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将遭遇怎样的经济难题？

在今年两会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政协经济、农业界委员座谈会时，没有像去年那样透露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他首先强调去年圆满完成“两会”定下的各项经济 目标，包括经济增长要保7.5%及通胀维持在3.5%以下。还强调，在预期2014年经济前景方面，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有很多不稳定因素，首先要努力保持 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稳”是指底线，即GDP约7％的底线，“好”是指较底线好的增长，与去年“又好又快”的说法相较，便知道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持 保守态度，足见今年中国经济向下风险很大。
综合官媒的报道，分析当前李克强的经济改革，在六大方面遭遇严重困难。
一、经济结构调整上，中国已陷投资冲动怪圈：最近30年，为了提高GDP以创造政绩，政府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冲动，于是一窝蜂似地开发 与建设，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为了平息民怨，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使经济增速放慢，但这又 引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规模扩大，因此地方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覆，结果造成经济带出现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由于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转型的障碍在于体制，消除这个体制性障 碍，生存、增长才有保证。
二、宏观调控已导致经济运行偏离轨道：宏观经济调控相对于经济的自然发展，好比是外来的力量，应处于辅助的地位，但近几年来，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 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以大陆楼市为例，10年来政府出台43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房价却在10年上涨10倍。中国指数研 究院去年发布百城房价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9月，中国100个城市房价自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16个月环比上涨。北京、上海等10大城市住宅均价 为18,179元／平方米，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3.87%。
三、金融改革经层层阻拦难实施：去年7月央行决定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但李克强的改革提案遭到“瘦身”。 比如9月29日挂牌成立的上海自贸区，本来是应对政府在10多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关时作出了承诺，必须在2015年前在中国推行自由贸易，但即 使在28平方公里的上海局部，李克强按照国际惯例推出的很多措施都夭折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自贸区就像一枚“潮湿的爆竹”，没有引起应有的鸣放效 果。最高领导层没有一位在仪式上露面，而且各大最高监管机构似乎都回避了这个场合，使得先前一些传言显得更可信：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改革威胁到了它们的既有 权威和势力范围。《华尔街日报》社论称，上海自贸区目前呈现一个混沌的局面，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对金融改革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但李克强的强硬也在此有所 体现：哪怕做了一锅夹生饭，也要把生米做成熟饭，让反对者没有逆转的可能。而且除了上海的自贸区外，李克强还准备在天津搞自贸区，在浙江等地搞土地改革。
四、土地改革，土地确权是关键：李克强对土地改革做出总体布署，倾向于地方试点先行，可能朝“土地换股权”、土地流转信托等方面试点推进。李克强的博士导 师、著名经济学者厉以宁表示，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前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确权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国土资源 部地籍管理司副司长冷宏志也称，将“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促进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建设”。然而一旦农民可以把土地直接入市交 易，县市乡村干部原有的高度垄断被打破，房地产价格将由市场规律来发现。这恰恰动了地方政府的“乳酪”，势必导致各地方政府激烈反对。
五、城镇化与户籍改革,牵扯特权阶级利益：李克强希望通过城镇化，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增加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并刺激私营领域的消费。不过据知情 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下属、负责起草城镇化方案的规画小组拿出的方案被其它政府部委和政府部门泼了冷水(这只是城镇化阻力的一个缩影)。目前中国已有 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债务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由于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游说，而且户籍 制度改革也牵动一些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改革计划可能被大打折扣。
六、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难平衡：由于政府层级太多，征税权和举债权高度集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三中全会提出要降低地方债务，不 过大陆现在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这被官方称为“国家机密”。从各方面传递出的信息来看，李克强对真实的债务情况大概也心中无底，因为基层提供的统计数据不 但骗老百姓，也为了骗上级，官方公布的数据根本不科学。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估计，目前地方债务“黑洞”已经突破20万亿元，并已处于失控状态。最新的渣打银行报告该债务规模达24万亿元，约占大 陆GDP的四成，为2010年官方估算值的两倍，部分城商业银行可能会倒闭。也有企业家称，地方财政没钱了，企业最痛苦，因为政府的工程还得接，哪怕垫付 的工程款不知何时能收回；上门征税费更勤快了，得给；至于政府发布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只能眼馋，“看得见，摸不着”。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预期，大 陆地方债务危机很可能在2014年下半年爆破。
中央政府希望能采取措施降低地方债务，但地方政府却挖空心思想“绑架”银行，从而获得更多贷款。很多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后，以投资拉动经济继而创造政绩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不过大多数的项目都属“政府点菜，银行买单”。
有的银行因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审批权上收到了总行，分行把地方政府的贷款项目上报总行不获批准之后，分行就夹在总行和地方政府之间两边难做。地方埋怨不 贷款，总行也会怪存款流失。有的银行因为不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当地的财政存款一夜之间就被取走了。在存款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这对银行而言也很要 命。一些地方的法人银行，特别是地方政府控股的城商行，股东是财政局，董事长、行长也是地方任命的官员，这些地方的平台贷款风险更高。……
除上述六大遭遇外，李克强最要直面的问题是：大陆房地产泡沫。
去年9月24日，面对大陆一、二线热点城市近期楼市的新一轮疯狂，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其实名微博上称，大陆楼市泡沫重现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相似一幕，这是9月份以来王石第三次对大陆楼市的异常现象表达警惕声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学者之一的罗伯特·席勒对中国经济关注并表示担忧，直言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全球最大的空头基金尼克斯掌门人詹姆斯·查诺斯也曾表示， 中国当下的房地产热酷似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巨大的房产泡沫规模无疑将载入历史，并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深重打击。台湾裔美籍经济学家， 现任日本野村证券总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辜朝明也公开警告说：“房地产一旦崩溃，中国最后会丧失五至十年的经济增长。”
房地产界独立评论家牛刀也频频发表博文，称房价泡沫是政府炒起来的，一旦破灭，不但开发商做陪葬，普通百姓也得做陪葬。他表示，2009年央行印钞以来，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开始把土地当做资产开始炒作，他们的步骤是：滥发货币—央企做地王—拉抬地价—刺激房价上涨——全民买房——泡沫泛滥——泡沫破灭 ——收回货币——将两代人的财富斩尽杀绝。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这种作为资产的房价上涨幅度取决于货币贬值程度，因为滥发货币必然会引发货币贬值，房价上涨与货币贬值是同等的，当国际热钱从流入中国 迅速转换到出逃中国，必然会刺破经济泡沫；二是中国经济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所以，外汇占款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资金来源，而外汇占款取决于外汇储备 的增加，外汇储备数额越大，房价上涨幅度就越大。
从经济规律来讲，这两种资金来源都是短暂的，当滥发货币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外汇储备不能增加后，必然导致房价泡沫破灭，央行回收货币，以填补外汇占款的欠 款或者维护人民币汇率。从这个规律来说，房价泡沫破裂出现在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时候，只要人民币大跌，中国房地产就会出现崩盘，这是逃不脱的宿命。牛刀认 为，大陆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从2012年开始，2014年将全面爆发，2015年中国房价泡沫彻底破灭，包括一线城市，北京不跌去80％就不叫泡沫破灭， 这才是经济危机，届时大陆家庭财产至少“缩水”一半以上。
房地产泡沫危机的迫切，令政府不得不面对。住建部官员曾对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表示，多部位讨论通过的关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意见已经做出来，但他没有透露 具体内容。据业界人士表示，长效机制将会重点涉及农村土地入市、保障房立法、房产税扩容等等。据此前《21世纪经济报导》新闻，参与了房地产长效机制讨论 的华远地产任志强称，长效机制讨论方案已经几易其稿，前后改动都非常大，在政府没有对外公布前，消息都是不确定的。
此外，目前大陆富豪们的资金与欧美银行的资金正在快速逃离中国。据政府央行数据计算，在去年6、7月两个月有数千亿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进入8月间资金同样加速流出中国。据日本《产经新闻》报导，中国富豪们的资金与欧美银行的资金一起“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
据网络消息称，2012年中国非法外流的资金突破一万亿美元，比2011年的6000亿美元近倍增长，2013年预计会达1.5万亿美元。
而欧美银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强烈悬念，则源自于行将破裂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和各地激增的政府债务，以及中国政府近期对外强硬路线等风险评估。2013年美国 投资银行高盛以15亿美元售出所持的中国工商银行股，瑞士信贷银行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分别抛售所持的所有中国银行股，以及美国银行决定全面出售中国建设 银行股。到美国银行抽回资金为止，欧美四大银行几乎已从中国全面撤退，流出资金超过20万亿人民币，令各地政府借贷进一步艰难。
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富豪资金外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贪官和权贵家族转移不义之财；另一个是中国富豪和企业家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腐败深度担忧，将子女送 到海外或举家移民，从而将资金转移海外。同时，中国富豪海外置产的意愿日益强烈。胡润财富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富豪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海 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在没有海外资产的富豪中，也有将近三成的人在未来三年有海外投资的计划。房地产是富豪们海外投资的主要标的，子女教 育也是另一个原因。2012年以来，计划送子女留学的富豪一直占八成以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受到欢迎，而且国际留学目的地，也是大陆人海外购房的主 要所在地。……
面对上述种种难题，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无法解开这些死结，李克强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李克强仍抖擞精神，面对利益团体的反扑与阻挠，咬定青山不放松，以“壮士断腕”胆略与气魄，强硬推行经济政策。
笔者除了敬佩外，唯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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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被逼“断腕”剑指何处？

