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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星期日

新疆动乱不止 宗教冲突引爆

新疆吐鲁番二十六日爆发中国当局所称的“恐怖袭击”事件,官方二十八日证实死亡人数增加到三十五人。二十八日和田市又发生暴力事件,两地相距一千公 里之遥,因此这两起血腥冲突是否有关联,还有待厘清。但这已是四月以来新疆发生的第三起冲突事件,加上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将满四周年,新疆气氛紧张。
和田事件发生在吐鲁番攻击仅两天之后,吐鲁番暴动是二○○九年七月五日造成乌鲁木齐近两百名维吾尔人死亡的冲突事件后,最血腥的一起骚乱。
传和田发生爆炸 当地电话打不通
中国中央电视台二十八日报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今天中午发生一起‘暴力袭击事件’,目前事件被有效处置,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之后并无提供进一步细节,和田市政府与警局的数支电话皆拨打不通。
新唐人电视台则报导,据传和田市某地曾发生爆炸,乌鲁木齐市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的官方微博称,当局逮捕一名嫌犯,目前伤亡人数及原因尚不清楚。一名市民称当地军警密布。网络上有关和田的网页均无法显示,有记者试图联络在和田的亲友,所有电话均无法接通。
针对二十六日清晨五时五十分发生在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新华社在二十八日的最新报导中,把死亡人数从原先的二十七人增加到 三十五人,报导称“挥刀暴徒”攻击警局,并在警方开火前纵火烧车,其中十一名暴徒被警方当场击毙,另有二十一名警察与平民受伤、四名暴徒被捕。
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的死亡人数更高,达四十六人,其中也包括遭警方击毙的十一人。维吾尔流亡人士组成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则说,被捕者达六十七人,该组织声明说,此事件“是中国维吾尔政策错误的明证”。
英国广播公司(BBC)与法新社记者报导,在吐鲁番攻击事件后,他们因遭拦阻而无法在当地进行采访。BBC记者马腾说,他驱车抵鄯善县鲁克沁镇附近 时,“被检查站挡住,当地遍布武装警察。”他并说︰“当地人受到警告,不要公开谈论此事。而当地官员坐在一辆黑色的车里,整天跟着我们。”
法新社记者也说,在鲁克沁镇四十公里外的检查站,安检人员一一检查车上人士的证件,法新社记者被禁止通行。
马腾指出,居民透露该事件是宗教冲突引爆的,因为当地官员强制禁止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女性成员穿罩面长袍,同时强迫男子剃掉胡须。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此事件无疑是恐怖袭击,新疆政府正调查是否外部势力策划。”
俞正声抵乌鲁木齐 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据中央电视台29日《新闻联播》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8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工作。
据央视报道,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率工作组于29日晨抵达乌鲁木齐,召开全区党政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落实当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各族群众利益具体措施。
俞正声在会上表示,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近年来,新疆经济发展形势是好的。但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依然在加紧 活动,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近期连续发生少数犯罪分子策划实施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给新疆各族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这充分表明,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危害。
俞正声指出,要保持对暴力恐怖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形成强大威慑力;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揭露事实真相,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对新疆反恐维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6月26日,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发生骚乱,导致35人死亡,事件引发国际关注。28日,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罕尔日克镇再爆袭击案件,官方称此次案件是群体聚集闹事事件。

文章来源:

附:http://goo.gl/AVihs

石述思:个体恐怖主义袭击中国

6月28日,海南省三亚市,一女子在街头被人砍头身亡。
此前,在60岁的陈水总背负着厦门47条冤魂走向地狱两个星期以后,一个上海私营化工厂的62岁职工又造成6死4伤的惨剧。与此同时,湖南两名十七八 岁的青少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其中年满18岁者被一审被判处死刑。他们的罪行同样骇人听闻:9天时间流窜3省,残杀7人。
这些杀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弱群体,且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在一次次拼搏都从终点回到起点以后,他们的信心和热情被一点点耗尽,决定将灵魂托付给魔鬼,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
这是极端的个案。但却足以让我们认真审视正在蔓延的中国式仇恨,并严肃地查找深层动因,避免新的魔鬼上路,去无端褫夺无辜的性命。
和葬身火海的陈水总不同,上海疯狂的杀人者范某被警方抓获。他的犯罪经历如下:因工厂经济纠纷与同事发生矛盾,在厂内持械将同事张某击打致死,随后 从 宿舍取出私藏的猎枪,乘坐非法营运车辆逃往浦东周浦地区。在沪南公路、沈杜公路附近,范某用猎枪将该车驾驶员卞某杀害随后驾驶卞某车辆折回宝山,在某部队 营房门口用猎枪杀害一名哨兵,抢得枪支后驾车返回化工厂,用猎枪杀害工厂负责人李某等3人,被正在厂区勘察现场的民警制服,涉案枪支被全部缴获。
此前的2012月12月4日,一个内衣厂被开除的工人因为被拖欠工资点起一把复仇的大火。火灾夺走了14人的生命,并造成1人重伤。据悉,14条消逝的生命中,多是尚未婚嫁的年轻女工,还有一名孕妇。
在媒体愤怒谴责这些丧心病狂的罪犯之余,往往会针对矛盾多发期沉淀的社会对立情绪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监管的缺位进行痛彻的反思。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魔鬼都出身寒微,即使罪行令人发指,还是博得了少数弱势人群的同情和理解。媒体的上述反思往往被其误读成对杀人者的辩护。
这种没有底线的宽宥在提醒所有人:在杀人狂疯狂报复社会的背后,普遍性的不满、暴戾甚至仇恨已相当炽烈。
除了由于改革滞后形成的阶层分化、贫富对立和弱肉强食,背后全民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却是更强悍的推手。中国幸福学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仇恨就是 你 们或他们严重地侵犯了我以及我们不满足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而引起我或我们的敌对情绪就是仇恨。而当这种严重性达到一定的量变就会引起质变,就会使我们 产生杀人的动机乃至杀人的行为。
据社会调查员调查报告显示,湖南疯狂的杀人少人家庭贫困,父母准备让他们上完高中后上大学。但他们曾对父母说:“我会养活你们的,我们准备出来干大事……做暴发户。”
当致富成了全民信仰,且社会上又缺乏完善的法治制衡权贵们巧取豪夺时,个别靠正当途径无法改变命运的人便化身为魔,为了一己私欲,丧尽天良,夺人性命。有人形象地说:很多人痛恨贪官,不是因为心中充满正义和良知,而是由于恨自己无法成为贪官。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制度尤其是人的现代性却相当滞后。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民性里唯我独尊、排斥异端是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在牢固的血缘地缘文化传统里,由于法治不彰,父债 子 还、代人寻仇甚至获得社会广泛认同。有学者分析说,这种民族狭隘主义就是排斥“全球性”、“人性”和“多元文化”的仇恨心理来源。而这样的思维今天并不罕 见,还经常包裹着爱国这个神圣的外衣。
近代史积贫积弱的背景又强化了这样的“爱国”。内忧外患使得仇恨西方列强的烈度远远超过学习世界先进制度技术的热情。辛亥革命,首要使命也是民族仇 恨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第一使命,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倒在其次,后来这样的仇恨转向了日本人,直到今日抗日神剧依旧在各大荧屏热播,多数国人在意淫中完 成可悲的复仇。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埋下了新时期仇恨的种子,酿成了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巨大民族内斗惨剧。
好不容易盼到改革开放,伴随着多元价值时代的垂临,大胆借鉴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体现一个大国的觉醒和气度,仇恨为主导的民族情感终于逐步 让 渡于彼此间的认同接纳,形成黄金社会经济发展期。谁料体制变革的停滞和功利主义的抬头,并在既得利益集团催化下,再度使社会陷入二元价值的泥沼——仇官仇 富仇名如熊熊烈焰,代替了最初的公平博弈,勤劳致富的全民共识。
当代价值的沦丧不仅仅体现在贪官没有底线的贪财好色。在佛山出现了18路人面对两岁女童被碾压熟视无睹的惨剧两年后,南京市江宁区泉水新村的一居民 家 中,一名1岁和一名3岁女童被发现死于家中,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惨不忍睹。据称,两女童的父亲因犯罪被抓入狱,母亲有吸毒史一度下落不明;孩子系被母亲遗 弃在家中,活活饿死。
未来中国的使命是推动体制变革,将公权力真正装到法治的笼子里,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但大众人性的觉醒,公民的担当却是重要前提。
马丁路德金说:黑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明才能做到.仇恨不能驱走仇恨,只有爱心才能做到。
惟愿“仇恨止于坟墓”。个人恐怖主义只会塑造牢固的仇恨链条,无休无止。
这是一场决定未来命运的价值观博弈。希望光明属于中国——前提是你心中有爱和宽恕,并始终不渝。

内部报告:中国已经濒临恐怖主义社会

【泛华网2013年06月21日讯】泛华网的一位曝料人向泛华网透露,他在三个月前曾机缘巧合读到了一份由一家中国公共安全研究机构作出的机密报 告,警告政府现时中国已经濒临恐怖主义社会,如果政府不立刻采取有效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无辜的人的反社会报复行动。
这份报告认为造成这种民众绝望局面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机制确定可以让屋主接受的合理拆迁价格。第二是司法体系被地方政 府利益左右,不能公正地维护个人的合法利益,最终导致人民在司法体系之外寻求公正。第三是上访制度被抛弃,使得社会诉怨体系被完全封闭。泛华网注意到中国 上访制度的建立其实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天性懦弱并且极度依赖政府,如果中共可以充分发挥这个制度的优势,实在有机会可以长期对抗民众对宪政的诉求。 抛弃上访制度显示中共集团不仅不具备自我修正能力,甚至连把握社会核心矛盾的能力也已经丧失。
这位曝料人还对泛华网说,令人恐怖的是,该报告确认了四种人将成为这种不含政治理念、由冤情驱使的新型恐怖主义的对象:
1,各级官员和公务员,首当其冲的是公安和城管人员。
2,无需安检的大规模人群集中场所,包括商场、电影院和公交车等。
3,幼儿园和小学校,包括接送孩子们的校车。
4,白种外国人。

 


李悔之: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能说明什么?

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 是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 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 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 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 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 ——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 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 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 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 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 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怵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 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 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 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 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 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 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 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 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 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 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 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 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 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 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 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 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 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 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 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正因为制度有力地堵塞了腐败漏洞,所以多党制民主国家虽然也时有腐败案件发生,与一常制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量的差别——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有类似 这样的案件曝光:“上海村民实名发帖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尚岩镇党委书记包庇涉黑巨贪村支书、非法敛财上亿元”、“广东阳江副市长陈华康贪污数亿元 人民币包养多名情妇有29套房产”,如此下层的官员竟能贪腐如此惊人的数额,在民主国家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再谈“历史事实”:严重的权力腐败历来是诱发政治、社会危机重要因素。多党制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多党政治利于权力制 衡和权力监督,从而最大限度抑制权力腐败。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中前苏联和周边一党制政权之所以几乎一夜间坍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权 力失去监督造成极度的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所以,戴立言关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通过认真的研究”,而是即兴随口之言。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还这样告诉大家:
  一、“政党制度本身不具备反腐败的因子,其产生和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二、“多党制并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
  三、“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政党的多少。”
  四、“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
  政党制度本身确实“不具备反腐败的因子”,其产生和建立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而真正能对腐败进行有效预防和减轻的(任何制度 都难于根绝腐败),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民意代表批准不准列入政府预算和 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大环境。
  多党制确实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 只要国家和权力存在一天,世上就不能完全根除腐败。而多党制下的宪政民主制度,只是相比之下的“最不坏的制度”。它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只能将腐败抑制到最轻程度。
  “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政党的多少。”——这个问题是小学生回答的问题,应当由戴立言先生的孙子去回答(如果有孙子的话)。当然,也可以让赖昌星、雷政富、刘志军等戴立言先生的前同志作回答。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这个问题太深奥,应当由中南海的同志们去回答。
  唉,在挂牛头卖马肉的情况下,要戴立言们捣鼓出啥像样的理论、讲出不闹笑话的话来,也真的是难!对此有苦难言的戴立言先生为了尽可能证明自己观 点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于是煞费苦心弄来“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之后摆 出一副极为雄辩的神态告诉人们:“这更以事实击穿了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臆断。”
  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确实“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只有一个是一党制国家——朝鲜。
  在戴立言先生看来:10:1,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比例。可惜他忘记了当今世界共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实行一党制的又是几个!
  朝鲜、越南、古巴、老挝,再加上龙头老大,也就五兄弟。五兄弟出了个世界之最,怎能一千步笑五十步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句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戴立言先生呢?则是“人有多大胆,话有多勇敢!”
  
  三、中国的反腐究竟靠谁?
  
  在《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一文中,戴立言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
  “雷政富、刘铁男等被查处,虽然网络提供了线索,但仅靠这些是无法把他们拉下马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靠各级党组织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调查 和处理,才能‘老虎’、‘苍蝇’一起打,使问题官员受到应有的处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国的反腐败首先要靠党和人民的力量,这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
  看了上述一番话,便想起了当初的梁效、罗思鼎们。看来,戴立言先生也患上严重的“雄辩症”了——一句轻描淡写:“虽然网络提供了线索”,瞬间给 “只有靠各级党组织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调查和处理”稀释得无影无踪了。而且,依靠的不是司法机关正当程序,而是“党组织”!最后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 “中国的反腐败首先要靠党和人民的力量,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好一个“中国的反腐败首先要靠党和人民的力量!”好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惜,此话绝非戴立言先生的原创,它如同百年山西老陈醋,太陈旧了 ——五十多年前人民日报就说过无数次了。同时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党要管党”就如同左手管右手,是很不靠谱的一宗事。而“靠人民”呢?用人民的回答就 是一个字:靠!
  告诉人们“中国的反腐败首先要靠党和人民的力量”之后,戴立言先生便谈起了“民主”——“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并引用了1945年毛泽东回答黄 炎培先生的一番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 政息。”之后,声称要“走民主监督、依法监督之路。”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反腐败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然而,何为“民主监督”,天才雄辩家戴立言先生却始 终避而不谈,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句“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戴立言先生便把民主轻轻打发了。
  文章临结束,戴立言先生才简略地、轻描淡写谈起了“制度建设”。至于何为“制度建设”,采取何种手段“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也就是人 民日报“党要管党”那套著名理论——“全面深化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实现靠制度管人、管 权、管事、管钱、 管物,努力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全面深化”,唯独政治体制不能“深化”!
  一言以蔽之:戴立言先生的“民主”,仍是“发扬民主”;“制度建设”,理所当然是“党要管党”下的“制度建设”。
  这样一来,“中国的反腐究竟靠谁”?只能继续是左手监督右手了。
  写到这里时,有人提醒:戴立言并不是“先生”,而是写作班子几个同志的笔名。
  这就对了,同志们一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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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goo.gl/6HYe6

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

失眠的知更鸟 致方滨兴:你砌了一道墙

你砌了一道墙
掩盖真相的墙
试图帮助你的主子
世代将我们圈养

你布下一张网
无声无形的网
试图帮助你的主子
永远禁锢我们的思想

你设下一道防
坚固无比的防
试图帮助你的主子
对抗那些同情我们的力量

如今,
你卧病在床
也许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可墙内的人们
却在盼望你早日身亡
你可曾悔恨
可曾心慌

人们也会感叹
感叹命运轮回的报应不爽
或许
砸向你的鞋子
才是你最好的勋章

文章来源:http://goo.gl/fsX24

补充:美国之音  北京 — 一位北京的大学校长春节给学生微博拜年,获得二十五万个“滚”字接龙回复。他最近因病辞去校长职务,竟然引起中国网络狂欢。有网友甚至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横批“不虚此行“。

2013年6月28日星期五

陈有西:生是组织的人 死是组织的鬼



陈良宇判18年不上诉

刘志军要律师不辩护
 

刘方仁说请律师是同党对抗
 
刘志军案件的审判,一些细节通过律师的介绍正在逐渐明晰起来。

  我在2010年9月的那篇《中国官员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审判》文章中,分析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下官员受审的心态时说:

  “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 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 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 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贵州省委书 记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 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 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 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他们在台上时 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2008年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 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法定期限内,他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当时官方媒体评论说,他终于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想明白了,不上诉了。胡长清、王昭耀出事 的时候,家属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关系摆平,而对律师的辩护不抱任何期望,以致被诉讼掮客骗子骗走上百万“律师费公关费”。刘志军为了把部下捞出来, 叫丁书苗准备了4000多万收买中纪委官员,从来没有想到去请律师辩护。这次对待自己的案件,他自己和家属请的律师被强行更换,于是对官方指定的律师说, 不用辩护。钱列阳律师对媒体透露说:“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对律师而言,最担 心莫过于在庭审现场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庭审现场出现过被告人制止律师辩护的极端例子,令律师极为被动。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 审现场,就曾出现过被告人阻止律师发言的状况。”刘志军对女儿带信:“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千万不要从政。”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对儿子会面也说: 千万不要从政。也不要去对抗。钱列阳律师说:“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很多不知道中国司法内幕的人,都相信了官媒和思想教育中的那些假话,以为他们真是认罪服法了,真心悔过了,心悦诚服了。没有读出他们在党化司法的环境下,对中国司法能够公正、独立审判的深深的绝望。

  而更可悲的是,所有参加司法活动的人,努力这样在干的人,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了这些高官为什么这样说。哪怕这种命运早晚有一天会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他们也愿意积极地维护这种司法体制,做这种绝望轮回的帮凶。

  我最近为一个前某县的县长辩护。他原是我中学时的学弟,我高中他初中。因为拾金不昧成了学雷锋标兵,在学校就当了团委书记,毕业后一直受组织信任培 养,谨慎做人,洁身自好,以胆小、廉洁、勤政、自律、不结帮、不帮人忙著称。结果他年初出事了。当地的普遍评价,如果这个人会受贿,那么不会有一个清官 了。纪委、反贪局四个多月,律师无数次申请一直见不到。一直到审查起诉,家属请我给他辩护。律师拿到《起诉意见书》第二天,才第一次会见到。一进会见室, 他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泪水不停地流。受贿一百万,只有儿子结婚时一老板送的没有权力帮助关系的1万元是真的,5个行贿人送的99万没有一笔是真的。没有 一笔有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细节,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受贿的笔数和金额比领工资还规律,还利索。也没有任何权力帮助。我说,既然这些都是假的,你当 时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为什么冤枉交代?作为一个当过主要领导的人,有文化有原则的人,对这样的冤情,你怎么会这样乱编?所有案件,事实你自己负责,证据 和法律律师负责,你自己必须说真话,不要回避推托真正有的犯罪,也不要冤枉自认根本虚假的事实。应该对自己的一生清白负责,不管多大压力,也要向检察机关 澄清事实真相。律师会见不久,他自书了一万多字的《陈述书》,第一次把事实真相和受到逼供形成假口供的由来都说清了。检察院听到消息,连续对他进行三次突 击提审,不让律师见。他的口供又回去了。等律师再见到他,他又流泪,说不想真辩了。都认了吧。喊冤材料也不用交给有关部门了。我很生气也很惊讶,说还是那 句话,事实你自己负责。你自己要认,律师也只有作有罪辩,受贿同其他罪的性质之辩不同。主要看事实有没有。他说了三个不能真辩的原因。他的心彻底绝望了:

  第一,我身体承受不了。纪委三天三夜,我已经受不了了。血压到了180,如果再不按他们说的供,他们不会放过我,一直拷在椅子上,律师也见不到,还会继续搞下去,我怕会死在里面;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第二、我是当过县长的人,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过很多干部犯罪案件。只要是党委讨论定的,纪委、检察院、法院没有一个案件是能够推翻的。冤枉的也会按照 党委的决定判掉。没有一件例外。法院不可能违背党委的决定。我的案已经市委内部大会宣布,再冤也是翻不了案的。法院不可能坚持原则,审判都是假的。

