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

注：这是本人见过的关于土地财政论述最清晰的和最聪明的，而且这位体制内的聪明官员还开除了药方，本人认为是最靠谱的药方，这文章事实上论述了，房 地产不可能出现大跌，只能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慢 慢通过长期的滞涨，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将积压在房子里的资金缓缓流出去，然后等待财产税和直接税慢慢能够接手土地财政，转发各位。
作者：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Cardiff University PHD）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
改 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 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 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 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 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 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 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 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 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 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 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 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 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 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 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 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 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 政”的功过，思考 “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 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 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 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 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 认识。
城 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 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 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 服务是城市土地 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 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 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但由于传统 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 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 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 城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 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 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 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 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 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 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 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 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 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 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 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 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 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 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 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 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 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 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 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 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 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 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 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 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 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 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 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 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 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 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 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 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 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 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 大 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 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 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 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 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 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 密，就是创造 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 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 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 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 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 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 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 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 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 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 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 无偿地从 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 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 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 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 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 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 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 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 5万亿，而2012 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 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 过20余年。
而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 1862年《宅地法》 （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 民，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政府的财 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 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 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 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 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 后政府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 益收回。
因此， 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 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 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 有土地上。政府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 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 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 累效率 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 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 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 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 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 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 做法，中国土地 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 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 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 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 资， 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 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 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 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分享现 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 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土地财政”这个 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 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 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 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 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 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 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 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 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 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 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 比较。
近 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 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 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 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 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 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胀回归和房价 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 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 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 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 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 收财政信 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 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 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 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 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 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 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 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 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 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 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 “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 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 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 房市场。
“土 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 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 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 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 要是土地财政， 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 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 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 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 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 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 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 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 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 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 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 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 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 道，造就了 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 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 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 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 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 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 的宝贵资源。资本市 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 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 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 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 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 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 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 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 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 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 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23.2%。全 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 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 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 场 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 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 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 抵押资产贬值将导 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 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 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 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 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 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 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 果仿效美 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 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 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 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 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 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通过直 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 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 损失？中国的税 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 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 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 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 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 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 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 制。
数 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 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 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 类企业 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 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 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 因。
任 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 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 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 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 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 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 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 个人而 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 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 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 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 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 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 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 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 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 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 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 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 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 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 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 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 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 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 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 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 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 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 很小部分。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 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 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 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 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 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 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 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 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 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 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 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 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 可以缩短期 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 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 价进 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 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 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 （如危旧房），可以容积 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 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 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 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 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 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 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 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 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 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 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 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 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 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 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 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 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 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 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 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 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下，中 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 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 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 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 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 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 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 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 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 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 规模腐败。
而 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 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 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 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 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 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 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 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 隔；“后售” 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举 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 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 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 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 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 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 以政府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政府 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 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 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 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 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 、 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 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 息）， 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 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 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 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 同，就是以往“土地财 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 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 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 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 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 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 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 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 究都 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 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 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 动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 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 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 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 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 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 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 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 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 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 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 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 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 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 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 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 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 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 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 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 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 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 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 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 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 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 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 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 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 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 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 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 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 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 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 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 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 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 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 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 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 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 社会基 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 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 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 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 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 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 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 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 件。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 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 （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 见，这一 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 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 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 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 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 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 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 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 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 成而自动消失。
中 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 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 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 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 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 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 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 药。