李克强总理3月5日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77次提及“改革”， 表示改革向“深水区”推进，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藩篱的阻力，敢啃“硬骨头”。
自2013年9月达沃斯论坛之后，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壮士断腕”，表明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极大。
2013年9月10日，李克强出席“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在回答外国企业家提问时，表示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称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次提到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态度，来推动改革。
今年2月18日，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题作报告，再次表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推动。……
中共十八大后，李克强的经济改革屡屡遭到利益集团的阻击。2013年6月初，李克强试图用钱荒提醒银行业把资金投入中国实体经济。但随后中国股市遭砸盘飞流直下，股民怨声载道，最后敲打金融业的行动早早收场。
2013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李克强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都直接触及到特权阶层的利益。港媒披露，中共三中全会公布“国企改革”将从高管的高薪开刀，不到两周，就遭到30多家国企高管集体辞职威胁。
利益集团垄断并把持了中国的主要经济行业，在电信、金融、石油、能源、铁路形成庞大帝国，成为中国最大权贵利益阶层。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 式挂牌，这是李克强所力主的一个经济开放试验区，被外媒称为“李克强的孩子”，但李克强却罕见缺席挂牌仪式。据说，上海自贸区自最初定下方案之时，就遭到 了利益集团的阻击，李克强甚至还为此发火拍桌子。
以“红色”贵族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垄断和掌控着大陆经济、金融命脉，自贸区的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需要开放银行，开放银行利率、外汇兑换率，解除金融管制， 放开各种审批许可，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掌握的权力。因此，这批人极力阻挠李克强，但不敢明说，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贸区核心 改革的金融细则都难以公布，突显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扰重重。
这些“红色”贵族利益集团几乎全部活跃在私募资金、国企或央企，藉此大捞特捞国家财富。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和该体系内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自贸区内金融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中南海在三中全会放出深化政治、经济改革的强烈信号。利益集团对这些信号感到大祸临头，惊恐万端，对习李的改革无不进行强力阻击。……
中国大陆历次的改革，几乎都是在政权遭受到深刻危机的时刻，为转移危机，稳固政权而不得不为，这也就是体制内开明人士常说的“倒逼改革”。经历文革之后，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红色根基被彻底动摇，迫于危机，邓小平只能力排众议、顶住压力，进行经济改革，许诺让“部份人先富起来”，并平反文革中部份冤案错 案，抓住一些道统资源，将民众注意力转移到经济生活上来，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变，注定经济改革是一只跛脚鸭。
政治体制的滞后，导致“使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许诺成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通行证”，社会贫富开始分化，部份掌握公权力、垄断了国家资源的人趁机侵吞民族公有财富。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使部份人先富起来”，广大老百姓确实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但“使部份人先富起来”，成了红色权贵们化公为私，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也是 严峻的事实。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都是前所未有的。据来自网络的资料透露，为了“维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利益阶层的既 得权力和利益，当局耗费巨额资金，倾尽全国财力，一般时期几乎动用三分之一国力，最高时动用的国力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这比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 耗费更加巨大。“维稳”的极致化，甚至导致民权不张，法制倒退，经济畸形发展，生态恶化，道德沦丧。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集团为维护并扩张既得利益的直接恶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道德无法重建，社会将失去稳定的基础，一切改革都是徒劳。
十八大习近平李克强上任后，其主导的经济改革不断遭遇利益集团阻击。所以，他们一再表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须“壮士断 腕”坚定推动。在这次政府报告中，李克强重申，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必然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 有。再次强调要敢于担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
习李政府要面对的绝非经济问题而已，而是政治问题，最大对手是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挠。“红色”家族为首的利益集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还全面摧毁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价值观，善恶颠倒，是非混淆。其掌控的公权力全面黑社会化，沦为纯粹掠夺和公然侵害人民的工具，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刘汉黑社会团伙的崛起与覆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之后，在去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会上进行两大动作，即成立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去年12月初开 始，“大老虎”被软禁的消息疯传，12月20日，媒体出身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抓，触及“大老虎”死穴，随后中南海博弈升级。外界认为，由习近平担任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目的是降低成本、减小阻力，此举意味着高层深知改革将要面临的阻力和难度。而李克强也同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的副组长，使得习李成为仅有的两位横跨两大机构的政治局常委，凸显习李联手进行改革，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各种威胁，特别是在政治上，把打既得利益集团 “大老虎”作为主要目标。
而此前由李克强挑头、马凯、汪洋具体负责、刘鹏等人参与策划的15万字改革措施，浓缩到3万字下发省级吹风讨论时，据说当场就有一名中部省分的省长公开反 对、甚至提出辞职威胁。在多次反覆修改后，这个被李克强咬定哪怕“壮士断腕”也要全力推动的改革措施，依旧遭遇各方势力的阻挠和反对。
从综合一系列官媒报道资料来看，李克强主要准备做三件事：一是减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行为。二是土地确权，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 场流转，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三是调整税制，取消乡、县两级财政，由现在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财政改为三级财政，放权地方政府自主事 权，允许地方开征遗产税和房地产税，补充地方收入。
据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分析，这是“最近40年以来最大的”“极具突破性”的动作，引发最大争议也是必然的。
从目前局势看，李克强想进行经济改革，正在遭遇巨大难题。然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尽管阻力重重，但李克强依然强硬地往前推进。祝愿他成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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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起草小组李克强无份 中纪委扩权后王歧山坐大

