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表示无意跟学联进行第二轮对话，官员权贵立即列队附和，把香港政府关上对话大门，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学生盼望走出困局，但港府无意解决问题，在声言“香港问题难在香港解决”的前提下，唯有选择直接上京，抱着一丝希望争取跟中央官员见面。
迷途后送羊入虎口？
作为港区人大代表的范徐丽泰，理应尽力和香港学生协调，致力寻求对话空间以解决官民矛盾，而作为建制中人高调反对学联上京，本是意料之内，但谁也料不到她向学联送上的是八只大字：“迷途知返，浪费青春”。
把学生看待为迷途小羔羊，在牧羊人牧羊时不小心走失，然后在担惊受怕下迷途知返，回到牧羊人的怀抱内，根本不能比拟为现实的官民互动。
问问范徐丽泰，若她自比牧羊人，那恐怕不够称职，在8月31日的一天，连声欢呼、和应、拍掌，恐怕就是“送羊入虎口”的最佳例证，跟着范姓妇人的牧
羊杖“迷途知返”，任由羊儿列队走向狼犬的怀抱，怪不得代表着羊儿的牧羊人不得民心，参政至今还是挂着“港英旧电池”这类称号。
你不懂的青春
话说回来，范妇人若要定调学生上京“浪费青春”，那倒不如请先弄清什么是“青春”，想起去年被公开试和合组学界方案弄得喘不过气（好像恍如隔世的事
情），在补习课看到一段话，当刻抄下了，我想今天实在很适合节录出来：“人定胜天——仿如刺青般画在我们身上，成了青春的座右铭。我们就是不应向命运低
头，被冷酷无情的命运浇熄了青春的热情。因为我们坚信，青春就该这样用。”
青春一词，说到尾就是能够选择与命运对抗，不愿相信所有事情都要听天由命，不甘因循守旧地盲从成人世界的潜规则，满有城府的权贵总不会明白学生的想法，因我们缺少了你们无尽的计算，亦无意衡量资本得失。
学界握着“青春”二字战至今天，纵使疲累，或许总有心灰一刻，但是青春的本意就让我们自主未来，仍能逆境求存，致力战胜那种不言而喻的恐惧。没经历过青春的人，只会恐惧地藏在权贵的荫蔽下，反过来批评别人“浪费青春”，实在引人发笑。
别被恐惧战胜自已
至于上京与否？实是关乎恐惧和心态的问题，今天有支持雨伞运动的朋友，站到社会贤达的一方，对上京抱有极大保留，认为学联的做法“姿态多于实际”，更认为“无用”——因不见这行动能取得实质成果。
其实对于运动方向有多元意见也见怪不怪，更当问深一层却令我心寒，部份占领人士挂在口边的却是：“共产党咁强硬，上京都唔会影响到啲咩架啦（注：共
产党这么强硬，上京都不会影响到什么的啦”、“中央使横手会对上京学生乱咁泥（注：中央使用肮脏手段会对上京学生乱来”、“你上得京只会触动中央神经，更
无机会争取普选”……
先不论为何大家会把学生上不到京当成常态，恍惚入不到境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上述把批评中的“上京”转成“占领”其实全都合用（例如不上京但继续占领
其实也在触动中央神经），但偏偏这些反对上京的人却还在占领，但部份人反对上京背后隐含的意识，根本就是害怕跟中央交锋，存在那种“共产党打唔过架啦
（注：打不过共产党的啦）”的恐惧。
港人面对的魔鬼队
行政部门、警察执法机关、理应监察政府的立法会、当着舆论机器的传媒机构，还有各行各业也被中央统战和渗透，实在令人想起谢贤在《少球足球》担任
“魔鬼队”教练曾说的一句话：“裁判员、助理裁判员、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系我嘅人（注：全部都是我的人），点同我打呀（注：怎么跟我打呀）？”
在港人跟中央的角力场上，中央从来都不把我们放在对等关系，没有公平的竞争，也缺乏规则依循，说穿了的事实，就是港人在这场足赛当中，根本就如《少
林足球》的周星驰一样，即使有着独门绝技和决心（记得大胜山西豆腐队四十比零一幕吗？），但只要对方使用禁技，从头至尾控制着各项规程，面对着那队无视章
法的魔鬼队，其实感到心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但问题在于对着这队“魔鬼队”，除了恐惧和无力感以外，我们还余下什么予之抗衡？
其实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必胜的秘诀，也没有百份百能够“成功争取”的方程式，刻下谁人也难以勾划那个致胜的蓝图，构想出一条完美无瑕的运动战线，根本
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只因社运从不是投资回报的炒卖游戏，而是实实在在地呈现着政权跟人民交锋之间的互动，但即使是见步行步或是步步为营，如果雨伞运动的走
向取决于我们的态度，那对行动策略有保留事小，运动中坚以保着恐惧争取民主事大，我们首要学懂的是放下对于中共政权的恐惧，否则往后雨伞运动只会无以为
继。
消除恐惧所依靠的，就是不论年纪差异地学懂抱着那颗青春的心，不要被片刻感觉和情绪冲昏头脑，在别人被动地接受形势，我们首先主动创造形势，旁观者
安于命运安排，行动者选择逆转命运，还看今天“人大决定”的大山在四十多天的占领还是难以撼动，如同“魔鬼队”般的中央政府，确实掌握资源收卖人心，操控
着整套游戏规则，但不要忘记《少林足球》的结局还是魔鬼队败阵，未打先输或中途退阵，绝不应是雨伞运动的选项。
正所谓“打唔一定赢，唔打一定输（注：打不一定赢，不打一定输）”，在中央和港人这场球赛上，坐以待毙只会让中央大获全胜，即使不能系统化的计算找
出成功机率，但我们依旧没有让赛或逃避的理由，此文撰于学联上京前的十二小时，到底中央官员会如何对待学联三子，是原机遣返、机场扣留还是酒店软禁，根本
无人得知，我只盼港人在上京前夕给予他们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批评，抱着青春的心，跟学生一起在逆境求胜，致力扭转命运。
黄之锋
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早上5：00
文章來源: http://goo.gl/5RaKNz
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
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寫在遮打滿月──香港從此不再一樣
十月二十八日，遮打運動滿月。這場大型的公民運動成功持續一個月，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在戴耀廷的最初想像中，成功佔領中環之後，就靜坐等待被捕，正如七月二日的試演，然而局勢的變化是遠超計劃所能控制。
距離九月二十八日，明明只有三十日，回想起來，卻是遙不可及。這一個月，我們接收比從前更海量的信息，一方面留意幾個據點的情況，緊貼政府與警方的 行動，另一方面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隨時支援其他朋友。縱然日日關心時事，若要把這一個月的大事順序說出，恐怕總有錯漏。肯定的是，自從一個月前第一枚 （以至其後八十六枚）催淚彈出現之後，這一代忽然被推在時代的前端，踏在抗爭的路上，從此香港不同了，香港人不同了。
有關遮打運動的點滴，很多寫字的朋友已經一一寫過，如金鐘十大景點、十大新奇的事諸如此類，在此也不打算老調重提。反倒是，滿月之際，嘗試把焦點從 運動的內部轉向運動之外的人士。遮打運動最成功的地方，不單在於持續而長久地抗爭，而是因著抗爭的持續而長久，而一次不斷呈現建制的缺失（平日只是片段 式），將很多人平日打扮得完美的一面赤裸地表達：
梁振英
從集會第一日至今，梁振英一直是最有號召力的人，連雙學都望塵莫及。起初，很多人走上街頭，不是因為支持公民抗命，反是支持學生，以及對政府的不滿。目測耳聽，場內叫得最響亮的口號，依然是「梁振英下台」，以及隨後的變奏版。
運動未形成之初，學生包圍禮賓府，要求與梁振英對話，他翌日坐車避開，早是一時笑話。踏進運動後，他一直不肯公眾露面，隱藏修練，只肯發放片段，成為最當時得令的YouTuber。
隨著收取澳洲上市公司五千萬事件曝光，梁振英被多番追問，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先後發表公民提名會讓政策傾向收入少於一萬四千元以下的人，以及 宗教、體育界是沒有經濟效應之類的言論，三番四次地出醜人前，各處點火。縱然多次強調中央信任梁振英，但最新的民調顯示他的評分跌穿四十分，民望破產。
警察
警察是這場運動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受害不是源於佔領人士，而是在於政府多次將問題推在警方身上。初期，警方最受爭議的行動，是施放催淚彈。梁振英受訪 時，直指催淚彈是現場指揮官決定放的，所以，責任不在他，而在警察。政府不撐，市民狂罵，他們在衝突中處理手法不當，被指與黑社會同流合染，前線警員受盡 壓力，一哥卻潛藏半個月，現身的四點鐘許Sir又被人取笑，日日recap in English。
取笑最終在暴力事件中完結，所謂「光明磊落，暗角打穫」，黑警出現，對示威者拳打腳踢。而且，即或許Sir日日說警方只是動用最低武力，但卻被拍下警員近距離對示威者施發胡椒噴霧，以及以警棍「防守」時打傷示威者頭部，證據確鑿。警方長久建立的形象，在運動中，一鋪清袋。
建制派人士
起初，他們說話不多，隨著日子愈久，逐一現身，善用語言偽術。他們一直譴責佔領人士，但面對反佔領的人鬧事，卻譴責暴力，意圖模糊焦點，又日日剎有介事地 說佔領有外國勢力介入；明明黑警打人，忽然又說警察很辛苦，捐助他們；甚至連久違的腳痛老伯也再次登場，重提「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雖然近日，有議員開始針對梁振英，但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對於不利政府的投票，他們全力護航，結果立法會否決調查梁振英收受五千萬的事宜，卻決定調查佔領行動是否有外國勢力介入。
