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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红十字总会的“秘密仓库”

导读:它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斥资上亿、占地近百亩建造的备灾仓库;它是一个受到国际红十字会高度评价的样板工程;它也是不同物流公司 进进出出、戒备森严的仓库;它的背后藏着两份合作协议和一家皮包公司;声称“无力维持运营”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以捐代租”违规出租国家备灾仓库,涉嫌数 百万元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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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以捐代租”违规出租国家备灾仓库
8月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简称红会)很忙。8月3日,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红会紧急投入了救灾工作,从昭通、云南红十字会备灾仓库迅速调拨帐 篷等救灾物资;第二天一大早,各家中央媒体集体披露了正被公安机关调查的郭美美的自述,红会的各级领导也纷纷出面接受采访,用红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的话来 说:这是一个“还红会清白”的好时机。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顺利的话,按照计划,两份让红会内部人员有些提心吊胆的“阴阳合同”,也将在8月底如约过期。
这两份合同涉及北京郊区的一个仓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这是一个国家花费上亿元重金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
然而,腾讯财经经过四个月的追踪调查,却发现这个仓库并未得到合理利用;红会通过两份“阴阳合同”,利用“以捐代租”的擦边球操作,以每年90万元 的价格将此仓库出租给一个名为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迅誉华)的疑似“皮包公司”,后者再以市场价格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从中牟利每年 可能达到数百万元。

造价1.17亿元的备灾仓库

8月6日,艳阳高照的午后,顺义牛栏山镇范各庄村难觅人迹,村北边的昌金路上却车流如注。在临路的村碑100米开外,矗立着“红十字会路段,车辆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这里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所在地——顺义区牛栏山镇昌金路牛栏山段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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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附近“红十字会路段,车辆减速慢行”的标志
顺眼望去,仓库基地四周都筑有约4米高的围墙,围墙里又种着一排10多米高的白杨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几个大字和红十字会的标志被遮的严严实实,四个仓库也只露出白色的屋顶。门口的保安,警惕地注视着断续进出的车子和人流。
这个有些“神秘”的超大型仓库已经建成四年。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空前重视备灾救灾体系的建设。2010年10月,中央财政拨款1.17亿元,建成了首个国家级备灾救灾物资仓库,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简称备灾中心)。
资料显示,这一备灾仓库是红会兴建的首个国家级备灾救灾物资调配中心,是集物资储备、管理及物资储备技术培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早在2004年2月,红会就向中央汇报“建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批示“原则上同意建设”。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了进一步完善全国红十字储备救灾体系、增强突发事件救援能力”,红会加快了申建备灾仓库的步伐。
2008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灾救灾物资库项目。该项目占地总面积62157.7㎡,总建筑面积17563㎡,总投资1.17亿元,全部为中央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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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的标志
2010年10月10日,备灾仓库正式落成投入使用,当时的新闻稿称,“(仓库)将解决大量社会捐赠的物资不能及时募集、收储和调运的问题;将为红十字会的备灾救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储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还透露,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简称国际红会)希望把中国的备灾救灾体系的仓库、采购、发放程序,变成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程序,并初步想把这个备灾中心发展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备灾救灾枢纽。

备灾仓库沦为商业用途

然而,高墙和树林掩盖下的备灾仓库,在附近的村民及商户看来,却是“挂羊头卖狗肉”。
“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想象中的备灾救灾仓库,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占着这个地方,盖个仓库,再出租,实际上就是一个物流中心。”一位60多岁的村民告诉腾讯财经。他是原牛栏山镇水泥厂的员工,该厂2003年关闭后,土地就被征用于修建备灾仓库。
“听说把仓库出租给一个中介公司了,这个公司再转租给好多物流公司。我感觉国家的钱白投了。”腾讯财经询问的十多位村民以及商户也都从没见过“救灾物资运过来”。
4月1日下午,腾讯财经看到数位穿着印有“北京桐议物流有限公司”工作服的工人在仓库的西门外等候。他们表示自己是该物流公司的员工,“是来这里提货的”。工人们透露,他们提的货多为电脑、打印机等电器产品,在仓库里没有看到过棉被、帐篷之类的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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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备灾中心的1、2、3、4号仓库
随后,腾讯财经混在工人中进入了备灾中心,目测仓库基地南北长约500米,东西长约300米,里面有四个挂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白色仓库,其中1号仓库最大、最高,有5个门,2、3、4号仓库比较小,也有10多米高。
进入2号仓库后,只见里面堆满了瓦楞纸箱包装的货物,足有六七米高,数位工人正往一辆箱式货车上装货。一起进去的工人悄悄告诉腾讯财经,“这些都是电子产品”。
4月1日下午16时许,一辆红色“京AN0152”大挂车装着一车纸壳箱包装的产品从西门驶入仓库,停在了1号库的2号门前,卸完货后停在了仓库旁 的空地上。空地上已经停着2辆红色大挂车。腾讯财经看到,“京AN0152”装载的货物包装盒上写着:电源。整个下午,不断有大挂车从仓库西门进进出出。
周围数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腾讯财经,“附近懂行的人都知道红会的仓库可以出租”。腾讯财经询问是否还有仓库对外出租,备灾中心的一名保安表示,“里面已经满了,马上不再对外出租了。”
除了桐议物流这样的不知名公司,据内部人士向腾讯财经透露,国际知名的物流公司DHL也承租了一部分库房。7月22日下午,腾讯财经看到一辆印有 DHL标志的黄色中型厢式货车从东门驶入备灾仓库。8月18日,DHL相关负责人对腾讯财经表示,公司确实与中迅誉华签订了租赁合同,但该合同已经在8月 中旬过期,DHL认为租赁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并拒绝回答有关具体租赁面积及价格的问题。
国际红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的项目代表位坂和隆对腾讯财经解释称,救灾物资的基本配置一般包括毯子、防水布、蚊帐、卫生包、厨具包、简便油桶、水桶、帐篷等非食品类物品和避难所的相关物品。
《红十字会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救助预案》中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备灾仓库要储存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中,第一项是帐篷,第二项就是棉被。
顾名思义,备灾仓库应为储备救灾物资所建。然而,大量周边村民商户,以及进入过仓库的物流公司人员均称,仓库里并未见到过帐篷和棉被,却存放着商业物流公司的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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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装着电源的红色大挂车从西门驶入仓库
今年5月中下旬,国际红会启动了对我国的灾害应急人道物流评估工作。据媒体报道,国际红会全球物流服务中心主任Birgitte Olsen来华参观了备灾仓库,她对备灾中心的工作赞不绝口:“这是我在全球见过的除哥本哈根人道中心外,第二个拥有如此规模和硬件设施的人道中心。”
对此,位坂和隆却对腾讯财经表示,国际红会只是对中国红会和备灾中心灾害管理的能力进行了非常初级阶段的评估,Birgitte Olsen女士参观库房的时间非常短,只是看到一些用于应急突发事件的预存物品,并没有查看库存财产清单,因为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包括在她此次目的中。
腾讯财经联系红会相关人员,以及中迅誉华负责人,并未获得该仓库用于商业出租的具体面积和比例。

