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讯 2001年，凭借对人们在难以获得关键信息时如何进行决策的专业研究，A·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时，斯宾塞已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担任院长超过15年，主管学术，他的许多同事已经开始称他为“前经济学
家”。去年过了70岁生日的斯宾塞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反驳说，自己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更老”的经济学家。
近年来，在与世行前首席驻华代表林重庚(Edwin
Lim)一道接受中国的邀请，在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顾问小组后，斯宾塞似乎已经成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专家。该顾问小组频
频与中国政府负责规划和经济的重要官员见面。那些官员称，该小组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并且在谈及中国问题的严重程度时，斯宾
塞也绝不拐弯抹角。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发展路径与其自身增长模式相冲突”很危险。中国必须脱离以廉价薪资推动出口的路径，“并在国内创造出相当大的需求，否则便会失败。”
中国面临着一个名为中等收入转型的艰巨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屡屡被这一挑战绊倒。自日本二战后重建开始，只有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城市国家新加坡，以及香港——实现了从中等收入水平，以今天的美元计算也就是人均经济总量约为1万美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到2万美元及以上的高收入水平的转变。
现代社会，贫穷国家往往发现，启动经济最有效的战略是专门从事廉价的出口业，利用全球的巨大需求。但斯宾塞博士主张，实现中等收入转型，需要复杂得多的经济政策，在生产更复杂的工业产品这个阶梯上，各国要逐步向上走，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各国要增强国内对消费品的需求。
此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无法再像亚洲四小龙当时那样，依赖美国近乎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亚洲四小龙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末。停滞
不前的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进一步限制了全球需求。因此，中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压力，若要实现飞跃，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国家，中国必须增强国内消费者的购买
力。
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所持的一个相当传统的观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也是2011年由林重庚和斯宾塞领衔撰写的一份报告的核心主题。此报告详细描述了一系列问题：持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工资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980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减少到如今的不足一半。对于城乡工资三比一的“巨大”差距，对于医疗服务领域加剧的不平等、破碎的教育体制和低劣的社会服务，报告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另外，报告呼吁扭转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籍此提振国内需求，同时迫使企业进入更具创新性、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对于大型国有银行和常常低效，却控制了中国超过一半固定资产投资的国有企业，报告呼吁应让它们承受更多的市场压力。
2013年他们开展的进一步讨论，帮助习近平主席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和他的同事制定出了重大的改革方案。在共产党去年11月举行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了批准。
虽然中国的高层官员支持了这样一个经济改革议程，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会采纳。许多中国人说，“眼见为实，”斯宾塞一边叹气一边说。中国的十一五计
划（2006年-2010年）也呼吁提振国内需求，但它实际上却削弱了内需。2000年，私人消费占GDP的46%，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36%。（文章摘自《纽约时报》）
文章来源: http://goo.gl/gzvoqC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美经济学家斯宾塞参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制定
据《纽约时报》2月17日报道，美国经济学家A·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曾参与制定了中国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得到了批准。斯宾塞曾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文章称，斯宾塞对中国 经济的研究在2011年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之后，斯宾塞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顾问小组，并帮助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制定出了重大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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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迈克尔·斯宾塞（1943-） |
纽约时报：美经济学家参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制定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A·迈克尔·斯宾塞（1943-）
斯宾塞1943年11月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2001年，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三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共同的研究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那时，斯宾塞已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担任院长超过15年，主管学术，他 的许多同事已经开始称他为“前经济学家”。斯宾塞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反驳说，自己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更老”的经济学家。
引起中国高层关注：始于2011年
近些年，斯宾塞开始研究中国经济。2011年，斯宾塞与世行前首席驻华代表林重庚（Edwin Lim）领衔撰写了一份报告，核心主题包括以下几点：1、中国面临着一个名为中等收入转型的艰巨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屡屡被这一挑战绊倒；2、实现中等收入 转型，需要复杂得多的经济政策，在生产更复杂的工业产品这个阶梯上，各国要逐步向上走，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各国要增强国内对消费品的需求；3、出口导向型 的战略无法再像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一样，依赖美国近乎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因此，中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压力，若要实现飞跃，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国家，中国必 须增强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报告还详细描述了一系列问题：持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工资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980年GDP的2/3减少到如今的不足一半、城乡工资的“巨大”差距、医疗服务领域加剧的不平等、破碎的教育体制，以及低劣的社会服务。
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所持的一个相当传统的观点，而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注意。中国不仅用英文，还用中文出版了这份严肃的报告。
纽约时报：美经济学家斯宾塞参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制定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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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重庚与斯宾塞编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
林重庚与斯宾塞编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观察者网经查询，这份报告已集结成书出版，书名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2011年8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书中简介写道：此书是一项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成果汇总。该研究课题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委托，由世界银行驻中国首任代表林重庚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牵头，汇集了20多位来自国际不同机构、拥有不同背景和不同经验的顶级经 济学家，其中包括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彼得·戴蒙德、“新增长理论之父”保罗·罗默。这些经济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分别提交了研究论文，共计 20篇；林重庚、伊恩·波特、保罗·罗默和迈克尔·斯宾塞根据这些论文，亲笔归纳并提炼了一份简明的综合报告摘要。
成立独立顾问小组 建言中国经济
2011年，斯宾塞与林重庚一道接受中国的邀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顾问小组，这个顾问小组由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airncros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的支持。该顾问小组频频与中国政府负责规划和经济的重要官员见面。那些官员称，该小组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 研究，斯宾塞在谈及中国问题的严重程度时，也绝不拐弯抹角。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于2007年11月5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此基金会是为了纪念阿莱克桑德·凯恩克劳斯爵士。阿莱克桑德·凯恩克 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Cairncross，1911-1998）是英国经济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促进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为 纪念在培训中国经济学家、制定中国经济政策，以及在英国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发起创立了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 金会。
纽约时报：美经济学家斯宾塞参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制定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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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官方网站 |
观察者网搜索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斯宾塞出现在2012年与2013年的活动计划中，题目均为《深化中国改革：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2012年最后一项活动计划资助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链于当年12月初远赴英伦，在伦敦智库（Chatham House）与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演讲、座谈，并会晤英国经济界名流。
斯宾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发展路径与其自身增长模式相冲突”很危险。中国必须脱离以廉价薪资推动出口的路径，“并在国内创造出相当大的需求，否则便会失败。”
2013年他们开展的进一步讨论，帮助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和他的同事制定出了重大的改革方案。在共产党去年11月举行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了批准。
刘鹤1952年生于北京，197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2003年3月，刘鹤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纽约时报》文章中称，虽然中国的高层官员支持了这样一个经济改革议程，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会采纳。
文章来源: 观察者
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
名不副实的“全面改革”
《决定》发表，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鲍彤看后吃惊，题目都与26年前一样，称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骨架没有了。政治学者陈子明从四个方面论述《决定》的要害就是阉割政治体制改革。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实这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决定。所谓”全面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但《决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很少。
做一个历史的对比。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是最早谈”全面改革”的党代会重要文献。该报告有十二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推行的仍旧是”跛腿改革”–比较十三大之一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26年过去了，国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越来越深。《决定》在”不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大谈深化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片面改革是”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也就是说，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不 可能长久，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不可能由全体国民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分享。
高层无政改主动性– 比较十三大之二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决定》对政治体制改革轻描淡写，实际上就是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还未成熟。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表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诸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定要有上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动手要早，下手要猛，越拖阻力越大。等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想改革也来不 及了，那时将是”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法制无民主–比较十三大之三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决定》提到了”法治中国”的目标，” 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目标，就是不谈”高度民主”。习近平对《决定》的说明中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协商民主”。作为政 治学界的常识，”协商民主”是用来补充”选举民主”的。不谈”选举民主”而用”协商民主”取而代之，只不过是给”一党专政”附加某种美化性的装饰品而已。 仅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就一定没有民主。
从”党政分开”大倒退–比较十三大之四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 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十三大后，按照上述原则决定撤消党政不分的中央 政法委、国务院部委党组、地方各系统党工委（如教育工委）等。 与十三大政治报告背道而驰，被吹捧为《决定》最重要决策的是成立两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显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 构。我在《请习先修宪再就任》中写道：”按现行宪法，习近平是没有法律依据大权独揽，对’国家安全事务’实行统一领导。三中全会设立国安会，由国家主席主 持，实际上是将现行宪法的’内阁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的一个重大举措。而政体结构的转变，需要进行修宪。”最近有体制内人士公开表示，成立”国 家安全委员会”不需要修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机构，一个违反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与关键步 骤的机构。
作者：陈子明
文章来源: http://goo.gl/qlqJAa
附: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实这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决定。所谓”全面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但《决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很少。
做一个历史的对比。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是最早谈”全面改革”的党代会重要文献。该报告有十二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推行的仍旧是”跛腿改革”–比较十三大之一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26年过去了，国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越来越深。《决定》在”不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大谈深化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片面改革是”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也就是说，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不 可能长久，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不可能由全体国民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分享。
高层无政改主动性– 比较十三大之二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决定》对政治体制改革轻描淡写，实际上就是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还未成熟。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表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诸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定要有上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动手要早，下手要猛，越拖阻力越大。等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想改革也来不 及了，那时将是”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法制无民主–比较十三大之三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决定》提到了”法治中国”的目标，” 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目标，就是不谈”高度民主”。习近平对《决定》的说明中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协商民主”。作为政 治学界的常识，”协商民主”是用来补充”选举民主”的。不谈”选举民主”而用”协商民主”取而代之，只不过是给”一党专政”附加某种美化性的装饰品而已。 仅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就一定没有民主。
从”党政分开”大倒退–比较十三大之四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 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十三大后，按照上述原则决定撤消党政不分的中央 政法委、国务院部委党组、地方各系统党工委（如教育工委）等。 与十三大政治报告背道而驰，被吹捧为《决定》最重要决策的是成立两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显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 构。我在《请习先修宪再就任》中写道：”按现行宪法，习近平是没有法律依据大权独揽，对’国家安全事务’实行统一领导。三中全会设立国安会，由国家主席主 持，实际上是将现行宪法的’内阁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的一个重大举措。而政体结构的转变，需要进行修宪。”最近有体制内人士公开表示，成立”国 家安全委员会”不需要修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机构，一个违反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与关键步 骤的机构。
作者：陈子明
文章来源: http://goo.gl/qlqJAa
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洋洋数千言，亮点不多，惟设立国安会算是一个新举措。理论上说，设立国安会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要确立主席集权制，把更多权力集中到国家主席手中。
和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中国宪法体制中存在结构性 缺陷，是靠「党国体制」中「以党代政」、「党的一元化领导」，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党组织系统瓦解，仅凭宪法规定的邦联制架构，便不能维系国家的统一与 完整。不仅中央地方关系是这样，「军（中央军委）国（国务院)分立」、「主席总理二元制」上也是这样。
根据1954年制订的宪法，国家主席在国务 管理是虚职，主席在任命国务院总理和部长后，只能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方式来影响国政。但最高国务会议没有决策权。这部宪法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 大事务的意见，由国家主席提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按中国宪法，国家主席的实权是「统率全国武装力 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期间，就由他统帅军队；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宪法这一条款就被废弃。国防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掌握军 队实权的是违宪机构，即中共中央军委会及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另一个职责，是「对外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 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打倒刘少奇后，毛泽东不再容忍由其他人担任国家主席，自己又不愿意承担送往迎来的礼节性国事活动，干脆在1975年宪法中， 取消了国家主席一职。
而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更是虚职，不再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而由中央军委领导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制。 国家主席召开咨询性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也被取消，除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 长，国家主席职责外，只剩下「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接受外国使节这样象征性的国事活动。
李先念任国家主席时，权力极其有限；杨尚昆任国家 主席时，权力似乎很大，但其实权主要来自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一职；江泽民一肩三挑，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国家主席再次成为国家「第一 人」。但依据宪法，领导国家外交、公安事务是国务院总理，而非国家主席，除非以总书记身份「以党治国」。
所以按现行宪法，习近平是没有法律依据大 权独揽，对「国家安全事务」实行统一领导。三中全会设立国安会，由国家主席主持，实际上是将现行宪法的「内阁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的一个重大举 措。而政体结构的转变，需要进行修宪。敬请习近平先生先行修宪，再行就任。我们更希望这次修宪，能够涉及更多的政制领域，包括明确划分国家主席与总理的职 权（确定是实行总统制、半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等。
和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中国宪法体制中存在结构性 缺陷，是靠「党国体制」中「以党代政」、「党的一元化领导」，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党组织系统瓦解，仅凭宪法规定的邦联制架构，便不能维系国家的统一与 完整。不仅中央地方关系是这样，「军（中央军委）国（国务院)分立」、「主席总理二元制」上也是这样。
根据1954年制订的宪法，国家主席在国务 管理是虚职，主席在任命国务院总理和部长后，只能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方式来影响国政。但最高国务会议没有决策权。这部宪法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 大事务的意见，由国家主席提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按中国宪法，国家主席的实权是「统率全国武装力 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期间，就由他统帅军队；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宪法这一条款就被废弃。国防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掌握军 队实权的是违宪机构，即中共中央军委会及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另一个职责，是「对外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 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打倒刘少奇后，毛泽东不再容忍由其他人担任国家主席，自己又不愿意承担送往迎来的礼节性国事活动，干脆在1975年宪法中， 取消了国家主席一职。
而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更是虚职，不再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而由中央军委领导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制。 国家主席召开咨询性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也被取消，除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 长，国家主席职责外，只剩下「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接受外国使节这样象征性的国事活动。
李先念任国家主席时，权力极其有限；杨尚昆任国家 主席时，权力似乎很大，但其实权主要来自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一职；江泽民一肩三挑，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国家主席再次成为国家「第一 人」。但依据宪法，领导国家外交、公安事务是国务院总理，而非国家主席，除非以总书记身份「以党治国」。
所以按现行宪法，习近平是没有法律依据大 权独揽，对「国家安全事务」实行统一领导。三中全会设立国安会，由国家主席主持，实际上是将现行宪法的「内阁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的一个重大举 措。而政体结构的转变，需要进行修宪。敬请习近平先生先行修宪，再行就任。我们更希望这次修宪，能够涉及更多的政制领域，包括明确划分国家主席与总理的职 权（确定是实行总统制、半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等。
2013年11月21日星期四
183项目立项申请书
项目背景：
公司目前的收入已经到了一定水平，各项业务在同行中名列前茅，但效益不高。同时公司内部分配很不合理，一线员工怨声载道，管理人员在外开皮包公司，转移公司资产非常严重，骨干分子纷纷跳槽。公司有面临解体和崩溃的风险，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越来越大。
项目目标：
首要目标：避免公司解体或崩溃。
次要目标：避免发展陷阱，消除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最终目标：做大做强。
出资方：
全体股东
项目经理：半片羽
（不解释）
总架构师：文刀鹤
（此人仍半片羽的同学，背景深厚，干过工农兵，又留过洋，懂经济，又干过信息化，顶层设计一词就来源于信息化中的架构设计。此人曾准确预测北极熊公司的解体，并对公司拉美化做过大量调查。）
项目团队：
研发团队：全深组，负责详细设计、具体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保障团队：司安会，由于本项目涉及原有管理层利益较大，预计反弹力度较大，成立司安会负责铲除一切阻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技术手段：
一、改变分配机制，提高一线员工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临时工的待遇。
二、改进规章制度，广泛听取各类骨干分子的意见，改革旧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公司能够与时俱进。
三、加强意识控制，加强对反公司言论的监控和处罚。
四、促进业务开拓，提升公司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
五、加强员工招聘。
六、加强信息化，加强对管理层员工的监管。
七、.......
生命周期：
预计6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架构设计。
预计17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详细设计、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项目受益人群：
最终：全体人群。
短期：临时工为最大受益人群。（农民和农民工）
项目受益部门：
最终：所有部门。
短期：拥有非矿产自然资源的部门为最大受益部门。
项目ROI（投资回报率）：
非常非常高。
项目风险：
风险一：原有管理层利益集团抱团反扑，干扰项目执行方向，或者故意错误执行。
应对策略：稳定和团结一线员工和临时工，分化抱团，实在不行，用司安会强行开道。
风险二：别有用心员工借部分员工的不满情绪，攻击和诋毁项目组。
应对策略：加强公司言论以及意识形态监管，加强打击力度。
风险三：......
testgame 原作
文章来源: http://goo.gl/1E7huK
公司目前的收入已经到了一定水平，各项业务在同行中名列前茅，但效益不高。同时公司内部分配很不合理，一线员工怨声载道，管理人员在外开皮包公司，转移公司资产非常严重，骨干分子纷纷跳槽。公司有面临解体和崩溃的风险，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越来越大。
项目目标：
首要目标：避免公司解体或崩溃。
次要目标：避免发展陷阱，消除各层员工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最终目标：做大做强。
出资方：
全体股东
项目经理：半片羽
（不解释）
总架构师：文刀鹤
（此人仍半片羽的同学，背景深厚，干过工农兵，又留过洋，懂经济，又干过信息化，顶层设计一词就来源于信息化中的架构设计。此人曾准确预测北极熊公司的解体，并对公司拉美化做过大量调查。）
项目团队：
研发团队：全深组，负责详细设计、具体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保障团队：司安会，由于本项目涉及原有管理层利益较大，预计反弹力度较大，成立司安会负责铲除一切阻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技术手段：
一、改变分配机制，提高一线员工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临时工的待遇。
二、改进规章制度，广泛听取各类骨干分子的意见，改革旧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公司能够与时俱进。
三、加强意识控制，加强对反公司言论的监控和处罚。
四、促进业务开拓，提升公司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
五、加强员工招聘。
六、加强信息化，加强对管理层员工的监管。
七、.......