政府
正所謂，上梁（振英）不正下梁（班子）歪。這一個月，梁班子危機處處：羅范出醜於人前，粗暴地打倒昨日的自己，早一日明明聲淚俱下，要求警方交代施放催淚 彈的事，第二日已重新定義昨天的說話；好打得的林鄭聲言自己只是「局外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明明約了學聯會談，又曾單方面取消，而即或後來終於見 面，也只有不斷地讀稿。至於會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超級區議會落選，但一躍當官的劉江華，整場會談一聲不響，坐在旁邊。問題不因他是劉江華，而是何以政 府派出五人代表，只得三人說話？難道另外兩位只是湊夠人數，對議題不夠熟悉？
藍絲帶
不知從何時開始，建制下多了一班「愛字頭」、「藍絲帶」。他們撐政府，撐警方，總是連群結隊出場。口說反暴力，奪回道路，回復民生，但一落場就次次暴力，打人、非禮、傷人樣樣做足。出事以後，又劃清界線，說有他人滲入，只是個別事件。
以上所說的，不是理論，只是綜合這一個月以來新聞，然後寫成的，是每個人（黃絲也好，藍絲也好）也能接觸的資訊。遮打運動是不是病因，而是徵狀。若 要解決問題，不能治標不治本，更不能藥石亂投。然而，政府多日以來，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只是一味以硬碰硬，甚至想出要更改通識科的無理建議，說能以減少學 生參加公民運動，這是可笑，也是可悲。
但，即或政府以至建制的思維仍逗留在遠古時代，經過這一個月，依然沒有任何突破性的改變，香港人卻已經不在一樣──這一代是走上街頭、捱過催淚彈、睡在馬路的一代，他們的人生觀、政治觀不再一樣，而這正是遮打運動一個月以來，香港最大的得著。
文章来源： http://goo.gl/9yhcX7
距離九月二十八日，明明只有三十日，回想起來，卻是遙不可及。這一個月，我們接收比從前更海量的信息，一方面留意幾個據點的情況，緊貼政府與警方的 行動，另一方面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隨時支援其他朋友。縱然日日關心時事，若要把這一個月的大事順序說出，恐怕總有錯漏。肯定的是，自從一個月前第一枚 （以至其後八十六枚）催淚彈出現之後，這一代忽然被推在時代的前端，踏在抗爭的路上，從此香港不同了，香港人不同了。
有關遮打運動的點滴，很多寫字的朋友已經一一寫過，如金鐘十大景點、十大新奇的事諸如此類，在此也不打算老調重提。反倒是，滿月之際，嘗試把焦點從 運動的內部轉向運動之外的人士。遮打運動最成功的地方，不單在於持續而長久地抗爭，而是因著抗爭的持續而長久，而一次不斷呈現建制的缺失（平日只是片段 式），將很多人平日打扮得完美的一面赤裸地表達：
梁振英
從集會第一日至今，梁振英一直是最有號召力的人，連雙學都望塵莫及。起初，很多人走上街頭，不是因為支持公民抗命，反是支持學生，以及對政府的不滿。目測耳聽，場內叫得最響亮的口號，依然是「梁振英下台」，以及隨後的變奏版。
運動未形成之初，學生包圍禮賓府，要求與梁振英對話，他翌日坐車避開，早是一時笑話。踏進運動後，他一直不肯公眾露面，隱藏修練，只肯發放片段，成為最當時得令的YouTuber。
隨著收取澳洲上市公司五千萬事件曝光，梁振英被多番追問，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先後發表公民提名會讓政策傾向收入少於一萬四千元以下的人，以及 宗教、體育界是沒有經濟效應之類的言論，三番四次地出醜人前，各處點火。縱然多次強調中央信任梁振英，但最新的民調顯示他的評分跌穿四十分，民望破產。
警察
警察是這場運動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受害不是源於佔領人士，而是在於政府多次將問題推在警方身上。初期，警方最受爭議的行動，是施放催淚彈。梁振英受訪 時，直指催淚彈是現場指揮官決定放的，所以，責任不在他，而在警察。政府不撐，市民狂罵，他們在衝突中處理手法不當，被指與黑社會同流合染，前線警員受盡 壓力，一哥卻潛藏半個月，現身的四點鐘許Sir又被人取笑，日日recap in English。
取笑最終在暴力事件中完結，所謂「光明磊落，暗角打穫」，黑警出現，對示威者拳打腳踢。而且，即或許Sir日日說警方只是動用最低武力，但卻被拍下警員近距離對示威者施發胡椒噴霧，以及以警棍「防守」時打傷示威者頭部，證據確鑿。警方長久建立的形象，在運動中，一鋪清袋。
建制派人士
起初，他們說話不多，隨著日子愈久，逐一現身，善用語言偽術。他們一直譴責佔領人士，但面對反佔領的人鬧事，卻譴責暴力，意圖模糊焦點，又日日剎有介事地 說佔領有外國勢力介入；明明黑警打人，忽然又說警察很辛苦，捐助他們；甚至連久違的腳痛老伯也再次登場，重提「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雖然近日，有議員開始針對梁振英，但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對於不利政府的投票，他們全力護航，結果立法會否決調查梁振英收受五千萬的事宜，卻決定調查佔領行動是否有外國勢力介入。
政府
正所謂，上梁（振英）不正下梁（班子）歪。這一個月，梁班子危機處處：羅范出醜於人前，粗暴地打倒昨日的自己，早一日明明聲淚俱下，要求警方交代施放催淚 彈的事，第二日已重新定義昨天的說話；好打得的林鄭聲言自己只是「局外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明明約了學聯會談，又曾單方面取消，而即或後來終於見 面，也只有不斷地讀稿。至於會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超級區議會落選，但一躍當官的劉江華，整場會談一聲不響，坐在旁邊。問題不因他是劉江華，而是何以政 府派出五人代表，只得三人說話？難道另外兩位只是湊夠人數，對議題不夠熟悉？
藍絲帶
不知從何時開始，建制下多了一班「愛字頭」、「藍絲帶」。他們撐政府，撐警方，總是連群結隊出場。口說反暴力，奪回道路，回復民生，但一落場就次次暴力，打人、非禮、傷人樣樣做足。出事以後，又劃清界線，說有他人滲入，只是個別事件。
以上所說的，不是理論，只是綜合這一個月以來新聞，然後寫成的，是每個人（黃絲也好，藍絲也好）也能接觸的資訊。遮打運動是不是病因，而是徵狀。若 要解決問題，不能治標不治本，更不能藥石亂投。然而，政府多日以來，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只是一味以硬碰硬，甚至想出要更改通識科的無理建議，說能以減少學 生參加公民運動，這是可笑，也是可悲。
但，即或政府以至建制的思維仍逗留在遠古時代，經過這一個月，依然沒有任何突破性的改變，香港人卻已經不在一樣──這一代是走上街頭、捱過催淚彈、睡在馬路的一代，他們的人生觀、政治觀不再一樣，而這正是遮打運動一個月以來，香港最大的得著。
文章来源： http://goo.gl/9yhcX7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你們已退無可退——為了不變成我們的世界
親愛的香港同胞：
我是大陸一名關注民主事業的普通人，這些天來，我不停得刷新twitter，緊緊跟踪香港的佔中動態，從28、29日20萬人的「燈光」晚會，到你們在瓢潑大雨中盛開朵朵繖花，手挽手抵抗反佔中人士的暴力衝擊，我無數次為你們而流淚。
是的，這是在大陸的久違的人性的光芒。
同事們談論此事，只有一個同事支持佔中，其他的人說，「香港人腦子有毛病嗎？」「中央派兵鎮壓他們啊全殺了。」「他們不可能成功，中央不會給他們民主的。」「為什麼港英時期他們不爭取。」
我關心民主與民生6年了，遇到這種情況，我有的時候會辯論一下，有的時候感覺太累了。你和他們講道理，說服了一個人，可是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怎麼去”啟蒙“？生活在大陸，良知與常識已經成為一種奢侈品。
就如同我曾說過的：有這麼一群人，知道百度審查卻習慣用百度，知道聯播全是謊言，卻堅持看聯播，痛恨官員腐敗卻爭考公務員，知道民主好卻大罵香港人腦子進水了，不能分到GDP一份羹卻操著主席的心動輒主權動輒南征港台踏平西藏，誰能告訴我這樣的民族，希望在哪裡？
希望香港同胞看到我上面引述同事的評論不要激動，這是個被六四折斷了脊樑的民族，這是一個被狼血養大的民族。這是一個媒體，法院，網絡，警察，軍隊全部被壟斷和監控的環境，這是一個發個帖子都可能會被躲貓貓而死掉的國度。
所以在我們大多數大陸人的思想中，沒有理想，沒有正義，沒有信仰，有的只是強權和坦克。請原諒他們。其實他們偶爾也會明白，任何兩個大陸人在閒談的時候，幾分鐘都會繞到政治體制的問題，最後結束的，往往都是一聲嘆息。
我想說的，不是譴責大陸的同胞，而是希望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真的，真的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維基百科顯示：香港有700多萬人口，香港7.1遊行達60多W，但是雨傘運動高峰期就是20萬人，平時守護據點的只有幾十人。剩下的600多萬人，都在觀望什麼？在7.1支持民主的人們，不在這時候站出來爭取民主，只是在7.1進行宣洩嗎？
同胞們，我不是責備你們，我也沒有資格責備你們。可是，要知道，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基礎就是用多數文明的力量去戰勝少數的暴力。
網上流傳的敘利亞警察說的一段話：「如果你們只有十個人，我們就拘捕你們，如果你們有一千人，我們就用高壓水槍對付你們，如果你們有十萬人，我們就 站到你們的一邊。」從目前的局勢看來，10萬人遠遠不夠。只有有足夠多的人數和重量，才能讓整個社會的天平從坦克機槍的一邊傾向看來弱勢的正義的一邊，因 為一個人的體重遠不如重型武器重，所以只能以量取勝。