  第三、纪委、检察已经明确说,如果我不承认,他们就去查我机关工作的儿子、妻子、亲家、查我弟弟的企业。不搞出问题不罢休。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安宁,只有牺牲我自己。

  我知道,他的真实原因,是第三条。就像我为湖州织里汶川地震捐款冤案被告沈梅英辩护案一样,刑讯逼供一个多月,沈绝不承认有一分贪污。经血流在裤子里 不让洗仍然拷着,她也不承认。结果纪、检将她快40岁才生的17岁儿子,从中专学校里抓来,拷上手拷拍成照片给她看。她当场就大哭招了。说我全部承认,你 们说我贪污多少就多少,只要你们别搞我儿子和丈夫。审讯者于是赶快给她理妆、喝水,录像,写认罪书,固定口供。她当庭控诉时,主法庭40多人,视频大法庭 200多人,一片唏嘘抽泣,一半以上的人流泪。但是法院仍然按审讯口供,判了她十多年。现在她还在监狱服刑中。而主审法官则坚决不愿再做法官了。

  我对那县长说。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建议你再想清楚,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如果你这样冤枉认罪,就不必请我做律师了,我退出辩护。你就请个和谐律师,承 认到底,搞个态度好,从轻。但是你这辈子到死,内心都不会安宁。他流着泪说,我都知道。谢谢你。在这个国家当干部,这就是命。我斗不过他们的。算了。离开 看守所的时候,我看到他望着我的依依不舍的目光,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奈。最近,他同其他律师和家属在商量,如何认罪、退赃、立功。尽量找从轻的理由。

  我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事实。这个县长的三个认罪原因,在我办的五六个县长一级的完全无罪的职务犯罪案,和三十多件厅县级部分冤枉案中,每个案都有发生。也是目前办案机关屡试不爽的破案经验和法宝。全国纪委和反贪局都用得驾轻就熟。

  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越是高官,越是曾经在权力中心浸润过的人,越是明悉中国司法的真相。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博奕,而不是相信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越是高官,越不相信法律和法庭。他们知道,对于他们有一套另外的话语体系。从四人帮审判、到陈希同审判、陈良宇审判、陈同海审判、谷开来审 判、王立军审判,他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案件是台上那三个人五个人在审他们判他们。而是背后的权力。所以谷开来能够以领导的口气在法庭上评价法庭感谢法庭。刘 志军能够告诫女儿这辈子绝对不要从政。

  没有人会认为刘志军是冤枉的,他罪有应得。他和绝大多数真正的贪官一样,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把他们送进监牢的司法程序,本身一直在产生着更多的腐败和不公。一直在伤害着国家的机体,破坏着社会的调整秩序。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契卡时代的党化司法的一些名言: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是罪犯。托洛茨基说:“归根到底,党总是对 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 罪。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 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辞汇赞美斯 大林同志。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财 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 兴”。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 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所有被 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前苏联,已经摆脱了那场恶梦。而我们华夏文明的祖国,正在继续流行那场疟疾。

  党化司法,法庭皆是海市蜃楼。一切皆是浮云。

  长此以往,国家永远不会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杆,和社会公正。

  附:

  媒体披露刘志军被押秦城监狱细节


  2013年06月24日 22:3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申欣旺

  原标题:刘志军羁押细节

  在律师看来,他们从最底层,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在各自的行业中做出贡献,最终却倒在贪腐之上,令人痛惜。只有光环剥去,远离罪恶,才清楚地看见他们人性的另一面

  本刊记者/申欣旺 “无论生死,都不上诉。”6月14日,庭审五日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娄秋琴再次来到秦城监狱,在会见室,刘志军这样告诉自己的辩护律 师。 因为受贿金额巨大——公诉方指控其收受贿赂逾6400万元,根据中国《刑法》,这位昔日的铁道部长正面临着被判死刑的可能。 在钱列阳看来,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有着20多年办案经历的钱列阳有个习惯,开完庭后会抽空“回访”当事人。这一次,对刘志军的“回访”从14日下午一点半开始,一直聊到三点一刻。 这一次,刘志军气色不错,精神状态比之前任何一次会见都好。钱列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访时,刘志军没有像之前那样,回避法律,而是见面就感谢钱列阳 和娄秋琴两位律师为他做的辩护。 他对钱列阳说,“开庭时你的辩护也确实很精彩。”他甚至向两位律师表示歉意:“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见时,有点失礼了。” 辩护之余,给了律师近距离观察这位落马部长另外一面的机会。

  “不谈案情,不谈高铁” 虽然与刘志军已算熟悉,但两人最初的交流却并不融洽。 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后。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得知这一消息,钱列阳一位交情过硬的朋友赶忙找他,“舆论都在讨伐刘志军,很多人认为他会被判处死 刑,你何必趟这个浑水?接这费力不讨好的活?”钱列阳对这位朋友说,“我何尝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处在我这个位置,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尽自己能力一搏。”

  但实际情况比钱列阳想象的还坏,刘志军起初并不买这个账。第一次会见,是在2013年春节之前。会见并不愉快。“我们见面之后,我跟他介绍自己,告诉 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他担任辩护人。”钱列阳这样回忆。 刘志军望了望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完全签字。” 这令身为京城资深大律师的钱列阳感到非常被动。“他的态度明显不配合。刑事辩护中,家属请的律师会好一些,刘志军这个案子,指定辩护实际上他并不接受,因 为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是放弃辩护的。”

  在过去的十年,钱列阳曾为多位落马高官辩护,虽然高官们都很有个性,但像刘志军这样坚决抵制辩护的情况并不多见。 被告人拒绝接受辩护,意味着律师的工作将被缚住手脚。在著名的李庄伪证案中,李庄认罪后,辩护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一度引发法学界的辩论:律师的辩护权是 否可在委托人的之外行使?

  由于刘志军放弃辩护,会见之中,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 “刘志军告诉我,进来两年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律师,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钱列阳说。

  双方真正交流从历史人物开始。钱列阳说,从胡适开始,一直谈到傅斯年,两人聊得颇为投机。刘志军喜欢读历史书,读人物传记,甚至给他给推荐《南渡北 归》,建议他好好读一读这套书。回来后钱列阳特意买了一套,开始用这套书尝试接近刘志军的内心世界。 “历史”打动了刘志军 第二次会见已是春节之后。此时,律师虽然拿到了审查起诉意见书,由于阅卷工作量巨大,直到见面时,仍未能将全部案卷看完。

  “光案卷就有400多套,检察院甚至为律师单独提供了阅卷室。”钱列阳说,因为时间不够,娄秋琴干脆用相机将案卷拍下来带回办公室。两人又足足花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研究。虽然还没把全部案卷看完,但这一次刘志军的态度比之前已经有所转变。据钱列阳猜测,“在我去之前,检察院办案人员可能见过他,介绍了我 的情况,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

  刘志军仍然回避高铁和案情。钱列阳说,他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

  在钱列阳看来,刘志军内心非常刚强。说服他需要“以柔克刚”的技巧。 “我只好信马由缰,把话题拉宽。”钱列阳回忆,“我跟他说,我比你小11岁,抛开刑事责任,你对高铁的贡献我很尊敬。也请你理解律师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 为被告人做辩护,即便都认罪,我也要做罪轻辩护,既然我尊重你,你也要尊重我。” 刘志军听从了律师的意见,并且一直到庭审,都配合律师的工作。

  对律师而言,最担心莫过于在庭审现场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庭审现场出现过被告人制止律师辩护的极端例子,令律师极为被动。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审现场,就曾出现过被告人阻止律师发言的状况。

  慢慢地,话题进入到高铁上面来。娄秋琴说,“刘志军对高铁感情很深,他说一提到高铁就痛心。说的时候很真诚,因为他能够仔细地回忆每一个高铁车站的设 计方案,最后为什么用现在的方案。每一个站都能够用四个字描述它的特色。” 刘志军开始谈到高铁技术的引进,谈到如何压低技术引进的价格,这中间很多曲折,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很自豪的地方,他认为汽车、飞机都没有 自主品牌,高铁虽然很多技术是引进来的,但最后的品牌是自己的。” 双方甚至还讨论过为什么中国要发展高铁而不是磁悬浮。刘志军说,当时对于走哪个路子有不同意见。所以专门在上海做实验,从浦东机场到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刘 志军的观点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中国对列车运载量的需求大,一旦乘坐的人太多,考虑到载重量的问 题,最后选择发展高铁。

  刘志军落马后,外界曾盛传其极为迷信,凡事喜欢占卜问神。最后一次会见时,娄秋琴决定问问这个问题。意外的是,刘志军并不回避。“他说每次开工都会找 人按照黄历选一个好日子。他甚至也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不信不行,先前没有选日子,开工的时候就会下雨,举行仪式还得临时搭棚子。选了日子的时候,一次都 没下过,有时候明明还下着雨,仪式要举行的时候就停了。”

  “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 远离了昔日的叱咤风云,落马后的刘志军在狱中生活平凡,亲情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刘志军的辩护律师介绍,在秦城监狱,刘志军可以看电视、报纸,对外界情况有 所了解。不过羁押期间不能见家属,对亲人多有挂念。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女儿和老母亲。 钱列阳回忆,“他跟我们说起女儿的时候,会很高兴,他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对母亲的牵挂更甚,律师称,刘志军每次会见都会反复问“老母亲还在不在人世”。娄秋琴说,我们告诉他还在,但他好像不太相信。他说老父亲去世没有回去,灵 柩在家里等了两天,最后因为工作太多没有回去。言下之意,担心再也看不到老母亲。

  在很多报道的描述中,刘志军令人爱恨交加。有铁道部的老同志回忆其霸道蛮横,“想用你时你就升,不想用你时你就滚,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 让你摸不着北。”不过,身陷囹圄之后,刘志军似乎多了些“柔情”。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刘志军感谢了所有的人,包括办案人员和秦城监狱的看守人员。 开庭当天早上,秦城监狱特地为他准备了两个鸡蛋、两个肉包子和一碗稀饭。中餐时,法院为其准备红烧肉、鱼、蔬菜和米饭。刘志军对这一切很感恩,他对律师 说,“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 刘志军说,这是20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自己一直没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理解了”。

  刘志军甚至跟律师谈起自己的出身。刘志军说因为祖上有过雇工,家里被划为富农,阶级成分不好,当初进入铁路系统很曲折。 1972年2月,初中毕业的他赶上铁路招工,机会来临时,体检却查出肺部疑有钙化点,刘志军连夜赶路到县城医院复诊,拿到心肺无异议的确诊结果赶回,据刘 志军自己说,只差几分钟就到了截止的时间。 说这番话时,刘志军正好六十岁,当年勤奋进取的小伙子已经历了从部长级高官到阶下囚的人生过山车。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做事、做人要知止,适可而止,什么东西都不要过。我说是不是‘度’的问题,他说这方面没有把握好。”钱列阳 说。

  曾多次为落马高官辩护的钱列阳对此感慨良多,“他们从最底层,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在各自的行业中做出贡献,最终却倒在贪腐之上,令人痛惜。” 钱列阳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建立起让官员们不敢贪腐的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官员们主观努力来防腐拒变。

  6月14日的会见,分别之时,隔着铁栅栏,刘志军双手紧握两位律师的手,再三感谢。 钱列阳问,“有没有话要带给你女儿。” “他回答,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千万不要从政。”

文章来源: http://goo.gl/6cOrH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南京饿死女童的最后一百天




悲剧发生的503室,大门已经紧闭多日,有市民在门上挂了玩偶和菊花,以示哀悼。 (宋峤/图)
 