“以捐代租”背后的数百万差价

实际上,村民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一位知情人士向腾讯财经透露,2012年起,红会备灾中心就将备灾仓库出租给了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中迅誉华);后来“怕引起社会的舆论”,就改为无偿出借仓库,然后中迅誉华以定向捐款的形式付给备灾中心租金的“以捐代租”形式。
腾讯财经掌握了双方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签订于2012年9月1日第一份《战略合作协议》规定,双方互相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对方提供相应服务,合作期限为两年(从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9月1日)。
协议中称,“甲方(备灾中心)……积极利用自身在仓储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乙方(中迅誉华)提供相应的服务。乙方……优先为甲方整合物流和仓储方面的 资源,积极打造全国范围内的救灾物资运输服务。”“乙方有责任共同建设和规划甲方的仓储资源。”并且特别约定“合作期间,双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此外,同样是在2012年9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第二份《捐赠协议书》。中迅誉华向红十字总会捐赠180万元,分两年支付,每年90万元。并且特别约定,捐赠的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的事业发展及人员经费、基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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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及《捐赠协议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阴阳合同’,中迅誉华实际上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取得了备灾仓库的两年使用权。”上述知情人士认为。
“可恨的是,中迅誉华并不是要真正使用仓库。”令这位知情人士“愤愤不平”的是,中迅誉华以远低于市场价格承租仓库后,转手租赁给其他商业公司,“空手套白狼”般赚取了中间巨额的差价。
北京库房信息网的客服主管王女士告诉腾讯财经,影响仓库租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仓库的结构,二是仓库的交通位置;“比如你交通特别好,价格比周边的价格肯定要高出一些。”
公开资料显示,备灾仓库南距首都国际机场23km,东距有京承铁路牛栏山站1km,西距京承高速公路14km。备灾仓库共有4个物资库,并配有 5110平方米的晾晒场和1600 平方米的停机坪。其中一号库为5193.6㎡,高17.7m,是自动化、机械化的立体仓库,里面有堆垛机、环绕轨道、立体服务器、高层货架等;二号库和三 号库均为堆垛式平房仓库,建筑面积分别为1882.9㎡和2617.3 ㎡;四号库为3983.4㎡,高11.5m。
“这里离机场近,交通比较方便,一般钢结构的库房能租到7毛到1块左右(注:1㎡库房的一天租价),但红十字会的这个仓库设备好,里面有自动化的,还有隔层的货架,肯定是在1块以上。”备灾仓库附近某物流公司的一位经理表示。
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假设所有的面积均用于商业出租,共13677㎡的备灾仓库全年的租价至少在499万元以上。而中迅誉华从备灾中心“以捐代租”的价格只有90万元/年,还不及市场价的零头。
而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中迅誉华以每年450万元的价格,转手租给DHL等物流公司,赚取了每年360万元的差价。腾讯财经根据市场价格估算的499万元及知情人士所称的450万元,两个数字均未获中迅誉华的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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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仓库转租链条

虚假注册地址的“皮包公司”

中迅誉华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为何能低价“以捐代租”承包下备灾仓库?
工商资料显示,中迅誉华成立于2012年3月3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目前分别由魏中华、阚茜出资80万元、20万元,魏中华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阚茜任监事。年检显示,该公司2012年营收153万元,净利润1978元,从业人员为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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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料显示,中讯誉华的经营范围并没有物流和仓储的经营项目
在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乙方(中迅誉华)“积极利用自身在其他领域的专业,优先为甲方(备灾中心)整合物流和仓储方面的资源,积极打造全国范围内的救灾物资运输服务。”
然而,工商资料显示,中迅誉华的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并没有物流和仓储的经营项目。
更让人惊讶的是,腾讯财经调查发现,中迅誉华的两个曾经的注册地址均为虚假地址,疑似一家“皮包公司”。公司目前登记的住所是“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 21号楼10层B1107”,但腾讯财经发现,在该栋楼层中并不存在B1107这个房间,该楼物业登记的业主名单上,也没有该公司。
注册在上述同一虚假地址的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中迅商旅(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迅商旅)。由魏中华和陈建东、叶希丰、徐良、叶加偶等人出资成立,魏中华恰好是中迅誉华的法定代表人。
此外,中迅誉华在2012年9月17日进行了一次住所变更,变更之前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0266室”。无独有偶,腾讯财经前往该 处查看,发现“朝外大街乙6号”为朝外SOHO,而0266室现在是一家名叫“皇家生活”的高端美容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在此办公四年,从来没听说 过中迅誉华。
除了地址变更之外,该公司还进行了一次投资人的变更。资料显示,魏中华和一个名为赵玉良的自然人是中迅誉华的原始股东,2013年7月25日,赵玉良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阚茜,同时不再担任监事。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现在的中迅誉华已经与赵玉良没有关系,但公司的幕后控制人仍然为赵玉良。腾讯财经发现,除了中迅誉华之外,此三人还注册了一系列的“中迅系”公司。
如出一辙的是,魏中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公司叫中媒星光(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中媒星光),同样由魏中华、赵玉良、阚茜三人投资成立。2014年3月5日,赵玉良退出了股份,同时不再担任该公司的监事,改由阚茜担任。
中媒星光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北里一区11号楼11-4幢首层西侧303室”。但是腾讯财经发现,这仍然是个虚假地址。丰台区和义街道南 苑北里第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公司工商登记确实在这里,但是我们小区没有这个地址,是他们瞎编的。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这个公司,它 的普查表现在还是空着的。”
此外,赵玉良还和一位叫冯雪梅的人各出资25万元,成立了北京中润迅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润迅德)。而2013年10月23日,赵玉良、冯雪 梅都分别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魏中华和阚茜。更早的时候,2013年8月19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都由赵玉良变更为阚茜。
中润迅德的住所登记为“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88号乙1幢187室”。这个地址仍是虚假的,马家堡东路88号是北京同仁京苑医院,不存在“乙1幢187室”。
赵玉良此前还担任北京和晟博易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0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吊销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原因是“未按 规定参加年检”;同时限制赵玉良在2013年10月15日至2016年10月15日期间,“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法定代表 人”。而这可能正是赵玉良退出不同公司的股权、并将管理职位转交给阚茜的原因。

神秘的中国红色文化基金

赵玉良、魏中华、阚茜,这三个名字反复出现在与中迅誉华有关联的企业投资人名单中。他们究竟是谁?
腾讯财经调查发现,三人中的魏中华、阚茜,还有另外的身份:阚茜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红色文化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魏中华则是红色文化基金管理部主任。
北京摄影艺术展览馆的博客中一则新闻中提到,2014年2月21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红色文化基金秘书长阚茜率领基金管理部主任、中媒星光 (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迅商旅(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中华访问北京摄影艺术展览馆以及尚8国际广告园入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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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茜、魏中华访问北京摄影艺术展览馆
据“中国红色文化基金网”介绍,红色文化基金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部长文化艺术联谊会共同发起设立,其宗旨是研究、宣传、推广中国红色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1993年成立,创始人为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现任名誉会长为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部长文化艺术联谊会是由从党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部级领导干部、老一辈领导人子女及知名艺术家共同组建的公益性国家社团机构。
资料显示,红色文化基金下设全国企业家联盟,称要努力打造党政机关、文艺界、企业界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阚茜任联盟秘书长,魏中华任联盟书画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截止目前,红色文化基金和全国企业家联盟已经启动“中国梦—走进美丽中国大型公益演系列演出”、“在全国重点省市合作投资建设文化地标及‘红色地标’”、“拍摄《美丽中国》城市形象宣传专题片”、“拍摄《红色记忆》纪录片”等项目。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全国企业家联盟代理的天安门广场“中国第一屏”项目。该项目介绍称,“天安门广场LED大屏幕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由两组 长40米、高7米的LED显示屏构成,平均每天有41万旅客来北京天安门旅游观光。被称为‘中国第一屏’。天安门广场LED大屏幕定位于‘政治屏’、‘国 家名片’,以展示国家形象、弘扬民族文化、宣传和谐社会、倡导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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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企业家联盟代理的“中国第一屏”项目
项目指出,全国企业家联盟的代理合作方式为“一天滚动播出3-5次,每次5-8分钟”,“全年除重大节日及重大活动外,为期一年。”播出内容定位为三类: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省级、市级旅游景点。
腾讯财经以某市5A级风景区管理处的名义致电全国企业家联盟,希望在“中国第一屏”上播放宣传片。对方表示自己和天安门管委会签订有“正规合作协议”,需要先由后者审核景区资料是否适合在天安门广场播放,但如果是5A级风景区,“应该没问题”,价格是600万元/年。
8月18日下午,腾讯财经和魏中华取得联系,他承认中迅誉华是自己所投资的公司,当被问到公司是否承租了红会的备灾仓库时,他回应称“你听谁说我和 它(红会)在合作?”当腾讯财经称掌握了双方的协议时,他“嗯”了一声。随后他表示:“我是私营(企业),做生意我有合同,合适就做,不合适我就不做。你 又不是工商也不是税务,你管得着吗?……违反规定你也管不着啊。”
腾讯财经未能联系上阚茜进行置评。中国红色文化基金网显示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秀水街1号,为建外外交公寓,腾讯财经未能入内。而中迅系公司幕后控制人赵玉良的身份,仍是一个谜。