同胞們，如果你們再沉默下去，不僅會變成上面的「我們」，下面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會在你們身上發生：
（可以在Google搜索相關新聞）
1.一個KTV服務員不堪被客戶（當地官員）叫來猥褻，強暴，而隨手拿起水果刀自衛，殺死了官員，被當地法院判為故意殺害罪，她叫鄧玉嬌；
2.一個女孩開始不給老人讓座，後來讓了後，嘟囔了一句，被老人一頓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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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延安：城管暴力事件雙腳跳起來踩商戶頭部
7.一名小販因維護自己的攤位，與城管爭執，誤殺城管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
8.房叔房嬸動輒幾十套房上百套房而很多年輕人為房貸背上了一輩子的債務葬送了青春甚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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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谷歌至今在國內無法訪問，全球Alex排名前十網站，一半在中國大陸無法訪問，剩下的幾個網站，還是中國局域網的網站,你們的運動消息在社交媒體廣泛轉發，在大陸都是「天方夜譚」；
相信這些新聞在香港的報紙上也為你們所聽說過。
你們不要以為今天讓出真普選，就是終點。權貴資本主義的貪婪是沒有邊界的，今天是提名權，明天就是收回媒體（現在不就是有媒體大佬被暴力襲擊嗎），扼殺言論自由，後天就是在大學設立黨委，抹殺學術自由，最後設置政法委管住法院，要不了幾年，曾經的東方明珠就會失去光澤。
親愛的香港朋友們，你們抗爭的環境太好了：獨立的法治（學運領袖被捕法院判處無罪），有民間資本背景的獨立媒體，沒有黨委的學校，優秀的公民素養， 你們如果折騰不出民主，那麼很不幸的證明，中國大陸在近五十年乃至百年都不會有希望了，不僅香港淪陷，也掐滅了華人世界的希望。所以說，你們不僅僅為自己 的自由而戰，也為華人的尊嚴和希望而戰！
另外，如果這篇文章讓你深思，或者有一點點的震動，請打印或者轉給身邊的「沉默的大多數」，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真的再也站不出來了。
最後囑咐一下，請不要署上我的真實名字或網名，我只是一個大陸的普通網友，喝了兩次茶，只因為轉發了本地武警鎮壓人民的帖子，第二次喝茶，JC還驚 動我的六十多歲的父親，趕了幾百里路連夜來城裡派出所看我。如果這篇小文只要能讓幾個香港同胞”覺醒“，就是有所收穫了。我也不希望因為沒有必要的署名再 次讓我的年邁父母折騰了。
當然，我會一如既往和你們在一起，在自己可承受範圍支持國內的維權和民主事業，我只是站在無邊的窒息的黑暗中，點燃一盞小小的燈光，而你們趁著還沒有被黑暗完全吞沒，還有機會去爭取。祝福你們，我的兄弟姐妹！
大陸的匿名網友
文章来源： http://goo.gl/acb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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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是在大陸的久違的人性的光芒。
同事們談論此事，只有一個同事支持佔中，其他的人說，「香港人腦子有毛病嗎？」「中央派兵鎮壓他們啊全殺了。」「他們不可能成功，中央不會給他們民主的。」「為什麼港英時期他們不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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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我曾說過的：有這麼一群人，知道百度審查卻習慣用百度，知道聯播全是謊言，卻堅持看聯播，痛恨官員腐敗卻爭考公務員，知道民主好卻大罵香港人腦子進水了，不能分到GDP一份羹卻操著主席的心動輒主權動輒南征港台踏平西藏，誰能告訴我這樣的民族，希望在哪裡？
希望香港同胞看到我上面引述同事的評論不要激動，這是個被六四折斷了脊樑的民族，這是一個被狼血養大的民族。這是一個媒體，法院，網絡，警察，軍隊全部被壟斷和監控的環境，這是一個發個帖子都可能會被躲貓貓而死掉的國度。
所以在我們大多數大陸人的思想中，沒有理想，沒有正義，沒有信仰，有的只是強權和坦克。請原諒他們。其實他們偶爾也會明白，任何兩個大陸人在閒談的時候，幾分鐘都會繞到政治體制的問題，最後結束的，往往都是一聲嘆息。
我想說的，不是譴責大陸的同胞，而是希望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真的，真的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維基百科顯示：香港有700多萬人口，香港7.1遊行達60多W，但是雨傘運動高峰期就是20萬人，平時守護據點的只有幾十人。剩下的600多萬人，都在觀望什麼？在7.1支持民主的人們，不在這時候站出來爭取民主，只是在7.1進行宣洩嗎？
同胞們，我不是責備你們，我也沒有資格責備你們。可是，要知道，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基礎就是用多數文明的力量去戰勝少數的暴力。
網上流傳的敘利亞警察說的一段話：「如果你們只有十個人，我們就拘捕你們，如果你們有一千人，我們就用高壓水槍對付你們，如果你們有十萬人，我們就 站到你們的一邊。」從目前的局勢看來，10萬人遠遠不夠。只有有足夠多的人數和重量，才能讓整個社會的天平從坦克機槍的一邊傾向看來弱勢的正義的一邊，因 為一個人的體重遠不如重型武器重，所以只能以量取勝。
同胞們，如果你們再沉默下去，不僅會變成上面的「我們」，下面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會在你們身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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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谷歌至今在國內無法訪問，全球Alex排名前十網站，一半在中國大陸無法訪問，剩下的幾個網站，還是中國局域網的網站,你們的運動消息在社交媒體廣泛轉發，在大陸都是「天方夜譚」；
相信這些新聞在香港的報紙上也為你們所聽說過。
你們不要以為今天讓出真普選，就是終點。權貴資本主義的貪婪是沒有邊界的，今天是提名權，明天就是收回媒體（現在不就是有媒體大佬被暴力襲擊嗎），扼殺言論自由，後天就是在大學設立黨委，抹殺學術自由，最後設置政法委管住法院，要不了幾年，曾經的東方明珠就會失去光澤。
親愛的香港朋友們，你們抗爭的環境太好了：獨立的法治（學運領袖被捕法院判處無罪），有民間資本背景的獨立媒體，沒有黨委的學校，優秀的公民素養， 你們如果折騰不出民主，那麼很不幸的證明，中國大陸在近五十年乃至百年都不會有希望了，不僅香港淪陷，也掐滅了華人世界的希望。所以說，你們不僅僅為自己 的自由而戰，也為華人的尊嚴和希望而戰！
另外，如果這篇文章讓你深思，或者有一點點的震動，請打印或者轉給身邊的「沉默的大多數」，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真的再也站不出來了。
最後囑咐一下，請不要署上我的真實名字或網名，我只是一個大陸的普通網友，喝了兩次茶，只因為轉發了本地武警鎮壓人民的帖子，第二次喝茶，JC還驚 動我的六十多歲的父親，趕了幾百里路連夜來城裡派出所看我。如果這篇小文只要能讓幾個香港同胞”覺醒“，就是有所收穫了。我也不希望因為沒有必要的署名再 次讓我的年邁父母折騰了。
當然，我會一如既往和你們在一起，在自己可承受範圍支持國內的維權和民主事業，我只是站在無邊的窒息的黑暗中，點燃一盞小小的燈光，而你們趁著還沒有被黑暗完全吞沒，還有機會去爭取。祝福你們，我的兄弟姐妹！
大陸的匿名網友
文章来源： http://goo.gl/acbol3
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孟浪：“雨傘运动”佔領區，學生、市民標語集錦
“勝利是不會向我走來的，我必須自己走向勝利！”
——截至10月12日晚，香港“雨傘革命”佔領區現場所攝，學生、市民標語集錦（之一）：
1. 警告：暴力行為已被監控
3. 國殤日：太陽照常升起，中共依舊卑鄙。
4. 最後的勝利屬於香港人，因為歷史和良心都站在這邊！
5. 生於憂患 命運自主 十月圍城
6. 勝利是不會向我走來的，我必須自己走向勝利！
7. 有一種東西是與政治立場無關的就是——良心。
8. 縱不相識，也要守望相助，堅持到底！
9. 現在不幹，就等著被幹。
10. 起來！不願做中共奴隸的香港熱血青年：在“佔中”行動中展示我們生命和 活力， “佔”出香港新天地！“佔”出香港新時代！
——活在林昭身邊的無產階級時代公民
—-
“生命不是金錢名利學業，重拾靈魂尋回良知公義！”
——截至10月12日晚，香港“雨傘革命”佔領區現場所攝，學生、市民標語集錦（之二）：
1. 我們不是革命，我們是反革命。
2. 抗爭為民主，反共有未來。
3. 無懼風雨——我們保持冷靜克制，不受旁人挑釁，我們做得到！
4. 停止使用暴力！！繼續公民抗命！！
5. 中國人呵！中國人……！血淚的五千年……！我們做錯了甚麼……???