中共三中全會宣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引起全球關注。

刚于周二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乃指导未来9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文件之一。
但是起草文件小组中，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任副组长，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起草小组内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关注“习李体制”是否起了变化。
香港《明报》报道，由于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自从朱镕基1998年出任总理以来，包括其继任人温家宝在内，一 直是由总理主掌经济事务及经济改革，此番李克强没有参与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工作，引起外界猜疑，他会否连手上仅有的经济大权亦已旁落？
北京独立政治学者、资深记者高瑜表示：“由于《决定》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按理应该总理是领导小组的组长，下面再来一个写作班子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仅没有总理，还来了一个管宣传的刘云山当副组长，那就很奇怪了。”
高瑜回忆说：“1958年6月，毛泽东召开一个会议，批判周恩来‘再倒退一步就成右派了’，然后将周的国务院属下5个部门，连人带马全收归党中央， 令周成了光棍司令。两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全民大炼钢和大跃进等主张。按中共历史，现在习近平做法跟毛泽东很相像，可能反映了习在仿效毛的 作风： ‘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北京另一独立学者陈子明说：“由张（高丽）代李（克强），是习（近平）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一种表示。”
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虽然李克强没有参加此次三中《决定》写作小组，但并不一定意味他就没有机会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副组长， 正如中共十三大的相关文件由杨尚昆起草，但事后他功成身退，“因此我估计李克强仍有机会担任小组副组长”，但强调“必须密切关注李克强未来的动向”。
中纪委扩权　王歧山坐大
香港各大报纸星期六（11月16日）继续对中国官方全文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及相关决定内容进行解码。
香港《苹果日报》的标题是：“中纪委扩权，王歧山坐大——施政改革事无巨细，政改零进展”。该报称，中共当局昨晚仓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出乎意料”。
该报说，废除劳教、一孩政策和高中文理分科等作法可谓力度不小，“简直是事无巨细”。虽然政改无动静，但政治局常委原本排倒数第二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借反腐败和党纪监察的新政，隐隐坐大，有和习近平、李克强构成铁三角，甚至打造“习王体制”之势。
“习王体制”?
王歧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
《苹果日报》说，王歧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这次的决定就为其再增添利器：各级纪委被要求“加强同级别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而且推动纪委的双重领导。
该报解读说，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确有不少开放的措施，但政治方面不但坚持军政都要“听党指挥”，更加强意识形态管控，把严格管互联网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
《明报》则以“改革起草小组，李克强无份”为题分析说，由于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但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小组中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关注“习李体制”是否起了变化。
该报还引述学者分析称，习近平揽权的做法跟毛泽东很相象，“可能反映了习在效仿毛的作风”。
英文《南华早报》说，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回应长久以来的呼吁，同意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并决定结束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政策。该报说，中共宣布取消劳教制度受到欢迎，但外界担心当局今后在“维稳”局面下以另一种法外制度惩罚同样的群体。
该报引述习近平对全会决定的解释说，改革是团结民众并使国家能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唯一方法。
双重压力
《星岛日报》则表示，中共三中全会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官方引述习近平在全会上解释说，当前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须塔建“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该报说，三中全会设定解放军编制改革方向，专家估计中国今后有望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并扩充海空军。该报引述分析人士说，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即在各总部、军区、司令部之上，设立最高的统一指挥机关，在采取军事行动上，做到更迅速、更准确，与成立国安会相呼应。
此外，三中全会决定还指出，将调整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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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

