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南洋

 冷月孤星剑
 2007.4 于[世界军事论坛]
　　
　　　　最近军坛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话题好像很热。但似乎这里没有多少人对东南亚的华人情况有多 少了解，所以趁这几天难得的空闲，简单写点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然很多人和大马赵总是鸡同鸭讲，不会有交集。如果本文能让各位对东南亚的 华人的现状和心理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对这里发生的事就不会很奇怪，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行为也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期望了。我想老毛比他同时代的人 都伟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了解中国农民的心理，也能了解他的对手的心理。同样如果大家不能了解东南亚华人的心理，就会连大马赵这样还算爱中国的人都无法 交流。
　　
　　　　由于时间有限，很多资料仅凭记忆，难免错误，欢迎拍砖。

华人在海外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约一千万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约六百万华人；泰国六千五百万人， 约九百万华人；新加坡三百万多人，华人占90%；菲律宾九千万人，华人大约一百万，不到 1%，但有华人血统的要占大约20%。
东南亚华人，给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被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自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取消了中国的双重国籍政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开始积极融入本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已经很 少，从姓名和语言上，中国人已经分辨不出谁是华人，不过，本地人对那个家族有华人血统，都一清二楚。人们都知道菲律宾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的他信是华 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但这些华人，已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仅仅只是血统上是华人而已了。在东南亚，真正能以 一个大族群的规模保持华人传统的，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这三地的华人分为两种：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 报(英文)，亲西方，甚至以自己的华人面孔为耻，以李光耀为代表。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
说到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分别，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兴衰史，也就是南洋传统华人的兴衰史。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有这所大学的精神肃然起敬。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叫陈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他是陈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到新加坡。 1953年，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倡办南洋大学。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新加坡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此后，连瀛洲宣布献捐廿 五万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义捐建双连学生宿舍一座。马来西亚的李光前赞助1953-1957五年总捐助十份之一(此数超 过一千万元)，鼓励社会人士参加献捐运动。槟城林连登捐出五十万元，建筑南洋大学图书馆(行政楼)。陆运涛献捐南大理学院全部建筑费(约卅万元) 。
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商界，学界，出租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吧女和理发师，都先后参加乐捐，义驶，义踏，义卖，义演等活动，响应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的呼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机会读书，但都希望能进点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后代有机会进一所华人自己的大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育。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
很显然，这种想法和海峡华人以及殖民当局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海峡华人，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在当时是英国。这种区 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是靠给西方人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 文比中文说的好，甚至不会说中文，比如李光耀。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 的最英国的人。而李光耀本人，几年前被英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虽然 到他儿子的年代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以美国为荣。
所以，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后，新加坡当局一直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也不承认南洋大学，认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学环境不能 被认可。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一直到1968年，新加坡政府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一直对南洋大学的中国化教育如鲠在喉，到 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从此，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南洋大学建校25年，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这些人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 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人能看出差别。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 校，叫南阳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几年前，该校的新校长想借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已经身居高位的南洋校友的资源，提 出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南洋校友的反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南洋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和南洋理工大学现在的英文环境风马流不 相及。的确，现在的所谓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从亿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们齐心合办的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 南洋大学是根本不能比的。
南洋大学的停办，也意味着在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失败。李光耀上台后，很多有影响力的传统华人被赶出了新加坡，他们大多到了马来西亚，有的回到了中国， 有的到了美国。从1980年开始，海峡华人的思想开始在新加坡占了上风，到了今天，传统华人的思想在新加坡基本灭绝了。1980年前，新加坡80%以上的 家庭平时的家庭语言是中文，而现在，70%以上的家庭使用英文。80年以后，新加坡的学校就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来学。 很显然，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加坡人，很多国人试图想和他们找到中华文化的相通之处的话，结果显然就是自讨没趣。在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心目 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迁，这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有直接关系。80年以后，新加坡就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这样过了一代人，李光耀终于成功了。如 今在新加坡，能流利说中文，喜欢中国的，大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这些人，大都因为英文不好，无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只有开出租或自己做小生意，现在 已经是快被遗忘的角色了。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去中国化，二是推行英文环境，吸引西方投资。这两点他做的非常成功。在南洋大学的年代，南洋的学生给了李光耀 很大的麻烦，他们基本上以北京为自己的方向，对政府跟着西方走的行为很不耻，并且南洋大学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当然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出发点)，加上他 们在新马华人中的号召力，所以，被以铁腕著称的李光耀关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李光耀成功吸引到的西方投资，也客观上形成了英文的强势环境，那些华校生 由于中文没有英校生好，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也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势衰。
但是，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 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 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 统华人的自信根源。虽然英文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缺乏李光耀希望的那种自信和团结精神，但目前这似乎还没有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毕业后工作的环境，不是 西方公司，就是新加坡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有多少创造力，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要李光耀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 人要走的路，他都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客观的说，李光耀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尼克松曾说李光耀是他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这句话绝非虚言。他不单一手创立了新加坡，还创立了东南亚华人，也许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也许国人没有几个能了解。
1974年，李光耀创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 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 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但事实远不止此。
1， 新加坡电信是马来西亚电信的大股东，也控股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三年前和李嘉诚的老二李泽楷竞争香港电信，在中国政府干预下失败。
2， 新加坡航空的服务世界排名第一，同时控股新西兰航空公司。
3， 新加坡港务局集装箱年吞吐量2006年达到22百万，连续十年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可以对比的是八年前它的吞吐量是一千五百万，而当时排名第三的高雄，只有六百万。
4，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之一，控股印度的ICICI银行。可以对比的是，外界认为的新加坡首富黄庆昌的大华银行，两年前也差点被星展银行收购。
5， 吉宝集团，其旗下吉宝船厂，占有有世界近海船台市场的80%。而旗下的吉宝置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6， 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晶元制造厂商，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赔钱，只有2006年才微有盈利，2007年可能还要赔钱，但该厂从不裁人，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投 钱。李光耀坚持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它能跟踪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工艺就行。目前，它的半导体加工工艺号称只落后英特尔半年。李光耀的这一思想和眼光，比 从刘少奇到赵紫阳等人要高明地多。
这些公司，都是李光耀一手创立的。
2003年，淡马锡控股回报率达46%。2004年，其总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和GE相当。可以对比的是，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五国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 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 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 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 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 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
2002年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公司CEO，李光耀则专任自己1981年建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的董事长。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约1730亿新元)，它的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2000多间上市及未上市 公司。其中北美占50%、欧洲占25%，东亚及东南亚占25%。GIC于1995年即进入中国大陆，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在台湾，GIC 也是其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史上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月，GIC购得台湾《蘋果日報》主要股份。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新加坡建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初加工中心，运往远东的石油，都要在这里初加工后再运往目的地。
所以，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在李光耀的安排下，还是很优越的，至少工作机会非常充足：新加坡现有公民和绿卡约330万人，另外还有约120万外来打工者。 而在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一样，只要有点学历有份工作，买房养车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前两个消费上，政府都会刮走一大笔油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出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富裕，大半是靠当中国的窗口挣的代理费和贸易 费，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产发财，其结果除了造就几个富豪之外，绝大多数香港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只能蜗居在鸽笼大的 房子里当房奴。很讽刺的是，现在香港人的就业，有近一半是靠大陆来的中资公司提供。客观的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只不过大多数香港人还看不到这一 点，还在很无知的为很虚无缥缈的所谓投票权愤愤不平。本来，香港可以借港币作为人民币窗口的特殊作用向金融中心发展，但对着一半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 人，北京政府可能会很无奈地丢掉这个想法，看看李泽楷父子在香港电信的买卖上的表现就明白了。李嘉诚应该可以算传统华人，而从小在美国读书的李泽楷，已经 是海峡华人了。
但是，新加坡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李光耀。正如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国，却后继乏人一样，新加坡的危机，就在于，李光耀之后怎么办？
内的媒体常提到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退而不休”，而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只是感慨其工作的热情而已，可能很少人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
1990年，李光耀决定让出总理一职，让位给一个接班人，自己则任了个新职务叫“资政”。在国人和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和台北的 “总统府国策顾问”差不多。当时他挑选的接班人叫陈庆炎，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此人的性格很像李光耀，性格很强悍，当时李光耀的大多数手下：国会议员和部长 们，都不喜欢此人。在投票时，大多数人都投给了性格随和，人缘很好的吴作栋。李光耀对投票结果很不满意，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李只好让 吴作栋来做总理。而吴作栋刚上任时，很不能上台面，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也不会讲话。于是李找人专门对他做了三个月的礼仪培训，然后吴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 到的样子，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对此，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新加坡老人评论说：世界上什么行业都难做，只有新加坡的总理最好当。
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2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吴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因为要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有一个人帮他决定了，他只需要在台上表演 一下而已。另一个意思是，吴只是新加坡版的严家淦，蒋经国翅膀硬了，他就该下来了。2004年八月，在所有人的意料中，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
2005年7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新加坡航空的飞行员协会因为不满管理层对其工资的削减，决定罢工。其时，李光耀已经专任 GIC的董事长，专门负责海外的资产。儿媳何晶是淡马锡的CEO，李显龙任总理已有一年，而其之前长期担任部长的财政部，是淡马锡控股100%的控股股 东。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关系，是因为在飞行员协会威胁罢工之时，发生了外界很疑惑但对新加坡人很正常的事：李光耀跳出来发表强硬讲话。他很简单的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一点，非典期间吴的言论，李显龙就职前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奉命行事。
对比一下小说教父里的表现，教父的老三麦克在接任教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手下布置任务，老教父也列席，但一言不发。会后他的两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对麦克的决定有意见。老教父的回答是：那是新教父麦克的决定，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由此看来，李光耀在接班问题上，似乎要走诸葛亮的老路。而新加坡人，这个他一手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南亚海峡华人群体，可以在他之后安全平稳地按照他的安排的方向走下去吗？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 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 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 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 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 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 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 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 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 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 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 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 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 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共产党结 盟，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 联盟分裂，人民行动党一度在议会中只比共产党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共产党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 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共产党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1965年，新加坡共产党响应中共产党的世界革命路线，放 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 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共产党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共产党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 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 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 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 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 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 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 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 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 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 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 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 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 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反共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 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 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 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 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 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 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 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 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 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 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 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 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 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 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 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 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 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 人，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 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 当国王。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共产党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 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 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 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 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 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 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 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 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 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 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 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 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 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 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 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 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 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 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 团，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 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 盟。
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 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 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 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
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 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 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
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 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 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
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 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 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 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 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 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 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
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 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 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 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 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 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 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
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6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3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 江学院)，学生1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 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 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 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 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 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 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 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 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 是马来华人。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 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 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 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 答：移民吧。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 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 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 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 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 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 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 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 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 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 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2007年4月17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 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 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 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 “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 (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