红会回应:要养活这么多人

“国家建立红十字会备灾中心,目的是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物资的储存保管和调度工作,国家投入1个多亿,无偿提供100多亩土地,是为了受灾群众能够及时领到救济物资,不是让红十字会拿来出租牟利的。”前文知情人士对此愤愤不满。
红会的备灾仓库是储备灾害发生时急需物资的专用场所,使用的是国家专项划拨土地。按照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4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
4月17日,腾讯财经联系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沈南冰,他说:“我们是红会党组领导下的一个事业单位,做什么事情都是经过党组决定的。”第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就由他和魏中华签署。
同时,腾讯财经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第二份《捐赠协议书》中签字。4月21日,她在电话中承认备灾仓库确实违规出租了,但她强调只是“出租了一部分”。
她说:“要严格讲起来,这个是国家资产,必须要有很严格的程序。按照正常程序应该是财政部给红会这个职能(出租权利)。”
既然明知违规,为何还要出租?赵白鸽表示,这是经过很严格的红会执委会讨论决定的。她强调:“现在国家还没有给与足够政策的支持,只是给了硬件,软件还不到位。备灾救灾中心要养活这么多人,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么大的仓库如果放到这里,又没有国家紧急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的话,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岂不是浪费。”赵白鸽说,全中国的备灾仓库都有类似的问题,很多都采取了这种对外出租的方式。
一个例子是,2011年7月,武汉市红十字会就被曝光,以每年10万元的价格将当地的“救灾备灾仓库”违规出租给湖北芝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并且签订了50年的合同。随后,当地国土部门透露对此事立案调查,但截至目前,网上并未有此事的调查处理结果的报道。
国际红会的位坂和隆也表示,有的国家红会出租备灾仓库,是为了创收从而保持可持续运营状态。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在没能从政府或者其他途径获取稳定资金支持的一些国家红会中。
公开资料显示,随着国家投资建立备灾仓库,备灾中心也于2009年7月23日由中编办批准成立,成为红会直属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根据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的批复》,备灾中心内设3个处级部门(综合办公室、物资管理处、灾害应急处),人员编制为12名。
“在制度上,所有的备灾中心都不能随意的由别人来租用,然后你获得利益的。在这个里面他的钱就变成捐款形式,备灾中心就可以拿这笔钱真正用于备灾中心事业的发展。”赵白鸽透露,国家财政只解决了备灾中心三分之二的经费,红会才采用“阴阳合同”的形式“以捐代租”。
“我不愿意用‘逼良为娼’这个词啊,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投入没有,自己又不能从事经济活动,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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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事业单位支出存在缺口。
腾讯财经查询红会历年财务报告发现,2011年其事业单位的人员开支、办公经费总支出为609.72万元,财政拨款212.06万元,缺口达 397.66万元;2012年缺口达401.45万元;2013年缺口达672.28万元。2012年之前,红会拥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中国 造血肝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两家事业单位,2013年增加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红会捐赠信息查询平台自称能查到2010年1月11日以后的所有捐赠信息。但是腾讯财经在该平台上并没有查到中迅誉华的捐款信息,随即拨打了人工查 询电话。一位女接线员称,系统里能查到中迅誉华在2013年9月1日的90万元捐款,但是没有查到2012年的捐款,可能是因为“系统数据太大”。
然而,即使红会的确存在经费不足的“难言之隐”,但每年90万元的“以捐代租”价格如何确定,是否考虑过与市场价出租的数百万价差,又是如何挑选中迅誉华作为承租方,是否经过严格招投标程序,是否对中迅誉华进行过足够的评估等问题,未获得赵白鸽的回复。
三年前上任的赵白鸽,当时正好遭遇“郭美美事件”,她曾誓言:“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我自动请求辞职。”
三年后的8月初,郭美美被公安机关查实与红会并无直接关系。对此,赵白鸽对媒体表示,真正恢复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还需要时间:“其实还会很辛苦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几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内功练好,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转变了的,这各过程包括很多因素,一个是事实,一个是公众的信心。”
针对此次备灾仓库被违规出租,赵白鸽也承诺:“请你相信,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她表示,已经正式下发通知,要求所有承租公司在8月31 日把东西全部撤出备灾仓库。8月18日下午,腾讯财经再次和赵白鸽取得联系,询问整改的进展,她表示自己在开会,随即挂掉了电话。(更多红会回应,请查看《红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很多备灾救灾仓库都在出租》)
然而,腾讯财经掌握的消息显示,已有人向中纪委举报此事。

 文章来源: http://goo.gl/AtujoD (原文已被删除)

附: 
腾讯财经独家调查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用“以捐代租”的形式,违规将备灾救灾仓库出租给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针对此问题,我们分别于2014年4月17日、4月21日、8月18日多次对话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
以下为对话实录:
腾讯财经:赵会长您好,我们经过长期调查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备灾救灾中心将备灾仓库出租给了一个公司。请问情况属实吗?
第一,特别感谢你的监督,因为没有监督就没有进步。第二,备灾救灾中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建立的,但是建立以后它的机能、功能、人员上还都不是特别专业化,这个实事求是的说,必须承认这一点。
最近这几年,总会的备灾中心能够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北方地区,而是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影响。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5月份来北京,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备灾救灾体系的仓库、采购、发放程序,变成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程序。
另 外,中亚地区的物资都不容易到达。现在(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初步是想把我们北京的救灾中心作为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在发生灾害 时,物资由我们这里发出去。这对中国的软实力非常有好处。我就怕报道出来后,不仅是对红会的影响,而是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有影响)。
腾讯财经:这种出租行为是否违规?
赵白鸽:要严格讲起来,这个是国家资产,必须要有很严格的程序。按照正常程序应该是财政部给红会这个职能,然后把这个东西列入到国家备灾系统,这才是正道。
腾讯财经:仓库里有多少是备灾物资,商业公司租用的又占多少?
赵白鸽:你一定给我一点时间,这样我们比较稳妥的、很好的处置好,你要相信我们的总体方向是朝正确方向走的。
腾讯财经:据我们所知,中央财政投资了1.17亿元建设仓库,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违规的情况?
现在国家还没有给与足够政策的支持,只是给了硬件,软件还不到位。备灾救灾中心要养活这么多人,都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这个房子一直到2013年的8月份才完成竣工验收,8月份以后,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那怎么办?这里又涉及到很多人员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出租一部分。因为刚刚才验收,过去在这方面确实是很不重视。
腾讯财经:备灾救灾中心是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不是财政拨款支付吗?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国家只解决了三分之二的资金情况。
不只是红十字会系统,整个全国的救灾系统,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建了大量的仓库以后,仓库里的东西并没有完全的使用;第二个是所有的救灾中心以及他所有的机构和人员并没有被国家公共服务保障。那怎么办呢,这些人要存活下去啊,他就通过出租或者合作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做。
腾讯财经:捐赠合同上有您的签字,这是说明出租行为是您批准的吗?
我 们做这件事情,是经过很严格的执委会讨论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讲理论的,你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么大的仓库如果放 到这里,又没有国家紧急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的话,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岂不是浪费。要国际标准引入以后你才具备这个能力。
腾讯财经:为何要用阴阳合同的 “以捐代租”形式,而不是直接承包出去?
赵白鸽:这又是另外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在制度上,所有的备灾中心都不能随意的由别人来租用,然后你获得利益的。在这个里面他的钱就变成捐款形式,备灾中心就可以拿这笔钱真正用于备灾中心事业的发展。
腾讯财经:据我们调查得知,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不是自己使用仓库,而是转租给其他商业公司。为何中间要多倒一手?
赵白鸽:我不想为他们做任何的辩白,肯定管理上有很多问题。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备灾救灾中心,可以说全中国的备灾仓库都有类似的问题。
为 什么呢?因为大而全,他又用不了,怎么办呢?很多都是用出租的方式来做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核心业务必须完成。但是很多救灾中心 的核心业务又不满足,人员工资都没有,我不愿意用“逼良为娼”这个词啊,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投入没有,自己又不能从事经济活动,这个问题是很大 的。所以应该在制度上来考虑怎么样的解决。
腾讯财经:请具体谈谈怎样在制度上解决这种违规出租的现象。
赵白鸽:我现在向你承认,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怎么解决,一个必须要引入有效机制,你只有有效的工作,才能很好的把这些仓库利用起来;要想引入有效的机制,就必须引入有效的人,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去努力做:第一个,必须准备好由政府购买你的公共服务,这是需要时间需要人力的;第二个,你购买的公共服务,必须按照规范化的操作进行;第三个,还涉及到他们内部在人事管理上。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常态,但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我没有把他说的多么好。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来做,希望你帮助我们一起呼吁国家把公共服务内容作为一个重点内容。
腾讯财经:具体到总会的这个备灾仓库上,将如何整顿改进?
赵白鸽: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下通知,所有的公司在8月31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撤出。
请你相信,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处理这个问题,特别的希望给我们一点时间,把事情全部都搞清楚了以后,我们肯定再改进。
你必须记住,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备灾体系的建立。备灾体系的建立就包括一个人员如何职业化,即使职业化国家也不可能养这些人。这些人怎么弄呢,最重要的是把任务搞到,把现有人员的能力提高,逐渐成为职业化的人员。
腾讯财经:能展开谈谈红十字会备灾体系的建设情况吗?
赵白鸽:我才来红会两年半,来了以后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我要把国际的物流标准引进来;第二件事就是建立一批具有职业化的管理能力的人才。
现在我的看法时,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性,通过正规的途经,获得国家购买我们公共服务的资质和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国际购买我们公共服务的资质和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把仓库和物流做起来。
一般来说这样的系统建设大概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现在这个仓库建立起来,只是一个硬件的建立,其实他里面的软件的管理,可能要难得多得多。
我对现在负责的人也提出了看法,因为他的工作一定是延续的。他在初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把这个框架拿下来了。那么下一步是要解决如何把标准化的物流管理引进来,这是我们现在的目标。