编者按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报告深刻分析和阐述了我国的经济形势，阐释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更加注重解决好职工切身利益问题。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在各地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李克强总理专门 为工会十六大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对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报告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广大职工关心的经济热点问 题和切身利益问题，是一堂生动的“经济形势公开课”。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今日特全文刊发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敬请读者垂注。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国工会十六大的成功召开和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表示热烈祝贺，向我国亿万职工和广大工会干部致以诚挚问候，向中国工 人阶级表示崇高敬意！我国工人阶级是发展的主力军，大家对经济形势、走势都很关心，应大会邀请，我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需要放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来透视。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突出特点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 济体增长低迷，好的增长1%多一点，差一些的就负增长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体量比较大的几个，增速普遍不超过2%，个别好的也不超过5%。 20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两位数，达到10.4%，但到去年四季度，因为国际国内多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长率只有7.8%，今年继续下行，一季 度是7.7%，二季度是7.5%。我为什么上来要跟大家讲GDP呢？同志们可能会问，说我们不能片面强调GDP。这个话说得不错，但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 家，发展还是我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 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我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 了保就业。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办？要稳增长、保就业，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 当年可能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因为我们的赤字率已经达到2.1%了。这是什么概念呢？欧 盟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当然后来很多成员国没有遵守，超过了。结果大家都知道，出现了欧债危机，从前几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一些国 家经济增长无力甚至下降、失业率大增，原有的福利也无法保障。就货币来说，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3月末超过了100万亿元，已经是GDP的两倍 了。换句话说，就是“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干扰或者说破坏市场，而且会给人民生活 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和压力，甚至造成人心惶惶。
　　 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稳定政策。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不作为了，只要站住不动就 行了？那不行，你要不动，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停在那里晃两圈儿，没准儿就摔下来了。所以还得动，要稳中求进，这是中央确定的工作总基调。还必须稳中有为。 怎样稳中有为？那就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重点做了这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深处着力。努力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同志们还记得，从十八届二中全会到今年全国两会，我们提出简政放权，既要精简机构，更要转变政府职能，这里面大 有文章可做。大家都知道，有所谓“两只手”，看不见的是市场的手，看得见的手是政府的手。社会上有人说，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干什么 事都要去报批。你们可能从电视上看过，有人曾经画了一张叫做审批的“万里长征图”，多的时候要盖一百多个章才能办成一件事，再加上各种检查收费，创业者不 堪重负。有一位部长告诉我，说他接到一个投诉信，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家，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他想自主创业。干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县 城里面要增加点文化氛围，就想办一个书店，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借了20多万元，结果跑了三、四个月，盖了几十个公章，总算跑下来。好不容易租了店铺，然后就 开始被检查了。有的执法人员进去看，说你这个店玻璃颜色不对，照到街面上光污染，你得改。要办书店的年轻人说我已经没钱了，执法人员说没钱也行，给书吧， 就摸了几十本书走了。那他书里是不是有什么“打黄扫非”方面的问题呀？没有。实际上，人家办的是一个社科书店，主要是教材，还真没这方面问题。到最后，这 个大学生实在是经不起检查，只好“关门大吉”。我说经不起检查，不是书经不起检查，而是经不起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他一气之下给部长写了封投诉信，部里派 人下去查，还果真如此。大家想想看，我们在尽力为各地城镇新增就业、创业创造条件，而各种审批、检查显然把人民群众这种创业的热情给抑制了。所以我们下决 心减少行政审批，这半年多来，中央政府下大气力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简政放权的政策，向社会、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鼓励大家 就业创业。前两天我要了工商登记机关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了18%，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增长了31%，和前些年相比较，呈现一种 迸发式的增长，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所以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重要方面也是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当然，改革不光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得想更多办法。因为经济发展总是需要财力的，在财政增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办法盘活存量。怎么把存量盘活？我们 提出来，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中央有“八项规定”，政府明确提出“约法三章”，要从“三公”经费上“开刀”。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行政 经费砍了5%。这样就腾出来一些钱，干什么？其中一项是给小微企业减税，2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免了。涉及到多少人呢？涉及到600万户、上千 万就业人员。
　　 同时，我们还改革投资体制。这次机构改革，把铁道部撤销了，改成了铁路总公司。铁路职工200多万人，为国家、为人民、为乘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替 代的。但是，由于原来的铁道部是政府组成部门，政企不分，实际上导致融资困难，只能靠财政给钱，靠国家信用去发债，结果这两年铁路建设步伐在放慢。那怎么 办？我们国家到现在铁路运营总里程只有10万公里，美国是25-27万公里，如果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均铁路里程很少。应该说，铁路发展特别是中西部 地区铁路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所以我们下决心把铁道部变成铁路总公司，既实现了政企分开，也使铁路作为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融资，让社会资本进入。当然 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国家的安全。修铁路是有回报的，有很多社会资本愿意进来，要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加速铁路在薄弱地区的发展。
　　 但是，同志们，按照第二种选择来做，也不是说没有压力。在座的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所谓的“钱荒”，这就是6月份的时候，银行间的隔夜拆借率曾一下到了 13%，那是高得不得了，平常也就是3%多一点。所以当时外界有说法，“中国银行间出现了债务违约、头寸紧张”，这就是所谓“钱荒”。面对这种形势，我们 没有心慌，还是坚持这条：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心不慌，但也不能不注意。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网络很发达，有人就把 “中国银行间发生资金违约”改了一下，把“间”字划掉了，变成了“中国银行发生资金违约”，并发到网上。大家知道，中国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而且 是我们在全世界布点最多的银行，同时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这边闭市的时候人家那边开市。这一下就议论开了，说“中国金融是不是出问题了”。我们迅速反应， 向外界澄清事实。大家要看到，这么点小火星，搞不好就能燃起大火。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适度的货币供 应，另一方面并未因此而放松银根，而是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和企业行为，产生了稳增长效应。如果当时我们放松银根，如果我们多发赤字，那就像古人讲的“抱薪救 火”。薪不尽，火不灭，抱着柴火去救火，柴火不用完，火是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选择坚持稳住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二，精准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不光是稳住政策、推进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还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扩大内需。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居民 消费的政策措施，最近就要发4G牌照。现在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等发展很快，2012年网络零售交易规模1.3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交易额已接近去年全年水 平，带动了很多人就业。有很多人搞网络销售，就等于是自己开了个小店，而且不用租商铺，成本很低。创业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提供各种便利和发展新的商 业业态，可以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同时，我们还大力发展养老和健康服务业。这方面我们是短缺的。现在说不少产品过剩，要采取措施消化过剩产能，而服务却是相 对短缺的。中国的服务业和国外相比差距还很大，就是和与我们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概也差了10个百分点。据了解，在一些特大城 市，要进公立养老院，如果今年50岁开始排队，要排上30年，甚至40年，那就得至少等到80多岁了，这说明养老服务供给很不够。我国人均GDP现在 6000多美元，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特别是要破除障碍，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同时要看到，制造业是不能丢的。我们重点加强节 能环保这些符合结构升级方向的产业。我们还加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力度，这是惠及民生的项目，其实也是拉动增长的项目。这些年来我们加快了棚户区改造，取得 很大成效。但即便如此，现在我国集中连片的各类棚户区、包括城市、工矿以及独立工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还居住着大约4000万人，其中70%是退休职 工。前不久我到西部地区一个工矿区的棚户区看望职工，碰到一个老职工。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五六十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来的。当时先生产后生活，住 的就是个棚子，付出了青春，干了一辈子，结果到老了、退休了，还住在棚户区里面。冬天北方地区煤炉不敢多烧，害怕中毒，晚上不光是盖着棉被，还要穿着棉大 衣才能睡觉，几百人合用一个厕所。他跟我说，我现在就一点愿望，能不能我在世的时候住上楼房。所以我们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推进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要缩小 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破解城市内部二元差距。
第三，扩大开放。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这其中我国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功不可没。大家许多人都出过国，到处都能看到“中 国制造”。但是当前由于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世贸组织不断调减世界贸易总量和增幅的预测，贸易战也有点风起云涌之势，各国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 但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保护落后，最终也是保护不住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主要还是要依靠内需，但是稳定出口也不可轻视，因为我们现在出口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大概3000万人，加上相关的配套产业，带动大概1亿人，如果出口迅速 掉下来，就会产生就业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理有节地开展对外交往，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四五月份曾经出现的中欧光 伏案，就是欧盟要对中国的光伏产品搞所谓的“双反”。我到欧洲访问时，一路跟他们讲，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已，而且如果欧盟真的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所谓的“双 反”，加47%的惩罚性关税，那么我们的光伏企业在欧洲市场就要全部退出了，我说中国必将采取反制措施。回来以后，我到国内一个最大的光伏企业去调查，企 业说，虽然有两个月的谈判缓冲期，但如果两个月后关税水平上升到那么高的话，企业就撑不住了。光伏产业涉及到多少人呢？涉及到40万人就业。而且还不仅仅 是40万人就业的问题，这个口子要开了，那一些国家就会没完没了，很多贸易战就会打起来，针对着中国搞制裁。中国的出口总量已经世界第一，我们必须高举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坚决反对“双反”等措施。所以我就在北京跟欧盟的领导人通话，进一步做工作，最终中欧协商解决。 　　 这次我到泰国访问，我也向他们极力推荐中国的高铁，介绍中国的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运营有经验。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买人家的东西，也要让人家 买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买中国的服装鞋帽、买一般加工品，也要买我们的制成品特别是中高端的制成品。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去做的。