　后记：
　　
　　　　由于时间有限，本人假期也接近尾声，所以只能匆匆结束此文。很多话题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希望大家见谅。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对于南洋华人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展望，因为现在看来，很多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们，对南洋某些国家的认识是颇有偏差的，因此，对这里的某些行为，由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反应。
　　
　 　　　感谢大家对本文的如此关注，其实很久以来都想写点关于南洋华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这里的传统华人们以他们的方式为着中国复兴做着自己的贡献。 如今中国在海外的移民越来越多，如何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随着东南亚日益成为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他们也必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强调了南洋两种主要华人不同的历史变迁，很显然，他们生活的变化，一是和中国实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另一个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否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个人觉得艇长的评论最为独到，为此特别摘录如下：
　　
　 　　　“关于南洋华人的争论，让我想到明清之争。其实两场争论，都涉及一个误区，就是人的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可以分裂的。认同自己是华人/汉族 的，也可以忠于某个外国。不仅新加坡人如此，大马赵的公民忠诚应该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有些把新加坡当作华人之光所以说不得碰不得的朋友，在国家认同 上也是更倾向于新加坡。
　　
　　　　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也可以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大马赵念念不忘的大明，也是多民族共同体。太祖成祖手下连蒙古官员和军队都有。今后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大量华人以外的效忠者，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可能达到强权的目标。
　　－－－－－－－－-潜水艇那么长”

文章来源:  http://goo.gl/AZRgCQ

《杜导正日记出版》： 道出许多赵紫阳不为人知的秘密

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日记在港台出版，披露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表示，中共「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这是最危险的」；「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 ；日记还提及，赵紫阳旧部田纪云曾向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不少意见，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人看望并赠送许多礼物。赵紫阳的思考对中共的 政治改革 ，尤其中国的经济崛起，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现实，以历史充实；历史，靠现实生辉。跨进新年二零一零年，历史终于又揭到沉重而艰难的一页：一月十七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五周年。此际，一部「谨以此书祭赵紫阳同志逝世五周年」的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 ，经近十年保密封存，终于公开在港台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在杜导正的这些日记里，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实施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都有详尽表述。赵紫阳的思考对中国当下经济和政治发展，对中国经济崛起后的「中国模式」的争论，不无启示作用。

赵紫阳究竟还说过什么？在杜导正的这部日记里，或片言只语，或侃侃而谈，却时时让人眼前一亮：

— — 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 。 （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杜导正日记）

— — 赵紫阳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 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 「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 （引自九三年九月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 — 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他（赵紫阳）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 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 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 （引自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杜导正日记）

— — 说到腐败，他（赵紫阳）说， 第一 ，现在我党的 腐败 ，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 必然结果，必然产物。 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第二 、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 第三 、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 第四 、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 对抗性矛盾 。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 第五 、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 （ 引自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杜导正日记）

— — 他（赵紫阳）还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 乔（石）就不一定听江的 。 （引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杜导正日记）

— — 赵紫阳说，「中国要 反封建 ，要政治体制改革， 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 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 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 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 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 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 （引自二零零零年八月六日杜导正日记）

— — 赵紫阳说， 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 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么做，不会产生今日这么多下岗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 （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杜导正日记）

— — 赵说，我个人认为，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 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 。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 。 （引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 — 赵紫阳说：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是小平提的，好！只有他能说，别人说，那问题大了。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接受了，他活动余地很小了。我与耀邦说过，我想，一、台湾不能独立，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二、通过和平谈判，慢慢解决；三、国际上， 台湾不能参加联合国，但其它国际活动，如经济、文化等等可同意他有一席之地。 他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很多，给他一个席位好，不然，你一国两制，他不同意，你又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拖，那他怎么办？你不给他国际活动空间，他便要独立，闹独立！ （引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杜导正日记）

— — 昨晚田纪云约我（杜导正）谈话，我与明儿赴约。田说了许多，要点：一、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上提不少意见。看来，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办公厅副主任张，带许多礼物送田。田说，「八一」后想与胡面谈一下，张答应，不成问题。看来「八一」后田能与胡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一次。二、 田提的意见，一个是坚定地沿改革开放路线走，绝不动摇；二是党中央要让人们说话，敢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具体硬措施，不能这么抽象，如乡镇直选，越南选中央主席都差额了；再一个是农民承包的土地权再延长。三、新闻媒体管理工作意见，田那条尖锐意见，老伴给田扣下了，未送上去，说要田附扎实材料上去！四、赵紫阳「大院回忆」一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国内外震动大。但当局抓不住任何一点点毛病，「ＸＸＸ想下手，没下成，因为没理由。我田纪云，他不敢下手。你杜导正，也像外报说的，没有理由，也下不了手 」。 （引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杜导正日记）

刚过去的零九年，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由赵紫阳秘密录音而成书的中英文版《改革历程》 （又名 《国家的囚徒》 ）出版。在赵紫阳迹近被「软禁」的十多年中，杜导正、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四位赵的老部下经常去探访赵，说服并帮助赵紫阳最终以录音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这份真实的记录–《改革历程》。

赵紫阳录音的幕后四位推手中，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 杜导正 ，是最主要的谋划者和操作者。赵紫阳当年任总书记时，杜导正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说：「幸有今日中国大陆当局对媒体、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较以前的宽容，我的这些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才可能面世。」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和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所记录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即上世纪八九年「六四事件」及其前后；所记录的又是同一个人物，即赵紫阳。《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的编者、《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徐庆全 认为，这两部书，前者为赵紫阳向历史所作的正式交代，可看作是「政治读本」；后者是杜导正的私人记录，可看作是「民间读本」。

徐庆全说，杜导正与赵紫阳的谈话，大多紧紧围绕对时局和中国政治走向高度关注的主题。《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记录了赵紫阳作为大政治家的对历史与现实走向的见解，譬如， 早在九三年六月二日，鉴于「今日中国是与权力、特权结合一体」的现实，赵紫阳断言：「 今日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大量转入私人手中的长过程 」，腐败不可遏止。 十七八年过去了，越演越烈的腐败之风以及执政党的手足无措，已经印证了赵当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

徐庆全说，再譬如， 赵认为，邓小平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并由此延续了后任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专制的执政思路。赵认为，这样的思路，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越大，政治上的专制就会越强。

不幸的是，徐庆全说，历史的确是这样走到今天的。经济上的成就，使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而国内政治上的专制，使「舆论一律」在高压下成为态势，甚至「以言治罪」也不再羞羞答答。书中所记录的赵像这样的「不幸而言中」的观点还有很多。

徐庆全说，这不是什么「不幸而言中」的问题，而是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大家对历史与现实走向的清醒把握。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全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上篇是杜导正九二年十月至九九年十二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酝酿过程??赵紫阳谈话」；中篇是杜导正二零零零年一月至零九年三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操作过程??赵紫阳谈话」；下篇是杜导正八九年八月至九二年十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上、中篇所记叙的劝说和协助赵紫阳录音的过程，对《改革历程》的成书有独家揭密的「旧闻」，而作者杜导正在操作录音过程中的日记，对被软禁中的赵紫阳的处境、神态以及生活状况的生动、细腻的描述，也同样具有独家揭密的效果。

杜导正的日记，披露了赵紫阳在《改革历程》的「正式交代」之外的三十多次谈话。这些谈话是面对面与赵紫阳毫无拘束地谈话，而正是这样的谈话和交锋，激发了赵紫阳对正式录音内容的思考，与赵紫阳的「正式交代」有联系，有交叉，又有「正式交代」之外的思考。