生命周期：
预计6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架构设计。
预计17年内，完成所有子项目的详细设计、研发以及实施工作。
项目受益人群：
最终：全体人群。
短期：临时工为最大受益人群。（农民和农民工）
项目受益部门：
最终：所有部门。
短期：拥有非矿产自然资源的部门为最大受益部门。
项目ROI（投资回报率）：
非常非常高。
项目风险：
风险一：原有管理层利益集团抱团反扑，干扰项目执行方向，或者故意错误执行。
应对策略：稳定和团结一线员工和临时工，分化抱团，实在不行，用司安会强行开道。
风险二：别有用心员工借部分员工的不满情绪，攻击和诋毁项目组。
应对策略：加强公司言论以及意识形态监管，加强打击力度。
风险三：......
testgame 原作
文章来源: http://goo.gl/1E7huK
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
三中全会决议背后的智库方案竞争
昨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全文发布，其包含的改革范围之广和力度之大让外界振奋。事实上，在三中全会政治召开前，就有千百份试图影响决策的
报告发布，南方周末称其中自称已送达决策层的就有10个。其中最知名的一个就是来自官方智库国研中心的“383”方案，该方案的走红是因为两位重量级的作
者，分别是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刘鹤。而这次三中全会最终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听取智库的意见范围更广，也是因为全面改革，涉及的领域比较多。”
那究竟哪些方案被最终的决定所采纳，哪些又被搁置呢？
南方周末刊文解读了“三中全会前的智库方案竞赛”：
在中国改革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更为开放地倾听各方声音。而为经济与改革定调的三中全会，成为各路智库、机构与研究者们“推销”各自改革方案的隐形赛场。
不同的方案与主张，不仅在争论之中为决策提供了参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垫——这些方案公开之后的社会反应，相当于无形的“压力测试”。
2013年10月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份来自部级官方智库、简称为“383”的改革方案横空出世，迅速引发各界关注。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轰动，不仅是由于细节的丰富程度——涵盖从行政放权、打破垄断到土地制度改革等领域，以及呼应近来官方频发的改革呼声，提出了未 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也由于该报告的两位牵头者特别引人注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前者曾经是国务院前 总理朱镕基的秘书，后者则被媒体认为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经济“智囊”。
事实上，这不过是千百份试图影响决策的报告中的一份。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自称已送达决策层的方案就有10个。
除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海外投行等各种机构也以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向决策层或者公众“推销”自己的改革方案。
众多智库的运营者能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智库的重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前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对智库建设专门做了批示，要发挥智库的作用。“这一次听取智库的意见范围更广，也是因为全面改革， 涉及的领域比较多。”
“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
“我们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能够把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宏观决策的政策建议提上去。给政府提建设性意见，有可行性才提，没有可行性就不提。”
这些方案最重要的推销对象，便是决策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报告送达最高层？
在诸如国研中心、社科院这样的官方智库体系内，报告的上送下达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民间智库来说，这一环至为重要，但也至为困难。
有趣的是，在民间智库体系内，也存在“贵族”和“草根”的不同通路。
比如，郑新立所在的国经中心尽管属于资金自筹的“民间智库”，但实为民间中的“贵族”。2009年成立之初即以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
据郑新立介绍，这次国经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主题是“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具体对策和建议包括，建立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创新、放宽金融行业准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他们提出“借鉴波兰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以现有的管资产为主转变到管资本为主，把国有企业交给这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下面再 设立若干股份制公司，跟其他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在鼓励创新方面，建议“鼓励将大学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允许大学参与所得分成”。
这套方案正是由国经中心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组织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研究班子”。郑新立介绍，报告直接送给了最高层。
这个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官组成的智库，显然被“另眼相看”。据郑新立透露，国经中心有代表可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也会将一些研究课题委托国经中心研究。
国经中心里的退休官员，此前长期在国务院、中央各个部门（主要是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五个部门）工作，显然更明白 国务院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宏观决策上哪一项决策需要改进，哪一些需要作出新的决定。“根据使用者的需要我们把成果送上去。上面觉得你送上来的正好能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命中率比较高。”
不过，即便是与决策层关系深厚，若想影响决策也需积极游说。
过去两年，国经中心就曾对两项重要政策的落地施加了影响。2012年国经中心向中央提出：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搞国际并购，建议允许商业银行以一 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作为质押，获得央行外汇支持。而过去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必须购汇。“打了三次报告，最终获得解决。”郑新立说。
2013年，国经中心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政策最终于2013年10月初被公之于众。
“曾培炎理事长叫我们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能够把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宏观决策的政策建议提上去。”郑新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智库与 宏观决策离得太远，提不进去，也有些智库专门跟政府唱反调，更提不进去。“我们给政府提建设性意见，有可行性才提，没有可行性就不提。”
挤到高层桌上
“我们为什么能走进外围的决策圈子？一些决策仅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机构是不够的，需要依托市场的力量。”
2009年7月，刚成立不久的国经中心组织了一次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知名智库前来参加，从此让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中国传统智库的作用集中体现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体改办等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今天 活跃在官学两界的周小川、楼继伟等，他们在杜润生、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整体方案设计。
1990年代以后，这些智库大多归于沉寂，或者转型为附属于中央部委的体制内研究机构，在财务、人事编制和业务上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近五六年来，决策层逐渐发现官方智库的力量不足，开始积极引进市场派学者的力量。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还记得，他从2006年开始以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受邀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的相关专家咨询会。
“市场派学者为什么能走进外围的决策圈子？因为经济决策仅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机构是不够的，需要依托市场的力量。”滕泰说，“邀请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是有好处的，只有金融机构愿意每年花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一两百个分析师跑去调查各行业，他们对经济是最敏感的。”
民间智库由此生长起来。老牌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新锐的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博源基金会，以及研究新供给经济学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万博经济研究院等。
三中全会之前，这些独立智库几乎都成功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送抵领导层。送达的渠道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度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六个子课题都递交到相关部门，并有报告得到决策层领导的批示” 。
据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介绍，这个创立于2008年的机构，聚焦在金融领域。最初通过内参和有关领导递送一些内部报告，凭借每年举办的上百场闭门研讨会和研究成果的口耳相传积聚了一定的影响力，并进而打通了内部报送的渠道。
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影响力比较大、口碑较好的民间智库，可以通过一些半官方管道递送报告。比如，新华社内参、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对领导的秘书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
一些活跃的智库每周或每月都会向自己的官方管道递送电子版或印刷版的内部报告，但哪些会被这些“管道”遴选出来向更高级别呈送，呈送到哪个层次，他们并不知晓，除非偶尔被反馈说“领导已经批示，要求研究”。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报告并不会有反馈。
一些赢得官员信任的智库，还可能通过部委之间的“交换送件”抵达决策层——比如，国务院、央行、财政部等机构之间常会互送文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保密则是此类沟通的第一要务，“绝不会通过邮局递送”。
更多的民间智库要想“直通中南海”，则需要通过自己积累的私人关系。更有渠道的，则直接送达领导人的秘书手中，再经由他们转交。
更多的时候，智库们会多管齐下，特别是在三中全会这种要出政策的重要会议之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2013年初研究院就着手研究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提出“改革建议30条”。 四条报送通路同时进行：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将建议“直接送达有关领导”；通过内参等途径提交相关建议；报告相关部委，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在 《经济参考报》及网络全文公开这份报告，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
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些海外投行的经济学家也试图积极影响国内的改革方案。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以个人名义参加一些改革方案的研究，主要的平台是金融四十人论坛。而一位熟悉博源基金会 的海外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聚集了一些“红二代”的博源基金会对决策层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有管道。“他们跟海外很多投行比较熟，海外投行通过他们这个 管道把研究成果报到国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等确认将报告送抵领导层的智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提的一揽子建议都获得了领导人的批示。
体制内与外一起聚集
一批有学术理想的学者型官员正在自发地加入一些民间智库的讨论，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体制内外的力量都在通过智库或类似平台聚集，共同为改革寻找药方。
这也是“智库”近年来最为明显的变化。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民间智库，很多时候被外界称为“半官方”——全部自行筹资，不隶属于哪个政府机构，但活跃成员很多是现任或卸任的中高级官员。
一批有学术理想的学者型官员正在自发地加入一些民间智库的讨论，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比如，四个司局级干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牵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摇起“新供给 学派”的大旗。他们撰写的“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议稿”，于6月中旬呈报最高领导层。
而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金融40人论坛，也有相当大的官员比例。这些官员接近决策层，或者自身就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
毫无疑问，这些官员大大拓宽了所在智库影响决策的渠道。比如，2013年7月22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48次内部研讨会上，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三十余人出席会议。该论坛公开称，“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这些官员为智库带来了极为重要的真正的影响决策的能力。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在调查了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1家智库的情况后，提出“司长策国论”——在所有级别的官员中，司级官员网络对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贡献最大，动员决策资源的能力最强。
有趣的是，许多智库不仅会选择官员这条直接渠道，也会选择媒体这条间接渠道——向媒体发布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向高层“折射”。
匡贤明解释中改院同时将方案公之于众的原因：“主要考虑是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有了相关的社会需求，会对领导形成相关的改革决策有促进作用。”
不过，向媒体公开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以个人身份参与智库讨论的官员，更容易遭遇尴尬。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一个子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公开上网之后，就曾引发轩然大波。文章提到，“过去固守的实物形态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 可突破的”。在微博上，有人疯转“智库建议18亿亩红线可以突破，不拿民意当回事”的段子，这也使得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来自发改委的某位官员压力颇大。 “事实上他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报告撰写的，并不代表官方意见。”王海明说。
这使得中国的智库往往不像国外那样公开，而是刻意低调。
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提交了相关改革建言之后，也曾计划召开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公开提案内容，邀请函都已发出，但到了发布会当天却临时决定取消发布会。
民意与政策之间的缓冲垫
在中国改革充满复杂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张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分歧，很多时候研究者也难以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同一个智库内部。但这种争论，有助于决策层更好地听到社会的真实声音。
要想更好地“推销”，除了渠道，报告的包装也很重要。
呈送给领导的版本与课题组形成的报告原文往往并不相同，而是经过专门的研究员字斟句酌地重新写作，成文更加精炼、可读性强。一位参与“包装”的智库成员说，“跟记者写文章一样，讲究‘倒金字塔’结构和新闻元素，得让领导看了有阅读欲”。
比如，拟标题就是一门学问。这位人士说，“‘当下经济风险与应对’就比‘当下经济形势与应对’更能引起领导的兴趣。”
在中改院的30条方案中，成员们就曾经因此发生过争执。有人认为“治理转型”这个说法不够直接，有人则认为“改革与危机赛跑”过于尖锐。
为了方便高层领导阅读，递送的报告字体要比较大，“一般规范是办公软件的‘小三’号字”。
踩准时点，抛出有针对性的方案，也是提高命中率的“法门”。
王海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政策建议的采纳率，“最重要的还是选题，看选题在当下是不是足够重要，是不是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风险”。
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开幕第二天，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并在其后一年陆续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涵盖取消垄断和管制、人口、土地（流转）、产权、科技创新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措施，以及通过增加有效供给调控房价等思路。
选择这一时点并非偶然。“好菜要在最合适的时候上，”他感觉到新一届政府“想改革”，“而只有政府本身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推动改革，你提出的改革方案才可能被参考甚至采纳。”
“智库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是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滕泰说，“智库的你建议不能直接转化成改革方案，必须通过政治家接受和政府采纳才有现实意义。”
也有人对智库“投领导人所好”颇不以为然。
“今年参加了几个研究，有一个问题，现在更多注意力放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提法领导比较容易接受，在猜领导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比较悲哀。”一位官方智库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该更多从现实出发讨论要不要改革、怎么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先生曾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指出，成功智库需要具备的特质包括：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智库竞争的核心问题是报告的质量。”王海明说。至于如何保证质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让各方真正形成讨论甚至争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处理 方式是：保证一定的私密性，从而内部能畅所欲言；其次保证观点的独立性，内部约定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发表的所有的意见都只代表个人意见，与其所在单位立 场无关；再次，课题的评审由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做出，并形成竞争氛围。
2013年5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了《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子报告，其中提到“用3-5年时间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报告发布后，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等学者公开提出反对，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机并不成熟。
在6月底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论坛上，余永定等与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邢毓静等就此问题激烈辩论。随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加入战团：7月21 日，四十人论坛邀请争论各方坐下来开了一次内部研讨会，会上林毅夫发表演讲，之后以《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一文公开发表。
据王海明介绍，经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那次内部讨论，争论各方最终形成了改革的共识，并认为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路线图，但不必设定时间表”。
在中国改革充满复杂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张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分歧，很多时候研究者也难以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同一个智库内部。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六个子报告中，事实上围绕财税改革的有两个报告，分别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 市场》，这是因为课题组内部有不同意见。前一份报告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合作撰写的，主张事权上收、 财权维持现有格局。后一份报告由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合作撰写，主张分权合作的统一大市场。
据王海明介绍，课题组原本想把两份报告合二为一，但分歧双方均坚决反对，最后只好提交了两份思路迥异的报告。
“我主张开门搞改革，方案由专家来提，听听大家的意见，避免闭门造车。” 魏加宁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智库内外观点碰撞、充分讨论，能助推改革。在他看来，智库相当于起到民意与政府决策的缓冲垫的角色，“智库的方案亮出来，能听 听社会上真实的反应，相当于给政府一个回旋余地”。
文章来源: http://goo.gl/71LU9q
南方周末刊文解读了“三中全会前的智库方案竞赛”：
在中国改革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更为开放地倾听各方声音。而为经济与改革定调的三中全会，成为各路智库、机构与研究者们“推销”各自改革方案的隐形赛场。
不同的方案与主张，不仅在争论之中为决策提供了参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垫——这些方案公开之后的社会反应，相当于无形的“压力测试”。
2013年10月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份来自部级官方智库、简称为“383”的改革方案横空出世，迅速引发各界关注。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轰动，不仅是由于细节的丰富程度——涵盖从行政放权、打破垄断到土地制度改革等领域，以及呼应近来官方频发的改革呼声，提出了未 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也由于该报告的两位牵头者特别引人注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前者曾经是国务院前 总理朱镕基的秘书，后者则被媒体认为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经济“智囊”。
事实上，这不过是千百份试图影响决策的报告中的一份。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自称已送达决策层的方案就有10个。
除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海外投行等各种机构也以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向决策层或者公众“推销”自己的改革方案。
众多智库的运营者能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智库的重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前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对智库建设专门做了批示，要发挥智库的作用。“这一次听取智库的意见范围更广，也是因为全面改革， 涉及的领域比较多。”
“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
“我们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能够把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宏观决策的政策建议提上去。给政府提建设性意见，有可行性才提，没有可行性就不提。”
这些方案最重要的推销对象，便是决策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报告送达最高层？
在诸如国研中心、社科院这样的官方智库体系内，报告的上送下达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民间智库来说，这一环至为重要，但也至为困难。
有趣的是，在民间智库体系内，也存在“贵族”和“草根”的不同通路。
比如，郑新立所在的国经中心尽管属于资金自筹的“民间智库”，但实为民间中的“贵族”。2009年成立之初即以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
据郑新立介绍，这次国经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主题是“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具体对策和建议包括，建立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创新、放宽金融行业准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他们提出“借鉴波兰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以现有的管资产为主转变到管资本为主，把国有企业交给这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下面再 设立若干股份制公司，跟其他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在鼓励创新方面，建议“鼓励将大学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允许大学参与所得分成”。
这套方案正是由国经中心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组织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研究班子”。郑新立介绍，报告直接送给了最高层。
这个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官组成的智库，显然被“另眼相看”。据郑新立透露，国经中心有代表可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也会将一些研究课题委托国经中心研究。
国经中心里的退休官员，此前长期在国务院、中央各个部门（主要是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五个部门）工作，显然更明白 国务院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宏观决策上哪一项决策需要改进，哪一些需要作出新的决定。“根据使用者的需要我们把成果送上去。上面觉得你送上来的正好能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命中率比较高。”
不过，即便是与决策层关系深厚，若想影响决策也需积极游说。
过去两年，国经中心就曾对两项重要政策的落地施加了影响。2012年国经中心向中央提出：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搞国际并购，建议允许商业银行以一 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作为质押，获得央行外汇支持。而过去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必须购汇。“打了三次报告，最终获得解决。”郑新立说。
2013年，国经中心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政策最终于2013年10月初被公之于众。
“曾培炎理事长叫我们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能够把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宏观决策的政策建议提上去。”郑新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智库与 宏观决策离得太远，提不进去，也有些智库专门跟政府唱反调，更提不进去。“我们给政府提建设性意见，有可行性才提，没有可行性就不提。”
挤到高层桌上
“我们为什么能走进外围的决策圈子？一些决策仅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机构是不够的，需要依托市场的力量。”
2009年7月，刚成立不久的国经中心组织了一次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知名智库前来参加，从此让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中国传统智库的作用集中体现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体改办等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今天 活跃在官学两界的周小川、楼继伟等，他们在杜润生、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整体方案设计。
1990年代以后，这些智库大多归于沉寂，或者转型为附属于中央部委的体制内研究机构，在财务、人事编制和业务上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近五六年来，决策层逐渐发现官方智库的力量不足，开始积极引进市场派学者的力量。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还记得，他从2006年开始以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受邀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的相关专家咨询会。