文章来源:  http://goo.gl/c2Dh3y

救火队成型-中国版本的08火山在前面了？

最近很多人说紧缩，债务蛀虫开始打苍蝇，苍蝇虽小，肉也有居然能动35个亿。于是想起08年中国自己内爆老A.先用神油，后用好声音-平安，一路唱衰。说回大洋对面。看看智商传说85的小布什（克林顿传说180）在自己任期后半截用了什么人
2006年8月上任的保尔森，此人前天和基辛格前后脚拜会习总，居然不是一勺烩呵呵，不是一路货？此人高盛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美国金融核心的干 将。2005年2月，伯南克当选联储主席，此人一生以研究大萧条出名。小将盖特纳2002年加入美国外交学会，曾长期在财政部鲁宾、萨默斯门下行 走，2003年即进入美联储体系核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任行长。
三人组在保尔森上任后终于成型。随后一年大风起于澳洲微末，然后就是2007年危机，贝尔斯登，消停半年后就是雷曼后面大家都知道了。
2012年10月，73这个长期在金融体系奋战的救火队长成为管纪律的大长老。玩老A朝三暮四游戏一举解决股权分置的尚主席2010主抓银监会。 10年央行行长继续留任-哮喘兄，深受朱相赏识的楼继伟2013年3月接任财政部长。中国的救火队成型了，可以说目前可能没有比他们更强的人了。
那么他们要救什么火呢？
——
种植园土:算算政府债务明细帐
首先，中央政府仅欠债8万亿人民币。这个水平仅占GDP 15%，羡杀欧美。
但是，地方政府欠债比较多。地方政府的欠债有三个类型：
（1）白色的。
地方融资平台共欠银行贷款9.3万亿，这些钱自2010年末起，余额大致维持如此水平，既不增也不减。不增，是因为银监会绝不允许再贷，不减，是因 为地方政府根本还不起。这部分贷款利息大概在6.5%-7%/年左右，融资成本不贵。另外还有大约1.8万亿发改委批准的债券（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背景的中 期票据+公司债券共1.44万亿）。这部分票面利息成本约7%，但市场实际YIELD根据资金紧张而定，有时收益率可达9%-10%。这两部分在一起大概 11.2万亿。
（2)通过各种灰色途径借款的。
途径包括：
a.信托贷款7.5万亿。明着利息在10-12%左右，暗地里多少不知道。
b.委托贷款，6万亿左右。这部分钱其实就是合法化的企业对企业信贷。比如，国企可以从银行7%贷款，然后化妆一番，明着10-15%贷出去，国企 高管暗地里加多少码不知道。同理，上市公司可以把从股市融资再贷出去，但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本来就高，这样干的不算太多，仍然以国企套利为主。
c.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最保守估计也有6.5-7万亿。在江浙（开票）、河南（买票)这些区域，未贴现和已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比其余 信贷业务加一起仅仅低一点点。这里解释一下，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计入信贷规模，未贴现的，属于表外业务。温州危机，一半出问题的债务是有未贴现汇票背景 的。
以上不算地下钱庄，民间融资，也不算7.6万亿银行理财，不算7万亿保险的钱，3.5万亿证券公司的理财业务，就已经有20万亿灰色地带的钱。灰色地带的钱，是以50%-70%的年增长率飞本，总金额已不亚于11.2万亿白色财源。
（3）褐色途径
地方政府还玩霸王硬上弓。你搜一下现在有多少城市在上BUILD-TRANSFER项目。这些项目都有地方政府正式回购承诺的，许多是有地方政府财 政担保的。比例有多大？象深圳地铁3期工程投资600亿，有480亿金额是BT的。也就是说，政府借到120亿（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债券等）就完事了， 剩下480亿由承包商去解决。这意味着本来就很高的地方融资平台杠杆，再套上一个1：4的杠杆，你可以想象有多可怕。BT项目的融资成本在 12%-25%/年之间。
上述白色11.2万亿，灰色与白色1：1，褐色等于白色和灰色之和，那么意味着地方政府负债应在11.2×2×2=45万亿左右，政府总债务=（45万亿+8万亿）/53万亿GDP=100%。这个债务水平与日本强不了太多。
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吧？你看看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是多少？一年完成实际投资37.5万亿！你想想背后该有多少万亿的项目在规划、在运作啊!地方政府已经玩了5年天魔大法了，屁股后面仅欠45万亿那是保守得不能再保守的计算了。
现在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作为重点项目的地铁，都已玩杠杆之上，再套1：4的杠杆了，按此比例，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理论上是11.2×2×5=112万亿。这比日本的安倍经济疯狂多了。日本债务是130%*GDP。
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多少？2011年最高，3万多亿，2012年下跌到2万多亿。假如土地储备还能再卖5年（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储备已经全部抵 押出去了，卖的钱也是债主的），也就是十几万亿。但每年利息按10%计算，就有4.5万亿利息支出，5年静态也有22.5万亿。
由于分税制，地方政府如果没有卖地收入，即使有中央政府转移支出，赤字也是必然的。这意味着现在的债，地方政府已经永远也还不起了，只能走借新债还 旧债的道路。但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很高，比希腊债务的利息都高，在全球绝对属于高利贷。这是因为中国央行不象美日央行那样注意保护政府债务免予高昂的利息支 出。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强给出城镇化道路的答案。其实执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没有财力了！中国政府财力不是无限的吗？不是可以印票子吗？
答案是否！即使以中国政府之强大，也扛不住连续把国家的财富投入到不产出或投资回报过低的项目中去。在农村花数以十万亿计的资金拆猪圈，拆农舍，把 农民逼成吃喝嫖赌的无业流民，然后把农田改成富人们开无遮大会的私密山庄，然后全国人民为此付出数以万亿的利息，还得忍受粮食减产的匮乏，这是蠢得不能再 蠢的贴本买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财富正在以利息的方式，每年转移4万多亿到各种势力那里，中国的外国的，敌对的友好的。国有企业在坐享高利贷，私人企业家在变成职业赌徒，这是拉美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逼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买单，然后出售国有资产弥补债务，这是拉美化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制造金融风暴，导致制造业毁灭，去工业化，资本要么外逃，要么高利贷化，这是最后一步，以毁掉中国的外汇储备为标志。中国的左派如张宏良们 不懂经济，整天指责外汇储备过高。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3.3万亿外汇储备的保护，中国经济有多脆弱。这3.3万亿固然是实体经济的损失，人民福利的损 失，但也是与美国在金融方面同归于尽的炸药包。去除了它，我们在金融方面近乎是没有保护手段的，所谓的人民币互换完全是笑话。