2013年12月29日星期日

周永康案或定性为中共建党后最大贪腐集团

【多维新闻】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2月2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已经是继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 城、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之后,第三位被拿下的四川高官。而如果再加上李春城案不久,因工作有欠缺而辞职的原四川省省长蒋巨峰,从过往公开报道看,这几位 都和周永康有过极密切的关联。
“踢倒周永康的这只靴子何时落地”,在今天已经成了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共同的疑问。这个案件从高层内部协商、沟通,到中央成立专案组,再到陆续有 高官被调查,已经历时一年有余。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对此案调查情况表示, “案情重大,需特别慎重”。此时高层一直在斟酌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给周案带上“集团”的帽子。从目前掌握的周案情况来看,这将是中共建国乃至建党以来最大 的贪腐案件,最终对外公布案情时,甚至不排除将“周永康贪腐集团”直接定性为“建党以来最大贪腐集团”的可能。
党羽众多 案情重大
多维新闻自2013年5月份开始陆续刊发《梳理落马官商关系网 政法王势力遭定点清除》、《老政法王再入法眼 周永康命运几何?》等文章,从当时四川政商两界的异常现象梳理发现,当时中共已经有要将周永康“拿下”的意图。
虽然现在外界一直风传周永康有“政变”图谋,但是据可靠消息透露,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例如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在海外的传闻中,周和薄组成了政治同盟,意图打乱中共在十八大上的高层人事布局,不仅薄熙来将“上位”,甚至给蒋洁敏等人“封官许愿”。
该消息称,截至目前,对于周的调查显示周的问题仍然主要集中于经济问题上,当然也包括滥权、用人不察等失职行为。即使他和薄的关系,也并非有政治图谋的“盟友”,而更多的是一种“交好”,近似于在政坛的互相扶持,不过在中共的政治传统中,这种“扶持”也是犯了大忌。
据悉,通过对案件的顺藤摸瓜,逐步排查,调查部门发现周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人瞠目,也使得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时间不断延长。
虽然目前尚不知晓周永康贪腐的具体涉案金额,但是从已经落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蒋洁敏、李东生来看,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几乎已经可以认定都是周永康的党羽,而他们与周永康之前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黑金”往来也被消息人士称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来说,最令他们感到震惊和棘手的是周永康一案涉及的官员太多,级别太高。从目前已经掌握并拿下的牵连官员看,李春城系中国经济第 四大省的副书记,蒋洁敏掌管国资委,李东生是公安部排名第二的副部长……据可靠消息来源,对包括周永康曾经的司机、服务人员以及他的老婆、孩子都已经进行 了隔离调查。
慎重斟酌是否定性“集团”
将周永康及其党羽定性为“最大贪腐集团”,是在慎重斟酌的一个问题,虽然高层仍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布时使用“以周永康为首、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集 团”这个定性,毕竟“集团”这个词在中共的语境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想起阶级斗争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团”,相比“窝案”,“集团”背后的政 治意味更为浓厚,但是周案的严重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高层之所以慎用“集团”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在中共历史上有特殊的存在痕迹。在中共的历史上,自延安整风时期开始,一直到文革,有很多中共党员被打 成了“集团”。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 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如彭德怀等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 团”。而后文革时期,打倒“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 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因此,一提起“集团”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反党”,从而对其有了政治性的揣测。虽然如此,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一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 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高层震惊,这种状况曾经一度让相关部门担心是否要继续调查下去。不过最终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决心的强力推动下,对于 周的调查得以继续。因此,决策层也在审慎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提“集团”,强调此案的严重性,震慑官场。
欲比肩毛邓 需杀虎树威
经过周永康一事,中共高层愈来愈开始反思,在过去的十年,为何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巨贪”,不仅能一直“带病提拔”、发展党羽,甚至最终官居高位、 成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贤能政治”选贤任能的制度下,什么样的漏洞形成了这种土壤?这固然可以归结为时代、制度和人性,但在一些了解习、王的人看来,他 们已经决定要借助周案,将这种情况“整个翻过来”,要将其办成一个中国反贪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至于为何习近平希望借助周案开启一个新纪元,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十八大后中共官方的宣传中,一直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断代”的信号。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 继毛、邓之后的政治领袖。例如在理论宣传中,官方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总结分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 “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因此习近平就将扮演一个“继往开来”的形象。
正是在这种“顶层设计”思维的指导下,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社会方方面面试图进行革新。例如作出了“中国梦”的理论初级阶段表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开启了全方位的“二次改革”等种种措施。对于能够得民心、警官场的反贪行动,习近平也希望能拿出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毕竟今天回头看,毛泽东时代对于 “集团”的定性更多的停留在政治层面,当时更多“打掉”的是“反革命集团”,不过民众依然对于中共建政后枪毙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 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记忆尤深。而对于邓小平的记忆更多的集中在除掉以“四人帮”称呼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当时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直接 下达命令),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伴随而生的官员贪腐情况也在今天成为很多人诟病邓小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欲要比肩毛邓,习近平就必须要将周永康及其 党羽一挖到底,毫不手软,秉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大原则予以明正典刑。

文章来源: http://goo.gl/iXA77W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遥遥领先的预言: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违纪违法被调查

快讯:李东生涉违纪违法被调查
2013-12-20
中纪委网站
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此前博讯曾报道称李东生和周永康密切,是周的马仔性质的人物
@WuyouLan: 李东生是第二位落马的中央委员。第一位是蒋洁敏。此外还有两位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王永春落马。这几个人都和周老师有关。
輪子要翻身了?李東生被雙規
我来爆料吧,李东生在任央视副台长的时候,介绍的实习主播贾晓烨给康师傅,现在贾晓烨是康师傅的正牌夫人了,第二任,李东生因拉皮条有功,被提拔去 公安部,这货毫无公安经验,纯粹是被周提拔的。另外,王小丫也是被李拉皮条介绍给曹建明,俩人才结婚的。借用张大锤的话,康师傅完了。
这是要煮方便面了啊,不过康师傅不是无上皇的人吗?这点不看僧面现在连佛面也不看了?
刁大大和大山书记做事挺小心的,他们吃了薄案的亏,所以处理方便面的时候更加谨慎,把前期的调查工作全部坐实,让方便面无法翻供。但这仅限于方便面 贪腐的一面,企图政变才是根本罪行。另,大蛤蟆和庆红原本是弃方便面拥刁大大的,后来发现方便面和他们渊源太深,表忠心反而害了自己,现在也后悔了,东海 识别区,刁大身不由己,拜登其实也说过,他非常理解刁大现在处于难关。
——
【多维新闻】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2月20日消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李东生还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他被视为周永康在位时提拔至现今位置的。
据了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李东生,此前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2000年,出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2002年,担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于新闻系的李东生200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而当时执掌政法系统的周永康被视为是调动李东生任职 的一大助力。
在近期中共“打虎拍蝇”过程中,周永康已被查的传迭掀波澜,因此,李东生的落马未知与周是否有关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东生被调查的时间点,在中纪委官方网站显示的是12月20日。而据多维新闻观察,李东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11月20日。当时李东生作为中央政法委委员李东生出席了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李东生简介:
李东生(1955年12月-),山东省诸城市人。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委委员,公安部副部长(正部长级),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2002.05—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08.03—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至2010.03.14)、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2009.10— 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正部级)
2010.08— 兼任国家亚运安保协调小组组长
2011.02— 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章来源: http://goo.gl/aqa1b3

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

美国之音 | 弗里德曼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谁越过了红线?