“市场派学者为什么能走进外围的决策圈子？因为经济决策仅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机构是不够的，需要依托市场的力量。”滕泰说，“邀请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是有好处的，只有金融机构愿意每年花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一两百个分析师跑去调查各行业，他们对经济是最敏感的。”
民间智库由此生长起来。老牌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新锐的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博源基金会，以及研究新供给经济学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万博经济研究院等。
三中全会之前，这些独立智库几乎都成功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送抵领导层。送达的渠道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度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六个子课题都递交到相关部门，并有报告得到决策层领导的批示” 。
据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介绍，这个创立于2008年的机构，聚焦在金融领域。最初通过内参和有关领导递送一些内部报告，凭借每年举办的上百场闭门研讨会和研究成果的口耳相传积聚了一定的影响力，并进而打通了内部报送的渠道。
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影响力比较大、口碑较好的民间智库，可以通过一些半官方管道递送报告。比如，新华社内参、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对领导的秘书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
一些活跃的智库每周或每月都会向自己的官方管道递送电子版或印刷版的内部报告，但哪些会被这些“管道”遴选出来向更高级别呈送，呈送到哪个层次，他们并不知晓，除非偶尔被反馈说“领导已经批示，要求研究”。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报告并不会有反馈。
一些赢得官员信任的智库，还可能通过部委之间的“交换送件”抵达决策层——比如，国务院、央行、财政部等机构之间常会互送文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保密则是此类沟通的第一要务，“绝不会通过邮局递送”。
更多的民间智库要想“直通中南海”，则需要通过自己积累的私人关系。更有渠道的，则直接送达领导人的秘书手中，再经由他们转交。
更多的时候，智库们会多管齐下，特别是在三中全会这种要出政策的重要会议之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2013年初研究院就着手研究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提出“改革建议30条”。 四条报送通路同时进行：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将建议“直接送达有关领导”；通过内参等途径提交相关建议；报告相关部委，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在 《经济参考报》及网络全文公开这份报告，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
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些海外投行的经济学家也试图积极影响国内的改革方案。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以个人名义参加一些改革方案的研究，主要的平台是金融四十人论坛。而一位熟悉博源基金会 的海外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聚集了一些“红二代”的博源基金会对决策层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有管道。“他们跟海外很多投行比较熟，海外投行通过他们这个 管道把研究成果报到国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等确认将报告送抵领导层的智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提的一揽子建议都获得了领导人的批示。
体制内与外一起聚集
一批有学术理想的学者型官员正在自发地加入一些民间智库的讨论，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体制内外的力量都在通过智库或类似平台聚集，共同为改革寻找药方。
这也是“智库”近年来最为明显的变化。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民间智库，很多时候被外界称为“半官方”——全部自行筹资，不隶属于哪个政府机构，但活跃成员很多是现任或卸任的中高级官员。
一批有学术理想的学者型官员正在自发地加入一些民间智库的讨论，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比如，四个司局级干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牵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摇起“新供给 学派”的大旗。他们撰写的“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议稿”，于6月中旬呈报最高领导层。
而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金融40人论坛，也有相当大的官员比例。这些官员接近决策层，或者自身就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
毫无疑问，这些官员大大拓宽了所在智库影响决策的渠道。比如，2013年7月22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48次内部研讨会上，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三十余人出席会议。该论坛公开称，“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这些官员为智库带来了极为重要的真正的影响决策的能力。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在调查了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1家智库的情况后，提出“司长策国论”——在所有级别的官员中，司级官员网络对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贡献最大，动员决策资源的能力最强。
有趣的是，许多智库不仅会选择官员这条直接渠道，也会选择媒体这条间接渠道——向媒体发布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向高层“折射”。
匡贤明解释中改院同时将方案公之于众的原因：“主要考虑是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有了相关的社会需求，会对领导形成相关的改革决策有促进作用。”
不过，向媒体公开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以个人身份参与智库讨论的官员，更容易遭遇尴尬。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一个子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公开上网之后，就曾引发轩然大波。文章提到，“过去固守的实物形态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 可突破的”。在微博上，有人疯转“智库建议18亿亩红线可以突破，不拿民意当回事”的段子，这也使得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来自发改委的某位官员压力颇大。 “事实上他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报告撰写的，并不代表官方意见。”王海明说。
这使得中国的智库往往不像国外那样公开，而是刻意低调。
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提交了相关改革建言之后，也曾计划召开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公开提案内容，邀请函都已发出，但到了发布会当天却临时决定取消发布会。
民意与政策之间的缓冲垫
在中国改革充满复杂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张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分歧，很多时候研究者也难以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同一个智库内部。但这种争论，有助于决策层更好地听到社会的真实声音。
要想更好地“推销”，除了渠道，报告的包装也很重要。
呈送给领导的版本与课题组形成的报告原文往往并不相同，而是经过专门的研究员字斟句酌地重新写作，成文更加精炼、可读性强。一位参与“包装”的智库成员说，“跟记者写文章一样，讲究‘倒金字塔’结构和新闻元素，得让领导看了有阅读欲”。
比如，拟标题就是一门学问。这位人士说，“‘当下经济风险与应对’就比‘当下经济形势与应对’更能引起领导的兴趣。”
在中改院的30条方案中，成员们就曾经因此发生过争执。有人认为“治理转型”这个说法不够直接，有人则认为“改革与危机赛跑”过于尖锐。
为了方便高层领导阅读，递送的报告字体要比较大，“一般规范是办公软件的‘小三’号字”。
踩准时点，抛出有针对性的方案，也是提高命中率的“法门”。
王海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政策建议的采纳率，“最重要的还是选题，看选题在当下是不是足够重要，是不是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风险”。
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开幕第二天，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并在其后一年陆续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涵盖取消垄断和管制、人口、土地（流转）、产权、科技创新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措施，以及通过增加有效供给调控房价等思路。
选择这一时点并非偶然。“好菜要在最合适的时候上，”他感觉到新一届政府“想改革”，“而只有政府本身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推动改革，你提出的改革方案才可能被参考甚至采纳。”
“智库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是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滕泰说，“智库的你建议不能直接转化成改革方案，必须通过政治家接受和政府采纳才有现实意义。”
也有人对智库“投领导人所好”颇不以为然。
“今年参加了几个研究，有一个问题，现在更多注意力放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提法领导比较容易接受，在猜领导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比较悲哀。”一位官方智库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该更多从现实出发讨论要不要改革、怎么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先生曾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指出，成功智库需要具备的特质包括：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智库竞争的核心问题是报告的质量。”王海明说。至于如何保证质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让各方真正形成讨论甚至争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处理 方式是：保证一定的私密性，从而内部能畅所欲言；其次保证观点的独立性，内部约定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发表的所有的意见都只代表个人意见，与其所在单位立 场无关；再次，课题的评审由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做出，并形成竞争氛围。
2013年5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了《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子报告，其中提到“用3-5年时间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报告发布后，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等学者公开提出反对，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机并不成熟。
在6月底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论坛上，余永定等与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邢毓静等就此问题激烈辩论。随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加入战团：7月21 日，四十人论坛邀请争论各方坐下来开了一次内部研讨会，会上林毅夫发表演讲，之后以《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一文公开发表。
据王海明介绍，经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那次内部讨论，争论各方最终形成了改革的共识，并认为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路线图，但不必设定时间表”。
在中国改革充满复杂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张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分歧，很多时候研究者也难以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同一个智库内部。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六个子报告中，事实上围绕财税改革的有两个报告，分别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 市场》，这是因为课题组内部有不同意见。前一份报告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合作撰写的，主张事权上收、 财权维持现有格局。后一份报告由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合作撰写，主张分权合作的统一大市场。
据王海明介绍，课题组原本想把两份报告合二为一，但分歧双方均坚决反对，最后只好提交了两份思路迥异的报告。
“我主张开门搞改革，方案由专家来提，听听大家的意见，避免闭门造车。” 魏加宁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智库内外观点碰撞、充分讨论，能助推改革。在他看来，智库相当于起到民意与政府决策的缓冲垫的角色，“智库的方案亮出来，能听 听社会上真实的反应，相当于给政府一个回旋余地”。
文章来源: http://goo.gl/71LU9q
笑蜀：从《公报》看中国政治格局走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更多细节尚未公布，目前公布的，仅一个会议公报而已。会议公报一般都很原则，而且当局往往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据此解读三中，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即便如此，三中的大致意图，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眉目来的。
首要的一个意图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新设立的两大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 能就是这两个层面的集权。他们不仅是政治设计院，垄断重大决策，以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对决策的干扰，使重大决策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更负督战之责，即监督 地方和部门执行情况，保证决策落实到位，让官僚集团很难像过去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再打折扣。
两大超级机构而外，更有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目的都是提升执行力，保证令行禁止，保证官僚集团忠实执行指令，以从根本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
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所谓“集体总统制”即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以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领袖或元首并督战官僚集团。相应地，国家体制也会重大变化，即国家元首将从传统的荣誉职位，转为相当程度的实职。
这点从三中会议实况也能看出端倪。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仅见。
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看，习近平出席的三中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了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集权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中的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即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 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白手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巧取豪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把共 产党当垃圾桶，利益是自己的，骂名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空前的信用危机和统治危机，给了最高层空前的压力。9月17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不做末 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因此有强大动力：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危机深重，这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在于，他们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本 身、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
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即换上一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先进分子，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 产党就还有前途。何况，就经济上而言，虽然下行期不可避免，但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日子还是好过得多，而且手上也还有牌可打。所以他们坚信：共产党统治必须 捍卫，共产党统治也能够捍卫。关键只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此次三中全会，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努力。
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即相对政权、相对共产党统治而言。体的问题上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 了“体”，其他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利益不是问题，原则上没有任何不能动摇的具体的特殊利益， 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用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不能改。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是从红军换装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就三中全会公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经济改革、反腐败、限 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承诺，三中之后都会努力兑现。但问题在于，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 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就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风险自不待言，随时可能翻船。为此更必须高度 集权，以随时应付不测。就此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是紧急保卫体制。
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 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在认知上他 们已经落后于时代，即时代的需求已经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是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全面改 革”回避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在哪？反宪 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 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奇迹。
但是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到底何去何从，且拭目相待。
文章来源: http://goo.gl/cazkMw
首要的一个意图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新设立的两大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 能就是这两个层面的集权。他们不仅是政治设计院，垄断重大决策，以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对决策的干扰，使重大决策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更负督战之责，即监督 地方和部门执行情况，保证决策落实到位，让官僚集团很难像过去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再打折扣。
两大超级机构而外，更有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目的都是提升执行力，保证令行禁止，保证官僚集团忠实执行指令，以从根本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
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所谓“集体总统制”即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以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领袖或元首并督战官僚集团。相应地，国家体制也会重大变化，即国家元首将从传统的荣誉职位，转为相当程度的实职。
这点从三中会议实况也能看出端倪。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仅见。
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看，习近平出席的三中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了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集权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中的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即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 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白手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巧取豪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把共 产党当垃圾桶，利益是自己的，骂名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空前的信用危机和统治危机，给了最高层空前的压力。9月17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不做末 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因此有强大动力：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危机深重，这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在于，他们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本 身、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
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即换上一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先进分子，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 产党就还有前途。何况，就经济上而言，虽然下行期不可避免，但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日子还是好过得多，而且手上也还有牌可打。所以他们坚信：共产党统治必须 捍卫，共产党统治也能够捍卫。关键只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此次三中全会，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努力。
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即相对政权、相对共产党统治而言。体的问题上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 了“体”，其他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利益不是问题，原则上没有任何不能动摇的具体的特殊利益， 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用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不能改。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是从红军换装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就三中全会公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经济改革、反腐败、限 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承诺，三中之后都会努力兑现。但问题在于，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 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就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风险自不待言，随时可能翻船。为此更必须高度 集权，以随时应付不测。就此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是紧急保卫体制。
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 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在认知上他 们已经落后于时代，即时代的需求已经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是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全面改 革”回避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在哪？反宪 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 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奇迹。
但是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到底何去何从，且拭目相待。
文章来源: http://goo.gl/cazkMw
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改革起草小组李克强无份 中纪委扩权后王歧山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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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三中全會宣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引起全球關注。 |
刚于周二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乃指导未来9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文件之一。
但是起草文件小组中，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任副组长，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起草小组内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关注“习李体制”是否起了变化。
香港《明报》报道，由于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自从朱镕基1998年出任总理以来，包括其继任人温家宝在内，一 直是由总理主掌经济事务及经济改革，此番李克强没有参与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工作，引起外界猜疑，他会否连手上仅有的经济大权亦已旁落？
北京独立政治学者、资深记者高瑜表示：“由于《决定》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按理应该总理是领导小组的组长，下面再来一个写作班子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仅没有总理，还来了一个管宣传的刘云山当副组长，那就很奇怪了。”
高瑜回忆说：“1958年6月，毛泽东召开一个会议，批判周恩来‘再倒退一步就成右派了’，然后将周的国务院属下5个部门，连人带马全收归党中央， 令周成了光棍司令。两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全民大炼钢和大跃进等主张。按中共历史，现在习近平做法跟毛泽东很相像，可能反映了习在仿效毛的 作风： ‘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北京另一独立学者陈子明说：“由张（高丽）代李（克强），是习（近平）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一种表示。”
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虽然李克强没有参加此次三中《决定》写作小组，但并不一定意味他就没有机会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副组长， 正如中共十三大的相关文件由杨尚昆起草，但事后他功成身退，“因此我估计李克强仍有机会担任小组副组长”，但强调“必须密切关注李克强未来的动向”。
中纪委扩权 王歧山坐大
香港各大报纸星期六（11月16日）继续对中国官方全文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及相关决定内容进行解码。
香港《苹果日报》的标题是：“中纪委扩权，王歧山坐大——施政改革事无巨细，政改零进展”。该报称，中共当局昨晚仓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出乎意料”。
该报说，废除劳教、一孩政策和高中文理分科等作法可谓力度不小，“简直是事无巨细”。虽然政改无动静，但政治局常委原本排倒数第二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借反腐败和党纪监察的新政，隐隐坐大，有和习近平、李克强构成铁三角，甚至打造“习王体制”之势。
“习王体制”?