范兄说对了一点，这不是阴谋。因为，这是阳谋。中国在繁荣强大的美丽光环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已经出现了。这个弱点是朱相的继承人搞出来的。它不是4万亿，而是至少40万亿。
你现在明白中国股市为何跌跌不休了吧？一方面，人家将来要低价收购你的国企，炒高了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借钱这么多，把利息炒这么高，股市怎么赚钱？2013年初银根松动一点，股市不是灿烂了400点吗？
中国在金融战争已经接近彻底战败了。所谓微博上面的喧嚣，并不全是试探人类智商底限的弱智，而是一种狂吠与狂欢，一种庆贺宰割中国的盛宴即将开张的狂欢。到利益面前，任何廉耻都不需要了。
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仍足以保护自己。即使外汇储备完蛋了，仍有一个力量有能力保卫中国的金融。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最后的庇护力量。
很多人会说，军队现在腐败极了。现在有很多人在试图收买军队，试图分化瓦解它。这是事实。
但是，这只军队即便有腐败，仍没有军阀化；没有服务于个人野心，而是整体上服务于国家与民族利益。只要毛主席留下的山头平衡没有彻底打破，想让这个 军队军阀化（也就是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不容易的。中国资源匮乏，国家、军队、人民的利益都在于开发国际资源与市场，一旦解体，现有这些工业能力一钱不 值，还很可能是负资产。想效法苏联解体时那样，用私分党产、国产诱惑军队将领出卖国家利益，是不大容易的。中国人没有俄国毛子那么二逼。
然而，我可是一点也不看好范兄所说的那三架马车。比如，希腊危机，难道红脸黑脸不都是高盛唱的么？
设想一下温州危机扩大到全国
温州营商成本和融资成本高企，生产企业利润微薄；企业的资金拿去投机、做高利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垮掉。
温州危机的原因是私人企业之间互相担保、借贷。而全国范围，有很多国企利用可以借低息贷款的机会，卷入房地产投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高息贷款。资金链一旦断裂，可想而知。
美国的大萧条是银行大量倒闭，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社会购买力下降，进而造成企业宁可把资金闲置，也不愿投资造成的。美国人先是搞了大量公用工程 （比如水利工程和公路网建设），提振基础设施，但在1937年之后，美国又几乎重坠萧条。直到二战爆发，才拯救了美国经济。为什么说战争拯救了美国经济 呢？不仅是因为武器和军火生产创造强劲需求，还因为其它国家都炸烂了，美国是全球唯一健全的出口商。全世界要买汽车？只能找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要买丝 袜？只能找杜邦。
1990-2012的日本通缩也是伴随着企业投资意愿降低。日本企业起先在海外市场赚有大量利润，但宁可存在银行，也不投资，私人储蓄也很多。这样 日本政府就大量盈余可低息借贷，去搞公用设施建设。于是低效率建设出现了。比如，现在日本农村绝大部分农用机耕路做成了柏油路面，对于农田耕作无压力的农 用机械而言，纯属浪费。但日本政府尽管债台高筑仍乐此不彼。另外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持续投资意愿低迷，技术更新慢，导致竞争力逐步下降，许多日本的大企 业开始出现严重亏损。大企业亏损又连累到小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心循环：政府挤占企业投资，然后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
“安倍经济”，就是声称在这样一个疲软二十年的局面，大量吞入虎狼之药，让政府不顾一切借贷，必要时让日本银行大量投入货币，买入公债，所得资金用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如果真这样做了，政府公债利率必然大幅上升，而日本经济也就会象神风突击队那样，“出不入兮往不返”了。
但是日本人真的会有这么蠢吗？未必。安倍经济未见行动，已造成日元大幅贬值。但在增加借贷方面则是动作很慢。有可能安倍经济的真正目的在于造成日元贬值，用提振出口帮助日本经济渡过难关。但在20国会议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对日元贬值施加压力。
中国和日本又有不同。中国还处于向上攀登产业链的阶段。比如航空工业、高铁工业，都是适量投资就可以引领跳跃性技术进步的时期。但这些高端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或者央企做的。
但中央的资金需求并不大。中央政府其实完全可以不发国债钱也够花。央企从银行贷款很轻松。想反，地方政府花钱则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一方面， 地方官做几年就走人，走后哪管你洪水滔天？另外一方面，GDP为中心的考核机制逼着地方官启动大量项目，用高额代价招商引资。这样，4万亿信号枪一发，地 方财政就开始了持续5年的疯狂扩张，造成的实际债务恐怕已有40万亿。然而，地方财政本来就比中央穷很多，卖地收入连利息都裹不住，低成本贷款渠道也不 多，借完了低成本的，就借高利贷，借完了高利贷，就开始想歪招。
这样比日本还糟糕，起码日本政府贷款是低息的。而且高利贷+房地产会把工业为主的经济扭转为工业萎缩，投机+高利贷为主的经济模式。后者是一种寄生经济，郭美美之类的现象会越来越普及，而袁隆平之辈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首要问题是把停掉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在现有项目中，重点保一部分，然后给合法的融资途径，把贷款成本降下来，避免地方债务象滚雪球那 样扩大。现在中国大致是朝这个方向走，发改委给了许多地方项目发债权。然而，在持续数年的房地产热中，地方实力派已获取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和很大的政治话语 权，中央政府则派系林立，现在很软弱，不敢得罪人，尤其不敢叫停部分项目。这样资金需求虚火上冒，地方债务仍在滚雪球，即便合法的债券，发债成本也很高。