弗里德曼给习近平的公开信
弗里德曼给习近平的公开信

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12月14日发表了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由于中国最近拒绝给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等美国媒体20多名驻华记者续签签证,弗里德曼呼吁习近平要反腐,而不要怪罪披露中共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记者。

这位蜚声天下,著有《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新闻从业者在公开信中说,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的中文网站最近被封,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的网站也被封了好几个月 了。特别是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20多名驻华记者需要在12月底之前续签,但是中国政府拒绝给他们续签。这显然是对这两家新闻机构的报复,因为他们披露 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聚敛巨额财富的问题。

弗里德曼曾经三次获得美国的新闻大奖普利策奖。他在公开信中说,中国专家告诉他,这次对美国记者前往所有的做法是因为,习近平认为美国媒体“越过了红 线”。而习近平显然把游戏规则理解为,外媒、中媒和社交媒体只能报道地方和省级官员的腐败,但决不能报道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金融交易。

弗里德曼说,不是外媒记者,而是习近平的一些同事及他们的子女越过了红线。他说,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就是必须报道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比如说,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关胡锦涛一名高级助手的儿子开法拉利出车祸的消息。

公开信说,随着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和股权文化的出现,公司和市场必须遵守国际规范,公开有关公司结构和股东的记录文件。而记者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雇用会计师和 律师来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得以发现一些事实,比如说,前总理温家宝90岁的老母亲、也是一名退休教师,在一家中国大企业拥有1亿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温 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变得极为富有。

弗里德曼在公开信对习近平说:“如果你把我们的记者都赶出中国,我可以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将在香港、台湾、韩国设立办公室,仔细梳理来自远方的 金融资料,而无法通过在中国旅行,与中国民众面对面地交谈来作出平衡” ,并且这将迫使美国驱逐中国的记者,“我们不可能让你享受我们的开放,而你却蒙蔽我们。”

弗里德曼在公开信的最后呼吁习近平,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的稳定,要反腐败,而不要怪罪报道中国高官贪腐问题的记者。 
文章来源: http://goo.gl/AknypU
附:

Dear President of China

MEMO to: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Thomas L. Friedman

From: A Friend of Your Country.
Dear President Xi, in recent years there’s been a tug of war inside the global investment community between those who think China is a bubble about to burst and therefore a “screaming short” and those who believe that China has big problems — but also big tools and smart leaders — and will find a way forward, even if at a more normal growth rate. I lean toward the second camp, but looking at some of China’s recent behavior I’m beginning to wonder: Maybe your system is more frail than I thought?
I say that as someone who wants to see China succeed in empowering its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so they can better participate in shaping China’s future and integrate with the world. Anyone who is telling you that American policy makers want to see China fail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Our two economies and fates are totally intertwined today.
So, I wish China’s people well. Many Americans do. That is why I am writing you today. I believe 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terrible mistake.
The Chinese-language websites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Reuters were recently blocked, and those of Bloomberg New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have both been blocked for months. More important, The Times and Bloomberg together have more than 20 journalists in China whose visas are up for renewal by the end of December and, so far, your government is refusing to act on them — in apparent retaliation for both organizations exposing the enormous wealth amassed by relatives of senior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yours. The rumor is that you intend to deny both organizations the right to report from China.
China experts tell me that this unprecedented crackdown is prompted by your feeling that we’ve crossed a red line. You apparently thought the rules of the game were that the foreign press, loc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could write anything they wanted about corruption and social protests at the local and provincial level — indeed, it was a way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rack and curb corruption — but that such focus should never be brought to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r, if a red line has been crossed, it has been by your officials and by technology. How so? There have been enough small stories in your own media — tips of icebergs — that suggest a widespread amassing of assets by family members of the most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This kind of asset grab may not be illegal in all cases, but it surely could not happen at this scale without peopl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s and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at the top.
Just last March, Chinese authorities quickly deleted from the blogosphere photos of a fatal Beijing car crash, believed to involve the son of a close ally of then-President Hu Jintao. The car was a Ferrari. The driver was killed and two young women with him badly injured. How could such a young man afford a Ferrari?
There was no way the foreign press was going to permanently ignore such stories that so many Chinese were talking about online. And that became even more true with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your econ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hareholding culture that required your companies and markets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for public filings of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shareholder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once those filings were in place reporters in China would, as we did, hire accountants and lawyers to scrutinize these public records and discover things — like the fact t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s 90-year-old mother, a retired schoolteacher, had in her name an investment in a large Chi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valued around $100 million and Wen’s son, daughter, younger brother and brother-in-law had all also become extraordinarily wealthy.
Who crossed the red line here? We’d argue that it was some of your colleagues and their kids in opting for industrial-scale greed — combined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to expose it. That technology is not going away, so the excesses and corruption better. The Times and Bloomberg did your leadership a huge service in exposing this. It was a warning heart attack. The No. 1 cause of death of Chinese regimes in history is greed and corruption.