王歧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
《苹果日报》说，王歧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这次的决定就为其再增添利器：各级纪委被要求“加强同级别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而且推动纪委的双重领导。
该报解读说，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确有不少开放的措施，但政治方面不但坚持军政都要“听党指挥”，更加强意识形态管控，把严格管互联网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
《明报》则以“改革起草小组，李克强无份”为题分析说，由于此次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但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小组中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关注“习李体制”是否起了变化。
该报还引述学者分析称，习近平揽权的做法跟毛泽东很相象，“可能反映了习在效仿毛的作风”。
英文《南华早报》说，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回应长久以来的呼吁，同意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并决定结束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政策。该报说，中共宣布取消劳教制度受到欢迎，但外界担心当局今后在“维稳”局面下以另一种法外制度惩罚同样的群体。
该报引述习近平对全会决定的解释说，改革是团结民众并使国家能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唯一方法。
双重压力
《星岛日报》则表示，中共三中全会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官方引述习近平在全会上解释说，当前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须塔建“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该报说，三中全会设定解放军编制改革方向，专家估计中国今后有望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并扩充海空军。该报引述分析人士说，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即在各总部、军区、司令部之上，设立最高的统一指挥机关，在采取军事行动上，做到更迅速、更准确，与成立国安会相呼应。
此外，三中全会决定还指出，将调整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文章来源: http://goo.gl/ySJQz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1）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 有，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 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 补市场失灵。
（4）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 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6）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 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 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０二０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 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 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 政垄断。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8）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 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10）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 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1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 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 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12）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 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 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1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 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 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 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1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 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 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 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 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 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16）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 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17）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 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 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 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18）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 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 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19）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 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 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 任。
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20）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 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 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 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21）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 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 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2）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 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 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 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 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 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 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 土地利用率。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24）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25）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 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
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
（26）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 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 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27）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 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8）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 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提 出规划，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进行协商。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 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 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
（29）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 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九、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0）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 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3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2）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33）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34）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5）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36）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37）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 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 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 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
（39）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 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 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40）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 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41）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 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42）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 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 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 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推进学前教育、特殊 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 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 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43）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 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 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把未就业的纳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 备活动之中，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44）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 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 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45）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 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 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46）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完善合理分级诊疗 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 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7）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 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 求。
（48）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 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 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49）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50）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5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 值考核。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53）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 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 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 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54）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55）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 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构和指 挥管理体制。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56）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
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健全完善经费物资管理标准制度体系。深化预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资采购和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
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改进部队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
（57）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 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 度。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深化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法规制度。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 体制机制。
十六、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58）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 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 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59）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 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 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 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
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 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 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 地。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
（60）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
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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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现在，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 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 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
4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普遍表示赞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同志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决定起草工作。
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2次分别审议决定，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从反馈情况看，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 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共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整理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对全会决定作出重要修改。
二、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
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 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三是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 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 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 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经济方面开6条（第二至第七部分），政治方面开3条（第八至第十部分），文化方面开1条（第十一 部分），社会方面开2条（第十二至第十三部分），生态方面开1条（第十四部分），国防和军队方面开1条（第十五部分）。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 导，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这里，我想就全会决定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介绍一下中央的考虑。
第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 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 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 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 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 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 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 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 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 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弥补市场失灵。
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 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 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 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 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全会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 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 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 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 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 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 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 制度保障。现行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
全会决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 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 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到位。中央已经明确，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第四，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 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全会决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 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 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 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 体系。
第五，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 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 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 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第六，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规范减刑、假 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 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关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主要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 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体现强 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 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些措施都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八，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 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 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目的是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第九，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 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 对这一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 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 监督。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 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第十一，关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 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三、关于讨论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讨论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要求。
第一，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 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 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 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推进改革。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 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 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 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第三，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 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 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 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1）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 有，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 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 补市场失灵。
（4）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 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6）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 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 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０二０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 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 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 政垄断。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8）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 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10）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 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1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 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 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12）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 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 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1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 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 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 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1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 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 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 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 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 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16）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 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17）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 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 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 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18）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 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 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19）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 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 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 任。
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20）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 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 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 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21）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 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 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2）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 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 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 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 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 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 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 土地利用率。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24）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25）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 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
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
（26）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 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 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27）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 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8）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 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提 出规划，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进行协商。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 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 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
（29）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 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九、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0）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 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3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2）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33）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34）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5）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36）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37）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 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 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 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
（39）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 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 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40）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 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41）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 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42）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 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 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 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推进学前教育、特殊 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 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 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43）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 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 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把未就业的纳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 备活动之中，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44）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 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 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45）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 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 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46）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完善合理分级诊疗 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 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7）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 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 求。
（48）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 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 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49）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50）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5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 值考核。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53）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 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 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 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54）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55）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 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构和指 挥管理体制。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56）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
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健全完善经费物资管理标准制度体系。深化预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资采购和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
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改进部队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
（57）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 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 度。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深化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法规制度。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 体制机制。
十六、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58）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 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 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59）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 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 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 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
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 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 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 地。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
