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克强的“微刺激”

“李博士”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赋予的昵称之一，因其在北京大学取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背景在理工科为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也使得外界对于“李克强经济学”充满想象。如今，这位李博士的经济政策又迈出实质性一步。
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三项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
“李克强经济学”版本不少，其中“不刺激”曾被视为最大特点。这一次出台的措施，是否违背了其初衷？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当前不需要“四万亿”式大手笔刺激，但减税、简化行政措施、支持民间资金开发铁路等措施，应该值得肯定，也有利于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复苏动能。
在此前专栏《李克强经济学，走走看》中，我曾强调，刺激政策未必全是负面。
刺激政策可以分为有两类。第一类可以称之为“赋权式刺激政策”，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上马各类投资项目，本质上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显然会导致投资增加、信贷扩张、通胀膨胀等恶果。
与之对应，第二类刺激政策可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譬如大规模减税、加大社会保障投资、改善市场经营与法治环境等措施。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后一类刺激。
李克强的的最新举措被英国《金融时报》总结为“微刺激”。激发民间活力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路径仍待明确。
首先，从减税来看，目前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对象是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据国务院的统计，这将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 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这显然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方向。不过，销售收入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远远不能涵盖所有中小企业。中国企业赋税之 重，已是共识，减税力度仍有待加大，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
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减慢，增速由两位数减少到个位数，一些地方出现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各地政府部门往往乐于强调自身困难，习惯向社 会伸手要钱。但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工作再努力，都不如中小企业努力；他们再困难，都没有中小企业困难。一味多征多敛，或者强化繁琐、低效的各类管制，绝非 扶持中小企业良方。中小企业在就业、创新、财税等领域贡献不菲份额，却在融资和运营等诸多方面备受歧视。唯有中小企业活起来，中国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其次，简化审批程、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承诺，以前也多次作出过，但执行力度以及方式仍旧有待考察。
最后，李克强近期多次提及铁路，本次官方更是承诺，要“按照统筹规划、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思路，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这是继铁路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通过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优先建设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及相关设施。”
融资、准入的市场化，显然是大势所趋，但要如何落实和执行，以确保项目具有经济合理性、民间资本具有盈利可能，仍旧考验政府的执行力。
官方通稿刚一公布，即被各家机构放在显微镜下研读。从出台的措施来看，无论减税、放松审批、开放铁路等措施，还是上周以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促 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来看，力度仍旧轻柔，官方显然期待改革从更容易的地方打开突破口。这似乎暗示着，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仍旧偏于乐观，对于经济运行处 于合理区间依旧保有信心，更为大胆的方案不太可能近期出台。
中国改革三十年，利益格局正在固化，改革面临从浅水区到深水区的跋涉，存量改革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留给李博士的时间或许不是那么充裕了。中国7月份汇丰制造业PMI指数初值为47.7，不仅低于50的荣枯值，也低于市场预期，接近一年以来的谷底。
当下国人往往闻刺激而忧、闻消费而悦，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未来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需要的是有效投资，无效和低效投资只能进一步加剧过剩。这是韩国、日本、巴西等新兴国家告诉我们的经验。
中国能否走出这一历史循环，仍旧依赖于当下改革的方向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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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杉：中国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成为近来舆论议论热点，但让始作俑者意料不到的是，真实的“克强经济学”不仅包涵丰富经济内涵，其背后更具有浓厚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三大内容
尽管坊间对于谁最早提出“克强经济学”的说法不一，但将其做出提炼，并发明英文单词的当是北大教授黄益平博士。这位前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将“克强经济学”称之为Likonomics，总结出的三大内容包括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真实的“克强经济学”的确包括这三大内容，但只有这三个内容远远不能描述一个中国政治家的经济理念。黄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客观理性，他对“克强经 济学”的概述也无不妥之处，但黄教授的“克强经济学”显然更多带有了研究者的理想愿望，而忽略了政治现实对“克强经济学”的条件约束。
李克强的真实想法是“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调结构和促改革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进行，当经济触及政府设定的上下限，政府还要用反周期措施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上限与下限
李克强所言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看，调结构和促改革不可避免，这一点无需讨论，但政府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做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目标相协调。
无论政治制度有何差异，执政党都要考虑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当下似乎更为重要。李克强的“上限和下限”，实际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测算。
上限防通胀，既是担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也担心通胀预期走高会再度刺激房价上涨，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泡沫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冲击。
而下限稳增长、保就业，也涉及两个方面，其中保就业与防通胀一样，着眼点都是防止社会出现动乱。而稳增长，则依然含有对GDP增速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
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唯GDP论英雄的思路，但话说回来，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GDP总量翻一番目标。这是中共全会确定的政治目标，必须完成。按照经济学的“七二法则”，要想在十年完成经济 总量翻番，那么年均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2%，因而确保十年内GDP平均增速达7.2%，就是一个硬杠杠，就是讲政治。即便调结构和促改革，也要以保持一 定经济增速为条件。
不久前新华社对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保证7%增速进行了修正，就是表明既要坚决完成今年经济指标信心，也向市场阐释中央政府确保经济增速的决心。
不过坦率地讲，楼继伟提出的7%增速，更接近中央政府的真实想法。因为十年平均增速达到7.2%，即可实现翻番目标，而实际情况是，2011年和 2012年GDP增速分别为9.3%和7.8%，前两年提高了经济总量基数，使得后八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即可实现十年翻番任务。而中央政府仍然强 调今年增长7.5%，显然为后期可能出现更坏情况作好准备，也就是能往前赶就往前赶。
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宏观调控设定“上下限”，使得“克强经济学”依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特色，就是以完成党的经济任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当然，政府的美好想法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让改革也能够支持稳增长。
从这点看，政治家想法与经济学家高度一致。中国经济现实情况是，长期依靠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去杠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中 国经济必须经历去杠杆、去产能和去管制的过程。如果说，去杠杆要小心谨慎，担心刺破泡沫无法收拾局面，去产能可能带来银行坏账和结构性失业，那么去管制则 是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毫无疑问，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方法。不过，如果不同时伴以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单纯的去管制也未必能够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复杂的调整阶段，很多事情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稳定增长固然重要，但要充分考虑刺激经济手段的选择。一个现实政策配置是，紧货币， 加上松财政。由于上半年财政增速大幅下降，指望大规模财政支出已不可能，况且中国特色的QE实际是财政宽松带动的信贷宽松，因而，松财政一方面要盘活财政 存款，以保证民生支出，另一方面要在减税方面做文章。
宏观调控上下限的提出，让市场增添了信心，但对未来经济可能进行的调整要保持警惕。央行货币政策目前会保持稳定，以待美联储退出QE时再适度放水，但保持流动性供给的目的是维持市场稳定，而决不同此前的货币刺激。
不管对“克强经济学”如何理解，打鸡血时代的确已经结束了。
作者系中国财经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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