If you throw all our correspondents out of China, I can tell you exactly what will happen: They will set up office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nd do nothing other than comb through financial records from afar, without the balancing alternative to travel in China, meet and hear from Chinese people face to face, and write with nuance about other issues. Also, it will force us to evict your journalists. We will not let you enjoy our openness while you blind us.
President Xi, you are right that exposure of huge, high-level asset grabs pose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your party’s rule. But you’re wrong if you blame those exposing these excesses rather than those perpetrating them.
When China was taking off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t could get away with maintaining open markets with a closed political system. I don’t believe that will be possible in this century, certainly not to the degree of the pas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world has gone from connected to hyper-connected. The net effect is that in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 including China — wealth is getting concentrated at the top, but, at the same time, more power to speak and organize is being distributed at the bottom and more power to see — transparency — is being injected everywhere.
CHINA has more than 300 million micro-bloggers on your Twitter equivalent, Weibo, half of China is now on the Internet and China has 1 billion cellphones in use, many with cameras. There is no way in such a world that the focus on corruption and financial excesses can just stay localized. See dictionary for: Occupy Wall Street, Tahrir Square and Edward Snowden. They are all stories of what happens when wealth gets concentrated at the top, power gets distributed at the bottom and transparency gets injected everywhere.
Beijing ought to be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do if the secretive, back-room dealing that has enriched some elites — which every day more Chinese can see and discuss among themselves — remains a forbidden topic for public discussion and reform, and therefore mass protest becomes the only option to address it.
President Xi, for your sake and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China, please don’t make the mistake of blaming the messengers. The Great Chinese Firewall you need to construct can’t be against the truth. It has to be against corruption.
Sincerely yours,
A Friend of China. 
备忘录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自:贵国的一位朋友
尊敬的习主席,近些年,全球投资界一直在进行一场拉锯战,其中的一方认为中国是一个行将破裂的大泡沫,因此便“高声叫喊看空中国”;另一方则认为, 中国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却同时拥有强有力的手段和智慧的领导人,因此就会找到发展之路,即使发展的速度会更为平缓。我倾向于后一个阵营,然而,目睹中 国最近的一些表现,我不由得开始琢磨:您治下的系统,难道不像我想的那么稳固?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乐见中国成功地赋权于民,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更好地参与塑造中国的未来,更好地融入世界。有些人对您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中国失败,那些人全都是不知所云。今天,我们两国的经济和命运是完全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希望中国人民过得好。许多美国人也这么想。这就是我今天给您写信的原因。我认为,您眼看着就要犯下一个极其可怕的错误了。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路透社(Reuters)的中文网站最近被封,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和《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站则已经被封数月。更重要的是,《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在中国有20多名记者,他们的签证在12月底就要到期,而到目 前为止,您的政府一直拒绝给他们续签签证——此举明显是在报复这两个机构,因为它们揭露了中国高官亲属聚敛巨额财富的行为,其中也包括您的亲属。据传言, 您有意取缔前述新闻机构在中国的报道权。
一些中国专家对我说,您感到 我们已经越过 红线,所以才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制取缔措施。您似乎认为,游戏规则是外国新闻媒体、地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报道地方和省级的腐败事件和社会 抗议事件——实际上,这样的报道是中央政府追查和遏制腐败的一种途径——然而,类似关注绝不能触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财产交易。
习主席,如果说果真有人越过红线,那这也是您手下的官员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您自己的媒体上就有足够多的短篇报道暗示——它们透露 了冰山的一角——共产党高官的家族广泛存在敛财行为。这一类的资产攫取也许并不全属违法,不过,如果官员们并未以权谋私,并未利用高层缺乏透明度的优势, 敛财的规模肯定不会这么巨大。
就在去年3月,中国当局迅速从网络博客空间删除了一组照片,照片反映了发生在北京的一起车祸命案,该案据信涉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名亲密盟友的 儿子。涉案车辆是一辆法拉利(Ferrari)。司机遇害,两名和他在一起的年轻女性身受重伤。死者这么年轻,怎么买得起法拉利?
既然有 如此多的中国人在网上谈论此事 ,外国新闻媒体绝不可能永久性地忽略此类报道。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和股东文化的出现迫使中国公司和市场遵循国际准则、对公司架构和股东情况进行公开备案,有鉴于此,这样的局面甚至更加难以逃避。
有了这些备案材料,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在中国的记者会像我们这样,雇佣会计师及律师仔细检查这些公开材料,从中发现一些事情。比如说,前总理温家 宝90岁的母亲只是一名退休教师,但却在中国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拥有价值约为1亿美元(约合6.07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和妻 弟也都变得非常富有。
越过红线的究竟是谁?我们认为,是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贪婪之心,以及促使这些行为曝光的新技术。这种技术不会销声匿迹,因此,过度敛财 与贪污的情况最好是销声匿迹。《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对此类事件的曝光极大地帮助了您的领导工作。这是心脏病发作前的一种警告。纵观历史,中国政权灭亡的头 号原因就是贪婪与腐败。
如果您把我们的记者通通赶出中国,我可以告诉您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将在香港、台湾及韩国设立办公室,在那里专心梳理金融资料,而不再有可为平衡的 其他选择,无法在中国旅行,无法与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无法撰写关于其他问题的详尽报道。这还将迫使我们驱逐中国的记者。你们既然要蒙住我们的眼 睛,我们也不会让你们享受我们的开放。
习近平主席,您的看法没错,高层巨额敛财行为的曝光确实会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巨大威胁。但是,如果您因此责备那些曝光过度敛财行为的人,而不是那些敛财的人,那您就错了。
20世纪80及9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可以在封闭的政治体制下侥幸维持市场开放。但我认为,到了21世纪,这样的局面不再是一种可 能,即便是也绝对达不到过去的程度。过去10年间,世界从相互连接走向了高度连接。净效应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出现了财富集中于顶层的情 况,但与此同时,底层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与组织权,更多的监督权——透明度——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涌现。
中国版Twitter新浪微博拥有3亿多用户,有一半中国人都在使用网络,中国人使用的手机达到了10亿部,其中很多都拥有拍照功能。在这样的一个 世界当中,腐败及过度敛财的行为不可能只受到当地人的关注。您不妨在字典中查找如下词条:占领华尔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些故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当财富集中在顶层、权力在底层散布、透明度无处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北京方面应该担心,如果这种促使一些精英致富的秘密幕后交易——每天都有更多的中国人得知并私下讨论此类交易——依然是公众讨论及改革的禁区,如果大规模抗议由此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公众会有何反应。
习近平主席,为了您自己,也为了中国的稳定,请不要犯下这种错误,不要责难这些传达信息的人。您在中国需要建立的防火墙不能与真相作对。它必须与腐败作对。
敬上,
中国的一位朋友。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传遭拘捕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昨天被中纪委拘捕,罪名是贪污腐败。周永康是中共八九年后首位落马的政治局常委,打破「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惯例,也代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贪腐的决心。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纪委和中宣部将在今天发布正式消息。他表示,中共中央做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其产生的后续震动将会很大。
消息称,中共十八大后,周永康的心腹、亲信纷纷落马。从四川省扩展到石油系统、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亲信李春城、吴永文、郭永祥、蒋洁敏、李华林等被 调查。周永康家族「钱袋子」和「大管家」的四川商人吴兵在八月初被抓。多家海外媒体披露,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周斌)已从海外被押解回北京软禁。
近期周永康家族的事被大陆媒体大量曝光。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财新网于上月廿二日独家报导「白手套米晓东」,称再有周永康家族白手套—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在「十一」前后被带走。
报导称,米晓东主要负责打理周滨在海油和陆上油田买卖的生意,周滨隐居幕后。此外,调查还发现,周滨及其亲属涉嫌以不名誉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长庆油田的两个高产区,并转手获得高额收益。
稍早,「南华早报」曾报导,习近平已成立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周永康。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消息称,警方在此次调查中任主要角色。「习近平委派傅政华统筹近期关于周永康案的调查,而王岐山则负责总揽案情和反腐全局。」
此行动被外界认为是对周进行的更大层面调查的一部分。周被外界视为江泽民系人马,和已被判刑的薄熙来是关系密切。
今天早前央视英语新闻的推特帐号 @cctvnews 发了一条有关习近平成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的推文,不久便自行删掉。负责管理央视推号的人可能忘了,推特不是微博,删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里有很多精明的推友,已经截图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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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纪委才宣布不再办案,即取消了双规,怎么弄出来“昨天被中纪委拘捕?”2.抓捕需要中纪委将党内有案情的嫌疑人送交公安机关,何来抓捕之权限?3.中纪委要这么做,政治局常委要认同,……。因此,康师傅下锅的消息失实!
起码被中纪委抓捕一句是失实的。另外周永康死党王乐泉本该退休,却被任命为法学会会长,只能说明他或者背叛了周,或者周没有多少事情。

文章来源:  http://goo.gl/73o1IP

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广东韶关政法乱象调查——双面“明哥”:韶关政法乱象的透视镜

韶关,粤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广东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地处重镇,北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接河源市,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

    从各种因素来说,韶关都是清远、郴州、赣州附近三市的中心城市。然而有目共睹的是,韶关的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周边三市。且就全省范围而言,韶关的发展也几无亮点可寻,倒是贪腐、盗挖稀土、不公正案件等丑闻频频爆出。

    细究缘由,一位对韶关现象颇有研究的专家指出:韶关发展滞后,外因是冰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对民生环境造成颇大伤害;内因则是法制环境严重发育不良, 发展规划虽已定位但在具体实施中变形走样,甚至出现倒行逆施的怪象。而内因、外因相比较,内因则起了举足轻重的负面作用。

    提到韶关法制环境乱象,怎么也绕不开一个被称为“明哥”的人。“明哥”,就是韶关市委副书记林耀明,自2009年3月上任以来曾分管该市政法、招商等多项工作,一度兼任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奇怪的是,在坊间与知情者看来,林耀明却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副面孔为正面: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林耀明相当重视“双转移”、网络问政、“三打二建”等广东省委中心工作,并屡次展示了敢做敢当、敢于官场碰硬、体察 民生的正面形象,不少群众因此相信他是个难得的“清官”,所以尊称他为“明哥”。尽管,有关林耀明的报道,不少是动用巨额公款所做专版或软文,既包装韶关 亦宣传自己。另一副面孔则为负面:官场大哥“明哥”,而这一称谓同时流行于黑道、红道、白道等各种体系。林耀明对省委工作阳奉阴违,背后热衷于结党营私, 打击官场对立面;醉心于与富商打交道,插手矿山、房地产以获取巨利,并大力为无良商人保驾护航。

    近年来,韶关官场频繁地震,先后倒下原市公安局长叶树养、原市检察长杨剑等政法要员。林耀明履任3年多时间内,正上演着同样的疯狂,且贪腐手法不断升级, 乱象愈演愈烈。而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林耀明因年龄问题很快就要卸任,而对这类官员,组织上一般是没有明显大错不予追查。