（60）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
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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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现在，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 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 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
4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普遍表示赞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同志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决定起草工作。
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2次分别审议决定，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从反馈情况看，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 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共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整理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对全会决定作出重要修改。
二、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
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 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三是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 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 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 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经济方面开6条（第二至第七部分），政治方面开3条（第八至第十部分），文化方面开1条（第十一 部分），社会方面开2条（第十二至第十三部分），生态方面开1条（第十四部分），国防和军队方面开1条（第十五部分）。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 导，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这里，我想就全会决定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介绍一下中央的考虑。
第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 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 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 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 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 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 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 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 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 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弥补市场失灵。
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 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 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 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 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全会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 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 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 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 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 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 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 制度保障。现行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
全会决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 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 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到位。中央已经明确，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第四，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 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全会决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 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 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 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 体系。
第五，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 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 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 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第六，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规范减刑、假 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 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关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主要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 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体现强 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 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些措施都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八，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 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 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目的是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第九，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 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 对这一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 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 监督。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 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第十一，关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 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三、关于讨论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讨论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要求。
第一，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 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 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 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推进改革。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 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 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 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第三，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 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 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 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
三中全会陷改革悖论 习近平揽权因政治斗争
各界继续对中共三中全会进行各类解读。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陷入改革悖论，由政府推动的改革会伤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尤使国企改革难以进行。而对于传闻习近平将挂帅国安会及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有评论认为，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无法改革，习近平揽权恐怕更多涉及党内政治斗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周二发布公报。尽管《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尚未公开发表，会议内情也未透露，但公报仍然引发热议。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会议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是政治领域，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经济学家许小年周三撰文称：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
香港《苹果日报》周四的报道引述知情者表示，三中全会通过国企改革方案，要求国企与民分利，增加其上缴利润，每年利润的30%拨归有关基金，这一目标要在2020年达成。
不过，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经济学家赵晓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则对此提出质疑。
他说：”在这个公告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内容。这个提法提了好多年，大家都希望卖掉一部分国企，或者用国企的收益来充实社保，然后更好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挺难的，这里面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挠。”
记者：”也就是您认为国企这一块暂时还是动不了的是这样吗？”
赵晓：”我看不乐观，这次国企改革提都没提，还说要继续发挥国企主导性的作用，那么这跟前面说的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是矛盾的。所以我觉得这话都说得很漂亮，可是搁在一块说就说不起来。”
《苹果日报》也引述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上市国企董事长和高官都是政府委派，并非股东会选出，年薪动辄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他们与政府互相勾结，要改革谈何容易。
赵晓认为，这次的公报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有新意的提法，但能否落实、如何落实，仍有待观望。而从安徽试点流转土地建立交易市场来看，土地改革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十八大所提出的内容。
他又表示，公报之所以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或许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利益集团的拦阻，而为了令文件能够出台，中共高层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及让步；其二则是留待未来的改革领导小组来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此前，外界盛传三中全会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将由习近平挂帅。不少评论担忧这是习揽权之举，并会架空国务院的权力。
而香港《经济日报》周四的社评认为：上届胡温政府由国务院担改革重任，惟十年来改革无成，关键正是地方诸侯、国企等利益集团阻力极大，在领导人权威 不足、政府权力不够的情况下，缺乏政治能量推开改革拦路石。今届习李班子应汲取了此教训，深知只有中央集权，树立更大政治权威，才有望从上而下力推改革， 打破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困。
该社评同时表示，中央集权不能是专权，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遏制利益集团上，中央与人民利益一致。故中央集权应非收缴人民权力，反而应力推民主、法制，向人民放权。
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改革，因此还权于民也难以实现。而习近平揽权更多的是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
“还是和江的势力的一种博弈。据 我了解，那个安全委员会早就存在的，只是没有浮到水面，他就是几个大佬，江是任主任，胡是副主任，但是下面各种办公厅、警卫局的机构都没有，当然是江要垂 帘听政，几个大佬一分，就把胡的作为军委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权力就给制约了。现在习是把它给浮到水面上来了，要把这么一个机构给设起来，那当然是对 付江了。我认为更严重的这里面包含了改朝换代的那种政治斗争。”
高瑜又表示，即使习近平集权于一身，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未必会受到动摇。
“这个体制就是保护（利益集团）的。从邓小平、李鹏家族，哪个家族不都是利益集团？但是他们的利益丝毫不会被动摇，甚至有的还是结盟的。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
现时太子党掌控国企的情况比比皆是：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子女分别任职中移动副总裁及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则是前总理李鹏之女，而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刘乐飞的父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文章来源: http://goo.gl/5MZpPh
莫须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被刘云山帮习近平领导的党国宣传机器事先铆足了劲虚张声势了一番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完全没有纳入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是预料之中的，会后的”公报”中唯一令外界感觉好奇的内容不过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 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公报出台之后，笔者关注到的外界媒体之质疑的典型内容之一是”由于国安委成立的消息是在此次三中全会闭幕后发出，那它究竟是一个党内机构还是一个政府机构？”
比提出上述疑问的媒体更缺乏常识的是维基百科中文版，抢在此次三中全会公报发出的同一天就编造出一个全新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具 体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是于2013年11月12日，经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的组 织……但具体职能和责任还未向公众披露。”
有样学样的”互动百科”也在同一时间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词条中的解释是”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明明知道是中共中央的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这个机构的全称自然应该是”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怎么会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和”中央政法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治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一个道理。
当然，为了这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活动，特别是对美交往的方便，日后的中共政权有可能会让这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打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招牌，就如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外交流时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招牌一样，但这个”可能”即使是已经在习近平等 中共决策者的内部会议上已有共识，也必须因为是要增设一个”国家机构”而先要有一个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然后再由全国人大会议”立法（修法）”才 能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程序”，虽然月球人都知道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中共一党专制的一块遮羞布而 已，但在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一份全会公报内容中也才又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见习近平真得还是没 有利令智昏到公开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取代全国人大会议向国家宪法里补充内容的地步。
如果习近平已经认为这个正式对内对外挂牌营业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有必要象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会一样，对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招牌，那么从规格上讲因为没有可能会象”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打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招牌一样—-只是假装成一个”国务院行政机构”， 那么它就只能如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外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招牌一样，被假装成”国家（政权）机构”，而不是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外界质疑 声中所说的”政府（行政）机构”，国家机构之一的国务院下属的各部委才是所谓的”政府机构”，如果肯定会由习近平挂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列为”政府机构” 之内，岂不意味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了习近平的上级了？
共产党中国的现行宪法第三章是”国家机构”，第一至七节分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见未来如果会有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招牌 面世，其前提应该是把现行宪法的第三章里增加一个专节，而修改宪法还不是据说一见习近平都不敢冒然就坐的张德江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现行宪法规 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 过”。
当然，如果习近平计划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平级机构并认为有必要对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招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 员肯定都会同意，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修宪”过程肯定也会高票通过，但在这个”可能会有”的过程完成之前，在中国大陆上还只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不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不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法委员会”是一个道理。
中共此届三全全会”公报”面世之后，比笔者前文所引述的维基百科和互动百科更为”前卫”的百度百科更为搞笑，不但和前述两个”百科”争先恐后地推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词条，甚至连会徽都帮已经被内定宣布兼任该委员会之”委员长”的习近平设计好了，词条内容中更是照炒境外媒体中的”权 威内幕消息” 内容，楞说”（在共产党中国的）常设机构中，该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
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怎么会是”国家机构”？此其一。其二，众所周知，在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或者干脆说也没有那个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成立并 一直是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之前，中共政权的所谓五大中央领导机构（内部的说法是”五大班子”或 者”五套领导班子”）应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比如象给邓小平等人治丧等的公告内容都是这五大机构并列齐名。
那么如今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就是把所谓”议事协调机构”变成党中央下属的”常设机构”，而这个常设机构是如 同中央军委一样被定性为某一领域的”领导机构”还是被定义为”职能机构”，不久之后即见分晓，中共政权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定义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定义则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常设机构。它既是政法部门，又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 门……”两者之间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过去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央政法委的上级的角色，所以如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定义为这个领域的”最高领导机构” 的可能性较大，但即使这样它也不会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上级，更不会取代中央军事委员会。未来从精兵简政和防止政出多门的角度出发，习近平一时心血来潮下 令撤消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将其职能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在此前提下，这个委员会可能就没有必要经历一场修改宪法的麻烦对外打出一个”国家机构”的招牌了。此其一。其二，即使是前面分析的可能全部都成为现 实，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过是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平起平坐，届时一定要把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等并称为中共几大机构的话，就应该是六大机构而不是五 大机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文章来源: http://goo.gl/fDgvZj
智谷趋势｜用这种方法可分析出国安委采取美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
按：对三中全会公报的1500万份解读，基本都是点评式。这篇文章是目前最具大视野最有逻辑美的分析，把当前的经济大势、政治逻辑与公报融合，值得收藏阅读。
用这种方法可分析出国安委采取美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智谷趋势
文|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研究员 徐彪
一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键性问题就一个：为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我们先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以美国为例，国安委由总统任主席，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为法定的正式成员。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分别以军事顾问、情报顾问身份法定列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向总统提 出建议；协助总统制定、审查并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
如果中国的国安委比照美国版本，那就更多是一个联络协调机制。并不直接决定下面“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的人事任免，也不改变以上部门的事权汇报对象。
但是呢，除美国版本外，还有一个样板，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版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听过的人不多，但他的别名您一定如雷贯耳——克格勃。克格勃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这是一个实职常设机构。
三中全会公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我们无从猜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底偏实还是偏虚。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完全偏虚，似 乎没必要在三中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布。如果完全偏实，这将引发军队、情报和外交三个条线大地震（还有比更换上级机关更震动的事情么？）。
比较中庸的猜测是，国安委介于虚实之间。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窥视国安委到底是战略制定机构，还是人权事权一把抓的机构呢？答曰有的。等公告，公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具体构成，如果成员涵盖武装力量、情报和外交主管部门的所有一把手，大概率来说就是偏战略制定。如果成员很精简，大概率来说，就是偏实。
无论虚实，都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小觑国安 委。因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xx委员会”和“xx领导小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例而言，只要提及人事，大家首先会想起中组部。但在中组部上面，还有 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组，叫“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很快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中组部部长传统上会担任中央党建小组的副组长，组 长是谁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编者注：现为刘云山）。哪怕从字面上理解，党建工作都应该是包含组织工作的，但组织工作无法涵盖党建工作。
二
我们接着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从来都不缺各种领导小组。但是呢，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只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管党建，中央宣 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管意识形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经济建设。你见到过横跨小组或者委员会的超级小组么？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出现，将打破历史 和惯例。它存在意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但凡需要“深化改革”的，都和这个新领导小组有关。小组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取决于哪些 领域需要深化。标准答案来自三中全会公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无一漏网！当然，范围宽 本身并不代表明朝内阁决策体系将昨日重现，这个新诞生的领导工作小组能做到什么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唯有时间能回答。
三
梳理完国安委和深改小组，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模糊但大致正确的结论：组织架构方面在调整，所有的调整有利于增强中央对全领域的掌控力。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呢？
国安委的设立对应着我们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分量的理由，我们很难想象一届新领导上台半年就能协调如此多部门折腾出这么大动静。至于具体理由，可以一字不易地摘抄我们4月底在《大视角才有大解读：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一文中提出的看法：
“从我们掌握的事实来推断，第一种可能性（和平方式再平衡）正在不断缩减（证据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一拖再拖），而第二种可能性（冲突 方式再平衡）正在不断放大（证据之一是叙利亚和钓鱼岛局势一再升温）……如果第二种可能性的临界点（军事介入叙利亚或者钓鱼岛爆发武装冲突或者伊朗宣布核 爆）已经就在眼前，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发生剧变。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经济工作的重心需要转变，从专注于国内的发展逐步转向更多专注于国内的稳定（本次会议提出“做好重要商品储备吞吐和进出口调节工作，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增加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以及“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都可纳入求稳的范畴）。为了提升全盘应对的统筹性，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需要部分上收，政治局将拥有更为直接的话语权。为了提升全盘应对的时效性，用政治局常委会议取代政治局全体会议，常委会将越来越多地替代政治局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
总结一下，当我们理解国安委的时候，首先需要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钓鱼岛是一个火药桶，国安委的设立，既是对局势的应激反应，也是符合本届董事局利益的选择。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演化，只要这个方向不变，大概率来说，军工类的股票存在持续的投资机会。哪怕你未必立即持有，至少也要将其留在视野范围内。
四
深改小组的设立则更多对应着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然是深水区，就有呛水甚至淹死的风险。未雨绸缪，需要“顶层设计”。不管你是谁，在搞顶层设计的时候，都会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
第一个坎来自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增长取决于供给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供给端增长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需求，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次贷危机除 外），几乎都是过剩危机。而中国恰恰面临这样的两难：一方面“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另一方面需求却日渐疲弱。归根结 底，我们需要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中找到可持续的来源，消费变量很稳定，过去这么多年增速主要跟名义利率走，所以没啥花头。净出口方面，无论当期还是可见 的未来，似乎都看不到趋势向好的信号。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周边环境趋于恶化的时候，怎么可能出口有大起色呢？过去两年美国经济持 续复苏，今年开始欧洲经济也复苏，中国外需始终不振便是明证。算来算去，只剩下一个投资。展望未来，在中国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唯有启动城镇化。而城镇 化的实质是农民进城，进城后生活方式转变，带来消费提升，但总规模相对有限。大头在城镇化投资上，一个农民进城，所需要的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和住房投资， 无一例外都是拉动需求的大户。所以呢，中央一直在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是你要让农民真正搬进城安家落户。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农民进城要 花钱，吃穿住用无一例外都需要用钱，尤其是住房。钱从哪里来呢？打工赚钱可以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剩下的，比如说首付款，则需要一笔财产性收入来弥补。这就引申出三中全会公告中第一个超预期的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这个提法本身，并不算新。但是具体用法上，却体现出显著的超预期。最早的时候，当我们提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时，喜欢用的词汇是“探索”， 慢慢时间往后推，“探索”被“逐步”所取代，等到到三中全会公告时，终于扬眉吐气摘掉了所有帽子。这就意味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即将破冰！
为啥说它超预期呢，原因很简单。城乡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市场，多多少少是会损害到地方政府利益的。过去这么多年，之所以宅基地入市搞不起来，所有障碍的根子就在土地财政上。推动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意味着中央下定决心，去啃下央地关系调整这根硬骨头。
而央地关系的事儿，说了没有五年，也有八年。这背后，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利益分配格局。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相比而言，中央是穷方丈，地方是富和尚。但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相匹配，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任，一 不小心中央成了富方丈，而地方政府们成了穷和尚。穷和尚要花钱谋发展，怎么办呢？只好到处借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随之显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 来越深。有问题，自然会引发各方热议吐槽。所以财税体制改革的事儿，几乎年年说月月说，但真正给力的解决方案却始终不见出炉。总结一句话：调整央地关系， 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这就牵引出第二个超预期的点：财税体制改革。
此次会议，用了整整一段话来描绘财税体制改革蓝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 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 适应的制度。
将财税体制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并将其视为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并不多见。既然捧的这么高，自然需要有政策跟进。所以，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块很有可能也会超预期。更多细节，需要关注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五
第二个坎来自所有制，上次大理闭门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就曾坦言：有两个问题争议很大，一个 是土地问题，还有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不少人认为，如果触及这两块，中国的颜色就要发生变化。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土地背后是农民问题，国企背后是所有制 问题。土地这块已经启动，但是国企改革看上去却似乎步履维艰。
全会召开前，市场对国企改革寄予厚望，公告发布后，大家发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句话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纷纷惊呼“低于预期”。
的确，如果我们希望一步到位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确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环比的角度出发审视问题，就会发现：情况似乎也没有大家预计的那么糟糕：
改变之一：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变之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7大报告里曾经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18大报告中不再出现，此次公报中再次提及且多了“积极”二字，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出现差异，这是较为少见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重要的伏笔，彰显本届政府将从产权角度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
六
总结而言，对于此次会议的评价，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一点：国安委和深改组的设立，彰显中央对内和对外啃硬骨头的决心。至于结果能否安然涉险滩，本质上取决于你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如果是前者，你可以盖个帽子：所有的集权都不利于改革，然后扬长而去。如果是后者，你可以喜滋滋地想：加强中央权威，才能高效应对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将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解决掉
七
落到投资上，主要是以下几块值得关注：
一、是军工板块，理由不再赘述。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收益板块，具体思路需要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定。
三、是农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储备丰富的上市公司：土地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经营承包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拥有大量农地的企业有望受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从最早的“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到“逐步建立”，再到三中全会公告中的“建 立”，显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有望进入实质破冰阶段
四、是拥有自然资源产权的上市公司：在生态文明方面，本次公报的最大变化出现在“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其核心在于“产权制度”。这意味着，未来将在严格管理用途的前提下，将动用产权制度的变革，例如通过产权交易来推 动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国企改革方面，虽然公告低于预期，但并不排除自下而上（地方先改）和股权激励先行的可能性，还是那句话，静候《决定》及消息。
文章来源: http://goo.gl/ZM6yXa
用这种方法可分析出国安委采取美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智谷趋势
文|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研究员 徐彪
一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键性问题就一个：为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我们先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以美国为例，国安委由总统任主席，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为法定的正式成员。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分别以军事顾问、情报顾问身份法定列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向总统提 出建议；协助总统制定、审查并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
如果中国的国安委比照美国版本，那就更多是一个联络协调机制。并不直接决定下面“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的人事任免，也不改变以上部门的事权汇报对象。
但是呢，除美国版本外，还有一个样板，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版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听过的人不多，但他的别名您一定如雷贯耳——克格勃。克格勃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这是一个实职常设机构。
三中全会公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我们无从猜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底偏实还是偏虚。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完全偏虚，似 乎没必要在三中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布。如果完全偏实，这将引发军队、情报和外交三个条线大地震（还有比更换上级机关更震动的事情么？）。
比较中庸的猜测是，国安委介于虚实之间。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窥视国安委到底是战略制定机构，还是人权事权一把抓的机构呢？答曰有的。等公告，公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具体构成，如果成员涵盖武装力量、情报和外交主管部门的所有一把手，大概率来说就是偏战略制定。如果成员很精简，大概率来说，就是偏实。