只要鸡蛋有缝，美帝是不可能不来的。当然美帝永远是两手准备。如果现在就足以做空中国，那么现在就做。如果现在中国仍罩得住，那么就通过其在中国内 部的代理人，给经济再加一把虚火。然后，等中国实在招架不住时，另外准备一拨代理人，搞类似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把中国的优质国有资产–诸如高铁–而不是地 方政府搞的光伏重复建设–私有化。
这是阳谋，也是洋谋。
基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必要的，另一种是浪费。
必要的基建，应当有一定超前性，比如高铁、地铁，建得越早越好。但恰恰是这部分基建，尤其是高铁，成为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逼着高铁降速，还逼着从规划阶段就降低档次—哪怕只节省3%的施工成本而导致速度下降30%。
地方政府把不该卖的水资源统统低价卖给外资或私人公司。
谈到教育经费，很多资金被投向大学城。然而，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大学招生越来越难，除了一批最好的大学，想维持学生规模非常不容易，有些大学招不到学生是迟早要关门的。但大学一直在盲目扩建。
有一部分必要的花费，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开支，却被人为压缩。象深圳这样先进的大城市，却只为不到半数人口规划教育经费，导致很多买了房的、乃至深圳 户口的儿童都无法上小学（我的一位深户朋友去年花了400多万为独女买了学位房，却被告知必须抽签入学，当即接近精神崩溃）。另外一批家长，因为在香港生 了弟弟妹妹，连累哥哥姐姐在深圳也无法入学。
与之同时，大量的开支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政府参与低效投资，比如光伏项目。这里面不仅是低效重复建设问题，还有人为输送利益问题。比如无锡尚德长期 以高出市场价数倍价格从海外关联公司买入原材料，最终公司垮掉，造成的窟窿有几百亿。一个是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补贴国外公司的问题。随便一个鸟毛公司，都 可以在中国拿到世界最优惠的财政配套，而这些投资商多数除了污染坏境就没干什么好事。
总之，地方政府导向是有很大问题的。
有些央企要么卷入地方基建很深，要么卷入了房地产或者高利贷，估计会有一些央企要撑不住。
盛极则衰，这是事情的一般规律。中国本是有更大发展潜力的，但过去5年不作为和乱作为，透支了中国的未来。眼下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是中国经济的拐点。
而经济的拐点，一定伴随着政治动荡。一部分人人为他们的财产和阶级一定会传承下去，而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会斗得死去活来，会一代接一代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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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1、（45万亿+8万亿）这个债务，是哪几年的债务？
可以追溯到90年代，但那只是零头。绝大部分是2009年之后形成的，而且在加速膨胀，这是中国目前资金市场永远不宽松的根本原因。
2、（45万亿+8万亿）这个债务，是不是都是不良债务，是不是重复计算的三角债？比例多少？
这是地方政府一家欠的债务，和三角债完全没关系。在分析时已经去除了重复计算部分。怎么去除的？很简单，按地方政府欠款的种类估算2012年12月 31日余额，这是不可能重复的。地方政府欠银行的普通贷款，就不可能与欠信托贷款重复；欠的公司债和中期债券，就不可能是BT项目的回购承诺。
我提到了银行理财等融资渠道。但不能根据银行的7.6万亿理财计划去估计。理财计划与信托贷款有2万亿明的重复（比如银信合作），有不知具体比例的 暗的重复（比如信托受益权回购）。理财计划还和券商理财计划约有1.6万亿的重复。所以我是按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类似口径计算的。央行口径是完全不重 复的。央行统计是增量，而我根据各种官方数据，把存量算了出来。
不良债务未知。银监会估算，地方融资平台9.3万亿银行贷款中，约有20%的风险。这个比例是根据9.3万亿中，县级债务的余额计算的。
目前，地方债务在借新还旧滚动，无论贷款还是城投债，支付危机还是零星事件。但是，要注意，几家大型光伏产业破产形成的债务也都由地方政府一分钱不 少从财政收入中还本付息了，或者至少安排重组借新还旧了。而且还要注意，这些欠银行的贷款，还有发改委批的债券，这些都是地方债的质量较高的部分，也是国 家重点保的部分。
至于BT项目，地方无能力支付已经屡见不鲜了。也拖垮了不少承建商，但大规模的拒付，仍未出现。
但是债务总规模算出来之后，就知道卖地收入能否覆盖利息支出了，由于地方政府除了卖地收入，赤字本来就很大，那么中期还债能力就很清楚了（长期就不要提了，因为人口老化问题会加剧）。
3、如果是三角债，那实际利息，或者是借债成本，如何确定就是10%?
还有，按你计算方法计算日本的债务水平，那日本的债务水平肯定远超130%。双重标准这个坏习惯，还是不要向国内经济学家学习的好。
中国政府债务和日本政府债务是不同的。日本是不存在中国地方政府那样直接做生意的局面的。两个体系差距太大，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两个数字调整到完全可比的口径。这里只是从问题表象出发，引述了一个官方常引述的数字，对比一下。
另外，虽然你口气很不礼貌，我还是花了时间科普一番，能够帮助你更新你关于地方债的知识，更希望你不要反复提“三角债”了。三角债是企业之间的债 务，大不了企业破产就是。但能让安徽省人民政府或者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政府破产？中央人民政府还不是最终得出来兜底。但中央人民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兜底，只能 保重点，那么地方债务的兑付危机迟早还是要出现的。
10%利息是按银行贷款6.5%、发改委批准的债券等白色途径7%，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其它灰色途径10%；褐色途径12%计算的。这个计算是桌面上的利率，不包含转让桌底利益时戴的“帽子”，估算肯定是偏低的。
看得出来，很多事情你还是幼稚的，你不知道地方政府为了GDP业绩为了个人利益敢于以25%、30%实际利率举债的劣行与冲动。
这里，我想起了WXMANG以前关于滞涨的分析。没错，现在已经一只脚跨进滞涨大门了。建国以来，哪有如此规模的天魔大法？4万亿救市计划，相对于 2012年37.5万亿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是开胃菜，但如此力度刺激，依然经济增长率在悄悄下滑。天魔大法不可持续，你可以想象未来趋势如何。