    然而,如果人们能够透视“明哥”这一典型角色,即可透视韶关政法乱象的背后根由,也可找到韶关发展落后的根本性病灶。韶关,这个粤北重镇,未来将何去何 从?有专家认为:一定要树立风清气正的用人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不致于成为第二个广东茂名,或者第二个湖南郴州。

    监守自盗,韶关盗采稀土全球最烈
    插手矿山,三打两建化为敛财之道
    中东有石油,新丰有稀土。这是近年来韶关新丰对外宣传时,在媒体专版上为自身发展贴上的新标签。然而,响亮的广告语背后,事实却是:新丰县至今尚没有一纸合法的稀土采矿证,所有的稀土采矿都属非法盗采。

    据报道,稀土盗挖点遍地开花。虽曰盗采,但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新丰出产的稀土品质极好,在网上都有公开出售的联系电话,一时被坊间称作“地下稀土之 都”。并且,经过十数年的“产业升级”,不少采矿点已经摒弃原有的“池浸泡矿法”,代之以效率更高、隐蔽性更强的“管道浸析法”,漫山遍野皆是网状酸液管 道,编成硕大鸡笼状倒扣于数百亩的山头,情形壮观

    而耐人寻味却又极不合逻辑的是,自去年底至今,作为全国161个重点矿区之一的新丰县,举全县之力,联合8个部门,开展了号称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整治非法稀 土矿的“飓风行动”,而恰恰就在这次行动中,新丰的稀土盗采也达到了空前猖獗的程度:某报记者仅花去两天时间,便在该县遥田、沙田两镇找到非法稀土矿点不 少30个。

    打击不力,究竟是巨额利润使然?还是地偏难治?抑或监守自盗?新丰县官方归因于去年以来稀土价格上涨,非法利润猛增,英德不法老板流向新丰。而当地群众则认为:巨额利润之下当地官员对非法开采的庇护是更重要的原因。

    新丰盗挖稀土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国土资源部对此挂牌督办,要求严查。而彼时,广东省也在掀起严厉的“三打两建”工作,参与牟利的官员一时恐慌。

    但是,林耀明此时却借机大玩“空手乾坤大挪移”。 今年3月4日,林到新丰检查指导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等“三打两建”工作,在看到两个非采矿点后,先用八个字做了形容“触目惊心,后患无穷”,说“这么猖 獗,肯定有人支持,因此必须来真的,动硬的”。不过,他随即断言,这“与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委会干部有关”。显然,这一段大有学问的推断,巧妙地将自己 本来应该负有的领导监管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事实上,非法盗采稀土,利益以亿元为单位计算,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岂能搞掂这么大的买卖?

    林耀明并非不了解实情。据韶关稀土业内人士透露:“非法稀土矿的利益分配中,层层抽水,村干部一级仅处于金字塔最下方,最上方则是林耀明等巨头级保护伞。 巨大利益结成牢固联盟,只要问题一曝光,林耀明先找媒体领导,后推卸责任,上下联动,责任消于无形。而林此番对稀土老板施压,无非是借机让老板领情,今后 争取更多的进贡。”

    据记者了解,虽然韶关表面上对稀土盗采大力打击,“三打两建”工作也如期开展,但事实上,盗采稀土在韶关至今从没停止过,甚至越治越烈,可以算是全球最猖獗。

    记者调查发现,在新丰遥田镇大埔、高墩、左坑、大马、维新村,沙田镇天中村腊坑组、缠良村石桥组、扬塘组,下埔村陈洞、羊石村,黄礤镇,回龙镇;翁源新江 镇民治、油溪、鱼溪等村,坝仔镇礼岭、蓝河等村;南雄百顺、南亩、澜河、主田、坪田、帽子峰等镇,水口镇水口村;始兴澄江镇暖田村、北山镇、太平镇朱岭下 等村;曲江沙溪、罗坑奖龚岭、风田、樟市等镇;仁化城口镇土洞村、黄坑古竹村曾兴小组、龙仙等镇;乳源东坪汤盆村、天井山林场古结洞等地;武江区江湾镇练 屋村,龙归镇凤田盘村等地,仍时不时可见非法盗采稀土者的身影。
并且,在韶关当地,因为稀土的利益问题,多次发生恶性甚至打死人的事件。今年2月27日,新丰稀土矿迫于媒体压力进行整治期间,新丰遥田联丰村民谭红灯因围观而被当地黑社会强灌草酸,活活打死。受害人家属曾向林耀明反映,但遭其推诿。

    借机双转移关门打狗
    网络问政做表面工作

    韶关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地级市,各种要素资本并不算差。如果总揽广东全省经济发展的态势,也会发现,因为韶关与粤西、粤北以及珠三角的关系紧密,广东正把韶关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随着广东“双转移”的推进,韶关更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在产业转移中,韶关处在承载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第一要塞,其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此外,只有韶关发展了,才会促进粤北发展;反过,通过粤北发展,又促进珠三角的纵深发展。
    作为副书记的林耀明,表面上很重视广东省“双转移”工作,言必称“双转移”。广东广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在翁源奠基之际,他盛赞这是韶关招商引资一大亮点,是 推进“双转移”工作的重大举措。各大电视、报纸做专题时,他又总是出尽风头,多次出镜,大谈韶关的“双转移”搞得如何如何好。

    然而实际上,韶关市的“双转移”工作又是怎么一种现状?外围法治环境又是如何一种局面?2010年3月,在韶关“双转移”的结对子地市东莞,《东莞时报》刊发一则《转移韶关的莞企“回娘家”诉苦 》的报道,可以管中窥豹。

    该报道称,广东省虽实施“双转移”已久,但转移到韶关的绝大多数东莞大型企业遭遇同一困境:有关部门“积极招商,但关门打狗”,东莞企业有冤难诉。在一次 座谈会上,众转移企业纷纷诉苦:有的总承包了韶关丹霞山的售票业务,但丹霞山居委会也不和其商量,强行毁约把销售门票业务抢回去,2000万元打水漂,公 司形象彻底完蛋;有的公司进入韶关前,当地政府开始答应给用地指标,但后来反悔,公司无法落户、投产;有的公司遭遇烂仔闹事,当地政法部门亦放纵不管。情 况不一,但性质相似。最后,东莞市副市长邓志广不得不表态:要带律师去韶关为企业服务、维权。

    这则报道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东莞方面此后虽竭尽努力,却收效甚微。转移企业纷纷消极经营,韶关工业转移园区因此荒废不少地方。

    “韶关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双转移”丑闻发生在林耀明主政政法工作期间,并不偶然。林耀明虽然深谙“双转移”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利益为上,只要东莞企 业对其个人没有蛋糕奉上,就对“积极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放任不管,更不愿拿出具体整改措施,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据韶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称:一些公开场合,林耀明曾就“双转移”难题大倒苦水,说其中主要存在客观原因,很难避免恶果。

    然而,林耀明很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包装自己的形象,不仅化危为安,而且获得一身鲜亮的保护外衣。在“双转移”乱象的冰山一角被曝光后的2010年 8月,林耀明为挽回影响,特意邀请香港某报一位陈姓总编辑至韶关,只为成为该报封面人物。虽然,香港某报在香港的发行量并不多,其主攻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

    在花去数额不菲的费用赞助香港某商报后,林耀明大谈特谈:韶关作为广东的重工业城市、粵北门户,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规划定位为粵北区域中心城市。韶关将加 强与香港某报合作,吸引更多港商到韶关投资兴业,积极主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使韶关成为珠三角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此举,既吹捧了韶关的政绩,又让省里看 到了他的工作。

     2010年6月,林耀明又迎合省委,大谈网络问政。在一次网络问政工作会议上,林耀明说:“不关注网络问政的机关不是聪明的机关,不重视网络问政的官员是 糊涂的官员,不重视网络舆情的政府不是开明的政府”,“我们要善用网络,善待网民,善听民意,善处舆情,建立网络问政工作的长效机制。”但事实上,林耀明 做归做,说归说。只要有关韶关的负面网络消息,都一律遭到他的封杀。网上对他的进言,如果不利就置之不理,如果有利他就巧加利用。