无论虚实，都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小觑国安 委。因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xx委员会”和“xx领导小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例而言，只要提及人事，大家首先会想起中组部。但在中组部上面，还有 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组，叫“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很快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中组部部长传统上会担任中央党建小组的副组长，组 长是谁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编者注：现为刘云山）。哪怕从字面上理解，党建工作都应该是包含组织工作的，但组织工作无法涵盖党建工作。
二
我们接着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从来都不缺各种领导小组。但是呢，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只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管党建，中央宣 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管意识形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经济建设。你见到过横跨小组或者委员会的超级小组么？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出现，将打破历史 和惯例。它存在意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但凡需要“深化改革”的，都和这个新领导小组有关。小组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取决于哪些 领域需要深化。标准答案来自三中全会公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无一漏网！当然，范围宽 本身并不代表明朝内阁决策体系将昨日重现，这个新诞生的领导工作小组能做到什么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唯有时间能回答。
三
梳理完国安委和深改小组，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模糊但大致正确的结论：组织架构方面在调整，所有的调整有利于增强中央对全领域的掌控力。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呢？
国安委的设立对应着我们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分量的理由，我们很难想象一届新领导上台半年就能协调如此多部门折腾出这么大动静。至于具体理由，可以一字不易地摘抄我们4月底在《大视角才有大解读：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一文中提出的看法：
“从我们掌握的事实来推断，第一种可能性（和平方式再平衡）正在不断缩减（证据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一拖再拖），而第二种可能性（冲突 方式再平衡）正在不断放大（证据之一是叙利亚和钓鱼岛局势一再升温）……如果第二种可能性的临界点（军事介入叙利亚或者钓鱼岛爆发武装冲突或者伊朗宣布核 爆）已经就在眼前，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发生剧变。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经济工作的重心需要转变，从专注于国内的发展逐步转向更多专注于国内的稳定（本次会议提出“做好重要商品储备吞吐和进出口调节工作，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增加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以及“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都可纳入求稳的范畴）。为了提升全盘应对的统筹性，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需要部分上收，政治局将拥有更为直接的话语权。为了提升全盘应对的时效性，用政治局常委会议取代政治局全体会议，常委会将越来越多地替代政治局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
总结一下，当我们理解国安委的时候，首先需要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钓鱼岛是一个火药桶，国安委的设立，既是对局势的应激反应，也是符合本届董事局利益的选择。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演化，只要这个方向不变，大概率来说，军工类的股票存在持续的投资机会。哪怕你未必立即持有，至少也要将其留在视野范围内。
四
深改小组的设立则更多对应着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然是深水区，就有呛水甚至淹死的风险。未雨绸缪，需要“顶层设计”。不管你是谁，在搞顶层设计的时候，都会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
第一个坎来自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增长取决于供给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供给端增长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需求，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次贷危机除 外），几乎都是过剩危机。而中国恰恰面临这样的两难：一方面“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另一方面需求却日渐疲弱。归根结 底，我们需要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中找到可持续的来源，消费变量很稳定，过去这么多年增速主要跟名义利率走，所以没啥花头。净出口方面，无论当期还是可见 的未来，似乎都看不到趋势向好的信号。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周边环境趋于恶化的时候，怎么可能出口有大起色呢？过去两年美国经济持 续复苏，今年开始欧洲经济也复苏，中国外需始终不振便是明证。算来算去，只剩下一个投资。展望未来，在中国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唯有启动城镇化。而城镇 化的实质是农民进城，进城后生活方式转变，带来消费提升，但总规模相对有限。大头在城镇化投资上，一个农民进城，所需要的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和住房投资， 无一例外都是拉动需求的大户。所以呢，中央一直在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是你要让农民真正搬进城安家落户。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农民进城要 花钱，吃穿住用无一例外都需要用钱，尤其是住房。钱从哪里来呢？打工赚钱可以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剩下的，比如说首付款，则需要一笔财产性收入来弥补。这就引申出三中全会公告中第一个超预期的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这个提法本身，并不算新。但是具体用法上，却体现出显著的超预期。最早的时候，当我们提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时，喜欢用的词汇是“探索”， 慢慢时间往后推，“探索”被“逐步”所取代，等到到三中全会公告时，终于扬眉吐气摘掉了所有帽子。这就意味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即将破冰！
为啥说它超预期呢，原因很简单。城乡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市场，多多少少是会损害到地方政府利益的。过去这么多年，之所以宅基地入市搞不起来，所有障碍的根子就在土地财政上。推动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意味着中央下定决心，去啃下央地关系调整这根硬骨头。
而央地关系的事儿，说了没有五年，也有八年。这背后，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利益分配格局。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相比而言，中央是穷方丈，地方是富和尚。但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相匹配，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任，一 不小心中央成了富方丈，而地方政府们成了穷和尚。穷和尚要花钱谋发展，怎么办呢？只好到处借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随之显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 来越深。有问题，自然会引发各方热议吐槽。所以财税体制改革的事儿，几乎年年说月月说，但真正给力的解决方案却始终不见出炉。总结一句话：调整央地关系， 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这就牵引出第二个超预期的点：财税体制改革。
此次会议，用了整整一段话来描绘财税体制改革蓝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 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 适应的制度。
将财税体制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并将其视为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并不多见。既然捧的这么高，自然需要有政策跟进。所以，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块很有可能也会超预期。更多细节，需要关注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五
第二个坎来自所有制，上次大理闭门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就曾坦言：有两个问题争议很大，一个 是土地问题，还有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不少人认为，如果触及这两块，中国的颜色就要发生变化。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土地背后是农民问题，国企背后是所有制 问题。土地这块已经启动，但是国企改革看上去却似乎步履维艰。
全会召开前，市场对国企改革寄予厚望，公告发布后，大家发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句话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纷纷惊呼“低于预期”。
的确，如果我们希望一步到位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确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环比的角度出发审视问题，就会发现：情况似乎也没有大家预计的那么糟糕：
改变之一：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变之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7大报告里曾经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18大报告中不再出现，此次公报中再次提及且多了“积极”二字，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出现差异，这是较为少见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重要的伏笔，彰显本届政府将从产权角度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
六
总结而言，对于此次会议的评价，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一点：国安委和深改组的设立，彰显中央对内和对外啃硬骨头的决心。至于结果能否安然涉险滩，本质上取决于你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如果是前者，你可以盖个帽子：所有的集权都不利于改革，然后扬长而去。如果是后者，你可以喜滋滋地想：加强中央权威，才能高效应对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将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解决掉
七
落到投资上，主要是以下几块值得关注：
一、是军工板块，理由不再赘述。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收益板块，具体思路需要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定。
三、是农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储备丰富的上市公司：土地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经营承包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拥有大量农地的企业有望受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从最早的“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到“逐步建立”，再到三中全会公告中的“建 立”，显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有望进入实质破冰阶段
四、是拥有自然资源产权的上市公司：在生态文明方面，本次公报的最大变化出现在“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其核心在于“产权制度”。这意味着，未来将在严格管理用途的前提下，将动用产权制度的变革，例如通过产权交易来推 动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国企改革方面，虽然公告低于预期，但并不排除自下而上（地方先改）和股权激励先行的可能性，还是那句话，静候《决定》及消息。
文章来源: http://goo.gl/ZM6yXa
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
盘点三中政坛人事 破九龙治水
北京时间11月12日，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在当天下午5时许，会议所形成的公报内容开始被媒体陆续播发。除了政策层面，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官方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机构。这两个机构将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掌握多少权力，谁会成为领导者，又有谁会参与其中、成为核心成员，这种人事变动是否会引起政坛
连锁反应……种种猜测所推导出的结论似乎是在三中这个本不应发生过多人事调动的高层会议后，有可能将发生中国政坛再一轮的洗牌、调整、布局，同时也被解读为暗示中央集权的加强，破政坛“九龙治水”局面。
在中国，改革的内涵被定义为解构、重构利益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此次三中后在政坛势力分布上，也进行了一轮这样的“改革”。可以将这种变化理解为十八大后高层人事盘的继续调整，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习近平所主导的对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从目前各方消息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削权政法委？国安委引政坛变动
一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多维新闻此前曾报道，在习近平的倡导之下，中国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就有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至少三四个大陆学术机构进行可行性调研。这个建议更早源于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 提议。该委员会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但是在该委员会成立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几个疑问，国安委权力到底如何？仅仅是一个智囊机构还是有可能掌握更大的实权？谁将直接执掌国 安委？如果国安委的职责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确保国家安全”，那它与政法委是否将有职务上的重合？双方将如何均衡？
国安委到底是智囊机构还是手握重权，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安委的组成和谁将执掌国安委的层面解答。根据消息，国安委的提议和筹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最高层的讨论范围。观点认为，如果将中国的国安委比照美国版本，那就更多是一个联络协调机制。并不直接决定下面国家权力部门的人事任免，也不改变以上部门的事权汇报对象。但是如果参照苏联模式，那就将成为“克格勃”，而这是一个实职常设机构。
三 中全会公告设立国安委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所以无从猜测国安委到底偏实还是偏虚。但可以设想，如果完全偏虚，似乎没必要在三中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 布。如果完全偏实，这将引发军队、情报和外交三个条线大地震。比较中庸的猜测是，国安委介于虚实之间。至于国安委到底是战略制定机构，还是人权事权一把抓 的机构，官方公告将给予解答。如果公告中国安委成员的具体构成涵盖武装力量、情报和外交主管部门的所有一把手，大概率来说就是偏战略制定。如果成员很精 简，那就可能偏实。无论虚实，都不意味着观察家们可以小觑国安委。
如果按照传闻中国安委将是一个高规格的机构，那“掌门 人”极有可能是习近平本人。在今天中共内部各部门难以顺畅协调、沟通的情况下，中共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国安委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智囊机构，或许将具有统领 作用，政出一门，手握重权，这也是为什么将其称作“第五权力机构”的重要原因。
在胡温时期的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央政法委，这样一个中共对国家各级司法机构实施领导的党内机构一度掌握实权，管理公检法等国家机器。而 政法委书记也曾经是政治局常委级别。任何对于中国政治稍有关心的人都会知道，十八大后政法委书记降级至政治局级别，各地政法系统也展开不同程度的整风，甚 至被称为“政法王”的周永康还牵扯到贪腐传闻，政法系统的政治能量远不如前。但不可否认其余威犹存，各地公检法系统依然是在政法委官员领导下开展工作。那 如果国安委成立，相信在人员构成和部门管辖上将与政法委出现很大的重合，例如就有外媒称，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担任国安委副主任，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将任国安委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将会担任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高层如何协调，两个部门何以自处，将成为接下来的看点之一。
此外，国安委成立流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它将可能是今天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办公室的合并升级版，对此有分析称，这意味着现任国务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的权力极有可能被“架空”。观察人士指出，从之前一系列中央外交工作来看，杨洁篪的仕途并不乐观。
习李谁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在这次被冠以“二次改革”的会议上，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事实上，早在33年前赵紫阳开 启经济改革时，中共就成立过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由总理亲自兼任主任，其在内地经济改革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其第一刀就是砍向 计划经济，提出商品经济。体改委在2002年被撤销，最后一任主任正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家认为，此次再次成立中央级别的机构体现了北京方面的决 心。
赵紫阳时代的智库成员、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认为，本次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比体改委地位更高。体改委隶属于国务院，但领导小组却直属中央，且体改委侧重于理论探索，而领导小组则不仅要提出改革方案，还需要部署和协调推进。
在 中共的政治体系中，“xx领导工作小组”通常被认为是各部委的隐形上级机构。但是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只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管党建，中央 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管意识形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经济建设，中央军事委员会管军队建设。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出现，将打破历史和惯例。它存 在意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但凡需要“深化改革”的，都和这个新领导小组有关，都属于其领导。这个小组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取决 于哪些领域需要深化。标准答案来自三中全会公告，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当然，范围宽本身并不代表明朝内阁决策体 系将重现，这个新诞生的领导工作小组能做到什么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唯有时间能回答。
最为可能是这次三中 全会最重要成果之一的改革小组，谁来执掌也成为现在舆论关注的问题。负责人选主要圈定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位党内一、二把手身上。猜测习近平是因为小组名 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公报内容也透露出这轮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本届全会也是习近平亲自向中央委员做汇报，高于 此前几届三中全会的规格。因此由习近平亲自掌舵的猜测也就顺理成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克强毫无可能。毕竟直至今天，李仍被认为是目前高层内部最坚定的改革派。而在以往中共传统惯例中，主管经济、国务系统的总理，都是改革的持旗人物。而且李克强今天也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这种情况下，李接掌深化改革小组，将财经领导小组取消或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显然操作难度要小一些。无论这个小组的组长将会是负责全面统筹的习近平还是主抓经济领域的李克强，都将意味着这两位中共最高领袖都已经将改革成败担责。
中央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 三中全会后的政坛人事变动中，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也是一种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多维新闻在《三中后政坛人事开始重构 栗战书或掌上海》一文中透露，几乎同样在12日傍晚，北京就有消息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近日其频频接受媒体 采访，大谈上海自贸区的成立经过和未来改革，被认为是其上位的征兆。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经查，目前维基百科已经把“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 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但是有据传更接近高层的消息称，中央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 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必然会得到重用。但以他的履历与各方说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
作 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极为重要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而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亦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 称，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希最终安排应该是上海市长之位，取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杨雄。所以李即使接替韩正，也如2006年韩正短时间暂代上海市委书记 的前例一样，只能是暂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由刚刚在十八大前担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接替。栗本人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由栗接管上海是习近平所 十分放心的。而栗战书的空缺最大可能是由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接任，虽然丁仅仅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看似“分 量”不足，但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局中，已经不是问题。李希接替杨雄出任市长自然也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加强中央集权 习近平六职加身
通过对国安委、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上海等政坛人事变动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十八大之后本届中央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习近平极有可能六职加身，统领党内、国内党、政、军大权，其亲信势力将分布在多个核心部门，使得习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迅速站稳。
首先，成立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本身就是一种将权力收归中央的举动。而且正如前文猜测，如果习近平接掌了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那将意味着，届时习近平的职位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安委主任、全面深化领导改革小组组长。虽然习还兼任外事领导小组组长等职，但无疑这六个职位将最掌握实际权力。
而 如果韩正入京，栗战书往沪，丁薛祥扶正，那就意味着包括丁薛祥在内，被认为是习第一经济智囊的现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以及刚刚调入中央，进入文宣系统的黄坤明等人，将在经济、组织、中枢机要、党务和文宣五个核心部门辅佐习，这种嫡系掌权的局面表明习已经 完全巩固住其在中央的权力，“帝党之局”已然形成。
三中全会后这一轮人事洗牌、调整，在今天就对其进行一个对与错的评判 并不容易。无论是中央加强集权还是习近平嫡系开始掌权，只要能在今天这个改革需要“猛击一掌”的时候有所作为，就不应该予以批评或者辱骂的简单定性。曾有 评论言“人事即人事”，第一个“人事”指政坛人事变动，第二个“人事”指的是普通百姓所说的“办人事”。这句话的意思即观察家们空泛地谈论政坛人事变动， 对于现实的意义并不大。之所以对这些人事如此关注，是因为寄希望于当政者能够在这些人事调整掌握权力后，能够做到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需要改革的 大环境中，有所帮衬，有所依靠，真正做到打破利益群体，将发展成果惠及普罗大众。
文章来源: http://goo.gl/Ooppsj
在中国，改革的内涵被定义为解构、重构利益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此次三中后在政坛势力分布上，也进行了一轮这样的“改革”。可以将这种变化理解为十八大后高层人事盘的继续调整，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习近平所主导的对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从目前各方消息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削权政法委？国安委引政坛变动
一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多维新闻此前曾报道，在习近平的倡导之下，中国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就有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至少三四个大陆学术机构进行可行性调研。这个建议更早源于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 提议。该委员会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但是在该委员会成立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几个疑问，国安委权力到底如何？仅仅是一个智囊机构还是有可能掌握更大的实权？谁将直接执掌国 安委？如果国安委的职责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确保国家安全”，那它与政法委是否将有职务上的重合？双方将如何均衡？
国安委到底是智囊机构还是手握重权，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安委的组成和谁将执掌国安委的层面解答。根据消息，国安委的提议和筹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最高层的讨论范围。观点认为，如果将中国的国安委比照美国版本，那就更多是一个联络协调机制。并不直接决定下面国家权力部门的人事任免，也不改变以上部门的事权汇报对象。但是如果参照苏联模式，那就将成为“克格勃”，而这是一个实职常设机构。
三 中全会公告设立国安委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所以无从猜测国安委到底偏实还是偏虚。但可以设想，如果完全偏虚，似乎没必要在三中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 布。如果完全偏实，这将引发军队、情报和外交三个条线大地震。比较中庸的猜测是，国安委介于虚实之间。至于国安委到底是战略制定机构，还是人权事权一把抓 的机构，官方公告将给予解答。如果公告中国安委成员的具体构成涵盖武装力量、情报和外交主管部门的所有一把手，大概率来说就是偏战略制定。如果成员很精 简，那就可能偏实。无论虚实，都不意味着观察家们可以小觑国安委。
如果按照传闻中国安委将是一个高规格的机构，那“掌门 人”极有可能是习近平本人。在今天中共内部各部门难以顺畅协调、沟通的情况下，中共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国安委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智囊机构，或许将具有统领 作用，政出一门，手握重权，这也是为什么将其称作“第五权力机构”的重要原因。
在胡温时期的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央政法委，这样一个中共对国家各级司法机构实施领导的党内机构一度掌握实权，管理公检法等国家机器。而 政法委书记也曾经是政治局常委级别。任何对于中国政治稍有关心的人都会知道，十八大后政法委书记降级至政治局级别，各地政法系统也展开不同程度的整风，甚 至被称为“政法王”的周永康还牵扯到贪腐传闻，政法系统的政治能量远不如前。但不可否认其余威犹存，各地公检法系统依然是在政法委官员领导下开展工作。那 如果国安委成立，相信在人员构成和部门管辖上将与政法委出现很大的重合，例如就有外媒称，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担任国安委副主任，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将任国安委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将会担任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高层如何协调，两个部门何以自处，将成为接下来的看点之一。
此外，国安委成立流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它将可能是今天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办公室的合并升级版，对此有分析称，这意味着现任国务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的权力极有可能被“架空”。观察人士指出，从之前一系列中央外交工作来看，杨洁篪的仕途并不乐观。
习李谁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在这次被冠以“二次改革”的会议上，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事实上，早在33年前赵紫阳开 启经济改革时，中共就成立过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由总理亲自兼任主任，其在内地经济改革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其第一刀就是砍向 计划经济，提出商品经济。体改委在2002年被撤销，最后一任主任正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家认为，此次再次成立中央级别的机构体现了北京方面的决 心。
赵紫阳时代的智库成员、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认为，本次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比体改委地位更高。体改委隶属于国务院，但领导小组却直属中央，且体改委侧重于理论探索，而领导小组则不仅要提出改革方案，还需要部署和协调推进。
在 中共的政治体系中，“xx领导工作小组”通常被认为是各部委的隐形上级机构。但是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只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管党建，中央 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管意识形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经济建设，中央军事委员会管军队建设。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出现，将打破历史和惯例。它存 在意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但凡需要“深化改革”的，都和这个新领导小组有关，都属于其领导。这个小组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取决 于哪些领域需要深化。标准答案来自三中全会公告，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当然，范围宽本身并不代表明朝内阁决策体 系将重现，这个新诞生的领导工作小组能做到什么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唯有时间能回答。
最为可能是这次三中 全会最重要成果之一的改革小组，谁来执掌也成为现在舆论关注的问题。负责人选主要圈定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位党内一、二把手身上。猜测习近平是因为小组名 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公报内容也透露出这轮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本届全会也是习近平亲自向中央委员做汇报，高于 此前几届三中全会的规格。因此由习近平亲自掌舵的猜测也就顺理成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克强毫无可能。毕竟直至今天，李仍被认为是目前高层内部最坚定的改革派。而在以往中共传统惯例中，主管经济、国务系统的总理，都是改革的持旗人物。而且李克强今天也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这种情况下，李接掌深化改革小组，将财经领导小组取消或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显然操作难度要小一些。无论这个小组的组长将会是负责全面统筹的习近平还是主抓经济领域的李克强，都将意味着这两位中共最高领袖都已经将改革成败担责。
中央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 三中全会后的政坛人事变动中，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也是一种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多维新闻在《三中后政坛人事开始重构 栗战书或掌上海》一文中透露，几乎同样在12日傍晚，北京就有消息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近日其频频接受媒体 采访，大谈上海自贸区的成立经过和未来改革，被认为是其上位的征兆。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经查，目前维基百科已经把“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 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但是有据传更接近高层的消息称，中央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 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必然会得到重用。但以他的履历与各方说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
作 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极为重要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而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亦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 称，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希最终安排应该是上海市长之位，取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杨雄。所以李即使接替韩正，也如2006年韩正短时间暂代上海市委书记 的前例一样，只能是暂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由刚刚在十八大前担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接替。栗本人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由栗接管上海是习近平所 十分放心的。而栗战书的空缺最大可能是由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接任，虽然丁仅仅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看似“分 量”不足，但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局中，已经不是问题。李希接替杨雄出任市长自然也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加强中央集权 习近平六职加身
通过对国安委、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上海等政坛人事变动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十八大之后本届中央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习近平极有可能六职加身，统领党内、国内党、政、军大权，其亲信势力将分布在多个核心部门，使得习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迅速站稳。
首先，成立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本身就是一种将权力收归中央的举动。而且正如前文猜测，如果习近平接掌了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那将意味着，届时习近平的职位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安委主任、全面深化领导改革小组组长。虽然习还兼任外事领导小组组长等职，但无疑这六个职位将最掌握实际权力。
而 如果韩正入京，栗战书往沪，丁薛祥扶正，那就意味着包括丁薛祥在内，被认为是习第一经济智囊的现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以及刚刚调入中央，进入文宣系统的黄坤明等人，将在经济、组织、中枢机要、党务和文宣五个核心部门辅佐习，这种嫡系掌权的局面表明习已经 完全巩固住其在中央的权力，“帝党之局”已然形成。
三中全会后这一轮人事洗牌、调整，在今天就对其进行一个对与错的评判 并不容易。无论是中央加强集权还是习近平嫡系开始掌权，只要能在今天这个改革需要“猛击一掌”的时候有所作为，就不应该予以批评或者辱骂的简单定性。曾有 评论言“人事即人事”，第一个“人事”指政坛人事变动，第二个“人事”指的是普通百姓所说的“办人事”。这句话的意思即观察家们空泛地谈论政坛人事变动， 对于现实的意义并不大。之所以对这些人事如此关注，是因为寄希望于当政者能够在这些人事调整掌握权力后，能够做到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需要改革的 大环境中，有所帮衬，有所依靠，真正做到打破利益群体，将发展成果惠及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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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后政坛人事开始重构 栗战书或掌上海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北京时间11月12日闭幕。在随后官方、民间流出的各方消息中，除了政策面内容外，更多的是对政坛人事盘的猜测、传闻，尤其是新成立的两个高规格领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否引起中国政坛连锁变动也成为关注焦点。
栗战书
综合华文媒介消息称，如不出意外，中国政坛将发生三个层面的人士变动。一是在国安委位置上，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担任副主任；现任公安部副部长、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将任国安委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二是在地方层面，身兼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 能近期上调中央，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或将暂代书记一职，但最后的安排可能是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而刘少奇之子、现任总后勤部 政治委员的刘源，将在军队的新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国安委或引起人事变动
在三中全会尚未出公报前，就有海外媒体放风，称三中全会讨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且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 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由于国安委地位重要，因此习近平将有可能直接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如果不出意外，孟建柱任副 主任，而最近仕途看升的傅政华，将任国安会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传闻目前尚难下定论，但在大陆安全形 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由柔中带刚工作风格的孟傅两人担任国安委重要职务也不无道理。
栗战书可能掌沪
几乎同样在12日傍晚，北京就有消息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经查 证，目前维基百科已经把“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但是有据传更接近高层的消息称，中央 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必然会得到重用。但以他的履历与各方所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 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
作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极为重要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而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亦有消息人士向多 维新闻称，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希最终安排应该是上海市长之位，取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杨雄。所以李希即使接替韩正，也如2006年韩正短时间暂代上海 市委书记的前例一样，只能是暂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由刚刚在十八大前担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接替。栗本人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由栗接管上海是 习近平所十分放心的。而栗战书的空缺很有可能由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接任，虽然丁仅仅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看 似“分量”不足，但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局中，已经不是问题。而李希接替杨雄出任上海市长，自然也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 意义不言而喻。
刘源或在军中角色吃重