　　 第四，引导市场预期。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市场还是有一些不安心的地方，觉得改革措施、简政放权、调整结构是不是今年一定能见得了效啊？再加上国外又出现 “唱空中国”的一种舆论，说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甚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也给出判断，说今年中国经济增幅就会落到3%。我见外宾时，也有人跟我说类似的话。我 们不追求高速度，更不片面追求GDP，但是合理的增长速度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实际上是要引导社会预期。什么合理区间呢？老有 人追问我，说这有上限下限，这最终到底是多少啊？那就是GDP按照今年人代会所确定的，增长7.5%左右，作为我们的下限。这直接关系就业。我到一些出口 企业去看，在今年一季度最困难的时候，企业告诉我，虽然现在出口订单基本上不增长了，但是企业绝不裁员。我说谢谢你，不光是代表这些员工包括农民工谢谢 你，也代表国家谢谢你，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这样。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年大学毕业生699万，是历年来最高的，在这样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 下，怎么保证这699万人就业，我们确定了一个“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就是毕业后即使一次签约签不成，二次签约也签不成，国家不给你断线，不把你推到社 会上不管了，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校要掌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掌握，而且要提供培训、提供就业指导、提供选择机会。我们有要求，不能有零就业家庭， 这方面工会系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过去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到零就业的家庭去看过，真是感到心酸哪，一个家里面几口人待在那里，小伙子大姑娘没有一个有工 作，家庭毫无生气，甚至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必须要保障。所以我刚才讲的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那么我们引导市场预期，确定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增长的下限 7.5%左右；上限CPI，就是物价上涨不能超过3.5%左右，因为老百姓要过日子，而在我国物价统计方法中，33%即三分之一权重是食品。我们中低收入 的群众还相当多，光低保，城镇2000多万，农村5000多万，占整个人口的5%，所以我们向社会发出这个信号，如果经济运行真要滑出这个合理区间，政府 就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但在这个合理区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地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着力去推进改革，着力去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来培育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这不是说政府没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们是有的，也是有能力的，我们向世界明确发出这个信号。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的数据公布了，经济增长从二季度的7.5%提高到了三季度的7.8%，应该说是回升了。CPI有所上涨，9月当月是 3.1%，但1-3季度是2.5%，在我们3.5%左右控制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前三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了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4.04%。三季度工业用电量增长了9.8%，铁路货运量也增长了7.3%，和经济增长是匹配的。今天我看外电分析，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不错啊。有些 客观的国外经济学家写文章说，中国经济衰落的预言又一次食言了，说中国要硬着陆的人要感到遗憾了。所以说，我们整个经济走势稳中向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指标，是有能力也是有条件的。要说信心重要，信心从哪里来？我说最重要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来自于在座同志们所代表的中国亿万职工 的勤劳智慧。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国家金融危机冲击以后，2009年中国经济表现不俗，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中国工人照片，其中包括农民工。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的工人在支撑着，主要是因为他们勤劳、勤劳、勤劳！没有比这样的工人更勤劳刻苦的了。我跟他们讲，你们 还少了一个词，我也和你们重复三遍：智慧、智慧、智慧！
　　 当然我们不光是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也要让社会不断进步，实际上我们在推进社会不断进步当中，也在应对各种挑战，以让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运行，包括应对自然 灾害方面的挑战。比如说，今年发生了芦山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各方力量，及时有力、科学有序地进行救援。我到现场去时，那儿汽车不通了，道路已经封 了，但很快就有直升飞机调来，到了震中地区，邻省一些同志已经来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省里等方面动作之迅速也说明汶川抗震等经验得到了发 挥。在那里，我们做出个决定，救灾要科学有序，由四川省为主指挥抗震救灾，国务院派一个工作组在那儿，由四川省作为需方，我们是供方，他提单子，我们给条 件，保证抗震救灾有序进行，使死亡人数降到了最低程度。中央决定对此后类似灾害，都以此机制展开。还有像H7N9禽流感，由于有了过去防非典、防甲流感的 经验，也做到了科学有序防控。
　　 我们还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像大气污染，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十条，希望北京3-5年内空气质量有所改变。我们会尽最大力气，坚决治理 那些污染源，当然要有个过程。我们也加大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力度。这次机构改革，专门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过去多个部门管的，进行了整合，尽力改变 九龙治水、三个和尚挑水最后又没水吃的局面。我们还从婴儿奶粉入手，把婴儿奶粉当药品管，用药品监管的方式来监管婴儿奶粉，保证奶粉安全。总之，我们既要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
　　  
　　 二、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可以说是奇迹。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依然过度依赖投资，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会越来越明显， 高速增长靠高投入、高能耗，难以为继了。另外也要看到，我们的成本竞争优势相对在减弱。经济增长的目的还是要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 量，所以提高工资是必然的。不光是人力成本，土地各方面的成本也在增加。还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基数也比较高了，去年GDP达到52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 上增长1%，和GDP在10万亿、5万亿人民币基础上增长1%，那差别就大得多。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已从原来的高速进入到了中高速阶段。什么叫中高速？我认为，7.5%左右，或者7%以上就是中高速。所谓“中”是 和我们过去比较。过去是两位数增长，平均是9.8%。7%以上、7.5%左右就算中速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仍然是高速。特别是在大国中，没有哪个国 家有我们这样高的速度。而且我们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 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质量，保护环境，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要看到，中国经济是有条件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处于工业化、城镇 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说是52%，那是加上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35%。和发达国家比，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 我们还低了不少，这本身也说明我们有潜力。不光是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发展也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全国人均GDP是6000美元，东部一些地区上万美元 了，可是我们西部地区才3000美元。差距就是潜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改革有巨大的红利。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没有止境，我 们要下决心推动全面改革，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包括财政公开预算、削减“三公经费”，包括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让小微企业能够更有效、比较 低成本地贷到款，等等，这些改革我们都是要推进的。当然，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但是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亿万职工都能过上好日子，没有什么比这个利 益更大，为此必须义无反顾。
　　 必须强调，我们未来前进路上还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像财政、金融的风险，还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剧，科技创新能力总 体上还不强，经济发展面临后起国家追赶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上占优势“两面夹击”压力，等等。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 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如何化解存在的风险挑战，需要有勇气和智慧，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我们会有阵痛，但是要相信，13亿中 国人、亿万中国职工要实现现代化、过上好日子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有这个力量。
　　 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注重解决好职工切身利益问题
　　 职工利益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事。工会是党和政府沟通亿万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关心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益，理所当然！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这 两个是并行不悖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亿万职工、全体人民勤奋努力、刻苦奋斗，但同时，你不能光从牛那里挤奶，不给牛塞一把豆饼子，这不行。我这里要强调 几条。
　　 首先，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一定要努力帮助已有和新增劳动力有岗位、有活干，有就业机会，并努力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一点我请同志们相信，政府须臾不敢松劲，我们时时盯着这一条。对我们来说，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
第二，要织牢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我们要推进结构调整，其实最大的结构调整，还是要让消费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很多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了GDP当中很大的比 重。我国今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为45.9%。要让老百姓花钱，他得无后顾之忧才行。就业是让群众腰包里有钱，有了钱，为什么消费还不够多，现在银行里有 四、五十万亿元的存款？群众有后顾之忧。最大的后顾之忧是什么？还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坦率地讲，这里面现在还是有问题的，现在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大概是3亿多人，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交保险。主要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有困难，或者是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费15年以上后不再缴费等各种 因素造成的。国家要想办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管，工会也要参与进来，一起想办法，大家对国家要有信心。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改组中，当年解决了 600万人的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不少人，大约几百万，因为企业倒闭，那时候国家没政策，自动离职了，没有任何补偿。他们为共和国的成长做过贡献，国家不能 忘记他们。对这些人也要想办法。要有一个覆盖全民的、全体职工的养老保障，构筑让人民、让职工能安心生产生活的保障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 还有医疗保险，目前已基本覆盖城乡。但我想特别说明要建立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现在每年有300万人，生了大病，看病报销后还可能支付不起。要想办法，政府、社会、个人一起努力。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工会的送温暖行动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你们帮助那些老职工、帮助那些困难职工，解忧解难。政府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工会。还有住房保障。我们计划是“十二五”期间建成 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一半是棚户区改造。5年之内下决心把老职工集中居住的棚户区改造掉。 　　 我们也正在研究救急机制，到这个阶段，既要扶贫、也要救急。中国几十年来很大的成就是减贫，几亿人脱贫，这个成就在世界上没有人能非议，但是救急机制我们 还没有完全建立。要让社会有“兜底”的安全保障网，让人民群众、让职工们敢于去就业创业。有人真正在就业创业中遇到困难，掉下来了，有一个安全网兜着他。 不光要有基本的安全网，还要最后有个兜底线，这就是救急机制。我觉得“送温暖”应该在这个救急机制中占一席之地。政府、社会、工会的“送温暖”、慈善机构 等等，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救急机制。坚决防止那些冲破社会底线的现象频频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要促进职工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了，也不够，还有职工收入问题。“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职工收入要倍 增，要和GDP同步增长。两者同步，不仅经济的增长和职工收入的增长要同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职工收入的增长也要同步。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那些普通职工。今年24个省市最低工资平均提高了18%，这给企业带来一定压力，包括影响出口竞争力。但是我们只能在两难当中做选 择，因为最终还是要一步一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再就是农民工。听说有1亿农民工已经加入了工会，我听了非常高兴。农民工给城市做的贡献巨大，城市少不了 农民工啊。一个大城市没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光有拿手术刀的，没有端茶水的，这个城市是运转不起来的。对所有的劳动者我们都应该尊重。目前农民工有2.6 亿，当然有的是季节性的、临时性的。政府、工会都要行动起来，帮助他们实现从暂住到安居，从就业到乐业，让他们真正融入城镇，享受应有权利。
　　 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工会工作，尤其是要重视关爱劳模的工作，支持和帮助工会做好劳模工作。一个国家要有向上的力量，劳模是标 杆。有了劳模，代表着360行，行行出状元，而且行行向状元这个方向迈进。我们还要完善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既然是制度就要办。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可 以多听工人特别是普通工人的心声。这需要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发挥好职代会的作用。
　　 第四，要高度重视加强职工培训工作。当初人们说我国有人口红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人才红利，人才红利不可小视。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除了要释放改革的最 大红利，还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整个城镇的从业人员当中，有技能的劳动者占到了36%；有技能的劳动者当中，高 技能的劳动者占到了25%。说起来不少了，但是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政府现在每年资助职工培训1000万人，数字也不小，但和我们庞大的亿万职工队 伍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舍得花钱、敢于花钱，加大对职工教育的政策倾斜，让人口红利真正变成人才红利，支持工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让绝 大多数职工都成为有技能的从业人员，多数人能够成为高中级技能人员。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迸发出来，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能达到的。
　　 还要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必须警钟长鸣。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劳动安全事业，这些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问题依然不少。实现安全生产，光靠企业的自觉还不够，政府必须加强监管，也要发挥群众、工会的监督作用。
　　 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广大职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最后，祝中国工会十六大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  http://goo.gl/aRd5da