    醉心结交富商
    专门插手大案
    近年来,韶关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林耀明则醉心于结交大型地产商,染指利益。郴州李大伦、曾锦春贪腐窝案全国闻名,林耀明因此奇妙地与之发生联系。
   不久前,韶关中院曾发生一桩大事:一名叫谭明杰的出纳私吞2900万小金库公款,逃跑被抓后,于2012年2月一审被判死缓。刘曙光,1955年出生,广东揭西人,现任韶关中院院长,之前任清远中院院长。而谭则是刘的亲信、红人,广东英德人,系刘一手从清远带至韶关。

    佛山中院审理查明,2006年7月至2010年12月间,谭明杰先后将2900多万元公款占为己有。小 小出纳为何能用会计公章?千万巨款蒸发为何4年半未发现?小金库上哪里来这么多钱?很明显,韶关中院的财务管理存在漏洞,但更关键的是,韶关中院院长刘曙 光负有领导责任,并且亦可能涉及林耀明。

    然而,韶关中院事后自有擦屁股高招:先处理了几个小干部,再由韶关最大地产商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出资,把资金窟窿填上。林耀明最后适时出现,义正辞严地对 外解释:谭出纳卷走的是公款不是小金库,窟窿是财政填补不是老板填补。这一解释,既搞得群众满头雾水,也搞得财政部门满肚心虚。

    帮法院填窟窿者、南枫集团老板罗舜彬究竟何许人也?原来,罗是与前不久“涉嫌行贿、引发韶关众官员落马”的粤北首富朱思宜同一量级人物,两人曾同以人大代 表身份多次现诸媒体。并且,作为行贿界大哥,罗的名气还远远大过朱思宜,罗就是数年前“行贿李大伦曾锦春数百万、造成湖南郴州官场地震”的关键人物。李、 曾虽被绳之以法,但罗舜彬却在韶关摇身一变,出任韶关市人大代表,并攀上林耀明、刘曙光这等重量级新靠山。

    填好2900万大窟窿之恩何以为报?林耀明、刘曙光绞尽脑汁,思量报恩罗舜彬。终于,罗相中了自己隔壁公司的一块地皮,此地如果划为公共,罗的地就变成价 值更高的单边位。刘曙光于是不惜冒着办错案的风险,将一起5年前已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拿起来重审,其理由是有人匿名投诉原案有假、韶关人大常委会曾就此发 出过《督办函》。真的发过《督办函》么?根本没有。原来,根据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各级人大不会再针对个案进行监督。韶关人大常委会发出的仅是 《信访转办函》,刘却大玩障眼法,对外宣称是《督办函》。

    更疯狂的一幕继续上演。网上有篇贴子称:为将此案办成铁案,2011年5月27日,刘曙光、罗舜彬和一神秘女子一道,在广州乘坐国航航班头等舱,前往北京 寻求援助。到京后,3人在北京五星级天伦饭店开了一间高级套房,并找到最高人民法院某退居二线的领导,意图通过此人做通广东省高院的工作。但刘曙光等人的 如意算盘最终没能打成。

    网络曝光后,刘曙光曾面对多名记者,无法否认曾与罗老板同行,不过其自称“只是为了参加同乡聚会”。此案最终进展如何?自有公论。但林耀明、刘曙光的所作所为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其说。

    按照人事惯例,刘曙光因为年龄原因,应该在2012年初退居审判二线。但屁股尚未擦净的林耀明顾不上避嫌,凭着自己的关系到省里四处活动,甚至不惜亲自上门游说,最终让刘曙光延长了一年半的任期。

    有关韶关中院的投诉多如牛毛,林耀明皆一一为其行庇护、打圆场。熟悉韶关官场的人都明白:刘曙光正是林耀明的铁杆马仔。

    政法系统怪事连串
    对付媒体软硬两手

    在林耀明主政韶关政法系统期间,荒唐之事简直不计其数,直接影响韶关形象与投资环境。

    众所周知,2011年乐昌市发生一起少年打架斗殴事件,14岁少年竟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而韶关公、检机关对此意见一致:14岁的林某是此次殴斗的组 织者,难辞其咎。但韶关中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则承认,“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或者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能以此瑕疵为由 否认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多名学生家长则愤慨地说,他们的孩子在被公安带走时,警方并未要求家长陪同前往。由于没有家长在场,部分学生出现前 后两种说辞。一周前,学生们的说法是,命案当日,众人在林某家聚集是为了帮他搬家;一周后的第二次讯问,则改成了在林家开会商议报复他人。这一“翻供”最 终导致了林某被认定为黑社会“大佬”。

    2011年9月21日,江西安义人徐征礼被广东韶关警方不出示法律依据、也不与江西安义政府沟通协调的情况下,被送进韶关市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徐曾将此事反映至林耀明处,林理都不理。

    2001年,27岁的张强因隔壁超市发生一起爆炸(未遂)案件,在当年3月初被韶关武江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带走,几个月后,武江区法院以爆炸(未遂)罪判其 有期徒刑8年。2007年3月1日,获得两次减刑的张强刑满出狱。张不断申诉。2011年7月,武江区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其无罪。但当张强要求韶 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向自己道歉,消除户籍犯罪记录并赔偿损失152万余元时,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然而,有钱赚的事林耀明从不放过。韶关境内,交警收费从不手软。有许多货车司机驾车途经广东韶关境内,便被当地交警莫名其妙开出罚款单。2011年4月7 日,一重型半挂车经过韶关高速公收费站时,被守在那里进行过滤式查车的高速交警拦住,要求交罚款。司机不知道自己为何违章,要求看监控摄像资料(照片), 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司机交了1200元。交警开的处罚决定书写的竟是“没有系安全带”,行为时间竟是10个月之前!可是司机从来也没有接到他们的告知。 10个月之前是否有这么回事?驾驶大货车是不是必须系安全带?2011年4月14日,司机向韶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但后者无视《行政复议法》和《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出于袒护,草率回复:既没有提供交警罚款的依据和照片,也没有提供行交警的复议答辩,只是维持了交警的乱罚款行为。

    有人感叹:韶关路难,难于上青天,并不是因为路险,而是因为这里有个林耀明啊! 

    近年来,韶关政法乱象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媒体介入。对此,林耀明另有高招。一方面,林耀明喜欢结交媒体朋友,利用媒体营造自身清官形象,不少媒体 领导都是他的座上宾。比如,某报记者站长谷立辉(湖南宜章人,南枫集团老总罗舜彬的同乡)与其交好,展示其个人形象的多篇报道正出自谷的策划。另一方面, 他又善于利用各种关系打击舆论监督。韶关一旦出现负面新闻,林耀明极善利用关系,对媒体领导实施精准公关,公关不成则对舆论监督进行狠狠回击,尤其打击记 者个人。

    暗访步行街是林耀明自我做秀的神来之笔。他是韶关市创文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0年7月,他多次亲自上街暗访风度路步行街,让政府公车违章曝光,让局 长上电视向市民道歉。而他自己,则因为这一正面形象获得群众加分。在向媒体领导示好之后,他让记者为他做个人专访,强调:“我要是为了树政绩就不干这个 事,省得得罪人”,“我要是不得罪少数人,那么就要得罪大多数人;要是不责成个别干部道歉,那么广大群众的利益就要受影响,党委、政府的形象也要受影响, 你说孰重孰轻? ”

    虽然林耀明一再声称“我敢得罪人与空降没关系”,但事实上,他正是自恃自己权重,与他有对立面的官员奈何不了他。坊间有人质疑:林喜欢暗访,为什么不去暗访韶关房地产黑幕?为什么不去暗访稀土矿?

    “谭姓出纳卷走小金库2900万”事发后,林耀明曾利用资源,出钱向各大媒体领导打招呼,要求不要报道此事。后来,谭姓出纳被判死缓,媒体盖子终究难捂。广州个别媒体曾对此进行了报道,林耀明得知后气急败坏,多次痛斥该记者为“垃圾记者”。

    韶关盗挖稀土虽然全球猖獗,但林耀明对待媒体自有一套。一旦发现记者,马上金钱公关;公关不成,便找媒体领导;再不成,就找到上级部门,向媒体施压,对记者横加指责、漫骂,甚至陷害。(完)
                                                                   胡亚柱  刘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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