如果说《改革历程》的录音是「正本」，则《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的谈话是「副本」。「正本」和「副本」联在一起读，「历史文本」价值会更加显现。有人说，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若称为赵紫阳的《改革历程》的姐妹篇也不为过。

杜导正的这些日记，详尽记录了他每次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从这些没有雕饰的文字中，可看到一个下了台的中共总书记在幽居中放言高论。他 忧心国事 ，对「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局与当政者的褒贬点评。

书中记录了赵紫阳十多年来的省思彻悟之论，包括他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飞跃，从中可一窥其晚年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一部披露赵紫阳被软禁后生活状况的书。

书中有关赵紫阳的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细节，纪事平实无华，原汁原味，却颇具冲击力。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能冲破「严密监控」问世，几位老人就像地下工作者一般冒着风险一波三折，杜导正日记对赵紫阳口述录音过程有全景式的记录，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赵紫阳﹑杜导正﹑萧洪达 等是为历史负责任的可敬老人，子孙后代会铭记他们的高风亮节。



趙紫陽的談話（記錄稿）

【六四問題】

當年要求開槍鎮壓態度最堅決的是 李鵬，陳希同 ，不在位的老人中是 王震 ，鄧小平是最後階段才下決心的。可是他們都不願出頭，當然要我這個總書記，軍委副主席下令開槍。為了他們的特權，由我來當歷史罪人，這是血債呀，我哪有那麼糊涂 ! 從根本上 讲， 我就是反對開槍的。看我不從, 一定要把我拿下來。寧肯丟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開槍。

我是絕不後悔，絕不檢查檢討。如果你開槍是問心無愧，為什麼不願年輕一代人知道這件事，你們是干了一件好事 ， 就要宣傳十年二十年的。

我現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評價六四和給我恢復名譽，但相信這是 遲早的事 。現在領導班子里沒有人有這個認識 , 有這個能力和魄力 ； 沒有歷史責任感，民族責任感 , 使命感。 更多的領導人越來越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放手讓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響經商撈錢，不限制，說是為了穩定。不內疚，不自責，還心安理得。

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 ， 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 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找不到替罪羊, 又怨不到老天爺, 反正不認錯，硬說有必要，如57年反右。

直到1979年，22年後僅僅承認反右擴大化, 先定調不許給幾個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幾十萬人，擴大十萬倍，再加上親屬, 那就是幾十萬倍呀，幾百萬人受歧視。把那幾個人當年說的話拿出來讓大家評論一下，人家說的還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們黨從來不道歉。1949年以來的冤假錯案不計其數, 家破人亡, 人財兩空，數以百萬計，從來不對受害人說一聲對不起，最多是公開平反, 還要人家感謝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這樣就偉大光榮正確了。

上面說，沒有六四開槍, 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大發展。我說 沒有開槍鎮壓，今天的發展會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 人民的覺悟更高。 鎮壓後為了平民怨, 只能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轉移民眾視線。經濟是發展挺快, 但是代價是太大了，這個代價何時能還完？

貪污腐敗大面積擴散並向縱深發展，水陸空嚴重污染，自然資源殺雞取卵似的開采，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過度依靠加工出口這種廉價密集勞動力的生產方式，貧富差別加大。中國人民有吃苦耐勞，忍受長期艱苦工作生活的能力, 但還能持續多久？領導人心安理得？更為嚴重的是共產黨的說教在人民心中,在廣大干部心中已經被拋棄了，只是在表面上還維持著。這不是思想教育問題, 是事實教育問題。自上而下說一套做一套, 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誰不這樣誰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權和錢, 為了這兩樣, 寡廉鮮恥都無所謂。

清朝末期腐敗, 繼而軍閥混戰, 國共內戰, 日本入侵，再內戰,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良心, 道德仍在, 是非曲直一清二楚, 直到1989年都沒變。89年開槍，歷史上哪個政權敢下這種毒手。結果怎樣, 人們的靈魂正在被腐蝕。這是最嚴重的，最難治理的污染，這才叫精神污染。

【關于中國共產黨】

我們這個黨很難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當年中共成立時起領導作用的有幾個工人？都是讀書人。那個年代工人都不識字，怎能明白馬克思主義。是讀書人要改變中國，覺得馬克思主義有道理，列寧又成功地領導工人階級取得了革命勝利，于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便用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和經驗鼓動工人鬧革命。時間不長都失敗了。還是毛澤東有膽識，打著無產階級旗號發動農民起義。從三十年代起，中國工人階級實際上就退出了中國革命的舞台。中共實際上就是少數知識分子加上龐大的農民軍。

我們可以想一想，抗日時期有過工人領導的反日活動嗎？日本人來了，工人照樣干活吃飯。解放戰爭時也沒有工人階級組織反蔣斗爭。解放後，是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和軍隊里的農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級政權，但仍是給工人戴上領導階級的高帽子。他們根本沒有決策權，反而在我黨推行一系列錯誤路線政策時起推波助瀾作用。如過早實行，反右。

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對象，參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宣隊管大學，批判斗爭和迫害知識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參與的更是不少。1975年鎮壓天安門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首鋼的工人充當了急先鋒。

再說今天吧，工人是弱勢群體，包括農民工，在各種事物上沒有發言權，對不公正現象，對腐敗無能為力，眼睜睜看著集體或國有資產被權勢人物瓜分, 沒辦法。自己還要面臨欠薪, 失業的威脅。

我們的黨不是工人黨, 不是農民黨，也不是知識分子黨。像西方那樣也行，不管叫什麼名稱，都不重要，是歷史名詞，都聲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 中共也聲稱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許別的黨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這個黨。這個理說不過去， 只能用槍桿子維護。

我們這個黨現在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觸動核心集團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盡量，照顧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層，核心集團之後就是各級黨政干部，國營民營企業管理層，公務員，高級知識分子，靠後的是工人，農民墊底。利益不夠分時，下層就沒有了，有時還要被剝奪走已經有的。

【關于信仰和理想】

我們最初鬧革命時就是信仰共產主義, 要實現共產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 就是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因為當時我們，國外都看到了私有制產生的罪惡，所以我們認為只有實行公有制，社會上的罪惡就會消失了。

1949年我們奪取了政權，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 19 58年再搞共產主義,結果是越干越落後。其間西方資本主義不斷完善自己, 人們生活大幅提高, 社會穩定。他們靠什麼？自由, 民主, 法制, 人民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 反對黨合法存在。你在台上, 老百姓, 媒體, 反對黨都盯著你, 政績不佳, 四年五年就走人。我們黨就怕這些, 57年听了幾句不順耳的話, 最主要的是有些話說到要害地方, 立刻翻臉, 實行專政, 有天無法, 天就是最高領導人, 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積越多, 越積越深，搞到今天, 改也不是, 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們是居危思安, 不治本, 靠吃止痛藥過日子。

從意識形態講，要承認個人利益，這是個人生存發展的基礎，還要承認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經地義。這就要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這樣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個人又要放棄一定的個人利益, 這是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否則就要發生社會危機。西方發達國家的富人就要讓利 , 讓大家活得好，富人們才能活得更好。

現在不搞共產主義 , 這是共識 , 原苏聯和東歐都不搞了 , 實際是人民不讓搞了。中國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 主要是經濟上的。 我們說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實際上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極權體制。

要相信共產主義 ， 這比以前困難多了。以前自己沒搞過 , 听說苏聯搞得不錯 , 其實他們那里也是報喜不報憂，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掩蓋錯誤和矛盾，現在人家不搞了，我們搞得狼狽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口頭上不這樣說 。馬克思的學說迎合了落後國家的貧苦大眾的願望，大家干起來了。現在是拿出有力證據的時候了。

有些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也相信某種事物，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遠矚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綁架者廣大人民跟著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這個例子, 寧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學生開槍, 這是我的信仰。 但是我不能讓廣大干部們都學我，雖然事實證明當時的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

中國有幾千萬共產黨員， 我相信絕大多數搞不清什麼是共產主義， 搞不清我們現在搞的是什麼主義，只是各種原因使他們成了共產黨員 。 其中不排除是為了個人利益，但是我認為個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劃等號。他們覺得入黨才能滿足個人利益。實際上也差不多, 入黨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後工資，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連老婆孩子, 甚至孫子都沾光。

我們又是一黨制, 把人往這條路上引。當然也有人是為了干事業。這些能入黨的人都比較能干，有從政願望的人，在其它國家可能就是什麼民主黨員，保守黨員，在台灣就可能是國民黨，民進黨員。我們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當年是豁著命干，是真信, 那麼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半個世紀後我們又大轉彎 儿 ， 怎麼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 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對改革，反對搞私有制，覺得那些同志，戰友真實白死了。但是我們把什麼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放在一邊，看到的是他們追求的是社會進步，正義，讓人們過上更好的日子, 因此他們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紀念的。像二次大戰時，資本主義國家死了那麼多士兵, 國民黨抗日時死了那麼多官兵, 他們是為正義而戰，不是白白送死。