在军队方面，也有消息称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将会出现变动。中央层面将成立由海陆空三军加上二炮共同组成的联合司令部，而现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上将刘源很可能将在该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
这种分析在中国媒体中亦有报道，据13日陆媒《新京报》报道，军事专家宋忠平针对此次三中公报表示，公报中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 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核心就是精兵简政，优化军兵种的结构。有一些兵种是否已经不需要？比如骑兵，比如文工团是否过于臃肿。另外，军区是否配置不合 理？现在的军区结构是否需要优化改革，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军区结构调整可能会走的一条路。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势必再次展开一轮重大人事变更，而这轮人事布局的力度之大可能是外界没有预期到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此轮高层人事布局由习近平完全主导。
文章来源: http://goo.gl/wdG4HU
栗战书
综合华文媒介消息称，如不出意外，中国政坛将发生三个层面的人士变动。一是在国安委位置上，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担任副主任；现任公安部副部长、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将任国安委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二是在地方层面，身兼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 能近期上调中央，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或将暂代书记一职，但最后的安排可能是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而刘少奇之子、现任总后勤部 政治委员的刘源，将在军队的新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国安委或引起人事变动
在三中全会尚未出公报前，就有海外媒体放风，称三中全会讨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且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 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由于国安委地位重要，因此习近平将有可能直接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如果不出意外，孟建柱任副 主任，而最近仕途看升的傅政华，将任国安会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传闻目前尚难下定论，但在大陆安全形 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由柔中带刚工作风格的孟傅两人担任国安委重要职务也不无道理。
栗战书可能掌沪
几乎同样在12日傍晚，北京就有消息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经查 证，目前维基百科已经把“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但是有据传更接近高层的消息称，中央 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必然会得到重用。但以他的履历与各方所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 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
作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极为重要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而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亦有消息人士向多 维新闻称，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希最终安排应该是上海市长之位，取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杨雄。所以李希即使接替韩正，也如2006年韩正短时间暂代上海 市委书记的前例一样，只能是暂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由刚刚在十八大前担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接替。栗本人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由栗接管上海是 习近平所十分放心的。而栗战书的空缺很有可能由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接任，虽然丁仅仅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看 似“分量”不足，但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局中，已经不是问题。而李希接替杨雄出任上海市长，自然也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 意义不言而喻。
刘源或在军中角色吃重
在军队方面，也有消息称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将会出现变动。中央层面将成立由海陆空三军加上二炮共同组成的联合司令部，而现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上将刘源很可能将在该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
这种分析在中国媒体中亦有报道，据13日陆媒《新京报》报道，军事专家宋忠平针对此次三中公报表示，公报中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 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核心就是精兵简政，优化军兵种的结构。有一些兵种是否已经不需要？比如骑兵，比如文工团是否过于臃肿。另外，军区是否配置不合 理？现在的军区结构是否需要优化改革，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军区结构调整可能会走的一条路。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势必再次展开一轮重大人事变更，而这轮人事布局的力度之大可能是外界没有预期到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此轮高层人事布局由习近平完全主导。
文章来源: http://goo.gl/wdG4HU
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习近平借三中全会掌控安全与经济
Lan Honggua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周二，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举手表决相关决议。
香港——周二，开完一次中共领导人会议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了相关授权，可以让市场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可把新的决策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
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结束后，官员宣布习近平将创设
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还将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推动诸多经济改革。专家们表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以服务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为蓝本。这两个新机构表明，习近平意在避开执政党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克服更深层次经济改革可能会带来的阻力。
-
Lan Honggua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习近平打破了中国新任领导人执政初期几年在政治上必将谨小慎微的预期。
习近平已释放信号，打算全面改革许多根深蒂固的政策，其中
包括对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国家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管制。他和总理李克强还承诺要让中国经济摆脱对高污染行业和政府大手笔支出的依赖。经这次党内
会议讨论的改革的完整清单预计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对外公布，不过，许多改革预计只会分阶段逐步施行。
接任党领导人近一年的习近平还表明，他打算用比前任胡锦涛更自信、更专断的方式治理国家。胡锦涛担任领袖的10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他未能推动一些改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这些改革必不可少。
“他是想显示，自己真的掌控着全局，”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迄今为止，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他体制内权力的最明确表述。”
即将成立的党内经济政策领导小组将负责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些官员表示，到2020年，一些重要的政策领域将取得“决定性成果”。但他们也强调，即便中国欢迎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市场力量，但党的统治地位必须保持在第一位。
“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会议公报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60岁的习近平打破了中国新任领导人执政初期几年在政治上必将谨小慎微的预期。相反，他迅速采取行动，调整了许多政策，巩固了自己对共产党各种权力杠杆的控制：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和宣传、国内安全机构和反腐机构，以及刚刚获得的经济政策制定权。
习近平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革命元老，曾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任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背景让他在行使权力时比最近几任党领导人更自信。
北京密切关注党内事务的评论员陈子明说，通过成立领导小
组，习近平把自己的威望押在了推动改革的能力上，这些改革可能会面临来自政府部委、地方政府和大国企的阻力。他说，习近平几乎必然会出任这个领导小组的负
责人。长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成立这样的机构，以便加快经济重组的进程。
“他这是在把责任往自己肩上揽，”陈子明说，“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责任便也是他一个人的。”
在会上，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承诺采取更加坚定一致的行动，实现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过去10年，国家权力一直在膨胀。204名中央和省级官员作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成员参加了会议。他们认可了关于改革税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和改善政府服务的广泛提议。
中国主要的晚间新闻节目画面显示，与会代表坐在长排桌子前，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习近平和其他官员在台上讲话，一边做笔记。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会议公报说，“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过，党领导人强调，党国体制和国有企业将继续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报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说，“在我看来，关键是市场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那就是负责资源的分配，市场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得到推动，然而，党和政府在其他所有社会事
务当中担当的管理角色依然占据首要地位。”上述资源可能包括土地、矿产和化石燃料。“公报描绘了一个颇有雄心的议程，不过显然，细节暂时还出不来。”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曾在10年任期的开端召开中共中央第
三次全会，承诺大幅改革中国的经济。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说，虽然胡锦涛任内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是没能缓解愈演愈烈的污染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没能
给经济增长找到一剂良方，这种增长过于依赖政府的指令性贷款和土地征用。一些分析人士说，由于改革的风险比以前还要大，改革的动力可能会再次衰退，胡锦涛
任内的情况就是如此。
邓聿文说，“习近平的主要担忧是，以前曾做出进行重大改革
的承诺，但却没有兑现。”邓聿文是一名中国时事评论员，曾为中央党校出版的报纸工作。“我认为，公报明确表示，中国也许会在经济上倾向自由、放松管制，不
过依然会在政治上维持十分保守的立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趋于保守。”
在发表经济复兴誓言的同时，习近平掀起了一场运动，意在扼杀国内针对一党统治的政治反对声浪，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上，这种立场尤为突出。公报批准创设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似乎是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控制。
新机构的正式英文名称还不明朗，不过，官方媒体对该机构的中文称呼与他们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称一致。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中国官员已参详多年。
北京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金灿荣说，新的委员会将是“中国版”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者是协助美国总统制订外交政策的协调机构。他说，“这是形势的需要——因为外部战略日趋复杂。”
金灿荣说，新委员会的创建很可能会扩大习近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逊说，在国内安全事务上，该委员会很可能也有重大的发言权，习近平让创设委员会的举措获得了通过，这一事实显示了他的影响力，他的一些前任曾研究过这个想法，又把它搁到了一边。
关于新安全机构的初步报道没有解释，它将如何协调与制定外事和国内安全政策的其他党内委员会的工作，抑或如何取代它们。
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表示，他们希望提振消费支出的信心，打
破城市社会中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移民排除在外的入学、福利和住房壁垒。许多专家已经指出，这些变革是行不通的，除非中国政府让农民获得更牢靠、更实惠的土
地权益，以方便他们转租土地、利用土地筹集贷款，甚或在决定永久迁入城镇时卖掉自己的租赁权。
党领导人暗示，他们正在探索如何加大农村居民对土地的控制、如何让农民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民的土地多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确切地说则是国有。公报说，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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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舆论场：三中四天 场内神秘场外热闹
中国媒体人罗昌平在论及三中全会时意有所指以一则寓言开头——“临近春节，饲养员对猴子说：今年经济困难，决定不发红包了。猴子们听了大骂。最后饲
养员突然宣布：克服重重困难，决定派发30%的红包。猴子们喜极而泣。饲养员是有智慧的，他本来就只想发30%，但如果一开始就说只发30%，就不会有惊
喜了。”
只是这则寓言用在三中全会上不一定合适。因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包”已经承诺了100%，甚至200%，“猴子们”的期待也是沸反盈天。当下正在进行的三中全会，却可能只派发出30%。如若果真如此，那么不仅惊喜无从谈起，恐怕民怨和民怒会更甚一筹。
按照议程设定，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期举行。当下四天，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开幕第一天，党报官媒及市场化媒体无一例外均聚焦 于此，《新京报》更是提前一天推出了一个题为《改革再出发》的96页长篇特刊。特刊封面上的图像极富象征寓意——一艘鼓起风帆的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 径直驶向未来。帆船左边的危险礁石近在咫尺。它唯一能够安全转向的方向是右边，或者它可以继续前行，拉开与礁石的距离。《纽约时报》由此解读出政治信息： 这家以自由派示人的报纸在呼吁别再摸着石头过河，向右转是唯一出路。
因为是闭门会议，所以嗷嗷待哺的媒体们只能纷纷以言论性文章助阵三中。《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成文《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梳理了从十八大至 今的诸项事宜，同时还辅之以《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活力》。《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应时应景发表《再次唱响“春天的故事”》，意在表达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 可与邓小平之改革开放相比肩的纵深之意。而同一天出版的《环球时报》、《解放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纷纷发文，内容均与改革 相关联。
9日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联播也只是蜻蜓点水，两次连线广州恒大亚冠现场却成了热点新闻被广为推之。等待了一天三中消息的各大门户网站终于有了头条选 择，但在短暂出让后重新回到正轨上来。议题不外乎“专家解读”、“全球聚焦”、“外媒说法”等，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也延续了此种做法， 既呈现了对三中全会的关注热情，也不用为预言的恰当与否负责。
除了预测三中公报内容，还可以解剖参与决策的“人”。毕竟，谁来参加三中全会，谁就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份子。凤凰网及时送上“解读中央委员的 分布和构成”。其中中央机构46名，国务院系统85名，中央直属机构33名，地方任职148名，军队、武警64名，群团组织12名，国企、金融机构18 名，科研院校9名。可以看出，落马的蒋洁敏出局，马建堂替补。以籍贯来论中委，山东籍达30人，河北25人，江苏19人，占据前三甲，川滇青琼则为零。
即便消息严密封锁，还是可以有花边新闻溢出。网传三中会场内部发生激烈争吵，也有人不高兴。一些不具名的网络神秘人士发声博噱头，“经过一天唇枪舌 剑，击碎了一个曾经的绊脚石”、“第一天会议结束，有人不大高兴，原因不详”、“本来号称要开辟新时代，结果大内讧，周一股市必跌。”诸如此类云云，看上 去更像是填补信息空缺，而非有真材实料。
要论不高兴，恐怕成为众矢之的发改委才是真的不高兴。因为一名河南女记者选准时机，在三中期间带着保姆和双胞胎进京向发改委高官催讨赡养费。据称，此双胞胎是她与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所生。此意外“插曲”，也着实给了发改委当头一棒。此事至今无解。
和女记者一样选准时机进京的不乏其人。有消息称，9日上午10时左右，2,700多名来自河南、河北、东北三省和天津、上海等地的上访维权人士聚集 在国家监察部大门前静坐抗议，要求最高当局查处地方各级政府抢夺民田、强拆民房、贪赃枉法、侵犯人权的所作所为。同一天，大批访民还聚集到会址所在地京西 宾馆附近，和平表达诉求。接下来的“剧目”如出一辙——该带走的带走，该遣返的遣返。确也留下令人费解的尾巴没人能解：警方全面取消休假，筑起人体护城 河，大批访民缘何没能扼止在摇篮里？看来，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确立“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来的正是时候。
花边新闻固然看点十足，但要说决定未来十年的，还是得看主旋律。身处国研中心的自由派学者吴敬琏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就高调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演 讲，最后的一段论述更符合罗昌平的寓言——“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 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刨除专业论述留下的这个“尾巴”，也道尽了吴敬琏的隐忧。即便看上去万事俱备，高层也拍 着胸脯信誓旦旦，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
当然，这位83岁的学术权威还有更直接的警告，“除非有伴随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会面临一场危机。”左派意见领袖胡锡进也同意“三中全会将 塑造未来十年中国竞争力”，但与吴敬琏的观点不同的是，胡锡进更愿意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来讨论改革之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因为“社会不同群体对改革的 具体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中国当前更难的不是就应当改革形成共识，而是形成让社会各方都满意的改革路线图，使改革既全面平衡，又有力度”。言 外之意是，即便三中全会最终的改革不如一部分人所愿，也是向另一部分人折中和妥协的结果，当局也是左右为难、力不从心。
按照胡锡进独有的逻辑来看 ，正是因为中国当前的实际状态是舆论对改革提出种种要求，几乎是在“抽鞭子”，政府又很难同舆论竞赛改革的“勇气”。所以，再致力于改革的政府，有时也会 显得“保守”，舆论开放的社会大体都是这样。一方面为改革不如所愿留足了余地，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当前舆论开放的局面。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大佬们吵得热闹，普罗大众的心声也应当有个下情上达的通道。人民网“改革心声”调查应时而出。调查结果显示，习近平关于“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论述，成为网友印象最深之论。而网友最期盼的六大领域民生改革则分 别为：收入分配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相应地，也有五大矛盾待解：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医疗优 质资源不足、养老双轨制、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不足。
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操着一口陕西话的作家贾平凹对三中的期待是，“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改革在深化，社会进入转 型期，从未如此富裕，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连同社会问题，信仰问题、法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南方周末》一语中 的将此总结为——不要嘴说，要真操那个心。
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三中全会四天已经行进至第三天，未来十年中国将向何处去，如无意外还有一天就将见分晓。不过因为开幕日恰逢柏林墙倒塌日，象征禁锢人们自由的共产东德落幕。此“巧合”的言外之意为何，为何被翻出与三中强行嫁接，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Y42ER3
只是这则寓言用在三中全会上不一定合适。因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包”已经承诺了100%，甚至200%，“猴子们”的期待也是沸反盈天。当下正在进行的三中全会，却可能只派发出30%。如若果真如此，那么不仅惊喜无从谈起，恐怕民怨和民怒会更甚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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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闭门会议，所以嗷嗷待哺的媒体们只能纷纷以言论性文章助阵三中。《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成文《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梳理了从十八大至 今的诸项事宜，同时还辅之以《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活力》。《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应时应景发表《再次唱响“春天的故事”》，意在表达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 可与邓小平之改革开放相比肩的纵深之意。而同一天出版的《环球时报》、《解放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纷纷发文，内容均与改革 相关联。
9日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联播也只是蜻蜓点水，两次连线广州恒大亚冠现场却成了热点新闻被广为推之。等待了一天三中消息的各大门户网站终于有了头条选 择，但在短暂出让后重新回到正轨上来。议题不外乎“专家解读”、“全球聚焦”、“外媒说法”等，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也延续了此种做法， 既呈现了对三中全会的关注热情，也不用为预言的恰当与否负责。
除了预测三中公报内容，还可以解剖参与决策的“人”。毕竟，谁来参加三中全会，谁就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份子。凤凰网及时送上“解读中央委员的 分布和构成”。其中中央机构46名，国务院系统85名，中央直属机构33名，地方任职148名，军队、武警64名，群团组织12名，国企、金融机构18 名，科研院校9名。可以看出，落马的蒋洁敏出局，马建堂替补。以籍贯来论中委，山东籍达30人，河北25人，江苏19人，占据前三甲，川滇青琼则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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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记者一样选准时机进京的不乏其人。有消息称，9日上午10时左右，2,700多名来自河南、河北、东北三省和天津、上海等地的上访维权人士聚集 在国家监察部大门前静坐抗议，要求最高当局查处地方各级政府抢夺民田、强拆民房、贪赃枉法、侵犯人权的所作所为。同一天，大批访民还聚集到会址所在地京西 宾馆附近，和平表达诉求。接下来的“剧目”如出一辙——该带走的带走，该遣返的遣返。确也留下令人费解的尾巴没人能解：警方全面取消休假，筑起人体护城 河，大批访民缘何没能扼止在摇篮里？看来，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确立“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来的正是时候。
花边新闻固然看点十足，但要说决定未来十年的，还是得看主旋律。身处国研中心的自由派学者吴敬琏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就高调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演 讲，最后的一段论述更符合罗昌平的寓言——“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 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刨除专业论述留下的这个“尾巴”，也道尽了吴敬琏的隐忧。即便看上去万事俱备，高层也拍 着胸脯信誓旦旦，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
当然，这位83岁的学术权威还有更直接的警告，“除非有伴随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会面临一场危机。”左派意见领袖胡锡进也同意“三中全会将 塑造未来十年中国竞争力”，但与吴敬琏的观点不同的是，胡锡进更愿意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来讨论改革之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因为“社会不同群体对改革的 具体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中国当前更难的不是就应当改革形成共识，而是形成让社会各方都满意的改革路线图，使改革既全面平衡，又有力度”。言 外之意是，即便三中全会最终的改革不如一部分人所愿，也是向另一部分人折中和妥协的结果，当局也是左右为难、力不从心。
按照胡锡进独有的逻辑来看 ，正是因为中国当前的实际状态是舆论对改革提出种种要求，几乎是在“抽鞭子”，政府又很难同舆论竞赛改革的“勇气”。所以，再致力于改革的政府，有时也会 显得“保守”，舆论开放的社会大体都是这样。一方面为改革不如所愿留足了余地，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当前舆论开放的局面。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大佬们吵得热闹，普罗大众的心声也应当有个下情上达的通道。人民网“改革心声”调查应时而出。调查结果显示，习近平关于“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论述，成为网友印象最深之论。而网友最期盼的六大领域民生改革则分 别为：收入分配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相应地，也有五大矛盾待解：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医疗优 质资源不足、养老双轨制、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不足。
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操着一口陕西话的作家贾平凹对三中的期待是，“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改革在深化，社会进入转 型期，从未如此富裕，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连同社会问题，信仰问题、法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南方周末》一语中 的将此总结为——不要嘴说，要真操那个心。
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三中全会四天已经行进至第三天，未来十年中国将向何处去，如无意外还有一天就将见分晓。不过因为开幕日恰逢柏林墙倒塌日，象征禁锢人们自由的共产东德落幕。此“巧合”的言外之意为何，为何被翻出与三中强行嫁接，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文章来源: http://goo.gl/Y42ER3
三中全会“决定”如何诞生
三中全会计划于今日闭幕，中国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即将揭晓。回顾以往历次三中全会，一般都会审议通过一份“决定”。今年这份《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是如何出炉的呢？北青报援引亲历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专家详解“决定”诞生过程。
起草小组如何组成？
中央领导挂帅 兼顾地方负责人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自金代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经济学家高尚全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新华社披露的内容看，每次三中全会决定文件都经历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用时半年。而第一步，就是成立起草小组。小组通常在全会召开当年的春天成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工作。
起草小组的负责人通常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挂帅”。
高尚全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起草组是2003年4月18日成立的。当时正是防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组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副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温家宝曾担任过多次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199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就曾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
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的起草成员为例。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回忆，小组成员共25人，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等人。
“据我所知，地方领导同志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这是第一次。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许多次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领导同志参加。” 王梦奎说。
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小组成员中有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专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所以起草组成员有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安徽和吉林两个农业大省的负责同志，以及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
起草工作怎么展开？
分解任务 难点反复讨论
起草小组成立后，通常会初步确定文件的框架，包括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大致有多少条。大框架打好后，实行“任务分解”，把小组再分成若干“小小组”，由每个“小小组”负责某个部分具体内容的拟订。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为例。王梦奎曾撰文称，初步定的框架是分为十大部分、53条，后来归纳合并为50条。高尚全说，他当时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以及张卓元教授组成一个“小小组”，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 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决议文件的讨论会上，高尚全获邀列席。为了争取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鼓足勇气发了言，一口气说了五条理由，说明确立劳 动力市场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当时会上没有对此进行继续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发言后的第二天，他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我有点内疚，我说自己昨天不该在常委会上发言。但是我当时有个冲 动，如果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可能就出不来了。”高尚全记得，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
后来，温家宝把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江泽民，江泽民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劳动力市场”最终写入了决议。
高层领导如何参与其中？
提出总体思路 赴各地进行调研
三中全会决定文件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通常，在每次决定起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会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等作出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也会多次根据文件的进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高尚全记得，在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时，当时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因此，在起草过程中，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遇到很大阻力，最初的提纲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据张卓元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个提纲后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 草班子。中央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定。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 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领导人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也逐渐成为一项惯例。
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前，胡锦涛分别在北京、广东、四川、天津、湖南、江西等地调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文件的形成作出贡献。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胡锦涛到河南、安徽等地考察，并前往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随后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据北青报记者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起草文件如何“集思广益？
51次座谈会 3000人参与讨论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并非“闭门造车”。
据新华社报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分成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走村入户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共召开51次座谈会，听取了86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进行数十次修改后，起草组先要把基本成稿的文件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根据常委会讨论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
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上作出修改后，就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会下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
据王梦奎记录，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在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时，共有3000多人参加讨论，起草组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建议2193条。
座谈会，是文件起草过程中另外一个吸收各方智慧的途径。
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当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
此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例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
起草文件如何修改？
数十次修改 全会闭幕当天仍会修改
根据公开披露的报道，三中全会决议文件通常要经过数十次修改，大到文件框架，小至遣词用字。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起草为例，起草小组在6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过9次全体会议、30次工作班子会议，正式修改41稿。
每次三中全会的决议文件都经过字斟句酌，不但在会前反复修改，在开会期间还会根据各方意见，甚至在全会闭幕当天还在做最后修改。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在10月11日到14日期间举行。全会安排了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10月11日晚，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连夜对决定稿作了24处修改。12日晚和13日下午，起草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对讨论稿作进一步修改。14日上 午，根据当天上午全会讨论情况，起草组对讨论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会上提出的意见涉及粮食生产、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不过一般来说没有“颠覆性”意见。
内存
决议文件什么特点？
长度一万余字 文字简练易懂
如果不算今天将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次三中全会，共产生了5个决议文件。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些文件的字数在1.2万到1.6万字之间，通常采取分为几大章、每部分下再设若干条的框架。
王梦奎曾介绍说，这样的构架便于剪除枝蔓，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也有利于避免起承转合所难以避免的虚话，突出每一条的“干货”。
文字简练是历次决议文件的一大特点。温家宝曾表示，起草决议文件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练，用平实的语言，让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得懂。
经济学家常修泽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他接到要求，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他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 交后，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专门约见了常修泽。
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形成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产权界定变为“归属清晰”，产权配置变为“权责明确”，产权保护变为“保护严格”，产权交易变为“流转顺畅”。
“这样的表述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常修泽说。
资料
那些年产生的三中全会“决定”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6万字。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50条，约1.6万字。
1998年 十五届三中全会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3万字。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二章42条，约1.2万字。
2008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六章，约1.5万字。
文章来源: http://goo.gl/WlbjDH
起草小组如何组成？
中央领导挂帅 兼顾地方负责人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自金代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经济学家高尚全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新华社披露的内容看，每次三中全会决定文件都经历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用时半年。而第一步，就是成立起草小组。小组通常在全会召开当年的春天成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工作。
起草小组的负责人通常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挂帅”。
高尚全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起草组是2003年4月18日成立的。当时正是防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组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副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温家宝曾担任过多次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199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就曾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