 
太外婆王广兰是最后听到两个孩子生前讯息的人。孩子母亲乐燕曾委托她抚养李梦雪,但因年事已高,且家里还有两个残疾人需要照顾,她没敢接手。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图)
南京饿死女童的最后一百天
   三个多月中,李氏小姐妹曾迸发出柔弱但足够坚忍的求生本能。邻居、民警、社区和亲戚也都曾作出他们自认为称职的努力。
  拯救李氏姐妹的机会被一次次地错过。警察将曾侥幸逃脱的姐姐交还给吸毒母亲;一位担心“惹麻烦”的邻居最终退还了李家的钥匙;社区以不符合政策拒绝将其送往孤儿院。
  这起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付出了足够的关心和努力的事件,最终以两个幼童的死亡结局。
  锁匠把泉水新村24幢二单元503的门打开后,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在没有窗户的卧室里,南京江宁区麒麟派出所民警王平元看到了李氏姐妹已经风干的、幼小的尸体。
  在2013年6月21日上午9点王平元带着锁匠赶到503室门口前,他已经有了不祥预感。
  503住着的是一户特殊的人家。28岁的男主人李文斌2013年2月因涉毒被判刑半年。22岁的女主人乐燕也有吸毒史,曾于一年前被警方查获,但因处在哺乳期被免于刑罚。
  困扰王平元的,是李家的两个女儿:3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梦红。她们的母亲,也是惟一的法定监护人乐燕,曾不止一次地将孩子丢在家中外出不归,有时长达四五天。
  从2013年3月份起,社区决定加强对李家的救助。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由王平元联系乐燕,通常是一个礼拜一次。他每次只给这名不称职的母亲一百元到四百元不等的救助金,用以照顾孩子。这是王平元一份颇费神的工作,他当时的想法是:“熬到8月份”就没事了。
  8月李文斌将刑满出狱。邻居们说,在坐牢之前,两个小孩主要由这位父亲照顾。
  王平元终归未能熬到头。从6月8日最后一次给出200元后,他再未能见到乐燕。而6月8日这天,他也未见到两个孩子。6月17日,王发现乐的两 个手机都关机。两天之后,消失许久的乐燕主动与王平元联系要钱。王问小孩怎么样,对方说“好好的”。王平元怀疑,“你明天和小孩在家,我送钱过来。”
  次日,王平元到了泉水小区,却没见到乐燕,电话仍打不通,他知道出事了。
  2013年3月——侥幸逃脱的孩子
  姐姐李梦雪曾侥幸逃出来,但办事民警把她们还给了吸毒的母亲。
  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们看到,一岁的李梦虹躺在床上,3岁的李梦雪则在卧室门口。她似乎想用尽力气打开门,但没有成功——门缝里被母亲塞上了尿布。即便是成年人,也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
  警方随即立案调查。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抓到了乐燕。据说她当时正在一个网吧里。
  泉水新村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是一个地处郊区的拆迁安置点。6年前,当地的泉水行政村和定林行政村合并为“泉水新村”,由村变成了社区,“大队”也变成“居委会”。由于原来的村庄拆分合并,加上大量的外来租房人员,居民相互之间不再如原乡邻那样熟识。
  小区门卫说,3年前,当时尚不满20岁的乐燕“大着肚子”住进泉水新村,开始与李文斌同居。一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聪明漂亮、人见人爱的女孩。
  因拆迁补偿,不少原住民都发家致富。作为定林村原村民,李文斌在泉水新村曾拿到两套房子。一套90平方米,一套60平方米。不过,60的那套早被他卖掉。17万元的卖房款,据说半年就花完了。
  原定林村村小组长鲍友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李文斌一直没有正当工作。“大队”曾经介绍他当“协警”,但他没去。
  李文斌被判刑之后,因为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社区居委会将李家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照顾。尤其是在3月份后,更是加大了“救助力度”。这源于一起意外事件:3岁的李梦雪被困在家中四五天后,自己打开房门跑了出来。小区居民们相信,如果不是那次侥幸逃出,李氏小姐妹早就死了。
  二单元404室的施春香每天晚上都要外出散步。今年春节过后,她渐渐发现了503室的异常:这户人家一连四五天都没开过灯,但却有小孩哭声。
  此前,施春香和小区很多居民都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娃娃经常爬到窗户上玩。如果楼下有人,她会向下面招手,喊“爷爷、奶奶”。有时她的一条腿挂在窗户外,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那时施春香便担心,小孩别掉下来摔死。
  事发前一两天,施春香听到五楼传来持续的拍门声。从下午一两点持续到晚上十一二点。
  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隔一层楼的3楼住户也听到。他们一度误以为是四楼在装修。
  “(小孩)一边拍一边喊‘妈妈,妈妈’,拍得我心都揪起来了哟。”施春香说。
  正在帮儿子带小孩的施春香知道,那是小孩饥饿时发出的声音。她上了楼,对着503室门背后的女孩说:“娃娃,你把门打开,我送点东西给你吃。”但是小孩在里面弄了半天,门也没能打开。
  第二天早晨,一夜未睡好的施春香听女儿说,妈,五楼的娃娃早晨出来了。
  这一天凌晨五点钟,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的努力,李梦雪打开房门出来了。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她光着脚、满身大便、赤裸着上身,跑到小区大院里。“头上都长蛆了。”一位邻居说。
  有人看她可怜,给她买来馄饨和肉包子。她吃饭之后,又在小区里转来转去,后来躺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
  终于有居民打了110,王平元很快赶到。施春香将其带到了503,“赶紧赶紧,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呢!”
  门被李梦雪出门时带上了。王平元叫锁匠来打开门,施春香进去,发现小孩趴在床上不动,以为已经死了。但喊了一声后,小孩回过头来。
  两个小孩随即被带到附近的卫生院。经检查并无大碍。不过妹妹李梦红明显营养不良,虽然一岁了,但她还只会爬,屁股只有巴掌般大。姐姐李梦雪下身有多处溃烂,医生判断,那是长期不换尿不湿的结果。
  一位骆姓护士给两个小孩洗了澡,边洗边流眼泪。她发现除了身上,两个孩子的嘴里也有大便——她们显然饿坏了,将大便当成仅有的食物。
  王平元设法找到了乐燕。她来到医院,抱起孩子哭。这让王平元相信,她还是喜欢孩子的。只是不那么“稳定”。
  乐燕的“不稳定”很快表现出来,医生建议让下体溃烂的李梦雪住院治疗,但乐燕拒绝了,当天下午即将两个孩子领回了家。
  送饭一星期——背不起的包袱
  邻居曾拿到乐燕家的钥匙并为孩子送饭。但坚持了一周后,觉得这麻烦惹不起退还了钥匙。
  “你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家里不顾?”3月份的事情发生后,施春香问乐燕。“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了孩子?”对方说。
  施春香后来渐渐发现,乐燕确实连自己也顾不过来。她不会烧饭、不会洗衣服,“什么都不会”。有一次,她到施春香处借了两个鸡蛋,学了半天,最后还是把鸡蛋拿回来,让施帮忙做熟。
  一位缪姓锁匠对503的那位女主人印象深刻,2012年,她曾三四次因丢了钥匙而让他上门开锁。他看到家里可怜,只收过一次钱。
  3岁小孩的“自救”事件震动了社区。人们开始关注这个“不正常”的家庭。事实上,如果只有开头,这原本可以成为一部温暖的“爱心”喜剧。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泉水社区居委会。事发当天,居委会就以每人一百元的价格,雇了四个勇敢的老太太到503打扫卫生。尽管她们事先做好了准备,但进门后还是有人忍不住呕吐。当时去过503的一位小区居民说,屋里面全是小孩的屎尿,根本不像人待的地方。
  居委会很快决定对李家进行救济。用王平元的话说,对于李文斌一家生活上的困难,警方和社会全力支持。“钱不成问题”。
  救济款每月为800元左右。因为担心乐燕乱花钱,王平元负责发放并监督。王平元通常每个礼拜给乐燕一次钱。他的考虑是:不能一次给太多钱,防止乱花;时间长了也不行,一周一次可以保证让其不脱离自己的视线。他以为,通过控制钱就可以控制乐燕,就可以督促乐燕照顾孩子。
  账单显示,从3月4日发放第一笔救助款到6月8日后乐燕失踪,泉水社区居委会总共给乐燕发放12笔救助款,合计2300余元。居委会还出资为李家买了洗衣机,更换水龙头。据说,在此之前乐燕从来不洗衣服。
  邻居们也自发行动起来。经历过3月份的历险之后,施春香嘱咐乐燕:下次出去玩时把门开着,这样娃娃饿了我们可过来给他吃一点。
  “她说阿姨啊,我怕大女儿再跑出来,我给你一把钥匙吧。”
  施春香手里有了一把503的钥匙。此后一周,邻居们以施春香为中转站,相继将食物送到小姐妹跟前。
  然而好景不长。施春香接钥匙时曾正告乐燕:自己也有两个娃娃要带,偶尔帮她带小孩可以,但时间长了就顾不了。乐燕连声说行。
  施春香拿到钥匙后的第二天下午,乐燕出去,跟施打招呼说天黑回来。当晚施春香吃过饭,装了一碗饭菜上楼去喂两个娃娃。“我门一开,发现她在家。这一次她说话算数。”
  然而,“第二次出去就不回家了”。“两三天都没回来”。
  施春香的担心加剧。在此之前,就有邻居告诫她:这件事没办法管。普通老百姓惹不起麻烦。
  一周之后,乐燕又来敲门,施春香把钥匙还了回去。“钥匙还她后,我感觉卸下了一个包袱。”施春香说。
  她显然没意识到,一同交出去的,还有两个娃娃活命的希望。
  2013年4月——“孤儿院不收”
  社区拒绝了让孩子进孤儿院的请求,认为不符合政策。
  在交出钥匙之后,一直到惨剧发生,施春香和小区很多人一样,一两个月里再未见过乐燕。她不放心。有次她问503的楼上对门人家:她(指乐燕)是不是走了?是不是把娃娃带出来了?对方说可能吧。
  在此之后,也再未有邻居看到过窗台上的孩子,施春香也再未听到孩子敲门的声音。“当时我们小区都以为她真的把孩子带出去了。”
  事实是,乐燕把孩子关进了那间没有窗户的卧室,并用尿布把门挤住。李梦雪再也出不来,外界也无法听到她的声音。这就是乐燕从上次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最先引起警觉的是李文斌的奶奶丁春秀。这位78岁的老人孤身住在离泉水新村不到一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自从听人说起重孙女从楼上跑下来的事情,她便一直不放心。
  有一天,泉水新村一个她不认得的人过来告诉她:老太,大的看不见了,小的也看不见了。
  “大的”指乐燕,“小的”是两个重孙女。
  此前,丁春秀已经与孙子、孙妻断绝来往多日。后者一直怪她“小气”,不肯给晚辈钱。重孙女出生时,丁春秀给了300块钱。乐燕嫌少,说自己妈妈给了五千。
  但丁春秀放心不下两个重孙女。她本能地预感到,孙子入狱之后,孙媳妇一天到晚不在家,两个重孙女可能饿死。
  丁春秀于是到派出所报案,她先后去了几次。第一次不错,派出所民警赶到泉水新村,敲了半天门没敲开。以为有事发生,便叫来锁匠撬锁,结果孙媳妇一下把门打开,嫌敲门吵她睡不着觉。
  丁春秀当时在楼下,她本想乘机看重孙女一眼,但怕被孙媳妇发现,便没上去。她上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孙子和孙媳妇轰走的。
  有了这次教训,丁春秀再去报案时,派出所便不再积极。
  在报案时,丁春秀还跟警方提出,把重孙女送到孤儿院,对方让她去找社区居委会。丁春秀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队”变成了“社区”。她于是找到社区书记,恳请对方“做做好事,把两个‘小把戏’送进孤儿院。给她们一条活命”。对方回答:她们有老子有娘,孤儿院不收。
  丁春秀辩解道:娃娃是有老子有娘,但老子关在牢里,娘从来不管孩子。还不和没老子没娘一样?
  没有人听她的话。
  丁春秀有7个儿女,均经历过“三年困难”。按她的说法,7个儿女都是吃“猪食”长大,但没有一个饿死。
  7个儿女中,李文斌的父亲李大发是长子。2003年,李大发在一个采石场出了事故,瘫痪在床,苦撑6年后死去。一年之后,李文斌的母亲也因病去世。
  李文斌很快成为村民眼中“不务正业”的典型。他小学未能毕业,9岁即学会抽烟。李本人还曾出过一次车祸,并从此不能干重活。
  在沾染上毒品之后,他更加成为整个家族的累赘。叔叔和五个姑姑均不再与之来往。
  2013年5月——最后的呼救
  太外婆王广红最后听见孩子在门里喊饿。
  乐燕同样出生于一个残破的家庭。她曾告诉施春香,她自小由奶奶一手带大,奶奶临过世时才告诉她妈妈还活着——她妈妈18岁生下她后,便与父亲离婚改嫁了。
  乐燕母女两人去年相认。王平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4月份,考虑到乐燕难以抚养小孩,他曾找到乐燕的母亲。王平元提出,由居委会出点钱,让她帮乐燕带两个小孩,或者上门来,或者带回家。对方说回去商量商量,但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位知情的亲戚说,阻碍在于乐燕的母亲又有了新的家庭。她不想让女儿和外孙女影响到她的生活。乐燕甚至不知道她家的住址。
  不过岳母帮李文斌找了一份保安工作,这也是他第一份正常工作。但上了两天班,便因“容留吸毒”被抓。
  悲剧发生后,有人感慨,假如当时乐燕和李文斌一起被抓,两个孩子也不至于死掉。他们认为,这位母亲是横在女儿生命面前的最大障碍。王平元并不认可这种假设。在他看来,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有没有尽到责任。
  王平元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作为片区民警,他不可能亲自照顾孩子。一个礼拜去看一次,工作量已经比较大。面对孩子死亡的现实,王平元很是沮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最后却是这么个结果。”
  亲戚当中,惟一没有抛弃李文斌一家的,是他的外婆王广红。李文斌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和王广红感情颇深。李氏小姐妹出生之后,也主要是由她帮忙带大。
  因为担心两个重外孙女的生活,王广红曾多次去泉水新村送饭。小区里很多人都对这个年迈的太婆印象深刻。不过,很多时候都是大门紧锁,空跑一趟。 娃娃有时也被送到王广红家,乐燕说来接但经常迟迟不来。王广兰不会用电话,娃娃吵着回家时,她便将她们背到泉水新村,但到了后却往往发现锁着门,只得再背 回来。
  3月份后,王广红再次送饭时发现,门开始反锁,重外孙女关在里面再开不了门。她有时责问乐燕干嘛反锁门,后者的解释是担心她会跑出来。“她怕丢她的人。”王广红说。
  王广红始终没敢要一把外孙家里的钥匙。她担心惹来麻烦,“她会讲家里少了东西”,会赖她。
  和李文斌在一起后,乐燕经常来到王广红家吃饭,有时也带娃娃来,王广红每次来都责骂她,但王广红发现根本没有用。
  王广红最后一次见乐燕是在事发前四五天后。她来借钱,说钥匙丢了,要找锁匠换锁。她问:“娃娃怎样了?”乐燕回答“养得好好的”。王广红不信, “你带来给我看看”。“一带就得带俩,不方便。”乐燕说。“你坐出租车来,我出车钱。”乐燕答应了,临走时带走了吃剩下的鸡蛋糕,说回家给娃娃吃,自此再 未露面。
  王广红再次听到重外孙女的消息,便是6月21日的噩耗。
  王广红说,乐燕曾两次跟她提出,要把大娃娃交给王广红带,但她没敢答应。王广红本人也是当地有名的困难户,她的老伴偏瘫多年,身边还有一个痴呆女儿,都由82岁的她一手照顾。
  王广红自己的生活费用则主要由当教师的儿子负担。他更不赞成母亲带娃娃。并多次告诫母亲,不要再和外孙家有太多来往,“她不正常,你不能跟着不正常”。对此王广红也明白,但她实在舍不得两个孩子。
  王广红说,她前后接济过外孙一家三万多元钱。这些钱几乎都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5月17日,农历四月初八,按江南传统要吃“乌饭”。这一天中午,王广红带着做好的“乌饭”来到泉水新村。这也是她在事发之前最后一次来看重外孙女。
  她没能敲开门。但里面传来李梦雪的声音:“太太,门反锁了,我开不开,你找妈妈要钥匙。我饿死了。”门外太婆的眼泪淌下来。无奈回去后,当晚乐燕竟自动找上门,还带了一碗饭回去,说是给孩子吃。
  王广红相信了,直至一个多月后接到两个孩子的死讯才追悔莫及——那其实是李梦雪留给外界的最后的生命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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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高瑜:习近平与傅高义怎么进了一个门

习近平新南巡和1月初两个内部讲话,代表新中央的大政方针。胡德华2月底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对这两个内部讲话严厉批评,近日成为媒体热点。探究一下两个讲话的背景,会得到不寻常的答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完成的58万字《邓小平时代》,删去5.3万字,由三联出版社在大陆发行简体版。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层斗争和六四内容自然是删除重点,但是简体版仍然保留了六四的部分章节,这是89之后首次破禁。
据说简体版的出版发行获得新君习近平的亲批,当然是得先机者的鼎力推荐。
林京耀向傅高义介绍“左王”邓力群的大本营
作者在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列举了他在中国采访过的长长的人物名单,其中有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学者林京耀。林是邓力群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 任时期反对邓力群的著名人物。据他回忆,他接受傅高义采访,详细介绍了胡耀邦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邓力群把持之后,反而成为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总书记 胡耀邦的大本营。邓力群专门在研究室成立一个班子整理胡耀邦的黑材料。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受邓小平之命,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连续6天的批斗胡耀邦的 生活会,邓力群做了长达两个半天的主体批判发言,就是长期准备的结果。
南巡期间的习近平
1982年邓力群曾经让研究室下发过(82中研发9号)文件《特区的八个问题》,指责特区有“合资企业工资高”、“丧失主权”、“租界倾向”、“不能把特 区办成第二个香港”等八大问题,当时的广东书记处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到北京,亲口对林京耀说:“这是给我们总结的八大罪状!”但是得到反对特区的北 京大人物的支持,陈云在一份外经部“来料加工“文件上批示:“内销一寸都是卖国。”姚依林说他的脚绝不踏上特区土地。邓力群让研究室还搞过一个“雇工就是 剥削”的文件,受到室务委员、理论组组长林子立的反对,当场与邓力群吵了起来,这个文件没有被书记处通过,但是林子立、林京耀清污时期都上了邓力群在中宣 部搞的“百人以内黑名单”。
傅高义写邓小平与谁合作?
1987年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解散邓力群把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是》。赵紫阳后来又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特别说明和书记处研究室不一样。
被捣了老巢,邓力群派系把赵紫阳恨之入骨,称胡耀邦是“说资本主义的”,而赵是“干资本主义的”。六四屠杀之后,邓力群重新成立了左派意识形态大本营——“当代中国研究所”,算是一吐胸中的恶气。
傅高义采访林京耀之后说:“真不好意思,我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的部门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
傅高义说他先后在中国采访了12个月,“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双方签了合同,合作方式就是全部由“当代中国研究所”接待和买单。
傅高义长长的采访名单中还有一批胡耀邦、赵紫阳的老部下:杜润生、李锐、任仲夷、吴南生、陈一谘、郑仲兵、张显扬等。估计他们接受傅高义采访后,得到了和林京耀相差无几的回答。
朱佳木与邓力群的一所一会
傅高义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多次提到并且深表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朱佳木的父亲是中共副部级老干部,1935年陕 北肃反错抓刘志丹,错杀200多人的主要责任人朱理治。朱佳木文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75年被邓力群安排进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该室解散后又安 排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胡乔木的秘书。1980年06月至1981年08月,邓力群又把他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
中共纪念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
研究室简报组编辑的简报只发到政治局、书记处、中纪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常委、还有党内的副委员长。因为发的范围很小,很多被简报点名的人,本人根本不知 道。简报密度之高,令人吃惊,1983年已发到900多期。“清污”期间,简报发了上百期“思想战线情况专辑”,李洪林、阮铭、郭罗基都是此时被点名,上 了中宣部“百人以内黑名单”的。
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由林京耀编辑的《调查和研究》发至省部级,1980年12月刊登林京耀文章《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题目受到胡耀邦在黑龙江讲话的 启发。朱佳木给邓力群写信告状:此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邓力群下令将该期全部收回。林京耀也给邓力群写信,说“我的文章的‘错误’都是朱佳木读出来 的。”朱佳木成为研究室公认的邓力群最疯狂的打手。
1981年8月朱佳木借助邓力群之力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配给陈云当秘书。几年之后因为违反纪律,被陈云下令赶出。邓力群立即将他安排到天津港务局过 渡。两年之后1987年又调回北京社科院研究生院。此后经过近十年在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过渡,2001年12月提拔他为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 书记、所长。
深居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绿色的中式大屋顶,富丽堂皇,即是垄断国史研究和出版的独立王国,也是教育、宣传国史的重镇,该所可以 直接招收外国留学生博士生。它主办中国唯一国史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家一级社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还担负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 国史研究工作的责任。1990年该所成立时,邓力群的另一名亲信段若非还在该所创办了一份当当响的左派杂志《当代思潮》,99年因为猖狂反对江泽民的“七 一讲话”“让资本家入党”,和另外几份左派杂志一起被封杀。不久当局就准许复刊,但是始终不见再次出笼,据说是因为宋平为他们筹集的钱,剩余部分被分光 了。
经济特区的邓小平巨幅画像
该所直到2011年5月12日,才变更了隶属关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接管理的研究所。据说这与“左王”邓力群失聪失明完全丧失思维能力有关,这位十三 大被王震向邓小平举荐为总书记的人选,已经是久住北京医院北楼的植物人。2012年4月9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任免决定:朱佳木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职务。据知情人讲,朱佳木一而再争取退休前能够获得正部级升迁的努力,在 社科院受阻后,到中央党校担任正部级副校长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如果邓力群还能理事,结果当然会不同。
十八大前谁占了先机?
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习近平的老乡,在红二代里被称为“中右”的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发言十分耐人寻味,她说:“我觉得对近平他们一代新 的领导人,既抱有希望也不能抱有绝对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那天就说了,德平大哥呀,你有责任,你难道没责任吗?人家近平没找任何一个红二代, 先找了你了(指2012年7月23日的见面),先找你和你谈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明白了吗!他那个南方讲话和前30年后30年,我们在座的公知们,拿笔杆子 的人有没有责任?有些人给他做了工作,人家十八大前上了五、六个折子给他,让他警觉起来,让他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包括“前30年后30年”,都是人家不断 的去渗透,去影响,占了历史的先机,我们占了吗?我们没有占历史的先机,没有历史的主动性,那你就等着挨打,你就等着你失望。”
据悉,像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的胡德平、马晓力这样的红二代,属于极少数,超过不了10%。而90%的红二代,都是当今的深度毛粉。不但是毛泽东,也是 薄熙来的拥趸。而胡德平三弟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赢得满场喝彩和掌声,讲的那个老四中精英饭局骂架的故事,正是红二代意识形态分裂的生动写 照。
至于那位占了历史先机,十八大前不停给习近平上折子、去渗透,去影响的人物,正是邓力群最为器重的、如今官场不尽如意的朱佳木。
朱佳木也正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
邓力群嫡系朱佳木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前编译局长衣俊卿因为发掘出“三个自信”,功在今上;“两个一百年”则是红二代的赶超梦。9号文件要为 “中国梦”保驾护航,胡德华的发言上网成为中国新的思想解放的先声。
5月13日《求是》附属的《红旗文稿》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的文章《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称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本是官方宣讲习近平1月5日党校讲话,阐述"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头理论文章,但是因为立论荒谬、事实虚假,立即引发微博群起质疑,以至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化作笑柄。
6月17日,迟迟被推上网的胡德华在《炎黄春秋》的讲话,一天爆红网络,被看作是宪政派的反击。这样围绕习近平的两个内部讲话,左右思想交锋必不可免,这是自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中国35年未见到的思想大变局。
《炎黄春秋》对阵“二报一刊”
2月27日《炎黄春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与会者近200人。90岁的老社长杜导正从“新中央100天”谈起,对习近平新南巡和党校两个内部讲话 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令满堂的饱学之士群情激昂,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会议结束不了,午餐席间,继续发言者不断。笔者曾以“新政遭遇董狐笔”来评说。
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联欢会上
据悉,这个会议迅速被上报中央,遭到来自高层的极为严厉的批评。4月22日中办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下发,该文件摆出七方面突出问题,可以说是张开七张大网,挖下七大陷阱,《炎黄春秋》与之对照,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请君入瓮。
作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界在六四屠杀之后,开辟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无论编者、作者和读者,自我要求都是不能退却,要坚持和发扬的依然是“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要寻求和表达的依旧是“以史为鉴”的真知灼见。
9号文件下达后,以卫道士面貌高调出笼的文章层出不穷,来势凶猛,“二报一刊”的文革局面又重现江湖,中共中央党报党刊的两个子报子刊《环球时报》、《红 旗文稿》成为左派舆论的先锋阵地。李慎明貌似是领军人物,被中纪委规定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必须观看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片,就是他领 头搞出来的“力作”,他是顾问兼理论带头人。被历史学教授张鸣评价“这所谓吸取苏联教训的片子放到俄国去,不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居安思危》系列又推出 了新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四、六集两个版本,刚出笼即遭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凤荣的痛批。
不论是副院长李慎明,还是教授杨晓青,在左派理论界只相当于吹鼓手。教师爷级别的,还得正本清源,认祖归宗。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国社科院这个意识形态左派 大本营中最高、最坚固的堡垒。由它生产出的“两个30年”就是“中国梦”的内核,核中核就是重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核中核,谁也“自信”不起 来。
2007年出笼的“两个30年”为谁而备?
200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为十七大准备的课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相互关系”已经完成。以朱佳木个人署名的长篇论文《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 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此后这个论题即便不是“天天讲,月月讲“,也是经年不断 地讲。
芭蕉扇不离手的炎黄春秋总编杜导正
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与之相关的重大课题,就是重作“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推翻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推翻对文革十年的全盘否定。早在 2005年12月23日,社科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出版了军队作家王波大校的新书《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 程》,并再版了他的旧作《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在出版社与总后联合举行的发行座谈会上,朱佳木代表社科院出席并 讲话,他对当前史学界对毛泽东这两大决策巨大争议的对与错避而不谈,中共改革家杜润生就说过“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建国后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错误,可以 以罪论处”。朱佳木极力称赞毛泽东“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超人胆识和雄才大略。”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把丑化革命领袖、歪曲党和国家的历史做为颠覆共 产党领导、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之一。前苏联由于妖魔化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便是前车之鉴。”要“防止前苏联发生的悲剧 在中国重演。”大张旗鼓为红二代注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精神和血统补剂。
朱佳木还有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绝不能因为前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60年大庆,临时增 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以这个方阵统帅毛、邓、江、胡的四代领袖像组成的四个方阵,这可能是朱佳木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理论成果,在十七大时期取 得的最突出的政治效应。但是当晚江泽民“夜不能寐”,给中央写了信,明确提出还是要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他写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 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因为高层分歧,2011年12月纪念十一届 三中全会30周年,胡锦涛还是坚守住1981年邓小平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1年9月26日至28日,由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国史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9月27日薄熙来出席年会,朱佳木大会发言公开为重庆模式站台。
2012年是十八大年,朱佳木仕途遇挫。但是他在“两个30年”的理论里,已经集中注入十八大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因素。就是用毛泽东的矛刺邓小平的盾。 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的“猫论”,发展到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不问姓资姓社”。但是朱佳木公开宣扬“改革开放一定要问姓资姓社”,他痛斥:“谁讲改革开 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指责是‘问姓社姓资’,是‘反对改革开放’。”他还用邓小平自己的矛,刺邓小平自己的盾。帮助邓小平起草“四项基本原则”的 胡乔木都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互矛盾。临死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从宪法序言中取消。”因此被降低遗体告别式的规格。朱佳木在两个 “理论导师”中,选择终身站在死硬立场的邓力群一边。朱佳木说:“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 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标准。”
红二代的崇毛情结
学者王康从重庆来北京,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新政半年,重庆老百姓中,拥护薄熙来的人,从60%,上升到70%。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一个样。
知识界这才认真思考薄熙来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思考来,思考去,只有毛主席是党的正资产,没有他老人家,我们的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从2011年就开始考察军政两界中的红二代对毛泽东的情感,竟然超过自己的生身之父,他们的父母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有杀父之仇,有杀 母之恨,竟然拥毛,崇毛,这是一种天下情怀吗?李伟东用一句歌词表达“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红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视作党产。毛泽东是他 们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没有毛泽东,他们什么也不是。共产党的权力,是毛泽东传承下来的。
傅高义要写《胡耀邦传》?
今年傅高义应邀参加博鳌论坛。结束后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大作《邓小平时代》的座谈会。应邀出席的《胡耀邦年谱》的作者,“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社科院 学者李胜平当场指出,傅高义在书中对胡耀邦的描述不真实,全书硬伤有30多处。这位美国学者支吾其词,说他也准备写一部《胡耀邦传》。
作者高瑜
据说傅高义的采访资料,没有采用的竟然多达三分之二,已经都整理出来,有50公分厚,他允许学者阅读,但是发表要等50年以后。
这位中国通心中自然明白,崇尚信史的中国人,会期待阅读他舍弃的这一大批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不会期待他有生之年,作为中国政府和社科院的常客,再写出一部《胡耀邦》。
作者: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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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瑜婷:揭秘国家社科课题申报术