我們說 ， 共產主義的具體特征,一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 可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財富比我們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豐富還要豐富。二是消滅三大差別, 每個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樣嗎, 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不可能消滅。西方有三大差別, 但根本不構成社會矛盾。三是各盡所能, 按需分配。人的需要無止境, 可社會資源是有限的, 怎樣按需分配? 滿足不了人們無止境的需求還要人們各盡所能? 矛盾解決不了, 再加上一條人們覺悟極大提高，你們相信這就是共產主義嗎？

以前還說共產主義時 ， 家庭就解體了, 孩子都由社會統一撫養。要真是這樣, 那時男女們都可以朝三暮四了, 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機器, 孩子生下來就被拿走, 連貓狗都對下一代有感情, 都要留在身邊照看。

說到信仰，我看現在不要爭論什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首要的信仰應該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務應該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機制，只有這幾點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

你問我還信不信共產主義，我曾在高層小範圍講過，我自己都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因為全世界搞的社會主義都失敗了。失敗了不等于垮台，朝鮮和古巴還在堅持，人民生活極其困苦。中國和越南發展資本主義，大有起色。全世界就這幾個國家還聲稱是社會主義。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讓爭論什麼主義不主義了，有人提出共產黨應改名字，他也不否認，但是他在世的時候不許改。他是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管它什麼主義，讓人們過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實事的，不是理論家，思想家，這點上和小平相似。現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產主義？他們多數人信的是對頂頭上司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經。他們要是真信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為什麼還留在黨內】

當年有的人恨不能開除我的黨籍，或者讓我退黨。黨的名字已經不重要了，留在黨內，對黨內的改革勢力更有利，對中國的改革更有利。留在黨內，按現在對黨員的說法，我還是先進分子，還是什麼三個代表。可又把先進分子和三個代表看管起來，可笑，他們也不能自圓其說。所以說我留在黨內有積極作用。我要是不在黨內，我今天還能出來做所謂的考察嗎？你們還敢來見我嗎？

【怎樣看鄧小平】

鄧是革命家 , 改革派 , 是現實主義者，又是當前中共利益的堅定的維護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擊知識分子, 文革後反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  六四開槍鎮壓，不容忍對黨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難時期，他認識到了毛主席的錯誤，和劉少奇一起對毛主席陽奉陰違，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見效。

文革中 邓 被打倒，對 毛 主席保證永不翻案，復出後實際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氣，是為了人民，為國家敢跟領袖對著干。文革結束時，國家的經濟快崩潰了，從上到下又背著馬列毛這些沉重的包袱，必須改革。

誰敢挑頭干？只有鄧小平集權威，權力，見識，魄力于一身，擔起了歷史的責任。還有誰行？國鋒，劍英，陳雲，先念都不行。所以我還是十分敬重 他这位 老爺子的。

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沒有老爺子的令箭，當時要改革是寸步難行。當時高層中、 元老中，保守勢力很強大。中國的國情就是這樣，沒有合法的反對黨，大家就只好在一個黨內搞內斗，還要靠一個太上皇來壓住陣腳。

鄧的改革有底線，一是不能觸動老一輩革命家和他們子女的利益，二是馬克思毛澤東的旗幟不能倒。所以只準許搞經濟改革，政改不動。用舊的政體保護特權，用馬克思毛澤東旗幟以示合法。這是鄧的局限性，為腐敗設立了溫床。在他看來，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線，而且要越過底線。六四以後，鄧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發展經濟, 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確實有效果。

人們說毛主席晚年內心很淒涼，狡兔死 , 走狗烹 , 身邊的人眾叛親離。我看鄧也有相似之處。

原來的老戰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後腿。我們這些改革干將都靠邊站 。 軍中老帥們，老將軍們 都 不滿 人民军队居然能 對人民開槍 ！  剩下圍著他轉的人 ， 都想利用他的權威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他心 里很 明白。

如果當時他不管事了，經濟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動都會停滯不前並且後退。 因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旗號，重提階級斗爭 。老爺子沒辦法，只好親自出馬, 安排南下, 發表講話，嚴厲警告台上的人，誰不改革誰下台。

江澤民是別人推薦，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鄧選接班人第一條就是不能重新評價六四，這是他的心結 。 知道黨內黨外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開槍的，最不願意死後不久便翻案 。

江在這點上是沒問題的。但是 鄧觀察了不長的一段時間，毫不猶豫地指定了 党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隔代接班人 ”。其 用意很明顯， 就是 防止江之後的政壇烏煙瘴氣, 拉幫結派。 当然 隔代接班人也不能為六四翻案，經濟改革不能往後退。 按着邓的标准， 胡錦濤是個合適的人選，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規矩。 不管人們說鄧小平是太上皇， 他這步棋不得不走，說明他心里很清楚 ，不糊涂 。

鄧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規矩 , 又家長式地指定兩代接班人 , 接班人在上層沒有人事基礎 , 權威不夠 , 就要用特權腐敗來拉幫結派 , 掌控人事。你怎麼能指望他們徹底反腐呢？鄧種下了禍根， 後人澆水施肥，搞到現在樹大根深，盤根錯節，後人想改也難。

【關于經濟前景】

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經濟狀況有了極大改善，確實不容易。當年不是不知怎樣干，是不知怎樣說服那些拒絕改革又掌握權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動力來自基層，來自百姓。上面頂不住壓力時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進一步。像一個被壓到極限的大彈簧，只要壓制它的力量放松一點，它就快速反彈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幾十年，官僚體制龐大，還把資本主義批倒批臭，整體經濟嚴重畸形，積重難返。

從最上層開始往下，每個層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個層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顯提高。這在中國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為中國除了人力，是一個人均資源短缺的國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錢，但人均並不多。照現在這個模式搞下去，不久就會面臨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缺乏高端產業，兩極分化，勞資糾紛問題。再有就是對這個大彈簧壓制不大了，內在彈力減弱，中國經濟不是放手問題了，而是引導問題了，那時就是考驗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了。

【中國的政治改革】

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是趨勢，但在中國像腐敗這種阻礙發展的因素何時能鏟除就很難說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沒希望的。不要以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會消亡, 清政府腐敗了大半個世紀才滅亡, 有的朝代能腐敗一兩百年。中國現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團從上到下盤根錯節, 雖然民眾呼吁政改, 但是還不具備條件。上層沒有領軍人物，這個政體是不允許銳意改革人物升上來的, 希望將來陰差陽錯, 偶然有這樣人物出現。另外就是多數人的生活還過得下去並且還有提高。打個比方, 不管官場多腐敗, 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每年還能增長1%，這就比沒有強，而且大家還抱著增長2% 的希望。因此，對上層來說還有拖延政改的時間, 少數人還有繼續斂財的可能, 還可利用子女, 秘書, 司機發財, 有時間向國外轉移財產, 移民。因為現行體制為此留有大量空間和模糊地帶。總的來說，腐敗蔓延是由上而下的, 上行下效，對腐敗治理不力, 必是與上層利益相連, 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還有, 一些知識分子對政改有明確想法, 但老百姓對什麼是政改還不太清楚。中央從來不許百姓討論什麼是自由民主法制, 中央也說不清中國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麼樣，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誰要是再要求, 對不起, 進監獄。無情的鎮壓總是有效果的, 使老百姓感到自己無能為力, 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爺出現。國內的電視歷史劇宣傳的也是這個，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

我們的政權一方面非常強大，幾千萬黨員, 百萬軍隊, 武警, 警察, 宣傳部, 文化部，組織部等，從各方面維護著這個政權 。 大量的政工人員, 政治教師從兒童開始, 向人民灌輸維護當政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對切實實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擔心政權頃刻瓦解。從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見，建政五十年了還怕，何時是個頭？搞到現在, 領導人一听國際歌就緊張, 不讓提當年國民黨貪污腐敗, 甚至連說晚清的腐敗都是忌諱, 因為老百姓會說, 跟共產黨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1949年以前, 我們拼死拼活將國民黨政權推翻，因為它不給人們自由民主，輪到自己了, 只說不做, 五十年不變，弄到現在, 連說都支支吾吾了。 （完）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的谈话 ：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1989年5月19日临晨5时】