6. 民主——煙霧留不下，民主要開花！
7. 無普選的話毛澤東式統治依然會在香港出現
8. 生命不是金錢名利學業，重拾靈魂尋回良知公義！
9. 我們也怕受傷和流血，但我更怕我們的家沒有了未來！
10. 加油！
—-
“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
——截至10月12日晚，香港“雨傘革命”佔領區現場所攝，學生、市民標語集錦（之三）：
1. 我站出來不是因為我勇敢，是因為我懼怕將來……
2. 地球上人類社會是沒有共產這種東西，也沒有社會主義這種玩意， 請到別的星球實現你們的共產理想吧！
3. 釋放良心犯，還大陸人民知情權。——湖南公民
4. 毛澤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1966）
5. 警告——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全民授權，乃非法管治，公民有權抗命！
6. & 7. 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
8. 丟那媽，頂硬上！
9. 守護學生！
10. 知名哲學家齊澤克給香港人打氣（From Slavoj Žižek）: ……受盡壓迫的草根民眾必將和你們手牵手地團結起來－－只有當草根民眾站在你們身邊的時候，滿嘴謊言的政客和手持槍炮的權貴才真的會乖乖讓步，你們的夢想才真的會實現！
文章来源：http://goo.gl/kmeVJr
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
中共黨報宣告 佔中是「動亂」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海外版11日發表了評論文章，首次正式宣告已經進入第14天的香港「佔中」示威抗議行動是「動亂」。
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媒體都只是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非法行動」。因此，《人民日報》海外版最新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就備受關注。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使人聯想起25年前八九學運期間，《人民日報》在當年4/26四發表的一篇社論把當時的學運定性為「動亂」。
這篇評論文章發表，題為《香港還有多少家底可供糟蹋？》，作者是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文章認為「在公民黨等泛民陣線製造的一場又一場武力無聊政治惡斗」中，香港付出的顯性經濟成本和隱性損失已經太多。
文章指出，「佔中」動亂的顯性經濟成本主要是特區政府為應付動亂增加的開支、香港股市下跌蒸發的市值、餐飲零售旅遊行業在國慶黃金周損失的營業收入」，而隱性損失則是「讓香港居民、特別是香港青年失去賴以安身立命和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章強調，香港的動亂撼動不了大陸經濟的全局，並表示，香港碼頭倘若不能使用，出口企業和航運公司會改用鄰近的內地港口，而香港金融市場紊亂，自有內地、美國金融市場頂上，就連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也有上海自貿區可望替代。
分析人士認為，這也可能意味著北京方面對香港「佔中」行動的態度轉趨強硬，而且也為香港警方對「佔中」人士採取清場行動發出了信號。
香港特區政府與參與「佔中」的學生組織學聯原定周五（10日）舉行對話，但政府方面在周四宣佈擱置對話，理由是學聯方面發起新一輪的不合作運動並就對話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缺乏對話的誠意。
至於學聯方面則反指政府缺乏對話的誠意，並號召更多的人繼續留守街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還表示，如果政府在周日仍不對話，將考慮把行動升級。
文章来源：http://goo.gl/c9hzkR
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媒體都只是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非法行動」。因此，《人民日報》海外版最新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就備受關注。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把香港「佔中」行動形容為「動亂」，也使人聯想起25年前八九學運期間，《人民日報》在當年4/26四發表的一篇社論把當時的學運定性為「動亂」。
這篇評論文章發表，題為《香港還有多少家底可供糟蹋？》，作者是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文章認為「在公民黨等泛民陣線製造的一場又一場武力無聊政治惡斗」中，香港付出的顯性經濟成本和隱性損失已經太多。
文章指出，「佔中」動亂的顯性經濟成本主要是特區政府為應付動亂增加的開支、香港股市下跌蒸發的市值、餐飲零售旅遊行業在國慶黃金周損失的營業收入」，而隱性損失則是「讓香港居民、特別是香港青年失去賴以安身立命和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章強調，香港的動亂撼動不了大陸經濟的全局，並表示，香港碼頭倘若不能使用，出口企業和航運公司會改用鄰近的內地港口，而香港金融市場紊亂，自有內地、美國金融市場頂上，就連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也有上海自貿區可望替代。
分析人士認為，這也可能意味著北京方面對香港「佔中」行動的態度轉趨強硬，而且也為香港警方對「佔中」人士採取清場行動發出了信號。
香港特區政府與參與「佔中」的學生組織學聯原定周五（10日）舉行對話，但政府方面在周四宣佈擱置對話，理由是學聯方面發起新一輪的不合作運動並就對話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缺乏對話的誠意。
至於學聯方面則反指政府缺乏對話的誠意，並號召更多的人繼續留守街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還表示，如果政府在周日仍不對話，將考慮把行動升級。
文章来源：http://goo.gl/c9hzkR
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
周保松：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
剛回到家，又餓又倦。但我怕一覺醒來，記憶會模糊，所以我想將昨天所親身經歷的如實說出來，為歷史留點紀錄。我好希望其他香港人以及我們的子孫，能
夠好好記著，在2014年9月28日這一天，這些和平勇敢的香港人，為我們這個城市的自由民主，為我們這片土地的尊嚴，付出過什麼。
我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 分開。過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 鋒」和「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
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 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 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 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 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 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 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 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 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 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 者，不是暴民。
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 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 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 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近九十枚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 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
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 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 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
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 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 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 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 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 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 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
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 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 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 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
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文章来源: http://goo.gl/vWsJ9a
我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 分開。過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 鋒」和「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
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 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 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 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 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 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 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 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 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 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 者，不是暴民。
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 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 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 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近九十枚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 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
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 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 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
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 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 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 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 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 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 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
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 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 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 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
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文章来源: http://goo.gl/vWsJ9a
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香港人给台湾人的10个快问快答：中国都给香港「普选」了，为什么学生还要罢课？
1. 在了解学生在争取什么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是怎样「产生」的：
他是由「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来的，而选举委员会内只有1200人（他们叫自己作委员）。然而，中国表示，虽然只有1200人，但其实这1200人 在香港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1200人是来自香港不同的行业（在台湾叫产业？），来自「四大界别」。先不管他们「具不具有代表性？」，反正就是这 1200人替香港7百万人选特首。
Photo Credit: 香港政府
2. 那谁规定歷任的香港特首一直由「选举委员会」（之前还有其他名字）选出来的？
要是你不想看太多歷史，你可以简单理解其为「歷史的遗物」，就是当香港快要回归中国、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与中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稍微简单提到香港回归后，特首的选举要根据《基本法》（就是香港的法律）所说的选出来。3. 不是「选举委员会」1200人选吗？那香港人是走什么运，可以突然争取一个「普选」？
（小编在解释这个之前，还翻查了一点资料，发现香港争取普选的路真的好漫长）简单来说，香港《基本法》（就是香港的法律）早就写好了我们可以普选，只是一直「没准备好」，才没有真的让我们选。但大家要小心了，因为条文内容是正反双方一直在争议的，《基本法》这样写：《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简单来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行政长官产生的具体办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规定。
特首在香港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国任命。
特首如何产生？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
4. 诶～有点怪怪的「普选」，是完美的演绎「魔鬼藏在细节里」，那这《基本法》是谁订的？
《基本法》就是在香港回归之前，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叫做「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人所撰写的，里面有一些是香港人，有一些是大陆人，反正重点是北京最后看过觉得OK，才订下来的。5. 经过香港人好几次的争取，中国政府也只好真的给我们做了，但北京给了我们什么「普选」？
2014年8月31日，中国政府公布香港人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普选」特首了，但是中国政府说：你们可以选，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特首候选人，首先，「他」要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才可以。又怎么了？什么「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就是之前的「选举委员会」，没错，又是那1200人。
Photo Credit: 香港政府
6. 这个北京一直不放下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是什么「关卡」？
他们由「四大界别」（工商金融、专业、劳工宗教及政界）组成。问题是，有香港人会觉得商界代表是不是太多？部分已式微的产业还可以有这么多人作代表选特首？还有，有些不关事的人在里面搞什么？最、最、最重要的是，这1200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那这1200人又是怎样弄出来的？基本上，是由约25万产业「有关的」香港人选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就可以选教育界的代表吧）。
Photo Credit: Wikipedia
7. 那简单说，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以前：是1200个人，他们自己选。现在：是1200个人，他们自己选。选好了，我们再「一人一票」选。
那你知道罢课学生抗议的「假普选」是什么了！
8. 那罢课学生现在是在抗议、争取什么？为什么矛头指向香港政府？闹得热哄哄的「佔领中环」又是什么？
根据罢课学生「给特首的公开信」，他们觉得中国政府今次提出来的「假普选」方法，很大程度取决于现首特首梁振英／香港政府，他／他们之前向中国政府提交有关香港人对普选看法的报告。
Photo Credit:林健恆
Photo Credit:林健恆
9. 既然北京都订了方案，香港人还在争取什么？
香港有「五个部曲」去推行这次「普选」，港府早前交了报告上北京（第一部），北京给回了「普选」方案（第二部），那首两部曲已过去了。现在要做第三部曲，就是由香港立法会议员（好像立委一样）决定，会否通过这个「普选」方案，要是在立法会通过（70个议员，要有47个说OK），才可以走下一步，要是不通过，这次的「普选」就会马上完结。
要是港府想让「普选」方案通过，他们还要争取民选立法会议员（大多属反政府、反中国政府议员）不要否决方案。相反，立法会议员可以利用「否决权」等「政治权利」，去要求争取修改「普选」方案的可能性。问题是，梁振英/香港政府/中国政府有打算妥协吗？