写“三个代表”论文,2003年数千篇,2012年剩数十篇;写“科学发展观”,2009年近万篇,2012年剩千余篇;十八大后,写“美丽中国”论文从零升至过百。

  2月,历史学者雷颐在微博上质疑国家课题的逻辑矛盾——“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其中有:西方‘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的虚伪本质研究。这就奇怪了,既然还没有研究,怎么就知道它本质‘虚伪’呢?既然知道它本质‘虚伪’了,为什么还要花纳税人的钱研究?”这条微博转发 量很快过了万。

  对社科界的部分悲观者而言,国家课题的申请就是一大坑。课题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都已经被规定好了,“挖好坑给你跳”。

  有一批人长期迎合上面宣传,学界内部对这部分“搞意识形态的人”评价并不高。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是“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开炮批判,纯粹是拍马屁、跟风、蒙混经费,空洞又没有学理价值”。

  对更多人而言,还是得有点学术旨趣的追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内人都有一套心知肚明的包装技巧和策略。

  一、要与时俱进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也彰显了其“智库导向”。

  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是:“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当然要紧跟十八大指导思想,”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两位首席专家杜艳华教授、李淑梅教授对记者坦言,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智库”性质,“希望对国家建设有参考价值。”

  课题方向常会“跟风”。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40多万。

  二、大项目少不了热点时事关键词

  在这些指南中,有不少一眼看上去便是体现“宏大叙事、时事热点”的题目,往往还是重大项目,经费高达80万。此类项目一般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等,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

  “紧跟时事政策”之风蔓延于整个社科领域。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发现:“三个代表”论文数从2003年的数千降至2012年的十位数;“科学发展观”论文数从2009年的近万骤减至2012年的千余;十八大后,“美丽中国”的论文数从零上升至过百。

  但也有人提醒,纯粹为了迎合课题指南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比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必须承担一个风险:一旦你改变自己专长的申报领域,离开自己的圈子,日后在学术领域混的不确定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三、知道天花板在哪里

  其中有不少迎合者很可能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这种‘自我设限’心理后果挺严重的。体制给你设的天花板是2米高,你不是姚明,你才1.7米,但你也弯着腰去做,这就不对了。”复旦研究政治学的一位学者说。

  这位学者有自己的原则。“我没资格拿,给我我也不愿意做。贴标签并无任何学术意义。”他如此评论某项重大选题。

  他也强调诉诸理性:“当下舆论氛围有些过度夸大体制的压迫性,学术问题始终要用学术标准看待,不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反感,‘中国梦’虽不是学术概念,但若研究跟‘中国梦’有关的社会流动,还是有学术价值的。”

  四、题目需要一个好的包装

  方法一是在题目上做包装。一位做“风险社会与媒体环境议题报道”相关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学者,在规定的国家课题指南中浏览,发现这个议题只得挂靠在 “媒体报道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方向下。最后论文题目上也就突兀地冒出“科学发展观”一词。复旦的历史系教授姜鹏为同行感到无奈:“为什么一定要加 呢?这不是很尴尬吗?”

  另一种策略是,标书中用歌颂主旋律的话语,而实际的研究内容尽量依照学术标准。比如,在标书里面引用几句国家领导的讲话,能更好地说明选题重要性以及现实意义,对中标有帮助。

  五、细节上注意政治正确

  社科基金立项的标准中明确说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第一位要求。“问题是,正不正确的界限常是灰色地带,”有评审员告诉记者,在一次项目评审中,有的评审员会暗示某个研究有政治问题,“最后那位研究者连论文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字句斟酌是必要的,有些敏感用语得包装:研究“腐败”不行,要说“反腐败”;研究上访不行,要研究社会管理创新;“阶级”是不存在的,只有“阶层”;近两年,“市民社会”也偃旗息鼓了,开始用社会力量替代……

  六、基调要一致

  在申报国家课题时,浙江省社科院一位申请者遇到的尴尬是:他还没开始着手研究,研究的一部分结论似乎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一篇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因 为此类题目的应用性较强,他上网搜索现有发展状况的相关资料,很快,他便咂摸出民政部的意思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这基调应该也是来自国家领导人的 一句报告。”

  再读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发现此前“学术大牛”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基调。“这个结论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令人唏嘘的是,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在思考之前,脑 袋已经被框住了,很难有其他看法,不可能也不会跟既有基调反着干。他的做法是,先把研究做着,再像挤牙膏般挤出研究空间,去讨论“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 性和优势”。

  七、视名利为粪土等于放弃


  对大部分圈内人而言,课题申请,是不得不趟的一摊浑水。谁都很难摆脱对名利的追求。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6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论文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每一年立项名单出来,各大高校都进行统计,“落后了便奋起直追”。

  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标准是,讲师起码拿到一个省部级以上课题,才能擢升为副教授。

  对博导来说,没课题就无法带博士生。“博导人数远超博士,学校只好制定这个规则。”有课题就有经费,“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

  八、要广撒网并一石多鸟

  从申课题这座独木桥上被甩落的可能性极高。以去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5243项,3291项立项,立项率为13%。“有一些人连续七八年都没评到,也就只能当一辈子讲师了。”

  中标概率小,这事像买彩票,得多买几张,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有人“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有人要同时承担校 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虽说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九、经验值可以花钱买

  长达15页的申报表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你得绞尽脑汁把有限的平衡分配到各空格中,并娴熟使用官方话语体系博得评审青睐。买书、上课、网友是最常见的三种求救途径。

  有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跟高校日渐冷清的学术类讲座相比,那些高校宣传部部长传授经验的课是人头攒动。“几乎所有年轻学者都会去,座无虚席。跟公务员、研究生考试一样,快成一有利可图的辅导行业了。”

  各大高校论坛灌满了五花八门的秘籍和经验讨论。一位副教授求救:为赶评职称,希望一年内结项,这样是否会让评委印象不佳?

  十、动用“其他手段”

  暨南大学一位教授被评为博导后,经常有圈内人过来“打打招呼”。待他告知对方自己并非课题申请的匿名评审员,对方皆面露尴尬。一些高校有这样的说法:“课题评审就是评委之间的分赃,就是搞平衡,就是相互照顾。”

  “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社论在国内掀起热议——该文由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前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

  申请者还是担心“攻关”的存在。网上一份传授秘籍帖子里,最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十一、发票是一门生意

  这位暨大教授说起严苛死板的报销制度,哭笑不得。第一次报销课题费用时,对方说:“网络费不能报。”他解释:“现在搞学术怎么能不上网呢?”对方回:“谁知道你上网干吗了。”

  校园里卖发票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教授们的邮箱里塞满了吆喝着卖发票的邮件。来自人大经济论坛的一个帖子问,2年里面要报销24万(平均1个月报销1 万),目前4个月只筹集到1万元的发票,进度太慢了,怎么办?请有经验的提供些招数。网友们纷纷支出“犯罪手段”:找朋友开会,最容易报批;尤其是国外 的,机票最值钱;利用学生的卡套出劳务费;搜集车票,油票最好搜;山寨专家咨询表;购置苹果电脑;实在不行,就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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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

从民主理论角度看棱镜事件–政府秘密机构与民主政治

删节版以“美情报机构如何成为‘民主盲区’?”为题发表于6月23日《新京报》。
本文受到Rahul Sagar (2007), “On Combating the Abuse of State Secre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5(4): 404-427的启发。
日前美国“棱镜(PRISM)”项目的曝光,引发了广泛争议。“棱镜”的前身是911以后国家安全局秘密启动的“恐怖分子监控计划 (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2005年,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员罗素·泰斯(Russell Tice)爆料称,该计划完全绕开了“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以下简称‘情报法院’)”的审查,在未获法庭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窃听美国公民,一时舆论哗然。碍于物议,小布什先后要求国会通过了《保护美国 法案》(Protect America Act of 2007)与《〈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正式授权国家安全局在经过情报法院批准后对涉外信息进行监控,同时规定网络运营商必须与国家安全局合作,提交怀疑对象的电子邮件、社交网站信 息等数据。相应地,改头换面之后的“棱镜”,监控范围除了传统的账单与电话外,还扩及互联网上的各种涉外活动。
由于得到了立法、司法部门的授权,因此单从法律程序上说,“棱镜”项目是毫无问题的。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法理以及更深入的理论层面上,比如个人隐私与 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信息技术进步对隐私权立法的影响等等。而在这些理论问题中,迄今甚少得到讨论的一个是:国安、情报部门等等就其性质而言必然隐于幕后 的政府机构,及其种种秘密活动,如何能够恰当地纳入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中?
这一问题并非无的放矢,相反恰恰指向民主理论的一个内在困境。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授权与问责是政府统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授权与问责的 实现至少要求存在周期性的普选。但选举授权只有在公众具备获得充分信息的渠道、能够有效地对政府行为做出判断的条件下才有实质意义。显然,政府秘密机构的 存在与民主政治对公共信息的要求是相抵牾的,在一般情况下,公众不可能接触到诸如“棱镜”之类项目的机密资料,甚至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项目的存在,自然也无 从判断这些项目带来的利益与风险,无从判断政府是否僭越了既有授权、应当受到选票的支持还是惩罚。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离不开机密部门的存在与运作,又是不 能不承认的政治事实。因此,民主正当性条件与国家机密部门必要性之间的张力,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知情问责
面对这一矛盾,一种简单的解决思路认为,民主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涉及秘密活动的信息。譬如“棱镜”事件发作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的一篇评论认为:“在民主制中从事监视活动,其正当性依赖于知情同意,而非盲目信任。”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安全局在制定“棱镜”计 划前,应当将意图与草案公之于众,经过媒体充分讨论之后再做决定。但问题在于,监控的效力极大地依赖于其保密程度。倘若恐怖分子明知国安部门将会监控电邮 与社交网站,自然要改弦更张转向别的通讯方式,或者使用暗语联络等等。这样一来,监控项目也就失去其意义了。
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1976年的《阳光政府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在规定政府机构的会议必须开放公众旁听、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同时,也列出了十种例外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会议。
有人或许认为,秘密机构活动的正当性并不依赖于公众对其细节的完全了解,而只需要知道个大概——譬如这些机构正在进行若干涉及监控的反恐项目、这些 项目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即可。但这样粗浅的了解恐怕不足以对行政部门的滥用权力构成任何制约或问责。2006年,时任司法部长的阿尔贝托·冈萨雷斯 (Alberto Gonzales)在为“恐怖分子监控计划”辩护时,声称该计划在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上发挥了及其巨大的作用,但当记者请他略举一例以说明该计划如何发 挥作用时,冈萨雷斯的回应却是:事关国家机密,无可奉告。类似地,日前国家安全局长凯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在为“棱镜”项目辩护时,声称该项目迄今至少阻止了50次恐怖袭击。哪50次?对不起,无可奉告。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是信口 开河,但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说法值得公众信赖——因为所有能够作为证据和问责基础的资料,都锁在公众遥不可及的机密档案柜里。
从理论上说,公众并不是没有可能获得这些信息。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f 1966)及其修正案,普通公民可以提请法院对某项政府机密进行审查,以决定其是否能够公开。但在实践中,法院往往会听从行政部门的意见,但凡后者认为其 公开有碍国家安全的,法院便判其继续保密。这倒不是说司法部门屈从于行政部门的威压,只是因为法官们自感无力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做出合格的判断。最高法 院在1985年“中央情报局诉希姆斯(CIA v. Sims)”一案中的判词很有代表性:“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对‘全盘局势’当然是熟悉的,而法官们对此当然是不熟悉的,因此,考虑到国家安全涉及的重大利益 与潜在风险,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决定理当得到我们的高度尊重。”
公众了解秘密机构活动的另一途径是等待相关信息的解密。但等待解密毕竟过于被动,依赖其作为问责的基础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倘若即将解密的资料中包 含了非法活动的证据,秘密机构的相关人员完全具备狗急跳墙破坏证据的便利条件。1972年,在联邦调查局长交椅上一坐三十多年的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去世时,其秘书海伦·甘迪(Helen Gandy)便连夜将联邦调查局的过往重要档案全部销毁。“伊朗门”丑闻爆发后,里根政府的官员同样迅速销毁了关键文件,使得国会的调查无以为继。
其次,即便档案得到完整保存,但越是机密的文档保密年限越长,等到解密时早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公众想要问责也无从问起了。由于文件机密规格的归类 权主要掌握在行政机构手中,行政首长便可以利用这一点拖延事后的问责。小布什上任时,正值里根任内的总统文件即将公开之际,而这些文件很可能涉及里根、老 布什、以及小布什内阁中诸多共和党大员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于是小布什通过第13233号行政令宣布,现任总统有权任意延长过往总统文件的保密时 间。两年后他又颁发了第13292号行政令,将更广泛的保密权揽到行政部门手中。尽管奥巴马上任后,分别通过第13489、13526号行政令撤销了这两 道命令,并对秘密部门档案的解密程序作了系统性的规范,但是除非国会对此通过新的立法,否则未来的总统同样随时可以撤销奥巴马的政令。
分权制衡
公众无法对政府秘密机构的活动及时知情,完全依赖事后的解密来追加问责又过于被动延沓。自然而然地,我们会想到是否可以利用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通过立法、司法部门对秘密材料的审查来约束行政部门下属的秘密机构,并间接地为其存在赋予民主正当性。
在某些特定时候,国会的介入确实能够对秘密机构的滥权构成约束。1975年,受到海伦·甘迪销毁联邦调查局文件一事与水门事件丑闻的连续刺激,参议 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集中调查,叫停了若干非法秘密项目,并促成了《阳光政府法案》、《外国情报 监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等一系列立法的出台。此后丘奇委员会演变为常设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旨在对情报系统进行持久的监督。
但缺少了重大丑闻的刺激,这种监督的效力便变得可疑。由于行政部门控制着秘密机构的日常工作,其很容易对国会议员接触到的信息加以筛选和操纵。共和 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曾是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主席、现任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委员,然而她在“棱镜”项目曝光后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虽然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来自情报部门的国家安全 威胁简报,但是这些简报并不包含任何涉及具体项目的信息,所以她和普通人一样,根本不知道存在“棱镜”这样一个监控电话与网络记录的项目。这种现象并非偶 然,几年前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样对“恐怖分子监控计划”一无所知,以至于在媒体曝光该计划的非法窃听后,委员会里的民主党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半开玩笑半感叹道:“我哪里知道什么?我只不过是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而已。”
当然从理论上说,国会议员有权随时查看相关项目的详细机密报告——但首先你总得知道这些项目和报告的存在吧。其次,议员在查看浩如烟海的机密报告 时,不得随身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可以现场作笔记但不得将笔记带走、事后也不得向助手谈起这些报告的内容(因为助手的机密级别不够)。结果大部分议员在投票 表决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时其实都是糊里糊涂,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授权的是怎样性质的项目。
司法部门的监督审查也好不到哪里去。前面提到,非专业的法官往往倾向于听从行政部门的意见。因此国会在1978年制定了《外国情报监控法案》,成立 专门的情报法院,希望其能够独立而专业地审查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在国内的监听监视活动。但自其成立以来,在国安、情报部门提交的数以万计的监控申请 中,该法院对绝大多数都颁发了许可令,只拒绝了其中的区区11例。而2005年罗素·泰斯出面揭发国家安全局非法窃听美国公民时,也曾说道,情报法院向来 不过是“手拿橡皮图章的袋鼠法院”。
当然,颁发监控许可令的比例并不足以作为判断情报法院审查效力的依据。由于其涉及事项的敏感性,这个法院同样是一个秘密机构,其庭审不对公众开放, 法庭记录也被列为机密文件,只公布提交与批准的监控申请数。所以公众无从得知法院对绝大多数监控申请的批准,究竟是理由充分,还是敷衍塞责。
这意味着我们又绕回到了一开始的困境上来:公众之所以能够信赖权力制衡的效果,将立法、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秘密机构的审查视为后者民主正当性的间接 来源,是因为前者本身直接暴露于公共审视之下。但如果仅仅由一个秘密委员会或者秘密法庭来审查秘密行政机构,而公众对前者的工作细节仍然毫不知情,又怎么 保证不是换汤不换药、保证两者不会同流合污呢?
爆料检举
看来制度上的各种安排,无论是政府透明度的提高、档案解密后的追责、还是国会与司法部门的监督审查,都无法完全有效地化解民主政治与政府秘密机构活 动之间的张力。因此,制度外的公众知情途径,对于两者之间的兼容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民主政治的运作,从逻辑上蕴含了秘密机构内部人士不定时的爆料 检举。
从历史上看,公众(甚至国会)对政府秘密机构活动的了解也确实绝大多数来自各式各样的爆料。最著名的莫过于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丹尼 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将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犯下一连串政策失误并长期欺骗国会与公众的证据泄露给《纽约时报》等媒体,促成了越战的终结。而仅在最近几年,就有 罗素·泰斯对“恐怖分子监控计划”非法窃听的检举,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将大量外交机密档案泄露给“维基解密”,以及本次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棱镜”的曝光,等等。
但内部人员对秘密档案的爆料,本身又与国家安全的考量相冲突,因此也并非毫无争议。在这一点上,爆料行为与一般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有所不同:后者通过对恶法的公开抵制来表达自身政治立场,自愿为此付出法律代价,却并不牵累其它公众;而前者对国家机密的曝 光却有可能造成政府在外交、反恐等方面的失败,从而间接损害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对秘密机构的爆料也与一般的检举政府不当行为的做法有所不同:在后一种 情况中,各方证据有案可查,容易判断谁是谁非;而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除非爆料者能够出示大量而切实的材料,否则公众很难判断其是否夸大其辞、或是通过有 选择地剪裁材料来诱导公众。
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秘密机构的爆料人基本无望在法律上得到与其它检举人一样的保护。1989年《检举人保护法案》(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规定,联邦政府机构不得对检举政府不当行为的雇员在人事安排上施行打击报复。但该法案同时规定,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 这些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当然,本次“棱镜”事件的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只是外包公司的员工,并非联邦政府本身的雇员,本来也无权享受 该法案的保护)。反过来,秘密机构的爆料人往往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刑事指控。譬如对“维基解密”爆料人布拉德利·曼宁的审判,目前就在进行之中。
民主政治中国家机密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所导致的张力无法单靠制度来消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约束毫无意义),需要内部人士偶尔的爆料引发公共关 注与问责方能得到平衡。然而爆料人本身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与高昂的法律代价,并且这些风险与代价同样来自制度上的要求,因为政府无法在不陷入自相矛盾的 前提下鼓励来自秘密机构内部的爆料行为。既然如此,一个完备的民主理论就必须说明,如何能够在制度之外为爆料人提供合理的动机资源去面对潜在风险和代价, 使得通过内部爆料来平衡秘密机构权力的做法成为民主生活中一种可持续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完备的民主理论不但需要关心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还需要重视民主生活中作为动机资源的公民美德与公共文化。民主社会中对公民美德——比如 荣誉感、合理慎思的能力、对自由的重视与对权力滥用的警惕——的强调,并不是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需要具备这些美德,也不是说在做任何判断或决定时,这些 美德都应该成为首要的动机,而只是说这些美德在若干时候、若干个体身上能够获得若干程度的呈现,对于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这些公民美德的持续存在与呈现,离不开民主生活中公共文化的支持。以对秘密机构的内部爆料为例,只有当公众清晰地意识到秘密机构滥权的巨 大威胁与爆料者所面临的困难抉择,并对后者体现出充分的理解与声援(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必须赞同后者的观点)时,公权力对个体的威压才能得到一定的抗衡,而 未来可能的爆料者也不会因为前车之鉴而噤若寒蝉。理解这点之后便很容易看出,保守派评论员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孤独的泄密者〉(“The Solitary Leaker”)中对斯诺登“背叛基本的信任合作”、“破坏社会纽带”的种种指控,实在是本末倒置,荒谬至极。
附:以下是漫画家赫尔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50年代为《华盛顿邮报》创作的两幅关于“国家机密”的插画。版权属于赫尔·布洛克基金会(Herb Block Foundation)。
(1956年7月25日)“你知不知道——你忘了给这份打字机带的订购单加盖‘机密’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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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13日)“唉呀,我们肯定把这事儿搞砸了。现在给它盖个什么戳比较好——‘机密’还是‘顶级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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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星期一