文章来源：http://goo.gl/azuUa8

附：

种植园土：谈谈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本文源于范进中举兄《救火队成型-中国版本的08火山在前面了》抛了几块珠玉在前，本人毫不浪漫地丢了几块数据板砖回去。现在把这些板砖堆砌在一起，居然也垒成了一个建筑。欢迎大家继续拍砖，把它堆得更高些，不必在于它是否歪七扭八—-名家设计的高楼大厦和村夫搭建的猪圈鸡舍都毫无争议地属于建筑。
1. 两条道路
西方无时无刻不想做空中国，但做空中国谈何容易。
2012年底，中国的中央政府仅欠债8万亿人民币，仅占GDP 15%，而财政赤字水平仅占GDP 1.6%。而且中国贸易仍在积累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3万亿美元。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2.2%，银行业利润高达1.24万亿人民币 /年。中国在2011年G20峰会上正式承诺在全球首批推行BASEL III协议，且中国版本BASEL III比巴塞尔银行监管协会的官方版本要求更高。做空这样一个国家，可能吗？
然而，在可爱的温相领导下，经过几年政府引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下称为天魔大法），中国的确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弱点：地方的债务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是 金融问题（影子银行），是结构问题（从实业经济向高利贷经济转化），是消费问题（一方面房奴们无力消费，另外一方面郭美美们狂买外国奢侈品），是政治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均衡问题）。所以毫不奇怪，华尔街的苍蝇们早已盯上了蛋壳上裂缝，所谓“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最近成为一个全球热炒的话题一点也不奇 怪。
对于中华民族每个成员而言，这不是一个内债问题，也不是一个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而是一个十分走向拉美化的问题。
什么是拉美化？拉美化的4大特点：（1）贫富极度分化；（2）政府债台高筑，被迫向外资出售核心资产；（3）金融高利贷化，营商环境恶化，产业资本 转化为高利贷或投机资本，进而去工业化；（4）大量资本外逃，国际收支恶化。这几个现象都或多或少在中国有苗头出现了。每天微博上的呱噪–那些美帝控制的 僵尸和肉鸡们所发出的海妖蛊惑–更是昭示着我们和拉美化前景是多么尽在咫尺。
（2） 为何欠债？欠债多少？
自朱相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事权，但分得了少部分税收收入。而且《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出现财政赤字，一般不得发行债券，如果一 定要发，也只能财政部代为发行。理论上，地方的财用不足，只能依靠中央的返还转移支出。但地方对返还转移支出并不满意，一是因为中央仍对这些转移支出项下 的资金流向有一定控制权（2012年约4.5万亿人民币，其中2万亿是专项资金），二是因为即便有大量返还转移支出，地方政府仍有大量不足部分，尤其是发 展地方经济的项目资金严重不足。这些只要靠”非法”欠债解决
地方欠债可以追溯到90年代，但在2008年之前，因为不合规，规模是很有限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随后中国启动所谓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但这个“4万亿”叫法很不科学，它涉及项目的总规模累计至今何止4万亿！40万亿都打不住，且至今仍在膨胀。今日看来，这个“4万亿”不过是一把钥匙，打 开了潘多拉盒子，把地方欠债从不合规，提升至准合规的地位。自此之后，加速膨胀，什么途径的钱都敢借，至今已无人知晓具体余额多少，只能估计如下。
地方政府的欠债有三个类型：
（I）白色途径。
2009-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共借银行贷款约9.3万亿。这些钱自2010年末起，余额大致维持如此水平，既不增也不减。不增，是因为银监会绝不允许再贷；不减，是因为地方政府根本还不起，只能借新还旧。这部分贷款利息大概在6.5%-7%/年左右。
另外还有大约1.8万亿发改委批准的各种债券，其中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券共1.44万亿。这部分票面利息成本约7%，但市场实际收益率根据资金紧张而定。典型的城投债实际收益率一般在9%-10%/年。
这两部分在一起大概11.1万亿。这部分是置于国家严格监管之下的地方债务，故称白色途径。
（II)灰色途径。
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口径，社会融资总额（TOTAL SOCIAL FINANCING, TSF即某段时间内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提供融资的总额），除了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之外，还有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债券发行。
这个统计数字是很有道理的，它剔除了因融资结构不同而造成了重复计算，所以基本上是“干货”。比如2012年底，银行理财余额为7.6万亿，但银行 理财与信托贷款有2万亿明的重复（比如银信合作），有不知具体比例的暗的重复（比如信托受益权回购）。银行理财和券商资产管理约有1.6万亿的重复，这些 钱许多投资了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西方最近热炒“银行理财”所造成的“影子银行”风险如何。其实完全没抓住核心问题。银行理财总额作为表外业务，总额不足银行业表内资产130万亿的6%，约占银行贷款余额11%，坏掉一半，凭中国银行业1年1.24万亿的利润，3年也消化掉了。
然而，银行理财仅仅是冰山一角。参照人民银行的TSF口径，到2012年底，中国的影子银行活动至少造成了以下“干货”影响：
a. 信托贷款7.5万亿。明着利息在10-12%左右，暗地里多少不知道。
b.委托贷款，6万亿左右。这部分钱就是合法化的企业对企业信贷。比如，国企从银行7%贷款，然后化妆一番，明着10-15%贷出去，国企高管暗地里加多 少码不知道。同理，上市公司可以把从股市融资再贷出去，但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本来就高，这样干的不算太多，仍然以国企贷款套利差为主。
c.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最保守估计也有6.5万亿。在江浙（开票）、河南（买票)这些区域，未贴现和已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比其余信贷业务加 一起仅仅低一点点。这里解释一下，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计入信贷规模，未贴现的，属于表外业务。温州危机，一半出问题的债务是有未贴现汇票背景的。
以上三种融资方式2012年底余额已有20万亿，而且在以每年50-70%的速度狂增。这全是干货，不算地下钱庄，不算民间融资，也不算7.6万亿银行理财、7万亿保险的钱、3.5万亿证券公司的理财业务。
这20万亿属于灰色地带的钱。按半数流入地方政府，估计在10万亿左右。
（III）褐色途径
地方政府还玩霸王硬上弓。所谓霸王硬上弓就是不论融资是否可以落实，先把项目生米做成熟饭。在报批环节，往往把巨型项目分解为小项目先启动，甚至不报批先启动。在执行环节，采用BUILD-TRANSFER等延期付款模式，这就相对于增加了一层杠杆。
举个例子，深圳地铁3期工程投资600亿，有480亿金额是BT的。也就是说，政府借到120亿（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债券等）就完事了，剩下 480亿由承包商去解决。这意味着本来就很高的地方融资平台杠杆，再套上一个1：4的杠杆。政府融资平台的的负债只显示120亿。BT项目的融资成本在 12%-25%/年之间。
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搜一下现在有多少城市在上BUILD-TRANSFER项目。这些项目都有地方政府正式回购承诺的，许多是有地方政府财政担保的。
上述白色债务11.2万亿，灰色债务约10万亿，共21万亿。
如果褐色债务与前两者之和为1：1杠杆，则地方政府总负债应在42万亿左右，中央加地方政府总债务应在50万亿，占GDP的94%，已远远超出60%的安全线。
如果褐色债务与前两者之和为1：4杠杆，则地方政府总负债应在105万亿左右，中央加地方政府总债务应在113万亿，占GDP的213%。当然，这个是极端设想。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作为重点项目的地铁才能玩到1：4的杠杆，其余地方政府是没有这样能量的。
总之，地方政府总负债42万亿应当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如果哪位看官觉得危言耸听了，不妨去看看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是多少？一年完成实际投资37.5万亿！这背后该有多少万亿的项目在规划中啊!地方政府已经玩了5年天魔大法了，屁股后面仅欠42万亿那是保守得不能再保守的计算了。
(3）谁来还债？
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多少？2011年达到峰值，3万多亿，2012年下跌到2万多亿。假如土地储备还能再卖5年（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储备已经全 部抵押出去了，卖的钱也是债主的），也就是十几万亿。但每年利息按10%计算（银行贷款6.5%、发改委批准的债券7%，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其它灰色 途径10%，褐色途径12%加权平均计算。这个计算是桌面上的利率，不包含转让桌底利益时戴的“帽子”），就有4.2万亿利息支出。5年静态利息支出21 万亿，就超过将来全部卖地收入。
目前的财税体系下，地方政府如果没有卖地收入，即使有中央政府转移支出，赤字也是必然的。这意味着现在的债，地方政府已经永远也还不起了，只能走借 新债还旧债的道路。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很高，比希腊债务的利息都高，在全球绝对属于高利贷。中国央行并不象美日央行那样注意保护政府债务免予高昂 的利息支出。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强给出城镇化道路的答案。其实执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没有财力了！中国政府财力不是无限的吗？不是可以印票子吗？
答案是否！即使以中国政府之强大，也扛不住连续把国家的财富投入到不产出或投资回报过低的项目中去。在农村花数以十万亿计的资金拆猪圈，拆农舍，把 农民逼成吃喝嫖赌的无业流民，然后把农田改成富人们开海天盛筵、无遮大会的私密山庄，然后全国人民为此付出数以万亿的利息，还得忍受粮食减产的匮乏，这是 蠢得不能再蠢的贴本买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财富正在以利息的方式，每年转移4万亿到各种势力那里，中国的外国的，敌对的友好的。国有企业在坐享高利贷，私人企业家在变成职业赌徒，这是拉美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逼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买单，然后出售国有资产弥补债务，这是拉美化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制造金融风暴，导致制造业毁灭，去工业化，资本要么外逃，要么高利贷化，这是最后一步，以毁掉中国的外汇储备为标志。中国的左派如张宏良们 不懂经济，整天指责外汇储备过高。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3.3万亿外汇储备的保护，中国经济有多脆弱。这3.3万亿固然是实体经济的损失，人民福利的损 失，但也是与美国在金融方面同归于尽的炸药包。去除了它，我们在金融方面近乎是没有保护手段的，所谓的人民币互换完全是笑话。
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中国在繁荣强大的美丽光环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已经出现了。这个弱点是朱相的继承人搞出来的。它不是4万亿，而是42万亿。
现在明白中国股市为何跌跌不休了吧？一方面，人家将来要低价收购你的国企，炒高了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借钱这么多，把利息炒这么高，股市怎么赚钱？2013年初银根松动一点，股市不是灿烂了400点吗？可惜地方债仍在膨胀，资金面永远紧张，股市又在跌了。
（4）应对措施
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内债。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任何对人民币的狙击都可以应对，甚至免除中国贬值货币促进出口的政治压力。所以中国的地方债危机不会演化成希腊式的危机。
眼下，核心在于两点：I. 控制总额：刹住地方债利用影子银行盲目扩张的趋势；II. 控制利息支出：把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方项目划入白色圈子。对于I，正在紧急叫停各种新增BT项目，对于II，发改委正在增大地方政府发债的额度。
然而，整顿地方债务却不仅涉及中国的利益。外国资本在中国已渗透得太深太深，与之勾结的买办集团在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滥上项目的狂潮中获取了太 大的经济利益。仅仅在利息支出一项，想动每年输送4万亿高息的利益链，谈何容易–红会尚且动不了一个郭美美，谁能斩断这么一个庞大的利息链。
然而不动这个利益链，中国就只能一步步滑向拉美化的深渊。