Photo Credit:林健恆
10. 如果这次「普选」不通过，那香港之后会是？
梁振英/香港政府/中国政府：下一次再试？可能要再等一下的了，至少再过两届（10年）吧～（所以他们都流行「袋住先」的说法，就是要香港人先要现在这个方案！以后「或许」、「可能」、「有机会」修改的，会更「民主」的）反对这次方案的人：方案欺骗香港人！因为是假普选！我们不要「袋住先」！
欢迎读者留言或发问，让作者可以补充实用的资料
文章来源: http://goo.gl/W0Xkqw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
在本文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原因及目标。
2014年9月22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在中文大学的百万广场举行罢课宣誓大会
本
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
中央机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
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
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 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 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 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 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 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 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 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 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 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 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 头。
对于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权问题，北京高层也没有长期考虑后拟定的方案。中共领导层内部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派最具代表性。一派 是"不动派"，即主张让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动，基本持续下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十多年里虽然主权未落实于香港，也并不影响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服务。 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继续有利。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变了，不能继续让英国管理。
争议纷纷之中，邓小平一锤定音， 决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这就体现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的那场著名谈话。根据英方的解密文件，邓小平讲话时，指主权问 题不能讨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否则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到时未能收回主权，新中国会跟清朝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就像李鸿章一 样……中国人民不会再信任他们的领导，中国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邓说不会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但最迟一两年后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 报》2013年3月24日有关英国解密文件的翻译）。
而邓小平只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管细节，这是他的决策特点。当时邓小平最关心的是 主权问题，那是他认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邓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时目睹了太多的中国主权被屈辱损伤，所以收回主权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大政治，是涉 及百年轮回的国运问题。至于香港回归后如何去管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细节如何，他并未作很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他那时考虑的优先问题，因为百废 待兴的中国还有总体改革开放的更大、更难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国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
在" 主权"这个最高层次下面的权力是"治权"，即管治权或治理权。同样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节证实了英国政府当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权"问题 中方不让步的最坏情况下，退一步要求中国把香港的治理权仍然保留在英国手中。这种两权分离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双重架构——中国是掌控香 港主权的"董事长"，英国则是负责香港日常运作的"总经理"。
解密文件显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撒切尔夫人与时任总理赵紫阳第二 次会面(第一次会面谈的是国际议题)，专门讨论香港问题。面对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归中国会引起全球来港投资方的信心危机，赵紫阳老实相告：" 如果要在两者间只选择其一，中国视主权优先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说，当年割让香港的条约依国际法仍有效力，若要废除它，需经英国国会通过法 律处理。她于是建议双方另立协议解决，让英国保留香港的治理权，以便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释：主权和治权不同，如果香港改变了治权，会产生 信心危机，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译文出处同上）。
英方的"二权分立"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离谱，它所依据的历 史事实是：香港在英国150年的管治下发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赶上了英国。香港1949年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继 续让英国按照过往的方式来治理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也能够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认同。
从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不出中国领 导人对"以治权换主权"有任何积极的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字里行间表明，中方并没有把主权和治权看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安排似乎很难被中国领导人理解。 此后的事态发展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最终决定是把香港的主权连同治权一并从英方收回，一刀两断。
我多年里老是记得当年读到的一个生动例子， 香港殖民政府后期最高位的华人官员邓莲如（她是英国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为了香港回归问题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了北京， 被邓小平接见。邓女士欲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向邓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治理香港担心害怕，是因为中国本身还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国大陆 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强香港对中国管治的信心。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训斥称:"请你们到北京来是讨论香港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告诉我怎么管理 中国"。确实，在邓小平眼里，能够告诉他怎么治理中国的人已经走了；毛泽东之后，还有谁够资格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无数、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
邓小平对主权象征的理解：换旗换督和驻军
香 港的回归，当然需要能够体现中国主权象征的安排和相应的举动。那时参与此事决策、地位仅低于邓小平的高层领导人有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过去兼任外交部长）和 耿飚（过去兼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他们认为签订了中英有关香港主权交接的条约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的安排就比较简单了。
周 恩来和邓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华侨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老干部，一次接见香港代表团时，他对主权变更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 十个字："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明报》2014年8月10日有关回归的资料特刊）。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归的关键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只要 把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把白皮肤的总督换成黄皮肤的特首，其它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减少。邓小平过去没有这么说，但他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基本 上是这个意思。
那时有关"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体现"官方定义所发生的唯一一次大风波，是邓小平对从1997年6月30日午夜开始，中国 军队是否在香港驻扎的问题公开发怒。整整30年之前，就在中英交接条约的最后文本敲定之际，邓小平当着所有被接见的记者们的面，怒斥两个领导人——黄华和 耿飚。这两位已经表示解放军在港不驻军，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而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飊及黄华，指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这令在场的人大 惊失色，更是令香港惊慌失措，英国也傻了眼。
客观而言，邓小平如此重视驻军，乃是一种本能。对于邓小平这种大半辈子带兵打仗、靠枪杆子得 了天下的强人而言，驻军是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邓不会忘记，近代中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占据小部分领地的一方有自己的军 队，占据大部分领地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干涉其管治的权力——这就是1937年后国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特区。如果没有军队，其他都是废话。连我这样的读书人当 时都对香港的亲中报刊主编说，我挺理解邓小平的说法，驻军只要是对外不对内，就是主权象征意义的，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看看英国殖民主义史 的两百年，在全球那么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英国人插国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走出去的英国公司的经商活动宣示其主权，一是通过军人的占领 宣示其主权。而中国只能靠派驻军队的方式，来支撑它在香港的另外两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换旗、换督"。
即便把这三大象征全算进去，也可 以看出，邓小平对"国家主权"的界定范围是不大的，没有巨细无遗、保罗万象。邓当时对治权也许是真的不怎么关注，他历来是管大不管小，管粗不管细，只要主 权在手，其它都好办。这说明，中国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与英国以及在英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精英层是很不一样的。在后者看来，主权的象征意义最 多就那么三条，其实际内容就是外交和国防；除此以外，其它都是治权。这便成为后来北京和香港多年来种种冲突的根源。
举例来说，1997年 4月，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要进驻香港，为7月1日主权交割做准备，香港十分紧张。当时的紧张情绪是少有的，许多媒体都在港深交界处的口岸等候解放军的入 港，后来还发生了纠纷。回归后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为何要带进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装直升机，这是香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军 车经常裹得严严实实，亦未经香港海关的检查，香港有人质疑这是否侵权，侵犯了香港的管治权力。北京则认为军队运作是代表主权的行为，不受地方海关的行政性 检查是正常的。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权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权。1997年7月1日之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经常在这类问题上被立法局议员和媒 体质问，他也讲不清。
主权和治权的纠结让北京香港之间越发紧张
简单总结一下。在一开 始，邓小平关注的只是主权，后来很快发生了摩擦乃至冲突，基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差别巨大。如何选特首，在香港许多居民尤其是白领中产 阶层看来，是属于治权范围，因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国防，只是负责香港的内部事务，北京不应该主导此事。北京则坚持，特首如何选的问题，是在主权范围 之内，我们不管，那还行？！这几个星期香港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数都是这类言论，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报道：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委员长张德江在前日小组讨论时指，香港普选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利益，预计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香港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中央已有心理准备。"出闸限"（即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门槛"要过半（指必须获得推选委员会过半票）方可成为正式候选者。
香 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谈及"白皮书"，强调中央不是不管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不同於管理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 和政策，实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张又不点名回应李国能早前撰文指"法官只应向法律负责"的说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 部分，法官是治港者，与司法独立无矛盾。
就在这一两天，北京会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终决定。大家早预测，它马上将触发香港街头的大规模反应，这就牵涉到"四权纠结"中来自民间社会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四权的纠结令香港很不安，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纠结，则需另外撰文来讨论。
香
港的社会运动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本周和下周马上就要展开的三大街头运动——9月22日的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的罢课宣誓大会、9月26日的香港大中学生
罢课运动、10月1日的市民大游行（普遍预计，占领中环的行动将在这天启动），已经箭在弦上。虽然最后究竟有几千人参加罢课、有几万人参与街头运动还说不
准，但此后仍会有更多更大的社会运动出场，则是必然的趋势。