拥有省行核心服务器root权限专家现身说法工行全国瘫痪事件

难得有个问题我能回答得比绝大部分人都好,难得周日有点时间,看到网上很多错误的评论,从技术角度说说相关的知识吧。
先自我吹嘘一 下:有几年时间我就是专门处理这种大规模停机的问题,过程总是那么惊心动魄。当年全国各地的IT管理也没现在这么正规,我手上的权力大得恐怖,省行核心服 务器我都是root登录(这不是不规范,因为我干的就是root的事),如果那时候对社会不满,处心积虑干掉几个省的数据不是什么难事。你说有备份?那也 是我负责的啊。医生当杀手是妥妥的,会救数据的一定知道怎么干掉数据最爽。救数据困难,干掉数据还不容易,而且可以干得连我自己都救不回来。

本文读者对象是非IT人员或者没有银行运维经验的程序猿,其实下面这些我说的对于系统运维人员都是常识,很多术语也为了迁就非专业人士略不严谨(比如把应用称为程序等),但意思大致如此,可能有遗漏,但一定没胡编。
哎,想起一些补充一些,看到一些网上评论的错误也再补充一些,越写越长了。大家没耐性的话,也不能跳到最后,哈哈哈哈。
我对周日工行部分地区不能营业的看法
1. 工行并没有全国瘫痪,只是影响范围比较广而已,很多业务都没问题。
2. 别的银行也没事,不要造谣和联想过度。
3. 从来没听过因为业务原因(比如资金链问题)利用IT来搞事,就好像医生不会因为对院长有意见就特意去治死病人一样。为什么不会? 因为与IT故障相比,有更多更好的办法搞事。

为什么IT会出问题?
1.现代IT系统非常复杂,当系统大到一定的程度,总会有失控的状况。世界上就从来都没有过没错误的复杂程序,问题只在于这个错误你有没有碰上而已。银行 的系统是由很多不同软硬件厂商的产品拼在一起运作,复杂程度远超过普通家用电脑,这么简单的家用电脑还会死机呢....而且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不是人 多或者钱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了,推荐看看《人月神话》。
2.要尽量不出问题,要钱,很多钱(比如中型银行建设一个过得去的容灾系统要上亿)。但出问题只是“有可能”,花的钱可是实实在在的。换了你是领导,你也不会无限制的向里面投钱。
3.稳定运行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不对系统进行改造。由于有新的业务要求,系统确实要不停的升级,每次变动对系统的稳定运行都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会大面积的出现问题?
因为三个字:大集中。最早之前,银行系统还没联网,一出问题只是某个区或者某个市。最近十多年银行业都在搞大集中:五大行除了中国银行之外的四家都已经完 成了大集中。工行是第一家完成的,当年号称9991大集中工程,好像是1999年开始2002年完成。(当年还有个八卦:某银行抢闸宣称号称比工行早十几 天完成大集中,争大集中的全国第一,让我想起了十二生肖的排位故事)。包括工农建交,国开,农发,浦发,华夏,民生等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双中心运作,一个北 京一个上海(交行好像有个中心在武汉,人行好像在无锡)。中国银行很早就集中成五大中心,至今还没弄成双中心。
(这段凭记忆写的,如果过时了或者有错请各位同仁指正)
这大集中里面的八卦故事也多去了,比如某行省级小集中之后发现某支行三任行长历时九年监守自盗的惊天大案,某行全国大集中造成大瘫痪在柜台放电影给储户看缓解紧张情绪,最近某行大集中还有个项目经理跳楼的....
大集中有很多业务上的好处,但从系统稳定性影响范围来说,就有点“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意味,虽然已经是好多好多好多人花好多好多钱去看好这个篮子了,但百密总有一疏,鸡蛋那么密都能孵得出小鸡呢!
为什么这种故障好像越来越多了?
以前没有微博没有微信,只要你不是倒霉的用户就不会知道出过问题。以前没有网银没有淘宝,你半夜不会买东西刷卡。好多年前我在某大行省行做升级,凌晨3点 多的时候出了大问题,如果8点前搞不定就全省这银行就停业了,6点多的时候是行长站在后面看着我操作,最后7点多搞定。换成了今天压力估计更大了,幸好我 已经洗脚上田从良,“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
为什么淘宝,QQ,Google好像很少出故障?
因为四个字:历史原因。银行的IT建设从80年代开始,传统的思路还是集中在单台(有的多一台做成双机热备)服务器上跑程序。互联网的IT建设大部分都从21世纪开始,大多采用的是分布式的思路:由多台计算机同时在跑程序,其中一台出了问题影响也没那么大。
为什么不转变?银行程序的特点是要稳定,转变模式的风险很大(有的程序部分用的还是20年前的技术)。所以虽然也在慢慢的转,但起码到今天还没转多少。顺便感叹一下改革之难,赞颂一下邓伯伯。
为什么没有应急预案或者应急预案没有起作用?
银行是中国IT业中最严谨的行业。比如有的银行还要求厂商维护人员不能操作,只能银行员工操作。
大的变更一定会有预案,甚至换个硬盘,改个IP这种做过几百次的操作都会有预案。但预案与真实一般都有相当差距。上面已经提到系统非常复杂,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真全部写下来,可能有几百个分支。而且,系统的故障并不会根据你的应急预案来发生。
只靠应急预案真解决问题的概率比拿着《泡妞指南》泡到美眉的几率还低,应急预案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应付上级监管,根据应急预案搭好可能需要的应急软硬件环境,大致理清概要思路,以及锻炼团队。真有复杂问题,还是靠牛人现场解决的多。

银行系统出问题的时候,我的存款会不会多了或者少了?

常见的最简单的衡量连续运行系统的整体指标有RTO和RPO,不严谨的说大致就是停业多久和数据丢多少的指标。
大家可以放心存钱在银行。一般出现问题也只是在停业(某个时间的系统不能运行)这个层面,还没到丢数据或者数据错的层面。就算真出了丢数据的问题,准确的数据一般可以从备份中心或者容灾中心里面捞回来。银行系统每天晚上都要对账,会保证数据准确。
不过为了防止系统故障,多办几个不同银行的卡倒是有必要的,我自己的三张卡除了分布在不同银行外,还横跨Visa/Master/AE,总有一张能刷到啊....
多 八卦一句,其实我当年做停业升级的时候,在电信运营商方面反而有很多手脚可以做,那时候信控全部停了,部分长途电话卡打国际长途是可以一直打不会有欠费直 到系统恢复才会停止的,到时候放弃那张长途电话卡就好了。后来这个漏洞已经没了,所以现在也不怕公开出来了。不过我很反对这种不道德的做法啦。只是建议大 家要对不道德的技术宅好点,好多福利的哦,亲。
为什么要停几个小时这么久?
先说定位问题的时间:从发现问题上报到IT信息中心(或者在监控系统发现问题),IT中心的人开始查系统,定位故障原因,如果定位不清还要找相关的软硬件 人员到场或者远程网络支持(基于安全原因,银行大部分都不能远程网络查看系统,维护人员到数据中心也需要时间,如果还堵车.....),找出问题的根源, 一小时算超快的了。类似你莫名高烧,到底是哪个器官出问题,去医院做检查做判断总需要时间吧?
解决问题就更不好说了,其实和大家的电脑一样,往往重启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很多业务系统部分出现问题是不能重启的(可能会影响别的业务系统)。至今国外各大厂商的标准维护合同,绝大部分都没有承诺修复时间。
根据手头的一份略过时的银监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一个省停业6个小时以上才算I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3小时是II级,半小时以上是III级。以管窥豹,落叶知秋,几小时真不算什么。
不是说有容灾和备份吗?为啥不快速切过去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出了故障的时候,有备份系统和容灾系统就可以很快恢复业务。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先 说备份系统,常规备份系统是不能运行业务程序的:备份一般只是把数据保存多一份或者几份,一般是在丢数据的时候才用来恢复,而且恢复的时间很多都在几小时 以上。类似大家手头只有一个avi文件,没有播放软件也没法看啊,只不过银行的“播放软件”要架设起来就复杂了.....
再说容灾系统,强 调一个连很多IT人都不清楚的事实:银行容灾系统不会轻易启用整体切换!前面已经说了,IT系统已经这么复杂了,容灾系统相当于再复制一套,复杂性增加了 不止2倍。切换起来是非常麻烦,非常伤筋动骨,惊动非常多人力物力,不是碰到大灾大难(比如地震,机房着火,恐怖分子爆炸之类)不会进行切换。
当 然平时会进行容灾切换演练,但一般不会拿核心系统来真实切换,原因是有风险。以前也出现过华东某省级行(还是某省某运营商? 记不太清楚了)切换到了容灾中心后切不回生产中心的悲催惨剧。最近西北某地农信社成功的把核心生产切到了容灾系统上,比较不简单,不过这毕竟是独立法人的 小银行,大行不是这么个玩法。
这么说吧,迄今为止,五千年来,四大行的核心容灾系统都没出现过需要两地切换的重大灾难的场景,和准备买 iphone6的肾一样,有两个,没切过,但时刻准备着切....其实个人不太靠谱的猜想,就算停个三五天,各大行都不会愿意全业务切换,今天这种停几小 时的算个毛有啥好切的,赶快修好系统就是了。
另外,看到有不少评论说“没人敢担风险切换到灾备节点上”。其实一般是这样的:建好容灾系统之 后往往都会写一套DRP(灾难恢复计划)或者BCP(业务连续性计划),就是容灾系统启动的流程方案,里面会规定好什么场景下由什么人拍板切换到灾备中 心,一般不会真出问题才临时来拍脑袋来想,(当然临时调整也是有可能的),也不是谁说切换就谁去背黑锅。
至于好多没分清容灾和备份的评论,算了,这个说起来太长篇了,不科普了。
当然,大部分的小故障会通过双机切换,快速重启部分应用的等方式解决。但很快解决了,你们就意识不了其实已经出过故障了嘛,是不是有点人择原理的味道?......但总有无法快速解决的问题,这不今天就上知乎了嘛?
补充一句,当然业界有很多新技术已经把备份高可用灾备等揉在一起了,但银行业应用还不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升级要失败,快速回退不就好了嘛?
一个常见的误会:升级不成功马上回退啊。这是很理想的情形,现实的情形是这样的:
1. 技术上无法回退。我举个例子,你从winxp升级到win7,升到一半,蓝屏了,或者报某个文件包找不到了。你会回退吗?
2. 回退的风险更大,升级过程中很多配置,软硬件都改掉了,改不回来了,或者耗费的时间比继续升级更大。
3. 解决问题了冲过去还能掩盖一下,回退了就确定升级失败了,下次继续升级的政治压力会很大。
所以实际情况中,除非可以很干净利落的回退,而且实在升级无法成功,才会回退。真的升级切割出问题会进行回退的不超过5%.
有次在某大型升级项目的回退方案专题会议后,对方高工和我方技术负责人聊天,双方感叹不已,这是原话:“这么复杂的升级,真出问题,哪能回退? 只能直接往前冲,死也只能死在前线!再大家一起出去找工作吧。”
周日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在 中国,无论出现什么IT系统问题,对外宣称总是电脑系统升级。我以前就有个变态的习惯在处理故障中途如果有空(等别人处理或者等系统回滚什么的时候)就打 呼叫中心电话,听那些美眉怎么解释系统用不了了。清一色的,100%的,毫无例外都说是电脑系统升级。当我再问为什么大白天升级啊?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们 客户啊?这时候就能体现呼叫中心的培训能力的差距了。
回到今天这事,别说我现在还没去八卦,就算知道了也不可能公开说,这是职业操守的问 题。而且有的故障的真相是查不出来的(你知道你每次生病的确切原因吗?),有的故障是查出来但不能实说(一般故障分析报告书很快就能到竞争对手手中)。这 种情况下,怎么去写故障分析报告,是一门艺术:真相不重要,达到目的才重要。这个目的有可能是大事化小,有可能是小事化大,水深着呢。
有时候看着公开的或者私下各种途径搞到的各厂商的各种故障分析报告书,不由得拈花微笑如下图.....
萝卜网
当然,管这些系统的干活的人都对真实的原因心中有数,都会改进工作来避免问题再次发生,直到换了新人或者又麻痹起来了。人嘛,好了伤疤忘了痛是天性啊。
担任这种救火角色虽然很有成就感,很有孤胆英雄的感觉。但也很苦闷,看电影看到一半被叫去救火;手机永远不能关机。当然有个好处是可以跟女孩子们说,我的手机为了你永远不关的,有什么问题深夜随时给我电话,还颇有成效........
来源:http://goo.gl/kcuXq

中国流动性危机的来龙去脉

中国货币市场发生的流动性危机成为近期媒体报道的头条,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垮台后美国市场的乱局。
周四,中国银行间市场7天期回购利率激增至令人目眩的28%。在违约传言甚嚣尘上之际,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出面否认其发生违约。由此引发的震荡开始蔓延至其他市场,中国股市也因此重挫。
这难道是有中国特色的雷曼兄弟的翻版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央行拥有超大规模的资源可以使它随时阻止恶性循环的发生。但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放慢至20年来的低点,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金融领域日益加剧的紧张局面。
1
银行间货币市场是银行业为获得日常运营所需资金相互拆借的场所,是一国金融体系关键的基石。而中国银行间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快速上 升。2007年中国回购市场的资金交易量为人民币11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到2012年已升至人民币136万亿元,相当于 GDP的263%。典型的回购交易是一家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从另一家银行换取短期贷款。
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央行出于货币政策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对货币市场进行培育。央行以往是通过对银行信贷下达硬 性指令来传达其货币政策的,如今中国货币当局希望开辟一条更为市场化的途径。通过引导银行间市场的贷款利息,央行就可以达到影响整个经济信贷成本的目的。
2
眼前的流动性紧张局面说明形势已经超出了央行的控制,周四7天期回购利率升至28%的历史最高水平,引发了包括一家主要银行违约乃至央行秘密向市场注资的诸多传言(央行随后否认向市场投放了资金)。
导致当前这场流动性危机的原因包括几方面暂时因素。需求方面,纳税季节来临以及6月初端午节假期加大了现金需求。银行在年中报告前需要额外资金来满足存贷款比例的监管要求也是因素之一。
资金供给方面,外汇流入规模大幅放缓。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5月份结售汇顺差为人民币660亿元,低于今年前四个月3,770亿元的平均水平。市场内的违约传闻更加剧了对手风险,让银行更加惜贷。
3
强调临时性因素无可厚非,但中国金融系统过去也曾出现过企业集中缴税、假期和资本外流造成的资金紧张,但并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利率飙升问题。这说明还有其他原因在发挥作用。
症结之一就是过度膨胀的金融体系。中国信贷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12年达到180%,高于2008年的12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增加的这部分贷款很可能最终成为坏账。这迫使银行更主动地向货币市场寻找资金来应付日常业务。
此外,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也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截至2012年底,理财产品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到人民币7.1万亿元,而几年前理财产品在中国还几乎无处可寻。所谓理财产品,就是安全性与存款类似,但回报率更高的一种投资工具。
对银行来说,理财产品的麻烦就在于其管理的资产一般期限较长,与其对应的债务的短期特征不匹配。据惠誉(Fitch)的中资银行分析师朱夏莲 (Charlene Chu)估计,在6月份的最后10天里,将有超过人民币1.5万亿元的理财产品到期。由于银行是在货币市场筹措这些资金,这就加大了短期拆借利率的上行压 力。
4
面对资金偏紧的局面,中国央行实际上有多个选择可以缓解这种紧张。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高达人民币19万亿元,如果将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就可以释放出将近5,000亿元的人民币资金,从而压低市场利率。
中国央行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资金投放。尽管央行已经采取了这一举措,但由于投放量太小,难以产生实效,过去三周净投放金额只有人民币2,800亿元。
周五有传闻说,中国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但指示大型银行向小型银行贷款。一般来说,大型银行都有多余资金,而小银行普遍资金不足。这也许正是周五7天期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从周四11.6%降至9.3%的原因所在。
以上哪种选择都能解流动性危机于倒悬,但也意味着银行业不必为多年来无节制的自我膨胀付出代价。而央行的最后一种选择,也是央行似乎更倾向的一种选择,就是放手让银行自己解决问题,这样做固然会有短痛,但能灌输一些市场纪律,督促银行更理性的放贷。
5
就在央行坐视不管的同时,利率飙升的影响正在整个金融体系内蔓延。
在公司债市场,随着投资者平仓套现,短期公司债收益率激增。周四,1个月到期且评级为AAA的公司债收益率从周三的5.6%升至10%,远高于期限较长的公司债收益率。
中国股市也大幅下跌,上证综指周四跌至2084点,和5月末货币市场压力初现时相比下跌10.3%。
实体经济方面,经济减速甚至在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前就已经开始。经济学家纷纷下调中国经济预期,部分经济学家现在预测全年经济增速将低于政府设定的7.5%的目标。
未来的风险在于,银行将把多出来的融资成本转嫁给客户,其表现形式将是贷款的减少和贷款成本上升。长远来看,降低信贷增速正是中国经济所需要的。但短期内将使中国经济再下一个台阶。

