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军人

Ma Jian：各位文友，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将临之际，政府不但不准纪念和反思，却迎来了比往年更可怕的大抓捕，原本接受了瑞典笔会召开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的记者高瑜，连同帮她打电脑的儿子和五只猫都被从家里拉上警车拘捕了。二十五年前她是天安门广场知识界声援学生的总指挥。我会在会场为她放一把空椅子。紧跟着警察把在家举行纪念和研讨的十五位社会贤达，历史学家秦辉、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抓进了警察局审讯，哲学家徐友渔、电影导演郝建等再也没回家。

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的军人，是他亲自押着一辆巴士的枪械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他还把自已拍摄的天安门军人清场的照片给了我配文发表。和他被抓走的同一天，在杭州从饭馆里抓走了温克坚，王五四，莫之许，华春辉夫妇，庄道鹤，姚遥，余怀谦等人，其中政治学者刘军宁是中国最优秀的政论家。听说还将有175人的逮捕名单……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再成为专治者手中的屠刀。本想毛泽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习醒狮看来是老毛和普京的混合体了，麻烦大了。
一方面朋友们飞黄腾达，或当了新闻学院院长、美术馆馆长、或有自已的农场，名车……，正联系着七月来伦敦渡假。一方面的朋友正双手被铐着，仅仅因为保持着历史记忆，这些记者、作家、画家、学者一个接一个被警察抓走了。
我真该分裂了。
算了，对不起生活优雅的朋友们了。这些一天我决定先把陈光兄拍的六四清场照片当网图贴上，这些天就是纪念六四专集吧，直到六月五日。也会贴上我描写天安门事件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请文友们下载传阅。没时间的六月三日抽半小时看个三十页结尾也行。
马年真成了耗子兔子羊年了？那之后呢？友人放了，可文字狱还在，生活又正常了吗？

 Ma Jian 今天介绍一下陈光，他前几天写了个25周年又用白漆刷盖，己被警察抓走，目前是刑事预审阶段。友人巳给他送了秋裤牙刷……

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1989年参加了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

1991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看看，一小当兵的努力上大学成了画家。但八九年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痛痕。他不断地和女人上床，甚至找了老头干他屁眼，疯了二十五年还是单身一人。烟、酒和变态的行为艺术和架上画都救不了他。我就奇怪了，那么多人都发财幸福地活着，就他在记忆着。不说了，选几段他的日记公布如下，再选几张他的作品，供大家了解。(说明: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1989年6月1号星期四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指导员到排里来看，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

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1989年6月6号星期二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

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

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

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

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

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

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未完〕

 

Ma Jian 照片是六月四日早晨。十八岁的陈光没有完全上交胶卷，留下了几张。这张他站在坦克上拍的。

陈光作品选：

长 篇 小 说 肉 之 土
英文名〔《BeiJing Coma 北京植物人》〕

马 建

谨 将 此 书 献 给 我 的 母 亲 和 母 亲 们 的 中 国
自 序一九八九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我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求自由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但五月底，哥哥摔伤住院，我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他病房里听到的。

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巳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

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通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十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六四”大屠杀之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巳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却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

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2007.10.9.１９８９年六月，北大学生戴伟（Dai Wei）在天安门抗议时被军方子弹击中，从此陷入深度昏迷成为植

物人。不过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他开始逐渐恢复意识，并感受到他的国家发生的巨变。在马建的震撼之作《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也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年度好书推荐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
《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２００８年度最佳书籍“一本大师级别的小说……马建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重拾灵魂之路。”
——贝尔•杨(Belle Ya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一本非凡之作，它对天安门事件动人心魄的描述可以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描述媲美……马建把读者带回了那个年代。”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 “一本史诗般的巨作，让我们感受到小说唤起良心的魔力，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如此有力。”
——汤姆•库珀(Tom Cooper) 《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很有说服力……《北京植物人》让我们看到了马建的满腹热情，也让我们相信一本小说的力量可以帮助和改变世界……”
——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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