文章来源: http://goo.gl/H4pQe9

人民何苦为难人民

打小我们就被教育，我们的祖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地大物博，物产丰饶，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地处世界之中心，万国来朝，数千年以来一直牛逼得不可方物。即便在近代就是打了个盹，也有拿破仑在凯旋门下凝重地告诫后人，千万不要让那头睡狮醒来……
泱泱中华，煌煌天朝，我大国的国民，自有大国与生俱来的那股臭牛逼气质。《礼记》里就清楚明白地写着‌‌“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除了居 住在我中原地区的人民，其余四面八方的都是蛮夷，不识礼数，只配给我大天朝上贡的份。这大概就是我国最早的地域歧视了。譬如圣人，也不例外。山东人亚圣孟 轲先生就特别看不起南方的蛮子，轻蔑地说‌‌“南蛮鴂舌之人‌‌”，意思是说我们南方人说话跟鸟叫似的，这显然不是在夸咱。
而世事无常，孟先生也未曾想到，两千年以后，自己的家乡人也成了被歧视的对象。有诗为证：‌‌“山东老卡，又彪又傻，来到大连，偷鸡摸鸭。‌‌”当然，这 山东人民也不是这独一份倒霉的，北京人看不起天津人，上海人看不起安徽人，苏南人看不起苏北人，青岛人看不起山东人，厦门人看不起福建人，重庆人看不起成 都人，广东人看不起北方人，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人，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全国人民都看不起河南人……
而这一切人都比不上另一个更倒霉催的族群，那就是‌‌“外地人‌‌”，上海人将之蔑称为‌‌“硬盘‌‌”。交通拥塞是因为外地人，犯罪率上升是因为外地 人，空气污染严重是因为外地人，物价飞涨还是因为外地人。闯红灯的是外地人，随地吐痰的是外地人，公交车逃票的是外地人，勾搭你家小囡学坏的还是外地人。 每到年节，外地人大规模返乡的时候，总是有人陶醉地在朋友圈里晒几张空荡荡城市的照片，啊，天也蓝了，草也绿了，花儿也开了，空气也清新了，交通畅通了， 性生活改善了，就连那困扰多年的不孕不育，仿佛也治好了……
当我们曾经兴高采烈地嘲笑河南人，挤兑外地人的时候，却未曾想到，在祖国南方的港岛上，我们也沦为了被嘲笑挤兑甚至抵制羞辱的对象。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 到啊。我千山万水地过来买奶粉？我顶你个肺啊！我在巴黎在米兰在纽约，和他们谈笑风生的时候，不知道比你们高级多少……不说了，我他妈还吃不起茶叶蛋呢！
地域歧视来源于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排外情结则是对有限资源被占用的焦虑和恐慌。曾经问过上海的朋友，那些在超市做工的上海阿姨们为什么坚持要用沪语跟 我交流。朋友笑道，她们的上海人身份，是她们唯一以为可以拿来跟你炫耀的东西。生而为人的骄傲，最后竟然要依靠投胎的地域来获得，实在是令人心酸。
而每每在歧视与抵制的队伍里冲在最前头的，往往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士。除了受教育程度和眼界之外，更因为他们是最不具备价值感的人群，他们的工作技术 含量最低，最容易被取代，他们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往往是最少的，为了保有自己这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社会资源，他们不惜亮出獠牙，逮谁咬谁。视频里跳得最厉害， 闹得最凶的那个小孩，最后被证实是来自于澳门的初中生。一个澳门来的初中生，与家人住在油麻地的公屋里，居留身份合不合法都成问题，结果整得比人家正经的 香港人民还要激进。
人在不够强大和独立的时候，出于安全感，往往会寻求某个族群庇护。这个族群可能是上海人，也可能是90后，可能是反水客，还可能是国安球迷，在这样群体的 掩护下，个体有种找到组织了的安全感。为了凸显自己的族群标签，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他们倾向用更激进的行为方式去表现自我。比如上周末在重庆奥体中心 山呼海啸的‌‌“裁判我儿‌‌”，我相信当我们每个人独自去面对裁判的时候，无论他做出了多么离谱的判罚，我们也很难去这样当面地羞辱他，因为要权衡的成 本太多。而在全场4万球迷同声呐喊的掩护下，‌‌“裁判我儿‌‌”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我们躲在人群背后去嘲笑和侮辱的对象，大多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为我们都很鸡贼地会计算行为成本，我们会去挑选我们惹得起的人来惹。就像一个笑话说 的，美国人很牛逼地告诉苏联人，我们美国好，我们能在白宫门口去骂尼克松。苏联人嗤之以鼻，这算啥？我也敢在白宫门口去骂丫的。
我看着视频里那个郭姓的澳门小伙，就像看着我们自己。
河南人都是骗子。
三十岁还不结婚都是有病的。
处女座都特别麻烦。
女演员都会被潜规则。
运动员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
幸运之处仅仅在于，我们鸡贼地选对了歧视的对象和场合，并未与之发生更直接的冲突，更没有引发成全民事件。但从本质上说，我并不以为我们比之进步了多少，大概也就五十步和一百步的距离罢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4YD9pN

大清王朝的货币战争(1-10)

目录
1. 【引子1】
2. 【引子2】
3. 【货币发行】
4. 【两桶水】
5. 【两个资源开发】
6. 【招商引资】
7. 【拖垃机事件】
8. 【香港香江】
9. 【大清房地产】
10. 【海南危机】
11. 【住房制度改革】
12. 【楼花】
13. 【小金库与分税制】
14. 【拆迁条例】
15. 【妓生风云】
16. 【打工潮】
17. 【第三产业】
18. 【拨改贷、利改税】
19. 【大清朝税制】
20. 【三个产业化】
21. 【两个大招】
22. 【草纸国际化】

1、【引子1】
　 　明代以白银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一般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和铜钱组成了货币主体。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 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分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人 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清朝的法定货币为白银。满人入关后， 实行银钱并用的政策，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叶世昌，潘连贵，2001）。清朝廷曾铸银钱，“乾隆五十八年开铸新银币，分一钱五分、一钱和五分三种”（叶 世昌，潘连贵，2001），银币的名称有“乾隆宝藏”、“漳州军饷”、“军饷”等。
　　大量铸造的货币是铜钱，中央铸钱机构为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地方铸钱机构是在各省会、镇或府设立铸局，常称为“宝×局”。

　 　清初时对外贸易顺差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十八世纪后英国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10年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达 3000余万两”（叶世昌，潘连贵，2001），直到清后期白银外流加之战争赔款，使清政府财力大为损耗，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货币制度更形混乱。

　 　注：清朝后期白银流出赔款大致有8笔：（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 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 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库平 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 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 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7）1901年 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地方赔款16886708两。（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 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

2、【引子2】

　　从吴兴镛的《中央档案馆与大溪档案馆记载黄金量对照表》，计算出当年蒋介石命人分五批从大陆共运送了330万两黄金至台，此外还有价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最终运台金银外汇总额度换算成黄金总价值约为700万两。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 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摘自《文史精华》2008年第1期）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 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 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 6.64%。

　　至文革结束，全国的硬通货贵金属搜罗殆尽。小部分收归国库援助越朝，大部分流出国外。这也导至现在大清朝货币制度的起因之一。

3、【货币发行】

     大清朝以前的货币流通，都是硬通货、贵金属，例如金本位，你要印刷钞票，银行就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一元票子兑换多少黄金，明码实价。要是“准备金”不够，草纸印多了，就有货币贬值的巨大风险，参考前朝“打老虎”时期的法币和金圆券。

     什么是“挂钩”，港纸就是“挂钩”，就是大清朝的 “汇率制度”。“挂钩”什么，钩美金。这个是美帝大流氓宣布脱离“金本位”后，小国小地区没办法的一种货币制度。

香港在前朝时期，和朝廷一样，是银本位，一港元兑换多少多少白银；后来废除银本位了，先挂钩老东家英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挂钩美金。为什么要挂 钩呢？美帝大流氓废除金本位，美金就靠国家信用支撑，但香港不行，地盘实力太小，自己银行印的草纸，普通群众不认识。于是挂钩美金，以美金代替当年的白银 成为货币发行准备金。香港的银行家要印票子，就要向政府管理部门按1:7.8缴纳相应数额的美金。就是银行要是自己印的票子后期回收，也可以找政府按这个 比例换回美金，这个就是“联系汇率制度”。

　　这样操作，相当于把货币风险甩给了全球大流氓，只要大流氓不关门倒闭，闭着眼睛跟着美金走就好。

　　正因为香港自己不能随意印刷草纸，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是没有印钞机来救市的，银行们敢开印钞机，手里的美金储备不够，那就连金融一起崩盘。所以港府对于楼市泡沫，只能眼睁睁硬着陆。1997年到2003年，香港楼市暴跌超过75%，斩到膝盖。

　 　这厢北望大清朝，走的宇宙正路，结局就大不同。“人民草纸”一无金本位，二不挂钩美帝，自己拉的屎自己吃。什么？屁民不吃？那认不认识小米木仓、拖垃 机？大清朝印钞机是在央行咱家手里，所以要印多少，请仰望一下星空数一数。反正物价涨个几倍，由于人民群众基数大，也能勒紧裤腰带消化。例如30年前，老 太婆去银行存款500元，那时相当于一年工薪阶层收入，存了30年，现在估计拿回来能有800来块，还不够一月生活费。

　　　　大清朝对内可以用拖垃机，但对外不行，你要拿自己印刷的草纸去买东西，洋人列强就不认了。对洋人，小米木仓和托垃机又不好使，人家都开大奔。于是还得 暗地里搞“挂钩”，“挂钩”啥，还是大流氓。只是这个“挂钩”，不是银行用美金跟政府买，而是政府用自己的信用给列强友人的定心丸：你们放心收草纸，以后 都可以来换美金，能换多少？还得大清大清老爷们说了算。这个也就是“操纵汇率”。当然，不管怎么“操纵”，总之要洋人们买账才行。