李克强与自贸区

凡事总是有因有果，总不会是贸贸然的冲动，自贸区也是如此，它是国家改革的必然产物。
今天早上10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在现场激动地给识局君致电，毕竟，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很久已经没有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了。
针对揭牌现场，有人说怎么国务院层面领导没来，由此怀疑自贸区没有以前那么受到重视。
（这里顺便提一下，今天揭牌仪式里面，介绍的第二个人是王茂林，很多人会奇怪，为何他不是官员，只是一个生产力学会的领导，为何会排在第二位。因为 2009年，曾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王茂林曾来上海和浦东调研，课题是“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通过生产力学会给中央提交了报告，受到高度 重视，从此开始了自贸区推进历程。）
其实可以理解部分人的担忧，毕竟，在中国，领导是否出席的确某种意义上显示了重要性，比如浦东改革开放是李鹏来揭牌的，级别不可谓不高。
但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言，高层背后的关注其实比大部分人想象得要密切得多。
今天下午两点半，多部委与上海在上海市规划展示厅楼上召开自贸区相关情况记者说明会，透露出负面清单将会制定2014版、2015版等详细内容（负面清单内容可参考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识局智库今天也将为读者来独家披露，高层尤其是李克强总理，是如何推动自贸区建设的。
识局智库独家获悉，上海早在两年前已经上报了自贸区方案，彼时的自贸区申请的名称为“上海自由贸易区”，通过商务部和另外一个著名的实权部门上报，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进行了一个长篇的批示，核心内容是“拟同意”。
唯一的变化是，当时领导人将“上海自由贸易区”改为了“上海自由贸易园区”，而且那个时候，商务部较为积极（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传统和延续，现在大家 看到，今天揭牌上，商务部一把手来了，而且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商务系统在牵头方案），而另外一个拥有审批大权的部门并不是太积极。
此后，由于高层临近换届，此事就缓了一段时间。不过上海市方面对此非常关注，上海高层2013年春节后就继续调研自贸区，指出自贸区是2013年上海首要任务。
何谓首要任务，就是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航运中心还要重要的任务，为何这么说，因为自贸区一旦推进，能够推动金融和航运中心目前遇到的很多挑战得到妥善解决。
业内人士或都知道，尽管上海四个中心规划获批，尤其是金融与航运中心（本质上讲是顶帽子），但上海方面能够自我改革的空间很小，所有改革都要到部委审批，所以进展很缓慢，而一旦自贸区获批，实质性的试点就会快很多。
当时，李克强先生还是副总理，不过，当时自贸区方案已经汇报到李那了，上海方面人士告诉识局君，李副总理表示支持。
到了2013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上任不久就来到了上海，对自贸区非常支持，其中讲了一句话是：就28平方公里吧，你们抓紧推进，XXXXX（注：这里隐去），你们先上半年把方案做好，下半年再逐步推进。
这就表明了高层的态度，识局君现在带大家回到当时的会议上。那次在上海的调研中，李克强总理在3月28日开了现场会。
在这次会上，李克强总理主要谈了几条，核心的是一句话，其赞成这个建议，就是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时候李克强总理把“试验”两个概念提了出来。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变化，此前相关称呼是“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后来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把这个称呼改成“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李克强先生在上海这次调研中正式采纳了上述副总理的说法。
事情继续得以推进，3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开了会，这个会上专门把浙江、江苏、安徽的领导请了过来。
这次会议上高层讲了些什么呢：李克强总理表示他赞上海有关同志的一个说法，他也表示自己在辽宁工作时曾经初步设想在辽宁搞一个250平方公里的类似的自贸区，但相较于上海，上海的区位条件更好。
李克强当时就提到，你们（上海）做一点突破，而这种突破完全有条件“用开放来带动改革”，关键是把方案做好了，走起来一步步走，总要在探索中前进；而且整体上是个探索，不是是现在有个方案我把它落实就行了。
所以其提出了要求，“28平方公里也不用走得太慢了。得拿出总体方案，随后一步一步的实施。”其表示，上半年拿出总体方案，然后分几步步全部实施。
在这个座谈会上，其还表示，一线放开，国家部委的事情就交给国务院XX同志来协调。二线管住，则是上海的事情。
事实上，也正是李总理在3月底这两个会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回忆起上海争做自贸区的经历，上海市市长杨雄透露，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对于上海自贸区试点方案表示支持，并明确这是重要的促进改革的一个措施。
“当时他（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杨雄透露了一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的态度，总理肯定了上海的积极和主动，敢于自己挑重担，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
李克强总理是把自贸区当成一个全国改革试点的先锋，并非是针对上海特有的优惠，所以后来大家看到自贸区税收等优惠并没有，这也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意图。
之后自贸区申报工作就进展迅速，上海方面重新向国务院进行了申请，各个部委会签也较为迅速，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也给与了国务院以肯定。
所以说，改革必然是艰难的，归咎于利益集团等的理由可以理解，但有信念的改革必然会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毕竟，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不能再走牺牲环境、资源的模式，符合国际规则的经济发展模式乃必然之路。