 

广东韶关政法乱象调查——双面“明哥”：韶关政法乱象的透视镜

韶关，粤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广东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地处重镇，北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接河源市，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

    从各种因素来说，韶关都是清远、郴州、赣州附近三市的中心城市。然而有目共睹的是，韶关的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周边三市。且就全省范围而言，韶关的发展也几无亮点可寻，倒是贪腐、盗挖稀土、不公正案件等丑闻频频爆出。

    细究缘由，一位对韶关现象颇有研究的专家指出：韶关发展滞后，外因是冰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对民生环境造成颇大伤害；内因则是法制环境严重发育不良， 发展规划虽已定位但在具体实施中变形走样，甚至出现倒行逆施的怪象。而内因、外因相比较，内因则起了举足轻重的负面作用。

    提到韶关法制环境乱象，怎么也绕不开一个被称为“明哥”的人。“明哥”，就是韶关市委副书记林耀明，自2009年3月上任以来曾分管该市政法、招商等多项工作，一度兼任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奇怪的是，在坊间与知情者看来，林耀明却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副面孔为正面：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林耀明相当重视“双转移”、网络问政、“三打二建”等广东省委中心工作，并屡次展示了敢做敢当、敢于官场碰硬、体察 民生的正面形象，不少群众因此相信他是个难得的“清官”，所以尊称他为“明哥”。尽管，有关林耀明的报道，不少是动用巨额公款所做专版或软文，既包装韶关 亦宣传自己。另一副面孔则为负面：官场大哥“明哥”，而这一称谓同时流行于黑道、红道、白道等各种体系。林耀明对省委工作阳奉阴违，背后热衷于结党营私， 打击官场对立面；醉心于与富商打交道，插手矿山、房地产以获取巨利，并大力为无良商人保驾护航。

    近年来，韶关官场频繁地震，先后倒下原市公安局长叶树养、原市检察长杨剑等政法要员。林耀明履任3年多时间内，正上演着同样的疯狂，且贪腐手法不断升级， 乱象愈演愈烈。而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林耀明因年龄问题很快就要卸任，而对这类官员，组织上一般是没有明显大错不予追查。

    然而，如果人们能够透视“明哥”这一典型角色，即可透视韶关政法乱象的背后根由，也可找到韶关发展落后的根本性病灶。韶关，这个粤北重镇，未来将何去何 从？有专家认为：一定要树立风清气正的用人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不致于成为第二个广东茂名，或者第二个湖南郴州。

    监守自盗，韶关盗采稀土全球最烈
    插手矿山，三打两建化为敛财之道
    中东有石油，新丰有稀土。这是近年来韶关新丰对外宣传时，在媒体专版上为自身发展贴上的新标签。然而，响亮的广告语背后，事实却是：新丰县至今尚没有一纸合法的稀土采矿证，所有的稀土采矿都属非法盗采。

    据报道，稀土盗挖点遍地开花。虽曰盗采，但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新丰出产的稀土品质极好，在网上都有公开出售的联系电话，一时被坊间称作“地下稀土之 都”。并且，经过十数年的“产业升级”，不少采矿点已经摒弃原有的“池浸泡矿法”，代之以效率更高、隐蔽性更强的“管道浸析法”，漫山遍野皆是网状酸液管 道，编成硕大鸡笼状倒扣于数百亩的山头，情形壮观
。
    而耐人寻味却又极不合逻辑的是，自去年底至今，作为全国161个重点矿区之一的新丰县，举全县之力，联合8个部门，开展了号称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整治非法稀 土矿的“飓风行动”，而恰恰就在这次行动中，新丰的稀土盗采也达到了空前猖獗的程度：某报记者仅花去两天时间，便在该县遥田、沙田两镇找到非法稀土矿点不 少30个。

    打击不力，究竟是巨额利润使然？还是地偏难治？抑或监守自盗？新丰县官方归因于去年以来稀土价格上涨，非法利润猛增，英德不法老板流向新丰。而当地群众则认为：巨额利润之下当地官员对非法开采的庇护是更重要的原因。

    新丰盗挖稀土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国土资源部对此挂牌督办，要求严查。而彼时，广东省也在掀起严厉的“三打两建”工作，参与牟利的官员一时恐慌。

    但是，林耀明此时却借机大玩“空手乾坤大挪移”。 今年3月4日，林到新丰检查指导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等“三打两建”工作，在看到两个非采矿点后，先用八个字做了形容“触目惊心，后患无穷”，说“这么猖 獗，肯定有人支持，因此必须来真的，动硬的”。不过，他随即断言，这“与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委会干部有关”。显然，这一段大有学问的推断，巧妙地将自己 本来应该负有的领导监管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事实上，非法盗采稀土，利益以亿元为单位计算，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岂能搞掂这么大的买卖？

    林耀明并非不了解实情。据韶关稀土业内人士透露：“非法稀土矿的利益分配中，层层抽水，村干部一级仅处于金字塔最下方，最上方则是林耀明等巨头级保护伞。 巨大利益结成牢固联盟，只要问题一曝光，林耀明先找媒体领导，后推卸责任，上下联动，责任消于无形。而林此番对稀土老板施压，无非是借机让老板领情，今后 争取更多的进贡。”