　　看到这里，有筒子天真的问：那大清朝的美金，又不能自己印，从哪里来？想当年大清朝经济三驾马车，血汗工厂、污染企业、挖矿卖矿，赚的就是外汇储备。所以筒子们不要怀念什么以前的蓝天白云，抱怨现在的漫天雾霾，那也算为大清朝印钞机做了巨大贡献。

　　　　所以在大清朝，屁民们是不能自由拿草纸去银行换美金的，限人限额，不然大家一挤兑，美金储备底朝天，就要出问题。大清朝要做的，就是要让绝大部分屁民 相信，咱的草纸货真价实，再下去要成为“国际货币”，也就是草纸国际化。免得屁民们听风就是雨，纷纷挤兑美金，那就要坏了。

　　下面换位思考，大清朝手提印钞机，随意印刷草纸，如果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可以N万亿的开动印钞机救市的，大清朝敢开印钞机，但是手里的美金那是有数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些印刷出来的草纸一旦无法按6点几：1兑换回美金，结果会怎么样？

4、【两桶水】

　　大清王朝的红头草纸，暗地里是“挂钩”美帝大流氓的；但是大清朝一旦X瘾发作，一激动草纸止不住印刷太多，手里的美金不够换，那大清老爷们会想什么办法？

　　全世界自从开始印刷草纸以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印张100的是印，印张1000的不外乎多加个0，又不加成本，例如津巴布韦。以前金本位，还是黄金靠得住。后来金本位废除了，轮到拍胸脯撑老大的时代，那草纸靠什么来保证价值？

　　无外乎三类，最牛逼的一是小米木仓和拖—垃—机。崭新崭新油墨香的草纸发下去，爱要不要，拿到就赶紧去买东西，存钱的是傻逼。1988年的大清朝屁民深有体会，当时百元大钞发行，票子一下猛增，那时还没商品房可买，只能抢彩电抢冰箱。
　　第二类是按国家的实力，例如社会有多少资源多少财富，估模着印多少票子。用国家信用和资源给票子背书，但那也得有老大的实力强劲才行。例如北边的老毛子，最近被大流氓搞垮了油价，票子就跟着掉得厉害。
　　第三类就是所说的“挂钩”，找大流氓垫底。

　　堂堂大清朝诞生之初，就走的大宇宙正路，就算自身经济薄弱，也不可能去和走邪路的大流氓眉来眼去搞“挂钩”。但自身经济又担不起为票子背书的重任，所以印票子对外面看来只能算自家玩玩（可以参考现在金三胖的草纸）。
　 　至于汇率，最开始兑美金汇率1:3，后来1:5点几，总之大清老爷们写个牌子算数。但是这个“牌价”，洋人是不认的，洋人们不认票子，认什么，实物。以 前大清朝要拿自己印的票子出去买东西，是买不到的，要先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去卖了，换回来美金，再拿着美金出去，才能在外面买到东西。当时大清朝工业薄 弱，想开血汗工厂挖矿卖矿，都没有机器，想出去买机器，怎么办？唯一能卖的大宗物品，只有农产品。就搞大跃进生产，勒紧裤带，吹牛逼放卫星，征粮外销，换 回外汇。不然大到生产机器，小到进口红酒，都没有着落。现在体会不到的筒子，可以打电话联系金三胖问问。

　　那时大清朝刚刚开张，百废待兴。血汗工厂、污染企业还没大规模建起来，大米小麦能换回来的外汇就那么一点点。所以屁民们的票子，就算烂在手里，也是无法换取美金的，这个就是【外汇管制】。
　　当年要换美金，需要严格审批，私下那是没门路，因公那上头有限额，例如什么级别大清老爷出国，能换多少外汇，都是白纸黑字有规定。有时候官方批的不够用，怎么办，找黑市。官方5点几的时候，黑市通常在10左右，一直到90年代初。

　 　所以大清朝印刷的票子，有两个流通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分成两桶；一桶自家用，里面爱怎么参水怎么参水，爱怎么放毒怎么放毒，泡沫不泡沫那是屁民自家的 事，一切问题小米木仓和拖－垃－机来摆平；一桶外面用，那是要顾面子的，严格按照手里的“外汇”额度流动，不然洋人一挤兑，金融就要崩盘，还是“挂钩”。

　 　后来90年代大清朝经济三驾马车启动，GDP开始腾飞，水涨船高，“两桶水”明显不能适应。一来大清朝需要招商引资，二来血汗工厂也要大量出口，于是开 始有条件放开外汇管制。一放开，草纸对美金，马上从5点几跌到符合市场规律的8点几。更重要的是，以前国内那桶水越来越多看着就汹涌澎湃的要往外冒，怎么 办？大清老爷们自然高瞻远瞩，屁民们“2000年奔向四个现代化”（大清朝的小学课本云）没等到，住房产业化倒是等到了。

　　其实放眼世界，总的来说还是拍胸口用实力说话，所以大流氓的票子，还是全球经济的定海神针，这点毋庸置疑。

　 　最近些年，大清朝有不少脑袋抽水的群众，无比怀念以前勒紧裤带换外汇的时代，俗称“猫粉”；这类人，通常三种，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自己可以搞运 动上位的；一种是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妄想打烂了重新分田地的；还有一种就是脑残，小时候接受过度洗脑的产物，任何话只要在他耳边念一百遍，黑的洗成白 的。

　　其实以前的生活，不要说屁民们过的不乐意，绝大部分大清朝的大清老爷们过的也不乐意。本来守着大好河山，无数人口，不好好开发享 受，搞得斗来斗去，内耗不断，外患重重，鱼米之乡饿殍遍地；饿殍也就算了，反正那是屁民，问题是大清朝大清老爷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九千岁都死无全尸。所以 后来提出“两个凡是”，不要说屁民不答应，大清朝大清老爷们也不答应，一齐用嘴拱翻了事，俗称改革春风。

　　改革春风，无非就是要发展经济，让大家手头留多点草纸。自打生产力进步，发现一个人平时生产的东西除了养活自己外，还有富余，俗称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大清老爷们眼巴巴正等着盘剥呢。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5、【两个资源开发】

　 　改革春风搞生产，无非两条路，一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国土资源开发。这个国土资源开发不是房地产开发；老实说卖地皮搞地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没太大贡献，有本事你把房地产出口创汇；房地产只是草纸在屁民之间转移，整体国民经济不会增值，这就是为什么大流氓美帝黑鬼要把制造业收回去自己经营。 不然欧美加澳小日本等列强，哪个列强是搞房地产发家的？

　　要搞好经济提高国力。首选就是开发人力资源，高科技，新产品，例如二两黄沙， 加点塑料加点金属，就能搞到大清朝屁民急着去卖肾，这个就是人力资源。但是咱大清朝有个硬伤，就是不能做这方面开发，这类科技创新，需要想象力与思考力。 咱大清朝走的宇宙康庄大路，屁民们要是都能独立思考丰富想象，那花花脑子不定就要想到走邪路上去。所以为了大家好，从小脖子上套个红布条阉割了小鸡鸡，长 大了就不会想去嫖娼，大家生活环境多单纯美好。大清老爷们是一番好意，大家要学会感恩。

　　人力资源是无法开发了，但是不代表劳动力资源 不能开发。什么叫劳动力？就是创造社会财富不需要用脑子的工作，俗称体力劳动者。于是改革春风，沿海一片繁荣，繁荣哪些？血汗工厂繁荣。几亿劳动力南下发 大财，开始学习雷锋立志做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为何春风只吹沿海？很简单，出口，海运是商品最便宜的物流方式。以前猫时代，人民公社扛着锄头成天转悠的 青壮劳动力们，现在纷纷投进资本主义的流水线怀抱。

　　等一下，不是一直在说大清朝走正路，怎么冒出来了邪路资本主义流水线？没办法，邪 路的模式效率高。所以猫论公大王爷说，又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嘛。为了哄哄屁民，还美名其曰“有ＸＸ特色的社会主 义”。当年被八大王爷罢黜的赵公说，什么特色，其实就是资本主义。

　　当年大清朝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紧张，开工厂买机器。架着锅煮着水，安着套，就等着米下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招商引资】　　

　　这东风就是引进走邪路的“资本主义流水线”。 让走邪路的资金机器技术管理经验进来，走宇宙正路的大把劳动力过去。不管怎么说，一起开发大清朝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还是好事。

　 　招商引资，一来有了外汇资金，资金进来，都得给老爷家的银行放着，大清老爷们按汇率算成草纸发给你，以后你赚了要回去，再按汇率换回来。大清老爷们手里 有了外汇，也就有了印草纸的本钱。二来有了经验技术，质量保证，大清朝产的东西，也能拿到海外市场去卖，又是一笔额外收入。但是洋人又不像屁民那么蠢，拿 着美金就进来，于是大清老爷们得先开点彩头，什么彩头？？啥免税啊，划地啊，只差不打租界的牌子，连汽车牌照，都是黑色的，开在大清朝马路上煞是牛逼。