文章来源:  海派枫独家解读上海自贸区！

李克强金融时报刊文：要搞混合型所有制

公有制为主体的要求是否会放宽？垄断行业是否要积极引入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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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恢复过程中，新的挑战出现在各国面前。本周即将在中国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期待从这里获得中国政府的信号，感受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力量。
有观察人士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是否会最终导致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否会因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我的回答是：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新一届政府今年3月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施政目标。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
我们将继续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改革。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我理解，这指的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加快开放是助推器。我们将继续支持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推动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制环境。我们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的新办法，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实验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扩大内需是主攻方向。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包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例如扩展宽带和4G牌照等。
在关注消费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力度，重点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西部铁路项目和市政设施建设等。
城镇化为长期扩大内需提供巨大潜力。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虽然有许多困难，但这将成为我们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
服务业是新支撑点。作为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服务业为经济转型缓解压力。政府将大力改进公共服务。今年我们对众多小微企业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 9.3%和2012年的7.7%，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CPI涨幅 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对一些发达国家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回流发达市场，触发亚洲地区多国股市、汇市大幅波动，甚至有观 察人士担心亚洲金融动荡重演。我认为，亚洲各国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外汇储备水平普遍提高，有关 货币互换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各种双边金融安排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对此有信心。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诸多任务和挑战，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与自身条件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与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我期待着，世界经济终将柳暗花明，再度繁荣。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注：本文为李克强总理撰文的官方授权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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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克强的“微刺激”

“李博士”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赋予的昵称之一，因其在北京大学取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背景在理工科为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也使得外界对于“李克强经济学”充满想象。如今，这位李博士的经济政策又迈出实质性一步。
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三项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
“李克强经济学”版本不少，其中“不刺激”曾被视为最大特点。这一次出台的措施，是否违背了其初衷？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当前不需要“四万亿”式大手笔刺激，但减税、简化行政措施、支持民间资金开发铁路等措施，应该值得肯定，也有利于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复苏动能。
在此前专栏《李克强经济学，走走看》中，我曾强调，刺激政策未必全是负面。
刺激政策可以分为有两类。第一类可以称之为“赋权式刺激政策”，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上马各类投资项目，本质上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显然会导致投资增加、信贷扩张、通胀膨胀等恶果。
与之对应，第二类刺激政策可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譬如大规模减税、加大社会保障投资、改善市场经营与法治环境等措施。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后一类刺激。
李克强的的最新举措被英国《金融时报》总结为“微刺激”。激发民间活力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路径仍待明确。
首先，从减税来看，目前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对象是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据国务院的统计，这将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 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这显然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方向。不过，销售收入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远远不能涵盖所有中小企业。中国企业赋税之 重，已是共识，减税力度仍有待加大，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
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减慢，增速由两位数减少到个位数，一些地方出现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各地政府部门往往乐于强调自身困难，习惯向社 会伸手要钱。但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工作再努力，都不如中小企业努力；他们再困难，都没有中小企业困难。一味多征多敛，或者强化繁琐、低效的各类管制，绝非 扶持中小企业良方。中小企业在就业、创新、财税等领域贡献不菲份额，却在融资和运营等诸多方面备受歧视。唯有中小企业活起来，中国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其次，简化审批程、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承诺，以前也多次作出过，但执行力度以及方式仍旧有待考察。
最后，李克强近期多次提及铁路，本次官方更是承诺，要“按照统筹规划、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思路，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这是继铁路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通过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优先建设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及相关设施。”
融资、准入的市场化，显然是大势所趋，但要如何落实和执行，以确保项目具有经济合理性、民间资本具有盈利可能，仍旧考验政府的执行力。
官方通稿刚一公布，即被各家机构放在显微镜下研读。从出台的措施来看，无论减税、放松审批、开放铁路等措施，还是上周以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促 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来看，力度仍旧轻柔，官方显然期待改革从更容易的地方打开突破口。这似乎暗示着，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仍旧偏于乐观，对于经济运行处 于合理区间依旧保有信心，更为大胆的方案不太可能近期出台。
中国改革三十年，利益格局正在固化，改革面临从浅水区到深水区的跋涉，存量改革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留给李博士的时间或许不是那么充裕了。中国7月份汇丰制造业PMI指数初值为47.7，不仅低于50的荣枯值，也低于市场预期，接近一年以来的谷底。
当下国人往往闻刺激而忧、闻消费而悦，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未来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需要的是有效投资，无效和低效投资只能进一步加剧过剩。这是韩国、日本、巴西等新兴国家告诉我们的经验。
中国能否走出这一历史循环，仍旧依赖于当下改革的方向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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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杉：中国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成为近来舆论议论热点，但让始作俑者意料不到的是，真实的“克强经济学”不仅包涵丰富经济内涵，其背后更具有浓厚的政治逻辑。
“克强经济学”三大内容
尽管坊间对于谁最早提出“克强经济学”的说法不一，但将其做出提炼，并发明英文单词的当是北大教授黄益平博士。这位前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将“克强经济学”称之为Likonomics，总结出的三大内容包括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真实的“克强经济学”的确包括这三大内容，但只有这三个内容远远不能描述一个中国政治家的经济理念。黄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客观理性，他对“克强经 济学”的概述也无不妥之处，但黄教授的“克强经济学”显然更多带有了研究者的理想愿望，而忽略了政治现实对“克强经济学”的条件约束。
李克强的真实想法是“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调结构和促改革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进行，当经济触及政府设定的上下限，政府还要用反周期措施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上限与下限
李克强所言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看，调结构和促改革不可避免，这一点无需讨论，但政府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做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目标相协调。
无论政治制度有何差异，执政党都要考虑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当下似乎更为重要。李克强的“上限和下限”，实际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测算。
上限防通胀，既是担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也担心通胀预期走高会再度刺激房价上涨，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泡沫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冲击。
而下限稳增长、保就业，也涉及两个方面，其中保就业与防通胀一样，着眼点都是防止社会出现动乱。而稳增长，则依然含有对GDP增速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
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唯GDP论英雄的思路，但话说回来，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GDP总量翻一番目标。这是中共全会确定的政治目标，必须完成。按照经济学的“七二法则”，要想在十年完成经济 总量翻番，那么年均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2%，因而确保十年内GDP平均增速达7.2%，就是一个硬杠杠，就是讲政治。即便调结构和促改革，也要以保持一 定经济增速为条件。
不久前新华社对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保证7%增速进行了修正，就是表明既要坚决完成今年经济指标信心，也向市场阐释中央政府确保经济增速的决心。
不过坦率地讲，楼继伟提出的7%增速，更接近中央政府的真实想法。因为十年平均增速达到7.2%，即可实现翻番目标，而实际情况是，2011年和 2012年GDP增速分别为9.3%和7.8%，前两年提高了经济总量基数，使得后八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即可实现十年翻番任务。而中央政府仍然强 调今年增长7.5%，显然为后期可能出现更坏情况作好准备，也就是能往前赶就往前赶。
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宏观调控设定“上下限”，使得“克强经济学”依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特色，就是以完成党的经济任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当然，政府的美好想法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让改革也能够支持稳增长。
从这点看，政治家想法与经济学家高度一致。中国经济现实情况是，长期依靠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去杠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中 国经济必须经历去杠杆、去产能和去管制的过程。如果说，去杠杆要小心谨慎，担心刺破泡沫无法收拾局面，去产能可能带来银行坏账和结构性失业，那么去管制则 是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毫无疑问，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方法。不过，如果不同时伴以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单纯的去管制也未必能够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复杂的调整阶段，很多事情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稳定增长固然重要，但要充分考虑刺激经济手段的选择。一个现实政策配置是，紧货币， 加上松财政。由于上半年财政增速大幅下降，指望大规模财政支出已不可能，况且中国特色的QE实际是财政宽松带动的信贷宽松，因而，松财政一方面要盘活财政 存款，以保证民生支出，另一方面要在减税方面做文章。
宏观调控上下限的提出，让市场增添了信心，但对未来经济可能进行的调整要保持警惕。央行货币政策目前会保持稳定，以待美联储退出QE时再适度放水，但保持流动性供给的目的是维持市场稳定，而决不同此前的货币刺激。
不管对“克强经济学”如何理解，打鸡血时代的确已经结束了。
作者系中国财经评论人士