    据记者了解，虽然韶关表面上对稀土盗采大力打击，“三打两建”工作也如期开展，但事实上，盗采稀土在韶关至今从没停止过，甚至越治越烈，可以算是全球最猖獗。

    记者调查发现，在新丰遥田镇大埔、高墩、左坑、大马、维新村，沙田镇天中村腊坑组、缠良村石桥组、扬塘组，下埔村陈洞、羊石村，黄礤镇，回龙镇；翁源新江 镇民治、油溪、鱼溪等村，坝仔镇礼岭、蓝河等村；南雄百顺、南亩、澜河、主田、坪田、帽子峰等镇，水口镇水口村；始兴澄江镇暖田村、北山镇、太平镇朱岭下 等村；曲江沙溪、罗坑奖龚岭、风田、樟市等镇；仁化城口镇土洞村、黄坑古竹村曾兴小组、龙仙等镇；乳源东坪汤盆村、天井山林场古结洞等地；武江区江湾镇练 屋村，龙归镇凤田盘村等地，仍时不时可见非法盗采稀土者的身影。
并且，在韶关当地，因为稀土的利益问题，多次发生恶性甚至打死人的事件。今年2月27日，新丰稀土矿迫于媒体压力进行整治期间，新丰遥田联丰村民谭红灯因围观而被当地黑社会强灌草酸，活活打死。受害人家属曾向林耀明反映，但遭其推诿。

    借机双转移关门打狗
    网络问政做表面工作

    韶关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地级市，各种要素资本并不算差。如果总揽广东全省经济发展的态势，也会发现，因为韶关与粤西、粤北以及珠三角的关系紧密，广东正把韶关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随着广东“双转移”的推进，韶关更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在产业转移中，韶关处在承载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第一要塞，其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此外，只有韶关发展了，才会促进粤北发展；反过，通过粤北发展，又促进珠三角的纵深发展。
    作为副书记的林耀明，表面上很重视广东省“双转移”工作，言必称“双转移”。广东广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在翁源奠基之际，他盛赞这是韶关招商引资一大亮点，是 推进“双转移”工作的重大举措。各大电视、报纸做专题时，他又总是出尽风头，多次出镜，大谈韶关的“双转移”搞得如何如何好。

    然而实际上，韶关市的“双转移”工作又是怎么一种现状？外围法治环境又是如何一种局面？2010年3月，在韶关“双转移”的结对子地市东莞，《东莞时报》刊发一则《转移韶关的莞企“回娘家”诉苦 》的报道，可以管中窥豹。

    该报道称，广东省虽实施“双转移”已久，但转移到韶关的绝大多数东莞大型企业遭遇同一困境：有关部门“积极招商，但关门打狗”，东莞企业有冤难诉。在一次 座谈会上，众转移企业纷纷诉苦：有的总承包了韶关丹霞山的售票业务，但丹霞山居委会也不和其商量，强行毁约把销售门票业务抢回去，2000万元打水漂，公 司形象彻底完蛋；有的公司进入韶关前，当地政府开始答应给用地指标，但后来反悔，公司无法落户、投产；有的公司遭遇烂仔闹事，当地政法部门亦放纵不管。情 况不一，但性质相似。最后，东莞市副市长邓志广不得不表态：要带律师去韶关为企业服务、维权。

    这则报道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东莞方面此后虽竭尽努力，却收效甚微。转移企业纷纷消极经营，韶关工业转移园区因此荒废不少地方。

    “韶关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双转移”丑闻发生在林耀明主政政法工作期间，并不偶然。林耀明虽然深谙“双转移”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利益为上，只要东莞企 业对其个人没有蛋糕奉上，就对“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放任不管，更不愿拿出具体整改措施，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据韶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称：一些公开场合，林耀明曾就“双转移”难题大倒苦水，说其中主要存在客观原因，很难避免恶果。

    然而，林耀明很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包装自己的形象，不仅化危为安，而且获得一身鲜亮的保护外衣。在“双转移”乱象的冰山一角被曝光后的2010年 8月，林耀明为挽回影响，特意邀请香港某报一位陈姓总编辑至韶关，只为成为该报封面人物。虽然，香港某报在香港的发行量并不多，其主攻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

    在花去数额不菲的费用赞助香港某商报后，林耀明大谈特谈：韶关作为广东的重工业城市、粵北门户，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规划定位为粵北区域中心城市。韶关将加 强与香港某报合作，吸引更多港商到韶关投资兴业，积极主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使韶关成为珠三角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此举，既吹捧了韶关的政绩，又让省里看 到了他的工作。

     2010年6月，林耀明又迎合省委，大谈网络问政。在一次网络问政工作会议上，林耀明说：“不关注网络问政的机关不是聪明的机关，不重视网络问政的官员是 糊涂的官员，不重视网络舆情的政府不是开明的政府”，“我们要善用网络，善待网民，善听民意，善处舆情，建立网络问政工作的长效机制。”但事实上，林耀明 做归做，说归说。只要有关韶关的负面网络消息，都一律遭到他的封杀。网上对他的进言，如果不利就置之不理，如果有利他就巧加利用。

    醉心结交富商
    专门插手大案
    近年来，韶关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林耀明则醉心于结交大型地产商，染指利益。郴州李大伦、曾锦春贪腐窝案全国闻名，林耀明因此奇妙地与之发生联系。
　  不久前，韶关中院曾发生一桩大事：一名叫谭明杰的出纳私吞2900万小金库公款，逃跑被抓后，于2012年2月一审被判死缓。刘曙光，1955年出生，广东揭西人，现任韶关中院院长，之前任清远中院院长。而谭则是刘的亲信、红人，广东英德人，系刘一手从清远带至韶关。

    佛山中院审理查明，2006年7月至2010年12月间，谭明杰先后将2900多万元公款占为己有。小 小出纳为何能用会计公章？千万巨款蒸发为何4年半未发现？小金库上哪里来这么多钱？很明显，韶关中院的财务管理存在漏洞，但更关键的是，韶关中院院长刘曙 光负有领导责任，并且亦可能涉及林耀明。

    然而，韶关中院事后自有擦屁股高招：先处理了几个小干部，再由韶关最大地产商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出资，把资金窟窿填上。林耀明最后适时出现，义正辞严地对 外解释：谭出纳卷走的是公款不是小金库，窟窿是财政填补不是老板填补。这一解释，既搞得群众满头雾水，也搞得财政部门满肚心虚。

    帮法院填窟窿者、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究竟何许人也？原来，罗是与前不久“涉嫌行贿、引发韶关众官员落马”的粤北首富朱思宜同一量级人物，两人曾同以人大代 表身份多次现诸媒体。并且，作为行贿界大哥，罗的名气还远远大过朱思宜，罗就是数年前“行贿李大伦曾锦春数百万、造成湖南郴州官场地震”的关键人物。李、 曾虽被绳之以法，但罗舜彬却在韶关摇身一变，出任韶关市人大代表，并攀上林耀明、刘曙光这等重量级新靠山。