这些运动的表现形态各异，已经成为国际观光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外地旅游 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头游行和集会，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们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在 很多外地人眼里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为艺术"。但是经过多年的细心观察，会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条主动脉——香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其主要 诉求越来越是从"人权"走向"公民权"（citizenship）。如果对这个主流走势缺乏理解，就谈不上实际有效的政策回应。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权来"保本"
在 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公告刚出台（当时尚无回归的具体安排细节）及其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间的社会运动主 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主权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纪末，基本人权在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之下，涵括的方面涉及个人 及家庭的生存、就业、财产安全、教育机会、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之类（参阅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这些基本人权在当时的香港被民 间社会广泛重视，并不难理解。就如我在本专栏前几篇评论里提及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间社会记忆中的逃难背景，太多的家庭经历过20世纪中国内地多次翻天 覆地的动荡，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类似的情况在主权转换之后的香港也可能发生，于是就有了设法保障人权的强大动机。这种理性的心态，如果借用市场经济的一个 俗语，可以称之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后，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大悲剧，证实了此前香港社会中有关回归前景的那 些悲观主义展望——基本人权在中国内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风暴，就会被剥夺掉。北京那场大悲剧之后，立刻发生的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的空前 绝后事件，半是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为自己的未来伤怀。议论多时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后来于1991年6月通过。
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我们可以说，基本人权的内容属于passive rights（勉强可以翻译为"消极、被动的权利"）——倘若丧失了这些权利，就难以维持现代社会里具体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这类权利还算不上是 positive rights （积极、进取的权利），后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权。在中英谈判决定香港要回归的那段时期，香港社会层面最关心的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确实 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体现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这些基本人权里。开明柔性的英国殖民主义专制直到临走之 前，赋予香港本地民众的权利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殖民主义制度的政治权利边界，即是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权——他们被称为 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香港回归：悲观的人权展望与意外的人权保障
当 时，香港社会对主权转换后局势的悲观展望是主流情绪，这种情绪最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敏感温度点"上。许多本地观察者预测，中国政府一旦收回主权，马上就会 对北京最敏感的社会团体和活动实施扫荡，首当其冲的目标有三：第一，带头争取香港高度自治权、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常被贴上" 逢中必反"的标签；第二，持续猛烈批评中国党政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反共"报刊杂志；第三，每年组织大规模集会、高调纪念1989年北京悲剧事件、要求为该 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间团体。
距离回归中国的日子越是临近，香港社会上不安定的情绪波动就越大。最糟糕的预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会重 演毛泽东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不过以上所列的三个"敏感温度点"不仅是本地社会所普遍瞩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人们预期，主权回归后，反北 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将会被变相软禁、限制其离开香港的自由，或者会被抓捕，或"人间蒸发"；对北京抨击最严厉的媒体将会被关闭；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广场的巨 型纪念集会将会被禁止，筹办该活动的团体则会被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个"敏感温度点"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一个也没有被触及；尤其是第三个，因为它是最具示范效应的。于是有人就说："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动手了"。然而，第一年没有变化，后来维多利亚广场的活动也没有被禁止。
为 此，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也是被外界视为北京头号"眼中钉"的李柱铭立刻对北京的宽容做法说了真诚的好话："现在，抓人看来是不会的，封报纸暂时也看不 到。这方面是好的。…… 另一个层次是禁止游行集会，都没有发生。"身为香港首席大律师、因职业训练而措辞谨慎的李柱铭，一句话响四方："看看香港大势，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 详见《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号第48-55页）同一时期，其他几位被视为铁杆"反共"报刊的主编，也作了正面的评语和"我是不会移民的"表态。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意外的乐观情绪，当然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的，是不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贯享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
回归之后：仅"人权"不够，还需"公民权"保障
在 刚刚回归的那段时间里，北京不触碰前殖民地的三个"敏感温度点"，对香港事务谨而慎之的处理方式，确实为北京在香港民间和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很多好评。有两 三家英文大媒体在回归前夕发表了"香港死亡在即"的惊恐评论，随即被广加嘲笑。热爱回归的人士说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偏见加无知"、"唯恐天下不乱"，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
不过，北京也许在最近两年里对那段时期的宽容谨慎方针感到后悔了——当 然这是站在中间立场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什么官方的正式文件。就是因为当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 坏的事情都未发生，这在为北京赢得好评的同时，随后也刺激了香港社会发生了北京不愿看到的状况——刺激了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自身权利的更多要求。
香 港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上街示威游行成为香港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也许在当今的北京决策层看来，是当初的宽容谨慎做法给了香港社会运动强化的信心和 土壤。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媒体频繁报道"北大人"（港人以此称谓来自北边遥控香港事务的大官们及派驻香港的官员）讲的话越来越"狠"、越来越具"火药 味"，说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变。
客观而言，香港社会运动的频发和强化，有其深层而广延的结构性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过去北京显得太"宽宏大量"。
必 须强调一个重要的民情（客观）和民意（主观）的转折，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的中产阶级及中下阶层眼中香港发生的"畸形病变"——十几年来香港的诸多问 题，大多数与民生民政密切相关，包括香港房价畸高，市民认为是地产大财团与官僚机构勾结，背后也得到了北京的认可。香港的物价急剧上升，市民认为过错是香 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关系中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香港本地的利益，主要诱因是泛滥的"自由行"，不仅带来物价飞涨，香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消失，内地 人来得太多，香港生活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忍受。从这些商贸中大大受益的是财团，而绝大部分社会经济成本却是由普通民众来支付。同时，香港出现的多起官员贪腐 行为，市民们也归咎于受内地影响。
这个抱怨的单子还可以延伸下去，有的细节列出来可能使内地读者不堪阅读，太情绪化。然而，香港普通百姓 日常生活的麻烦，多半与此有关。问题关键不仅仅在于这类抱怨的无穷无尽，而在于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结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为，根源在香港特区政府不 为本地民众服务，拿着本地人的钱，却为"北大人"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享受着本地纳税人的供养，特首享受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待遇，其年薪比美国总 统、英国首相的高很多很多。香港民众认为，既然特首的特高待遇来自香港的纳税人，他就应该以港人的福祉为己任，"港人治港、港人为港"。可是在最重要的问 题上，本地民众认为特首及其高级同僚未能维护和推进香港的地方利益。按照"纳税人是政府老板"的原则，特区特首及其政府成员显然是不称职的。
从 这里源发了普遍的政治诉求：香港居民要决定谁能够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的主管，他或她能够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在表达这一政治诉 求，但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年轻的，就越是要求此一积极权利，这就是"公民权"的核心要素。这些群体得出这个结论，是对基本人权在香港实施了二十多年的 不满足——仅仅有基本人权还无法保障他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温饱这类"保本"的水平上，他们要做特区政府的主人。
在 他们的语境中，回归的近15年来，从本地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来看，香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香港居民的开放性选举 来改变。"选票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文革后期有句名言："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意思是"一抓就灵"），这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从基本人权走到公民 权的最重要推动力。
公民权的核心要素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本地人如果是永久居民，则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subjects（臣民），而是citizens（公民），必须有普遍的政治参与权——这是他们眼下每时每刻都在高喊的口号。
香港社运：正处于"公民权"的初中级阶段
在北京看来，香港特区的特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或她怎么能够仅仅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如果某个特首认为北京的某项主要政策不合乎香港的本地利益，就顺理成章地公然拒绝接受，那怎么办？
更 具威胁性的是（这是指北京的担忧，不是说香港居民决心如此行动），选举本地区政府的主要官吏只是现代公民权的初级和中级表现，其高级表现还包括"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列宁的政党就是以此为手段，一劳永逸地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也即本地居民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分家单过、建 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就像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居民公投一样。如果允许香港居民开放性地选举本地政府的高级官员，若干年以后，他们再实施公民权的高级阶段， 那怎么办？他们要是这么做，台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这也就是香港问题的大背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问题的下一步、两步、三步的 处理，北京都是在"中国一体"这个大框架里运作的。我在本专栏上篇里讨论过的"两权"——主权和治权的矛盾，与本篇讨论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的 互动，纠结在一起，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冲突不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香港特区本身。
小小的香港，大戏还在前头。
丁学良，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
文章來源： http://goo.gl/HbtVp9
2014年9月22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在中文大学的百万广场举行罢课宣誓大会上篇：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 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 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 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 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 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 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 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 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 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 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 头。
对于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权问题，北京高层也没有长期考虑后拟定的方案。中共领导层内部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派最具代表性。一派 是"不动派"，即主张让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动，基本持续下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十多年里虽然主权未落实于香港，也并不影响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服务。 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继续有利。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变了，不能继续让英国管理。
争议纷纷之中，邓小平一锤定音， 决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这就体现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的那场著名谈话。根据英方的解密文件，邓小平讲话时，指主权问 题不能讨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否则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到时未能收回主权，新中国会跟清朝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就像李鸿章一 样……中国人民不会再信任他们的领导，中国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邓说不会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但最迟一两年后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 报》2013年3月24日有关英国解密文件的翻译）。