文章来源：http://goo.gl/ADSqOV

李克强与市场的博弈走向何方

IBTimes中文网研究员 赵晓灵

最新的信号表明，今年刚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履行着与他的前任温家宝截然不同的“货币学”理念。面对着对资金极度饥渴的银行，李克强似乎在与市场较劲。
2013年6月20日，这个疯狂的一天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而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
6月20日晚间，网络传出足以撼动整个资金市场的几则传言：中国银行当天下午资金违约；央行投放4000亿货币以缓解市场流动性；央行给工商银行定向注入500亿流动性。
尽管这些后来均被确认为谣言，但却足以透露出银行“钱荒”已造成市场的人心惶惶。多数评论认为，同样的课题摆到前任温家宝面前，央行可能早已“放水”。
然而，李克强似乎在与市场较劲。本周三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 保持货币总量”。这一传达出的信号彻底浇灭了市场对央行“放水”的盼望。央行也以坚持发行央票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表明了不放松的态度。
在众多经济学家看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政策思路是以改革为重点，通过改革调结构，这意味着对出台短期刺激政策的意愿减弱。尽管同样重视经济增长，但随着政府对经济下滑容忍度的提升，它对收紧流动性产生短期副作用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增强。
李克强强调“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表态各有解读，但控制货币增长速度成为共识。
李克强表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番讲话第二天，银行股大跌。
有评论认为，李克强与市场的博弈，已经正式开始。
而来自另一面的声音则认为，今天的收紧不过是过去宽松货币政策的补救。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或许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今天罔顾市场呼声而继续收紧，那 么就是以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今日债市风波可谓一面镜子，揭示中国宏观调控与金融市场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结关系，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目标不可能以制造 银行间市场的紊乱作为实施路径，流动性危机也绝非控制信贷增速的最佳方法，宏观经济的固有症结更难以依靠对金融市场的简单粗暴约束而解决。”英国《金融时 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说。
最新消息显示，6月21日中国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回落到8.22%。有传言说20日下午一批低利率资金进入市场。“工行确认央行定向逆回购方式向工 行提供500亿流动性不属实，相反工行还向市场融出了资金。昨下午有一批低利率资金进入市场，工行是借出者之一，借出者估计还有国开行。”21世纪经济报 道金融版总监李振华今日在微博上说。

文章来源：http://goo.gl/xt9rS

李克强改革与王安石变法

刘罡
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推动政府的改革。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 路、电信等领域。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由李克强总理牵头进行的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邓小平推动下实施的改革有一个明显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邓小平当年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而李克强今年就任总理以来已多次表示，中国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 中速增长期，只要能保持住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了。 李克强之所以将中国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下调，是因为他清楚，在以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为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微观经济活力 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 超过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李克强主导的这轮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悖论：改革的成功将以损害改革的最终目标（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为前提。
这种尴尬局面让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当时陷入了所谓“积贫积弱”的困境，而“积贫”又是由“积弱”直接导 致的。北宋并不是一个贫穷的王朝，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不仅高于此前的唐朝，甚至高于此后的明朝和清朝。这种情况下北宋政府之所 以依然财政紧张，主要是因为北宋的军费开支负担太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庞大军费支撑下的北宋军力，却远逊于唐朝和明清。于是，王安石变法把增加政府财 力、提高国家军力作为主要目标，但北宋军力疲弱的真正症结是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的强烈不信任感，为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政府设置了种种制度来限制他 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军事将领在边境指挥作战都要严格按照中央政府事先确定好的排兵布阵进行，这样的军队哪能有什么战斗力，于是政府只能靠不断增加军 队人数来增加军力，由此导致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再雄厚的政府财力也无力支撑。
有不少后世人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扼腕叹息，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一条是直接针对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放权不够这一北宋“积弱”的症结的，所以它 的失败不可避免。但我以为，以王安石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之所以他的变法主张没有直指这一要害，是因为他和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都清楚，把军权大幅 下放给军事将领，虽然有可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北宋军力，但却很有可能导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甚至直接威胁到赵宋皇室的江山稳固。王安石变法的最 终目标是巩固赵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中国当今政治结构、国际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抽去了经济快速增长这根最重要的梁柱，由其支撑的一系列现存结构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情况下，改革对政府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如果要期待李克强主导的中国这轮改革获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改革者有没有魄力和勇气不顾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坚持把中国经济 调整到平衡状态；其二，在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必定会降至显著低于7%的水平；其三，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速真的降至3%至4 %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将经济向平衡状态调整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从中国领导人近日的表态看，7%的经济增速是他们的容忍底线，所以如无意外，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有着不同于佩蒂斯的看法。 拉迪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大幅降低的看法，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 能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实现平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尽管不会继续达到两位数，但也不会低至佩蒂斯所假设的3%至4%。如果拉迪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 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很有可能较为顺利地完成当前这轮改革。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确的，而各种主客观原因又使得李克强总理不得不着手推进当前这轮改革，那么改革的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经济增速伴随着改革的进 行而大幅减缓时是否会发生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于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政府花钱买稳定的中国社会而言，这 种局面下能避免发生社会动荡吗？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 知道没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情况看，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无限问责，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 利。
如果秦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硬着头皮改革的中国政府将会与王安石君臣当年一样面临着一个攸关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权真正放出 去。王安石变法时北宋已经步入中衰期，如果当时朝廷真的把军权下放给军事将领，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赵家皇帝们很有可能控制不了手拥重兵的各方将领，从而导 致天下大乱、江山易主。王安石变法失败，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没有放权的自信。但中国历史上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王朝也曾实施过重大改革，如商鞅变法等，这些 改革却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实施这些改革的主体有勃勃生机，对局面有敏锐的反应力和强大的把控力。李克强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显不利的局面 下杀出一条血路来，归根到底，还要看共产党所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经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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