文章来源:http://goo.gl/lFSxQ

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李克强与市场的博弈走向何方


IBTimes中文网研究员 赵晓灵

最新的信号表明,今年刚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履行着与他的前任温家宝截然不同的“货币学”理念。面对着对资金极度饥渴的银行,李克强似乎在与市场较劲。
2013年6月20日,这个疯狂的一天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而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
6月20日晚间,网络传出足以撼动整个资金市场的几则传言:中国银行当天下午资金违约;央行投放4000亿货币以缓解市场流动性;央行给工商银行定向注入500亿流动性。
尽管这些后来均被确认为谣言,但却足以透露出银行“钱荒”已造成市场的人心惶惶。多数评论认为,同样的课题摆到前任温家宝面前,央行可能早已“放水”。
然而,李克强似乎在与市场较劲。本周三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 保持货币总量”。这一传达出的信号彻底浇灭了市场对央行“放水”的盼望。央行也以坚持发行央票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表明了不放松的态度。
在众多经济学家看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政策思路是以改革为重点,通过改革调结构,这意味着对出台短期刺激政策的意愿减弱。尽管同样重视经济增长,但随着政府对经济下滑容忍度的提升,它对收紧流动性产生短期副作用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增强。
李克强强调“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表态各有解读,但控制货币增长速度成为共识。
李克强表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番讲话第二天,银行股大跌。
有评论认为,李克强与市场的博弈,已经正式开始。
而来自另一面的声音则认为,今天的收紧不过是过去宽松货币政策的补救。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或许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今天罔顾市场呼声而继续收紧,那 么就是以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今日债市风波可谓一面镜子,揭示中国宏观调控与金融市场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结关系,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目标不可能以制造 银行间市场的紊乱作为实施路径,流动性危机也绝非控制信贷增速的最佳方法,宏观经济的固有症结更难以依靠对金融市场的简单粗暴约束而解决。”英国《金融时 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说。
最新消息显示,6月21日中国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回落到8.22%。有传言说20日下午一批低利率资金进入市场。“工行确认央行定向逆回购方式向工 行提供500亿流动性不属实,相反工行还向市场融出了资金。昨下午有一批低利率资金进入市场,工行是借出者之一,借出者估计还有国开行。”21世纪经济报 道金融版总监李振华今日在微博上说。

文章来源:http://goo.gl/xt9rS

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刺向安倍式经济的三支利箭

导语:比起安倍式经济政策的三支利箭,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安倍式危机的三支利箭。

经济观察报 近藤大介/文   “日本归来!日本的经济已经摆脱了在泡沫经济之后被称作‘失去的20年’里的长期停滞状态,目前正在逐步复苏。支撑着这一复苏进程的中流砥柱就是Abenomics(安倍式经济政策)。而该项政策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骨太方针’和‘日本再复兴战略’两个方面。”
6月17日至18日,G8峰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英国北爱尔兰召开。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安倍式经济政策的内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及欧洲各国首脑做了详细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摆脱通货紧缩,同时迎接‘复兴的10年’,日本政府发出了‘积极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以刺激民间投资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成长 战略’这‘三支利箭’。今年1月22日,日本银行发布了‘2013年日本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上升2%’的物价安定目标;4月4日,确定实施‘通货供给量两 年内翻两番’的‘从量到质都不同于以往’的货币缓和政策。这就是‘三支利箭’中的第一支,即‘积极的货币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日本发起的货币战争,而是旨 在将迄今为止日元的异常状态恢复正常的策略。
‘三支利箭’中的第二支,即‘灵活的财政政策’,是指今年1月日本政府通过数额高达13万亿日元的‘2012年度修订预算案’;5月15日通过了‘在2013年度增加高达92.61万亿日元的必要公共投资’的议案。
之后,日本政府又发出了‘第三支利箭’,即‘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所谓的经济产业成长,用具体的例子来解释的话就是,在未来5年内日本在海外增开1 万家民间企业、占领国内外大约26万亿日元的能源市场、解除医药品网络销售的禁令,在10年间实现农民收入的翻倍增长、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额由目前的 4500亿日元增至1万亿日元。”
其实,“三支利箭”的说法源于日本战国时代最为杰出的武将毛利元就(1497年至1571年)的生平事迹。毛利元就在自己临终之际,把三个儿子(隆 元、元春、隆景)叫到枕边,让他们每个人都折断一支箭。当三个孩子轻松地折断箭之后,毛利元就又让他们把三支箭并在一起折断。最终,三个孩子都没能折断三 支箭。于是,元就对孩子们说:“一支箭很脆弱、很容易被折断,但是三支箭并在一起,就会变得不容易折断了”,以此告诫三兄弟今后要团结一致。
可是,安倍首相似乎并不能成为像毛利元就那样名垂千古的武将。这是因为,比起Abenomics(安倍式经济政策)的三支利箭,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Abenorisk(安倍式危机)的三支利箭。
其中,安倍式危机的第一支箭是指安倍式经济政策带来的副作用。5月23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平均指数暴跌1143点。虽然在此之前,日经平均指 数创造了过去5年5个月内的“最高纪录”15942点,但是这一“最高纪录”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仅如此,今年5月23日的股价暴跌幅度甚至超过了2011 年3月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发生当日的股价下跌幅度——在那一天,日经平均指数下跌了1015点。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安倍式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怀疑。安倍 首相做了一台名为“异次元缓和”(即量化宽松政策)的大手术,但其副作用之大,已经在市场上初见端倪。
5月23日之后,日经平均指数持续下跌,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甘利明于5月28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以飞机机长的口吻安慰大家说“飞机马上就 会脱离目前遭遇的强烈气流,敬请放心”。但是就在两天后的5月30日,日经平均指数再次大幅度下跌了737点。进入6月之后,下跌的趋势依然没有任何的改 变。6月7日,股价终于跌破了4月4日,安倍首相发出“安倍式经济政策第一支箭”当日的指数(12634点),跌至12548点。基于这种状况,日本民众 纷纷开始担心这架由安倍首相仅仅把控着操纵杆的飞机,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不幸坠落。
6月13日,日经平均指数从早上开盘时起就一如既往地下跌。于是,忍无可忍的安倍首相把日本银行的总裁黑田东彦传唤到了首相官邸。面对现状,黑田总 裁像是在安慰正在哭泣的患者的医生一样,对安倍首相说“市场一定会回归平稳的”。然而,就在这一天,日经225种平均股价指数全部下跌。
6月14日,安倍首相发布了“将‘骨太方针’和‘日本复兴战略’作为日本政府的正式发展方针”的内阁决议。次日,他又动身前往欧洲,参加G8峰会并对波兰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G8峰会上,安倍首相被德国首相默克尔问及了“如何解决高达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237.9%的债务”的问题。对此,安倍首相做出了如下说明:
“到2015年,日本国家及地方的基本财政收入赤字占GDP的比率会降到2010年的一半,到2020年,基本财政收入将会扭亏为盈。之后,债务比率就有望实现平稳下降。”
但是,如此美好的情况真的会出现吗?看一看于今年5月刚刚发布的本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我们就会发现,与43.1万亿日元的税收相比,新国债的发行额几乎达到了和税收数额相等的42.9万亿日元。
今年6月,一本名为《安倍式经济政策导致日本国债暴跌的内幕》的书成为了日本最畅销的书。近日,我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经济学家田代秀敏。在采访中,他说了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预言。
“通过安倍式经济政策获益的就只有出口型的大公司。今后,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收入不会增加,而物价的上涨以及消费税的增长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同时,大量发行国债会让日本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且安倍首相只在公共事业上投入预算。这样日本政府将无法从真正的发展领域回收资金,民间活力将会不断萎 靡下去。所以说安倍式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为自民党挥金如土的政治换个名字而已,其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这样的经济政策会对提供资金的日本银行造成比以前更为恶劣的影响,从而导致日本最终无法依靠安倍式经济政策完成财政重建。另外,预计到2020年左右,将不再有人购买日本国债。所以,日本国债债务不能履行的悲剧结局正在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回想今年4月,日本国内民众对于安倍式经济政策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可是,时至今日,风向一转,所述的悲观论逐渐浮出了水面。
接下来是安倍式危机的第二支利箭——安倍首相的健康问题。众所周知,安倍首相是一位患有“溃疡性大肠炎”这种难治之症的患者。虽然安倍自己经常宣布 医药界成功地研发了特效药,但是药效总是差强人意,病症经常反复出现。自去年12月26日就任以来,安倍首相的休息时间包含周末在内仅仅只有3天。虽然工 作像跑马拉松一样漫长而繁重,但是安倍首相却一直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前狂奔。
在我过去当政治记者的24年时间里,像安倍首相这样日理万机的日本首相只有小渊惠三。可是,遗憾的是,13年前小渊首相因劳累过度逝于首相官邸。顺便说一下,小渊首相生前身体强壮,他认为自己唯一的优点就是健康。
而安倍首相为了迎接于6月23日举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从6月8日就开始在东京都内进行游说演讲。6月8日当天,在奔走了10个地方之后,安倍首相感觉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医院。在医院里,他接受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压氧治疗。
尽管身体已经发出了警示信号,参加完G8峰会的安倍首相在回国之后,依然坚持要于6月21日和22日在都内进行游说演讲。对此,安倍首相自传的作者、前日本共同通信社政治部长野上忠兴表达了他的顾虑:
自去年年末就任首相以来,安倍首相在心里为自己制定的政治日程是到今年7月21日参议院选举之日为止。他现在无论是颁布新的经济政策,还是出国访 问,都是为了他自己在参议院选举中胜出而做的准备。所以,7月21日的选举一结束,他的体力和魄力就会突然消失殆尽。6年前,他也是在参议院选举之后一病 不起,最终只好辞去了首相一职。这俨然就是噩梦的重复。
安倍式危机的第三支利箭是他的夫人安倍昭惠。安倍首相和夫人没有孩子,因此,很早以前,他们就被外界称作“假面夫妻”。而在如今这个相对敏感的时期,关于他们夫妻二人关系紧张的传言此起彼伏。
比如,在今年4月下旬安倍首相访问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之际,就有媒体曝出安倍首相和夫人在政府专用飞机上激烈争吵的消息。所以在对三个国家的访问期间,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往夫妻二人携手走下飞机舷梯的熟悉画面。
6月6日,昭惠夫人在国会议员会馆的会议室举办演讲。在演讲过程中,她说:“说真的,我很反对使用核能发电。所以,当我看到我的丈夫去国外推广核能,我就会感觉很心痛。”
大家都知道,“核能出口”是安倍式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安倍首相不论访问哪个国家都要竭尽全力地推销日本的核能。但是,与安倍首相一起出国的昭惠夫 人却在国会会议室里明确表明反对核能。于是,记者向安倍首相提问:“最高权力者和第一夫人的观念不统一,这是怎么回事?”对此,安倍昭惠说了一句“我是家 里的在野党”。
6月10日是昭惠夫人的51岁生日,可是当晚前来祝福的并不是安倍首相,而是两次获得米其林三星荣誉的、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法国人厨师Pierre Gagnaire。另外,今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安倍首相和自己的朋友在家中度过,昭惠夫人深夜未归。
虽然安倍首相就任已经半年有余,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搬进与首相官邸相连的首相公馆。对于其中的原因,安倍首相的亲信作出了如下回答:“那是因为昭惠 夫人强烈反对。她从去年开始经营居酒屋,生活非常自由。要是搬到首相公馆,就只能每天面对自己的丈夫一个人,这让她觉得非常反感。”
不管怎么说,安倍政权自建立时起,已经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今后,在关注安倍式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安倍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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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政法乱象调查——双面“明哥”:韶关政法乱象的透视镜

韶关,粤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广东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地处重镇,北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接河源市,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

    从各种因素来说,韶关都是清远、郴州、赣州附近三市的中心城市。然而有目共睹的是,韶关的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周边三市。且就全省范围而言,韶关的发展也几无亮点可寻,倒是贪腐、盗挖稀土、不公正案件等丑闻频频爆出。

    细究缘由,一位对韶关现象颇有研究的专家指出:韶关发展滞后,外因是冰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对民生环境造成颇大伤害;内因则是法制环境严重发育不良, 发展规划虽已定位但在具体实施中变形走样,甚至出现倒行逆施的怪象。而内因、外因相比较,内因则起了举足轻重的负面作用。

    提到韶关法制环境乱象,怎么也绕不开一个被称为“明哥”的人。“明哥”,就是韶关市委副书记林耀明,自2009年3月上任以来曾分管该市政法、招商等多项工作,一度兼任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奇怪的是,在坊间与知情者看来,林耀明却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副面孔为正面: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林耀明相当重视“双转移”、网络问政、“三打二建”等广东省委中心工作,并屡次展示了敢做敢当、敢于官场碰硬、体察 民生的正面形象,不少群众因此相信他是个难得的“清官”,所以尊称他为“明哥”。尽管,有关林耀明的报道,不少是动用巨额公款所做专版或软文,既包装韶关 亦宣传自己。另一副面孔则为负面:官场大哥“明哥”,而这一称谓同时流行于黑道、红道、白道等各种体系。林耀明对省委工作阳奉阴违,背后热衷于结党营私, 打击官场对立面;醉心于与富商打交道,插手矿山、房地产以获取巨利,并大力为无良商人保驾护航。

    近年来,韶关官场频繁地震,先后倒下原市公安局长叶树养、原市检察长杨剑等政法要员。林耀明履任3年多时间内,正上演着同样的疯狂,且贪腐手法不断升级, 乱象愈演愈烈。而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林耀明因年龄问题很快就要卸任,而对这类官员,组织上一般是没有明显大错不予追查。

    然而,如果人们能够透视“明哥”这一典型角色,即可透视韶关政法乱象的背后根由,也可找到韶关发展落后的根本性病灶。韶关,这个粤北重镇,未来将何去何 从?有专家认为:一定要树立风清气正的用人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不致于成为第二个广东茂名,或者第二个湖南郴州。

    监守自盗,韶关盗采稀土全球最烈
    插手矿山,三打两建化为敛财之道
    中东有石油,新丰有稀土。这是近年来韶关新丰对外宣传时,在媒体专版上为自身发展贴上的新标签。然而,响亮的广告语背后,事实却是:新丰县至今尚没有一纸合法的稀土采矿证,所有的稀土采矿都属非法盗采。

    据报道,稀土盗挖点遍地开花。虽曰盗采,但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新丰出产的稀土品质极好,在网上都有公开出售的联系电话,一时被坊间称作“地下稀土之 都”。并且,经过十数年的“产业升级”,不少采矿点已经摒弃原有的“池浸泡矿法”,代之以效率更高、隐蔽性更强的“管道浸析法”,漫山遍野皆是网状酸液管 道,编成硕大鸡笼状倒扣于数百亩的山头,情形壮观

    而耐人寻味却又极不合逻辑的是,自去年底至今,作为全国161个重点矿区之一的新丰县,举全县之力,联合8个部门,开展了号称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整治非法稀 土矿的“飓风行动”,而恰恰就在这次行动中,新丰的稀土盗采也达到了空前猖獗的程度:某报记者仅花去两天时间,便在该县遥田、沙田两镇找到非法稀土矿点不 少30个。

    打击不力,究竟是巨额利润使然?还是地偏难治?抑或监守自盗?新丰县官方归因于去年以来稀土价格上涨,非法利润猛增,英德不法老板流向新丰。而当地群众则认为:巨额利润之下当地官员对非法开采的庇护是更重要的原因。

    新丰盗挖稀土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国土资源部对此挂牌督办,要求严查。而彼时,广东省也在掀起严厉的“三打两建”工作,参与牟利的官员一时恐慌。

    但是,林耀明此时却借机大玩“空手乾坤大挪移”。 今年3月4日,林到新丰检查指导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等“三打两建”工作,在看到两个非采矿点后,先用八个字做了形容“触目惊心,后患无穷”,说“这么猖 獗,肯定有人支持,因此必须来真的,动硬的”。不过,他随即断言,这“与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委会干部有关”。显然,这一段大有学问的推断,巧妙地将自己 本来应该负有的领导监管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事实上,非法盗采稀土,利益以亿元为单位计算,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岂能搞掂这么大的买卖?

    林耀明并非不了解实情。据韶关稀土业内人士透露:“非法稀土矿的利益分配中,层层抽水,村干部一级仅处于金字塔最下方,最上方则是林耀明等巨头级保护伞。 巨大利益结成牢固联盟,只要问题一曝光,林耀明先找媒体领导,后推卸责任,上下联动,责任消于无形。而林此番对稀土老板施压,无非是借机让老板领情,今后 争取更多的进贡。”

    据记者了解,虽然韶关表面上对稀土盗采大力打击,“三打两建”工作也如期开展,但事实上,盗采稀土在韶关至今从没停止过,甚至越治越烈,可以算是全球最猖獗。

    记者调查发现,在新丰遥田镇大埔、高墩、左坑、大马、维新村,沙田镇天中村腊坑组、缠良村石桥组、扬塘组,下埔村陈洞、羊石村,黄礤镇,回龙镇;翁源新江 镇民治、油溪、鱼溪等村,坝仔镇礼岭、蓝河等村;南雄百顺、南亩、澜河、主田、坪田、帽子峰等镇,水口镇水口村;始兴澄江镇暖田村、北山镇、太平镇朱岭下 等村;曲江沙溪、罗坑奖龚岭、风田、樟市等镇;仁化城口镇土洞村、黄坑古竹村曾兴小组、龙仙等镇;乳源东坪汤盆村、天井山林场古结洞等地;武江区江湾镇练 屋村,龙归镇凤田盘村等地,仍时不时可见非法盗采稀土者的身影。
并且,在韶关当地,因为稀土的利益问题,多次发生恶性甚至打死人的事件。今年2月27日,新丰稀土矿迫于媒体压力进行整治期间,新丰遥田联丰村民谭红灯因围观而被当地黑社会强灌草酸,活活打死。受害人家属曾向林耀明反映,但遭其推诿。

    借机双转移关门打狗
    网络问政做表面工作

    韶关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地级市,各种要素资本并不算差。如果总揽广东全省经济发展的态势,也会发现,因为韶关与粤西、粤北以及珠三角的关系紧密,广东正把韶关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随着广东“双转移”的推进,韶关更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在产业转移中,韶关处在承载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第一要塞,其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此外,只有韶关发展了,才会促进粤北发展;反过,通过粤北发展,又促进珠三角的纵深发展。
    作为副书记的林耀明,表面上很重视广东省“双转移”工作,言必称“双转移”。广东广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在翁源奠基之际,他盛赞这是韶关招商引资一大亮点,是 推进“双转移”工作的重大举措。各大电视、报纸做专题时,他又总是出尽风头,多次出镜,大谈韶关的“双转移”搞得如何如何好。

    然而实际上,韶关市的“双转移”工作又是怎么一种现状?外围法治环境又是如何一种局面?2010年3月,在韶关“双转移”的结对子地市东莞,《东莞时报》刊发一则《转移韶关的莞企“回娘家”诉苦 》的报道,可以管中窥豹。

    该报道称,广东省虽实施“双转移”已久,但转移到韶关的绝大多数东莞大型企业遭遇同一困境:有关部门“积极招商,但关门打狗”,东莞企业有冤难诉。在一次 座谈会上,众转移企业纷纷诉苦:有的总承包了韶关丹霞山的售票业务,但丹霞山居委会也不和其商量,强行毁约把销售门票业务抢回去,2000万元打水漂,公 司形象彻底完蛋;有的公司进入韶关前,当地政府开始答应给用地指标,但后来反悔,公司无法落户、投产;有的公司遭遇烂仔闹事,当地政法部门亦放纵不管。情 况不一,但性质相似。最后,东莞市副市长邓志广不得不表态:要带律师去韶关为企业服务、维权。

    这则报道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东莞方面此后虽竭尽努力,却收效甚微。转移企业纷纷消极经营,韶关工业转移园区因此荒废不少地方。

    “韶关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双转移”丑闻发生在林耀明主政政法工作期间,并不偶然。林耀明虽然深谙“双转移”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利益为上,只要东莞企 业对其个人没有蛋糕奉上,就对“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放任不管,更不愿拿出具体整改措施,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据韶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称:一些公开场合,林耀明曾就“双转移”难题大倒苦水,说其中主要存在客观原因,很难避免恶果。

    然而,林耀明很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包装自己的形象,不仅化危为安,而且获得一身鲜亮的保护外衣。在“双转移”乱象的冰山一角被曝光后的2010年 8月,林耀明为挽回影响,特意邀请香港某报一位陈姓总编辑至韶关,只为成为该报封面人物。虽然,香港某报在香港的发行量并不多,其主攻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