    填好2900万大窟窿之恩何以为报？林耀明、刘曙光绞尽脑汁，思量报恩罗舜彬。终于，罗相中了自己隔壁公司的一块地皮，此地如果划为公共，罗的地就变成价 值更高的单边位。刘曙光于是不惜冒着办错案的风险，将一起5年前已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拿起来重审，其理由是有人匿名投诉原案有假、韶关人大常委会曾就此发 出过《督办函》。真的发过《督办函》么？根本没有。原来，根据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各级人大不会再针对个案进行监督。韶关人大常委会发出的仅是 《信访转办函》，刘却大玩障眼法，对外宣称是《督办函》。

    更疯狂的一幕继续上演。网上有篇贴子称：为将此案办成铁案，2011年5月27日，刘曙光、罗舜彬和一神秘女子一道，在广州乘坐国航航班头等舱，前往北京 寻求援助。到京后，3人在北京五星级天伦饭店开了一间高级套房，并找到最高人民法院某退居二线的领导，意图通过此人做通广东省高院的工作。但刘曙光等人的 如意算盘最终没能打成。

    网络曝光后，刘曙光曾面对多名记者，无法否认曾与罗老板同行，不过其自称“只是为了参加同乡聚会”。此案最终进展如何？自有公论。但林耀明、刘曙光的所作所为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其说。

    按照人事惯例，刘曙光因为年龄原因，应该在2012年初退居审判二线。但屁股尚未擦净的林耀明顾不上避嫌，凭着自己的关系到省里四处活动，甚至不惜亲自上门游说，最终让刘曙光延长了一年半的任期。

    有关韶关中院的投诉多如牛毛，林耀明皆一一为其行庇护、打圆场。熟悉韶关官场的人都明白：刘曙光正是林耀明的铁杆马仔。

    政法系统怪事连串
    对付媒体软硬两手

    在林耀明主政韶关政法系统期间，荒唐之事简直不计其数，直接影响韶关形象与投资环境。

    众所周知，2011年乐昌市发生一起少年打架斗殴事件，14岁少年竟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而韶关公、检机关对此意见一致：14岁的林某是此次殴斗的组 织者，难辞其咎。但韶关中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则承认，“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或者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能以此瑕疵为由 否认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多名学生家长则愤慨地说，他们的孩子在被公安带走时，警方并未要求家长陪同前往。由于没有家长在场，部分学生出现前 后两种说辞。一周前，学生们的说法是，命案当日，众人在林某家聚集是为了帮他搬家；一周后的第二次讯问，则改成了在林家开会商议报复他人。这一“翻供”最 终导致了林某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

    2011年9月21日，江西安义人徐征礼被广东韶关警方不出示法律依据、也不与江西安义政府沟通协调的情况下，被送进韶关市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徐曾将此事反映至林耀明处，林理都不理。

    2001年，27岁的张强因隔壁超市发生一起爆炸(未遂)案件，在当年3月初被韶关武江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带走，几个月后，武江区法院以爆炸(未遂)罪判其 有期徒刑8年。2007年3月1日，获得两次减刑的张强刑满出狱。张不断申诉。2011年7月，武江区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其无罪。但当张强要求韶 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向自己道歉，消除户籍犯罪记录并赔偿损失152万余元时，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然而，有钱赚的事林耀明从不放过。韶关境内，交警收费从不手软。有许多货车司机驾车途经广东韶关境内，便被当地交警莫名其妙开出罚款单。2011年4月7 日，一重型半挂车经过韶关高速公收费站时，被守在那里进行过滤式查车的高速交警拦住，要求交罚款。司机不知道自己为何违章，要求看监控摄像资料（照片）， 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司机交了1200元。交警开的处罚决定书写的竟是“没有系安全带”，行为时间竟是10个月之前！可是司机从来也没有接到他们的告知。 10个月之前是否有这么回事？驾驶大货车是不是必须系安全带？2011年4月14日，司机向韶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但后者无视《行政复议法》和《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出于袒护，草率回复：既没有提供交警罚款的依据和照片，也没有提供行交警的复议答辩，只是维持了交警的乱罚款行为。

    有人感叹：韶关路难，难于上青天，并不是因为路险，而是因为这里有个林耀明啊！ 

    近年来，韶关政法乱象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媒体介入。对此，林耀明另有高招。一方面，林耀明喜欢结交媒体朋友，利用媒体营造自身清官形象，不少媒体 领导都是他的座上宾。比如，某报记者站长谷立辉（湖南宜章人，南枫集团老总罗舜彬的同乡）与其交好，展示其个人形象的多篇报道正出自谷的策划。另一方面， 他又善于利用各种关系打击舆论监督。韶关一旦出现负面新闻，林耀明极善利用关系，对媒体领导实施精准公关，公关不成则对舆论监督进行狠狠回击，尤其打击记 者个人。

    暗访步行街是林耀明自我做秀的神来之笔。他是韶关市创文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0年7月，他多次亲自上街暗访风度路步行街，让政府公车违章曝光，让局 长上电视向市民道歉。而他自己，则因为这一正面形象获得群众加分。在向媒体领导示好之后，他让记者为他做个人专访，强调：“我要是为了树政绩就不干这个 事，省得得罪人”，“我要是不得罪少数人,那么就要得罪大多数人；要是不责成个别干部道歉,那么广大群众的利益就要受影响,党委、政府的形象也要受影响, 你说孰重孰轻? ”

    虽然林耀明一再声称“我敢得罪人与空降没关系”，但事实上，他正是自恃自己权重，与他有对立面的官员奈何不了他。坊间有人质疑：林喜欢暗访，为什么不去暗访韶关房地产黑幕？为什么不去暗访稀土矿？

    “谭姓出纳卷走小金库2900万”事发后，林耀明曾利用资源，出钱向各大媒体领导打招呼，要求不要报道此事。后来，谭姓出纳被判死缓，媒体盖子终究难捂。广州个别媒体曾对此进行了报道，林耀明得知后气急败坏，多次痛斥该记者为“垃圾记者”。

    韶关盗挖稀土虽然全球猖獗，但林耀明对待媒体自有一套。一旦发现记者，马上金钱公关；公关不成，便找媒体领导；再不成，就找到上级部门，向媒体施压，对记者横加指责、漫骂，甚至陷害。（完）
                                                                   胡亚柱  刘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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