而邓小平只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管细节，这是他的决策特点。当时邓小平最关心的是 主权问题，那是他认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邓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时目睹了太多的中国主权被屈辱损伤，所以收回主权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大政治，是涉 及百年轮回的国运问题。至于香港回归后如何去管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细节如何，他并未作很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他那时考虑的优先问题，因为百废 待兴的中国还有总体改革开放的更大、更难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国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
在" 主权"这个最高层次下面的权力是"治权"，即管治权或治理权。同样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节证实了英国政府当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权"问题 中方不让步的最坏情况下，退一步要求中国把香港的治理权仍然保留在英国手中。这种两权分离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双重架构——中国是掌控香 港主权的"董事长"，英国则是负责香港日常运作的"总经理"。
解密文件显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撒切尔夫人与时任总理赵紫阳第二 次会面(第一次会面谈的是国际议题)，专门讨论香港问题。面对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归中国会引起全球来港投资方的信心危机，赵紫阳老实相告：" 如果要在两者间只选择其一，中国视主权优先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说，当年割让香港的条约依国际法仍有效力，若要废除它，需经英国国会通过法 律处理。她于是建议双方另立协议解决，让英国保留香港的治理权，以便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释：主权和治权不同，如果香港改变了治权，会产生 信心危机，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译文出处同上）。
英方的"二权分立"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离谱，它所依据的历 史事实是：香港在英国150年的管治下发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赶上了英国。香港1949年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继 续让英国按照过往的方式来治理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也能够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认同。
从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不出中国领 导人对"以治权换主权"有任何积极的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字里行间表明，中方并没有把主权和治权看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安排似乎很难被中国领导人理解。 此后的事态发展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最终决定是把香港的主权连同治权一并从英方收回，一刀两断。
我多年里老是记得当年读到的一个生动例子， 香港殖民政府后期最高位的华人官员邓莲如（她是英国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为了香港回归问题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了北京， 被邓小平接见。邓女士欲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向邓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治理香港担心害怕，是因为中国本身还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国大陆 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强香港对中国管治的信心。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训斥称:"请你们到北京来是讨论香港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告诉我怎么管理 中国"。确实，在邓小平眼里，能够告诉他怎么治理中国的人已经走了；毛泽东之后，还有谁够资格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无数、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
邓小平对主权象征的理解：换旗换督和驻军
香 港的回归，当然需要能够体现中国主权象征的安排和相应的举动。那时参与此事决策、地位仅低于邓小平的高层领导人有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过去兼任外交部长）和 耿飚（过去兼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他们认为签订了中英有关香港主权交接的条约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的安排就比较简单了。
周 恩来和邓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华侨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老干部，一次接见香港代表团时，他对主权变更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 十个字："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明报》2014年8月10日有关回归的资料特刊）。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归的关键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只要 把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把白皮肤的总督换成黄皮肤的特首，其它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减少。邓小平过去没有这么说，但他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基本 上是这个意思。
那时有关"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体现"官方定义所发生的唯一一次大风波，是邓小平对从1997年6月30日午夜开始，中国 军队是否在香港驻扎的问题公开发怒。整整30年之前，就在中英交接条约的最后文本敲定之际，邓小平当着所有被接见的记者们的面，怒斥两个领导人——黄华和 耿飚。这两位已经表示解放军在港不驻军，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而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飊及黄华，指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这令在场的人大 惊失色，更是令香港惊慌失措，英国也傻了眼。
客观而言，邓小平如此重视驻军，乃是一种本能。对于邓小平这种大半辈子带兵打仗、靠枪杆子得 了天下的强人而言，驻军是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邓不会忘记，近代中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占据小部分领地的一方有自己的军 队，占据大部分领地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干涉其管治的权力——这就是1937年后国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特区。如果没有军队，其他都是废话。连我这样的读书人当 时都对香港的亲中报刊主编说，我挺理解邓小平的说法，驻军只要是对外不对内，就是主权象征意义的，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看看英国殖民主义史 的两百年，在全球那么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英国人插国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走出去的英国公司的经商活动宣示其主权，一是通过军人的占领 宣示其主权。而中国只能靠派驻军队的方式，来支撑它在香港的另外两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换旗、换督"。
即便把这三大象征全算进去，也可 以看出，邓小平对"国家主权"的界定范围是不大的，没有巨细无遗、保罗万象。邓当时对治权也许是真的不怎么关注，他历来是管大不管小，管粗不管细，只要主 权在手，其它都好办。这说明，中国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与英国以及在英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精英层是很不一样的。在后者看来，主权的象征意义最 多就那么三条，其实际内容就是外交和国防；除此以外，其它都是治权。这便成为后来北京和香港多年来种种冲突的根源。
举例来说，1997年 4月，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要进驻香港，为7月1日主权交割做准备，香港十分紧张。当时的紧张情绪是少有的，许多媒体都在港深交界处的口岸等候解放军的入 港，后来还发生了纠纷。回归后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为何要带进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装直升机，这是香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军 车经常裹得严严实实，亦未经香港海关的检查，香港有人质疑这是否侵权，侵犯了香港的管治权力。北京则认为军队运作是代表主权的行为，不受地方海关的行政性 检查是正常的。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权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权。1997年7月1日之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经常在这类问题上被立法局议员和媒 体质问，他也讲不清。
主权和治权的纠结让北京香港之间越发紧张
简单总结一下。在一开 始，邓小平关注的只是主权，后来很快发生了摩擦乃至冲突，基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差别巨大。如何选特首，在香港许多居民尤其是白领中产 阶层看来，是属于治权范围，因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国防，只是负责香港的内部事务，北京不应该主导此事。北京则坚持，特首如何选的问题，是在主权范围 之内，我们不管，那还行？！这几个星期香港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数都是这类言论，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报道：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委员长张德江在前日小组讨论时指，香港普选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利益，预计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香港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中央已有心理准备。"出闸限"（即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门槛"要过半（指必须获得推选委员会过半票）方可成为正式候选者。
香 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谈及"白皮书"，强调中央不是不管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不同於管理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 和政策，实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张又不点名回应李国能早前撰文指"法官只应向法律负责"的说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 部分，法官是治港者，与司法独立无矛盾。
就在这一两天，北京会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终决定。大家早预测，它马上将触发香港街头的大规模反应，这就牵涉到"四权纠结"中来自民间社会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四权的纠结令香港很不安，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纠结，则需另外撰文来讨论。
下篇：从人权走向公民权的香港社运
这些运动的表现形态各异，已经成为国际观光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外地旅游 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头游行和集会，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们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在 很多外地人眼里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为艺术"。但是经过多年的细心观察，会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条主动脉——香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其主要 诉求越来越是从"人权"走向"公民权"（citizenship）。如果对这个主流走势缺乏理解，就谈不上实际有效的政策回应。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权来"保本"
在 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公告刚出台（当时尚无回归的具体安排细节）及其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间的社会运动主 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主权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纪末，基本人权在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之下，涵括的方面涉及个人 及家庭的生存、就业、财产安全、教育机会、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之类（参阅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这些基本人权在当时的香港被民 间社会广泛重视，并不难理解。就如我在本专栏前几篇评论里提及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间社会记忆中的逃难背景，太多的家庭经历过20世纪中国内地多次翻天 覆地的动荡，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类似的情况在主权转换之后的香港也可能发生，于是就有了设法保障人权的强大动机。这种理性的心态，如果借用市场经济的一个 俗语，可以称之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后，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大悲剧，证实了此前香港社会中有关回归前景的那 些悲观主义展望——基本人权在中国内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风暴，就会被剥夺掉。北京那场大悲剧之后，立刻发生的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的空前 绝后事件，半是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为自己的未来伤怀。议论多时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后来于1991年6月通过。
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我们可以说，基本人权的内容属于passive rights（勉强可以翻译为"消极、被动的权利"）——倘若丧失了这些权利，就难以维持现代社会里具体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这类权利还算不上是 positive rights （积极、进取的权利），后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权。在中英谈判决定香港要回归的那段时期，香港社会层面最关心的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确实 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体现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这些基本人权里。开明柔性的英国殖民主义专制直到临走之 前，赋予香港本地民众的权利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殖民主义制度的政治权利边界，即是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权——他们被称为 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香港回归：悲观的人权展望与意外的人权保障
当 时，香港社会对主权转换后局势的悲观展望是主流情绪，这种情绪最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敏感温度点"上。许多本地观察者预测，中国政府一旦收回主权，马上就会 对北京最敏感的社会团体和活动实施扫荡，首当其冲的目标有三：第一，带头争取香港高度自治权、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常被贴上" 逢中必反"的标签；第二，持续猛烈批评中国党政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反共"报刊杂志；第三，每年组织大规模集会、高调纪念1989年北京悲剧事件、要求为该 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间团体。