    在花去数额不菲的费用赞助香港某商报后,林耀明大谈特谈:韶关作为广东的重工业城市、粵北门户,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规划定位为粵北区域中心城市。韶关将加 强与香港某报合作,吸引更多港商到韶关投资兴业,积极主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使韶关成为珠三角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此举,既吹捧了韶关的政绩,又让省里看 到了他的工作。

     2010年6月,林耀明又迎合省委,大谈网络问政。在一次网络问政工作会议上,林耀明说:“不关注网络问政的机关不是聪明的机关,不重视网络问政的官员是 糊涂的官员,不重视网络舆情的政府不是开明的政府”,“我们要善用网络,善待网民,善听民意,善处舆情,建立网络问政工作的长效机制。”但事实上,林耀明 做归做,说归说。只要有关韶关的负面网络消息,都一律遭到他的封杀。网上对他的进言,如果不利就置之不理,如果有利他就巧加利用。

    醉心结交富商
    专门插手大案
    近年来,韶关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林耀明则醉心于结交大型地产商,染指利益。郴州李大伦、曾锦春贪腐窝案全国闻名,林耀明因此奇妙地与之发生联系。
   不久前,韶关中院曾发生一桩大事:一名叫谭明杰的出纳私吞2900万小金库公款,逃跑被抓后,于2012年2月一审被判死缓。刘曙光,1955年出生,广东揭西人,现任韶关中院院长,之前任清远中院院长。而谭则是刘的亲信、红人,广东英德人,系刘一手从清远带至韶关。

    佛山中院审理查明,2006年7月至2010年12月间,谭明杰先后将2900多万元公款占为己有。小 小出纳为何能用会计公章?千万巨款蒸发为何4年半未发现?小金库上哪里来这么多钱?很明显,韶关中院的财务管理存在漏洞,但更关键的是,韶关中院院长刘曙 光负有领导责任,并且亦可能涉及林耀明。

    然而,韶关中院事后自有擦屁股高招:先处理了几个小干部,再由韶关最大地产商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出资,把资金窟窿填上。林耀明最后适时出现,义正辞严地对 外解释:谭出纳卷走的是公款不是小金库,窟窿是财政填补不是老板填补。这一解释,既搞得群众满头雾水,也搞得财政部门满肚心虚。

    帮法院填窟窿者、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究竟何许人也?原来,罗是与前不久“涉嫌行贿、引发韶关众官员落马”的粤北首富朱思宜同一量级人物,两人曾同以人大代 表身份多次现诸媒体。并且,作为行贿界大哥,罗的名气还远远大过朱思宜,罗就是数年前“行贿李大伦曾锦春数百万、造成湖南郴州官场地震”的关键人物。李、 曾虽被绳之以法,但罗舜彬却在韶关摇身一变,出任韶关市人大代表,并攀上林耀明、刘曙光这等重量级新靠山。

    填好2900万大窟窿之恩何以为报?林耀明、刘曙光绞尽脑汁,思量报恩罗舜彬。终于,罗相中了自己隔壁公司的一块地皮,此地如果划为公共,罗的地就变成价 值更高的单边位。刘曙光于是不惜冒着办错案的风险,将一起5年前已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拿起来重审,其理由是有人匿名投诉原案有假、韶关人大常委会曾就此发 出过《督办函》。真的发过《督办函》么?根本没有。原来,根据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各级人大不会再针对个案进行监督。韶关人大常委会发出的仅是 《信访转办函》,刘却大玩障眼法,对外宣称是《督办函》。

    更疯狂的一幕继续上演。网上有篇贴子称:为将此案办成铁案,2011年5月27日,刘曙光、罗舜彬和一神秘女子一道,在广州乘坐国航航班头等舱,前往北京 寻求援助。到京后,3人在北京五星级天伦饭店开了一间高级套房,并找到最高人民法院某退居二线的领导,意图通过此人做通广东省高院的工作。但刘曙光等人的 如意算盘最终没能打成。

    网络曝光后,刘曙光曾面对多名记者,无法否认曾与罗老板同行,不过其自称“只是为了参加同乡聚会”。此案最终进展如何?自有公论。但林耀明、刘曙光的所作所为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其说。

    按照人事惯例,刘曙光因为年龄原因,应该在2012年初退居审判二线。但屁股尚未擦净的林耀明顾不上避嫌,凭着自己的关系到省里四处活动,甚至不惜亲自上门游说,最终让刘曙光延长了一年半的任期。

    有关韶关中院的投诉多如牛毛,林耀明皆一一为其行庇护、打圆场。熟悉韶关官场的人都明白:刘曙光正是林耀明的铁杆马仔。

    政法系统怪事连串
    对付媒体软硬两手

    在林耀明主政韶关政法系统期间,荒唐之事简直不计其数,直接影响韶关形象与投资环境。

    众所周知,2011年乐昌市发生一起少年打架斗殴事件,14岁少年竟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而韶关公、检机关对此意见一致:14岁的林某是此次殴斗的组 织者,难辞其咎。但韶关中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则承认,“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或者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能以此瑕疵为由 否认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多名学生家长则愤慨地说,他们的孩子在被公安带走时,警方并未要求家长陪同前往。由于没有家长在场,部分学生出现前 后两种说辞。一周前,学生们的说法是,命案当日,众人在林某家聚集是为了帮他搬家;一周后的第二次讯问,则改成了在林家开会商议报复他人。这一“翻供”最 终导致了林某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

    2011年9月21日,江西安义人徐征礼被广东韶关警方不出示法律依据、也不与江西安义政府沟通协调的情况下,被送进韶关市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徐曾将此事反映至林耀明处,林理都不理。

    2001年,27岁的张强因隔壁超市发生一起爆炸(未遂)案件,在当年3月初被韶关武江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带走,几个月后,武江区法院以爆炸(未遂)罪判其 有期徒刑8年。2007年3月1日,获得两次减刑的张强刑满出狱。张不断申诉。2011年7月,武江区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其无罪。但当张强要求韶 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向自己道歉,消除户籍犯罪记录并赔偿损失152万余元时,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然而,有钱赚的事林耀明从不放过。韶关境内,交警收费从不手软。有许多货车司机驾车途经广东韶关境内,便被当地交警莫名其妙开出罚款单。2011年4月7 日,一重型半挂车经过韶关高速公收费站时,被守在那里进行过滤式查车的高速交警拦住,要求交罚款。司机不知道自己为何违章,要求看监控摄像资料(照片), 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司机交了1200元。交警开的处罚决定书写的竟是“没有系安全带”,行为时间竟是10个月之前!可是司机从来也没有接到他们的告知。 10个月之前是否有这么回事?驾驶大货车是不是必须系安全带?2011年4月14日,司机向韶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但后者无视《行政复议法》和《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出于袒护,草率回复:既没有提供交警罚款的依据和照片,也没有提供行交警的复议答辩,只是维持了交警的乱罚款行为。

    有人感叹:韶关路难,难于上青天,并不是因为路险,而是因为这里有个林耀明啊! 

    近年来,韶关政法乱象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媒体介入。对此,林耀明另有高招。一方面,林耀明喜欢结交媒体朋友,利用媒体营造自身清官形象,不少媒体 领导都是他的座上宾。比如,某报记者站长谷立辉(湖南宜章人,南枫集团老总罗舜彬的同乡)与其交好,展示其个人形象的多篇报道正出自谷的策划。另一方面, 他又善于利用各种关系打击舆论监督。韶关一旦出现负面新闻,林耀明极善利用关系,对媒体领导实施精准公关,公关不成则对舆论监督进行狠狠回击,尤其打击记 者个人。

    暗访步行街是林耀明自我做秀的神来之笔。他是韶关市创文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0年7月,他多次亲自上街暗访风度路步行街,让政府公车违章曝光,让局 长上电视向市民道歉。而他自己,则因为这一正面形象获得群众加分。在向媒体领导示好之后,他让记者为他做个人专访,强调:“我要是为了树政绩就不干这个 事,省得得罪人”,“我要是不得罪少数人,那么就要得罪大多数人;要是不责成个别干部道歉,那么广大群众的利益就要受影响,党委、政府的形象也要受影响, 你说孰重孰轻? ”

    虽然林耀明一再声称“我敢得罪人与空降没关系”,但事实上,他正是自恃自己权重,与他有对立面的官员奈何不了他。坊间有人质疑:林喜欢暗访,为什么不去暗访韶关房地产黑幕?为什么不去暗访稀土矿?

    “谭姓出纳卷走小金库2900万”事发后,林耀明曾利用资源,出钱向各大媒体领导打招呼,要求不要报道此事。后来,谭姓出纳被判死缓,媒体盖子终究难捂。广州个别媒体曾对此进行了报道,林耀明得知后气急败坏,多次痛斥该记者为“垃圾记者”。

    韶关盗挖稀土虽然全球猖獗,但林耀明对待媒体自有一套。一旦发现记者,马上金钱公关;公关不成,便找媒体领导;再不成,就找到上级部门,向媒体施压,对记者横加指责、漫骂,甚至陷害。(完)
                                                                   胡亚柱  刘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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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静悄悄的危机

作者袁剑撰文:水正在不断升温,而青蛙仍在一如往昔地游弋。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但却是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

在社会融资总额不断创出历史纪录时,GDP增速则一路下滑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经济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给《大拐点》一书作结的结语。我曾经这样写道:“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信贷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货币及财政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其反弹速度之快,反弹力度之大,不仅捍卫了中国的经济神话,更引得一众理论家开始煞有介事探讨起所谓中国模式。
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
然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热,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思想喧嚣。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果然,在政府逐渐减少刺激剂量之后(注意:中国仅仅是减少刺激剂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线。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长”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钱”若渴的企业及冒险家们自然如获至宝。在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下(虽然没有直接鼓 励),巨量新增信贷及负债通过各类影子银行的所谓创新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存量迅速达到百万亿之谱。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 最高纪录。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国股市也在跌破2000点之后开始迅速反弹。
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
但无论如何,经济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国经济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传统的信贷货币刺激仍然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
然而,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幻象仅仅持续一个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便给了这些周期论者当头一棒。
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计算,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区间之内。
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
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
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 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
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
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
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
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
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
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曾经囊中羞涩,频频出现工资发放危机的中国政府也成为世界上最有钱、最奢侈的政府。我甚至怀疑,中国的政府以及企业在这一段独特的历史中学到了错误 经验:他们似乎已经将高速增长甚至10%以上的增长作为可以一直持续,甚至当然的前提,即便短期回落也会很快恢复。在这种假设下,与其到时候匆匆忙忙上产 能,还不如现在就疯狂下注。
有意思的是,这种赌博在以往一直不仅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简直就是发大财的不二法门。同样重要的是,这样做也非常符合各级政府GDP最大化的目标。
而各级政府似乎也一直是这样鼓励企业的。已经有观察者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中国企业的库存周期已经发生了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变化:似乎总有永远去不完的库存。
尝试性的解释是:中国的企业是基于经济超长繁荣时期来进行他们的当下财务和库存安排的。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成功的经验往往可能让我们在未来招致重大挫折。
的确,只要潜在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巨大,投资回报率还在不断攀升,失业、债务、财政可能都不是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这两个可以挽救我们的前提条件似乎正在遭遇重大的麻烦。
开年至今,在社会融资总额不断创出历史纪录的同时,中国的GDP增速却出人意料地一路下滑。汇丰5月PMI初值,只录得49.6,又一次跌回收缩区间。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从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表现良好的就业情况也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如果说,应届毕业生不到30%的签约率还只是表现了某一个特殊 阶层结构性失业状况的话,那么汇丰PMI以及其他调查可能就表达更为普遍的裁员趋势。今年4月,智联招聘新增工作机会环比猛跌了23%。
在我们的观察中,一枝独秀的中国似乎仅仅剩下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了——一个最不该一枝独秀的行业。如果这种状况(信贷高速增长与GDP增速背离的情况)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中国已经越过了某一临界点,正在读秒进入所谓“明斯基时刻”。
水正在不断升温,而青蛙仍在一如往昔地游弋。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但却是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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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

我所了解的中国“棱镜”情况

“棱镜”这个事情出了,不少人哗然说美国政府也会如此。其实真正业内人士反而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政府肯定会监控通信网 络,如果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反而是不负责任,纳税人的钱交给政府就是换取政府的安全保证的。所谓被监控的一点点不便或者受侵犯的感觉,实在是没人在乎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要么是在装傻,要么是天真的不可理喻。
从另一个方面说,对通信系统的监控系统,或者叫LI系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电信联盟的技术规范里面,通信侦听有一整套公开的技术规范。任何一个 通信系统设备如果不满足这个规范是无法投入市场的。对语音通信网络的侦听,录音从来就不是一个秘密,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关部门可以在自己的终端上直接监听任 何一个号码的通话。目前引起轩然大波的,可能主要还是数据通信网络,或者说互联网通信。人们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似乎Email,SNS,IM通信 内容更加隐秘一些,所以就应该更加安全,不能说不是一种感知错位。
在中国的电信网络里面,所有通信光缆都要有一个镜像接口复制所有内容给相关部门,这是公开的。至于有关部门是不是检查所有的内容则看他们的需要。美 国国土安全部(好像叫HLS)的要求更加变态,要求能够短时间内获取通信内容发送方的详细位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于一个可能四处移动的设备来说,跟 踪起来难度极大。国内政府控制力度要强一些,所以对技术手段的依赖不是那么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走到哪里,用Wifi上网总是要输入手机号码的原因。
问题在于,目前越来越多的通信手段,你获取了数据包也无法复原。例如Gmail使用了SSL加密通信,截取数据包是无法恢复文件内容的。 Google和中国政府闹翻的导火索,就是国安部门用“中间人攻击”的方法去获取一些藏独分子的Gmail内容。例如一个监控目标A用Gmail发送信 息,安全部门虽然有他通信的数据包,但是恢复不回来。但是相关部门可以全权控制网络,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网关,这位A君以为自己在用Gmail,实际是先登 到安全部门的服务器上,然后再转发给Google的服务器的,这样就获取的相关内容。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Gmail采用端到端SSL加密,如果中 间插入网关进行劫持,会导致安全证书弹出。比较低级的做法是伪造一个安全证书,例如伪造一个Gooogle公司的安全证书,比较粗枝大叶的人也许就会忽略 这个不同。但是安全部门应该不会采用这种低劣的手段,也许他们攻破了MD5或者SHA-1,能够真正伪造出一个证书来。但是最后Google还是发现了这 种行为,所以就有了几年前退出中国市场大义凛然的举动,因为这种对Gmail邮箱的工具”突破了Google的底线”。
现在美国棱镜计划的曝光让google最为尴尬的是,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何美国政府不需要用这种“中间人攻击”的方法了。原来美国政府可以直接命令Google交出Gmail的内容。相比之下,Google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通信应用来说,美国政府最大的优势其实不是思科或者IBM这样的硬件制造商,而在于 Google,Facebook,Twitter这些大型ICP都要听从美国政府的命令。从这点说,除了中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信息命脉都掌握在美国人 手里。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一个ICP如果不肯被监控,就不要进入中国。这方面Skype就是一个例子。Skype是P2P语音应用,刚开始监听和跟踪 起来极难。FBI甚至专门有一个funding对支持对Skype监听的研究,这方面有不少的论文发表。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是,如果不给我监听,你就不能在 中国顺利的应用,不要说落地,连顺畅的通话都做不到。Skype虽然很难监听,但是却很容易干扰。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国内你要下载一个Tom Skype才行,这可是特制的版本哦。
我们公司原来有一个LI的事业部,后来解散了,因为这一行实在不好做。没想到后来阿拉伯之春一来,我们收到很多邮件,都是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发来 的,问我们能否提供我们的产品,重点就是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是干净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 特别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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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

纪律与法律之间的“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作者:本刊记者叶竹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3-06-10
“双规”的复杂面目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的反腐史,“双规”一定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有两种场合:一是有关部门宣布某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 调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囚狱的开始,这种情况常常会引来公众一片“欢欣鼓舞”;二是每当“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 属、学者、律师便会提出百般质疑,而公众的心态则往往在“活该”和“无视”之间摇摆。
  近期,“双规”也正是以这种两种舆论反响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别因“刘铁男案”和“於其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去年底,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 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在公众经过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种揣测之后,“双规”消息正式发布。接踵而来的是,公众为“打老虎”的 反腐势头没有减弱而“欢呼”,罗昌平传奇般的微博实名举报“历程”也被媒体细细盘点。
  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於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发现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事后,当地市委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双规”在制度上的定义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所规定的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检 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双规”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作“两规”。1997年,《行政检察法》通过,将原条例中“规定”改为“指定”,因此有了 “两指”的说法。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因此在实践中,一般很难区分“双规”和“两指”。
  “双规”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发挥了显著成效,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案都在“双规”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举世无双”的反腐战术, “没有比‘两规’更厉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当纪检监察室主任8年,大约一两成的案件动用“双规”手段,查办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规”便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复杂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铸成
  那么,区别于司法程序的“双规”是如何发挥反腐奇效的呢?这首先与“双规”隐秘的办案地点有关。
  1998年,中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双规”场所不能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办公、 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且不能修建用于“两指”和“双规”的专门场所。2001年,中纪委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双规”地点“必须选在能够确保 安全的地方,一般应选在具有安全防范条件的平房或者楼房的一层”。
  据介绍,酒店、招待所、军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为“双规”场所。《南风窗》记者询问过多名刑事律师,他们所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间里接受“双规”。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参观过地方纪委一处“双规点”,据她介绍,“双规点”的布置类似酒店的标准间,只是房间内的所有尖锐处都用橡皮包裹起来,防 止意外发生。人民网曾刊登了一组由探访过中纪委设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办案基地”的人士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守卫森严的基地配备有询问室、心理测试室和侦查指 挥室。
  “双规”的第二个特点是纪委办案小组和司法机关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是因为大多小组成员是临时从不同的单位抽调的,相互之间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中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陪护人员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挑选,也可商请有关国家机构选派。对陪 护人员要认真培训,明确责任,严格纪律。”曾有媒体报道称,“每‘双规’一人,少说有6~9人分早中晚3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双规”时限不能超过案件调查时限,也不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并且应当保 持一定的公开性,即“24小时通知”等规定,那么“双规”实际上和目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应当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双 规”仍然未被放弃使用呢?该人员分析,一是“双规”相对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即使其间动用了“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现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检察 机关办案的话在有些东西的度上很难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风窗》记者总结了“双规”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慑力的原因。他根据自己办案经验和研究结果总结出了“双规”的一个道理和三大定律。一个 道理就是,贪腐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马桶定律”,官员被带离权位,相当于屁 股离开马桶,臭味就会立刻散发出来,犯罪迹象随之呈现;二是“树倒猢狲散定律”,被“双规”官员与其他涉案人员相互孤立后,“猢狲”们就会惊慌失措,很容 易各个击破;三是“信息不对称定律”,“双规”后,官员和外界失去联系,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动瓦解。
  “双规”的威力足以让每个官员闻之色变,这一点甚至被用以敲诈官员。2009年3月,重庆某区一名局长被3名无业游民假扮的“纪委人员”以“双 规”名义带到酒店房间“审讯”。“假双规”期间,该局长对罪行和盘托出,还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密码。无独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县某局局长 同样被假扮的“纪委人员”以调查的名义带走,在案发40多个小时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据媒体报道,该局长被带走时“表现顺从”。
  前述隐秘的办案地点和独立的办案小组这两大“双规”战术,以及纪委工作组更善于把握“有些东西”的特点,是李永忠所总结出来的三大定律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特色使得“双规”成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却也埋下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法治接轨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参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反腐专家座谈会。程文浩认为,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确有一定的必 要性。然而,大部分学者同时也认为,“双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并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放弃这项过渡性的措施。李永忠虽然赞同“双规”的实用性,同时却也认 为,“双规”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没有冲突”,应当慎用、少用,直至条件成熟时不用。
  目前, “双规”在制度上的确定性逐渐加强,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纪委200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在使用“两规”措施中, 因违反规定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有逼供、诱供、体罚等情形的,或者无权使用而使用“两规”措施的,应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此外,2005 年中纪委“7号文”也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然而在实践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样, “双规”仍然存在不少未能与法治接轨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双规”了原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云才等人。“双规”期间,纪委从河北省国资委下属公司抽调的 3名办案人员多次殴打梁云才,导致后者死亡。饶有意味的是,3名抽调人员中,除一人是国企保卫科民警外,其余二人分别是没有办案经验和资历的武装部干事和 “临时工”司机。
  “梁云才案”的媒体报道中引用了该案《起诉意见书》的记载:“看护人员以(梁云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态度不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为由,多 次殴打梁云才。其中,“左书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儿抽打梁云才的后背,将棍子打折,用凳子猛击梁云才的后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处骨折,胸部、双臂、 双腿广泛性皮下组织、肌肉出血,致使梁云才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事后,3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两名参与办案的纪检人员因“明知看管人员殴打,却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分别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梁云才案”的判决结果表明,“双规”并非司法过程,否则适用的罪名应该是“刑讯逼供罪”。刑法学教授徐松林告诉《南风窗》,适用故意伤害罪的是普通 主体,不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则属于过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依故意伤害 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最高是死刑,但这一罪名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梁云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终依然以针对普通主体的故意伤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后两周,又有消息传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家属则反驳说贾没有心脏病。 类似的“双规”死亡事件,近年来常见诸报端,大多被认定为意外死亡。《南风窗》记者经过多方查询,发现类似“梁云才案”最终追究“双规”办案人员的案例非 常少见。
 1997年,天津市宝坻县法院法官王晋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后接受纪委和检察院调查。事后因证据不足,王被释放。释放后,王申请国家赔偿。天津 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纪委“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因此纪委调查的时间不应计入国家赔偿 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柳建龙提出,虽然国家赔偿的确不适用于“双规”,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国家机关“不作为”也应承担责任的规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国家监察机关的责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今年初讲话中表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李永忠看来,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双规”,进行反腐“歼灭战”是治标的需要,但是长期来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权力反腐”。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根据这两 部法规,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党的机关所颁布的党内法规都要通过备案审查,其中一条审查标准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 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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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开的逃生门

