聘的协管员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据他了解，有些城管 部门“临时工”的比例更加夸张：“很多活儿都是临时工在干。”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初步掌握的情况是，在不少地方的城管、交通、治安等部门，正式编制人员与 “临时工”的比例一般都在1比3左右，多数“正式工”一般从事着相对清闲的工作，而大量“临时工”则被安排到脏、累、危的工作一线。这位负责人还透露，有 了协管员后，许多工作都由他们完成，只有涉及执法时正式交警才会出面。一方面是许多脏活、累活都由“临时工”来完成，另一方面，相对低下的文化素质和收入 水平，同时缺乏相应的培训，使得“临时工”在处理相关业务时容易“惹事儿”。并且，此交通部门招聘的协管员许多是没工作的。至于学历等方面，也没有具体要 求。协管员每个月到手只有2000元出头，而同样岗位的正式工收入“要多很多”。
聘用编外人员的目的在于，“替代”编内人员的工作量，由编外人员把编内人员“养”起来
目前很多国有单位的状态是：“有事没人干”；一些单位是“有人没事干”。聘用编外人员的目的在于，“替代”编内人员的工作量，由编外人员把编内人员 “养”起来。前不久，浙江永康曝光了该市192名在编人员“吃空饷”；山西曝光了一位副县长“吃空饷”15年、一位国土局干部“吃空饷”9年、一位县委书 记之女累计5年“吃空饷”、一位局长之子还在上学就已入编为正式教职员“吃空饷”……而更早被发现“吃空饷”的有：2005年，四川南充市2323 人；2006年，甘肃省908人；2007年，山东省11858人……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一面是“人手不够”，一面却有人“吃空饷”；一面是“官满 为患”，一面却在聘用“临时工”。
“临时工”因其“高性价比”而泛滥
古代“临时工”——即衙门的“帮役”和“白役”，他们虽无报酬，但却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敲诈勒索之类，自然不在话下
其实“临时工”古已有之。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只 有一种叫做“工食银”的报酬，一年的平均水平仅仅是6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不在编制的“白役”，则没有正式报酬。从社会地位来 讲，明代将衙役们的地位定为“贱民”，其本人和后代都禁绝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没有正式经济收入，政治上又被贬为贱民，他们依然争相挤入衙役队伍，哪怕当个 临时工。因为衙役这种活计，是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都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允许他们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做一个衙役，能够通过敲诈勒索得到不少好处，平时也可以骗吃骗喝，远比在乡下 种庄稼划算；而心黑能干的还积累了大量财富。又因他们是在官之人，所以可以狐假虎威。
“临时工”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即使做过分了，也可以他们是临时工为借口，开除了事。既可安抚舆论，也没有成本
经过一百多年后，再看今天基层政府的临时工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没有编制，工资低，待遇差，无保障，这种条件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员进入，进入的多是 素质较低的人员；由于收入低下，无法靠工资过上体面生活，他们往往像历史上的前辈那样，靠罚款，没收和敲诈勒索找光阴。而政府对于这种做法，名义上反对， 实际上支持。一些部门制定了罚款指标，完成的有提成，有奖励，完不成的受处罚。这就是官场常说的“不给钱就给政策”，政府既然不给这些执法部门更多的编制 和人头经费，那么，就可以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造收入。基层政府也认为，临时工敢打敢拼，无法无天，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打开工作局面。 即使做过分了，摊上事了，也可以他们是临时工为借口，扫地出门。这既可以安抚舆论，也没有什么成本。（此部分参考历史作家梁发芾的 《从清朝的“帮役”到今天的临时工》 一文）
结语：政府大量使用“临时工”，无益于民生，也无益于行政。而只要“闲人喝茶流氓干活”的运作方式不改变，“杜绝临时工式执法”的大饼，就永远只能画在一张稀烂的纸上。

文章来源：http://goo.gl/LATaY 

附：

梁发芾:从清朝的“帮役”到今天的临时工

近日，延安城管“暴踩商户”，而涉事两名城管又被延安城管局宣布为“无正式编制的临时工”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8日，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魏煌雄就此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全国行政机关中“临时工”信息。

“临时工”是今天的一个有趣现象。这几年，凡是看到为非作歹被舆论盯住的官府人员，最后都被证实是临时工所为。处理结果是，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开除了事。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临时工？为什么临时工总是那么多事？

基层政府的一线管理者，如公安和城管，确实有大量临时工。他们的人员数额，可能比正式在编的，要多出许多，至于多出多少，目前尚未有公开的数据可以查。希望政府能够善意回应魏煌雄同学的申请，公开相关信息，

像 目前公安和城管的那些活计，在最早的中国，主要是通过差役的方式，由老百姓无偿承担的。古代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一项是收税，叫做“钱粮”，一项是 司法，叫做“刑名”。这两项权力的实施，尤其司法和治安，都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男人去出力跑腿。而早期时候，这种活计是老百姓的一项法定而沉重的义务，由 城乡居民轮流承担的。因为是一项义务，所以也是无偿的，没有报酬的。

宋朝王安石改革，将一部分由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徭役，变成了雇役，老百姓出钱交给政府，政府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向社会雇佣一些乐于从事此种工作的人打杂跑腿。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类打杂跑腿的活计，基本上都是雇役，不再向民间强行摊派了。

清 朝的这类活计，最主要的，叫做衙役，分为四班：皂班、快班、民壮和捕班。此外，还有门卫、狱卒、看守、法医等等人员。按照清朝的规定，这些衙役的数量是相 当有限的，一个县正式定额或者说编制，是以八十名为限，当然有的地方的在册衙役达到一百来人。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定额。超出定额，并不在编制之内的衙役，叫 做“帮役”或“白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临时工。