　　其实招商引资说到底，无非就是大清朝有大把廉价劳动人民，大清老爷没能力赚，请洋人来，大家一起赚。这样一来，岂不是有违带领劳动人民走正路的光辉路线？大清老爷们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以前穷疯了更可怕，所以请大王爷的“好猫论”出来背书，心情想来也是很矛盾的。

　　说到“两个凡是”，想再高举阶级斗争为纲，屁民不答应，大清老爷也不答应，既然“两个不答应”，直接用嘴拱翻。花主席的像也不用挂了，还是改革春风好。前段时间，有人重提“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和当年花主席比比分量。

　 　改革春风刚开始，主要还是深挖自身劳动力的潜力。怎么说？以前精壮劳动力，上山下乡，扛着锄头漫山转修地球，反正做多做少一个样，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 展论来说，以前奴隶社会，奴隶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自己也没私产，所以“劳动积极性”不高；后来调整了，奴隶变佃农，佃农累死累活，交完佃租，还能落个 三瓜两枣，“劳动积极性”高了，自然社会进步到封建社会。同样道理，大清老爷们不会不懂，于是搞联产承包让屁民当佃户。自打人民公社以来，农民们谁见过自 家能落下东西，于是干劲大增，感谢三中大全会。

　　不过后来发现，改革春风在农村运转正常，虽然咱老农民们脑子啥都不装，党灌啥就是啥， 但是种田经验还是有的，一卖力，就增产。城里就不同了，工业生产，靠的是技术和经验，不是多几个人舞舞扳手来增产能搞好。工人们干劲越大，工厂生产出来的 东西越多，但生产的垃圾质量不好，市场滞销没人买。

　　那年头，连屁民们都发现还是洋人的东西好使，西洋就不说了，就算东洋货，也是高大 上。不说啥丰田车，屁民家的电视机，有能耐搞台松下的夏普的，感觉直逼当上了大清老爷。大清老爷们的算盘，本来是工业大生产，出口创汇，结果发现大清朝产 出来的东西，海外市场根本不买，不信现在去问问，谁家买台朝鲜产的“高科技电脑”。
　　
　　招商引资，确实一着妙招，不过后面还是下了步臭棋演变成政-治-问题。

7、【拖垃机事件】

    　大清王朝的发家手段靠打土豪分田地，到开张后又忙于阶级斗争，到处充大佬派大钱。从猫主席英明“引蛇出洞”开始，到“文化歌名”结束，但凡还能懂一些经 济皮毛的，大概只有去湖里找王八要或者在井里捞。剩下来的大清老爷们都是泥腿子出身，平时脑袋算个“白菜一棵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还行，对经 济完全是外行人。

    　1988年，全国继续增发货币679.6亿元，与1987年相比整整多增发了443亿元，一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货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与此相对应，全国零售物价继续猛涨，总水平相比1987年继续上升了18.5%，一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青黄不接，大清朝老爷一拍脑袋用了一计昏招火上浇油。改革春风之初，工厂加足马力大量生产出来的劣质垃圾商品卖不掉，全压在仓库里。这 种小问题，大清老爷们玩不过洋人，还玩不过屁民，一招“价格闯关”，屁民享受春风日子辛苦好几年的劳动积蓄，大清朝草纸咕咚咕咚泡沫化，一夜之间就够抢回 一台电视机。当然，这招事实证明也是昏招。就此大清朝经济问题，导致社会问题，最终演变成政-治-问题。

    　八十年代末的拖-拉-机事件，在当时影响深远。当年的美帝大流氓，包括世界政治，还没有这么“民粹”，小布殊他爹之流，还是一副大家风范“铁肩担道义” 的伪君子模样。不像现在小流氓黑皮，有奶就是流氓。所以对于大清朝，“海外敌对势力”采取一系列诸如“武器禁运”“经济制裁”等等流氓手段，大大挫伤了改 革春风的布局。

    　怎么说？其实经过血流南疆和珍宝岛投名状，大清朝已经开始和大流氓眉来眼去，暗通曲款。典型的就是“黑鹰”，大流氓能把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供给大清朝，充 分解决当时大清朝高原地带的直升机配备，本来大清朝计划装备上百架，结果第一批搞完，就曳然而止。大流氓又坏，东西都是好的杠杠的，大清朝想山寨，30年 过去了都还山寨不出来。只能回头又去找老毛子的傻大粗，毛子的傻大粗，技术含量低，好处就是拿来就可以山寨。当然性能如何，08年地震一览无余。

    　所以春风之初，是否一定要“价格闯关”，各种说法，包括大清老爷们内部也几派意见，但是最终还是实施了。老实说当年忍一忍，并非不是坏事，但大清老爷们 的算盘打得精，当初一拍脑子搞出来的大生产大积压的屎，统统甩给屁民消化吃掉，屁民吃了不爽出来嚷几句，直接上小米木仓和拖—垃—机；二来这几年来屁民多 少都有点积蓄，洗洗更健康，有利于资金回笼。至于啥“价格放开”“取消双轨”，都是场面话。30年了，“发改委”该垄断的价格一样垄断，实质就是大清老爷 们吃不得一点亏。

    　只是大清老爷们没估算到，最终一系列连锁反应，闹到需要拖-拉-机来解决，这下大流氓美帝一翻脸，投名状也打了水漂。但是改革春风搭台唱戏唱到一半，不 能就此拆自己的台，怎么办？最后还是靠两个帮忙，一个是小鬼子，小日本；这个不费神多说了，日后自有报应。一个是二鬼子 --------香港和台湾。

    　拖-拉-机事件之后，以前连先进武器都可以提供，现在几个镚子都管得死死的，彰显大流氓翻脸不认人的嘴脸。既然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开台唱大戏，总要人来捧 场鼓掌，有钱的给个钱场，没钱的给个人场。于是猫论公重新南巡、画圈，目的很明确，眼巴巴指望着对岸的香港和台湾过来救济。当时说起来都是自家人，“血浓 于水”。而且毕竟是经济自由地区，和大流氓们牵扯不多。话说当时香港台湾经济，都是制造业为主，咱大清朝现在大把廉价劳动力嗷嗷叫等待你们开发，多少也是 个吸引。

    　所以90年代来的的“外资”，其实绝大部分就是港资和台资，等于义和拳时期的“二鬼子”。高科技没有，但是资金、流水线、生产质量、管理经验这些东西，还是大把带过来帮衬。富士康之流，现在还雄霸大清朝生产流水线，可见单就是这些，都还不是一朝一夕能替代。

    　平心而论，当年港商台商，确实逐利而来；大清朝大地，确实也稀缺这些资源；所以说两边一拍即合，也是双赢。至于后来大清朝不光血汗工厂，其它两驾马车也 起来了，就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不经意间“港商”沦为“港灿”，没了“中央”就会“香咗”，倒也见证时代沧桑，翻脸如翻书。

    　大清朝的第一次的货币战争，票子引出的问题，最终用木仓摆平，这也是大清朝独树一帜的好处。拖-拉-机事件过后，大清朝算是熬过经济阵痛，接下来，南巡、画圈。解决了人力资源开发的难题，就要加大国土资源的开发。大清朝的房地产事业，马上就要迎来灿烂的春天。

    　说到大清朝房地产业，就不能不讲香港的房地产屎。必竟香港才是大清朝房地产的正宗嫡传师傅。

8、【香港香江】

    　　香港土地面积大约1100平方公里，人口700万，平均算下来每平方公里6500人，密度世界前茅。由于香港执行英夷国策，香港政府依然没有充分开发 利用有限土地，而是捂地惜拍，一再省着用。在2012年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上水谘询会上披露，政府手持的住宅土地储备达到二千一百公顷，但要预留一千二 百公顷作「乡村式发展」。以至于大量人口拥挤在港岛九龙等狭小地带。旺角每平方公里达到13万人，世界密度之冠，金钟区域（也就是最近黄雨伞比较多的地 方）出现众多“牙签楼”，寸土寸金，所以楼只能向上耸立。

　　金钟“牙签楼”，一层一户，建筑面积60几平米，实用面积30几平米；售价1450万港纸，约合人民币30万一平米。“容积率”对于一般普通住宅，达到3，差不多就是宜居极限，超过6，就已经会产生严重压抑感；而香港“牙签楼”，目测容积率不低于30，真是叹为观止。
说到香港，很多觉得现在香港楼市价格高昂的筒子，估计年龄都不大，其实早在16、7年以前，香港楼市价格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香港在2012年楼市均价在6260港元/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大约0.093平方米），刚刚追上1997年楼市均价6208港元/平方英尺。

　　以1997年的经济，要撑起6、7万港纸一平米的房价，几乎毫无可能；港府虽然吃的是土地财政，但是绝不敢印钞托市，港纸和美金挂钩，不是想印就能印。所以说起1997年，满满都是血泪。当年香港楼市暴跌60%，无数人倾家荡产，例如著名的B哥。

　　想当年大清朝还属于半封关闭锁阶段。当年受香港炒楼以及崩盘影响，珠三角楼市也受到不小影响。广州98年同样遭遇楼价大跌，直到2005年，好多楼价还没回到97年水平（当然08年后得益于加印的4万亿草纸，一招下去就疯涨好几番）。