王占军因为临时请假躲过一劫,吉林德惠宝源丰禽业公司着火后,他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援,但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出弟弟。他说,现场是先着火有一段时间才引起爆炸,最要命的是二车间和安全通道的门不通,才导致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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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_慕容雨侬  吉林报道
每当想起和自己同住一个宿舍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工友,王占军就忍不住流泪。
他进入吉林德惠宝源丰禽业公司只有半年,6月3日上午5点20分左右,有点低血压的他叫醒其他三个人起床上班,说自己今天太难受,让他们给请个假。临走前,弟弟王宇和另一个工友刘强像以往一样逗着玩说:“我走了老大,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6时6分,他们所在的车间发生火灾,截至2013年6月10日,该事故造成121人死亡,77人受伤。
关于火灾原因,出现了很多版本。有的说是由于液氨泄漏引发爆炸,进而引发火灾,一些当地村民也表示,事故发生时曾听到爆炸声音。6月6日国务院“6·3火灾”事故调查组确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但事故原因尚未有权威的定论。
王占军因为临时请假躲过一劫,着火后,他第一时间参与了现场的救援,但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出弟弟和另外两个同事。“我没想到,他们真就是没有再回来。”
要命的是二车间和安全通道的门都被锁了
南都周刊:着火的时候你在哪里?
王占军:当时我请了病假在宿舍,刚吃完药喝点热水,就听下面喊救火,当时还以为是别的地方着火了,没想是厂房。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第一个眼就看到女更衣室的前面,就是南面二线对开的地方,从厂房蹿出来的火苗有三四米高。厂里的保安队长,在厂房前拿着铁锹在拼命地砸门。
南都周刊:砸门?
王占军:对。车间的中间有一条参观通道,也是消防安全通道。安全通道的左边是两个车间,一车间和二车间,右边是更衣室和厕所。这个通道两头各有一个 门,参观人员可以在通道一直前往车间,但一直是锁着的。除此之外,一车间和二车间分别也各有一个门,其中一车间通往外面的是开着的,唯独二车间这边的门是 锁的,两个门都锁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锁上?
王占军:这个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们做食品加工,外面是空旷地,如果起风的话风沙灰尘很容易进来;二个是苍蝇有可能进来,发现死苍蝇在里面也是不行的,(注意)产品卫生嘛。
南都周刊:有人说出事那天,整个厂区有六个门,锁了五个?
王占军:这个不准确,很多人说更衣间那边的门也锁了,其实那个门是开着的。我有什么说什么。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6月3日当天这几个门锁没锁?
王占军:开着,我本来还想进去,但那时火已经很大了,不敢进。我怕我进去救不来人,反而死在里面。真正要命的是二车间和安全通道的门不通。
南都周刊:你和保安队长砸开门以后看到什么?
王占军:砸开以后就看到里面浓烟滚滚,门口有几个人,这些人的面目已经看不出来谁是谁,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就是黑人也不如那个黑,有的人已经烧伤,烧坏了。
南都周刊:他们当时是站在那儿,还是躺在那儿?
王占军:什么样都有。门里面就是一个不到70厘米高的台阶,一个坎儿,我们把人往下扒,往下拽。我拖着一个女的到了草坪,那女的还在问我,我的手机呢,我说你能活下来是幸运的,我弟弟他们还在里头呢。
南都周刊:人多吗?
王占军:不太多,我们拽出来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这儿躺着,脸朝天躺着,再想拽他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
南都周刊:你当时怎么找你弟弟的?
王占军:我就问每一个跑出来的人,我说有没有看到王宇,都说没有。出来的每个人全身上下都是黑的,什么样的伤都有,那种场面太难受了,太惨了。有一 个叫马振的,他现在在长春烧伤医院的ICU,喉管已经切开了,正在抢救。我当时看到他时,他的脸部让火烧了,头发也都烧了,他要再进车间,这个车间有他的 对象,他要进去救他对象。我抓住他的手,拦着不让他进,他手上的皮,一下子就脱下来了。
南都周刊:皮脱了?
王占军:嗯,他的手已经烧伤了。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无助。整个厂房能看到的就是火和烟。我那时候想老天爷能不能下场大大的雨,把这个火赶紧浇灭了。
大约在7点过几分的时候,就听见厂房里面一声巨响。从房上拱出一个大的火球,之后就持续浓烟,很黑很黑的浓烟。我跪在地上哭,我说,完了全部都完了,我喊我弟弟,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那几个小孩的名字,每个人名字都喊了,可没有人回答我。
先着火再爆炸
南都周刊:有人说火灾最早可能是氨气泄漏造成的?
王占军:我觉得不可能。氨气泄漏得遇到明火,因为车间里没有明火,而且火是从房顶先着的。我在这之前另外一个厂子,经历过一次氨气泄漏中毒。那次泄 露是预冷池的排管憋漏了,工人大量吸入氨气,当时眼睛嗓子非常难受,想吐、恶心,我好悬没死掉,送到医院就昏迷了。我上次已经捡一条命,这次又是死里逃 生,又捡一条命。
南都周刊:你问过那天从里面逃出来的工人没有,他们那天有没有闻到里面有氨气?
王占军:他们没有闻到,他们就说前车间着火了。
南都周刊:你怀疑是因电导致的?
王占军:我不能说怀疑电,我只能说不是氨气爆炸引起火灾。现场是先着火有一段时间才引起爆炸,我肯定地这么说,我亲身在这个现场看见,而且在现场经历的。打死我也是这么说,对任何人都是这么说。
南都周刊:你们上岗的时候给你们做过安全培训吗?老板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哪个门是逃生通道,如果发生火灾该怎么样?
王占军:没有,反正我来之后没有,不知道之前有没有?
南都周刊:你过去打工的禽类加工厂,他们门也是锁吗?
王占军:不是。消防通道、安全逃离通道全部是打开的。按规定逃生通道不允许堆放任何障碍物,(这边是)堆放东西,门又上锁。
南都周刊: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王占军:不但是我不原谅,所有的遇难者家属,都不会原谅。门锁上就是最大的错误,也是导致这么多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南都周刊:老板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王占军:老板人都很和蔼说话。还有我们车间的张经理,他们每个人给我的印象都是对工人特别的和蔼,包括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个蒋厂长,还有颜主任。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这些人也是不错的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
王占军:有时候怎么说呢,指定有原因,平时不太注重这些,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火灾发生。
这些责任,你现在找也没用了,我们的主任也在里面没有出来,厂长也是(没有出来),说是出来了又进去救人了,太惨了。6月3日那天,中间有一段时间 救护车在拉尸体的时候,我在现场,我一直在那儿,都是白袋子出来,什么形状袋子都有,有直的,有弯曲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我看救护车一会儿拉走一批,一会 拉走一车。我快40岁了,那种场景我这辈子都抹不去。
“走了就不回来了”
南都周刊:你对后续的处理有什么期待吗?毕竟你弟弟也遇难了。
王占军:我也不去吵,凭良心吧。对于很多人来讲,要懂得这一撇一捺你才叫人。你就看怎么样去做了,这是生命,是120来条生命,他的生命之外还有生命呢,有的扔下孩子,有的扔下老人,有的一家几口都在这里,这也给各个私企老板敲响最好的警钟吧。
今天我回了一次厂子,给我弟弟取DNA鉴定结果。我到屋里头,忍不住流下眼泪了,我想到我弟弟是特别难受的,还有那两个小兄弟。3号早晨,我招呼他们起床,我喊我弟弟,“小宇,你们该起来了,该上班了。”
南都周刊:那是几点?
王占军:5点20分左右,我们(规定)5点50分进车间点到,我把他们叫起来,对他们说,“我起不来了,你们愿意吃饭就下楼吃点饭,不愿意吃饭洗漱刷牙上车间了”。我当时还想让弟弟他们两个陪我去看看病,但想想算了,我说我今天不去(上班),太难受了,你们俩给我请个假。
我弟弟和刘强,他们两个(跟我)说,我走了老大。他们管我叫老大。“我走了就不回来了”。刘强就这么逗着玩,我们平时也好逗着玩,我说走吧,走吧。我没想到,他们真就是没有再回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再回来。

http://goo.gl/brjfP

中國的金盾防火長牆與網民的「科學上網」

文 / 雨蒼
對於在中國地區的人們來說,要能夠自由的上網是非常麻煩的事情。許多人在連到國外網站時,常常會看到連線已重設或是作業逾時的錯誤訊息(圖1、圖2)。本文以中國金盾工程(註1)中的的防火牆(註2)為例,說明中國地區的翻牆(或稱科學上網)方式,以及防火牆存在的意義。
圖1、作業逾時錯誤訊息
圖2、連線已重設錯誤訊息

原理

要了解翻牆,先要了解網路運作的方式,以及封鎖的原理。網路運作是這樣的。事實上,當你在瀏覽器中輸入一個網址以後,瀏覽器就會先拿這個網址去 DNS伺服器查詢,找出IP。之後再連往IP,取得網頁內容。而傳輸的過程,就是以封包的方式傳遞資料。如果容量大,就會切割成很多封包來傳遞。
我知道很多人對這邊的描述不太有概念,所以在這邊解釋一下。瀏覽器瀏覽網站,其實就像去一個朋友家裡搬東西回來放到面前給你看一樣。要去朋友家,那 麼就要先知道朋友家的地址。通常我們很難記住那麼長一串地址,怎麼辦呢?DNS就像問路的人一樣。如果你不知道地址,那麼就問DNS,他會告訴你正確的地 址在哪裡。如果DNS也不知道,他就會去找他的長官一層一層的問,直到問到位址為止。
根據上面的連線原理,金盾防火牆使用了三種不同的封鎖方式。金盾防火牆就像警察一樣,站在國內、國外網路的交接口。如果這個警察發現你要前往被封鎖 的地址,他會把你攔下來不給你過。或者是當你在問路的時候,故意報給你一個錯誤的網址。就算你好不容易找到資料搬回來,警察也會打開每個貨物檢查。如果在 檢查貨物的時候發現是違禁品,就會沒收貨物。
這就是三種封鎖方式。第一種就是封鎖特定IP,第二種是DNS汙染,第三種是封包竄改或丟棄(又稱為丟包)。在錯誤訊息上,前兩者瀏覽器會回應作業逾時(圖1),第三種會回應連線被重設(圖2)。
不過除了技術上的這三種,還有第四種:備案。在中國,每個網站在成立的時候都要向公安備案,負責人要拍照存證,而且內容也會隨時被審核。如果網站出 了問題,放上了不該出現的內容,公安會聯絡網站把東西撤下來。如果情節嚴重,還會直接逮捕網站負責人。在中國,政府也能管DNS的查詢內容,因此如果瀏覽 器問中國國內的DNS怎麼找到Facebook,他會故意給你錯誤的IP地址讓你連不到(第二種)。
中國政府在每個國外和國內的網路交界處都設立了檢查站,國內的網路裡也有隨機抽查的檢查站。這些檢查站會檢查每一個通過的封包。如果發現IP地址已 經列入禁止訪問的名單,這些檢查站會直接丟棄封包,讓你看不到網站(第一種)。如果你連上的網站有敏感詞(回應的封包裡有敏感詞),那麼檢查站也會把這個 回傳的封包丟掉,並且阻止你前往那個網站三分鐘(第三種)。三分鐘之後,又可以正常連線了。
剛剛不是提到問路嗎?有的人會說,既然國內的DNS不能問,那我去問國外的好了。但中國的檢查站一旦發現了你問的網址是不允許問的,會故意把你問路的封包攔下來,換另外一個偽裝的封包來給你錯誤答案。這個被稱作DNS汙染(圖3)。
結果就是在中國,許多網站都難以訪問。就算國外網站可以連,也會因為這些層層檢查而連線緩慢。
圖3:金盾防火牆的封鎖方式

突破方式

突破方式其實不難。前面不是有個檢查站嗎?只要外頭有個朋友可以幫你,其實很多東西就方便許多。首先,檢查站只防止前往特定網站,你可以先連去別的 網站,再從那個網站轉往原本要去的網站。再來,為了避免檢查站發現你的內容不合法,因此要先把這些內容偽裝起來,讓檢查員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這就是加 密。這條路只要建立起來,就可以透過這條路直接詢問國外的DNS,也能透過這條路去訪問國外的網站了。別人也可以透過先連到你的電腦來突破封鎖了(圖 4)。
從原理來看,我們就能了解目前的翻牆方式了。首先,你需要建立一條加密的連線,連到外面可以訪問的一個中繼站,再來從中繼站前往其他的網站。這些連線方式很多,基本的是VPN,還有ssh加密、goagent等幾乎也都是這種方式。
不過,有些加密連線的方式已經被中國政府破解了。像是L2TP、openVPN都已經不能用了。目前為止VPN的通訊協議裡只有PPTP使用正常。 其他還算正常的有ssh連線的方式。不過這些連線和協議的使用狀況依據不同的運營商、不同的連線方式還是有不一樣的限制。比如說,雖然ssh協議的連線還 算正常,但如果發現傳輸速度過快,還是可能會把封包丟棄,或是強制降低連線速度。而防火牆也會對部份網站進行間歇性封鎖,或是在特殊時期封鎖特定網站。這 些無法預測、煩不勝煩的阻擾方式才是防火牆令人討厭的原因。
這邊所提到的翻牆方式目前是可以運作的。中國現在的防火牆是只讓你不能去訪問有問題的網站,其他網站預設都是可以訪問的。這被稱做黑名單模式。如果 變成只能訪問沒有問題的網站,也就是白名單模式,這條路就沒有辦法運作了。因為那些網站肯定是不會幫助你瀏覽其他網站的。這就是北韓所做的網路封鎖。
關於更詳細的原理,請參考後面所附上的《翻墙路由器的原理与实现》(註3)一文。
圖4、翻牆破解方式

為什麼要進行網路封鎖?

大體而言,中國的網路封鎖並不是真正讓你沒有辦法看到外面的網站,而是提高獲得外部訊息的成本。在這個網路時代,取得訊息是快速、方便又低成本的事情。一旦取得資訊需要花上大量的精力,就會降低許多人想要獲得這些資訊的慾望。
而中國的金盾防火牆就是針對這一點。防火牆的存在不是為了「阻斷所有資訊」,而是為了「提高資訊取得的成本」。只要提高成本,減少願意取得「有害資 訊」者的數量,他就已經成功了。金盾防火牆可以有效的阻止那些沒有好奇心的人知道不該知道的東西,這些人才是防火牆真正的標的。人們會花時間去尋找遊戲和 影片,卻很少有人願意花心思、工夫去看一篇可能會改變自己想法的文章。因此雖然突破的方法只要有心就找的到,但對於沒有好奇心的人來說,金盾就足以阻止他 們的行動了。
防火牆分割了中國和外國的網路,也導致中國的網路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網路文化格格不入。許多有行動能力進行翻牆的人在第一次接觸到外來的網路文 化時,常常會因為文化衝突的緣故而不喜歡、甚至對外來思想產生反感。網路論壇上常見的中國憤青就是由此而來。能夠放下身段、包容不同文化甚至接受不一樣思 想的人又更少了。
舉個例子來說,中國的魔獸世界由於遲遲無法更新,因此大批中國玩家蜂擁至台灣的魔獸世界伺服器遊玩。但他們來到台灣伺服器以後,往往就直接帶來當地 的遊戲文化,甚至用語、說法完全不改,不懂的入境隨俗,造成許多台灣玩家的不滿。有的台灣玩家和中國玩家甚至在遊戲的公共頻道上互罵。在這種對中國玩家不 友善的環境中,能夠包容、接受不一樣文化的中國玩家就更少了(註4)。
在行動力、技術能力、文化衝突的多重過濾下,導致能取得「有害資訊」的人數成等比級數的降低。再加上國內網站的關鍵字屏蔽、過濾,中國政府就能有效 的控制那些異議者的數量。剩下來的異議者,只要單純打為「反革命份子」、「異類」、「精神病」,就能控制他們思想的傳遞。金盾就像資訊的海關,可以用來保 護「政府希望人民所相信的思想」。
圖5、新浪微博的審查訊息
中國的網路上又時常出現審查、刪帖的訊息(圖5)。這些網路警察的行為會先在人們心理中塑造出恐懼。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言論何時會受到審查,因此大 多數人就會假定「自己的言論會被審查」。這會導致所謂的「自我審查」。自我審查的效果,比起網路審查的效果還來的巨大。有些台灣的新聞網站為了避免被防火 牆給封鎖,損失來自中國的流量,因此自我審查,過濾對中國不利的新聞,就是最好的例子。
恐懼把審查這件事情放大了許多倍。只要大家認為審查是存在的,審查的效果就出現了。這,也就是金盾防火牆的存在意義。(註5)

  1. 註1:金盾工程:http://zh.wikipedia.org/zh-tw/金盾工程
  2. 註2:防火長城:http://zh.wikipedia.org/zh-tw/防火长城
  3. 註3:翻墙路由器的原理与实现: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mMiMYbviMxJ-DhTyIGdK7OOg581LSD1CZV4XY1OMG8/pub
  4. 註4:D姊姊的魔獸告解室:蝗災:http://t17.techbang.com/topics/2336-d-room-sisters-confession-of-warcraft-plague-of-locusts
  5. 註5:Re: [問卦] 有中國p2p和金盾的八卦嗎?:http://www.ptt.cc/man/CrossStrait/D7FC/D324/D714/M.1262090382.A.571.html
  6. 註6:本文網路發佈位置:http://goo.gl/TDgbl,圖片由@Luise Wei 提供,在此感謝她的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