那么清朝的衙役中有多少是里临时工 呢？据历史记载，一个正式的名额下，一般有三四名“帮役”。清初的侯方域说，一些州县仅“白役”就有上千人。曾在四川巴县当过官的刘衡说，巴县原有衙役七 千人，他上任一年后，“役等无所食，退散六千七百八十人，存者寥寥数百人耳”。嘉庆22年，监察御史程伯銮奏川省积弊说各州县粮快（即收税和抓捕犯人的） 两班多至千人。道光时，御史王玮庆奏请裁革州县“白役”，指出山东州县差役，大多至一千多名。光绪初御史李郁华奏称，新华县遇有命案，往验时衙役动辄至数 百人，无名白役不下一二千人。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临时工呢？

一 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需要有更多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一个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县，如果从事治安司法征税的人员仅仅数十人，可能真的无法满足需要， 在编制被定死的情况下，招收临时工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最为关键的是，从事衙役这类被认为是贱役的活计，实际上有很多实在的好处，不少人争做衙役，编制容不 下，就宁作临时工。

清朝的衙役最显眼的好处是免除徭役负担。但经济上看，其薪酬待遇是 非常低的，正式只有一种叫做“工食银”的报酬，一年的平均水平仅仅是6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不在编制的“白役”没有正式报酬。从 社会地位来讲，朱元璋将衙役们的地位定为“贱民”，其本人和后代都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当官，他以这种羞辱和贬抑的手段，打击为非作歹的衙役。但即使是 这样，不但有很多人宁可去做“白役”，而且一些家道不错的人家，也要做挂名衙役。所谓挂名衙役，就是在政府挂个名，实际上并不去亲自上班，这些挂名衙役还 必须每年向州县交纳2-4两的银子，才能保住这个挂名。

没有什么正式经济收入，政治上 又被贬为贱民，他们为什么要挤入衙役队伍哪怕当个临时工？事实上，收入低，地位低，那是名义上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必须明白的是，衙役这种活计，是 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都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允许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 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而有些敲诈勒索的项目，年深日久，居然成为惯例甚至制度，如种种“陋规”收入。做一个衙役，能够通过敲诈 勒索得到不少好处，平时也可以骗吃骗喝，远比在乡下种庄稼划算；而心黑能干的还积累了大量财富。又由于他们是在官之人，狐假虎威， 虽然是贱民，但在乡里却往往被乡亲尊敬，被称呼为“老爷”。对于一些家道不错的地主来说，有这样一个在官的身份也可以保护家庭地位和财富，免得被他人尤其 被官府侵吞。

胥吏衙役之害，在明清尤其清朝，简直可说是一种政治癌症。人们愤恨它，却 取消不了它。这个群体一直声名狼藉；而由于声名狼藉，正直的人更不愿意加入这个群体，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只有地痞流氓这样的人才愿意进入这个群 体，而地痞流氓把持的这个群体，正直人士就更不愿意接近它了，于是出现了衙役胥吏的世袭垄断局面。

经过一百多年后，再看今天基层政府的临时工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今 天的市县政府，无疑承担很多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管理职能。由于社会变革，矛盾集中，治安、交通和城市管理等确实工作量很大，需要人手；但是，一来编制有 限，二来在编的正式工作人员，养尊处优，不愿意走向街头去做那些吃力活；由于退出机制不存在，他不干活也不能辞退他。结果就是“有活无人干，有人不干 活”。于是，这些部门就招收大量的临时工，让他们干那些在编干部不愿干的活，即冲在管理第一线，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直接与老百姓冲突，直接与老百姓脚踢拳 打。

没有编制，工资低，待遇差，无保障，这种条件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员进入，进入的多 是素质较低的人员；即使有高素质者进入，面对编制内外两重天的待遇，心态不可能平衡；由于收入低下，无法靠工资过上体面生活，他们往往像历史上的前辈那 样，靠罚款，没收和敲诈勒索找光阴。而政府对于这种做法，名义上反对，实际上支持，一些部门制定了罚款指标，完成的有提成，有奖励，完不成的受处罚。这就 是官场常说的“不给钱就给政策”，政府既然不给这些执法部门更多的编制和人头经费，那么，就可以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造收入。

另 外，基层政府也认为，临时工敢打敢拼，无法无天，是刁民的好对手，能够完成按照法律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打开工作局面。即使做过分了，摊上事了，也可以他 们是临时工为借口，把他们开了。这既可以安抚舆论，也没有什么成本。回头又可以再招一批新的。这恐怕也是政府宁愿让临时工冲在第一线的内在原因吧。虽然政 府也要求从严控制临时工数量，但其实是具文而已。

执法部门大量使用临时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临时工来说，都不是幸事。而从长远来看，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好处。临时工闯下的所有祸端，都会一笔笔记在政府的账上，累积成为庞大的债务，迟早要还。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 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 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 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1952年以 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 支持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 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 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 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 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 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 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 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30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 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 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 1981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年至1990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 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 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 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 少了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25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 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 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 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 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26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 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 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 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2004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 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 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对社 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 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 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2008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 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年2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 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 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2000 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2009年已有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 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 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 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 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 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 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2008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2011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 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2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 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 方式”1。为了在2009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年埃及 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月25日，依靠诸 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 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 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月26日，穆巴拉克 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 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 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 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310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月11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 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 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 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 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 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1982年至1990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 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15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 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 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5月26-2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 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 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 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 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年至2009年间，埃及长期 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34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246亿美元的贷款。这 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 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 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 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 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5 月20-21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 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 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 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 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30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 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 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 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 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6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 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74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 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 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 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 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美]斯蒂芬·马希尔著 王维平 郭晓云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