　 　去年延绵不绝的“黄雨伞”，你猜猜里面有没有阴-毛？想来金钟旺角冒雨占街的苦逼们，在当地也没有产业。前面说了牙签楼30万一平米，堪比王府井，寸土 寸金。如此一闹，必然大幅贬值。这就是“雨伞”和“背后势力”的算盘，猛一点，可以逼港府让步，真普选，势必影响大清朝内地民情。慢一点，可以扰乱香港社 会经济，导致高房价无力支撑，香港房价要是再如97年那样崩盘，就从珠三角开始拉爆大清朝房价火药桶。“背后势力”用心之恶毒，无怪日人民报，环球屎报连 篇雄文讨伐，恨不得亲自赤膊上阵。

　　港府梁书记，此刻也矛盾得紧。按理最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划块地盘，如广场或者公园，让“雨伞”们去 坐去睡，不要堵经济要道。如此，又有个大麻烦，“雨伞”把持公园，就有了“非法集会”的法理支持，再想动武清场，就失去道义名分。这样势必陷入长期的持久 战，当年猫论公主张取消1978宪法中第四十五条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是有先见之明。大清朝政治，走的是宇宙正路，最怕这种 长期持久的广-场-运-动。

　　所以港府只能在黄金要道和“雨伞”们对持，算下来经济成本颇高，而“背后势力”掐准了港府软肋，因此后援 不断，就是不撤不移。逼得大清朝这厢使出吃奶劲全国动员发动网上网下五毛自甘出马，以爱国主义为中心，以互相仇恨为基本点，大肆批判，逼得筒子们内部纷纷 瓦解，形势一片大好。

9、【大清房地产】

    　大清朝土地制度独树一帜，其实发展到如今也不完全是“独树”。如屁民不能坐拥私有土地，香港也算一特例。但是香港土地制度形成，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当年前清打架输了把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夷，包括到后来强租99年的新界，对象是英国政府。如此一来，民众自然没了土地。但是港民又需要土地安身立命，怎么 办？英国鬼子也坏，做起了二手房东生意，就把从前清99年强租过来的土地，又以港英政府名义来租给香港殖民们，这就是土地“使用权”的由来。新界租期99 年（也就是1997年到期），于是批租的土地也只到1997年。英夷又讲“契约精神”，租期一到就双手奉还。不像北边老毛子，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割了就 不还，割完了还是咱大清朝的好基友。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全港租借的土地又延期到2047年，是响应“50年不变”的基本政策。正由于当年港英政府时期，土地垄断在政府手里，所以催生 出一大批地产富豪。因为香港民众要安居，个人是没有能力财力去买下政府规划的建筑土地，只有开发商才有能组织资金和实力去竞拍开发，这样一来，政府捂地惜 拍，开发商坐地起价，大家盆满钵满愉快一家，就此造就香港楼市的畸形繁荣。但因香港在战后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繁荣掩盖了楼市畸形。

    　香港虽然土地垄断早就房市畸形，但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执行挂钩美金的金融国策，绝不敢托市。崩盘跳楼，就像游行一样稀松平常。而且几十年经济 繁荣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畸形楼市，等到经济受阻，就会开始恶果出现。某种意义上来说，看上去延绵不绝的满街雨伞，其实也是香港市民对政府和财阀们一种不满的 强力表达。

    　大清朝由于土地制度学习英港殖民地，所以“开发商”这个称号也显得无比高大上。其实在外面走邪路的诸多列强国度，开发商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工作。正因为走 邪路，土地私有化，只要有银子，去买下一块土地，修好房屋，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买，你把它卖出去，你就属于一个“开发商”。当然在大清朝大地，就是那70年 使用权的土地，劳动屁民是个人无资格自由“租”到来修房屋的。

    　马斯洛理论把屁民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屁民要居家，就需要房屋，就像肚子饿，就需要吃饭；如果劳动人民个人无法自由买到粮食，在粮票时代，那“国营饭店”的经理们一下就牛逼哄哄。
　　
    　北望这厢大清朝，本来民国时期也是走的邪路，家家土地私有。后来东方红，大阳升，鸡一叫。城里面公私合营，乡村里人民公社，万恶资本家和地主们的资产和 土地，也就统统归“国有”。国有化，主人翁们也要居家过日子，一边倒学北边老毛子，修宿舍，城里上班的职工，按资排辈，分一套红砖筒子楼住房，按月工资里 扣房租。乡下农民，按户划一块宅基地，至于用砖砌还是黄泥糊，那就靠自己本事。

    　后来改革春风到90年代，要拉动内需， 前几年彩电冰箱卫生纸，已经把主人翁的口袋搜刮了一遍（一月普通工人工资才一两百人民币，一台18吋彩电“国营商店”能倒卖到小两千块）再想搞，怎么办？就只能从主人翁稀缺的东西下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

    　单说住房。大清朝由于不走邪路，土地国有，环顾四周，连当年的祖师爷老毛子都倒闭关门了。这时大清老爷们发现，对面香江，不也是政府批租土地，套路一 样，不妨拿来主义。于是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这就是住宅用地“70年使用权”的由来。

    　天下开发商，套路都一样。开发商区别仅仅在于规模大小，财力厚薄，运作起来其实差不多。修房屋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所以在外面走邪路的国家中， 开发商是很难跻身到财富的顶尖位置。不过大清朝不同，如万达，如恒大，再如对面香江的李大爷、郑二筒……还有那些90年代初在海南岛中一地鸡毛的开发商。

10、【海南危机】

    　说到招商引资、南巡、画圈、眼巴巴望着“血浓于水”的接济，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特区】。当年改革春风，先搞“试验田”，厦门、汕头、深圳、珠海一 字排开，煮开着锅等着邪恶的资本主义拿米来下。时至今日，不少人说香港不是靠着大陆就怎么怎么样，其实看当年的四块“试验田”，厦门拿得出手的就是大飞生 意，珠海不过赌客们一个中转站，汕头旁边都成了甲基苯丙胺生产基地，就深圳长得人模鬼样。

　　话说海南建省，从广东分离出来，成为大清朝 最大一个“特区”。这个“特区”又要特什么？还是“试验田”，大清朝反正除了“民-主试验田”是喊口号，其它啥“土法炼钢”“亩产万斤”“斗私批修”“文 攻武卫”等等各种试验都在屁民身上练过一遍。88年海南成立特区，第二年拖-拉-机事件。等到90年初，大家忘得差不多风波平息，重新开始着眼经济，《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正式拉开大清朝房地产行业序幕。

　　90年以前，大清朝土地模式虽然都是“国 有”。农村就不说了，现在还如此；城镇里面，群众们要住房怎么办？划拨。例如X单位人员太多，住房不够，就去给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划拨”一块土地盖宿 舍。宿舍改好，按资排辈，俗称分房。房当然不是你的，组织的，只不过你租住而已，每月组织从工资里面扣房租。到了90年，开始城镇“国有土地”转让，招拍 挂，市场化，大清朝开发商们终于粉墨登场。

　　大清朝的房地产，刚开始从土地“招拍挂”到“卖楼花”，一条龙接盘的香江模式。这香港地 产，本身就是世界房地产业里的龙虎药，生猛无比。大清老爷们虽然自打东方红以来，几十年都没接触过这土地市场化，但是对香港这个东东，还是不明觉厉，估摸 着先搞块“试验田”，看看效果。哪块田？海南岛。

　　选海南岛，老实说这步“棋”至今也没琢磨透大清老爷怎么想，按理海南孤岛，本来人口就少，人口少，自然住房需（刚）求（需）就小；经济也欠发达，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岛上大搞房地产试验，这不存心搞一个地产泡沫爆炸的核试验场？

　 　事实就是，试验开始，海南岛一夜间涌进数十万人，做什么？开发房地产。要知道当年海南岛的本地人口才600多万，还不够现在一个城市多。一下来了几十万 “开发商”，大街上丢一板砖能砸倒几个“开发商”。最高峰海南岛上光房地产公司就有两万多家，等到南巡时候，伟光正向大清朝传达了《学习邓-小-平同志重 要讲话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一时岛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

　　其实这几十万“开发商”，都是些什么成分？肯定里面没啥屁民，屁民们前两年抢彩电都搞得元气大伤。一般三类：一类先知先觉的有为青年，如现在粉丝油条特特别多的潘总，任大炮；一类就是各类党政军单位机关特派代表；还有一类，不能说。

　 　潘总他们就不说了，其中情节大家耳熟能详，单说这个党政军代表，哪来？大清朝各地单位机关，这些人怎么跑来当“开发商”？原因很简单，价格闯关，物价膨 胀，但是老实说，毕竟邓大人陈会计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过前朝“打老虎”时期的法币金圆券，知道这印钞机开太猛，洪水滔天。但是物价飞涨，内务 府六扇门各级军头，总不能不涨工资。
    　90年代初，大清朝确实陷入严重财政赤字，拖欠工资，最典型的就是臭老九丘八们。财政赤字，又不想乱开印钞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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