距离回归中国的日子越是临近，香港社会上不安定的情绪波动就越大。最糟糕的预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会重 演毛泽东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不过以上所列的三个"敏感温度点"不仅是本地社会所普遍瞩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人们预期，主权回归后，反北 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将会被变相软禁、限制其离开香港的自由，或者会被抓捕，或"人间蒸发"；对北京抨击最严厉的媒体将会被关闭；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广场的巨 型纪念集会将会被禁止，筹办该活动的团体则会被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个"敏感温度点"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一个也没有被触及；尤其是第三个，因为它是最具示范效应的。于是有人就说："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动手了"。然而，第一年没有变化，后来维多利亚广场的活动也没有被禁止。
为 此，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也是被外界视为北京头号"眼中钉"的李柱铭立刻对北京的宽容做法说了真诚的好话："现在，抓人看来是不会的，封报纸暂时也看不 到。这方面是好的。…… 另一个层次是禁止游行集会，都没有发生。"身为香港首席大律师、因职业训练而措辞谨慎的李柱铭，一句话响四方："看看香港大势，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 详见《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号第48-55页）同一时期，其他几位被视为铁杆"反共"报刊的主编，也作了正面的评语和"我是不会移民的"表态。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意外的乐观情绪，当然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的，是不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贯享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
回归之后：仅"人权"不够，还需"公民权"保障
在 刚刚回归的那段时间里，北京不触碰前殖民地的三个"敏感温度点"，对香港事务谨而慎之的处理方式，确实为北京在香港民间和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很多好评。有两 三家英文大媒体在回归前夕发表了"香港死亡在即"的惊恐评论，随即被广加嘲笑。热爱回归的人士说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偏见加无知"、"唯恐天下不乱"，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
不过，北京也许在最近两年里对那段时期的宽容谨慎方针感到后悔了——当 然这是站在中间立场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什么官方的正式文件。就是因为当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 坏的事情都未发生，这在为北京赢得好评的同时，随后也刺激了香港社会发生了北京不愿看到的状况——刺激了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自身权利的更多要求。
香 港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上街示威游行成为香港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也许在当今的北京决策层看来，是当初的宽容谨慎做法给了香港社会运动强化的信心和 土壤。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媒体频繁报道"北大人"（港人以此称谓来自北边遥控香港事务的大官们及派驻香港的官员）讲的话越来越"狠"、越来越具"火药 味"，说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变。
客观而言，香港社会运动的频发和强化，有其深层而广延的结构性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过去北京显得太"宽宏大量"。
必 须强调一个重要的民情（客观）和民意（主观）的转折，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的中产阶级及中下阶层眼中香港发生的"畸形病变"——十几年来香港的诸多问 题，大多数与民生民政密切相关，包括香港房价畸高，市民认为是地产大财团与官僚机构勾结，背后也得到了北京的认可。香港的物价急剧上升，市民认为过错是香 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关系中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香港本地的利益，主要诱因是泛滥的"自由行"，不仅带来物价飞涨，香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消失，内地 人来得太多，香港生活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忍受。从这些商贸中大大受益的是财团，而绝大部分社会经济成本却是由普通民众来支付。同时，香港出现的多起官员贪腐 行为，市民们也归咎于受内地影响。
这个抱怨的单子还可以延伸下去，有的细节列出来可能使内地读者不堪阅读，太情绪化。然而，香港普通百姓 日常生活的麻烦，多半与此有关。问题关键不仅仅在于这类抱怨的无穷无尽，而在于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结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为，根源在香港特区政府不 为本地民众服务，拿着本地人的钱，却为"北大人"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享受着本地纳税人的供养，特首享受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待遇，其年薪比美国总 统、英国首相的高很多很多。香港民众认为，既然特首的特高待遇来自香港的纳税人，他就应该以港人的福祉为己任，"港人治港、港人为港"。可是在最重要的问 题上，本地民众认为特首及其高级同僚未能维护和推进香港的地方利益。按照"纳税人是政府老板"的原则，特区特首及其政府成员显然是不称职的。
从 这里源发了普遍的政治诉求：香港居民要决定谁能够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的主管，他或她能够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在表达这一政治诉 求，但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年轻的，就越是要求此一积极权利，这就是"公民权"的核心要素。这些群体得出这个结论，是对基本人权在香港实施了二十多年的 不满足——仅仅有基本人权还无法保障他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温饱这类"保本"的水平上，他们要做特区政府的主人。
在 他们的语境中，回归的近15年来，从本地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来看，香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香港居民的开放性选举 来改变。"选票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文革后期有句名言："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意思是"一抓就灵"），这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从基本人权走到公民 权的最重要推动力。
公民权的核心要素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本地人如果是永久居民，则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subjects（臣民），而是citizens（公民），必须有普遍的政治参与权——这是他们眼下每时每刻都在高喊的口号。
香港社运：正处于"公民权"的初中级阶段
在北京看来，香港特区的特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或她怎么能够仅仅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如果某个特首认为北京的某项主要政策不合乎香港的本地利益，就顺理成章地公然拒绝接受，那怎么办？
更 具威胁性的是（这是指北京的担忧，不是说香港居民决心如此行动），选举本地区政府的主要官吏只是现代公民权的初级和中级表现，其高级表现还包括"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列宁的政党就是以此为手段，一劳永逸地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也即本地居民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分家单过、建 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就像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居民公投一样。如果允许香港居民开放性地选举本地政府的高级官员，若干年以后，他们再实施公民权的高级阶段， 那怎么办？他们要是这么做，台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这也就是香港问题的大背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问题的下一步、两步、三步的 处理，北京都是在"中国一体"这个大框架里运作的。我在本专栏上篇里讨论过的"两权"——主权和治权的矛盾，与本篇讨论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的 互动，纠结在一起，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冲突不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香港特区本身。
小小的香港，大戏还在前头。
关于作者
丁学良，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文章來源： http://goo.gl/HbtVp9
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
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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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來港宣的旨，不僅無法律基礎也違背立法精神。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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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屬於甚麼文件？其內容是否有法律約束力？有必要揭開其面紗，還其真實面目！
一、《決定》中關於特首普選的框架部份不屬法律範疇，不具法律約束力
《決定》在第二條用了四款對特首普選設置了條件，包括提名委員會按照原選委會的人數、界別和產生辦法；候選人為2至3人，並應取得提名委員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候選人（下稱「框架」）。
李 飛在簡介會上力證設定此「框架」的依據。李稱，特首選舉制度是香港的重要政治制度，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政權有權作出決定。據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十屆 八次會議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的說明，人大常委對特首選舉方法「是否修改」和「如何修改」有決定權。
無可否認人大常委會對特首選舉辦法的「是否修改」和「如何修改」有憲制決定權。但這裏指的「決定」，是法律性質的「決定」，該決定權的行使，要遵循法律程序。李飛及馮巍均沒有明示依據哪條法律。與香港立法有關的法律有三部，一是憲法，二是立法法，三是《基本法》。
據 立法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涉及「特別行政區制度」，「只能制訂法律」。為此，任何涉及香港特區政治制度的「決定」，只能是法律。特首選舉辦法的修改也是屬 於法律範疇，要完成修改辦法，只有兩條路：一是依據原生效的法律；二是人大或其常委會啟動新的立法程序。而原生效的法律與此有關的就只有2004年4月人 大常委十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下稱「04解釋」），該「04解釋」規定了修改選舉辦法的「五 部曲」。人大常委在第二步和第五步有憲政權。在第二步，明確規定人大常委的權力是對特首提出「需要修改」選舉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作出「確定」。據 此，人大常委在第二步行使權力時，有二個明顯限制：一是只能審查特首的「修改」請求，二是只能對該請求就「是否修改」作出「確定」。而特首梁振英於7月 15日提交給人大常委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特首報告），除了請求人大常委就 「是否修改」作出批示外，並無其他請求。對特首普選制訂「框架」並不在特首的報告之內。
為此，該條法律不能作為人大常委制訂「框架」的法律依據。 而李飛在1日下午在「高官介紹會」中聲稱，人大常委對「如何修改」也有決定權。依據是2004年4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的說明》（下稱04釋法說明），該「草案」在第三節確有「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決定權在中央」的表 述，但該文正是李飛以法工委副主任向人大常委就「草案」的說明，而當日通過的正式「解釋」即「04解釋」已刪掉「如何修改」的字眼。李飛應是心知肚明，才 不敢貿然在簡介會上引用。對「草案」的說明並非法律，顯然不能作為《決定》的法律依據。另一途徑要為特首普選制度制訂「框架」，據立法法第三節及《基本 法》及附件一的規定，有一系列程序規定。除了要走完前四步外，人大常委據立法法也有既定的審查程序。要有提案人如特區政府或國務院；要有法律委員會的審查 意見──而李飛在8月27日就決定草案向人大常委的說明中，關於為何要制訂「框架」作了詳細解劃：人大常委在審議特首報告期間，從報告列明的內容、深圳座 談會的發言、列席常委會人員的發言發現，有「不少意見」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對特首報告作出決定時，應就特首普選的核心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並有「不少意見」建 議提委會完全照搬原選委會、候選人限2至3名並要獲得提委會半數委員支持。常委會在徵求港澳辦的意見後，因此「認為」應就特首普選「如何修改」的核心問題 作出「決定」。
這一解劃表明，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自常委的「認為」，而常委的「認為」來自特首報告中列明的不少意見及深圳座談會不少人的發言、列席會議人員的個人看法。既無合法的提案人，更無經法律委員會審查。這一「決定」從內容和程序，顯然不是上述立法法及《基本法》規定的法律。
那 《決定》是甚麼東西？李飛在簡介會上洩露了天機。李在簡介會上的講話第二段明確承認，常委會以「會議認為」的方式，闡明了「特首普選產生辦法」涉及的一些 重大問題的「觀點和立場」，因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其「觀點和立場」就是「國家的觀點和立場」，具有權威地位。即是說，「決定」是人大常 委會具有權威地位的「認為」。但無論其地位多高，即使是全體中共常委的「認為」，在經過法定程序立法前，都不是法律。「認為」可因時因人而改變，而法律卻 不可。
實際上，《決定》本身已否定了自己的法律地位。《決定》第三條明確表明，「框架」原則要經過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並被批准後，才可成為規 定，才有法律約束力。如果如馮巍所說，《決定》本身就是法律，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具有約束力，那麼就產生了兩個法律悖論：其一《決定》規定的「框架」要經 過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才可履行，不通過就不能履行。人大常委法律尊嚴何在？有這種要另一機構批准才可履行的法律嗎？其二，《決定》如果是法律，立法會 就要遵守並通過，否則即是違法。那麼，這又明顯違背《基本法》。
據此，《決定》並非法律，對特區政府、立法會毫無約束力。其本質就是一批參與審查 特首報告的常委的集體「認為」。既是「認為」，無論其地位多高、人數再多，在經立法程序變成法律之前，仍是某些只能就是否批准修改方案作決定，而無法表明 中央「如何修改」的意志，這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現有法律，中央只有在上述第一、五步通過批准與否行使決定權，而無「提出修改意見後通過特首執行報立法 會審核」的安排。中央若認為有必要在「如何修改時」體現自己的修改意志，那應通過司法解釋或重新立法；其次，該理由的前提是建立在特區政府在提出的方案不 能體現自己的意志的判斷，或對特首不信任，這顯然不能自圓其說。
二、《決定》暴露了中央治港政策思維的混亂
1.李飛在「高官簡介會」上公開承認，設定「框架」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也就變相承認中央對提委會控制的目的和追求，但又多次表態，提委會不排除任何不同政見者，對與中央對抗者也是公平的；
2.李飛等眾多中央高官多次申明，只要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就有可能當選，就等於承認香港選民多數是支持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的。這一結論與其天天聲稱大多數港人是「愛國愛港」主張相對立，變相地否定了17年來擴大「愛國愛港」陣營的成績；
3.《決定》中設定中央在五部曲第二步就要介入「如何修改」，排除特首及特區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懷疑特首會違背中央意志或無能力體現中央意志，即對特首完全不信任。這與其一貫對特首的評價是不脗合的；
4. 中央拒絕與其不同政見者參選一重要理由是，危及國家安全。但是，只有在沒有真普選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誘發大型社會運動，西方反華勢力才有介入滲透的基礎， 才會危及國家安全。而即使與中央對抗的人被選上，中央也可以不予任命，其結果最多重選而已，根本無任何可危及國家安全的機會。
撩開《決定》的面紗 可以看出，《決定》是在思維混亂的治港政策指導下作出的，不僅無法律基礎也違背立法精神。港人不必將之奉為神明當作真普選的桎梏。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告 訴那些畏懼中共強權的怯弱港人，不必被《決定》嚇倒，無奈接受「袋住先」，投入或支持抗爭；二是提醒泛民的智者，不要因《決定》而絕望，只要堅持不懈的抗 爭，真普選之路是敞開的。
港人要求真普選沒有錯。
施路
文章来源: http://goo.gl/WKd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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