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的起草成员为例。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回忆，小组成员共25人，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等人。
“据我所知，地方领导同志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这是第一次。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许多次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领导同志参加。” 王梦奎说。
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小组成员中有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专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所以起草组成员有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安徽和吉林两个农业大省的负责同志，以及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
起草工作怎么展开？
分解任务 难点反复讨论
起草小组成立后，通常会初步确定文件的框架，包括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大致有多少条。大框架打好后，实行“任务分解”，把小组再分成若干“小小组”，由每个“小小组”负责某个部分具体内容的拟订。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为例。王梦奎曾撰文称，初步定的框架是分为十大部分、53条，后来归纳合并为50条。高尚全说，他当时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以及张卓元教授组成一个“小小组”，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 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决议文件的讨论会上，高尚全获邀列席。为了争取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鼓足勇气发了言，一口气说了五条理由，说明确立劳 动力市场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当时会上没有对此进行继续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发言后的第二天，他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我有点内疚，我说自己昨天不该在常委会上发言。但是我当时有个冲 动，如果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可能就出不来了。”高尚全记得，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
后来，温家宝把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江泽民，江泽民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劳动力市场”最终写入了决议。
高层领导如何参与其中？
提出总体思路 赴各地进行调研
三中全会决定文件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通常，在每次决定起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会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等作出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也会多次根据文件的进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高尚全记得，在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时，当时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因此，在起草过程中，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遇到很大阻力，最初的提纲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据张卓元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个提纲后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 草班子。中央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定。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 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领导人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也逐渐成为一项惯例。
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前，胡锦涛分别在北京、广东、四川、天津、湖南、江西等地调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文件的形成作出贡献。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胡锦涛到河南、安徽等地考察，并前往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随后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据北青报记者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起草文件如何“集思广益？
51次座谈会 3000人参与讨论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并非“闭门造车”。
据新华社报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分成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走村入户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共召开51次座谈会，听取了86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进行数十次修改后，起草组先要把基本成稿的文件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根据常委会讨论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
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上作出修改后，就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会下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
据王梦奎记录，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在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时，共有3000多人参加讨论，起草组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建议2193条。
座谈会，是文件起草过程中另外一个吸收各方智慧的途径。
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当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
此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例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
起草文件如何修改？
数十次修改 全会闭幕当天仍会修改
根据公开披露的报道，三中全会决议文件通常要经过数十次修改，大到文件框架，小至遣词用字。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起草为例，起草小组在6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过9次全体会议、30次工作班子会议，正式修改41稿。
每次三中全会的决议文件都经过字斟句酌，不但在会前反复修改，在开会期间还会根据各方意见，甚至在全会闭幕当天还在做最后修改。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在10月11日到14日期间举行。全会安排了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10月11日晚，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连夜对决定稿作了24处修改。12日晚和13日下午，起草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对讨论稿作进一步修改。14日上 午，根据当天上午全会讨论情况，起草组对讨论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会上提出的意见涉及粮食生产、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不过一般来说没有“颠覆性”意见。
内存
决议文件什么特点？
长度一万余字 文字简练易懂
如果不算今天将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次三中全会，共产生了5个决议文件。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些文件的字数在1.2万到1.6万字之间，通常采取分为几大章、每部分下再设若干条的框架。
王梦奎曾介绍说，这样的构架便于剪除枝蔓，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也有利于避免起承转合所难以避免的虚话，突出每一条的“干货”。
文字简练是历次决议文件的一大特点。温家宝曾表示，起草决议文件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练，用平实的语言，让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得懂。
经济学家常修泽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他接到要求，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他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 交后，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专门约见了常修泽。
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形成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产权界定变为“归属清晰”，产权配置变为“权责明确”，产权保护变为“保护严格”，产权交易变为“流转顺畅”。
“这样的表述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常修泽说。
资料
那些年产生的三中全会“决定”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6万字。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50条，约1.6万字。
1998年 十五届三中全会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十章，约1.3万字。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为十二章42条，约1.2万字。
2008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六章，约1.5万字。
文章来源: http://goo.gl/WlbjDH
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吴敬琏：社会矛盾已到极限 改革不能再错
谈行政改革：监管应转事前为事后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因为有种种原因，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有很大问题。
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大努力，要把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这一套建起来，中间就有一条就是创业板，创业板建立以来，它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审批制度。
有审批制以来，原来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同志的说法，我们要让它能够退出，但是搞了几个月之后，她跟我说：现在出了 问题，叫做临门一脚，你不让我入 股对不起，你上不了，让我入股我有板块很快就上市了。因为行政审批控制的很严，供求关系就使得一上市价格非常高，他们后面就跑了。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有好 几年帮助你改进，然后赚了钱他退出再搞别的，一上去马上就跑了，而且有时候把一些重要人员都带跑了。
所以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 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这个行政审 批讲的每一项，大概都有具体的措施，这个文件、审批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定了以后，就需要打破阻力，要让它转型。
谈垄断：改革是为公有制经济添活力
现在他们的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
吴敬琏：国有企业垄断，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口号贯彻，但是内容变了，就叫做国有为主导。
从80年代中期就是这个好，一直到现在,但是对它的解释，有一个变化的历程。国有制的高级解释，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 的目标，如果不照这个办法办，像 中国这样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就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复制，他们为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这个话也是老话，而且 文件里面也有这句话，国有还是要占主导地位，但这次的解释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解释更加开放、更加灵活，它讲到国有制为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控制，但只要控 制关系和关系经济命脉行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五次代表大会这个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是什么呢？又发生了争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电信，电信当 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 域，应该国有，但当时实际情况已经变成了两分天下，像华为和中兴，而且华为从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中兴后来改制了。所以到了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把关 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三个行业：第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个有点争论；第三是 提供公共品和公益性的行业，这个是不赚钱的行业；第四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据说这个在起草组就争论了很厉害。这 以后在世纪之交改革里面，其实证明了这三个行业和一个领域中有一些也不需要国有控制。
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实进了很大一步，剩下来把国有控股的事情做好，都要变成多元的公司，二级公司在世纪之初到了集团公 司的时候就卡住了。理由就是十六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发展 国有经济。我不知道三中全会怎么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武汉讲话，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句叫做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怎么增强活力呢？我觉得这 个改革以来就证明了，就是改革增强活力。
谈土改：完全放开需要时间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
吴敬琏：城市土地是82宪法开始规定全是国有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有一个征购。农村土地是集体，基本是干部作主拿 出来，而且按照国家的规定，它是 按照农产品的价值决定土地价值。于是城市用地就变成国有了，政府就掌握了大量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土地是一切生存的基础，而且差价如此之大。于是政府在 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变的很大。
政府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形象工程、征集工程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就来了一个潮流，这个 潮流引用了一个过时的理论，就是 工业化后期，叫做重化工业化阶段。所以各省，包括我们浙江，就要赶上这个潮流。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生了倒退，往回走，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恐怕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 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全面放开的问题，我觉得三中全会肯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要走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因为反对声音很强。 有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是管农业的 同志，认为这会冲击18亿亩红线。当然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也有用途管制，完全放开了用途管制也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阻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我们 对土地的依存度，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粮食现在也有问题，当然不光是土地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污染问题。另外是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有利益问题，而 且有负债率，现在负债率很高，许多地方看起来很繁荣，其实资不抵债，不过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地方政府倒台。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 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 了。所以处理上走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像十八大说的：不但要有勇气，还得要有智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写了很多，他有很多实际的调查， 也提了很好的意见，不知道领导们是否采纳。
谈金融：存款保险制度是把双刃剑
金融系统就是人身体的循环系统、市场的循环系统，金融市场的 落后，就使得整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有效率，不管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都太落后了。所以要强调，整个市场体系要建立起来，不但是商品市场，而且包 括要素市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切中当前存在的弊病，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吴敬琏：要放开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商品价格现在大体上放开，但是有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规定价格，这就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得到了好处，刺激了损耗我们的可贵资源、破坏环境的一些行动。
我们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障制度，没有存款保障制度，竞争一加强，银行一到底就麻烦了。
但是存款保障制度本身是双刃剑，你如果是一般性的全部赔付的话，就造成了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是反正国家赔偿，我随便怎么弄。所以它的推行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会使得现在银行的利益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存贷利差很大。
在现在格局下，其实我们实际坏账率很高，但是表现出来的坏账并不高。利差大有一定原因，出现变动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做很多考虑，来防范大改革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很紧的经济环境下推出改革风险比较大。以银行的状况，就是货币超发、负债太高，资产负债表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保证出台的时候适度，另外一方面还要还要预做一些准备。
第一，现在各个地方好象出现了比全国海量投资还要厉害的情况，这个要制止，这个东西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措施，稳住宏观经济。我们的宏观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这两个有充分的能 力运用它们的手段。比如说6月的 时候，“钱荒”，中央银行把握一条，要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说我可能不救你了，但是它还要观察，不要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造成系统性风险它就要出手了，稳住 它，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第三，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应该实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最近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铁道部有 3万亿的债务，怎么办？现在它变 成企业了，第一要求活命，那当然最后就落到财政身上。另外一种意见是你有净资产，你应该出售净资产，出售股权。还有是有些地方一贯的找财政部，要求给它 钱，说日子太穷了。财政部说：你有那么多开发区，卖掉。这是一种思路。
第四，建议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去偿还或有债务，我们有些或有债务，就是说它大概是债务，但现在明显的不表现为债务，比 如说社保，社保政府被有承诺，但 是老职工帐户是通胀的，这就是或有债务，把或有债务最小先还了，因为大概99%都是债务，虽然现在不是债务。我很欣赏去年上海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国有企业 上海家化，像化妆品、牙膏，卖了，把它用来补充养老金，老工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工人的社保基金国家都拿走了，这个帐户是空的，还有像公租房等等都 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打击贪腐分子，贪腐分子肯定是对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阻碍，打击贪腐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赢得民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预先消除阻力。
谈财税：资产负债表隐藏巨大风险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有三位经济学家做了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分别做的，都认为在中长期有危险。但是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 债率极具升高，这两天大概要报国 家审计署对于乡以上政府负债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20万亿也就是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 的。
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 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 现一个新局面，像从90年到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92、93、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 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
谈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
吴敬琏：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虽然说的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从上个世纪末期形成的市场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政府在里面，条条块块分割变成一个切割了的市 场，行政保护、地方保护，按照 80年代后期X副主任的说法，把这个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所以要强调它系统一开放的。从亚当斯密就知道，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压有竞争性。
谈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
吴敬琏：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这样，反不是法律明文禁 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做 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 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的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这个目标是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 非禁即入”。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 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 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 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 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承担，这个单 子一定会缩短。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
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出路在哪里？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又会怎样呢？
吴敬琏：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最初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革命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
在中国条件下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因为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也有人叫国家主义，总而言之这个是很强的。 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 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 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
文章来源: http://goo.gl/zy1gB0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因为有种种原因，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有很大问题。
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大努力，要把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这一套建起来，中间就有一条就是创业板，创业板建立以来，它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审批制度。
有审批制以来，原来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同志的说法，我们要让它能够退出，但是搞了几个月之后，她跟我说：现在出了 问题，叫做临门一脚，你不让我入 股对不起，你上不了，让我入股我有板块很快就上市了。因为行政审批控制的很严，供求关系就使得一上市价格非常高，他们后面就跑了。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有好 几年帮助你改进，然后赚了钱他退出再搞别的，一上去马上就跑了，而且有时候把一些重要人员都带跑了。
所以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 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这个行政审 批讲的每一项，大概都有具体的措施，这个文件、审批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定了以后，就需要打破阻力，要让它转型。
谈垄断：改革是为公有制经济添活力
现在他们的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
吴敬琏：国有企业垄断，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口号贯彻，但是内容变了，就叫做国有为主导。
从80年代中期就是这个好，一直到现在,但是对它的解释，有一个变化的历程。国有制的高级解释，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 的目标，如果不照这个办法办，像 中国这样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就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复制，他们为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这个话也是老话，而且 文件里面也有这句话，国有还是要占主导地位，但这次的解释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解释更加开放、更加灵活，它讲到国有制为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控制，但只要控 制关系和关系经济命脉行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五次代表大会这个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是什么呢？又发生了争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电信，电信当 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 域，应该国有，但当时实际情况已经变成了两分天下，像华为和中兴，而且华为从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中兴后来改制了。所以到了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把关 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三个行业：第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个有点争论；第三是 提供公共品和公益性的行业，这个是不赚钱的行业；第四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据说这个在起草组就争论了很厉害。这 以后在世纪之交改革里面，其实证明了这三个行业和一个领域中有一些也不需要国有控制。
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实进了很大一步，剩下来把国有控股的事情做好，都要变成多元的公司，二级公司在世纪之初到了集团公 司的时候就卡住了。理由就是十六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发展 国有经济。我不知道三中全会怎么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武汉讲话，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句叫做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怎么增强活力呢？我觉得这 个改革以来就证明了，就是改革增强活力。
谈土改：完全放开需要时间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
吴敬琏：城市土地是82宪法开始规定全是国有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有一个征购。农村土地是集体，基本是干部作主拿 出来，而且按照国家的规定，它是 按照农产品的价值决定土地价值。于是城市用地就变成国有了，政府就掌握了大量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土地是一切生存的基础，而且差价如此之大。于是政府在 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变的很大。
政府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形象工程、征集工程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就来了一个潮流，这个 潮流引用了一个过时的理论，就是 工业化后期，叫做重化工业化阶段。所以各省，包括我们浙江，就要赶上这个潮流。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生了倒退，往回走，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恐怕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 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全面放开的问题，我觉得三中全会肯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要走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因为反对声音很强。 有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是管农业的 同志，认为这会冲击18亿亩红线。当然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也有用途管制，完全放开了用途管制也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阻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我们 对土地的依存度，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粮食现在也有问题，当然不光是土地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污染问题。另外是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有利益问题，而 且有负债率，现在负债率很高，许多地方看起来很繁荣，其实资不抵债，不过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地方政府倒台。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 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 了。所以处理上走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像十八大说的：不但要有勇气，还得要有智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写了很多，他有很多实际的调查， 也提了很好的意见，不知道领导们是否采纳。
谈金融：存款保险制度是把双刃剑
金融系统就是人身体的循环系统、市场的循环系统，金融市场的 落后，就使得整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有效率，不管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都太落后了。所以要强调，整个市场体系要建立起来，不但是商品市场，而且包 括要素市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切中当前存在的弊病，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吴敬琏：要放开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商品价格现在大体上放开，但是有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规定价格，这就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得到了好处，刺激了损耗我们的可贵资源、破坏环境的一些行动。
我们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障制度，没有存款保障制度，竞争一加强，银行一到底就麻烦了。
但是存款保障制度本身是双刃剑，你如果是一般性的全部赔付的话，就造成了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是反正国家赔偿，我随便怎么弄。所以它的推行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会使得现在银行的利益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存贷利差很大。
在现在格局下，其实我们实际坏账率很高，但是表现出来的坏账并不高。利差大有一定原因，出现变动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做很多考虑，来防范大改革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很紧的经济环境下推出改革风险比较大。以银行的状况，就是货币超发、负债太高，资产负债表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保证出台的时候适度，另外一方面还要还要预做一些准备。
第一，现在各个地方好象出现了比全国海量投资还要厉害的情况，这个要制止，这个东西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措施，稳住宏观经济。我们的宏观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这两个有充分的能 力运用它们的手段。比如说6月的 时候，“钱荒”，中央银行把握一条，要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说我可能不救你了，但是它还要观察，不要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造成系统性风险它就要出手了，稳住 它，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第三，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应该实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最近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铁道部有 3万亿的债务，怎么办？现在它变 成企业了，第一要求活命，那当然最后就落到财政身上。另外一种意见是你有净资产，你应该出售净资产，出售股权。还有是有些地方一贯的找财政部，要求给它 钱，说日子太穷了。财政部说：你有那么多开发区，卖掉。这是一种思路。
第四，建议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去偿还或有债务，我们有些或有债务，就是说它大概是债务，但现在明显的不表现为债务，比 如说社保，社保政府被有承诺，但 是老职工帐户是通胀的，这就是或有债务，把或有债务最小先还了，因为大概99%都是债务，虽然现在不是债务。我很欣赏去年上海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国有企业 上海家化，像化妆品、牙膏，卖了，把它用来补充养老金，老工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工人的社保基金国家都拿走了，这个帐户是空的，还有像公租房等等都 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打击贪腐分子，贪腐分子肯定是对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阻碍，打击贪腐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赢得民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预先消除阻力。
谈财税：资产负债表隐藏巨大风险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有三位经济学家做了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分别做的，都认为在中长期有危险。但是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 债率极具升高，这两天大概要报国 家审计署对于乡以上政府负债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20万亿也就是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 的。
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 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 现一个新局面，像从90年到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92、93、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 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
谈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
吴敬琏：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虽然说的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从上个世纪末期形成的市场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政府在里面，条条块块分割变成一个切割了的市 场，行政保护、地方保护，按照 80年代后期X副主任的说法，把这个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所以要强调它系统一开放的。从亚当斯密就知道，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压有竞争性。
谈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
吴敬琏：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这样，反不是法律明文禁 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做 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 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的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这个目标是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 非禁即入”。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 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 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 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 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承担，这个单 子一定会缩短。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
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出路在哪里？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又会怎样呢？
吴敬琏：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最初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革命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
在中国条件下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因为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也有人叫国家主义，总而言之这个是很强的。 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 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 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
文章来源: http://goo.gl/zy1g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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